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石库门、小洋房、香粉弄
——租界里的事

书寓女子，行香的红倌人们

书寓女子：清倌人、红倌人、长三堂子……海上花，花也怜侬。

书市近年来再不像过去那么热闹，能去闲逛的书摊、书市和书店越来越少，一阵子不去，便悄悄地歇业关门了。

去福州路闲逛淘书是我念书时养成的习惯，囊中羞涩的学生时期喜欢约了同学去轧马路凑热闹。有一次走在路上，同学笑嘻嘻地告诉我说，福州路以前叫四马路，是烟花巷柳的红灯区。我笑骂她知道得太多了，其实早有耳闻，但大人们都不喜欢这个话题，也就无从问起。

上海开埠之初实行华洋分居，时局动荡期间，周边地区的大量民众涌入这还处于呆滞状态的商业与租界的环境中。随之而来的不仅仅是大量人口，还有与之休戚相关的消遣文化，譬如饮食、戏院、青楼女子。四马路上住了很多书寓女子，她们服饰奢华，出行搭乘欧陆风情的马车。在当时人们心目中，一乘讲究的轿子是有身份者才能乘坐的出行工具，如道台、巡抚等。有钱人看见路边有轿子可坐，只要多付钱就行，心里感觉十分受用。一顶收拾得十分精致的轿子，当时是堂子里的倌人出行专乘，外观修饰得极其光鲜豪华，抬轿的轿夫身穿紧身上衣和马裤，一路招摇过市。彼时的轿子早已不再是身份、地位的专用，人乘在轿子上会被路人讥笑。

书寓女子的名头不单听着有书卷气，江南的风尘文化一直有着“卖艺不卖身”的名号，她们懂得琴棋书画，这便是以“校书”相称呼的青楼文化。这一行业中的女子被称为词史、先生、倌人。她们都标榜卖艺不卖身，等级最高的是书寓。书寓以下有长三、幺二、花烟间、台基、咸肉庄、野鸡、淌排，另有一种钉棚是最低等的妓女。

红倌人不仅要有内在修养，外在更要提升自身的价值。惹人眼球是个很好的捷径，出行工具有马车、轿子，花团锦簇地招摇过市，一路上赚足眼球，也替她们自家的书寓名字打个广告，抬高身价。

侯孝贤拍有电影《海上花》，剧中请来了刘嘉玲、潘迪华、李嘉欣、梁朝伟等演员。在晚清的背景下，一群有钱的老爷们与红倌人仿佛谈着恋爱般消磨时光，明明是一门“生意”：老爷们与倌人们闹情绪、算银钱、问赎身，红倌人瞧准一个靠得住的恩客也会谢绝其他客人，专心地只接待一个。

太平天国覆灭后，女说书风靡上海，实即妓籍，自抬身价者称“书寓”，长三也会歌曲，花样不及书寓繁多。要获得书寓的名号，每年春秋两季须进行考核，小南门书场是考场之一，应考者唱一段传奇、弹一曲琵琶，由业内人士评论打分，通过了即可取得书寓称号。书寓、长三对客人留宿极为严格，即便是情投意合，也不能表现出来，这是堂子里的规矩。书寓女子通过考核后在上海挂牌做生意，一般要是苏州人，会讲一口吴侬软语，否则行不通。如电影《海上花》里，刘嘉玲讲一口苏州话，潘迪华讲无锡话，李嘉欣的吴侬软语带着粤语的拖音，听起来像上海本地话，伊能静一开口就出戏，梁朝伟演客人不用会讲。片中那群配角老爷们一出场便嚷着“吃老酒”，是地道的老派上海话。

书寓之名创始于咸丰初期名妓朱素兰，她招来一群有说唱底子的女子从业，挂上书寓的牌子，当时影响有限。朱素兰筛选极为严格，能进书场的女子都经过名师指点，至少也能唱得几本传奇，号称卖艺不卖身，除了说书弹唱也陪酒，酒席间或可与来客有亲近之举，席罢与客人保持规定（一尺以上）距离，书寓的名声由此传出。到同治初年，严丽英、周瑞仙使书寓名声大噪，身价翻倍，一般商人、小开即便一掷千金也难一亲芳泽。身价最贵的书寓女子，手上一件鸦片枪价值上千大洋。

