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人，也是“有趣”的大老乡

（补在前面的话）

他是一个特别神秘又特别有趣的人。他一生口头上说得最多的两个字就是“有趣”。而他从事的工作，就是国家最“有趣”、也是最高机密的事：研制核武器。

他实实在在、全程地参与了中国的“两弹”研制——原子弹、氢弹。在一长串功臣人物中，他的光芒可以用“无人可比”四个字来作定词，因为他是王淦昌。

我没有为同一个人写的作品进行续篇修订的习惯。但对王淦昌先生例外，因为20年前我作为第一位作家为他的事迹“立传”时，除了自己的功力不够成熟外，更重要的是他作为国家最严密保护的“绝密人物”的许多事还不允许被揭秘，所以也就无法真正把王淦昌先生的许多“有趣”的事完整的写进去，这样给外界造成很多误解和习惯。比如一说“两弹元勋”，人们就会想到邓稼先；一说中国华人获诺贝尔奖时，就会赞美李政道、杨振宁……由此这些人物便在公众印象中特别熟知。确实，他们都是了不起的伟大人物和著名科学家。

可读者知道吗？邓稼先见了王淦昌先生可是毕恭毕敬得叫你难以想像，有一张照片是邓稼先衣冠不整地站在王淦昌先生旁边那么拘束紧张的神情，看后叫人有些好笑。邓稼先是王淦昌的学生和助手，每每王淦昌有事叫他时，那邓稼先从不敢丝毫的怠慢与延缓，这是习惯，也是邓稼先本人后来被称为“两弹元勋”的基石。李政道和杨振宁一起获得诺贝尔物理奖，是全球华人中第一个获此珠荣。李政道获奖只有35岁，其成就足够他骄傲一辈子的了！然而，李政道在王淦昌前面同样是毕恭毕敬，因为李政道也是王淦昌的学生。当年李政道当王淦昌学生时，王淦昌已经有两次机会与诺贝尔奖拥抱、并已经成为世界上挂得上名的少数几个中国著名科学家之一。

王淦昌在新中国“两弹一星”的伟大科学成果中，特别是俗称“两弹”的原子弹和氢弹研制中，他是名副其实的功勋和主要贡献者。

“两弹”到底对一个国家而言，是怎么的力量？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并不太清楚。那我就说一句这样的话：新中国成立到现在快七十年了，即使今天我们的经济实力升至全球第二、我们的高速铁路飞驰在世界最长、最快的道路上，我们的外汇储蓄世界第一，我们的城市全球最多……我们还有很多很多“世界第一”，可是所有这些“第一”，如果没有了原子弹和氢弹，我们依然是随时被人欺凌的二流、三流国家，灭亡的灾难也随时降临……这就是“两弹”有没有的差异。因此可以这样说：无论是毛泽东在世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还是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能否不被别人欺负，手中握不握有原子弹是绝对的法码。

中国之所以在近半个世纪里没有被西方反华势力的种种吓唬和威胁以及周边的虎狼所厮咬碎骨，就是因为我们也有原子弹，以及还有比原子弹更强大的氢弹。原子弹和氢弹加卫星技术的航天工程，我们合称其为“两弹一星”。“两弹一星”代表着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重要的科技成果，这也是中国巍然挺立在世界面前的一道不易摧毁的“长城”。十三亿中国人之所以特别尊敬“两弹一星”功臣，其理也在于此。

一提“两弹一星”功臣，我们自然第一个就会想起钱学森大师。排列在钱学森之后的是谁，或许很多人可能就有些模糊了……邓稼先？朱光亚？钱三强？还有很多很多叫得上名或者叫不上名的大科学家们？事实上，这众星璀灿的功臣中，我们必须和最应该首先记住的科学巨人就是王淦昌先生。

一直以来，“王淦昌”这个人的名字多数中国人并不熟悉，就是因为在“两弹”工作开始到成功及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对从事这项工作的专家们的情况是保密的。为首的多数重要的科研专家，是绝不允许公开身份，唯有钱学森、钱三强等少数担任国家领导职务的人是例外。而真正负有核心任务的一线科学家们必须长期隐姓埋名，王淦昌在这些大科学家里，可以说是排在最需要隐姓埋名的第一二号人物，因为在他受命从事领导核武器试验前，已经是世界著名的物理学科学家了，世界同行中都知道中国有个“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奖的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纽约时报多次这样报导说）。

