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石库门、小洋房、香粉弄
——租界里的事

书寓女子，行香的红倌人们

书寓女子：清倌人、红倌人、长三堂子……海上花，花也怜侬。

书市近年来再不像过去那么热闹，能去闲逛的书摊、书市和书店越来越少，一阵子不去，便悄悄地歇业关门了。

去福州路闲逛淘书是我念书时养成的习惯，囊中羞涩的学生时期喜欢约了同学去轧马路凑热闹。有一次走在路上，同学笑嘻嘻地告诉我说，福州路以前叫四马路，是烟花巷柳的红灯区。我笑骂她知道得太多了，其实早有耳闻，但大人们都不喜欢这个话题，也就无从问起。

上海开埠之初实行华洋分居，时局动荡期间，周边地区的大量民众涌入这还处于呆滞状态的商业与租界的环境中。随之而来的不仅仅是大量人口，还有与之休戚相关的消遣文化，譬如饮食、戏院、青楼女子。四马路上住了很多书寓女子，她们服饰奢华，出行搭乘欧陆风情的马车。在当时人们心目中，一乘讲究的轿子是有身份者才能乘坐的出行工具，如道台、巡抚等。有钱人看见路边有轿子可坐，只要多付钱就行，心里感觉十分受用。一顶收拾得十分精致的轿子，当时是堂子里的倌人出行专乘，外观修饰得极其光鲜豪华，抬轿的轿夫身穿紧身上衣和马裤，一路招摇过市。彼时的轿子早已不再是身份、地位的专用，人乘在轿子上会被路人讥笑。

书寓女子的名头不单听着有书卷气，江南的风尘文化一直有着“卖艺不卖身”的名号，她们懂得琴棋书画，这便是以“校书”相称呼的青楼文化。这一行业中的女子被称为词史、先生、倌人。她们都标榜卖艺不卖身，等级最高的是书寓。书寓以下有长三、幺二、花烟间、台基、咸肉庄、野鸡、淌排，另有一种钉棚是最低等的妓女。

红倌人不仅要有内在修养，外在更要提升自身的价值。惹人眼球是个很好的捷径，出行工具有马车、轿子，花团锦簇地招摇过市，一路上赚足眼球，也替她们自家的书寓名字打个广告，抬高身价。

侯孝贤拍有电影《海上花》，剧中请来了刘嘉玲、潘迪华、李嘉欣、梁朝伟等演员。在晚清的背景下，一群有钱的老爷们与红倌人仿佛谈着恋爱般消磨时光，明明是一门“生意”：老爷们与倌人们闹情绪、算银钱、问赎身，红倌人瞧准一个靠得住的恩客也会谢绝其他客人，专心地只接待一个。

太平天国覆灭后，女说书风靡上海，实即妓籍，自抬身价者称“书寓”，长三也会歌曲，花样不及书寓繁多。要获得书寓的名号，每年春秋两季须进行考核，小南门书场是考场之一，应考者唱一段传奇、弹一曲琵琶，由业内人士评论打分，通过了即可取得书寓称号。书寓、长三对客人留宿极为严格，即便是情投意合，也不能表现出来，这是堂子里的规矩。书寓女子通过考核后在上海挂牌做生意，一般要是苏州人，会讲一口吴侬软语，否则行不通。如电影《海上花》里，刘嘉玲讲一口苏州话，潘迪华讲无锡话，李嘉欣的吴侬软语带着粤语的拖音，听起来像上海本地话，伊能静一开口就出戏，梁朝伟演客人不用会讲。片中那群配角老爷们一出场便嚷着“吃老酒”，是地道的老派上海话。

书寓之名创始于咸丰初期名妓朱素兰，她招来一群有说唱底子的女子从业，挂上书寓的牌子，当时影响有限。朱素兰筛选极为严格，能进书场的女子都经过名师指点，至少也能唱得几本传奇，号称卖艺不卖身，除了说书弹唱也陪酒，酒席间或可与来客有亲近之举，席罢与客人保持规定（一尺以上）距离，书寓的名声由此传出。到同治初年，严丽英、周瑞仙使书寓名声大噪，身价翻倍，一般商人、小开即便一掷千金也难一亲芳泽。身价最贵的书寓女子，手上一件鸦片枪价值上千大洋。

书寓的没落与后来的泛滥密不可分，光绪初年从一百家增加到三百家，成立书寓公所审批资格制度，但仍抵不过发展势头的凶猛，变成交付三十块大洋便可获得书寓招牌。行业的迅猛逐利使得同行间放弃底线，扯开脸竞争，书寓的身价一落千丈。