书寓的没落与后来的泛滥密不可分，光绪初年从一百家增加到三百家，成立书寓公所审批资格制度，但仍抵不过发展势头的凶猛，变成交付三十块大洋便可获得书寓招牌。行业的迅猛逐利使得同行间放弃底线，扯开脸竞争，书寓的身价一落千丈。

书寓衰落后是长三的兴起，晚清名妓王月仙于同治年间开始，立下收费规矩，陪酒银币三元，留客过夜再三元，客人以骨牌中的长牌六点图案戏称，再下来是“二三”“幺二”等，称呼也都来自骨牌名。民国时期，二三逐渐消失，一律统称长三，幺二仍是分明的等级。通常是幺二唱功不如长三，身价费用亦低于长三。幺二规模一般较长三大得多，幺二妓院还下设许多小的堂子，对来客一视同仁，来者不拒。生客要结识书寓、长三，没有熟人介绍很难。

电影《海上花》里的倌人们，每次出场不是陪着吃饭、喝茶、唱曲，便是与客人问添置衣饰、家具等行头，彼此看着合适的则商量着赎身问价，如李嘉欣饰演的角色已经可以替自己赎身，为了要跟养母（老鸨）压价，两头传话，又精明又实际。若是意中人另外有人了，倌人更要一顿大闹，倒像是在自由恋爱般任性。通常这样“不识相”的是清倌人，还不作兴租车那会儿，清倌人行香应局都由龟奴负在肩上，有了意中人便开始筹钱赎身，趁早跳离火坑。

晚清上海的风尘特色是娼、优相狎，四大金刚有名妓林黛玉、金小宝、陆兰芬、张书玉。名妓之一的林黛玉与天仙茶园武伶赵小廉在愚园、张园幽会，被骑马印捕撞破，扭送巡捕房。这些都是市民最喜欢从《游戏报》《点石斋画报》上读到的花边新闻。头牌要有个叫得响的花名，据说林黛玉后来收养了一女，取名小林黛玉，后来轰动一时的阎瑞生案中就有小林黛玉。

著有《官场现形记》的李伯元，亦是“花界提调”，他一手创办的《游戏报》以介绍、评论妓女为主要内容，1897年以后的几年间，每逢星期日多印制达四五百份，拿到张园赠送。《点石斋画报》的风格是有意设计了一个个相关场景，把马车和妓女、兜风、街道、城区、公园等诸多元素联系起来，制造出名妓乘西洋敞篷马车游逛城区的标致图景，极大地满足了喜欢看洋相的小报读者。

另外，书寓、长三或名妓，青睐有才却清贫的文人，文人们笔润无着落时会替她们作传，像幕僚一样替她们代笔捉刀。辛亥至五四，家国命运也是她们必须知道的事，不懂一些时事会落得门可罗雀。鲁迅在《南腔北调集·关于女人》中写下：上海的时髦是从长三、幺二传到姨太太之流，从姨太太之流再传到太太奶奶小姐。

想了想，书架上《海上花列传》上、下两册是我某年在福州路转悠时入手的，第一眼是被张爱玲的名字吸引，再一看作者是韩邦庆，去世时很年轻，小说里平淡而自然的场景是作者曾经的生活。

永安百货，郭婉莹·走过风花雪月的名媛

郭婉莹：爱娇又坚韧的黛西小姐。

什么是大家闺秀的标准？

拎着最新款的包包，穿着最流行的服饰，姿态万千地周旋在社交场？这些是否为名媛淑女的标准，难下定论，乍看倒像交际花。祖上三代都没阔气过，要想模仿名媛、名流，往往是东施效颦。

晚清、民国的流行风向，从书寓女子、女学生到名太太、名媛，从中西女中于1892年首次招生仅招到七名，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成为身份家底的头衔，很多家境富裕的人为了能使女儿有此头衔，不惜斥巨资、托关系进入该校念书。这与我们现在十分相像，父母为了儿女在教学优质的校区念书，攒钱买校区房。

