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王淦昌院士谈起此事时，老人家又是一串“有趣”之后，哈哈大笑着，走到一旁的“妈妈”面前，说：“你生第一个孩子时应该有十八岁了吧！而我才十五六岁，正在沙溪念中学呢！有趣，太有趣了！自己还是孩子，家里就有了小囡囡……”囡囡是我们常熟土话中“孩子”的意思。

王淦昌的故乡江苏常熟支塘镇。位于常熟城东，与太仓邻近。支塘不大，但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旧时苏州、常熟往上海走的必经之路。现今大上海繁荣富饶，想当年上海滩还是个小渔村时，支塘已经商贾云集，河江船帆林立，生意兴隆得很。后上海越发扩大兴旺，苏州、常熟的商人大批涌入上海滩，加之十八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军横扫江南富饶大地的每一城、每一镇，甚至每一村宅，苏州、常熟的富商豪家纷纷迁移黄浦江边的上海滩。从苏州、常熟到上海百余华里路，在没有汽车公路时代，靠车马和人的双腿，一天下来，也就四五十里。支塘便成了当时苏州、常熟富商豪家东迁上海的一个必定要歇脚的地方。流泾此地的横泾塘也变得热闹异常，小镇上的茶馆越开越多，各种小商铺也增多起来，到了二十世纪初时，小镇上已经有几家私塾学校。

1907年5月28日，王淦昌出生。他的家不在支塘镇上，而是距小镇有十几分步行路程的一个叫枫塘湾村的小村子。别看这个枫塘湾村不大，但名气不小。因为这个村里有一位名气不小的“郎中”（中医师），叫王以仁。王郎中不仅能给村里村外和支塘镇上的人看病，而且还常被人叫到常熟城里去给人看病。能到城里给人看病的郎中，就不一般了。可见王以仁的医术。

王以仁不是别人，正是王淦昌的父亲。小时候我听爷爷讲故事时，就知道支塘有个“王郎中”治病非常厉害。我爷爷说，他的爷爷在太平天国军杀到我家乡时，一把火烧了我“老何家”的大宅三天三夜，我爷爷的爷爷因此得了一场病，是支塘的“王郎中”给治好的。

王郎中名气由此一窥。以前当地人都知道王郎中有三儿三女，王淦昌是最小的一个儿子，也就是说王淦昌之上有两个哥哥。其实有些误传。确实，在王淦昌之上，王郎中还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王舜昌，二儿子叫王弋昌。其实，这两个儿子都非王以仁郎中的亲儿子，也就是说也非王淦昌的亲哥哥。事情是这样的：王以仁有个前妻给他生下三个女儿，在大的两个女儿出嫁之后，其妻病世了。没有儿子的王以仁很着急，便把三女儿“绑”在家里不肯嫁人了，于是招进一个女婿。这女婿很能做人，进王家后便改姓换名，叫了王舜昌，这样便成了王家的老大。王舜昌很勤快的人，又跟王以仁学医，王以仁觉得自己有了真正的儿子了。“尽管如此，我父亲仍然希望自己能有一个儿子续他王家的香水。后来他又娶了邻村一位年轻姑娘，指望她能为王家生个儿子。这个年轻姑娘叫宗秀宝，就是我的母亲。”王淦昌对我说。

宗秀宝进王家后的初几年，肚子里没有任何动静。这让王以仁和宗秀宝非常着急。一则王以仁娶亲的目的没有达到，二是王以仁自己已知年岁大了（快过五十之人），三则若此下去，王家的家业必定被“外人”所袭——女婿王舜昌已经成事实上的继承人了！能不急吗？关键是“没儿”的新媳妇宗秀宝有何脸面在世上？

王以仁是走南闯北的郎中，他想出了个办法：领个寄子为儿。就这样夫妻一商量，领了一个儿子，叫取名为王弋昌。排行王家老二。王家办完这事后以为就此了结心事，哪知不过多少时间，宗秀宝竟然怀孕上了，且一生下来，竟然是个儿子！

