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1999年5月8日晚上10点，当我刚从外地采访顺道回到江苏常熟老家的父母亲身边时，电话铃突然响起：

“……你看新闻了吗？北约把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炸了！今天大学生们和不少市民都到大街上游行呢！”在北京的家人告诉我一个晴天霹雳般的消息。

我急忙打开父母一直用着的那台黑白14寸电视机，看到我驻南使馆被炸的血淋淋的场面和首都大学生们在美国驻华使馆前愤怒声讨的镜头……这一夜对许多中国人来说是个不宁静的日子。我睡不着，并且一直在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为什么竟然在全世界面前悍然发动对我驻南使馆的野蛮轰炸？

如果我们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与其相当的话，它敢发动这样的野蛮袭击吗？在这个令亿万国人悲愤与深思的夜晚，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一个人，他就是我的同乡，中国原子弹、氢弹研制的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的王淦昌院士。

1964年10月16日，当广播电台传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喜讯后，就有人传言说王淦昌先生是中国原子弹的主要领导者和研制者。直至20世纪80年代，有关我国研制原子弹等核武器的内幕不再成为“绝密”时，我和我的常熟老乡们才知道在历次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名单上那位叫“王京”的人，原来就是王淦昌先生！

一位世界闻名的大科学家，在和平时期为了国家的特殊使命，隐姓埋名17年之久，这在世界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

当年参与中国“两弹”研制的一批杰出科学家中，有被人或称为“两弹元勋”或称为“两弹之父”的著名科学家钱三强、邓稼先、朱光亚、周光召、彭桓武……那么，王淦昌在这批科学巨人中处于什么地位呢？

还是让我们用现在已经公认的中国核武器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的钱三强的话来说：“我的学长王淦昌同志对我国原子核科学基础研究和原子能的应用作出了重要贡献……淦昌同志是清华大掌第一届（1929届）物理系毕业生，比我高七级，他在学校时的教授有叶企孙、吴有训等，教师有赵忠尧等。我们在学校常听老师们提到第一届学生中的王淦昌……1949年7月为了准备召开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曾在北京召开过自然科学工作者大会筹备会。在这期间，我第一次见到了浙江省代表、闻名已久的王先生。王先生深厚的科学知识、开朗的性格和直率的发言，给我印象深刻。当时就想到，要发展我国原子核科学时应请他一起参加。”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央立即作出了成立以原子核研究为主的近代物理研究所。这个最初设在北京东皇城根、后迁到中关村的被后人称为“中国核摇篮”的研究所，其第一任所长就是钱三强，副所长则是王淦昌和彭桓武。而身为所长的钱三强从此时起不仅是位著名的科学家同时又是位著名的社会和政治活动家，许多场合上需要出面。正如他自己所说：“当时，我还兼任科学院计划局工作，又先后参加过几次保卫世界和平会议和有关工作，因此所内的组织领导责任就落在王先生和彭桓武同志的肩上，而王先生负了主要责任。1956年周恩来总理主持制定我国科学发展十二年规划，其中原子能科学部分的初稿是由王先生主持拟定的。规划定稿中包括了质子加速器、电子同步加逮器的建造，辐射化学的研究和同位素制备等，使得规划扩大了。所有这些，包括低能核物理、应用核物理、宇宙线、高能核物理、反应堆、加速器、放射化学、同位素制备等方面，为1958年研究所（近代物理研究所1953年10月改名为物理研究所）改名为原子能研究所（由第二机械工业部和中国科学院双重领导）的科学技术范围勾出了初步蓝图……”

钱三强先生说的后来这个由二机部和中科院双重领导的“原子能研究所”，自苏联背信弃义撕毁同我国一切合作协议后，经毛泽东同志亲自批准，成了后来专司负责研制中国核武器的“九院”（二机部第九研究院），也称二机部“九局”和“九所”。

