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乐人生

平心而论，我的童年和少年更多的是在少不更事的时光中度过的，对于我来说，谈不上叛逆，即使偶尔倔强也是性格使然。但是随着我渐渐长大，开始受制于各种现实境遇，成年以后所遭受的挫折让我的倔强性格渐渐变成了一种抗争。也许正是这种抗争，使我的人生之路充满变数。

我是个“犟种”

母亲一直说我是个“犟种”，是头“倔驴”，直到她临咽气时还叮嘱我：“四儿啊，你做事能不能别像一头倔驴犟到底啊？”我没听。

一路走来，有成功，有失败。细究原因：成功是因为我倔强，失败是因为我太倔强。

故乡的云一直遮着我的心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古往今来，文人墨客因为怀念故乡而留下许多经典名句。然而，每当我读起这些名句，都有一种莫名的伤感。儿时有一首歌叫《谁不说俺家乡好》，至今久唱不衰，但我一听就想哭，因为家乡让我伤心，我很难以家乡为傲。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没有故乡的孩子，故乡的乌云一直遮着我的心，每当想起故乡，我的心便不再晴朗。

其实，我的家乡举世闻名——它位于辽东半岛最南端的旅顺口，我就住在东临黄海、西濒渤海、南与山东半岛隔海相望、北依大连市区的老铁山下。

旅顺口历史悠久，汉代时属沓氏县，东晋时名“马石津”，隋唐时谓“都里镇”，元代时称“狮子口”。明洪武四年（1371年），明太祖朱元璋派马云、叶旺二将率军从山东蓬莱乘船跨海在此登陆收复辽东，因海上旅途一帆风顺，遂将“狮子口”改名“旅顺口”，一直沿用至今。

旅顺口后来的历史发展并不像它的名字那样一帆风顺，作为兵家必争之地，它历尽沧桑：1880年，李鸿章在此建立了北洋水师；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1月21日旅顺口被日军攻占，日军进行了大屠杀，血洗全城，我的第一个奶奶就是因为在家里“包小脚”无法逃跑而悬梁自尽的；1898年5月7日，沙俄迫使清政府与之签订了中俄《旅大租地条约》，强租军港旅顺口和大连；1904年2月8日，日军偷袭旅顺口，日俄战争爆发，最终日军占领旅顺口；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根据《雅尔塔协定》，旅顺口恢复苏军租借权，直到1955年，苏军才将旅顺口归还给中国。如今，经过战乱的旅顺口已经成为举世闻名的国家级旅游胜地。

我们单氏家族是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前从山东漂洋过海落户到旅顺口老铁山下的。就像旅顺口的历史境遇一样，单氏家族也经历了百年沧桑。我爷爷的第一个老婆被日军逼死后，爷爷又娶了第二个老婆，就是我的亲奶奶。奶奶生了三个儿子，我父亲排行老二。因为家境贫寒，父亲没有念过书，十三岁便只身来到沈阳（当时叫奉天）学徒，后来成了一位技术高超的裁缝。

1946年2月14日，我在沈阳铁西区富贵里出生，我兄弟姐妹共八个。在六个兄弟中，我排行老四。

1948年，辽沈战役前的一天，父亲抱着我在门口乘凉，我的一个干姑父将父亲拉到隔壁。隔壁屋里坐着十几个人正在开会，说是动员大家参加国民党。父亲说：“我是个裁缝，拉家带口的，除了会写自己的名字，会写几尺几寸外，其余什么都不会，我参加那个干什么。”说完就抱着我离开了隔壁小屋。然而就是这么一段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经历，却成了我父亲、成了我们全家包括我终生的噩梦。

1949年年初，沈阳风雨飘摇，父亲做裁缝已无法养家糊口，于是用一副担子一头装着缝纫机、一头装着我，带着全家逃荒回到旅顺。当时，旅大地区已被苏军解放并实施军事管制，父亲带着全家夜里偷偷渡河过关卡，不料抱着妹妹的母亲失足跌倒落水，情急中的父亲扔掉扁担去救母亲，却将三岁的我淹在水中。我凄厉的哭声惊动了苏军士兵，他们将我救起来抱上岸，在查清了我们只是往家乡奔的难民后，友好地放行，还给了我们一块黑列巴（黑面包），这让父亲对苏军充满了好感。

回到旅顺老铁山后，我们全家挤进了爷爷的破草房子。我清楚地记得，1949年刮台风，我们家屋顶到处漏雨，母亲把锅碗瓢盆摆满了炕上地下，用来接雨水。我兴奋地在接雨水的碗盆中间跳来跳去，突然一阵狂风，卷走了我们家的茅草屋顶……

因为做裁缝的手艺高超，加上对苏军友好，父亲被招到旅顺苏军将校被服厂当裁缝，专门为苏军将校级军官做军服。母亲则在家里带着孩子们下田务农。

1950年，新中国开展了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要求一切有历史问题的人必须立即坦白交代。胆小怕事的父亲也向组织上“交代”了他在沈阳抱着我到隔壁参加过一次会议的情况，由于没有证据证明父亲参加了国民党，于是父亲就被列为“历史上有污点的人”。

1953年，苏军开始陆续撤离旅顺口，苏军将校被服厂解散，父亲因为手艺精湛，被特招到北京，专门给中央首长做服装。这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是一份了不起的荣耀。父亲在亲邻的艳羡中风风光光地坐上火车赴京。然而，就在我们全家也兴奋地准备举家搬迁到北京的时候，父亲突然沮丧地回来了——政治审查不合格，“历史上有污点查不清”。

“历史上有污点查不清”的人还不如“历史上有问题已查清”的人的日子好过。假如父亲是国民党党员或者有什么历史罪行，只要是查清了，定性了，日子都能过，问题是“查不清”！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历史上有污点查不清”就意味着是历史悬案，就意味着可能还有更严重的罪行，就是一个不能相信、不能重用的人。

父亲被从北京清退回来后，就在国营的旅顺被服厂当了工人。按理说父亲是贫下中农出身，又是工人阶级的一分子，在那个年代应该多自豪啊。可是不行！因为“历史上有污点查不清”，父亲就成了被“内控”的人，每到工厂开职工大会或者传达上级指示的时候，领导就会喊一句：“历史上有污点的人不能参加！”父亲就得在众目睽睽之下离开会场，这种尴尬和羞辱让老实得连话都不会多说的父亲无地自容。

因为忍受不了政治上的不信任，父亲不知回家流了多少泪，最后，在母亲的劝说下，父亲毅然辞去了国营工厂的工作回家务农，和母亲一起给生产合作社喂猪。

父亲的工作很努力，他竟然被评上了“旅大市畜牧业先进工作者”，戴上了大红花，还得到一条白毛巾和一块印有鲜红大字“旅大市畜牧业先进工作者”的篷布围裙作为奖励。

然而，打击又来了，有人激愤地向组织上反映：“集体的猪怎么能让历史上有污点的人喂呢？一旦把猪毒死了怎么办？”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大幅标语张贴到养猪场的当天，父亲和母亲就被调离了养猪场，下地锄田了。

在接下来的年月里，每当村里大喇叭一喊“‘地富反坏右’分子和历史上有污点的人马上到生产队开会”，父亲就哭，以至于后来每每听到村里大喇叭响，父亲都会情不自禁地手发抖。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让父亲的人生受到严重冲击，在那个“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年代，父亲自然被审查、被批斗。父亲绝望了，几次要自杀，母亲和全家人日夜寸步不离地守在父亲身边，不给父亲一分一秒独处的机会。亲情终于使父亲度过了艰难的岁月。

由于父亲的原因，我们兄弟姐妹八个都受到了一定的牵连：当兵当不了，入党入不了，提干提不了，考大学政审不过关。所以，我们兄弟姐妹八个尽管都很聪明，学习成绩都很优异，但没有一个报考大学，学历最高的是高中和中专毕业。而我儿时的许多梦想都因为父亲的缘故化为泡影。政治上受打压，经济上贫困潦倒，我甚至连一张儿时的照片都没拍过，以至于在整理这本自传的时候，我几乎找不到二十岁以前的照片。而对生我养我的家乡，我心中有怨，只想早点儿逃离这块让我伤心的土地。1963年我初中毕业，因为学习成绩优异，班主任老师一直希望我报考旅顺最著名的高中——旅顺一中，以便将来考清华、北大。然而，一是因为家里穷，二是因为我患了神经衰弱，最重要的是我想永远逃离这个让我伤心的地方，所以我坚决报考了不收学费又能离开旅顺的旅大师范专科学校。尽管班主任老师一怒之下撕了我的报考表，但我还是毅然决然，坚持不改。

1966年毕业于旅大师范专科学校，这是二十岁前仅有的一张留影，当年的小伙是不是还挺帅？

离开旅顺去大连报到的那一天，我天没亮就摸黑离开了家，连头都没有回，我下决心一辈子不回来。

我在旅大师范专科学校中师毕业时，按照当时的分配政策，毕业生“哪儿来哪儿去”，我必须回旅顺口区教学。我上来了犟劲儿，赖在区教育局分配办死活不走，我提出哪怕是分配我去新疆、西藏都行，只要不回旅顺。然而分配办就是不同意，我气得当场就昏倒在地，这一昏救了我，领导特批我可以不回旅顺，将我分配到靠近旅顺口区的甘井子区营城子公社郭家沟小学。呜呼，我终于逃离了故乡。

“文革”后期，我的一个本家哥哥当了村长，他对父亲说：“二叔，你如果老戴个‘历史上有污点查不清’的帽子，你到死都得背着这个污点，儿女们也都得跟着你受牵连。干脆，你就承认你是国民党党员，我把你档案改为你是‘普通国民党党员，但没有活动，历史问题已查清’，你说好不好？”父亲哭了一宿，终于点头了。

父亲是患肺癌去世的，临死前，他含着泪说：“我牵连你们了，可我真的不是国民党党员，我冤死了啊！”

事情过去了很多年，我心中的怨恨也逐渐淡去，有时候我也这样宽慰自己：“不要怨恨家乡父老，那是一个时代的错误。”然而，我还是对故乡没有那份深深的情，每当想起故乡，我的心便蒙上了乌云。

我的作家梦从老师的一句话开始

童年，正是人生的懵懂时期，父母或者别人的一句话都可能影响你的一生，我也如此。

1954年9月1日，我在旅顺铁山乡中心小学读一年级。开学的第一天，全校师生到海边野游，当年的海滩遍地都是大小不一的鹅卵石，同学们都兴高采烈地翻找鹅卵石下的小螃蟹。新班主任老师问：“同学们，这些磨石蛋子（我们那地方把鹅卵石叫磨石蛋子）原来都是带棱带角的石头，你们说石头怎么会变成了磨石蛋子呢？”大家争先恐后地回答，有的说用锤子砸的，有的说用铁锉磨的，有的说用砂纸蹭的，我在一旁不言不语。老师指着我：“那个同学，你说！”我胆怯地说了句：“让海水冲的吧？”同学们哄堂大笑：“水还能把石头磨平了？胡诌！”我脸红脖子粗：“就是海水冲的！”老师一下子把我抱起来，高兴地说：“你答得很对，是海水冲了石头，石头互相摩擦，日久天长，石头就成了磨石蛋子！你非常聪明，将来你要当大作家、大科学家。小班长就你当了！”于是，我当上了小班长。从此，“将来当大作家”就成了我的梦。

当上小班长，我可把这个“小官”当成大事了！从我们村到铁山小学有五里地，每天上下学，我都把我们村的十三名同学集合起来，吹着哨子“一二一！”排队走。

一天放学，我正带着十三名学生列队走在回家的路上，一辆苏军大卡车停了下来。车上跳下来一个苏联军官（那时候旅顺还有苏联的驻军），他从大卡车上拿了一个白列巴（白面包）、一个黑列巴（黑面包）给了我，每个列巴都像小枕头一样大。苏联军官拍拍我的脑袋，连声说：“哈拉少！哈拉少！”原来是因为我带领同学们整齐列队回家，苏联军官看了一高兴而给我的奖励。与此同时，苏联军官又分别给每个女同学一个白列巴，给每个男同学一个黑列巴。哈！我们十四个人夹着枕头大的列巴排队往家走，劲头更足了！

消息迅速传开，第二天早上，我家门口就聚集了全村从一年级到六年级的同学，从此我吹着哨子，带领全村五六十个学生天天列队上下学。然而我们望穿双眼，再也没碰到苏联军官运面包的卡车停下来。不久，这支队伍又恢复到了十四个人。

作文课，老师出了个题目：我最高兴的一件事。我写了《大列巴的故事》，这应该算是我的第一个作品，老师让我在全班同学面前范读，我沾沾自喜。不料读完后，老师在肯定我写得好的同时，又批评我，说选的这个故事中心思想不积极，不应该把分大列巴当成高兴的事，只给了我三分。我不服气，当场哭了。我不理解，既然让我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读作文，还夸我写得好，为什么才给我三分？写大列巴的故事怎么就中心思想不积极了？当天我也没组织同学排队回家。

那时的老师真敬业，晚上，班主任老师就来我家家访。我躲在门后不见老师，还冤屈地哭了。母亲跟老师连连赔不是，说：“老师你别生气，我四儿是个‘犟种’，等我收拾他！”班主任老师在妈妈面前把我好一顿夸，然后说作文代表一个人的思想，中心思想不正确，将来会犯大错误的，妈妈吓了一跳。从此，“中心思想”这四个字牢牢地扎根在我幼小的脑海中，甚至影响到我今天的创作。

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我就迷上了长篇小说，读了《三侠五义》《九命奇冤》《洪武剑侠图》《水浒传》《三国演义》等。我如饥似渴，别人看小人书，我觉得小人书看了不过瘾，什么书厚我看什么书，很多字看不懂，全靠查字典。古有囊萤映雪的佳话，我有布衾挑灯的笑话。那时家里没有电灯，用的都是玻璃瓶子捻上棉绳做的煤油灯，看书看到天亮，两个鼻孔全是黑的。有一次，因为母亲不让我点灯熬油，我就将煤油灯蒙在被子里看书，不小心烧了被子，自然挨了一顿打。

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了，那时候我还什么都不懂。一天早上，班主任高老师没来给我们上课，校长却领来一个眼睛有点儿斜的男老师，姓林，说是当过解放军飞行员，接替高老师当班主任。因为高老师对我太好了，所以放学后我就一个人跑到高老师家，高老师搂着我就哭，说她再也不能当老师了，她被定为右派了。原来当时反右斗争抓右派分子是有名额要求的，高老师说话直率，又正好生孩子在家坐月子没上班，就被顶上名额打成右派分子了。而这些事对于作为一个小学生的我，当然一无所知，于是我在日记里就写了《我最喜欢的老师走了》，细数高老师的好。当年的日记没有什么隐秘，好像都是写给别人看的，班级墙报上经常贴满了同学们写的日记。林老师发现了我的日记，把我叫到办公室，一顿批评，眼珠子瞪得特吓人，我至今忘不了林老师那只受过外伤而且有点儿斜、眼球外凸的眼睛。林老师说：“高老师是‘五类分子’（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被开除了，你不能替坏人说好话。”我心里很不服：“这么好的女老师怎么能是坏人呢？”没文化的母亲则说：“以后不许写日记！写日记又费笔又费纸，老师又不给评分，还受批评，有什么用？好好学习吧！”小“犟种”这回没跟母亲犟，于是把所有的日记本全烧了，从此不再写日记，至今也没有留下一篇类似日记的东西。不过打心眼儿里说，我小时候对“地富反坏右”不那么恨，原因之一是我那老实得不能再老实的父亲属于“历史上有污点的人”，而“历史上有污点的人”是和“地富反坏右”连在一起的；原因之二就是高老师太好了，我不知道一个好人为什么突然成了坏人。

小学四年级，我当上了少先队大队长。我们村临时住了几个解放军战士搞部队养猪场。我一直盼望当解放军，每天晚上都缠着解放军班长给我讲武侠故事，我还恳求班长叔叔回部队请示一下，能不能跟我们村的小学生搞一次联欢会。班长叔叔特喜欢我，就回旅顺军营把情况说了，连里领导表示同意。我兴奋异常，马上开始自编起节目来。记得我编了一个因为不讲卫生拉肚子的相声，还编了一个歌颂解放军的三句半，叫什么名字都忘了。

一个星期天，我带着我们村六十多个学生，唱着歌，步行二十多里地来到旅顺军营。连长真拿我们当回事，不但组织战士们看了我自编自演的烂节目，还让厨房给我们做了一顿饭，主食是高粱米干饭，菜是萝卜丝小豆腐。这一顿饭吃得太香了，至今我还忘不掉那个萝卜丝小豆腐的味道。

联欢会结束后，部队用大卡车把我们送回了家，还赠送了一百本图书。当我把一百本图书交到少先队辅导员手上时，我又成了校内校外人人称赞的人物。校长说我太有领导才能了，将来一定会当个大干部。而我当时最兴奋的是我给解放军叔叔演了我创作的第一个曲艺节目。其实那个节目编得很幼稚，今天回想起来，自己都觉得极可笑，我不由得打心眼儿里佩服那些解放军叔叔，他们怎么能耐得住性子看我的烂节目呢？

1958年的“大跃进”，可给了我少年施才的绝好机会。那年头，全民大炼钢铁，我们经常不上课，拿着小铁锤漫山遍野地找铁矿石，老铁山沟沟岔岔拥满了找矿石的大人、小孩儿，家家户户的门把手、门合页都被卸下来扔进了炼铁炉。

1958年的“除四害”运动更让我们兴奋。学校大黑板报写着每个班级每天消灭的老鼠、苍蝇、麻雀和蚊子的数量；每个班级的小黑板报上，则是写着每个同学消灭“四害”的数目。苍蝇是要按每天打死多少只数的，老鼠是要按每天有多少根老鼠尾巴算的，而消灭的麻雀则是按每两条麻雀腿算一只登记的。为了抓老鼠，我们把好好的田地挖了许多坑；为了多抓苍蝇，我带的午饭不舍得吃，将玉米面大饼子抹上臭豆腐放在教室外招苍蝇，等苍蝇闻到臭味在玉米面大饼上聚满时，我一个大苍蝇拍打下去，然后将死苍蝇一只只用筷子夹起装进小瓶子。因此，我每天消灭苍蝇的数字是最多的，我也成了“除四害”的先进典型。不过我不吃午饭、用大饼子抹臭豆腐招苍蝇的经验让学校大喇叭一宣传，引起不少同学的效仿，他们早晨都带着臭鱼酱、臭虾酱到学校，结果搞得满教室臭烘烘的，倒把苍蝇都引进了教室，于是这个办法很快就被学校制止了。当时，一根老鼠尾巴算消灭一只老鼠，有的同学很狡猾，就把一根老鼠尾巴剪成两截，算是消灭两只老鼠，然而这些都被我这个班长给识破了。为了杜绝谎报数字的情况，学校专门把各班班长集中在一起，由我介绍如何识别造假的老鼠尾巴。今天我们有些人谎报产值，我觉得一点儿不奇怪，我们小时候就会了。