“开心！开心吾也！”已是花甲之年的王以仁郎中老来得子，别提多高兴。满月那天，王郎中“豪放”了一回，请来乡里乡亲数十桌亲朋好友，举杯庆贺自己的亲生儿子出世。

“王淦昌，淦，乃吾儿为水乡之金贵人也！”王以仁对众乡亲好友面前解释儿子的名字，颇为兴高采烈之意。

“你为我们王家立了大功！”王以仁从此对宗秀宝更加爱护、赞赏。

“母亲在王家的地位显然一下提高了很大一截。我更不用说，自然成了父亲掌上明珠。只要有空，他就把我抱在怀里，逗我玩乐，和我说各种我还听不懂的话……”然而好景不长，在王淦昌不满4周岁的时候，当郎中的王以仁却自己患病医治无效，突然故世。

王家的顶梁倾倒之后，女婿改为“儿子”的老大王舜昌继承王以仁父业，继续当医生，同时做些药材生意，王家主要经济支撑靠他。王淦昌的母亲则操持着全家的生活。宗秀宝读过私塾，算是有知识的女性，在当时当地，已经是不简单的女性了。王淦昌在这样的母亲怀抱中成长，得益匪浅。母亲惜爱自己唯一的儿子，常关爱有加。王淦昌小时候身体瘦弱，母亲更加为他操心，常如女儿一般带在身边。小时候的王淦昌，也因此像小孩子一样听话孝顺。外婆也特别喜欢他。

“外婆不认字，但通情达理，肚子里装了许多有趣的故事。什么‘铡美案’、‘三侠五义’、‘杜十娘’、‘岳飞’……她都给我讲。讲得我后来一天不听故事就闹。外婆又总满足我的要求，所以我也特别喜欢外婆。小时候在心里就在把外婆放在母亲后面最亲近的人。有人问我谁最好时，我就会说：妈妈第一，外婆第二……她讲的岳飞的故事对我印象对深、影响最大。外婆经常教育我要像岳飞那样胸怀大志，精忠报国。这些话我一直记着。后来国家让我隐姓埋名搞核事业，我二话没说，就许下誓言：愿以身许国！”王淦昌从小是个有志向的人，外婆讲的故事起了很大作用。

6岁那年，母亲带王淦昌去私塾学校读书。老师是位晚清忠士，虽然当时清朝已被推翻，但这位教王淦昌的老先生依然留着大辫子。不得老学朽教学生很严格，谁背不出《三字经》《百家姓》，谁就得挨打手心。“除了念书，我还要练写毛笔字，先学描红，再一个个字写。我背书写字都很认真，所以没有挨过打手心，每次先生夸我书读得好。”王淦昌回忆道。

“娘给你新找了个学校，那里学的东西更多。”8岁的一天，母亲把王淦昌叫到身边，给他换上一件新衣裳，说。“不过远了一点，在沙溪，得住校。以后你要靠自己管自己了。”母亲说。

沙溪离支塘二十来华里，比支塘到常熟城近一半，但沙溪不属于常熟，是太仓的一个名镇，其历史很悠久，镇上也有不少名仕。因近靠上海，受西洋教育和海派文化影响很直接，所以母亲觉得应该把儿子放在那里更有前途。王淦昌一方面很高兴到沙溪念书，同时又感到一份浓浓的不舍之情——毕竟第一次离开母亲，他内心有些不安。

像一只单飞的小鸟，到沙溪读书后的王淦昌只能一个月回家一次。那时一二十里路，只能靠船来接送。水路二十来里路，得小半天时间。小小年纪的王淦昌为了早一刻见母亲，他总嫌木船走得太慢，就迈开小腿，走旱路。