“九院”在六七十年代里，是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领导人心中的“宝贝疙瘩”，在国家高级机密会议上常被念叨。为了神秘的使命，中央将这个绝密单位有意设在首都西郊的元大都的土城墙边。那里一片荒芜，长满了灌木和杂草。住在这里的农家突然有一天发现在田间地头上耸起一座灰色的四层大楼，周围是高高的围墙，门口有解放军站岗，常有各种轿车进出。于是“灰楼”便成了一个神秘禁区。一二十年后，人们这才知道，这神秘的“灰楼”是中国研制核武器的指挥机关与核心部门。

“灰楼”现在依旧耸立在原地，周围有了无数远比它高大和宏伟的建筑。往日的“灰楼”淹没在闹市之中的海淀花园路的中央地段。当我站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望着百米之外的那座至今仍充满神秘色彩的“灰楼”时，眼前突然升腾起那光彻天地的“蘑菇云”……

“九院”院长是李觉将军，他是在聂荣臻元帅领导下直接指挥“两弹”研制的现场组织者。三位副院长便是主管核实验研究的王淦昌、主管理论研究的彭桓武和主管设计研究的郭永怀。朱光亚、邓稼先、周光召则是王淦昌手下的研究室负责人，极富才能且十分年轻。从1961年初起，“九院”的骨干格局一直沿袭至1978年。后来李觉不再兼任院长了，由时任二机部副部长的王淦昌兼任院长，直至1982年9月。朱光亚和邓稼先、周光召等也先后升任为副院长、院长职务。

“王淦昌是我国核武器研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不仅参与了我国原子弹、氢弹原理突破及第一代核武器研制的实验研究和组织领导，而且在爆轰试验、固体炸药工艺和新型炸药、高功率脉冲技术，以及核武器试验等实验诊断方面进行了奠基性研究，指导解决了一系列关键技木问题。在开展地下核试验过程中，他花费了巨大精力和时间研究与改进测试方法，使我国仅用很少次数的试验，就掌握了地下核试验测试的关键技术。”周光召同志写这评语时是1996年2月。作为一位著名的物理理论科学家和中国科学院院长，一向用词极其严谨的周光召，在评价王淦昌先生对中国核武器研制的贡献时，在仅有180个字且大部分是专业名词的评语中，重复用了两次“奠基”和两次“关键”的字眼。显然，王淦昌是当之无愧的真正的中国“核弹先驱”。

“两弹”成功爆炸之后的若干年里，在“两弹”研制中作出重大贡献的一批著名科学家后来都从“国家特级机密”的帷幕后走到了政治和社会活动的前台，成了众所周知的人物。而王淦昌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一直没有走出神秘帷幕的“两弹”研制工作的大科学家之一。其原因有二：一是中央决定王淦昌参与“两弹”研制领导和组织工作时他已55岁了，是所有直接参与研制工作中年龄最大、资格最老的科学家。1980年2月，在邓小平主持下的全国科学工作大会上，“科学是第一生产力”被确定，长期得不到应有政治待遇的“臭老九”们第一次有了走向政治舞台的机会。王淦昌此时已是73岁高龄了，他说，当国家领导人是要有管全面工作的大才的，我老了，有生之年再为中国核能事业做些业务工作便是最大欣慰。因而当与他并肩战斗十几个春秋的“后生”们如钱三强、朱光亚、周光召等都成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或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长时，他则继续埋头在中国核能工作的第一线上，虽然那时他也有“全国人大常委”、“全国科协副主席”、“中国核学会理事长”等职务，但他依然是位不被公众所知的神秘人物。二是研制“两弹”是中国的最高机密，所有参与者即使是工地炊事员也得“三代贫雇农”出身，政治审查是最严格的，凡与“两弹”研制工作沾点边的几十万参与者中，几乎是清一色的“中共党员”，但王淦昌不是，而且是核心领导层中为数不多的非中共党员决策者。王淦昌当时被推荐为“九院”副院长，直接负责“两弹”研制的领导和组织工作，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亲自批准的。从1961年4月走进那座“灰楼”起，他经历了长达17年之久的隐姓埋名。他不仅是参与“两弹”研制工作的科学家中隐姓埋名时间最长的一个，即使是在可以公开身份之后的七八年中仍严格按照组织规定，极少露面，更不太用自己的真姓真名。