我是王淦昌先生是江苏常熟老乡，而且出生在同一个叫“支塘”的小镇。我们这“一文一武”在老家算是很有脸面的“名人”——当然我无法与王淦昌先生相提并论，只是我被算作当代文学家而已。王淦昌先生比我长50岁，算辈份属于我爷爷辈。如果他活着，今年正好110岁。在老家，我何家与王家相隔二三十分钟步行距离；在北京，王先生在世的时候住在木樨地“部长楼”里，与我居住的三里河北街也只有两三站公交车的距离。

实话说，小时候在老家时，我并不知道家乡还有一个大人物“王淦昌”，因为除了年龄差距外，主要是王淦昌先生少年时代离开家乡求学出去后，一直在国外和外地工作，尤其是六七十年代的十七年隐姓埋名秘密生涯的缘故，我们家乡人对他几乎无一所知，一直到“两弹一星”揭秘、宣传“两弹一星”越来越多后的今天，家乡人才慢慢明白原来有位国家大功臣是我们“常熟人”、“支塘人”……

“两弹一星”的工程太庞大，大伟大，到底谁的功劳大、谁在其中的地位重要，其实根本说不清。就拿“两弹”的原子弹、氢弹研制来说，当时我们中国调用的人力、物力及部队，就有几十万人，涉及的单位及条块部门，则多达几百个，真可谓举“国家之力”，甚至连国家都有点是在使“吃奶之力”——当时的我们太穷，太穷得连一台计算器都没有，庞大的数据计算竟然是靠几十部、几百部算盘、进行几万万次的人工运算才完成的，而这样的事在当今世界的“核俱乐部大国”中，唯有中国是这样干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我们也不要小看金正恩领导的朝鲜小国为何也能研制出核弹。毛泽东当年称原子弹是“争气弹”，它饱含了一个民族不屈不挠、奋发图强的决心与意志。

曾经还记得，在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后的几天里，西方世界的媒体热闹翻了，他们都在猜想不可能的事在中国发生了！而为什么中国也能造出原子弹，就一定是有“中国的奥本海默”！美国是第一个造出原子弹的国家，而且也是第一个使用了原子弹的国家。应当值得指出的是，它对日本广岛“原子弹轰炸”，具有历史性的必要——这是彻底致使日本军国主义灭亡、缩短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果日期的根本所在。

一颗原子弹可以导致几十万、甚至百万人瞬间丧失生命。原子弹至今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武器，氢弹的威力比原子弹强好几倍，如果它要使用一下，那将丧失的就可能是一个国家全体人的生命了！

“两弹”之所以可以支撑一个国家耸立于世界的强林之列，意义和实际作用都在其中。钱学森大师之所以在中国人心目中崇高而超伟大，就是因为他是中国“两弹一星”的主要奠基者、科技方面的“总司令”。

我们知道钱学森的地位，现在就该明白和清楚另一位长期隐姓埋名的巨人了。他就是王淦昌。

虽然与王淦昌是同乡，又几度居住在“近邻”，然而真正与这位神秘的科学大师相见，并不容易。在他从事核心试验时的几十年里，我们这些人根本不可能与其接触，“我们也是几年才见一两回”，他的子女告诉我。

1995年这一年，国家颁布一项重要科技奖——“何梁何利奖”，这个奖是香港几位财团主为了响应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科学就是生产力”的号召，专门拿出巨资来奖励中国当代最重要的科学家。当时这个奖的奖金是一百万元，超过任何大奖。影响很大。第一次颁奖是在人民大会堂，由江泽民总书记出席，李鹏总理宣读国务院颁奖令。获此殊荣的有四名大科学家，他们分别是：钱学森、共汲清、王淦昌、王大珩。钱学森不用介绍，大家都很熟悉。黄汲清是大庆油田的主要发现者，他在大庆油田发现上的功劳，与“两弹”中王淦昌的功劳差不多，李四光是大庆油田发现的技术方面的“总司令”的话，黄汲清就是“总长”的角色。名列第三的王淦昌就是因为他在“两弹”上的杰出贡献，所以他当之无愧地得了这个大奖。最后一名王大珩，是光学专家，他与王淦昌等四位科学家向邓小平建议倡导著名的国家“863计划”而闻名。所以看看这四名大科学家，就知道本文主人公王淦昌的地位了。