出生在澳洲的郭婉莹，六岁随家人来到上海定居，她曾就读于中西女塾（后称“中西女中”），该校后与圣玛利亚女中合并为市三女中，她和宋庆龄、宋美龄、张爱玲都算是校友。早期的女子学校大多是教会学校，由传教士创办、管理。学校能教的仅有识字、刺绣女红，20世纪后在蔡元培等人的发起下，学科涉及伦理、算学、外文、物理等。

清政府禁止开办女学的禁令，到1907年才解禁，当时已有国内商人在筹备建立女塾，譬如1898年经正女塾的创办，这是中国人自己办的第一个女子学校。

相片上的郭婉莹温婉贤淑，她自幼喝牛奶、品咖啡、说英文，相片上的她大多身着旗袍。她父亲是永安百货郭氏家族的郭标，她母亲那边马氏家族是开办先施百货的富商。她搬来上海时住在吕西纳路（现为利西路）上的花园洋房，现在已改为小庭院，住着很多居民。利西路听起来很不起眼，但这条小马路上住过李鸿章的母亲、美丽牌香烟的老板戴耕莘，他们曾是郭婉莹的邻居。

旁观者看热闹时不免想，名流们除了出身好、命好，还有什么比得过普通人？有时命好就代表一切，这是开了个好头，努力一辈子还不及人家的开头，只是日后的事谁能预料？

六岁来到上海定居的郭婉莹只有英文名Daisy，她喜欢当时走红的作家谢婉莹（冰心）。日后两人见面时，她对冰心说起了名字的由来。23岁之前她的生活安稳、幸福，23岁时她的父亲去世了。两年后她嫁给了自己中意的男子吴毓骧，一个清华高材生，林则徐的后人。她怀孕生儿子碰上难产，女儿在家里静养肺炎，丈夫吴毓骧去俱乐部打牌深夜回家。再后来，她在姐夫的陪同下，将丈夫从一个年轻寡妇家里带回家。

结了婚的人懂得，婚姻中的隐忍、妥协是生活中无可避免的，而未婚的人气不过，为什么要失去自己，为什么这么委屈自己？拨开时间的面纱，家境优渥的她也像当时很多女明星、名媛、名太太一样尽可能地维护婚姻的体面，女人不仅要在外人面前展现优雅的举止，还要保持从容的姿态。有时不免让人生气，她们做了坏榜样，可当看到相片上最真实的面容，却不禁教人咀嚼“隐忍”的苦涩和时间的冷香。

这是郭婉莹的婚姻，当初她拒绝家里安排的婚事，跑去燕京大学读心理学，她替自己选择的那天，也有了替自己承担责任的决心。

如果说一开始看她的一意孤行，还有点千金大小姐的任性，那么后来发生的每一件事，她都是在为自己的坚韧做最真实的注释。

人是很难了解另一个人的，隔着时间、距离，隔着人心的面具，尤其还是擅于隐忍的人，好像永远藏着说不尽的温柔之殇，化作眼底的一抹凉薄，那些打在脸上的暖色灯光也像是特意让人咂摸的余韵。

有时不免觉得人心微妙而残酷，比自己好太多，好到几乎难以想象的人，若没有爱慕之情是很少主动有好感的，大多时候宁可装作不在乎、不知道，不必为了过于悬殊的人生而自寻烦恼。对于身边的人、曾熟悉的人，虽不至于希望他们过得不好，但也不会希望他们过得太好，超过自己太多，生活圈那么近，比较是无可避免的。

在战争年代，为了家庭收入，她与朋友合开服装店，她丈夫失去工作，一家的重担她得扛着。熬到和平年代，她丈夫被铺入狱，被判必须向政府退还6.4万美元。迫于无奈，她写信给国外的亲戚借钱，寄出去那么多信，只收到她哥哥寄来的八千美元，这是她当初借他的。她丈夫心脏病去世，接着又是“文革”爆发，她被打成右派。