“我从一年级读起，国语课就是现在的小学语文）学的内容和私塾差不多，有些课文在私塾里已经学过，所以学起来比较轻松。而算术课（现在叫数学）在私塾里没有学，学起来觉得特别新鲜，我对它产生了很大的兴趣。那些算术题好像是一些有趣的游戏，我都用心去伏。乘法口诀我能倒背如流，我深深爱上了数学，可以说后来走上科学的事业道路，与那个时候喜欢数学兴趣有关。真是有趣极了……”王淦昌这么说。

喜欢说“有趣”二字一生的王淦昌，也许就是从这个时候他就命中选定了科学家之路。

许多有趣的事还在后面。

12岁那年，北京发生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也就是著名的“五四运动”。这场运动影响全国各地。小小的沙溪小学也因此受影响，像王淦昌这样的小孩子，也举着小旗上街参加反对帝国主义的游行。“我们在老师的带领下，举着小旗走在游行队伍的前面，感到非常自豪，无比光荣。因为我们虽然年纪小，但知道自己是在为国家兴亡呐喊、出力，像岳飞一样精忠报国。我从小就崇拜岳飞，上街参加游行那一刻，好像自己当了回岳飞一样自豪。哈，真有趣！小小年纪，就知道这样的道理。”王淦昌回忆少儿往事，感慨道。

然而，大师的人生之路并不平坦。在他读小学五年级时，他最亲爱和依靠的人——母亲因过度劳累，患肺病不治去世。当人们抬着棺材走向坟墓的那一刻，王淦昌悲痛欲绝地趴在母亲的棺材上就是不让人抬走，谁也拉不开他……“当时我想，父亲已经走了，母亲又要走了，我不成孤儿了？所以我就是不放母亲走！我哭啊哭，哭得天昏地黑，好像整个世界要塌下来似的。最后是外婆过来安慰了好久我才算了事，可我还是伏在外婆怀里哭了半天……母亲突然去世的那一幕，我永远记得。”90岁的王淦昌说到此处，眼里依然噙满了泪花。

一个没有男人的家庭，是严重残缺和不安宁的家庭；一个没有母亲的孩子，则是更大的不幸。王淦昌13岁那年，父母双亲皆离他而去。这个打击对年少的王淦昌而言，是空前和无法用言语所能形容。好在他有一个与父亲一样保护着他的大哥王舜昌，和母亲一样爱好他的外祖母。

“好囡囡，来，外婆有事情跟你讲。”母亲去世几个月后的一天，王淦昌从沙溪学校回家，外婆就把他叫到膝前。

“好婆，有啥事体呀？”王淦昌不知何事，问。

外婆抚摸着已经长过她头的王淦昌，然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你娘走了，家里没人照顾你，这样不好。我想给你娶个媳妇，一好照顾你，二也算你自己有个家。”

“这……我还在念书呢！”才14岁的王淦昌完全没有想到他这么早就要成家立业找媳妇，所以不知如何是好。

“囡囡听话。好婆不会害你的。”外婆说。

“嗯，我听你的。”王淦昌一向最听外婆的话，尽管他还根本没不懂娶媳妇对他这样的一位少年学生意味着什么。但那个时候的王淦昌，只要外婆让办的事，他条件服从。再说，当时的农村，封建意识极盛，小小王淦昌又能怎样呢？何况，是外婆说的事，那一定不会是坏事。他心里这么想。

很快，趁王淦昌放暑假的日子，在大哥和外婆的张罗下，王淦昌的婚事就给办了。新媳妇叫吴月琴，是邻村的一位比王淦昌大3岁。17岁的姑娘，已经成熟，吴月琴本来就是吴家勤劳纯朴的闺女，现在到了王家照顾比自己小3岁的“秀才”小丈夫，自然周到又温情，这对没有了母亲和父亲之爱的王淦昌来说，让他感到格外温暖。尤其是他在沙溪寄宿念书，什么事都得靠自己，现在一结婚，见啥事都有体贴、温存的“娘子”（常熟当地称妻子的土话）来关顾，心头其实蛮舒服的。