在国家颁发这个科学大奖前几年，我已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在中央某报社当记者。这是我有机会与这些科学大师面对面采访与交流的职业机缘。

我记得那次单独与钱学森大师采访的场面：

“建明同志，今天我跟你讲讲‘零’吧……”钱学森大师上来就笑眯眯的对我说。

“零”有啥好讲的。不就是什么都没有嘛！我心里这么想，大概表情也流露出来了。钱学森先生依然笑眯眯地转过身，在背后的一块黑板上用粉笔给画了一个坐标——这是我中学时数字课上常见的符号。

“现在你可以看到‘零’的作用。”钱学森开始给我比划：“这‘零’居于中间，像人的心脏，也可以称它为万物之源、之启始点……一切事情皆从它开始，不管是数据，无穷大的数据，还是运动频率，它都是出发点与终结点。从它出发，可以伸延到无限远的地方；绕它而外延扩，是无限大的宇宙……所以在我们科学世界里，‘零’是宝贝，‘零’是最重要的数字之一，‘零’是一切事物和生命体的始发点、原动力。人生也一样，从零开始，有无限光明；从零开始，失败了也能再走向成功……”

钱学森先生的这堂课让我记忆了一辈子。他的“零”思想刻在我心中一辈子，并一直在激励和鼓舞我如果认识事物、如何认识人生。

写黄汲清是我的本职。因为当时我在黄汲清所在部门的文学杂志当主编。那个时候，刚从部队到地方，身上保持着一股强烈的正义感，大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英雄气概”。

黄汲清与钱学森等人获得了国家科学大奖后，就有人对我说：为何不去写写大庆油田的真正发现者黄汲清？

大庆油田发现者不是李四光嘛？在这之前，我与所有其他中国人一样，都知道大庆油田的发现者是我们书本上就读到的“李四光”这个人，而并没有听说过另一位叫“黄汲清”的人也与大庆油田发现有关。

“那是假像。是左的产物。黄汲清他们才是真正的大庆油田发现者，你去采访就知道真相了。否则国家为啥要给黄汲清这么重要的科学大奖呀！”人家这样对我说。

我想想是呀，谁的话都可以怀疑，唯独国家的奖励不会奖错人吧！我这么想，也就越有了采访黄汲清的念头。

到黄汲清家后，我才感觉我犯了一个巨大的失误：大科学家刚刚离世……当然也让我有很多希望的意外收获——当时有关黄汲清先生的各种“贡献”与“成就”几乎一起汇聚到他家和他的亲人那里。那些日子，我天天在黄家和黄先生的亲人与同事、学生中间聆听黄汲清先生的事。我同样没有想到的是，那些日子里，我简直是在阅读中国“科学全史”，我欣然读到了与鲁迅齐名的丁文江大师的事迹，读到了在文革中被陷害冤死的大科学家谢家荣（另一位大庆油田的重要发现者）的悲喜人生，读到了中国上世纪第一代科学家之间的恩恩怨怨，读到了知识界的崇高心灵与丑恶并存的“名利场”……当然，我更多读到了一位虽身材矮小、貌不惊人的“小老头”、却心胸如高山一般巍峨的一生为祖国奉献才智的伟大尊者黄汲清先生的心灵史——他一生埋头地质科学事业，为中国的第一个油田——玉门油田的发现与开发、特别是大庆油田发现作出卓越贡献。然而，由于极左年代的种种复杂因素，他一直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摘帽右派”而被人踩在他人脚底下。“四人帮”粉碎后，黄汲清的“老熟人”邓小平给他等一批知识分子平反，并给予了尊严。那一天起，黄汲清一直有一个愿望：要让世人了解“谁是大庆油田的真正发现者”。“因为大家不了解真相，现在孩子们读到的书本上和新中国科学史书上，尽是说他一个人的功劳，这不公平！我一定要让世人明白，大庆油田并不是他发现的，充其量，他仅是有一点领导的功劳而已。”采访黄汲清的同事时，他们给予了我黄汲清先生的诸多独特感觉：这样的学术权威、这样的旧时代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就其品质与性格，绝对不会说假话，而且他根本没有在官场上转溜过，什么“圆滑”之类的事在他身上也不可能发生，如此一位对科学与学术从不含糊的人、可以放弃一切的人，其从心窝里掏出的每一句话掷地有声，绝对令人相信与敬佩。