难以想象她的家庭背景会让她遭遇什么，在旁人的目光中，她是那个穿着旗袍去洗马桶的女子，她会穿着皮鞋在菜场里卖咸蛋，还会用煤球炉烤蛋糕……“文革”后她靠教英文养活自己，依然独立。

人们羡慕家境好的人，一辈子不用努力便能过得光鲜，总是在旁人惊讶、猎奇的目光中赚取自己的利益，做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似乎没什么大错，自私是人的天性，而独立、有主见则不是。很多看似比她坚强的人在那个年代自杀了，她没有。人的个性并不总是越磨越圆滑，也有的会更粗犷而充满韧性。

她从未对人说过去劳改地的情形，也未提过她丈夫去世时她去监狱医院时的心情，用郭婉莹身边人的说法，她说起在工作中碰到的事并不是诉苦，而是带着一种骄傲，像是在对人说：看，别的资本家可能过不去的事，我都做过，我很能干。她总是抬着下巴，最艰难的时候也是如此。

20世纪80年代，外媒摄制组来上海采访郭婉莹，要她谈谈在那十年的苦难，主持人是华莱士，她拒绝了。她说：“我不喜欢把自己吃过的苦展示给外国人看，他们其实也看不懂，他们是想把我表现得越可怜越好，这样才让他们觉得自己生活得十全十美。我自己的人生，我有什么好怕的。”

出生在悉尼的郭婉莹，一个深受西方文化浸染的女子，一个历经人生大起大落的大家闺秀，她选择了与别人完全相反的人生，承受住了她也许从不知道自己能承受住的磨难。

作为旁观者，也许依然无法体会大家闺秀的心态，这并非在镜头前搔首弄姿，并非比拼时髦服饰，而是在绝境中依然保持优雅、独立的魄力，不要让任何人说你不美，不要让人看穿你再轻视你。

世人只在乎镜头前她美丽、精致的面容，镜头之外的郭婉莹坚守的是她的神秘和尊严。

孤岛时期，沦陷的昔日

出门时，天空阴沉沉的一片，街上的汽车排着长队、摁着喇叭，沿路没有了报亭、早餐摊，一路看手机的上班族匆匆行过。

我和朋友约了见面，还没赶到咖啡馆，一场倾盆大雨浇了下来，跑得再快也无处躲雨，路边只有长长的墙围住，伸出的一点点枝叶被暴雨打得乱点头。秋天了，雷声打得轰轰烈烈，左一道右一道闪电，路上的人都奔跑了起来，抓着手机捂在胸口，边跑边看。

约定的咖啡馆在十字路口转弯处的花园小楼，从前应该是栋独立的小洋房，天井里摆满了植物，有一架秋千，另有几张露天的桌椅。我等在门口，不成，衣服淋湿了大半，朋友很快打来电话说堵在了半路上，让我先进去等。

店内设计得很复古，陈旧、笨重的家具，随手一抹，仿佛能揩下一块岁月的烙印。充满潮气的店内没什么人，店员迎我去楼上等。

二楼只有一对顾客坐在靠窗的位置，视野甚好，拐角的转弯大玻璃窗前，窗外的风景一览无遗。我心想，这栋二层楼的花园楼房在过去是小公馆，有身份又不便抛头露面的人多喜欢住在里面，闹中取静，交通也挺方便。

朋友又打了电话来说要再晚一些，平时的交通已经很糟糕，突然一场大暴雨，要道口处于瘫痪状态。我喝着热巧克力，寻思着鞋子、衣服有没有可能烘干的地方，听到那对顾客中发出一阵长长的叹息，不知是悲伤还是愤懑。

“淞沪会战的时候我只有六岁，我一个大伯就是死在战场上的。”老人叹了口气，继续道，“大伯母那时正要生孩子，我大伯一走，一家五口人生活很难啊。”

“后来怎么办？”问的人一头灰白发，年纪小点。

“我的父母商量之后，把他们一家接来一起住。我父亲会手艺，给人做家具，我一个叔叔会雕刻，也每个月补贴大伯母一家人生活。日子苦是苦，苦中作乐。”