抓麻雀更是一件让我兴奋不已的事：那年头，为了消灭一只麻雀，那真是全民上阵，大人小孩儿你喊我叫，有吹喇叭的，有敲铜锣的，有敲队鼓的，有敲脸盆的，有敲铁片的，而我则打着竹板，大声念着自己编的快板书：“小竹板，！小麻雀，快死光！小朋友，上前方！”愣是把麻雀惊得无处落脚，直接从天上掉了下来。过了许多年，我们突然得知麻雀又成了益鸟，唉，当年轰轰烈烈消灭麻雀的全民行动原来是错的！

“大跃进赛诗会”可给了我施展才华的好机会。那时候真是吹牛皮不上税，你能吹，我比你还能吹，满大街都是标语口号：“亩产万斤粮，一夜进天堂！”“一条大鱼装满船，一棵麦穗扁担长。”比比皆是。而各种诗歌比赛也搞起了“大跃进”，大家现场编现场演，看谁编得多编得好。我编顺口溜又快又押韵：“大苹果像脸盆，大西瓜赛车轮，一根黄瓜扛不动，少先队员真高兴！”我怎么那么能吹牛啊？诗歌比赛大会我拿了好几个奖状，想当作家的梦想更强烈了！

1959年，我们提前进入了“共产主义”。生产队搞起了集体大食堂，家家户户的锅都砸了，用来大炼钢铁了，每顿饭都端着盆到生产队大食堂免费领饭吃。母亲在集体大食堂做饭，专烀玉米面大饼子。集体食堂的大铁锅实在是太大了，母亲在家里烀饼子的时候，饼子只有巴掌大，而在生产队的大食堂烀饼子，一个大饼子都五六斤重，得用胳膊摊。开始那些天，全村人每天都排着队到生产队领大饼子、萝卜丝汤，吃得那个香啊！家家不用做饭，天天白吃白喝，人多还热闹。于是我的作文《共产主义是天堂》又把集体大食堂一顿夸，把在大食堂做饭的母亲一顿夸！然而好景不长，首先是做饭的母亲被撸了下来，“历史上有污点”家里的人连给生产队喂猪都不行，怎么能喂人呢？下毒怎么办？阶级斗争观念太不强了！

不久，集体大食堂就办不下去了。社员们实在吃不惯天天大饼子、萝卜丝汤，尤其是中午学生带饭，大食堂更是忙不过来。热闹一阵子的集体大食堂散伙了，我和哥哥又从土杂商店里买来一口铁锅，重新吃上母亲做的“一锅炖”，真香！小锅饭就是比大锅饭好吃，一夜之间从“共产主义”又退回到“社会主义”，那儿篇作文也让我悄悄撕了。

共产主义没有提前实现，三年困难时期却突然降临了。1960年到1963年，正是我读初中的三年，也是我长身体的三年，却碰上了饥饿的年代。在每个人每天只有三两粮的年月里，我吃过榆树皮、玉米秸、地瓜藤、豆腐渣。那时候我每天想的就是怎么能填饱肚子，将来当大作家的梦再也没做过。每天放学回来，我们兄妹就会分别扛着一把镐头，揣上一把玉米种子或黄豆种子到山里去开荒，刨一小块地方，就扔上几粒种子，然后再找一条沟，找到能开荒的地方，再挖几个坑栽上秧苗，以至于到秋天收割的时候都记不住到底在哪里开了多少荒。

肚子太饿了，哪有力气开荒啊？我躺在山沟里看屎壳郎如何滚粪蛋：一坨刚拉过不久的牛粪上，爬来一大一小两只屎壳郎，我分析大的是公的，小的是母的，这是一对夫妻。公屎壳郎先是在牛粪上选择最厚的一坨，顺时针地用嘴凿成一个圆，然后两只屎壳郎开始一点点用嘴往下凿，凿成一个不算圆的牛粪球，费力地将牛粪球拱到地上。公屎壳郎用前爪抓住牛粪蛋来回地滚，越滚越圆，上面还沾上了一层泥土。紧接着，两只屎壳郎开始搬运牛粪蛋，母屎壳郎在前，倒着身子用爪子扒，公屎壳郎在后，用脑袋顶，牛粪蛋开始移动。看着屎壳郎将牛粪蛋滚了一小段距离，我折一小截树棍横在屎壳郎要经过的地方，两只屎壳郎发现木棍挡路后，母屎壳郎先爬到木棍上用爪子往上扒，公屎壳郎趴在下面用脑袋往上顶。眼看着牛粪蛋要被掀过木棍了，我用山枣树刺又将牛粪蛋扒拉下来。这时候，只见两只屎壳郎碰了碰头，大概是它俩在商量对策，随即公的爬到木棍上扒，母的用脑袋在下面顶。就在牛粪蛋又要被掀过木棍的时候，我用山枣树刺扎到了母屎壳郎的脑袋上，母屎壳郎死了。这时候，公屎壳郎放弃了牛粪蛋，爬到母屎壳郎的身边，绕着母屎壳郎闻啊闻，最后把母屎壳郎拱在自己的背上，一点点地往前爬。看到这里，我心里突然非常难过，原来屎壳郎也有情啊。

在学校的征文比赛时，我写了《屎壳郎和牛粪蛋》。从来征文比赛都获一等奖的我这一次没评上奖，老师在评语中写的是“描写细致，文笔流畅，但主题思想不积极，写屎壳郎意义不大，情趣不高。”我心里极不服气：“屎壳郎也是动物的一种，它们还会碰头研究对策，说明屎壳郎也有思想，还那么有情义，描写屎壳郎怎么就意义不大、情趣不高了？”

这段开荒时偶尔发现的屎壳郎滚驴粪蛋的过程，我无数次讲给别人听，也让我从此不敢再伤害任何一种小动物，我觉得所有的小动物都有情有义。

在三年困难时期，为了找到能吃的东西，我的“聪明才智”也充分显现出来：生产队的地瓜大片收获后，势必会遗留下一些小地瓜被埋在土里。放学回来，小伙伴们都会拿着头到地里去刨土，我们叫“揽地瓜”。我们的肚子饿得受不了，哪有力气漫无边际地刨地啊，但为了“揽”得一个地瓜，所有的人都低头拼命地刨。我可不出那个笨力，我把生产队的猪赶到地瓜地里，然后坐在地埂上，两眼紧盯着猪在地里乱嗅乱拱。猪的鼻子灵啊，拱着拱着，遗漏的地瓜就被拱出来了，于是我抡着头猛扑过去，一头将猪打跑，猪嘴拱出来的地瓜就被我缴获了。有时候我只能从猪嘴里夺下半块地瓜，也有时候因为猪跑得太快，我追不上，即使追上了，猪咬住地瓜也死不松口，无论我怎么用头把儿砸它，它都不松口，呱唧呱唧全吃掉了。尽管如此，每次“揽地瓜”我都比其他小伙伴的收获大，“猪口夺食”的经历也让我常常津津乐道。

“抽玉米穗”的经历更有趣，我更觉得自己绝顶聪明。秋天，生产队的玉米收割完了，一捆一捆上了垛，田野里，经常堆满了左一垛右一垛的玉米秸，形状像带屋脊的农房，垛得比房子还高。在收割玉米的时候，农民再仔细也难免遗漏一些玉米穗，而这些玉米穗就被垛进了玉米垛。冬天放学回来，大雪铺地，我和堂哥决定到生产队的玉米秸垛里去“抽玉米穗”。

什么叫“抽玉米穗”？一捆捆的玉米秸在垛成垛的时候，都是根朝外、尖朝里，一捆压一捆，压得严严实实，像房子。我们就拿出吃奶的劲儿一根一根地把玉米秸往外抽，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碰巧能抽到一个玉米穗。在一天只有三两粮的日子里，一个玉米穗就是五六两，就是一天的粮食啊。但有时抽了一下午，抽出来的玉米秸扔在身后，把人都埋起来了，也没抽到一个玉米穗。同时，随便乱拆生产队的玉米垛也是不允许的，被生产队长发现了那是不行的。然而在饿红了眼的时候，被抓住了挨一顿打也比饿肚子强啊。我们就在下雪天偷偷上山抽玉米穗，那时候生产队长肯定不出门，在家里炕头上睡觉呢。

堂哥一到玉米秸垛就发疯般地往外抽玉米秸，我可不那么傻，我绕到玉米秸垛的后面，顺着一片片玉米秸秆的根部，仔细地往玉米秸垛里瞅。堂哥身后已经堆了一大堆抽出来的玉米秸，我却一根也没抽，还像玩似的往玉米秸垛里看。堂哥说：“你怎不赶快抽，还在那儿玩啊？”我也不说话。其实，我是在仔细观察玉米秸垛中哪个地方有被老鼠啃碎的玉米秸末，我知道老鼠的鼻子比猪的鼻子还灵敏，有玉米秸末的地方就是老鼠啃过的，肯定就有遗漏的玉米，于是我就在这个地方开始拼命地往外抽玉米秸。这样抽出来的玉米秸很少，但很快就会抽到玉米穗，尽管这些玉米穗都被老鼠啃了不少，但也会剩下不少玉米粒。每次抽玉米穗，堂哥要么颗粒无收，要么收获很小，而我每次都是收获大大的。为什么会这样？堂哥到最后都没弄明白我是在上演“鼠口夺粮”。

“猪口夺食”和“鼠口夺粮”的故事我觉得很有趣，要拍成动画片才有意思呢，于是我就写了《揽地瓜》和《抽玉米》两个故事，偷偷投给了《少年》杂志。不久稿子便被退回来了，编辑说我写得很好，但行为不好，和动物抢食没有教育意义。这是我第一次投稿，尽管被退回来了，但编辑说我写得挺好，我很兴奋，在我眼中，编辑比作家的官还大，将来要当作家的美梦我又做了一回！

在困难时期，我还搞过一次恶作剧。我们家的一头毛驴胀死了，母亲把驴肉卖了，留下一点儿驴肉给我们包了一顿驴肉包子。“天上龙肉，地上驴肉。”这可是民间俗语，况且又是在吃不饱的年代，能吃上一顿驴肉包子，那多难得呀！母亲给每个孩子分了两个驴肉包子，我只吃了一个，留下一个准备拿到学校去炫耀。上学路上，我故意举着驴肉包子给同学们看，不料有个叫韩刚强的同学突然从我背后蹿过，夺走了我的驴肉包子，我在后面拼命地追，要夺回我舍不得吃的驴肉包子。可就在我马上追到韩刚强的时候，他突然朝驴肉包子“呸呸呸”吐了三口唾沫，我恶心死了，再也不能夺回那个驴肉包子了，韩刚强三口两口就把驴肉包子吞了下去。吃了大亏，一天不舒服，我脑子里想的全是怎么能把韩刚强“修理”一下。办法终于想出来了。放学后，我提前离校，在路边沟里捡了一张别人吃完蛋糕扔掉的包装纸，那时候蛋糕都是用土纸叠成三角形来包装的。接着又在马路上找到刚拉的驴粪蛋，把驴粪蛋装到包装纸里。那时候商店卖的蛋糕又黑又硬，跟驴粪蛋差不多，我趁天没黑之前，把包装袋放到韩刚强家门口，然后故意变着声音喊韩刚强出来。韩刚强出来后，果然发现了地上的“蛋糕”，他一下子扑上去，撕开包装纸，也没顾得仔细看，抓起一块就咬，“哇”的一声又吐了出来。我躲在墙角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作文课，老师出的题目是《记一件有趣的事》，我把驴粪蛋变蛋糕的故事写了出来。语文老师说：“单联全，你怎么净写一些稀奇古怪而中心思想又有问题的故事啊？”我又一次挨了批评。我也纳闷儿了，我的作文中心思想为什么总是有问题啊？我顶了老师一句：“老师你不是说要写一件有趣的故事吗？韩刚强抢了我的驴肉包子，我用驴粪蛋变蛋糕教训他，我觉得挺有趣的啊！”老师说：“你就犟吧！早晚有你犯错误的时候！”后来我才知道，我的语文老师原来也喜欢写东西，1957年反右斗争挨了不少批评，幸亏受名额限制，在教育局又有亲戚，才侥幸没被打成右派分子。

三年困难时期，“黄饼子事件”更让我记忆犹新。我班一个同学午饭带了一块纯玉米面饼子和一块煎刀鱼。那个时候野菜饼子都吃不饱，突然能有一块金灿灿的玉米面饼子和一块煎刀鱼，那可是让人垂涎三尺。这个同学急不可耐，上课的时候，他不时地偷偷掀开课桌盖，摸摸他的黄饼子和煎刀鱼，时不时地偷着掐一点儿吃，还故意拿出来让我们看。教室里充满了煎刀鱼的香味，谁都没心思上课，饿啊！馋啊！课间操的时候，班主任梁老师让我们全体同学都到操场跑步，连值日生都得去。可谁也没想到，就在我们做课间操的时候，梁老师在教室里把那个同学的黄饼子和煎刀鱼偷吃了！课间操一结束，那个同学第一个冲进教室，当他掀开课桌盖后，立即号啕大哭：“我的黄饼子丢了啊！”教室顿时乱了套。

梁老师进来了，一脸严肃地问那个同学哭什么。听说是黄饼子、煎刀鱼丢了，梁老师立即火了：“谁偷的？马上承认！不然我就挨个座位翻！”我顿时害怕了，我这个人胆子小，真怕在我的课桌里翻出来黄饼子、煎刀鱼，我有嘴说不清！梁老师接着说了：“都站起来！老对儿（同桌）之间互相翻！”我站起来时腿都软了，好在我的老对儿在我的课桌和书包里没翻出来，我在老对儿的课桌和书包里也没翻出来，全班同学都没翻出来！黄饼子和煎刀鱼在梁老师的肚子里，我们怎么能翻出来呢？然而那个同学不依不饶，躺在地上号啕大哭。

梁老师又出了一个损招：“老对儿之间互相嘴对嘴闻味！谁偷吃了鱼肯定嘴里有味，互相闻！”于是我们就站着互相闻起老对儿的嘴里有没有鱼味。鱼已经吃进老师的肚子里了，我们同学之间怎么能闻出味来呢？调查再一次陷入困境，那个同学还是躺在地上号啕大哭。

梁老师火气更大了：“教室里没有鬼，肯定是你们当中有的人偷吃了，肯定有的人闻到了鱼味还装好人不检举，我不信就查不出来！我亲自翻，亲自闻味！”不知梁老师当时为什么突然变得那么蠢，他果然挨个课桌翻，同时挨个闻同学的嘴。结果梁老师嘴里的煎刀鱼味被我们不少同学都闻到了，我也闻到了，但是我们谁都没敢说。

教室里的哭声惊动了校长，校长来到教室，把梁老师一顿批评：“不上课，闻什么味？”梁老师一脸委屈：“谁偷的黄饼子，我不得现场查清啊。××同学老那么哭，我怎么上课啊？”“下课后再说！”校长走了。

下课之后，同学们都悄悄地互相问：“哎，你闻到没闻到咱老师嘴里有鱼味？”几个对梁老师有意见的调皮同学回家一说，家长就把这件事反映到校长那里，校长秘密做调查，首先找的就是我这个班长。我死犟，就说没闻到梁老师嘴里有煎刀鱼味。校长说其他同学都闻到了，为什么就你没闻到啊？我说我感冒了，“瞎鼻子”了。但是，不少同学都证实闻到梁老师嘴里有煎刀鱼味了，在事实面前，梁老师最终跟校长承认是他因为太饿，故意把值日生都赶出去做课间操，而他趁教室里没人的工夫偷吃了那个同学的大黄饼子、煎刀鱼。

因为“黄饼子事件”，梁老师被开除出教师队伍，回到村里种田。他几次逼问是不是我告发的，我都矢口否认，但是这都没用，他已经记下了仇。这个仇在1964年“四清”运动中他报了，那时，我父亲因“历史上有污点”又被拎出来，几次被民兵拉去逼问是不是国民党党员，整得父亲大病了一场。幸亏当时的“四清”工作组政策性还挺强，没让父亲受多大的罪，而当时的民兵连长正是梁老师。

1965年，我在旅大师范专科学校读书的时候，写了一篇议论文叫《师无道，何来尊严？》，把梁老师偷吃大黄饼子的故事作为重要例子和论据写进了文章。但是语文老师许鸿祥却很严肃地批评我说，这篇文章政治上有问题！这顶帽子扣得可不轻，我那时已经十八九岁了，我懂事了，我知道“政治上有问题”如同我父亲“历史上有污点”，都是要命的事。我据理力争，认为我列举梁老师偷吃大黄饼子被开除教师队伍的事，正说明“师无道，则必失尊严”，这篇文章论点正确，论据充分，中心思想积极，凭什么说政治上有问题？许老师说：“说你这篇议论文政治上有问题，就是因为你写了老师偷大饼子。”我说：“这是事实啊。”许老师说：“事实都能写进文章吗？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丰衣足食，这是社会主义的主流。三年困难时期是暂时的，是被苏联修正主义搞的，是支流。你把支流当主流，写人民教师因为饿得受不了，偷吃了学生的大饼子，这不是揭社会主义伤疤吗？你说你这篇文章政治上有没有问题？放在1957年，你就是个右派分子！”我哑巴了，许老师最后一句话让我五十年不忘：“单联全你记住：有些故事即使已经发生了，但你不可以写；有些事情也许不可能发生，但你可以写。”

整整五十年了，许鸿祥老师的这句话一直萦绕在我的耳际，在给敬爱的许老师送最后一程的时候，我在他遗像前鞠了六个躬，比别人多鞠了三个躬。我心里默默地对恩师说：“许老师，我如愿以偿当上作家了，如果没有五十年前你的这句严厉警告，如果我赶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现在我也早被打倒了！”

平心而论，我的童年和少年更多的是在少不更事的时光中度过的，对于我来说，谈不上叛逆，即使偶尔倔强也是性格使然。但是随着我渐渐长大，开始受制于各种现实境遇，成年以后所遭受的挫折让我的倔强性格渐渐变成了一种抗争。也许正是这种抗争，使我的人生之路充满变数。

我第一个把语录歌传到北京

1966年5月，作为即将毕业的旅大师范专科学校中师班的学生，我们正在双岛公社农村小学实习，突然来了几台大客车，将我们连夜拉回学校，进了校门一看，校园内外贴满了大字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们这些充满激情的年轻人立即投入了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去。可是，紧接着发生的事情立即在学生中间形成了两派：一派是“造反派”红卫兵，一派是“保皇派”红卫兵。我充分发挥了我的写作才华，出口成章，激扬文字，经常驳得“造反派”红卫兵体无完肤，经常赢得无数热烈的掌声，同时也赢得了许多女同学的芳心，求爱信不断涌来。可惜，我当时太“革命”了，因为那个年代不允许学生谈恋爱，我像我老实的父亲一样，老老实实跟组织汇报，把所有的求爱信都交给了组织，以至于师范学校有那么多女同学，我却没谈过一次恋爱，直到毕业分配到农村小学工作，才找到了一个农村妇女做老婆。四十年后，在我儿子的婚礼上，我把当年的女同学们都请到了婚礼现场，我带着糟糠之妻给大家敬酒，故意开玩笑说：“当年有你们这么多漂亮的女同学，我都没敢和你们其中任何一位谈恋爱，还把你们的情书上交给组织，我当初太傻了，太遗憾了！”我儿子立即接话：“谢谢各位阿姨，如果真是那样，今天就没有我了！”大家哄堂大笑。