他的史料和留下的大量信件告诉我：决策大庆油田发现的前前后后的背景与中国找石油的点点滴滴过程；还告诉我：中国地质科学界每一位大师的成长过程以及他们的长处与短处；同样他还告诉了我：科学家们个人之间的性格问题和政治倾向，以及对学术的态度等等，他最重要的告诉了我决定在松辽平原上找油的那张由他和谢家荣（当时的地质部总工程师）等人如何描绘出的那张“设计图”等等细节，以及当时的“部长”大人在青岛休养的证据。在地质部档案室里，我拿到了两件最重要的文件：一是黄汲清先生给邓小平和华国锋主席写的“关于大庆油田发现的真相”的长信；以及邓小平在黄汲清先生的信上和地质部上报的报告上所作的重要批示：如有可能，最好把问题了解和澄清一下。小平同志的指示是用红铅笔写的。这两个历史性的重要文件，我复印了（后来复印件被地质部的两位文人用卑鄙的手段抢毁掉了，他们是某某某人的崇拜者和受惠者，所以极力反对有人歌颂黄清汲，因为我后来写了揭露大庆油田发现真相的作品，此俩人给我造了20余年的谣，直到今日。）黄汲清先生的巨大贡献没有被世人所知，驱使我发誓一定要把他和他的一批科学家们在大庆油田上的贡献写出来，这也就有了1995年下半年我推出的长篇报告文学《科学大师名利场》的作品。此作一出，轰动科技界，文坛著名评论家李炳银称其为“一部难得的史学性优秀报告文学”，但在地质界我可就惹了一身麻烦，尤其是在某些人的挑拨下，李四光女儿出面与我大打官司。显然，地质部门的“李四光们”，经过几十年的经营，一大批徒弟们都在位置上，他们以强大的力量向上反应，于是就有了各种“批示”下来，甚至到了法院。我的作品就这样被压在了重重的“石头”底下……这是后话。

在写过钱学森、黄汲清后，我就直奔国家科学大奖的第三位大师王淦昌。这是我的老乡，我家乡的骄傲人物！必须写，必须写好。1997年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并不太著名的作家，但也有些名气。似乎由于家乡人“吹嘘”的原因，王淦昌大师有所了解我。于是到他家时后，王老十分开心，原因是“我们常熟的‘一文一武’终算见面了啊！”——他的原话。

“岂敢岂敢，您是大科学家，我是小小的文人。”在原子弹、氢弹制造者面前，我觉得自己弄几个文字的实在太渺小。

“哎呀，你可别小看了作家！你们这些人厉害，我就编不出故事！我笨得很。你看，我现在都不会计算机！”王老竟然这样谦虚。

老实说，当时我的脸非常红。同时又在想：像他这样能把原子弹都能造出来的科学巨人，为什么在一个刚刚认识的人面前如此坦诚地亮出自己的“弱点”与短处？这样的人，不可能不被尊敬！

“来来，给你这个小老乡看看这些……”就是我窘境和思考的片刻，只见王老先生摇晃着身子，双手抱着一大叠书卷与资料，从里屋朝我而来。

“这是什么呀？”我问。

“研制原子弹的东西呀！”王老随口而出。

“啊——”我一听，竟然大声叫起来，并连连往后退。“这……这可是绝密东西！我、我不能看、不能看……”当了十几兵，知道什么是“机密”、什么是“绝密”。造原子弹的东西绝对是“绝密”之“绝密”，军人的职业习性，令我此刻全身毛骨悚然——那可是国家最核心的机密呵！

“哈哈哈……有趣！有趣。”哪知执握“国家大机密”的王老大笑起来，然后只见他轻轻地将手中之物放在桌子上，一边乐、一边有些气喘嘘嘘地对我说：“我知道看不懂，所以给拿出来让你见识见识！老乡嘛，我不能骗你是不是？”他又大笑起来。