书寓衰落后是长三的兴起，晚清名妓王月仙于同治年间开始，立下收费规矩，陪酒银币三元，留客过夜再三元，客人以骨牌中的长牌六点图案戏称，再下来是“二三”“幺二”等，称呼也都来自骨牌名。民国时期，二三逐渐消失，一律统称长三，幺二仍是分明的等级。通常是幺二唱功不如长三，身价费用亦低于长三。幺二规模一般较长三大得多，幺二妓院还下设许多小的堂子，对来客一视同仁，来者不拒。生客要结识书寓、长三，没有熟人介绍很难。

电影《海上花》里的倌人们，每次出场不是陪着吃饭、喝茶、唱曲，便是与客人问添置衣饰、家具等行头，彼此看着合适的则商量着赎身问价，如李嘉欣饰演的角色已经可以替自己赎身，为了要跟养母（老鸨）压价，两头传话，又精明又实际。若是意中人另外有人了，倌人更要一顿大闹，倒像是在自由恋爱般任性。通常这样“不识相”的是清倌人，还不作兴租车那会儿，清倌人行香应局都由龟奴负在肩上，有了意中人便开始筹钱赎身，趁早跳离火坑。

晚清上海的风尘特色是娼、优相狎，四大金刚有名妓林黛玉、金小宝、陆兰芬、张书玉。名妓之一的林黛玉与天仙茶园武伶赵小廉在愚园、张园幽会，被骑马印捕撞破，扭送巡捕房。这些都是市民最喜欢从《游戏报》《点石斋画报》上读到的花边新闻。头牌要有个叫得响的花名，据说林黛玉后来收养了一女，取名小林黛玉，后来轰动一时的阎瑞生案中就有小林黛玉。

著有《官场现形记》的李伯元，亦是“花界提调”，他一手创办的《游戏报》以介绍、评论妓女为主要内容，1897年以后的几年间，每逢星期日多印制达四五百份，拿到张园赠送。《点石斋画报》的风格是有意设计了一个个相关场景，把马车和妓女、兜风、街道、城区、公园等诸多元素联系起来，制造出名妓乘西洋敞篷马车游逛城区的标致图景，极大地满足了喜欢看洋相的小报读者。

另外，书寓、长三或名妓，青睐有才却清贫的文人，文人们笔润无着落时会替她们作传，像幕僚一样替她们代笔捉刀。辛亥至五四，家国命运也是她们必须知道的事，不懂一些时事会落得门可罗雀。鲁迅在《南腔北调集·关于女人》中写下：上海的时髦是从长三、幺二传到姨太太之流，从姨太太之流再传到太太奶奶小姐。

想了想，书架上《海上花列传》上、下两册是我某年在福州路转悠时入手的，第一眼是被张爱玲的名字吸引，再一看作者是韩邦庆，去世时很年轻，小说里平淡而自然的场景是作者曾经的生活。

永安百货，郭婉莹·走过风花雪月的名媛

郭婉莹：爱娇又坚韧的黛西小姐。

什么是大家闺秀的标准？

拎着最新款的包包，穿着最流行的服饰，姿态万千地周旋在社交场？这些是否为名媛淑女的标准，难下定论，乍看倒像交际花。祖上三代都没阔气过，要想模仿名媛、名流，往往是东施效颦。

晚清、民国的流行风向，从书寓女子、女学生到名太太、名媛，从中西女中于1892年首次招生仅招到七名，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成为身份家底的头衔，很多家境富裕的人为了能使女儿有此头衔，不惜斥巨资、托关系进入该校念书。这与我们现在十分相像，父母为了儿女在教学优质的校区念书，攒钱买校区房。

出生在澳洲的郭婉莹，六岁随家人来到上海定居，她曾就读于中西女塾（后称“中西女中”），该校后与圣玛利亚女中合并为市三女中，她和宋庆龄、宋美龄、张爱玲都算是校友。早期的女子学校大多是教会学校，由传教士创办、管理。学校能教的仅有识字、刺绣女红，20世纪后在蔡元培等人的发起下，学科涉及伦理、算学、外文、物理等。

清政府禁止开办女学的禁令，到1907年才解禁，当时已有国内商人在筹备建立女塾，譬如1898年经正女塾的创办，这是中国人自己办的第一个女子学校。

相片上的郭婉莹温婉贤淑，她自幼喝牛奶、品咖啡、说英文，相片上的她大多身着旗袍。她父亲是永安百货郭氏家族的郭标，她母亲那边马氏家族是开办先施百货的富商。她搬来上海时住在吕西纳路（现为利西路）上的花园洋房，现在已改为小庭院，住着很多居民。利西路听起来很不起眼，但这条小马路上住过李鸿章的母亲、美丽牌香烟的老板戴耕莘，他们曾是郭婉莹的邻居。

旁观者看热闹时不免想，名流们除了出身好、命好，还有什么比得过普通人？有时命好就代表一切，这是开了个好头，努力一辈子还不及人家的开头，只是日后的事谁能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