“真是这样的啊？！”70多年后，我打趣地问王淦昌老先生。他竟然乐嗬嗬地颠着小步跑到已是93岁高龄的“妈妈”身边，躬着身子，有模有样地问道：“妈妈，你说我当时是不是被你照顾得舒舒服服的吗？”

耳背的“妈妈”没有听清，瞪着双眼看着也已90岁的“小丈夫”，不知何事地张着嘴，什么话都没有说。屋子里，留下的是我和王淦昌院士的窃窃笑声。

这里不得不用几句重墨说一说科学大师的爱情观、家庭观。

也许大家无法想像，一位是后来留洋海外并闻名世界的大科学家、一位则是乡下裹着脚的农村小脚老太太，然而他们的婚姻走过了平平常常又和和睦睦的七十余年，用王淦昌的话说，“我们虽然在工作和学问上没有半句共同语言，但却生活得和和美美，从没有吵过嘴。在我读小学和中学的时候，她在生活上一直照顾着我，也照顾着家。在我们王家大家庭中，她也表现得得体、勤快，又和善，所以哥哥嫂嫂们也喜欢她。后来我到北京上大学，又出国留学，一门心思学习科学文化，心里想以后要报效祖国，家里的事好像感觉就是有她顶着，就根本不用我管似的。”

王淦昌年轻时，一表人才，风度翩翩，尤其是在清华大学和德国留学，包括后来回国在山东大学和浙江大学当教授，甚至五十年代被派到苏州工作期间，风华正茂的他，不乏有漂亮而知性的女青年、女学生喜欢上他，但一旦被满脑子“科学”的王淦昌发现“苗头”不对时，他会立即涨红了脸、瞪着双眼，斥道：“那怎么行！我家里有老婆呢！好像我娘一样对我好，我可不能做没良心的事！”

“硬木头人！”有人这样偷偷骂他道。王淦昌知道后不仅不生气，反而高兴地拍着手，说：“有趣！我是为她们好，可她们反倒骂我，这个我弄不太懂……”

吴月琴一生甘心情愿地为王淦昌拖孩子、管家庭，还在王淦昌当“学生囡”时，她已经当了两个孩子的母亲了。而在她眼里，“小丈夫”王淦昌其实也是一个大孩子而已。王淦昌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后，他从上海黄浦中学回家，一听说家里人叫他去抱自己的孩子，那知王淦昌竟然吓得躲了起来，半天不敢出来见人，更不敢去认自己的孩子。

十五六岁的他，一个中学生，每天在学校里被人追着一起“打弹珠”的他，竟然有小娃娃叫自己“爸爸”，王淦昌哪受得了这！

沙溪小学毕业后，已经是“家长”的王淦昌对学习已经上了“瘾”，外婆也十分鼓励他去念书，并且介绍他到上海浦东中学就学。王淦昌到浦东中学上学，主要原因是有一位叫崔雁冰的先生在那里当教务主任，崔是王淦昌的表哥，外婆特别向这位崔氏亲戚吩咐了许多话，让他关照好年少的王淦昌。不用说，“自家人”的王淦昌到了浦东中学，既没有感到孤独，也没有生活上有什么不便，相反，爱学的他如鱼得水，因为这里的校区远比沙溪小学大得多而且还有教学校、实验室，大礼堂。礼堂前后有运动场、操场。操场上竟然还有游泳池、旱冰场，这都是王淦昌从前所没有见过的“新鲜玩艺”！