原来如此！

我也跟着笑了。这当口，我才发现：原来我的老乡、科学巨人也是位非常幽默之人。

“坐坐！我们来讲讲吧！”王老之所以对我“特别”，是因为我们见面一开始就用“常熟土话”对话。在异地他乡，能够用熟练的家乡话对语，实在是种美妙的“乡愁”享受。然而“常熟土话”之难懂、难听、难学程度，实在也令人头痛，它绝不比“广东话”逊色哪里去。硬、直、拐弯多，恐怕是其特点，我之所以没有当成“小说家”和“诗人”，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常熟土话”给害的——它无法让人理解其意，还有一点是：说常熟话的人改说普通话，基本上不会成功。当然，现在年轻的常熟人，他们的普通话不成问题。可我之上年岁的常熟人，再改普通话，一听就不是那个味。故作诗写小说，语境就成为一大问题，所以我押韵和用土话叙事只得罢休，于是很有诗情的我和不太差编故事的我，只好当了个报告文学（自嘲）。不过，这并不影响在上海和苏州之间的常熟自古人才辈出的辉煌历史。

古代周朝时，王室兄弟伯泰与仲雍，为了谦让尊位于弟弟周文王，俩人结伴而行，千里迢迢，来到当时仍一片荒蛮的常熟、无锡一带，“断发文身”，垦田治水，渐得当地百姓拥戴和归附，兄弟俩后自立“勾吴”，从而使中华民族有了一块伟大的富饶之地和一个勤劳聪慧的族群。有史记载，伯泰与仲雍兄弟让贤于弟的美德成为千古佳话。又说，这其中仲雍起的作用更大些，因为是他首先劝哥伯泰让位于弟弟，兄长二人在朝廷看出父亲中意小弟弟接位，所以才有了《史记》和《左传》中周朝“兄弟让国避位”的经典故事。仲雍原名叫虞仲，在朝中就精于文韬武略，又忠厚勤劳，而深得人心。他劝其可让国避位、开创吴地风物的功绩更令人敬佩，所以在他去世后，葬于常熟城边的山头，该山后取名“虞山”，此乃纪念虞仲。常熟城又名虞山镇，其历史同午子胥开创的苏州城差不多久远。

“吾俚都是言子的后代，‘臭老九’！”当时王淦昌已经90岁高龄，但根本看不出丝毫的“老态龙钟”之感。我们交谈间，时不时的有电话响起。王老生一听电话声，“噌”的就能从椅子上站起去接电话。随后又会去凉台边跟“妈妈”说一句话。他的“妈妈”就是他的妻子——“我一直跟孩子们一样称呼她……”王淦昌先生的夫人吴月琴，比他大3岁，我到王家那年她老人家已经93岁，听力和身体显老，坐在凉台的椅子上。

“妈妈，这是常熟小老乡！年轻的大作家！”王淦昌先生有趣地躬着腰，凑在妻子的耳边说着。

“好婆——阿晓得何家市呀？我是何家市人！”我用常熟土语，告诉她老家的一个小地名。我看到老人家的眼睛一亮，然后朝我点点头。

“哈哈，有趣！有趣！她还记得何家市……”王淦昌这时欢得直摇晃起身板，像个天真的孩童。后来我才知道，他特别喜欢说“有趣”二字。或者说，“有趣”是他的口头禅。

“有趣！我们俩用常熟话讲真有趣……”听人说，上了年岁的人，越活越孩童化，王淦昌似乎也是。他跟我说话时，常常流露出孩童般的天真。这让我心境放松许多。

“过去他们骂我‘臭老九’，我有点生气。但后来就不生气了，因为我们是常熟人，本来就是‘老九’言子的后代嘛！你说是不是？只有他们在我们‘老九’前面放了个‘臭’字，这就变得不好啦！有趣！有趣！”他的嘴里又是一串“有趣”。