不过在那疯狂的年代，我带领“保皇派”红卫兵小将做了三件大事，今天看来也都是壮举。

第一件事：反对剪长头发，反对剪喇叭裤。当时在“破四旧、立四新”的思潮影响下，社会上兴起了“反对留长头发，反对穿喇叭裤”的热潮，一批批红卫兵小将手持剪刀站在大街上，发现男同学留长头发、女同学扎辫子就认为是“封资修”，上前就剪；发现谁穿喇叭裤，不由分说上前就把裤子劐开。我带领“保皇派”的同学，用我写的宣传稿，站在街上拿着小喇叭宣讲“扎辫子不一定不革命，穿喇叭裤不一定是资产阶级”。后来，两派打起来了，吃亏的是我们，因为我们都不能打，我呢，落了一个乌眼青。

第二件事：反对“革命大串连”。“文革”开始不久，全国的红卫兵就开始了浩浩荡荡的“大串连”。大家不用上课了，自由行动，全国各地随便跑，坐车不花钱，住宿不花钱，吃饭不花钱，各地区还建立了成千上万个接待站发点心、发衣服。有的同学借机逛遍大江南北，还把免费领来的点心、衣服源源不断地邮回家中。而我带领一批“保皇派”在大连火车站二楼外架起了大喇叭，由我主讲，细数火车每误点一分钟将给国家造成多少损失。我们这些人也没有出去“大串连”，没有游遍大江南北，现在回想起来，忽然感觉很吃亏。

1966年国庆节前夕，省里在沈阳体育场举办毛泽东思想先进人物报告会，由李素文、尉凤英等人物做报告，我被派去学习。在报告会开始前，作曲家李劫夫谱写了两首毛主席语录歌，现场教唱。一首语录歌是“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世界是你们的》）还有一首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下定决心》）我兴奋极了！毛主席语录还能谱曲唱啊，太神奇了！我还是有点儿艺术细胞的，没学几遍，就全会了，而且唱得朗朗上口。这时候，我在会议接待处听到一个消息，说毛主席国庆节要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全国红卫兵，我干着急不敢去，因为我是反对“大串连”的头号吹鼓手，我在大连火车站广场万人大会上慷慨激昂地历数“大串连”的害处，现在怎么能自食其言呢？这时接待办的一位大姐就说：“去吧，你们革命小将到北京去见毛主席是好事，你们是毛主席请的客人。”于是，我连夜从沈阳爬上了开往北京的慢车。火车厢里挤满了人，车座下、行李架上、走廊过道，没有一点儿插脚的地方。上车后，我正好被挤到厕所的旁边，我想钻进厕所，结果发现厕所里已经挤进去四个人，我一脚在厕所里，一脚在厕所外，两腿中间还躺着一个女学生，动也不敢动，谁要上厕所就互相换位置。就这样，整整二十三个小时啊，我没吃一口东西，没喝一口水，终于到了日夜向往的北京城。

一出北京火车站，我就随“大串连”的红卫兵一起被车接到雍和宫住了下来。那是1966年9月30日，雍和宫里住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好几百名红卫兵。我热情高涨，一下车就跟接待办的人说了：“我要教大家唱毛主席语录歌！”这可是个绝对新鲜的事物，接待办的人员问我：“什么叫毛主席语录歌？”我说：“我在沈阳体育场才学的，是李劫夫谱曲的《世界是你们的》和《下定决心》。”接待人员说：“那你赶快教！”于是，他们立即把雍和宫里所有的人都召集起来，由我教唱。歌声越过雍和宫的大墙飞向蓝天，就在我教唱的过程中，接待办里的“能人”已经写出了曲谱，迅速油印，然后迅速安排人将毛主席语录歌曲油印本送到各个红卫兵接待站，毛主席语录歌就这样唱起来了。当然，历史不会记录下是我把它们用最快的速度带到北京的。

9月30日晚上，我们突然接到通知，说已经确定毛主席10月1日要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我们立即兴奋得又哭又喊。接待人员把我们集中起来，开始训练如何走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我们每六十人胳膊挽胳膊排成一行，行进速度每分钟不能低于六十步。训练结束时，接待人员给每个人发了一包饼干、一瓶汽水、一副鞋带。鞋带是让我们把鞋子捆在脚上的，说是如果捆不结实鞋，就会被后面的人踩掉。接待人员让我们赶快睡觉，因为第二天早上三点钟我们就得被接到东长安街等待。我们哪能睡得着啊，便早早地把鞋带捆在脚上了，躺在地铺上无数遍地唱语录歌。

凌晨两点钟，我们坐上了大客车，不到三点钟就来到了东长安街。我的天！密密麻麻的红卫兵，都是六十个人一行坐在马路上。

这时候，一个特大惊喜突然降临到我头上：领队告诉我，由于我教唱歌有功，我被推选到天安门城楼下的观礼台上就座！我的眼泪唰地掉下来了，我忙问：“还需要政审材料吗？我没有。”领队说：“不需要，你们都是革命小将！”我放心了，我怕因为父亲的“历史污点问题”不让我上观礼台。

终于，我坐在了观礼台上，位置是天安门城楼右侧观礼台的第四排，往左上方看就是天安门城楼。我心里那个激动啊，立即在观礼台上教唱毛主席语录歌。

10月1日上午十点，检阅开始了。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我们跳啊，哭啊，喊啊，嗓子都喊哑了。这一刻，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从观礼台上往广场上看，一队队红卫兵胳膊挽胳膊列队经过天安门城楼，像我一样喊啊，哭啊，唱啊，每个人都想看见毛主席。一百三十万红卫兵要在一小时内走过天安门城楼，这样就有许多红卫兵没有看到毛主席，于是他们不走了，队伍前挤后拥停滞不前，急得会场总指挥示意游行队伍不要停下来。

终于，检阅结束了，我们都舍不得离开观礼台。这时候，我再往广场上望去，只见游行队伍通过的地方满地都是被踩掉的鞋子，几辆大卡车开过来，许多人快速清扫着，将鞋子扔进大卡车，一会儿，车辆就装满了各色各样的鞋子。

回到学校后，我把这件事写成了一篇稿子邮给了报社，题目就叫《我把毛主席语录歌带到北京》。不久，稿子被退回来了，退稿信上写着：“事实无法证明，故不能刊用，欢迎继续来稿。”我没灰心，又连续往不同的几家报纸投稿，有的石沉大海，有的依然是“不予刊用，欢迎踊跃来稿”。我生气了，这么真实动人的故事，你们为什么就不给登呢？是不是你们根本就没有看？于是我一次抄了六份，发给了六家媒体。为了检验编辑到底看没看，我故意用糨糊偷偷把稿纸粘了几个点，如果编辑不看，那么粘上糨糊的稿纸肯定不会打开。果然，稿子都退回来了，有四家报社退回来的稿子很明显编辑没看过，因为稿子被糨糊粘着，其中有一家报社编辑在退稿信中问我是男是女，我当时挺纳闷儿，问我是男是女干啥？编辑是不是有什么目的啊？我眼珠一转，想了个“小计谋”，就写了一首诗歌叫《我心中的歌》，落款写上“作者：刘美艳，女，十八岁，旅大师范专科学校二年五班”。

稿件发出去了，我就天天偷着查看学校传达室的收信袋，果然见到了一封写给“刘美艳”的报社来信。我偷偷打开信，照常还是退稿信：“刘美艳，稿件已阅，目前尚未达到发表标准，但你的写作基础很好，很有发展前途。过几天我要到旅大出差，可能抽时间去见见你，帮助你提高一下写作水平。×××。”之后我多次问传达室的值班大爷，有没有哪家报社的人来学校找我的？值班大爷说：“没有，就有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要找二年五班的刘美艳，可我问过二年五班，没有刘美艳这个人。”我一肚子火发不出来，回到宿舍把我写的诗歌和散文什么的都烧掉了，我恨自己为什么不是女的，下决心再不投稿了。今天想起来多么偏激幼稚。

我做的第三件大事：保护旅顺白玉山塔。“破四旧”，造反派要炸掉旅顺的白玉山塔，我带领旅大师范专科学校三百多名学生坚决守护这座历史遗迹，以至于被造反派持枪追杀，险些丧命。今天，每当我回旅顺口，看到屹立在白玉山上的那座塔完好无损，看见它已经成为著名旅游景点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都由衷地感到自豪，尽管没人知道当年那个誓死保护文物的旅顺小伙。

专家一句话，逼出一个业余作者

自从毕业分配到农村小学当老师，我便不再有当作家的梦想，我在甘井子区营城子公社娶妻生子，安家落户，打算一辈子老老实实做一个好老师。

1969年，全国“农业学大寨”，我们教师和全公社干部一起夜里挑灯夜战，“深挖洞，广积粮”。上千人的大会战工地，我是唯一的工地广播员，扩音大喇叭不断播送各个战斗队写的决心书、挑战书、诗歌。广播久了，全是口号，连我自己也播腻了，我就想改改广播形式，随手编了个小广播剧《爷孙一起上工地》，我做解说员，我们学校卢老师做“爷爷”，我的一个女学生当“孙女”，现场直播。尽管很简短、很政治、很概念，但是很新颖，听惯了喊口号、表决心的人们，突然听到一个带有剧情的广播剧，很多人停下了手中的活，跑到广播点来看，其中也有营城子公社管宣传的书记。我立即成了公社的“名人”。

1970年，甘井子区搞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第一次群众文艺创作会演，要求每个公社都必须出节目，而且必须是自编自演的。公社书记就想起我在夜战时广播的《爷孙一起上工地》。他让我把这个节目再排一排去参加会演。“初生牛犊不怕虎”，我就又编又导，领着学生搞了一个小歌剧，剧名还叫《爷孙一起上工地》。甘井子区文化馆邀请的专家看完演出后问我：“你那是写的什么？”我说：“小歌剧啊。”专家说：“你懂什么叫序歌吗？”我问：“什么叫序歌啊？”专家说：“你连什么叫序歌都不知道，怎么能写小歌剧？”我顿时脸憋成了紫茄子。正是专家的一句话，触动了我骨子里倔强的神经。

评论会后，我听说区里要办业余作者创作学习班，就立即找到公社书记，坚决要求参加学习班，学习什么叫序歌。书记说：“人家都是作者，你不够资格，况且你还得给学生上课。”我说：“上课我求别的老师代课，车票我自己报销，我去弄明白什么叫序歌就回来。”正在此时，甘井子区文化馆的馆长走了过来，书记就说：“哎，一家子，我们单老师想去参加创作班，学习什么叫序歌，行不行？”馆长说：“来吧！”就这样，我郑重其事地理了发，买了新衣服，穿了新鞋子，参加了甘井子区业余作者创作学习班。给我们讲课的正是那位专家，他也是甘井子区的重点作者，以往甘井子区参加省、市演出的主要作品都出自他的手。

听了专家的课，我立即明白了：“专家说的序歌就是主题歌呗！也可以说是序曲、引子呗，原来他这个专家也没整明白。”我一边极其认真地做笔记，一边在下面偷偷盯着台上那位专家，心里默念：“早晚我会赛过你！”

学习班在学习创作技巧的同时成立了四个组，分别是小戏组、曲艺组、歌曲组、自学组。前三个组都是区里知名的作者搭班子创作新节目，准备参加市里会演。那位专家带领第一个组，我则是第四组的组长，带领三个农村小丫头自学，爱写点儿什么就写点儿什么，没有任务，人家没指望我们组出作品。

我不服啊，一个大男人跟着三个农村小丫头混，丢人哪。我就偷偷摸底，想搞清那个专家领的是什么创作任务。一了解，原来是安排他创作一个独幕小歌剧，好代表甘井子区参加旅大市业余群众文艺会演。反正我也没有什么创作任务，我也偷着写小歌剧。三个小丫头老找我打扑克，还有一个挺俊的小姑娘对我老表示“那个意思”，我离她们远远的。我把吃饭、睡觉、上厕所的时间都用在看优秀剧本和冥思苦想上，二十多天，我就瘦得脱了相。

一个月过去了，各个组的作品初稿都拿出来了，开始每个人读稿，大家提意见。作为第四小组，我和三个农村小丫头参加旁听学习，其实我这时也偷着写了一个小歌剧，叫《一副担子》。我不敢拿出来，也没有声张，我想先听听别的作者，尤其是那位专家写的什么。如果感觉他写得比我好，我就不声张；如果感觉他写得不如我，我就拿出来震他一下。专家和其他作者把自己创作的初稿都分别读完了，我敢说我比谁听得都认真，眼珠子瞪得溜圆，绝不像有的作者边听边打瞌睡。但听过专家念过的初稿后，我心里嘀咕：“啥呀，赶不上我！”我立即跟馆长请示：“馆长，我也写了个小歌剧，我知道肯定不行，因为我连序歌都不会写，但我希望在这里能让我念一念，好请专家帮我指导指导。”我装得很谦虚。馆长说：“你也写了？那读吧！”我就把《一副担子》绘声绘色地读了一遍，结果是我的《一副担子》击败了那个专家的作品，代表甘井子区参加旅大市会演，获得一等奖。再后来的结果是戏剧、曲艺、歌曲的创作我全是大拿，第二年参加市里会演的总共有十七个节目，其中十五个是我写的，我成了甘井子区最重点的业余作者，而那位专家销声匿迹了，后来听说做了营业员。

我这个“犟种”，因为专家的一阵嘲笑，把自己逼成了业余重点作者。我今天能挤进专业作家队伍，除了感谢那位专家，更感谢引我入门的馆长。“吃水不忘挖井人”，我在多种场合都说：“没有这位馆长，就没有单联全的后来。”他的名字叫石福玉。

遭受迫害，靠文艺创作改变命运

1972年，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教育回潮”，教育工作被重新重视起来。此时，我由郭家沟小学调入旅大市五十七中（后与大连二十八中合并）当老师，专教九年级（相当于现在的高三）语文。由于教学成绩突出，我被评为旅大市先进教育工作者，光荣入了党，当时的校长很爱才，我立即被送到干校作为区里的年轻后备干部进行培养。突然好运连连，莫非老单家的祖坟冒青烟了？我激动无比，全家人兴奋异常，我成了全家人的希望，不太爱说话的父亲比谁都高兴，就着炒黄豆喝了好几盅白酒。父亲眼泪汪汪地对我说：“四儿啊，幸亏爸没影响到你的前程，你不管怎样也要往上升，当个大官，给爸出出冤气！”父亲哭了，我没哭，我乐呢。还是我大哥走南闯北有经验，他偷偷问我：“老四，就咱家这背景，你这步子迈得这么猛，能行吗？”我来了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同样的十五瓦小灯泡，你分搁哪儿，放在抽屉里，它没有用；安在咱家里，也就照个明；安在天安门，照亮全中国！我得给咱老单家争口气！”那一年，我二十七。

然而，“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就在我离开学校进干校学习的第四天，学校里就掀起轩然大波：我们学校有一位和我一样年轻的老师，父亲是省里干部，叔叔是市里领导，他本人毕业于北京某大学。这样一位根正苗红的老师没被提拔，一个中专毕业的农民的儿子、父亲还是“国民党党员”的小子竟然坐了火箭，那还了得？这是一个“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年代，一夜之间，学校里关于我的大字报铺天盖地，罪名是什么“说反动话，宣传封资修，反对伟大领袖，污蔑社会主义，外加作风败坏”。我在干校待不下去了，很快被退回了学校。当时的公社人保组（现在叫派出所）迅速对我进行调查，情况很快反映到甘井子区革委会，区里准备在五十七中学召开全区教育界现场批判会，几千张大字报贴满了校园内外。

在开现场会批判的头一天，甘井子区革委会主任提前来视察，在全面了解完情况并观看了批判我的大字报之后，主任问：“这个单联全的问题你们查清楚了没有？”公社人保组组长回答：“还没有。”主任又问公社领导：“那这些大字报里的罪行有没有一条落实的？”公社领导回答：“还没有。”主任不愧为老革命，有水平啊，他当即说：“这里面如果有一条罪行落实了，那么区人保组可以把单联全马上逮捕；如果一条也没有落实，这叫不实之词，明天的现场会取消！”呜呼！我躲过一劫！

就这样，批判现场会没有开，大字报被撤下来，堆了半间教室，很多人说那些大字报是我没查清的“罪状”。在那段时间里，没有人敢靠近我，我也不敢靠近任何人，我分不清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噩梦并没有停止，由于查不到我的罪证，我就和我父亲当年一样，成了“有问题没查清的人”。上午，我继续当我的班主任，给学生上课；下午，我就在会议室接受公社人保组、学校专案组和学生代表的批判，逼我交代罪行。我由于知道自己没有罪，所以态度极其强硬，人保组拍桌子，我也拍桌子；学生要打我，我随手抓起了凳子。表面看我不屈服，其实我已经快崩溃了。我突然想起了父亲，一个垂暮老人是经过了怎样的孤独和屈辱才选择死亡的？悲切之情油然而生，我甚至觉得在这个时候我的同事和朋友哪怕你不说话都是好的。但是没有！越是你的朋友，越是猛下刀子，他们急于撇清自己，侮辱、诬告、嘲弄、恐吓、恐慌、委屈，让我成了惊弓之鸟。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突然被抓走，每天晚上睡觉我都不脱衣服，准备随时被戴上手铐，每每听到警车声和尖锐的汽车笛声，我都以为是来抓我的，都会忽地出一身冷汗。

一天下午，我在操场上劳动，另外一个班的一个男同学冲着我喊：“单联全，好好改造，我给你摘帽子！”我再也无法忍受了，抓起铁锨一下子把那个男同学打倒在地上。教师敢打学生，那还了得？那个学生的父亲正好在附近的果园干活，他迅速带领一群贫下中农赶到操场。校领导也来到了操场，所有的人都准备对我兴师问罪。此刻，我突然冷静了，我把铁锨紧紧地攥在手里，两眼通红地说：“都上来吧！反正我也不想活了！”那个家长还没动手，先质问我为什么打他的孩子，我说：“你孩子让我好好改造，他给我摘帽子。你问你孩子，他给我摘什么帽子？我是‘地富反坏右’还是流氓？谁给我定性了？如果我已经定性了，我还能站在这里领着学生劳动吗？组织上都没有给我定性，你儿子凭什么给我定性？我也是贫下中农的儿子，他随便侮辱我，我打他不活该吗？我知道教师打学生犯法，我本来也受够了，该死该活看着办吧！你们可以上来打我，来吧！一命抵一命！”我瞬间又举起了铁锨，那时刻我真是不想活了。谁知道学生家长没有冲我来，却朝他的儿子踢了一脚：“打你活该！现在都是派性，你一个小兔崽子知道什么？单老师，对不起，我回家好好教育这个混蛋！”我顿时泪崩了！没想到能碰上这么好的家长。