“进校后，才知道，这所浦东中学是著名人士黄培炎先生1904年受当时的上海滩的名人杨斯盛先生委托所建的，完全按照现代教学模式建设的一所中学。浦东中学在当时的中，名气很大，那时就有“南浦东，北南开”之说。在黄炎培先生的栽培下，该校毕业生几乎百分之百考上著名大学，如革命家闻一多、科学家钱昌照、教育家夏坚白、史学家范文澜、文学家胡也频，以及蒋经国、蒋纬国等许多名人。这些人都对我产生过重要影响。我尤其对出钱建这所学校的杨斯盛先生格外敬佩，杨斯盛先生是靠双手打拼出来的上海滩富豪，生前委托老乡黄培炎建好这所学校后的第二年便去世了。后人对杨先生特别尊重，所以捐款在校园内建了一尊杨先生的铜像。我进校的第一天听说杨先生的故事后，就非常感动，感动他的奉献精神。第二个让我感动的人就表兄崔雁冰，他在学校不仅是教务部主任，还兼任英语老师。他对我在学校的帮助无微不至，让我一辈子不忘这份情谊。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当时我就在想，表兄他工作那么忙，我绝对不能给他打麻烦，自己一定要争气，取得好成绩，为表兄增光。”王淦昌成为大科学家后，晚年专程去答谢表兄崔雁冰。

“你现在是我们浦东中学出来的最有影响的名人之一，大家为你骄傲。我也沾了不光。”数十年再见的老表兄崔雁冰握着王淦昌的手激动不已，连连感叹道。

王淦昌则说：“如果没有当年你表兄的关心关爱，哪会有我王淦昌日后的一些成就呢？”

俩位世纪老人重逢的那一幕令浦东中学的师生们十分羡慕与感动。

这是后话。

有人说，一个人在长知识的最初阶段，将为影响到他一生的成长和事业成败的方向。那么对王淦昌来说，浦东中学的四年，用他自己的话说，“这4年是自己知识和爱好上的打基础的关键4年。”他进而指出：“在青秒年时期形成的一些好的习惯、思想作风，以及学习方法等，对以后的学习、工作都起着重要作用。中学时代在人的一生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希望青少年朋友珍惜自己的青少年时代，把握住这个重要阶段，在身体、学习、思想作风等各个方面打下好的基础。”

王淦昌自己在浦东中学4年里就是极好地完成了身体、学习、思想作风这三个重要方面的锤炼与基础。他在这块神圣的校园里打下的坚实基础，为他日后成为世界性的科学巨人奠定了墩实的基座。尤其是数学方面，让他成为了爱动脑子的人；在生活上，因为母亲的去世，大哥给他的钱除了交学费和住宿费外，极少零花钱，这就养成了王淦昌一生的艰苦勤仆作风；另一个也十分影响他一生的好精神：报效国家、无私奉献。“这是我从浦东中学创建人杨斯盛先生身上学到的。”王淦昌自己这么说。从小王淦昌的身体一直很弱，浦东中学十分重视体育，在历届省际运动会上成绩出众，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下，王淦昌也积极参加体育活动，慢慢地在身体方面变得强壮和坚实起来。这是他没有想到的特别收获。

1924年，王淦昌高中毕业。那个时候，他已经特别喜欢数学和英语了，这也使得他在日后走向世界级科学大师储备了必要的个人能量。我们知道，近一百年前的中国，当时的大学教育还处在萌芽时期。包括北大、清华。北大的前身叫“京师大学堂”，而清华最早叫“清华学堂”，后改为“清华学校”。到了1925年才设立大学部。在汽车学校当干了一年“汽车工”的王淦昌就是在1925年听说清华有了“大学部”，就一举报考并成功，成为了清华大学首届学生。

也就在他报考清华之前，上海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五”惨案。当时正在汽车学校的王淦昌跟着同学们一起上街游行，高喊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他抱着传单到处散发，结果在租界地被一名印度巡捕抓住了。“那个印度人力气好大呀！他用一只大手死死钳住了我的双手，我连挣扎的力气都使不出来，只得由他押着走。后来，我用英语对他说：‘我是为自己的国家的命运而斗争，你却为我们的侵略者效劳。如果这事发生在你的国家，你能去抓自己的同胞吗？’这个印度巡捕看看我，没有再说话，找了一个偏僻的地方就把我放了……”