看来日常生活中的科学巨人真是个有趣的人。

我们的老家常熟确实有个古代名人言子先生，他是真正的常熟人，也是孔子在江南的唯一弟子，名子游。《论语》中的记载：言子勤奋好学，且以文学见长，故深得孔子赏识。言子曾任武城宰，他遵师训、行礼乐。孔子过武城时，闻得处处弦歌之声，盛赞学生治道有方。学成南归的的言子，道启东南，故被称为“南方夫子”。唐代开元八年，言子名列十哲第九。后书人称之为“老九”。在采访王淦昌先生之前，我有机会到过一趟山东曲阜，的孔府大庙前，真的看到十位先哲石像，用心一一数认，第九位的正是我们常熟老乡言子。当我把这件事告诉王老先生时，他竟然拍起手，连声说：“有很有趣呀！言子真的是‘老九’，我们都是‘老九’。‘老九’有啥不好嘛！”

大科学家王淦昌的真实、直爽和有趣，令我的初次采访大获收益，留下深刻印象。“来来，我给你写点字……”告别时，大师拉着我的手，有些舍不得似的这样说。

太令人兴奋了！我赶紧递上小本本，并在巨人的身后，看着他一个字一个字地写着——

“希望你将来成为大文豪！”王淦昌先生写完最后一个字后，笑眯眯地将本子递给我，亲切而温暖，也有几分期待。那一刻，我真的非常感动，我们相差50岁的一对“常熟老乡”，似乎有些忘年之交的意味。

“我可没那么大的本事呀！”当时的我真是没有想当文豪的勇气与理想。

“能的能的！只要有恒心，铁棒磨成针。”王老先生边笑边对我说话。这是我与王淦昌先生最后的对话。

那一天离开他家后的几个月里，我一直在等待第二次采访，并且同时获得了他的许多相关资料。而就在预约再次采访时，突然有一天我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了一则惊人的消息：一位九旬高龄的科学家在家门前的马路边散步时，被一个年轻的骑车人撞倒。那人见老人倒地后竟扬长而去。后来是过路人将他送到了医院。这立刻使我想到了王淦昌。我当即打电话给他家，他的家人向我证实，被撞倒的正是王淦昌老先生！

“现在王老先生怎么样啦？”

“股骨骨折，一条腿不能动弹，医生说至少得住院三个月……”

该死的骑车人！你知不知道，王老先生一旦有个好歹，将给国家带来多大损失？假如这一撞发生在30多年前，那中国的原子弹、氢弹就可能晚不知多少时候爆炸！据说王老先生被撞的消息在报界披露后，引起国内外震惊，他所住的北京医院病房里每天有社会各界送来的鲜花，连整个走廊都堆得满满的。然而那个撞车人一直未露面，直至今日王淦昌先生已经离世快20年了，那人仍逍遥在道德法庭之外。真是天理不容！

王淦昌老先生住院期间仍没有忘却接受我采访的事，终因伤势严重被医生劝阻。这是我深感极大遗憾的。因为后来没过多长时间，我国一代核科学大师王淦昌先生就带着他的未竞事业离我们而去了。

那一天是1998年12月10日。北京的那一天很冷。夜10时还差两分钟，一代科学巨星坠落——我的大老乡，永远离开了他所热爱的大地……

为了纪念这位科学巨人与“大老乡”，我对当年发表的有关专门介绍王淦昌先生的第一部作品，重新修订为《惊天动地的“有趣”大院士》。

岁月如此匆匆。王淦昌和其他“两弹一星”的功臣们越来越多地被人们了解与认识。当年为新中国科技事业和强国梦想作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们的精神与事迹，很多精彩的人生闪耀点，在今天仍然是那么宝贵和出彩。但，王淦昌可能是唯一一位“有趣”故事最多的大院。故此，我在旧作基础上，对王淦昌大师的独特一生之处，进行了补充和完整，并重新定名，交于四川科学出版社出版。

王淦昌一生除了家乡与北京的生活外，四川绵阳和青海是他最值得记忆的地方，因为那是他从事秘密工作——领导“两弹”试验时间最长的两个地方，那也是他从事核武器研制最艰苦、最难忘之地，尤其他对四川的感情，甚至超过了家乡常熟，而我也听他说过“四川是我的第二故乡”。

本部作品代为王淦昌先生向四川与青海核研制之地的致敬——

这座大山早已在我们面前耸立，尽管许多人不知其名，那是因为他实在太高太大。而这座大山支撑的，正是中华民族在20世纪构筑起的象征科学与国力的那个神秘的核世界。这座大山就是被国际人士称为“中国核武器之父”的王淦昌院士。

——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