后来这位学生家长还找到学校领导说：“单老师打我孩子不怪单老师，放在我身上我也打。你们要是因为这件事处分单老师，我们贫下中农不答应！”有贫下中农撑腰，学校对我打学生的事只好不了了之。我这个贫下中农的儿子一下子对贫下中农感到格外地亲，我似乎找到了依靠。于是我就天天晚上主动去生产队参加贫下中农的会，美其名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然而，对我的迫害并没有停止。转眼到了1974年，全国掀起了“批林批孔”运动，我又成了“批林批孔”的反面典型，搞得全公社没有不知道我有问题的。但此时，我已经变得不在乎，变得脸皮厚了。为了让全公社的人都知道我没被打倒，证明我还是个革命教师，我开始用文艺创作来反击。白天，学校里革命群众“批林批孔”批判我；晚上，我就深入到生产队，组织“八大妈‘批林批孔’演出小分队”专门“批林批孔”。我写山东快书、快板书、三句半、小合唱，自编自导带着八大妈挨个村子去演节目，批林彪，批“孔老二”，让全公社的人都知道单联全没有被打倒，单联全越打越不倒。这段时间，从学校到社会，对我的评价是两极分化的：一种是单联全早晚被抓走，一种是单联全是好人，太有才了！而我，依然夜里睡觉不脱衣服，随时准备进监狱。

这种煎熬持续了三年，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了，公社党委当着我的面烧毁了“一切不实之词”。不知道为什么，我一滴眼泪都没掉，只说了一句：“别给我留尾巴。”

感谢人生中这三年痛苦的磨砺，让我懂得了很多，我给自己定下三个原则：一是一辈子不当干部，二是一辈子不当教师，三是一辈子不在别人的档案里留下我说的一句坏话。我太知道被人整的滋味了！三年的“八大妈‘批林批孔’演出小分队”也使我的创作才华有了很大的提升，美名臭名都挺响。公社党委随即把我调到公社负责宣传工作，但我的编制还留在学校。

为了彻底离开教育岗位，我经过分析，认为努力搞好文艺创作是我离开教育界的唯一希望。于是，我把我的全部热情都投入到业余文艺创作中去。我带领的营城子公社文艺宣传队每年参加区、市业余文艺会演，都喜获大奖。当时的《大连日报》文艺版及《辽宁群众文艺》等刊物都多次登载我的作品。尤其在曲艺创作上，我成了旅大市的重点业余作者。

历经磨难的青年时代

1978年，我创作的化装数来宝《如今人人学雷锋》参加了辽宁省专业曲艺会演，获得唯一的创作二等奖，当时赵本山的折子戏和刘兰芳的快板书才是三等奖。这个节目在全国也引起了轰动，多家专业、业余团体争相学演。此时，又恰逢文艺春天的到来，旅大市准备恢复旅大市说唱团，市文化局要调我到说唱团当专业作者，我兴奋不已，专业作者就是专业作家呀！这不是我儿时的梦吗？可没想到我碰到了两大障碍：一个障碍是说唱团的两个老艺人怕新生力量抢了他们的饭碗，千方百计说服团长别调我，团长于是就不同意把我调到说唱团；另一个障碍是甘井子区不放人。有时候人就是这样，没人要你的时候，领导不把你当回事；外面有人要你了，你马上就成了香饽饽！听说市里要调人，区里先开始抢人：营城子公社党委要我留下来做党委副书记，甘井子区干校要调我去当副校长，但由于我还是教师编制，甘井子区教育局死活不同意我离开教师队伍，提议我到重点中学当副校长。“一辈子不当干部！”我拒绝了区委组织部的安排，又找到教育局软磨硬泡，可是教育局非常强硬：“你如果不当副校长，那就当老师，区里哪一所中学都行，反正就是不许离开教育战线！”软磨硬泡不起作用，我突然想起1966年师范学校毕业分配时我因为生气晕倒才获得同意的事。我想故伎重演，可是，我就是不晕，怎么办呢？我就想装晕。我有个同事有癔病，一生气就抽搐晕倒，我就模仿她，反复练习装癔病抽搐。你别说，癔病这病还真怪，装长了还真成癔病了，一想抽搐两只手就抖，就发硬，心口就发闷。有一天，教育局局长又到公社办事，被我撞上了，我又开始苦苦哀求，局长依旧不同意，我开始装癔病了，两手真的开始抽搐、发抖，最后真的口吐白沫倒在局长眼前。局长彻底害怕了：这样的人还能教学吗？一旦倒在课堂上怎么办？很快，教育局同意放人了，但是，区委领导不允许人才外流，最后，我被调到甘井子区文化馆工作，虽未当上专业作者，但毕竟没当官，毕竟脱离了教育界。但很丢人，我真得了一激动就两手抽搐发抖的癔病，遇见事不敢激动，一激动两手就从手掌开始往上发抖、发硬。后来我好多次去看医生，医生教我如何控制自己，过了好长时间，这个病总算好了，再没犯过。当然，这个“胁迫”领导的办法也再没用过。

1978年，调入甘井子区文化馆开始了专业文艺创作

坦率地说，调到区文化馆之后，我“身在曹营心在汉”，更加坚定地奔着专业作家的目标而奋斗。1978年之前，我在曲艺创作上还是小有名气的，多家刊物不断发表我的各类曲艺作品，快板书、山东快书合辙押韵，出口成章。如果我当时调到说唱团，那我肯定会在曲艺界施展我的才华，可是，说唱团的拒绝调入，严重地刺伤了我的自尊心，也在无形中激起我这头“倔驴”的犟脾气，我从此不写不看曲艺作品，把目标盯在了大连评剧团。

1979年，大连市搞业余小戏会演，我创作了戏曲剧本《指鸡骂夫》。因为当时要求参演的作品必须由基层的业余作者创作，所以按照区领导的意见，《指鸡骂夫》的作者加上了一个农村业余作者的名字。这个小戏写的是一个农村懒汉就爱搞革命运动，不爱劳动，躲在鸡笼子里不去下田，被他媳妇“指鸡骂夫”。小戏在会演中引起轰动，但是却遭到了一些评委的严厉批判，说是丑化贫下中农，没有评上奖。我不服，将这个小戏邮到剧本杂志社，并附上我写的一封表示不服的信。没想到，《剧本》杂志很快刊登了这个剧本，给予极高的评价，并且又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这是“文革”以来辽宁省在全国性刊物上发表的唯一一部戏剧作品，立即引起了当时辽宁戏剧界专家的重视。在“文革”后第一次辽宁省文代会上，我被选为代表，被吸收为辽宁省戏剧家协会、辽宁省作家协会、辽宁省民间文学艺术家协会会员。当时的省戏协主席李默然在会场里到处问：“哪个是单联全？”我激动得拉住“邓大人”的手直颤抖，但没犯癔病。

1978年，参加旅大市群众文艺创作会演获得五项大奖

1979年，全国优秀剧本评选，辽宁省有的专家推荐《指鸡骂夫》，但李默然觉得这是一个独幕剧，应该推选一部大戏，结果辽宁省就没有推荐《指鸡骂夫》，而上海市推荐的两部独幕剧，都评上了全国大奖。我失去了一个在1978年可以就成为全国著名剧作家的机会，这成了终生的遗憾。为此，默然老师后悔不已，特意向我表示歉意，由此我们成了忘年之交。

因为《指鸡骂夫》这个戏曲作品，我声名鹊起。1980年，我被调到大连评剧团做专业编剧，在我三十四岁那年，我终于实现了儿时的梦想，成为一个专业作家。

当了专业作家，我铆足了劲儿要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我除了拼命读书外，还利用一切机会深入各个阶层体验生活，积累素材。在大连市妇联妇女权益部，我了解到不少妇女饱受第三者插足之害的事情，于是很快创作了一部反映婚外恋的大型现代评剧《这不是爱情》。大连评剧团在人民文化俱乐部准备公演，戏还没彩排就已经包出去五十六场，我兴奋不已，这是我当专业作家的第一部作品啊，能不兴奋吗？然而我没想到，在看完彩排后，市委宣传部的领导对《这不是爱情》提出了一些建议，认为应该弱化一下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我当场就两眼发黑。在场的市妇联主席也插话：“我们妇联觉得这个戏挺真实的，写的也是我们妇联的事，票都卖出去了，明天就让评剧团演吧。”部领导其实也很民主，会议结束后，部领导坐车往回走，我们团长趴在车门上请示部领导这个戏怎么办。部领导回答：“既然妇联的同志都同意演，你们就改改演吧。”事后，团长把我一顿臭训：“你小子脑后有反骨，敢顶撞领导。幸亏部领导大人不记小人过，不然这个戏不许演出，损失你赔啊？演员工资你开啊？你小子太狂妄了！”

从此，“狂妄”就成了文艺界对我的基本印象，我再怎么表现也没有用了。有句俗语叫“姥爷好见，舅舅难见”，自从顶撞了部领导，人家没拿我当回事，下面的人可就不行了：开作品讨论会，文化局的领导和市里的专家都不拿正眼看我，每次讨论我写的剧本时，团长都提前叮嘱我：“单联全，你不许再犟嘴，让我省点儿心啊！”讨论会上，我眼珠都不知道往哪儿瞅。我本来就长着副一笑像哭的脸，别人给我剧本提意见时，我为了表现虚心，就强装微笑地盯着发言人。可人家背后找团长：“你们那个小单太不虚心了，给他剧本提意见，他苦唧唧地瞪着你！”团长就批评我：“专家好心给你剧本提意见，你怒视人家干什么？”下一次提意见，我不再敢看领导，就眼睛看天棚。得，罪过又来了，人家又找团长了：“你们家那个小单太不像话了，给他剧本提意见，他不但不记录，还往上翻白眼！”团长又把我一顿训：“你就不能好好记录吗？”我再也忍受不住，和团长也争起来：“我怎么就不对！怎么都不对！他们提的意见本来不对，我记它干什么？装相啊？”团长大吼：“装相也得装！低头记！不然你别当剧团作者了，我可不跟你操那些心！”我害怕了，真怕专业作家的身份丢了。再开剧本讨论会时，我哪儿也不看，只是低头写，我觉得意见提得对的，我会记得特别认真，对于有些专家和领导提的既无道理又装腔作势的意见，我也不反驳，就在本子上假装记录，其实我写的是“放屁！”“信口雌黄！”“不懂装懂！”

“口水真能淹死人。”为了治一治单联全这棵“歪脖树”，我写的剧本即使好，专家们也不说好。1982年，我在南关岭的一个邻居家发生了这么一件令人心酸的事：一位母亲因为家穷，儿媳不待见，儿子又怕老婆，母亲为了帮助儿子，隐姓埋名到儿子家看孙子，骗儿媳说她是雇来的保姆，结果被儿媳识破，大打出手。我觉得这个故事非常奇特，就写了五幕评剧《妈妈的心》。但是在剧本讨论会上遭到集体讨伐，剧团不同意上演，结果被长海县评剧团偷着在海岛演了许多场，赚了不少钱。这个戏1995年改成了话剧《亲情》，在大连话剧团上演；2007年改成电视剧《我的丑娘》，获得全国电视剧收视率冠军。

我先后创作的《包公追魂》《断情鞭》等几部评剧都没上演，但均获得省里专家的高度评价，发表在《辽宁剧作》和辽宁《电视与戏剧》杂志上。

1983年，大连市第一次搞全市专业剧团新剧目会演，我创作了大型现代评剧《光彩的婚礼》。这次大连评剧团排演了，但是，这部戏直到艺术节开幕的前一天还没通过审查，其主要原因就是专家说这个戏写的是小市民，格调不高。这其中我写了这么一句台词：“女儿哭爹实心实意，儿媳哭爹浪声浪气，你一个外人哭爹，纯粹是驴腚放个屁！”剧团觉得挺生活，领导觉得很低俗，一直等到省里专家团来了，市领导专门请省里专家审查，结果李默然等专家给予这个戏很高的评价，这个戏意外获得了一等奖。后来，这个戏又获得省级奖，在全国多家剧团上演，被《剧本》杂志等多家刊物登载。评剧《光彩的婚礼》创作上的成功使我在评剧界开始小有名气，陆续有《今宵月又圆》《包公追魂》《三十五年荒唐梦》等多部戏曲作品被全国专业剧团排演和被省级以上刊物登载。

1984年，大连市戏剧创作室成立，我被调入创作室担任专职编剧，并被吸收为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这时候，我听到一些人的说法：“单联全只能写评剧，只能写小市民，写不出话剧这样高雅的艺术作品。”此言传到我的耳朵里，我这头“倔驴”的犟劲儿又上来了：六年前，因为有人不同意我调进旅大市说唱团，我从此放弃了曲艺作品的创作，专攻戏曲，两年后成为大连评剧团的专业编剧；又过了四年，因为有人说我只能写评剧，只能写小市民，于是我从此不写戏曲剧本，不看戏曲，一心扑在话剧创作上。我深入大连纺织厂和工人们一起三班倒，了解他们的生活，熟悉他们的语言，创作出大型话剧《七色云》。该剧获得李默然和同样是写纺织女工题材的话剧《报春花》的作者崔德志老师的很高评价。崔德志老师甚至谦虚地说：“小单，你的《七色云》比我的《报春花》写得好，只不过你没赶上我那时的机会。好好努力，你会成为全国著名的话剧编剧的。”李默然更是对我寄予厚望。在辽宁省举行的专业话剧剧本评选活动中，《七色云》获得了最高奖，并被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经辽宁省文化厅推荐，1987年，我参加了由中央戏剧学院和中国戏剧家协会联合举办的为期两年的“全国优秀中青年剧作家创作研究生班”学习深造，全国各省市一共选送了二十一名中青年剧作家，我被选为班长。在全国最高学府，我聆听了曹禺等全国著名剧作家的讲课，阅读了大量国内外经典剧作，在苦学戏剧理论的基础上，我潜心研究清史，对李鸿章当年在我的家乡旅顺口创建的北洋水师和他倡导的洋务运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我大胆创作了中国现代第一部反映李鸿章的文艺作品——大型话剧《马关遗恨》。该剧引起了国内许多专家的关注，辽宁省文化厅专门召开了研讨会，并将该剧剧本发表在《辽宁戏剧》上。

在中戏学习期满后，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李默然在北京非要以长辈的身份请我喝酒。席间他让我留在北京任中国剧协秘书长，我没想到李默然老师这么器重我，但我不想当官，不想放弃专业艺术创作去从事事务性工作，尤其是妻子儿女无法带到北京，我担心没有我的呵护，糟糠之妻难以照料一双幼小的儿女。于是我谢绝了李默然恩师的好意，回到大连市戏剧创作室专心进行话剧创作。

1990年，市文化局决定创作室不再“养”专业作者，我和另一位作者李仁忠一起被分配到大连话剧团，我担任团长助理兼创作室主任。剧团里复杂的人际关系使得我很难适应，恰好此时文化部要在大连成立音像出版社，我服从文化局的安排，到大连电影拍摄基地筹建音像出版社，暂时脱离了我所喜爱的专业话剧创作，然而这个决定，也给我自己套上了沉重的“经济与精神枷锁”。

去夜总会兼职让我心惊肉跳

我当老师时常常训导学生说：“人的一生会走许多弯路，走过了就不要后悔。”劝别人的时候，我们常常夸夸其谈，可落到自己头上，却照样悔青了肠子。

音像出版社还不是个法人单位，为了尽快开展业务，创造效益，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成立了以我为法人的大连电影拍摄基地影视中心。我主持开展的第一项业务就是和中国广播音像出版社合作出版一套名为《家长先学》的录音带，这是当时我颇为自豪的创意。因为在1992年的时候，“文革”中下放的青年都返城工作、结婚生子了，但由于受了“文革”的影响，这些初为人父、人母的年轻人都没有多少文化，很多家长连小学三年级课本的算术题都不会，而他们的子女都陆续上学了，我发现他们根本不能给孩子做辅导。于是我准备出一套数学习题录音带，从小学三年级到初中三年级，讲解每本数学书的每一道应用题如何分析、如何列式、如何解答……用语音录制，家长先学，而后再辅导孩子。孩子也可以在自己遇到作业难题时，通过录音带寻找答案。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既有社会效益、更有经济效益的项目。我乐观地估算了一下，这个文化项目只需出资二十万。当时大连市有一百三十多万中小学生，即使有百分之二十的学生购买了这套录音带，那么中心就可以盈利二百多万，这是多么诱人的数字！可是中心当时没有资金，我的一个企业家朋友伸出援手，出资十五万，并赠送中心一台吉普车，双方约定风险共担，利润五五分成。可没想到，我派到北京印刷录音带封面的员工却借机去办私事，等到他把录音带封面取回大连，学生开学已经一个多月了，而此时教育部正巧出台一项规定，任何非教材类的辅导用品均不准进入校园。

此项目一下子亏损了三十多万。我觉得不应让朋友在经济上受损失，于是主动撕毁合同，退还朋友十五万元和吉普车。

在这时，我还信心满满，立即投入第二个文化项目：录制全国第一套反映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四位开国元勋历史功绩的录像带，名为《大地人杰》，这在当时全国绝无仅有。消息一出，全国各地抢购如潮。我测算这部仅投资七万元的项目可盈利一百五十万，于是迅速借款录制。当时我聘用大连市一位著名导演负责运作该项目，他固执己见，非要等到更高的价位再出手。结果其他音像出版社闻风而动，捷足先登，并以低价销售，我们错失了赚大钱的良机，而这位导演又私自将录像带偷偷卖给一家电视台，结果我又血本无归。

出师不利，两个文化项目下来，就给中心造成亏损近四十万，上级领导不高兴了，我也灰心丧气了。“文人经商，活该受伤！”我决定急流勇退，向主管部门提出辞呈，并附上三个条件：一、辞去音像出版社筹备处主任的职务，调回大连话剧团继续做专业编剧；二、我成立的法人单位大连电影拍摄基地影视中心的牌子和我手下的员工我带走；三、大连电影拍摄基地影视中心虽是国有企业，但中心欠下的债务是我这个法人操作失误所造成的，因此，四十万元欠款由我个人承担。当时的主管部门领导大喜过望，一是我辞掉的职务可以安排别人，而话剧团正需要我这样的编剧；二是中心的牌子不值钱，到工商局注册一个很容易；三是四十万由我个人主动承担，主管部门自然没有负担。所以主管部门党委当天拍板，我第二天就夹着个所谓国有企业的牌子走人了。

