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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问 无边“孽海”几多深

红楼五百问 作者:王家惠


第三十五问 无边“孽海”几多深

贾宝玉在太虚幻境,先转过一座石牌坊,便见一座宫门,这是太虚幻境的正门,门上横额是四个字:“孽海情天。”

“孽”一般做灾害、祸妖解,在这里却与“业”字通用,“孽海”即“业海”。我们通常说“作孽”即是“作业”。佛教认为我们眼中所见的世界是一个因缘和合而成的世界,因果的世界,种什么因便结什么果,种善因得善果,种恶因得恶果,种恶因就是“作业”。业有三种,一为身业,即行为;二为口业,即语言;三为意业,即思想活动。这个“孽海”即“业海”,专指种种恶因聚集如无边大海,人们在这孽海之中陷溺沉沦挣扎号哭无有出头之日,所以也称苦海。用在太虚幻境的牌坊之上,则专指情欲所造之无边恶业之海。佛教很干脆,把欲呀情呀爱呀一股脑儿斥为恶业,若不把这些东西彻底断除,就永无出头之日。曹雪芹却加以分别,把皮肤滥淫视为孽海,爱情则视为情天。但是这孽海与情天又是一个物事的两面,退一步即孽海,进一步即情天。不管孽海也罢,情天也罢,归根结蒂还是一个苦字。

曹雪芹推崇爱情,反对淫滥,有目共睹,“孽海”两字就是他对当时社会尤其是贵族阶层淫滥现象的具体概括。我们的祖先很奇怪,他们对于婚姻极度推崇,对于爱情却极度排斥,对于“性”极度重视,对于“情”却极度蔑视。对于婚姻的推崇不必多说,今日之人毫不隔膜,对于性事的推崇,却未必都了解。许多现代人印象中好像我们古代先人对于性事也如对于爱情一样严格防范,其实不然。古人防范的只是爱情,却非性事。据说国外许多国家有性器具展览,其中以我们中国所产独占鳌头,无人能比。现今出土发现已经有唐代青铜制保险套面世(曾有照片发表,我则怀疑那是女性专用器具),唐代医书《玉房指要》中已经详细记载解说性爱姿势达三十种,据说其衍生姿势可达九十余种。敦煌石室所出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简所著《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对于性爱过程、性爱姿势、性爱技巧的描写已达出神入化的地步。从这些现象看,我们的祖先早已不把性爱看作简单的生殖手段,而是看作至高的人生享乐。

若是仅只于这个程度倒还罢了,祖先们还把它提高到宗教层次,引入医学领域,通过性事可以医治诸多病症,还可以成仙了道。在早期道教中,房中术与服食、修炼鼎立而三,独树一帜。黄帝御一千八百女而成仙,彭祖夜御数女而长寿,道士们对此深信不疑。就是北宋时期出现的内丹派之南宗、北宗,其修炼方法均与性事、性机能有密切关系。

在民间,这种东西也大行其道。丰润在清中、晚期以画业名扬全国,城内画坊林立,至清末民初已是强弩之末,尚有三十余家。这些画坊的出品,一是仿制古画,再就是绘制春宫图,也就是各种性爱姿势。有的制成折扇,供文人雅士们赏玩;有的制成册页,女儿出嫁时压于箱底,作为性教育的教材。当时中国的这种产品以丰润为最精良,清代同治皇帝在皇宫中看的就是丰润制作的春宫图,他最终也因性事不洁,身染性病而亡。人们还把这种东西绣于女人兜肚的里面,雕刻在架子床的顶板,甚至把它作为一种消防设施来使用。据说中国的火神是女性,女的见到这种东西会害羞而逃,所以旧日藏书家们大抵要在藏书室中放置这种东西,“春宫图”便有了一个雅称叫作“避火图”。

由此看来,旧日中国,性简直无处不在,构成无边孽海,若使人们脱离孽海,便须以爱情为舟筏,登岸之后舟筏亦须舍弃,这便是太虚幻境所提示的道理。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性爱并非做孽,应予肯定,这毫无疑义。但亦不可过滥,过滥则生种种弊端。以往一切性器具、性技巧、性理论均可作为文化现象加以严肃认真的研究与继承,这也毫无疑义。可是在旧日中国,对于性爱毫不遮饰,对于爱情却持严密防范、坚决排斥的态度,这就构成一种很矛盾的文化现象。

贾宝玉就是在这种矛盾的文化氛围中长大,贾府中的男人几乎没有不在性爱方面用功的,他也不能例外。我们在看到宝、黛爱情之纯真时,应该同时看到贾宝玉的这一面。如果看不到贾宝玉的这一面,就不是一个完整的贾宝玉。他与袭人的私情是书里明写的,从晴雯的话中看,他与碧浪(痕)的关系也很暧昧,与秦钟、蒋玉菡等人也难以说清。在这一点上,他与贾家男人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唯一的区别是他的淘气比别人精致一些。可是他却遇到了林黛玉,真心地爱上了林黛玉,这种爱又是超乎肉体之上的纯粹的精神爱恋,他便跨越了旧时代所许可的界限,成为不容于世的人物。《红楼梦》这本书所着意肯定的正是这种纯粹的爱情。因了这种肯定,它也成为众多卫道士们攻击的对象。有人说它是“大盗不操戈矛”,表面不着淫字,却最能移人性情,其着眼点就是看到了它对于爱情的肯定,其危险性远远超过对普通淫欲的宣扬。

这一种现象很费解,有人说这是孔夫子的过失,因为他老人家提倡礼制,造成这种局面。我觉得这有点冤。据《礼记》,确实对于男女之防有很多规定,但只限于贵族男女,普通百姓间的爱情还是很自由。那个时候还有类似现在某些少数民族“花儿会”之类的活动,春季的时候男女青年到河边洗澡对歌,互赠礼品,“私奔不禁”。从《诗经》中一些篇章来看,也毫不隐讳地对此做了生动描绘,孔子却说“思无邪”。孔子的父母“野合”而生孔子,所谓“野合”也就是没办理正规手续,我们的圣人是“非法同居”的产儿,可是他并没有因此而受到歧视。孔子的儿子伯鱼先孔子而亡,伯鱼的妻子后来亦改嫁了,此事明载于《礼记》。从整部《论语》来看,孔子对于男女关系没有说过一句话,可见这个问题在当时并不成为一个问题。

也有人说,自打北宋理学家们提出“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中国才一步一步对于爱情有了诸多限制,这是封建制度走下坡路的征候。这是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但也觉太过简单,掩盖了许多极其复杂的机制。

爱情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一种文明发展到高级阶段才会产生的东西。我国文学史上颇有一些作品被误认为歌颂爱情的作品,比如《孔雀东南飞》《西厢记》《牡丹亭》,这些东西所写无非是男才女貌甚至男貌女貌,着眼还是肉体的爱恋,与那些淫滥的作品之区别不过在于执著与专一,而执著专一并不是爱情的本质特征。真正的爱情是心灵的契合,基于肉欲超乎肉欲,着重在心灵的层面展开。《红楼梦》之超绝就在于它恰恰在这个方面对于宝、黛爱情做了深度开掘,它不是预示一种文明的没落,更大意义上在于预示了一种文明的成熟与新生。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限于篇幅,这里先点一下,往后随时来谈这个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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