1979年10月20日，王淦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时他正好72岁。介绍他人党的是与他并肩战斗几十年的另一位我国杰出的核工业领导者李毅同志和著名核化工专家、当时的二机部副部长姜圣阶同志。王淦昌何以在“大功告成”且年逾古稀的时候要求加入无产阶级先锋队？在他的入党申请书里，我看到了这位为民族作出卓越贡献的老科学家发自肺腑的一段话：“我亲身体会到，在帝国主义蹂躏下，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们是一个10亿人民、8亿农民的大国，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要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是不可能的。经过了十年动乱的曲折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我更加深信中国共产党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纠正错误，拨正航向，带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因此，我决心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

他的入党介绍人之一李毅同志，在王淦昌先生80寿辰时说过一段很感人的话：“淦昌同志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核物理学家，是我国核物理科学研究工作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是我国第一个原子能科学研究机构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里，他为核科学在中国生根，为培养一代又一代核科学研究人才，为我国核科学做出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呕心沥血；为自力更生，突破原子弹、氢弹科学技术关，发扬国威，作出了重大贡献，建立了功勋……他生活艰苦朴素，胸襟坦荡，敢于说真话，敢于开展批评，也能听取别人的批评和不同意见；他富于民主精神，善于集中大家的智慧，发挥众人的才干；他热情宽厚，平等待人，从不妒贤嫉能，从不凭个人好恶嫌弃人才；他在研究工作时惯于亲临科研第一线，亲自动手，对年轻人耐心培养；他对党政干部、后勤人员也平等相待，一视同仁，从不以权威科学家自居，不盛气凌人，不鄙视别人的劳动。他确实树立了知识分子、科学家与党政干部、后勤人员同志式团结合作的典范。”

1997年一个夏日，我终于在北京木樨地的“部长楼”里见到了我久仰的“老乡”。

“啊，老乡来了！坐坐。”90高龄的王淦昌老先生一口纯正的“常熟土话”，使我心头敬畏之感荡然散去。初次见面，我就惊喜地发现：这位像泰山一般的丰碑人物没有半点架子，身子骨之硬朗程度令人难以想象。他刚拉着我的手坐下，就有电话打来。坐在沙发里的他竟无半点拖沓之感，站起来直奔电话机，说话的声音也格外清朗洪亮。我当时就想：老先生活100岁不成任何问题。

王淦昌思维的活跃和惊人的记忆力，使我消除了采访的疑虑，于是给他留下了一长串问题，并另约其他时间长谈。他爽朗地答应了，并约我“下次一起去吃常熟的阳澄湖大闸蟹”。可后来我一直没有等到王淦昌老先生的电话，却从报纸上看到了他被撞伤的消息。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断断续续地听到他家人说王老先生病在医院的情况，直到后来到了1998年12月10日，又从报上知道了王淦昌不幸去世的消息……作为小老乡、作为准备继续采访的作家，我无比悲痛与遗憾。也觉得十分的无奈。

1999年5月9日，北约袭击我驻南使馆第二天清晨，一夜未眠的我，忍不住再次来到30年前曾经拜谒过的王淦昌故居，缅怀我心中的大师。当我默默地向王淦昌出生的农舍鞠躬时，那个名叫枫塘湾的村民都围拢过来，他们都在谈论一个话题：北约欺人太甚，假如王淦昌活着，再造几样厉害的武器，看还敢不敢侵犯我们中国的尊严！

站在故乡的土地上，我仰望星空，王淦昌院士的形象仿佛像天际的巨星，光芒闪耀，令我眼前一片明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