大连话剧团热烈欢迎我“浪子回头”，立即给我安排了话剧创作的任务，保证了我的基本工资待遇。但是我带的员工工资话剧团不管，我必须给我带来的员工找饭吃。为了渡过难关，我将更名为大连影视剧艺术中心的牌子挂在我家的门口，又以体验生活为名，带着几个员工找到一家高档夜总会兼职当了总经理，用我挣的另一份薪水支付我带走的几个员工的工资。

这是一个韩国人开办的娱乐场所，接待的大多都是韩国在连商人，养了一批陪酒小姐。我开始把它想得很简单，我想把这里办成一个有文化品位的娱乐场所，我让夜总会里里外外增加了许多文化色彩，还同书画界朋友签约，将他们的书画挂满夜总会，我代为销售。

然而，事实远没有那么简单，韩国客人来消费，K歌完后就要私自带小姐外出，而我当时是严禁陪酒小姐出卖色相的。问题就来了，我不让陪酒小姐同客人走，客人就骤减；我如果同意客人带陪酒小姐走，就涉及卖淫嫖娼，那是违法的行为。结果只干了三个月的夜总会总经理，我就辞职不干了。我没赚到一分钱，反倒搭进去上万元的名人字画。

电视剧《金伯阳》让我柳暗花明

有句话说：“只要播种，就一定会有收获。”其实不尽然，颗粒无收的状况也是常有的。但是，只要你不停地播种，或许会得到另外一种回报。在制作《家长先学》录音带的合作中，由于我出于义气，独自承担了巨额债务，以至于给别人兼职还债，这让朋友很感动。这个窘况通过朋友传到当年的老领导张书惠耳朵里，他来看我，恰巧当时大连的一个作者出了本关于《金伯阳》的书，想拍成电视剧，张书惠主动出手相助，为我到处拉赞助，第一部由大连市民间影视机构独立拍摄的直接反映大连人的电视剧由此诞生。

金伯阳也是旅顺老铁山人，和我是同乡，两家相距仅二里地。金伯阳是早期东北地区地下党的负责人之一，曾做过杨靖宇部队的团政治部主任，为掩护杨靖宇光荣牺牲。由于复杂的政治因素，当时对金伯阳一直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位，金伯阳在旅顺家乡也一直未引起人们的重视。而电视连续剧《金伯阳》的成功拍摄和在央视黄金档的热播，不但使金伯阳的名声大振，也让我的巨额欠资得到偿还，并且略有盈余。一部《金伯阳》让我起死回生，我在感谢老领导张书惠的同时，从心里感谢金伯阳。六十多年前，他为抗日救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六十多年后，我靠宣传他的崇高精神获得了重生。

在拍摄《金伯阳》过程中，发生过多起奇异事件，至今我也无法做出科学的解释。金伯阳当年是趁着夜幕从海边乘小船离开老铁山的，从此再没回来。为了真实地再现这种场面，我们专门在金伯阳当年出走的海边实景拍摄，地址就是如今的旅顺开发区世界和平公园。在拍摄一场船戏时，本来还是风平浪静，结果刚一开机，突然狂风大作，将岸边船扫入海中，拴铁锚的钢丝绳突然断裂，将摇船渔民的大腿劐开一条七厘米长的大口子，我们无奈停止拍摄后，随即风平浪静。之后的一天，我们又去那个海边拍摄，一开机，摄像机不转了，为了不耽误进程，我派当时的大连电视台灯光师邹建国用摩托车载着摄像机到大连电视台去修理，又紧急从旅顺电视台调来一台摄像机拍摄，结果，旅顺电视台的摄像机也不转了，而邹建国从大连电视台打来电话，说他送去修理的那台摄像机没有毛病，又转了。

时值中秋节，金伯阳家乡铁山公社党委给剧组送来了许多水果和月饼。我在剧务主任的建议下买了许多祭品，带着公社送来的一些月饼、苹果、葡萄，和全体主创人员到金伯阳出走时的海边去烧纸祭奠。在一堆香纸烧完之后，奇异的事情又发生了：本来是皓月当空，突然从海里刮来一阵狂风，夹杂着雨点朝我们袭来，把许多人都刮倒了。突然，剧务主任喊了声：“你们看！”我回头一看，我们摆在岸边的许多月饼和水果，连同那堆纸灰瞬间无影无踪。剧务主任又喊了声：“金伯阳收啦！快走吧！”我们迅速上车，我是最后一个上车的，当我关上车门后，风雨顿停。

一路上，我们所有的人都没说一句话，我想大家都和我一样心里在犯嘀咕：那一堆月饼和水果哪里去了呢？那一阵狂风暴雨从哪儿来的呢？我是无神论者，我在努力地用无神论的观点来解释这种现象，我想是不是我们当时烧的纸太多，引起空气对流，结果刮起狂风，把祭品卷走了呢？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解释呢？反正自此以后我们的拍摄十分顺利。

更为奇异的一件事是有关金伯阳的老伴金月娥的。金伯阳是在同金月娥新婚半个月就离开家的，从此杳无音讯，金月娥守寡六十一年，还得忍受来自各方面的误解和压力。在我们拍摄《金伯阳》的时候，她已经八十七岁高龄了，为了保证故事的真实性，我写电视剧剧本时采用了由真实的金月娥口述历史的方式，准备在片头由金月娥亲自录制画面讲述故事。当我和金月娥老人家联系的时候，她很激动，马上答应了。可就在电视剧开机前的一个月，我突然接到她亲属打来的电话，说金月娥得了晚期肺癌。我赶忙到了她家，亲自看到了金月娥的肺部CT片，那是一个十乘十的巨大肿瘤。我见到金月娥的时候，她不住地吐血，不时地用一张张手纸擦拭嘴角的血痰。她的亲属告诉我，大夫说金月娥顶多还有三个月。我慌了，在征得亲属和金月娥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决定在电视剧开机前，先把金月娥的镜头抢录下来。于是我从海军大连舰艇学院电教室临时借来了摄像机，赶到金月娥家。虽然只是一分钟片头的录制时间，金月娥也只说了几十个字的台词，但是，一个镜头我们录了好多遍，因为她需要不断地用手纸擦嘴角的血痰。

1994年9月17日，电视剧《金伯阳》在旅顺老铁山金伯阳的家乡隆重开机，市委五大班子全都参加了这部反映大连英雄人物的电视剧的开机仪式，金月娥也应邀出席，她就坐在市委书记的身边。在整个开机仪式期间，金月娥还是一遍遍地用手纸擦着嘴角的血痰，主席台的地上，扔下了许多带有殷红血渍的手纸。我当时又难过又难为情，我怕书记嫌弃，但是他没有。

我以为金月娥老人家不会看到我拍摄的反映她丈夫金伯阳的电视剧。可是奇迹发生了：一年后，当《金伯阳》在央视黄金档播出时，金月娥不但看到了，她还精神焕发地出席了《金伯阳》的座谈会。在座谈会上，她的亲属还拿来了她刚拍摄不久的CT片，影像显示十乘十的巨大肿瘤消失了。我问过许多大夫，他们都说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可是它却真真实实地发生了！之后，我知道金月娥又活了七八年，在她快到百岁高龄时离世。有人说金月娥守寡六十一年，为金伯阳含冤受苦，《金伯阳》电视剧的拍摄让她吐出压在心口六十一年的冤屈，也是金伯阳将自己的阳寿给了他心爱的女人。我解释不了这个奇异的现象，就像我至今也解释不了1994年中秋节晚上，在海边的那三堆月饼、葡萄和苹果到底哪里去了一样。但是，我在冥冥之中却坚信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英雄的灵魂是永存的。

《金伯阳》拍摄成功后，市委宣传部领导找我谈话，充分肯定了我为宣传大连的历史人物做出的贡献，充分肯定了我在艺术创作中坚持的政治导向，并勉励我一定要继续坚持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多为家乡创作出更好的艺术作品。我信心满满，乘胜前进。首先，我完成了我的本职工作，为大连话剧团创作排演了儿童剧《五彩石》《送你一支歌》《老师像妈妈》。我创作的反映大连开发区法官谭彦的大型话剧《谭彦》获得了辽宁省“五个一工程”奖，应中宣部邀请，到北京中南海进行了汇报演出，超额完成了我作为大连话剧团专业编剧所应该承担的任务。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基础上，我带领我的小团队——大连影视剧艺术中心又陆续创作拍摄了反映大连地方史的电视剧《血染的电波》《古城晨星》《关永德》《东方神鹿》，辽宁省广电局专门召开了大连影视剧艺术中心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生产专题研讨会。而电视剧《东方神鹿》的创作拍摄，让我对一个作家的政治导向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1997年，我把目光盯在了大连人的骄傲——奥运长跑冠军王军霞的身上，决定将王军霞的励志故事搬上荧屏。为了客观地反映这段史实，我掌握了大量的真实材料。我认为，一个作家要把社会上阳光的东西更多地展示出来，给人以希望，给人以鼓舞，给人以斗志。所以，我在剧中着力突出了马家军自强不息的拼搏精神。

1996年，拍摄电视剧《血染的电波》

1998年，电视剧《关永德》首播仪式

1997年，电视剧《东方神鹿》首播式

《东方神鹿》拍摄顺利，原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亲自题写了片名。

虽然《东方神鹿》经审查后，没挑出一点儿毛病，但是，由于一些客观原因《东方神鹿》没能在央视播出，只获得了东三省优秀电视剧金奖二等奖和全国电视剧“金鹰奖”提名。

我让李默然很失望

1999年，中国剧协在大连召开了全国优秀剧本研讨会，我有幸参加了，带来的是话剧新作《三月桃花水》，写的是一条孤行渔船上三个男人和一个女孩的故事。会上，我的《三月桃花水》引起了巨大争议：大部分人对这个作品给予全面否定，扣的政治帽子也很大，只有少数几个专家给予充分肯定，认为这是话剧创作的突破。李默然因为是剧协主席，又是会议主持者，没有马上表态。

1999年，话剧《三月桃花水》研讨会

讨论会一结束，我愤怒离席，拿着剧本回了家。我忍受不了又一次被扣上“政治上有问题”的帽子！我回到家刚进屋，气还没消，突然接到宣传部领导的电话，让我马上回宾馆。我坚决拒绝继续参加会议，以表示对这种乱扣帽子行为的抗议。宣传部的领导说：“谁否定你的剧本啦？我们市里要马上开会研究排演《三月桃花水》，你赶快回来！”我一愣，马上返回宾馆。原来，李默然会后立即找到宣传部的领导，对《三月桃花水》予以充分肯定。而恰巧此时，中国剧协副主席、著名戏剧评论家、中央戏剧学院院长徐晓钟从北京赶来开会，在飞机上他想挑选一部略短的剧本看，就看到了《三月桃花水》。下飞机后他对文化局的领导说要马上见我，这样，我又回到了会议室。在下午的会议上，徐晓钟专评《三月桃花水》，认为这是一部非常难得的优秀剧本，是坐在北京城里的作家写不出来的，他建议大连马上排演这部戏，他还要把这部戏作为中央戏剧学院的内部教材。李默然也表态，希望《三月桃花水》马上排演，参加东三省优秀话剧会演。

在话剧《三月桃花水》讨论会上发言

《三月桃花水》在李默然和徐晓钟的力推下，参加了东三省优秀话剧会演，在荣获的五项大奖中均名列第一，我本人也荣获全国曹禺戏剧文学奖等多项大奖，该剧作为优秀剧目参加了建国五十周年全国优秀剧目进京会演，作为中国剧协唯一一部精选剧目代表中国到韩国参加了中日韩三国话剧会演，中央戏剧学院至今还将《三月桃花水》作为内部教材使用。

之后，李默然和徐晓钟都找我单独谈话，希望我再接再厉，为中国戏剧文化的繁荣多做一点儿贡献。两位戏剧泰斗的鼓励也让我信心倍增。可就在此时，辽宁省文化厅举办优秀剧本评奖，或许是“文人相轻”，《三月桃花水》仅获二等奖，这种带有水分的奖项我拒绝领取，并宣布从此与话剧绝缘！

对我从此不写话剧，李默然很不满意，每次见到我都批评我，说我只顾拍电视剧赚钱，没有为戏剧做无私奉献的精神。我不能解释《三月桃花水》省里评奖让我受到的委屈，我不想捅破这层窗户纸。

后来，大连话剧团面临经营困难，市里给出的意见是你们能活就自己活，不能活就解散。李默然非常着急，他立即来到大连，亲自找市里领导沟通，希望保留住剧团，同时，他也私下里找到我，希望我能主动挑头当团长，带话剧团走出困境，我婉言谢绝了。李默然不高兴地说：“单联全，我对你有看法啊！”他不知道我在年轻的时候就发过“一辈子不当官”的誓言，他也不了解我在《三月桃花水》评奖问题上受到的伤害。当然，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我在电视剧创作生产上已经如鱼得水，有名有利，在利益和责任面前，我更多地想到了自己。当时，话剧团的许多演员们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不约而同地找我，让我当团长，我突然发现我人缘怎么从来没这么好呢？不过我可没那么傻，头脑清醒着呢，我在会上表示：“我可以当团长，但我的条件是现在剧团的所有人员都下岗，然后内聘外招，重新组合。”哈！这一招很灵，没人再让我当团长了。

李默然老师走了，我知道他对我失望了。这位话剧界的泰斗让我终生敬仰。借此，我向恩师说：“默然老师，我辜负了您的期望，没有始终坚守话剧阵地，除了因为我是个‘犟种’，还因为我需要更好地生存。”

八十二本书让我读懂了东北抗联

我的人生如果还算有点儿辉煌，应该是创作拍摄了革命历史题材电视连续剧《东北抗联》。

1994年，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前夕，中共中央纪委原常务书记韩光、黑龙江省委原书记陈雷、吉林省委原书记于克、辽宁省委原书记郭峰联名给江泽民总书记写了一封信，大意是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不应老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算起，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早就说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其实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就开始了。四位老前辈建议中央能组织创作一部专门反映东北人民十四年全面抗日战争史的影视剧。总书记将此信转给了中宣部，中宣部令长春电影制片厂承担这个任务。电影剧本创作完成后，四位老抗联却不同意拍摄，一是因为该剧本没有全面地反映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只写了杨靖宇一个人；二是剧中描写了一位女抗联战士暗恋杨靖宇，直到牺牲时才对杨靖宇吐露心声的故事，老抗联们认为这违背历史事实，杨靖宇在东北抗联时根本没有谈过恋爱，而在带领一路军浴血奋战时，他的妻子儿女正被敌人关进监狱惨遭摧残。该剧由长影厂如期拍摄，后来虽公映了，但效果不佳，这成了韩光等老抗联的一块心病。

1997年，已八十五岁高龄的韩光书记又到大连疗养，他找到市委领导，希望大连市能选一位作家重写“东北抗联”。市委宣传部推荐了三个编剧到棒棰岛六号别墅，分别向韩老汇报想法，三个人分别是市文联主席阎德荣、大连电视台著名编剧高满堂和我。我当时正在做《东方神鹿》后期剪辑，我觉得在三位编剧当中，我只是个“打酱油”的，所以就没太把它当回事。我是在下午三点半到棒棰岛的，韩老的秘书接待了我。他说韩老听阎德荣讲了一上午故事，下午正在听高满堂谈想法，让我等一会儿。等到韩老接见我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四点半了。我想一个八十五岁高龄的老人，听了整整一天的故事，哪还有精神头再听我说呀？况且我还对东北抗联的历史一无所知，于是我开门见山说：“韩书记，市委宣传部领导让我来汇报怎么写东北抗联，我对东北抗联一点儿不了解，论讲故事，我比不过阎德荣；论影响，我比不过高满堂；要论水平，我更比不上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编剧，但我认为，要在一部电影里把十四年的全面抗战史全包括进去，哪个编剧也难有这个水平。还有，现在讲‘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哪有时间钻在抗联史里慢慢研究？所以就‘戏不够，爱情凑’！我说得可能不对，但这是我的真实看法，反正我也知道我选不上。但是我想说，如果要让我来写东北抗联电视剧，得有两个条件。一是得给我充足的时间，让我先成为东北抗联史的专家，然后我才能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提取精华组成一部戏。二是允许我‘大事不虚，小事不拘’。以前《开国大典》等影视作品都是以大带小，也就是大人物都是真实的，小人物进行了虚构。我想反过来，以小带大。东北抗联不是有三路军吗？我虚构三个互有关联的小人物，分别放三支抗日队伍里，这三个小人物是一条情节故事线，他们在互相寻找中牵出一串大珍珠，也就是‘九一八’事变、东北军、杨靖宇、赵一曼、八女投江等的故事。小人物故事虚构，给老百姓看；大珍珠事件真实，给领导看。这样以小带大，虚实结合，就能全面反映十四年的全面抗日战争。如果领导答应这两条要求，我敢说我会有超越的。”

1998年，创作《东北抗联》，采访老抗联领导、中纪委原常务书记韩光

我讲完了，韩老一拍沙发：“就是你了！”

我十分意外，抬头看看表，不到二十五分钟。

韩老的老伴儿黄力高兴地剥了一根香蕉递给我：“韩老找了那么多人，你几句话就说明白了。”

我一看这个形势，就趁热打铁：“韩书记，如果真让我干，我希望早点儿动手，省得电视剧播出时片头打很多框。”韩老没明白，问：“打很多框是什么意思？”我说：“韩书记，容我说句实在话啊，抗联的老领导都年事已高，他们要在片头字幕中署名顾问、策划、监制等等，电视剧拍摄的时间太晚，很可能有的老领导就看不到了，就得在片头署名时加一个黑框。”韩光书记说：“我也是这个意思，你说你有什么要求吧。”我又提了两条要求。一是我是个体公司，小鸡叨食吃，我的手下人得吃饭，我需要采访经费。韩老问我需要多少钱，我说十万就够了，如果剧本没有通过，十万元我如数退还。黄力说：“你才要十万啊？北京一家公司要二百万呢。”于是韩老让秘书给市委办公厅打电话，协调采访经费。我又提出第二条要求，说我需要大量的抗联历史材料。韩光书记又让秘书给东北三省省委挂电话，请三省的老书记、党史办主任和党史专家带着出版的和未出版的抗联史料三天内到大连棒棰岛开会。

真是雷厉风行！三天后，四十多位领导和专家带上八十二本书齐聚大连，开始给我讲故事。之后，我用了四个月的时间埋头读完了八十二本书，然后分别深入东三省各地进行采访。1998年年末，二十二集革命历史题材电视连续剧写完了。我当时用的剧名叫《血路》，韩老说：“还是直接叫《东北抗联》吧！”四位老抗联领导和东三省的专家又齐聚大连讨论剧本，大家一致说“《东北抗联》剧本是一部全面地史诗般地反映东北人民十四年抗日战争史的优秀剧本”，称我是“不是专门研究东北抗联史的东北抗联史专家”。韩老当即给市委宣传部部长挂电话，感谢大连市委选了一个好作家。