王淦昌就这样考上了清华大学。这是他成为大科学家的一个重要的台阶。

从上浦东中学，再到清华大学，有一件事王淦昌从来不曾在外人面前提过，那就是他已经结婚并且已是孩子的“爸爸”了！18岁上清华大学，他也才是“学生娃娃”，而王淦昌他在两三年前更小的“学生娃娃”时，就已经家有“娇妻”、屁股后面有孩子叫“爸爸”的人了！

“太有趣了！这个我最感觉脸红的事……”90岁的王淦昌一谈起这事，脸上就泛起红晕，仍然有些不好意思。

“旧时代嘛！我也没有办法。”他说。

确实他是个标准的“学生娃”。家里的事情对他而言，只是“家里的事情”，好像与他没多少关系。他的心思完全钻在学习和长知识上。

清华大学迎来这个江南水乡来的学生，实在也是学校本身的一份荣耀。当时的清华，也不乏王淦昌这样的天才少年。当然更耀眼的是这个时候的清华吸引了一批当时中国最有才华的教授先生们，如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等称为国学大师。不用多说，那时的清华的理学更有一批精英人物在，他们是我国物理学、化学等科学领域的奠基人。有一些情况现在的大学们是不知的，比如当时的清华大学物理系，只有两位教授，一位是叶企孙，一位是梅贻琦，俩人都很年轻，尤其是叶企孙，只有28岁。之后在叶企孙的请求下，熊庆来、吴有训、张子高、周培源、陈桢等著名学者也进入了清华物理系任教。不过，王淦昌入学时，主要教授是叶孙企和吴有训，这俩位中国物理学奠基人成为王淦昌的导师，用王淦昌的话说，“那是他的福气。”后来中国的“两弹一星”等高科技领域的功勋人物，基本上都是这俩位大师的学生。王淦昌作为清华第一届学生，自然得到叶企孙、吴有训的“真传”更多些。自己成为科学大师之后的王淦昌在回忆清华二位恩师时，仍能清晰地说出他们对自己成长的不同长处。

“叶先生讲课从不照本宣科，常常结合课程内容，介绍些国外的最新研究成果。他把一些基本概念讲得清清楚楚，重要的地方总是不厌其烦地重复讲解，直到大家都听懂为止，我们都爱听他的讲课。他对我们的学习情况也很关心。有一次，他专门找我谈话，了解我的学习情况，平安问我对物理课有什么意见，他告诉我，如果有问题随时可以找他。这对我是很大的关怀和鼓励。由于叶先生对我亲自传授和指导，使我对实验物理产生了浓厚兴趣，所以在一年后分科的时候，我没有去化学系，而是选择了物理系。”王淦昌刚入清华的时候，化学、物理都属于理学部，并没分开，第二年才分开。