筹集拍摄资金全靠“智取”

一部全面反映东北人民十四年全面抗日战争史的电视连续剧剧本写出来了，这样一部史诗式的大剧在当时只有八一电影制片厂和长春电影制片厂才有能力拍摄，我领导的一个四五个人的小公司确实难担重任。不过因为我有拍摄《金伯阳》等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经验，我怎么能把它让给别人呢？韩光书记也对我格外信任：“这个戏我就交给你了！”于是我立即在国家广电总局立了项。可是我没想到筹集拍摄资金却遇到了难题，上千万的拍摄资金没有人出。

一晃一年，1999年，韩老又来到大连疗养，住在棒棰岛六号楼。韩老让我过去，除了研究剧本的事外，我就陪着韩老打扑克。恰好此时，一位中央领导也来到大连，住在五号楼，和六号楼只有几十米之隔。这期间在韩老身上发生的一件小事让我终生难忘。当时领导的办公室人员跟市委办公厅提出来要住到六号楼，说这样离领导近，工作方便，而六号楼正巧住着韩老，办公厅左右为难，想请韩老搬到新建的十五号别墅，又不知道如何跟韩老说，怕韩老不高兴。为了慎重起见，就让我借聊天的机会透透风，看看韩老的反应。这样在打扑克的时候，我就故意把这件事轻描淡写地说了，韩老立即笑呵呵地说：“五号楼跟六号楼不是离得近吗？这不是工作需要吗？十五号楼还是新楼，咱住新楼，乔迁之喜，好，搬，马上搬！”事情就这么顺利解决了，韩老马上搬到了十五号楼。

这件小事让我对韩老愈发敬佩，老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风亮节让我感动，我觉得这是我人生中的一次重要洗礼，是我艺术生涯中的一个最大的收获，也成了我在拍摄《东北抗联》过程中碰到千折百难时宽慰自己的最好动力。因此，我把这段小插曲写到我的自传里，我觉得不多余！

言归正传，还说筹资的事。由于《东北抗联》还没有筹到拍摄资金，我突然想出一个主意：请中央领导题写片名。有了中央领导题写的片名，各级政府就会很重视了。韩老说：“行，你是军师，在后面出主意，我在前面冲锋陷阵，无论如何要把《东北抗联》拍出来。”就这样，我迅速跟市委宣传部部长做了汇报，部长立即安排以市委宣传部的名义给中央领导打了报告，希望中央领导能为《东北抗联》题写片名。与此同时，韩老也亲自给那位领导写了一封私人信件，希望他能为《东北抗联》题写片名，并在信中说希望能亲自去拜见他。那位领导见了信后说要亲自去见韩老。接到那位领导要到十五号楼来看韩老的消息，我们兴奋异常，立即在客厅里布下文房四宝，等待领导来题词。

领导来到十五号楼，陪同的还有省委书记和大连市领导。我这个级别的赶忙藏进客厅旁的屋子里，但客厅外的谈话声听得很清楚。那位领导在寒暄之后便问起《东北抗联》的筹备情况，韩老充分肯定了剧本，再次请他为电视剧题词。那位领导说政治局刚刚开会做出规定，政治局常委一律不许给电影、电视剧题写片名，防止有人拿领导的题词去拉赞助。我心头一紧，这不正是说我吗？领导真是明察秋毫啊！不过那位领导接着问《东北抗联》的拍摄资金凑齐了没有，韩老说还没有。那位领导说如果资金凑齐了，告诉他的秘书，他就给题了。这时，市长主动说大连市出一百万，书记说辽宁出二百万。我在隔壁屋内一阵狂喜！

那位领导离开大连了，韩老也去了北戴河，可过了一个月也没有任何动静。我着急了，忙给韩老打电话，请韩老再帮忙说一下，让大连的一百万资金赶快到位。韩老说，你让宣传部部长去跟市里领导说吧。随后我找了宣传部部长，又给市领导写了一封长信。经过不懈努力，一百万拍摄资金到手了！我立即给韩老打了电话，韩老很高兴，破例决定马上带我到沈阳，跟省委“化缘”。

韩老到了沈阳，刚住进友谊宾馆，省领导就来了，他当面问我拍《东北抗联》到底需要多少钱。我说：“一千二百万能拍，一千五百万能拍得不错，一个亿不够。”省领导很不高兴：“你这话怎么说的？怎么一千二百万能拍，一个亿倒不够了？”我说：“如果有一个亿，我用上千辆坦克，上千架飞机，上千匹马，上万个战士，一个亿还不够；如果就有一千二百万，我少用几匹马，少用几辆坦克。”省领导明白了。很快，辽宁的二百万资金就到位了。

有了三百万，韩老特别兴奋，他坐镇沈阳，让我和他的秘书带着他的两封亲笔信赴黑龙江和吉林。韩老当年在东北抗联时就战斗在黑龙江，解放后又做了黑龙江省委书记，黑龙江省委非常重视，决定出资四百万。我们喜不自禁，立即带着韩老的亲笔信赴吉林。然而在吉林，我们迟迟未能见到省领导，只好返回沈阳。路上，我想了一个绝妙的“办法”。一回沈阳见到韩老，我就兴奋地介绍黑龙江省委如何重视，对韩老的感情如何深，如何出资四百万等等，把韩老乐得够呛。韩老忙问吉林省情况怎么样。我说吉林省对你有想法，说你到辽宁、黑龙江，就是不去吉林，人家有意见。韩老说：“我和吉林省领导也不熟啊！”我说：“你到吉林就说你们四个老领导取中间地点开会研究拍摄电视剧的事，所以选长春。”韩老说：“这个办法好。”

于是，四位老领导齐聚长春，我也随着韩老到了长春。很快，四位老领导和他们的秘书们被省委办公厅安排住进七号楼，而我被单独甩在外面。负责接待的人对我说：“单作家，七号别墅已经住满了，没办法安排你和领导住在一起，你只能和司机们住在一起了。”我说：“没关系，我是来工作的，如果这里没地方安排，我可以自费到外面住旅店。”他说：“那倒不至于，你可以和司机们住二号楼，让你屈尊了。”我立即明白了话里的意味，连忙说：“谈不上什么屈尊，我本来就是个小人物。”“那上车吧！”我有一种被轻视的感觉，就立在车门前不动。司机喊我上车，我仍然不动。他只好示意司机下来给我开车门，我故意面无表情地上了车，车门还是让司机关上的，硬把自己装成领导的派头。其实我心里明白，我是沾了韩老的光。

住进二号楼，我发现其实二号楼是新盖的别墅，条件真是极好。这时，接待负责人又意味深长地对我说：“单作家，你看你导演的这部戏下一步怎么进行？”我感觉他已经识破四位老领导突降吉林是我出的主意了，这是直接对我流露出的不满情绪啊。我立即反击：“你这话说得不准确啊，我是按照韩光书记的要求来工作的，什么叫我导的这部戏下一步怎么进行啊？”他忙笑着说：“开玩笑！开玩笑！”

晚宴前，省领导和韩光等四位老领导见面，秘书们全参加了，又把我甩在大厅。这时，韩老的秘书出来找我，说韩老让我进去介绍情况。我一进会客厅，韩老就拍着他旁边的沙发说：“小单，你过来，坐在我旁边，跟书记介绍一下《东北抗联》的情况。”我一看，韩老旁边虽然空着一个沙发，可那是正位，只坐着省委书记和韩老，客厅左侧坐着省长等人，右侧坐着三位老省委书记，秘书们都坐在韩老对面靠门口的椅子上。我忙说：“我坐秘书这儿。”韩老这时已经有些生气了，说：“我听不见，你坐在我身旁！”我赶紧大声说：“那我站在中间讲！”我心里明白，我可以私下里回击那位接待负责人，但我绝不可以坐错自己的位置！正在这时，省委书记说话了：“韩书记，咱们边吃边介绍情况好吗？”韩老只好答应。可是一分桌吃饭，我就被分配到秘书那一桌了，和省委书记们的餐桌是两个房间，想汇报都没法进行。席间，书记和省长过来敬酒，省长还很客气地跟我寒暄几句。最后，省委领导跟韩老留下一句话：“韩书记，你们开会期间如果有什么要求，我们五大班子随时恭候。”领导们走了，关于拍戏的事一句话没问，韩老也没有机会让我汇报。一连三天没信。韩老上火了，秘书上火了，发高烧打吊瓶，我更上火，这都是我自作聪明出的馊主意，没法收场了。

第三天早上，韩老要走了，我说：“韩老，您临走之前，请省委主管宣传的副书记过来一趟行不行？我想和他说几句话。”韩老同意了。

很快，副书记来了。我说：“书记，受韩老的委托，我作为《东北抗联》的编剧和制片人，向您汇报一下情况。是这样，《东北抗联》描写的第二路军由周保中领导，而周保中又是活跃在吉林地区坚持到抗战胜利的东北抗联中最高职位的领导，这个戏很大的一段篇幅描写了周保中的抗战故事。这部剧现在已经确定由辽宁省委、黑龙江省委和沈阳军区做联合总策划单位。我的建议是这样：这个剧本你们能不能拿回去审查一下？如果剧本政治上没问题，艺术上你们认为还不错，那么吉林省委即使不出资，但也要作为总策划单位署名。”

副书记沉吟半晌，说：“韩老，这样，我们把剧本拿回去连夜看一下，我们看完剧本后再跟领导汇报一下，你们晚走一天好不好？”于是，剧本被副书记拿走了。

第二天上午九点，吉林省委宣传部的领导和吉林省党史办的领导先来了，一进门就对我说：“剧本不错。”我心里有底了，省委领导哪有时间审查剧本啊，肯定是这二位看的呗！有门儿！

一会儿，副书记来了，掏出一份墨迹未干的文件递给韩老：“昨天这位单作家的一番话说得很中肯，很有道理。昨晚我们看了剧本，觉得《东北抗联》确实写得好，所以我天没亮就跟书记沟通了，一大早就形成了文件。书记说：‘宣传东北抗联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需要非常慎重。鉴于《东北抗联》剧本的实际情况，吉林省委要作为总策划单位参加，我们赞助一百四十万。’”韩老乐了：“一百四十万不少了。”我也没想到是这个结果。副书记对韩老说：“韩老，这个单作家你找对了，《东北抗联》你就交给他拍吧，保证行！”

吉林大捷，我们班师回朝。韩老兴奋异常：“你就是军师了，走，我带你到上海、深圳去！”于是，我跟上韩老，走南闯北，很快筹集到了拍摄资金，《东北抗联》正式启动了。

韩老非常兴奋，对我格外信赖。黄力背后找我两次，希望我拍完戏后能做韩老的秘书，吓得我连声哀求黄老千万别说出去，我怕得罪了韩老的秘书，我说：“我不是当官的料，我的脑后有反骨。”黄力笑了，再也没提这事。

拍戏遭遇十六次灾难，我一月双鬓斑白

资金备齐，开机在即，我反而压力倍增。韩光等老前辈的夙愿、东北人民的期望、市委宣传部的信任，都让我不敢有一点儿怠慢。

严格来说，《东北抗联》这样的戏确实只有八一电影制片厂和长春电影制片厂能承接得起，我领导的一个只有四五个人的小公司显然难当重任。但是，我广纳人才，及时向市委宣传部部长做汇报，部长也事无巨细，及时上下协调，筹拍工作进展得十分顺利。为了高标准完成拍摄工作，我首先聘请了八一电影制片厂的一位非常知名的制片主任，他是八一厂许多战争大片的制片主任，并由他在八一厂又调集了精兵强将。有八一厂的精兵强将参与，我怕什么？关键的是我聘用的这位八一厂的制片主任还有一个特殊身份——我的亲侄子，由他来主持拍摄，我能不放心吗？

开机前两天，制片主任对我说：“姑父，全交给我了，我承包了，按我的预算，你保证还能剩点儿。你爱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我说：“那不行，中央领导把这么重要的工作交给我，我不能搞承包制啊，砸了锅怎么办？所有的经费没有我的最后签字一律不得报销。”我亲侄子又提出第二个方案：“那美术、道具、枪支弹药、服装由八一厂来的美术道具组承包。”我说：“那也不行！该花多少钱，只要合理，咱就报销，就是不能承包。”亲侄子很不高兴，一会儿，八一厂的美术师、道具师全来了，一句话：“我们不指望那几个劳务费，如果不让承包，我们就撤了，军火和道具车已经在山海关，达不成协议就掉头回北京！”明显是要挟我啊！还有两天开机了，我明知道是我的亲侄子在向我逼宫，可有苦说不出。我没有真凭实据，还不能向亲侄子发火。于是，我强忍愤怒，秘密给长影厂的朋友挂了电话，请求他们紧急支援，选调最好的美术师、道具师、烟火师，连夜将长影厂所能用的道具、枪支、服装统统装车，不惜一切代价连夜拉到黑龙江。心里有了底之后，我让剧务给八一厂的主创人员买了火车票，在他们还幸灾乐祸地等待我俯首帖耳的时候，六辆满载拍戏用品的大集装箱货车开进了威虎山城，长影厂的主创人员全部到位。我的亲侄子傻了，没想到我这个倔强的亲姑父动作这么快。我给足了八一厂主创人员补助费，请他们打道回府，但亲侄子我不能撵他走，一是我没有真凭实据证明是他在背后指使八一厂的主创人员向我逼宫，二是因为他是我的亲侄子啊，戏没开始，制片人连自己的亲侄子都容不下，剧组的人会怎么议论我？回家我怎么向老婆交代？

剧组碰到的第二件事就是一起丢人的“嫖娼丑闻”。在我刚进威虎山城的时候，酒店老板请我吃饭，给了剧组最优惠的食宿条件，我以为都是看在《东北抗联》的分上。吃饭期间，酒店老板喊来一对双胞胎小靓妹，说要“招待我”，我的天！原来这个酒店不指望在食宿上赚多少钱，全指望用小姐赚钱，而且在我们拍戏前刚杀青的一个剧组着实让他们赚了一大笔。我赶忙拒绝，声明我是来拍《东北抗联》的，不能一边拍抗联，一边干丢人的事，宁愿多花食宿费，也绝不能出一点儿绯闻，否则我无法向中央领导和市委领导交代。我让酒店老板保证剧组住的酒店内不许有不三不四的女人的情况下，我们把酒店全包了！可是第一个出事的就是我亲侄子的连襟，这是一个货车司机，仰仗他姐夫是制片主任的身份，竟当街搂着不正经的女人招摇过市。现场制片打电话告诉了我，我愤怒异常，立即带着我的亲侄子和外联主任石光驱车到现场。我秘密布置外联主任石光把当地派出所的指导员请来，将警车停在街上，让外联主任陪着指导员说话，就说剧组闹了点儿矛盾，如果出现意外，再请派出所出头。我一个人偷偷找到酒店老板，严厉斥责他让小姐破坏剧组纪律，逼着他把双胞胎靓妹从密室叫出来，当面写下检讨书。老板一开始拒绝，我指着外面的警车说：“如果你不让她们签字检讨，我立即通知公安局；如果她俩写检讨书了，我保证不把这件事捅出去。”老板害怕了，忙让两个女孩签了字，然后让她们立即离开威虎山城。我拿着小姐的检讨书来到大厅，立即召开全体剧组员工紧急会议，大家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开门见山：“×××当街搂小姐，道德败坏，立即开除出剧组，半个小时之内离开海林！”我的亲侄子和他的连襟勃然大怒，说根本没有这样的事！×××还要上前打我，我冷静地掏出了写的检讨书，又指出窗外的警车说：“如果我诬蔑了你，你可以起诉我诬告罪；如果你不承认，那么好办，你们看到窗外的警车了吗？请公安介入，后果自负！”我亲侄子的连襟傻了，半小时内开着货车离开了海林。我亲侄子蔫了，他无颜再工作下去，主动申请离组。我气得流泪了，这是我的亲侄子啊！我怎么向家里人交代啊？我找了个借口，让他回八一厂为《东北抗联》找历史资料，制片主任的劳务费从我稿费中支出，制片主任的署名不变。亲侄子走了，一个非常出名的战争大片制片主任走了，但我从一开始就杀了歪风邪气，立下军威，也倔强地当众宣告：“连我的亲侄子都开了，你们谁也别想挑战我！我就是死也要死在《东北抗联》上了！”果然，一正压百邪。

参观“九一八”纪念馆

然而，各种灾难和意外也不期而至，如果不是亲历者，都会认为这些是不可思议的神话。

由于在1994年拍摄《金伯阳》时遇到了许多奇异事件，我对抗联英灵十分敬畏，拜祭了许多先烈的陵墓，也专赴承德小布达拉宫求一百零二岁的活佛确定在2000年9月17日上午十时开机。但是，当时我聘用的制片主任为了抢时间，决定9月13日开机，而我和所聘导演互相以为是对方的意见，也就同意了。9月13日，万里晴空，数位革命老前辈和省委领导及多家媒体齐聚黑龙江海林市威虎山城，《东北抗联》举行了极为隆重的开机仪式。可是当天晚上，本来应该开始飘雪的黑龙江却突然下起了大雨，一连下到9月17日。当地人都万分奇怪，说是百年不遇。

2000年，拍摄《东北抗联》，在“九一八”纪念馆采访

拍摄无法进行，我中午时坐在面包车里正焦急地打电话，突然，我右手第四根手指剧痛一下，紧接着，几秒钟时间内，只见我的第四根手指迅速膨胀，像擀饺子皮的擀面杖那么粗，透过已经绷紧变薄的皮肤，只见里面有鲜血往外涌。我吓得一下子抓住手腕，没命地喊：“我完啦！”我不知道我得了什么病，我以为照这样的速度，我的全身会立即像吹了气一样鼓起来。外联主任石光赶忙跑上车，让司机拉着我就往海林市医院跑。路上，我吓哭了，我说：“这是什么病啊？我是给烈士扬名啊，我没干坏事啊。”我就哭着跟石光安排后事，告诉她所有的现金都在我房间的两个大保险柜里，让她把住，还告诉她剧本让我改得很乱，让她转告导演按我没改的剧本拍，否则接不下来。石光就笑，说：“没那么严重吧？还安排后事了！”我当时真恨她，心想：“到底不是自己的老婆，如果是自己的老婆，这会儿工夫早吓哭了，她还笑！”离海林市医院有四十里的路，走出一段距离，我的手指已不再膨胀了，开始发乌，像一根小棒槌。下午三点钟，车到了海林市人民医院，那是个星期天，值班大夫看看我的手指说：“你们赶快到别的医院，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病。”于是，我们直奔佳木斯部队209医院。因为外联主任石光的老公是沈阳军区军医专科学校的领导，209医院有很多他的同志和部下。当我们的车到达佳木斯部队209医院时，院长、政委、各科主任都已经候在门口了。专家们简单会诊了一下后，给我开通绿色通道，CT、X光、彩超、血常规、尿常规……能检查的项目全检查了，什么病也没有！专家会诊结论：没有外力作用下的毛细血管意外破裂。确实没有外力，我没磕也没碰，老老实实坐在车上，为什么手指的毛细血管会破裂？谁也说不出原因。外科主任和心脑血管科主任都十分纳闷儿，说正常情况下，毛细血管破裂应该在心血管或脑血管，心血管破裂就是心肌梗死，脑血管破裂就是脑出血，都是要命的，而我会毫无原因地出现手指的毛细血管突然破裂，他们从来没见过，也从来没听说过。他们建议我立即住院做半个月的多普勒治疗，防止有剥落的血块堵塞心脑血管。我一听说没大病，也就放心了，别说住半个月院，耽误半天损失都是巨大的，我必须回去！大夫给了我三片安眠药，让我当晚什么也别管，好好睡一觉，如果发现不好，赶快来住院。

一觉醒来，是9月18日早上六点十分，我担心天还下雨，无法拍戏，就拉开窗帘，一看外面是晴天，我赶忙让外联主任通知当地部队参加拍摄。石光进来问我感觉怎么样了，我这才想起看手。奇异的事情发生了：我的右手第四根手指不但消肿了，而且恢复得和其他手指的颜色一样！我俩都愣了，但谁也没顾得上想这事，就马上布置拍战争戏。这一场戏拍的是1931年9月18日日军进攻北大营。烟火组埋好了炸点，没想到开机的第一炮就把一个战士撂倒了，军车紧急把战士送到佳木斯209医院救治。我接到战士被炸伤的消息，匆忙揣上一万块钱，驱车急奔佳木斯部队师部。到了部队师部，我提出要马上见师长，但接待人员说首长正在里面召开紧急会议没有时间，我大声说：“就五分钟，请师长务必马上出来！”师长可能在屋内听到了，只好走出来。我没容师长张嘴，一口气说道：“首长，战士拍戏被炸伤了，这是我的错，部队没有一点儿责任，我会马上跟沈阳军区政治部说明情况。另外，现在还不知战士伤到什么程度，我想说的是，如果战士牺牲了，所有赔偿问题由我负责！如果战士致残了，不能服役了，那么退役后的工作和生活问题，包括婚姻问题，全由我负责！因为来得太匆忙，我身上就带了一万块钱，请首长拿去先给战士救治。”说着，我将一万块现金放到茶几上。师长马上说：“单主任，实话跟你说，第一天出兵就发生事故，我们十分担心，所以刚才正召开紧急会议研究给军区政治部打报告，不再出兵配合《东北抗联》的拍摄。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来了，而且为我们、为战士想得这么周到，我很佩服你的这种不是军人却胜似军人的做事风格。因此，我向你保证，以后，兵我们还照常出，这是沈阳军区交给我们的政治任务。战士如果牺牲了，我们报烈士；战士如果致残了，我们按部队规定处理；至于真的出现婚姻难题，单主任能帮帮忙当然更好，那是后话。钱，我们一分不能收，这是命令！”我一听师长说这话，忙说：“那你借我一台大卡车。”师长问：“干什么用？”我说：“用这钱买水果看望战士。”师长说：“一个战士也吃不了一卡车水果啊！”我说：“送给参演的全团战士吃！”师长同意了，我带着大卡车在佳木斯的市场上见水果就装，结果，装了一卡车各种水果才花了三千块！而那位战士也万幸，只是炸伤了右眼角，并无大碍，《东北抗联》以后的所有用兵也确保了。

从209医院回剧组的路上，我又纳闷儿：手指上的黑色瘀血到底哪儿去了呢？能吸收得这么快吗？为了证实是不是我自己身体吸收得快，我想在胳膊上掐一块青，看它什么时候能吸收回去。当时我穿着军大衣，拧不出青来，我就脱下军大衣，撸起袖子，在右上臂又拧又咬，终于拧出一块有玉米粒大小的红瘢痕。我每天早上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观察右上臂的那块红瘢痕什么时候吸收回去。结果，一直到第十一天，那块玉米粒大小的红色瘢痕终于形成了约有两个一元硬币大小的黄色瘀斑。如果按照右上臂瘀血的消散速度，我右手第四指的黑色瘀血最少也得二十天才能散去，我至今不明白，为什么它一夜就不见了，我无法解释，科学也无法解释。我对自己说，或许这是先烈的英灵对我的爱护和提示，让我小心再小心，因为我担负着千千万万个东北抗联的英魂和他们的后代的期望和嘱托。毫不夸张，如果我倒下了，那《东北抗联》这部戏当时真的就要中途夭折了。

以后陆续发生了多起重大事故，也是近乎灾难性的，但都化险为夷了。一次，载着四十七人的大客车在冰雪盘山路上爬行，后面紧跟着弹药车，突然，大客车的前轴断裂，司机的方向盘、手刹、脚刹全部失灵，大客车急剧倒滑，要么滚下山崖，要么撞到弹药车，灾难不可避免！然而，在倒滑十几米后，大客车意外靠稳在雪堆上，四十七人躲过一劫！司机连续几天睡觉不敢闭眼，老是傻傻地自语：“我怎么能活呢？我怎么能活呢？”

拍摄杨靖宇战地指挥部那场戏，原始森林中新搭的六十平方米草棚突然大火冲天，一场可能比大兴安岭山火还要严重的火灾就要发生！瞬间，几百个剧组人员脱下衣服疯狂扑火，最终把大火扑灭，帮我免除了一场牢狱之灾。

在拍摄八女投江一场戏中，需要设水下炸点，为了防止炸伤演员，烟火组在布置炸点的水下铺设了厚厚的木板，以阻止爆炸冲击波。不料水下木板倒了，烟火组不知道，炸点一响，巨大的水下冲击波将八位女演员击倒，她们拼命地呼喊救命。眼看八个女演员沉没在水中，我和剧组人员衣服也没脱就冲下河，将双腿失去知觉的八个女演员背上岸。当我们将她们往面包车上放的时候，她们根本无法爬上车，只能一个压一个地就往医院拉，过了好几个小时，这几个女演员的下肢才有了知觉。八女投江的戏不能再重拍了，我只得把女演员们声嘶力竭的呼喊配音成：“坚持到底，共产党万岁！”效果还挺震撼。幸亏八个女孩没留下疾患，否则后果难料。一个月之间，我的双鬓全白。

在第十三次灾难过后，大连市宣传部部长受市委委托，带了媒体和部分领导等人赴东北慰问剧组，回来时拉市文联领导的轿车在高速公路金州段被后面高速行驶的轿车撞飞，部长在车上听到消息，急得让司机赶紧掉头，逆行往金州跑。万幸又奇异的是：被撞轿车滚下路沟面目皆非，而车上的四个人都毫发无损，只是司机耳廓出了点儿血。这算是第十四次灾难化险为夷。部长当晚给我挂电话，心有余悸地说：“真是太万幸了！我都感到后怕，你们一定要小心再小心！”

靠英灵护佑，三个月下来，十六次灾难，全都化险为夷，《东北抗联》剧组没死、没重伤一人。

在拍戏期间，韩老几次打电话询问剧组拍摄的进展情况，叮嘱我注意身体，韩老的老伴黄力更是对我关怀备至。不幸的是，就在此时，黄老被诊断患上了不治之症，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她还询问《东北抗联》拍摄得怎么样了。韩老贴在黄老耳边告诉她说中央领导对《东北抗联》十分关心，黄老欣慰而费力地举起了大拇指……

黄老走了，她没有亲眼看到我拍摄的《东北抗联》，在《东北抗联》片头署名的各级领导中，也只有黄力老人家的名字打上了一个黑框。电视剧制作完成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复制了一套二十二集《东北抗联》录像带，在十字路口将录像带慢慢点燃，我跪在写着黄力老人名字的录像带前，边流泪边说：“黄老，你的遗愿终于实现了，我没辜负你的信任，你提前审查片子吧。”当晚，我又写了一篇文章《我拿什么奉献给您——电视连续剧〈东北抗联〉播出前悼黄力》，我深知，没有英灵的护佑，没有革命老前辈的支持，我不可能完成这么重大的任务。

逼上梁山做导演

《东北抗联》拍摄期间，我作为统领数百人的制片人兼编剧，面对不断袭来的灾难事件，本来已经筋疲力尽，不料屋漏偏逢连夜雨，我花重金聘来的导演因为忍受不了东北的寒冷天气，临阵脱逃了。没有了导演的电视剧剧组顿时乱了阵营，而再找别的导演也已经来不及，仅仅半个小时内，我嗓子立即哑得说不出话来了，一直低血压的我也一阵阵头晕，一量血压，高压一百七。怎么办？我很慌，这不是一部普通的电视剧啊，我肩负着多少老抗联的期望啊。这时候，剧组有人提议让我直接上阵，我不敢，一来我从来没当过导演，二来我又是制片人又是编剧，再弄个导演当，我怕别人说我什么便宜都想占。可是剧组如果停机一天，损失巨大啊。有人说：“连导演都跑了，这个戏完了！”“人家大电影厂才能拍的戏，单联全偏要上，太不自量力了，等着看笑话吧！”我一听，犟劲儿又上来了，一咬牙，冲上去了。就这样，我带领大家把《东北抗联》拍下来了。

杀青那天，大家把我抬起来抛向空中，我却哭了。尽管很多人对那位临阵逃脱的导演不屑一顾，但我在剪辑合成时，仍然把他署名为导演，而且署在第一位。很多人表示不解，但我考虑更多的是不想因为复杂的人际关系问题影响到《东北抗联》在央视的正常播出。果然，那位导演对《东北抗联》继续署他名为第一导演十分意外，多次表示歉意和谢意，并向央视相关人员力荐这部剧。

2001年，《东北抗联》顺利在央视黄金时段播出，一举获得全国“五个一工程”奖、辽宁省“五个一工程”奖、辽宁省优秀电视剧一等奖、最佳电视剧男主角奖，我本人也获得辽宁省最佳编剧奖。当然，这部戏也获得了2002年全国电视剧“飞天奖”提名。我为什么最后说这个奖？因为这里面有一段我认为应该披露的小插曲。

在《东北抗联》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后，恰逢“飞天奖”也即将开评，北京相关部门领导给我打电话，提出要在北京搞一次专家研讨会，并保证《东北抗联》最低也能获“飞天奖”二等奖以上，条件是让我出四十八万元费用。我一听，心里老大的别扭，这不是让我花钱买大奖吗？我当即拒绝了。我把这个情况也跟韩光书记汇报了，韩老听了挺生气：“这搞的什么？不参加！”于是，研讨会没举行，“飞天奖”我也没申报，后来还是省电视艺术家协会往上申报的。因为《东北抗联》已获得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在央视播出后又那么轰动，所以我估计“飞天奖”评委思考再三，还是给了个提名奖。颁奖仪式那天我没去，是评委会让大连电视台的参会者代我领奖的，据说评委会的相关人员当时还说：“你们大连有个单联全太狂了，得了奖都不来领。”

一次逼上梁山，让我从此又多了一个导演的身份，我感谢《东北抗联》，感谢临阵逃脱的导演给了我机会，也感谢那些冷言冷语让我这头“倔驴”又倔了一回，还成功了！

只为一句承诺，几乎倾家荡产

《东北抗联》在我的艺术生涯中可以说是辉煌的一页，从1997年到2001年间，我的全部精力都用在《东北抗联》上，毫不夸张地说，我也是一位东北抗联史的“专家”了。戏前戏后，我接触过太多的革命老前辈，上至中央领导，下至蒙冤未被昭雪的抗联战士及他们的后代，我收到了许多观众，尤其是抗联战士和他们的后代的来信，许多事件、许多故事、许多现实让我震撼，尤其是拍摄《东北抗联》所经历的十六次灾难的洗礼，让我的心灵净化了许多。我感恩抗联勇士的护佑，我深感抗联先烈的英灵是永存的，因此，对于生命、对于生活我看得更重了，而对于金钱名利都看得比以前淡了好多。在《东北抗联》拍竣的那一天，我跪在烈士墓前发誓：“我的余生将全部用来宣传东北抗联！”

《东北抗联》播出后，全国各地的片约纷至沓来，有让我导戏的，有让我写戏的，价格不菲。但是，我辞掉了所有名利双收的电视剧项目，一心就想为宣传东北抗联做点儿实事，履行我在烈士墓前许下的承诺。我认为抗联英雄有英灵，我在做，他们在天上看。我给中央领导写了一封信：《关于对进一步宣传好东北抗联几个设想的请示》，在信中，我主动提出要做好三项工程。

第一项工程我把它称之为“抢救工程”。由于复杂的原因，那些曾在东北地区同日本侵略者英勇战斗十四年的东北抗日联军战士一直都未得到非常好的宣传，许多老抗联沉冤多年。如赵尚志，两次被开除党籍，直到1982年黑龙江省委做出《关于恢复赵尚志同志党籍的决定》，而距赵一曼这样的抗日民族英雄牺牲也过了漫长的时间……因此，我下决心做的第一个工程就是无偿地整理、抢拍东北抗联老战士的史料。为此，我将卖片收入和稿酬近三百万元全部用来购入了当时国际上最先进的数字化影视拍摄设备——摄像机、剪辑机、斯泰尼康等等，应有尽有。以日本索尼公司生产的数字化摄像机为例，当时大连电视台才有一台，而我一下子购得了两台。我用这些先进的设备奔赴全国各地采访老抗联战士，拍摄制作《东北抗联群英谱》光碟，我准备利用五年时间，为健在的每位抗联老战士拍摄一集，形成专题电视片，刻成系列光盘，无偿送给“九一八”纪念馆、抗日战争纪念馆。

第二个工程我把它称之为“普及工程”。我曾有意识地在北方某市一所小学的学生和年轻教师中做了一个调查，我出了两个题目：一、你知道“九一八”是怎么回事吗？二、你知道杨靖宇、赵一曼、刘德华、毛阿敏是干什么的吗？结果令人非常悲哀，在班级的四十六名学生中，刘德华、毛阿敏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竟没有一个人知道杨靖宇、赵一曼的，甚至年轻的老师都不知道赵一曼，这不能不说是民族的悲哀！因为“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啊！这次调查使我这个艺术工作者更增加了历史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我组织了几个专门人员成立了写作组，以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为主线，穿连起东北抗联所有英雄人物的动人故事，准备编写一部《东北抗联演义》，以章回小说的形式写成一部可读性较强的通俗读物，并无偿地送给东北地区少儿图书馆和中小学，让后人们逐步地了解和记住“九一八”，记住东北抗联，记住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是十四年！

准备做的第三项工程，我把它称之为“精品工程”，即在拍摄完《东北抗联》的基础上，以后每年拍摄一部专门反映东北人民抗战的电视剧。第二部戏我把目标放在了八女投江上。根据我采访的史料，我感觉我要写的八女投江的故事比苏联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故事还要曲折生动，为此，我以《乌斯河畔的黎明静悄悄》为剧名将创作计划上报国家广电总局。

《东北抗联》成功后，我却突然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我把全部的精力和财力都无偿地投入宣传东北抗联上。然而，一个个体影视小公司难以承担这么繁重的任务，况且都是无偿劳动。我无偿劳动可以，其他的人员不能无偿啊，在“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观念驱使下，我所聘的各路人员相继离去，他们不愿意把自己绑在这项漫长而收入又并不丰厚的事业上，我只好孤军奋战了。

2001年10月，我到四川参加电视节，并为创作电视剧《蝴蝶雪》收集资料。采访赵一曼故居时，我发现赵一曼的故居年久失修，已经岌岌可危，我立即答应先着手重修赵一曼故居。

从2001年到2005年，整整五年时间里，我放弃了所有的创作和导演的机会，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为赵一曼故居重修和《蝴蝶雪》电视剧的筹拍奔走呼号上。

2001年，为创作《蝴蝶雪》拜访赵一曼故居

2003年11月20日，我给中央领导分别写信，反映赵一曼故居岌岌可危的情况，反映拍摄讲述赵一曼英雄事迹的电视剧《蝴蝶雪》的重大意义。

关于赵一曼诞辰百年之际开展爱国主义宣传活动的建议

刘云山部长：

我是大连市的一位专业作家，三年前，在韩光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支持下，在中共大连市委的直接领导下，由我编导并主持大连影视剧艺术中心拍摄了反映东北人民抗日斗争史的二十二集电视连续剧《东北抗联》。该剧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播出后，我收到了全国许多电视观众的来信来电，他们热切地希望我们能陆续将中华民族的一些著名英雄有血有肉地再现到影视屏幕上，以弘扬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精神，抵制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作品的泛滥。在许多来信中，赵一曼烈士的唯一后人、亲孙女陈红的来信尤为震动我心！

为此，我专程到赵一曼的故乡四川宜宾市进行了采访。采访中，我痛苦地发现，赵一曼纪念馆破旧不堪，赵一曼故居岌岌可危。而当我对北方某市一所小学进行调查时，在这个有四十六名学生的班级中，竟然没有一个人知道赵一曼。更令我痛苦的是，这个班级的年轻班主任老师竟也说不出赵一曼是何许人物！

中纪委原常务书记韩光给电视剧《蝴蝶雪》题写的剧名

赵一曼的故事曾影响了几代中国人，赵一曼的形象远比穆桂英、花木兰更加光彩照人，赵一曼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之魂啊！尤其在今天，赵一曼的形象更应该成为中国妇女和中国人民的骄傲与楷模。假如一个民族忘记了自己的骄傲，假如一个民族丢失了自己的民族之魂，那将是多么可怕的事情！

为了抢救挖掘赵一曼的英雄事迹，我决定和我的同事们把赵一曼的故事搬到屏幕上去。然而，听说我要拍摄赵一曼，许多人不以为意，认为在电视剧走向市场的今天还搞这样的片子是犯傻！某些电视台一听说要拍赵一曼，连故事也不问便连连摇头，表示不能播出。他们担心影响收视率！这些都使我和我的同事们感到不解和悲哀。我们中的一些人只考虑经济效益，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哪里去了？

与此同时，我也在思考，为什么今天的观众对描写一些英雄人物的电视剧不感兴趣。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过去的思维模式和创作方法有一定的问题。在以往的作品中，对赵一曼这样的一些英雄人物的描写往往强调政治性，而忽视了艺术性；强调了神化，而忽视人性化。人们只了解这些英雄人物的英雄壮举，而对这些人物的成长过程中真实的情感历程不敢涉及，或者说是有意回避了真实的历史。