不久，叶企孙先生当了理学院长。吴有训出任物理系主任。吴就成了王淦昌的导师和教授。

“吴有训也是位著名实验物理学家。他于1921年美国芝加哥大学跟随康普顿教授从事物理研究。1923年，吴有训参加了教授的一项重要物理实验，并取得世界性影响，就这就有名的‘康普顿效应’。在许多教科书上，康普顿效应称作‘康普顿——吴有训效应’，是因为吴有训参与了这个有世界影响的科学实验。吴先生给我们讲授的是近代物理学，内容很新颖，大部分是近代重要的物理实验和结果。听他的讲课不仅增长了知识，还常常觉得是一种享受。他讲课的嗓门大，备课充分，选择的材料都很精炼。他特别善于引导学生自学或者个人推导，从而去掌握一些近代物理的理论基础。我清楚记得吴先生开始教授刚刚一个来月，就举行了一次小考。他出了一道题：‘假定光是由称之为光子的微粒组成，那么当一个光子入射到一个静止的电子上面被散射到另一个方面时，它们的能量将如何变化？当时我们都是第一次听到光子这个很陌生的名词，但根据吴先生的指导启发，我们慢慢也能推导出了正确答案。吴先生就很满意地说，这个光子被电子散射的问题，就是他和康普顿教授进行的‘康普顿效应’。吴先生对我最重要的影响是，他对物理学学生的要求中特别强调动手能力，他经常讲，实验物理学，要从使用螺丝刀开始……”王淦昌讲到这里，特别强调和这样比喻自己的恩师：“中国后来能够拥原子弹的天地，如果没有吴有训先生当年手把手地教我们从拧螺丝钉开始进行实验性的艰苦工作，那么我们这些承担国家核试验的科学家，至少可能要晚十年八年才能把原子弹送上天。”王淦昌继而与我谈起中国原子弹成功爆炸时感慨道：“物理科学上任何一种发现或通过物理现象进行的任何一种核试验，没有百次千次甚至上万次实验，那是天方夜谭！”王淦昌还举例说，著名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就是受吴有训先生影响，其动手能力特别强，因此也成为了居里夫人的高徒、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

“叶先生和吴先生都是我的物理学的启蒙老师。在他们的身传言教下，我走上了物理学研究道路。我能在工作中取得一些成绩，也是他们的教导、与在大学里打下的坚实基础分不开的。”王淦昌永生不忘清华和恩师。

1929年，王淦昌作为清华大学物理系第一届学生毕业。当时班上的同学连他只有4个人，4人中后来有3人都成就卓著。在清华期间，有一件事对王淦昌印象极深，那是1926年3月8日这一天，王淦昌经历了一场终身难忘的生死考验。那天，清华大学学生会集会，声讨日、美、英等国借口所谓的“大沽事件”，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的荒唐行径。后来集会变成了大游行，清华、北大、师大、女师大等高校的学生都加入了游行队伍。在游行队伍向铁狮子胡同的段祺瑞政府前的广场进发途中，全副武装的军警突然向学生开枪。走在游行队伍前面的王淦昌看见身边一位同学倒在了血泊之中，他惊诧地抬头时，又见女师大的两位同学也惨叫一声倒下了……王淦昌被乱了阵的人群挤到了墙角边，才免于一难。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当时共死了47人，伤150多人，王淦昌的一位同班同学也牺牲在这次惨案之中。当晚，王淦昌来到叶企孙教授家，诉说了白天的惨景。叶企补听后，满腔义愤：“科学，只有科学才能拯救我们这个苦难的民族！”数十年后，王淦昌回忆起当年的情景，神态异常严峻地说：“叶先生的话，当时深深地烙在我心中，可以说从那一刻我下定决心走科学救国的道路。几十年来，我无论走到哪儿，都始终不忘为了实现‘祖国需要更加强大’这个愿望，并甘心情愿为之奋斗。”

如果说叶企孙在悲愤时说的话使王淦昌树立了毕生的奋斗目标，那么另一位教授吴有训则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对科学的不懈追求，激励了王淦昌在科学道路上迈出坚实的步伐，其后的王淦昌在物理学界的能力，连导师吴有训都极为称道。

1929年夏，王淦昌从清华大学毕业，吴有训邀他留校当助教，并给了他一个独立完成的实验任务：测量清华园周围氡气的强度及每天的变化。这种测量，德国物理学家曾在世纪初的20年代就做过，但中国在王淦昌开始进行这项实验前谁都没有重视过。半年时间里，王淦昌严格按照吴有训先生的要求，利用最简单的器材，出色地完成了实验，并写出了北平地区有史以来第一份大气中物理放射性现象研究的科学论文（事实上在中国也是首次）。吴有训对他的成果非常满意，亲自将论文译成英文，以《大气中的放射性和北平天气》为题，发表在清华大学的首期论文集上。1930年，在叶企孙、吴有训的关心下，王淦昌考取江苏省官费留学研究生，派遣到德国柏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