新时期的影视创作必须适应新时期观众的欣赏习惯，因此，创作者必须以全新的视角，更加贴近现实，更加贴近生活，更加贴近观众。描写历史人物不应是重复昨天的故事，而应是用今天的视角去探寻昨天的真实。基于这一点，我们打破了以往的思维模式，通过各种办法找到了赵一曼家族中仅在的几位后人，经过反复的说服工作和情感投资，挖掘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掌握了第一手的赵一曼的家族史资料，这使我们大为激动，因为这些故事本身就是一部非常生动感人的影视剧，有些是我们想编都编不出来的。我们利用两年多的时间，初步创作出了二十二集电视连续剧《蝴蝶雪》，该剧真实地再现了赵一曼作为大地主家庭中的六小姐如何为寻求个性解放、寻求真实爱情而同封建家庭进行艰难斗争；而在赵一曼寻找到了真正的爱情之后，为了民族解放又如何放弃优越的生活和幸福的爱情毅然回国投身革命，以至于最后献出年轻的生命。赵一曼从追求个性解放到追求民族解放的感人历程，远比那些帝国将相、才子佳人的故事更令人感动、更令人动情。我想，当我们真正深入到生活当中，创作出让今天的观众更加喜爱、敬仰的英雄人物赵一曼后，我们是不怕没有观众，也不怕没有收视率的！

2005年10月25日，是赵一曼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在这个日子让世人重新回顾赵一曼的英雄事迹，让后代从赵一曼的经历中感悟人生、奋发图强，我认为是十分必要的。基于此，我大胆地给您写这封信，想表达几个愿望：

一、希望我们这部描写赵一曼的电视剧能引起有关部门的关切和重视，把它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点工程来抓。

二、建议在赵一曼诞辰百年之际，在全国范围内搞一些纪念和宣传活动，让赵一曼重新回到人们的心中，让后人永远记住赵一曼。

三、赵一曼的故居岌岌可危，如有可能，盼望能通过有关部门拨款重修赵一曼故居。如果国家有困难，而我们这部戏又能拍摄成功，我本人愿意并决意动员剧组的演职人员一起募捐，重修赵一曼旧居，给后人留下永久不忘的丰碑。

以上建议不知当否，望复。

大连影视艺术中心

2003年11月20日

中央领导做出批示，要求四川省委解决赵一曼故居修建问题，要求广电总局重视赵一曼电视剧的拍摄。

因为有了中央领导的批示，中共宜宾市委立即启动了重修赵一曼纪念馆和故居的工作程序，赵一曼故居的红色旅游线路也建立起来。

由于赵一曼过世久远，早期她在四川宜宾家乡是如何冲出封建牢笼的情况及其家族历史，在正式史料中从未有过详细的记载，人们更多地只是了解赵一曼在参加抗联以后的故事。在赵一曼后人的支持下，在许多党史专家的配合下，我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真实史料，可以说我是掌握赵一曼早期生平真实史料记录的第一人。根据这些宝贵的史料，我感觉这是一部难得的电视剧题材，极具影视剧特点。我怀着对英雄赵一曼无比崇敬的心情，经过不懈努力，完成了《中华女魂》（又名《蝴蝶雪》）的剧本创作。

2004年11月，《蝴蝶雪》一剧由辽宁省广电局颁发了拍摄许可证。

但是，由于当时电视剧开始走向市场，我没有筹措到拍摄资金。《大连日报》以《我以我心慰先人》为题、《半岛晨报》以《谁来帮我挽救赵一曼》为题，向社会发出赞助请求。但我没想到，消息发出后，响应者寥寥，且都是些拿工薪的老人。我通过媒体发声，强调拍摄《蝴蝶雪》是一项公益活动，我只接受政府和企业捐款，不接受个人捐资。以后发生的事让我啼笑皆非：赞助款没收到一分钱，求我进行赞助的电话却把我的手机打爆了。有的人说他身患重病，希望我赞助医疗费；更有的人说他孩子学费交不上了，我既然能给死人拍戏，为什么不能救活人。没办法，我只好把手机销号，不然昼夜难安。

筹集不到拍摄经费，我心急如焚。此时，赵一曼的题材不是辽宁重点抓的项目，省委宣传部希望我能写一部反映辽宁地域文化的抗战故事。省广电局在大连召开电视剧生产工作会议，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问我：“你拍赵一曼需要花多少钱？”我说：“最少八百万。”副部长又问：“那你能赚多少钱？”我说：“我准备赔。”副部长说：“如果赔了你以后还能干什么？”我大声说：“赔了我也要干！”副部长无奈地说：“你没听懂我的意思。”

《大连日报》关于电视剧《蝴蝶雪》创作的报道文章

《半岛晨报》为电视剧《蝴蝶雪》寻求赞助的呼吁文章

今天想起来，我真是没听懂副部长的意思。当时，电视剧已经步入市场化时代了，可是我的思维还停留在计划经济的模式里，此类不赚钱的电视剧，除非是政府抓的重点项目，一家个体小公司做这件事是要冒风险的。副部长是关心我，提示我，而我却倔强地认为领导只注重本省题材，没有大文化视野，会后我还跟市委宣传部的领导大发牢骚，当时部领导也告诫我说：“老单啊，你拍《东北抗联》攒下点儿家底不容易，别嘚瑟光了！”我没信，一根筋地非要把赵一曼的电视剧搬到屏幕上不可！眼看着就要到赵一曼诞辰百年了，经过多方努力，只有赵一曼的故乡四川宜宾市委答应提供五十万元的赞助，条件还是剧组必须到四川宜宾去拍，否则不赞助。五十万仅仅够剧组从东北到四川的吃住行费用，但是我一咬牙，去！

为了拍成这部戏，我个人抵押了房产，加上从朋友手中借款，一共凑了八百一十万元，这可是我的全部家底啊！老婆孩子一肚子气，但谁也不敢说，都知道我比驴还倔，比牛还犟！但我也不是鲁莽地做事，为了不倾家荡产，我反复打磨剧本，不但提前将剧本送到央视电视剧部审看，还破例通过特殊渠道把剧本送到央视审片组提前审查，以确保万无一失。央视审片组在审阅了剧本后，写下了两万多字的肯定意见和小修小改意见，审片组长还兴奋地说这部戏胜过《东北抗联》，提前确定可以在2005年10月25日赵一曼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在央视黄金时段播出。有了这个“尚方宝剑”，我还怕什么。

2005年2月14日，我五十九岁生日的那一天，正好是正月初六，《蝴蝶雪》在长春开机了。赵一曼故乡四川宜宾市市委书记在接见我的时候真诚地说：“单导演，我代表宜宾人民感谢你把赵一曼送回了四川故乡。你做了一件让宜宾人民永远感谢你的大好事。”

2005年，拍摄《蝴蝶雪》在现场做讲解

然而，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不是做了一件好事，你就会得到好的回报，有时候还恰恰相反。我压根都没想到，为了拍摄反映八年抗战的电视剧《蝴蝶雪》，我却经历了另一场“八年抗战”。

五年间，经我的不懈呐喊，赵一曼有了烈士证，赵一曼故居维修了，赵一曼的红色旅游线建立了。可电视剧开机后，问题就出来了。在东北拍摄时正值严冬，我聘请的饰演赵一曼的女演员很怕冷，虽然我给她准备了房车，安排了替身，但某些明星的娇气还会时而出现。在拍摄赵一曼受重伤滚下山崖后的一场戏时，正赶上央视《影视同期声》的记者来采访我，我就让副导演代替我把赵一曼在雪中爬行的一小段戏拍下来。采访完后，我回到现场看回放，发现女演员戴着皮手套在爬，我说：“这怎么行呢？赵一曼从山崖上跌下来，满身是血在爬，却戴着皮手套，这不符合情理。重拍吧！”女演员不同意，说她怕冷，说反正就这么一个镜头，过去算了。我说：“那不行，我原谅你一阵子，观众骂咱一辈子，必须重拍！”女演员和我僵持起来，而这些，又都被央视记者偷拍了，并且在节目中如实播放了。于是，女演员认为我在整她，和我结下了怨，在以后的拍摄中，女演员经常找借口拖拍，严重影响了工作进度，整得我很无奈。当然，这只是拍摄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之一，这种事情我还是可以理解的，因此也没有让我失去信心。

赵一曼同志革命烈士证明书

经过不懈努力，拍摄工作终于按计划完成了。然而，与此同时，让我无法理解的事情却发生了。就是这样一部得到央视电视剧审片组高度评价、宜宾市委市政府充分认可，并且已被辽宁省广电局审查通过了的电视剧，却被国家广电总局禁播了。

听到这一消息我的头脑一片空白，如坠深渊……我经过一段冷静思考，从这部剧的创作到整个拍摄过程，一幕一幕画面在脑海中回放。

中共宜宾市委宣传部对电视剧《蝴蝶雪》的肯定文件

2005年7月29日，赵一曼故乡中共四川宜宾市委、宜宾市政府在北京专门召开了电视剧《蝴蝶雪》审片会议，一致认为这部电视剧“主要人物和情节原则上符合历史真实，是一部既有思想性，又有艺术性、观赏性的好作品”。辽宁省广电局通过审查，也认为该剧是一部优秀的作品。因为生气着急上火，我倒下了，肠内长了四个腺瘤，做完肠镜手术的当天晚上，我爬上了赴北京的火车，车上没有卧铺，连座位都没有，我昏倒在车厢过道，幸亏一个女大学生把她的铺位让出来，我才安全地到达了北京。上告无用！电视剧被禁播，我想到了自杀。市委副书记、宣传部副部长及省广电局的领导给我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在同情我的同时，反复地劝说我要冷静对待，他们说：“单联全，你和总局打官司，我们虽然理解但无法支持；你如果要自杀，我们瞧不起你，这也不是你的性格。你如果真有能耐，真是一条汉子，想办法站起来，那才是能耐！”我逐步冷静下来了，说：“虽然我今天倾家荡产了，但是，三年后又站起了一个单联全！”

话是这么说，可毕竟是八百一十万的借款啊！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借给我三百万的一个朋友，当面给她打一张借条，我让她留下证据，说我这辈子如果还不上，儿女们下辈子也会还上，让她放心。可我的朋友当场把我写的借条撕了，她说：“当初我借给你钱的时候，我都没让你打借条，我相信你的为人，有没有借条你都会还钱，你现在就权当没借我的钱，你也别有压力，我知道，只要你活着，我的钱就瞎不了，你要上火死了，我的钱也瞎了。所以，我撕了！权当你没借。”这是我哭得最厉害的一次，为了还上朋友的钱，我也不能死，我也要挺下来！

为了偿还因拍摄《蝴蝶雪》欠下的巨额债务，2006年年初，经过市委宣传部和省广电局领导的工作，按照国家广电总局电视剧管理司的要求，我对《蝴蝶雪》进行补拍和重新剪辑，从人名到主题立意，再到故事情节，重新进行创作，完全与赵一曼脱钩，将其变成了一部人物虚构的一般题材电视剧《大宅门里的女人》。

2006年9月14日，国家广电总局电视剧管理司以剧审字〔2006〕20号文件批复：“鉴于《蝴蝶雪》的主题做了重大调整，并将主人公及所涉真实人物身份改为与赵一曼烈士无关的虚构人物。至此，《蝴蝶雪》一剧已不属于重大革命题材，按照电视剧审查管理的有关规定，将修改后的电视剧《蝴蝶雪》及相关材料交由辽宁省广电局审查批准。”辽宁省广电局在对《大宅门里的女人》进行审查后，于2006年9月28日颁发了国产电视剧发行许可证，《大宅门里的女人》在国内得以正式发行。

可是，正当各地电视台准备在2009年10月1日国庆六十周年播出《大宅门里的女人》之际，这部电视剧又遇到了人为的干扰，有人指责我欺上瞒下，蒙蔽地方广电管理部门获得发行许可，要求停播《大宅门里的女人》。

针对这件事，2009年7月9日，辽宁省广电局以辽广发社字〔2009〕139号文件向国家广电总局提交《关于电视剧〈大宅门里的女人〉有关情况说明的报告》，并充分肯定了《大宅门里的女人》一剧。

2009年7月下旬，国家广电总局电视剧管理司再次给辽宁省广电局发来文件。国家广电总局审查委员会充分肯定了《大宅门里的女人》，原文在总体评价中称：“《大宅门里的女人》通过对六个不同人生命运女人的描写，比较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束缚，鞭笞了封建社会对人性，特别是对女性的摧残，歌颂了中国女性代表高胜蓝向往自由，憧憬幸福爱情，为了民族解放事业舍生忘死、英勇顽强、足智多谋、不屈不挠，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绚丽人生，该剧主题积极，思想健康。”

这部电视剧终于可以播出了，可我却笑不起来。作为一名老电视工作者，我整整用了八年时间，全身心地投入为宣传赵一曼而奔走呼号上，并且因为拍摄关于赵一曼的电视剧，欠下八百多万的债务，一直承受着经济上和精神上的双重压力。赵一曼是全民族的精神财富，捍卫赵一曼的形象是我作为电视工作者的义务。这件事情对我来说虽然是一生难以释怀的心结，虽然是一生不堪回首的往事，但每当想到我心中的民族英雄赵一曼，每当我胸中涌起对她那难以割舍的崇敬之情时，我欣慰了。

为了写一部反映八年抗战的电视剧，我却让自己也经历了痛苦的“八年抗战”，一个人一生能有几个八年？肯定地说，在中国，目前还没有听说作家在自己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能花费八年时间，自己借债八百多万为一个历史人物树碑立传。同时，一部有关赵一曼电视剧的八年艰苦历程也给我们很多思考：革命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到底该怎么写？关于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创作应否立法？这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好，文艺工作者将难以有热情涉足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历史人物的后代将难以维护先辈的名誉，观众也将很难看到真实感人的关于历史人物的作品，历史人物也就真正成为历史了！

为还债转拍《我的丑娘》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拍摄赵一曼的过程让我终生难忘，我下决心从此不再拍摄涉及真人真事的电视剧，所以后来有不少人找我拍马占山等人物，我都婉言拒绝。眼下我最紧迫的任务是赚钱还债。经过对电视剧市场认真研究和分析，结合我自己的创作优势，我决定改变创作思路，走亲情戏路线，于是，一部悲情大戏《我的丑娘》应运而生。

《我的丑娘》是在没有一点儿宣传的情况下，首先在山东济南台播出的，播出第二天，《〈我的丑娘〉泪淹山东》的文章就已铺天盖地。紧接着，《我的丑娘》相继在全国两千余家县市台、三十余家卫视台播出，均获收视冠军。新浪网惊呼“《我的丑娘》是不知从何处突然蹿出来的一匹黑马！”由于我当时没有钱投拍，就将该项目交江苏省电视台申报立项，《我的丑娘》获得江苏省“五个一工程”奖和江苏省优秀电视剧“凤凰奖”后，他们决定申报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山东省将《我的丑娘》评为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剧”变十部最受山东观众喜爱的电视剧之一；外交部将《我的丑娘》作为文化交流节目在中蒙建交六十周年之际推荐给蒙古国国家电视台后，立即“泪淹”蒙古国，获全国收视之冠；与此同时，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组委会临时向我发来了邀请，让我带全剧组走红地毯，准备报评“白玉兰奖”……突如其来的巨大成功让我产生了一种比当年的《东北抗联》还要辉煌的感觉。然而，这种感觉刚刚产生不久，一枚重磅炸弹又砸到我的头上：广电总局电视剧管理司在一次会议上批判当前电视剧创作存在“三破一苦”的现象，我立即成了“三破一苦”的反面典型。红地毯不让走了，所有评奖撤了。我不服，立即在媒体上进行反击，我认为“苦情戏”的归类本身就是不科学的，我们的时代是需要笑声，但泪水也能洗涤心灵，四大古典悲剧是不是苦情戏？况且《我的丑娘》讲述的是母亲的善良，不能因为观众流了太多感动的泪水就批判它给社会带来负面影响。万幸的是，连《人民日报》都刊文指出《反“三俗”不要把〈我的丑娘〉归错了类》，万幸的是广电总局这次没有禁播《我的丑娘》，以至于这部戏到现在过去了七八年，仍然是各地方电视台随时播放的剧目，我由此也成了个所谓的名导，各种片约纷至沓来，歪打正着！

2007年，拍摄《我的丑娘》时和“丑娘”张少华合影

《我的丑娘》也带来了丰厚的经济回报。我天天盘算着将会有多少收入，先还谁的钱。然而，灾难总是不断发生，与我合作的某公司背信弃义，将本来应纳入共同账号的卖剧款秘密转移，企图独吞。我得知确切消息后一时乱了阵脚，还有六百余万的债啊，全凭“丑娘”啊！我决定打官司起诉对方。关键时候还是朋友两肋插刀，我的亲人、我的朋友、我的学生纷纷拿出自己仅有的房产证和存折，交给我送到法院做财产保全，这个时候又看出真假朋友来了。做财产保全打官司，好处是法院可以立即查封对方的账号，坏处是一旦官司输了，那么做财产保全的房产证和存折可就归了对方。关键的时候，有的平时来往一般化的朋友此时却把房产证一塞：“没事！输了咱们一起下乡住窝棚！”而我认为最亲密的朋友却退缩了，连电话都关机。好在我朋友多，两天之间，上千万元的财产保全款凑齐上交到法院，法院连夜启程奔赴各相关电视台查封账号。我自以为真理在手，胜券在握，可是对方竟然买通了办案人员！

2007年，拍摄《我的丑娘》时和罗海琼、侯天来合影

2009年，拍摄《我的丑爹》，现场给演员讲戏

又是危难时刻，我感谢市委宣传部的领导亲自出面制止了事态的发展，司法终于显示了它的公正，所有的卖剧款及时划拨到账，我偿还上了所有的债务，公司从此步入了良性循环，也从此在电视剧生产领域拓出了一条自己的新路，打出了自己的品牌，《我的丑爹》《我和丈母娘的十年“战争”》《老公们的私房钱》陆续创作完成、投入拍摄，我的作品成了许多电视台的“免检产品”。

2006年，于大连话剧团退休，已经惨不忍睹

一路走来，沟沟坎坎，跌跌撞撞，我没有倒下来。成功因为我倔强，失败因为我太倔强！没办法，生姜断不了辣气，我就是这个脾气。能走到今天，我又满足又遗憾。所谓满足，是因为我写了一些有益于社会的东西；所谓遗憾，是因为我一直没能写出自己想写的东西！

拼搏一生，到现在才悟出点儿道理来，我在拍电视剧《我和丈母娘的十年“战争”》时忽然有了一个太迟的感悟，随即写了这个剧的主题歌，由大连市作曲家郑军谱曲，台湾演员归亚蕾将此歌带到美国，竟然引起海外华侨的共鸣。特地将它书写在此，给我，也给后人：

睁开眼睛 我还活着 挺好挺好

闭上眼睛 还能睡着 挺好挺好

粗茶淡饭 还能吃饱 挺好挺好

摸摸衣兜 钱还够花 挺好挺好

幸福没有大 也没有小

幸福不分低 也不分高

幸福其实只是一种感觉

幸福就在你身边 摸得到也看得着

忙也一天 累也一天 平安就好

哭也一天 笑也一天 快乐就好

爱也一天 恨也一天 过去就好

穷也一天 富也一天 知足就好

幸福没有大 也没有小

幸福不分低 也不分高

幸福其实只是一种感觉

幸福就在你身边 摸得到也看得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