“不是说有些家底的吗？”那人口气颇为惊讶地问。

老人重重地哼了声，道：“败光了。我父亲、爷爷那边祖上是留了不少房产，大伯是嫡出，又是长子，继承了不少东西，他在外面认识了人，会白相、赌钱，还养了几个女人。”

那人笑了几声，不好意思地看着窗户，大约想转开话题。老人不以为然，只道：“他败光家财还不是最大的一件，他当时劝我父亲和叔叔去一起做投资，结果都输得清汤光。幸好我父亲和叔叔早年学了门手艺，大伯从小很得宠，吃不起这份苦，身边一群白相人，他是钱袋，一个晚上赌输一栋房子。”

二楼的灯光昏黄，照在人脸上模糊难辨，珠灰色的天空，更在人的脸上蒙起一层阴影。老人说到激动处，拍了几下桌子。我吃了一惊，更好奇地听着他们说话。

“当时不是说还有留下来的一些字画吗？”那人忽然笑了，道，“都赔进去了？”

“这个事情……”老人陷入一阵沉默，似乎在搜索一段遥远的记忆，“淞沪会战后，上海成了孤岛，有点钱的都搬入租界内。我记得当时听我父亲说起过那些字画，我大伯这个人守不住财，但他有一样本事，就是对字画很有研究，他的收藏随便怎么说都是不卖的。这件事很多人都知道，当时听说张伯驹、张葱玉、顾麟士、刘晦之、周湘云等很多收藏名家都在上海，大量的古籍珍品、名瓷紫砂、古董雅玩、金石彝器，等等，都汇集在租界内。有人提议大伯母把字画拿出去鉴定，很多人会收购。”

“后来怎么样？”

“没有了。”老人喟然。

“到什么地方去了？”那人惊疑地提高了声音。

老人没好气地看了他一眼，道：“买了小公馆，刚才你不是已经看到过了吗？”

那人恍然大悟地啊了一声，道：“怪不得，你刚才问我那栋小公寓怎么样，我还奇怪，怎么突然问这些。这是大伯买给谁的？”

“不是他买。”老人摇头，重重地做了否定，道，“他赌回力球输掉好几万，拿大伯母的首饰去抵押，还是不够。对方问他要字画抵押，利息减半。他当时说什么也不肯，我父亲以为他问别人借了钱，这件事就过去了，哪里知道原来是卖了字画。”

“他自己卖的？”

“不是。”老人缓缓道，并不愿多说。

那人似乎也明白了。过了好一会儿，那人问：“他一直不知道吗？”

“国民党全面撤出上海后，除了租界全部沦陷。我偷偷从家里跑出去找小朋友玩，一家六口人，只剩下一个女孩。日子不好过，人的情绪很高涨，我大哥帮父亲做事，大伯母的一个女儿被送去了歌舞团。”

“上次听你说过，拍了几部电影，后来嫁给了导演还是谁？”那人笑着问。

“没有。”老人表情一沉，道，“我大伯母是很要面子的人，怎么可能跟人说实情。堂姐后来跟了个小开，有一段时间住在静安别墅。后来不行了，男的有家室，一群人打上门，她那天正好不在，我大伯母去开的门，结果，可想而知。”

那人没有再问下去，道：“这雨下到现在还不停，烦死了。”

老人静静地注视着窗外的大雨，两人又说了些琐事，老人说想回去了，那人说再等等，这会儿走到家肯定湿透。

我收到朋友发来的一张图，是一张被困在路上的哭泣脸。雨越下越大，外面看不到人，店员也不太上楼转悠，二楼静得只有杯碟的声响。

成了孤岛的上海，金融、商贸、工业、文化、艺术、娱乐、餐饮……呈现出异常繁荣的景象，租界内维持着相对稳定的生活秩序和社会环境。那场打得惨烈的淞沪会战，70万国军不敌20万日军，折损30万国军将士。1937年11月11日，老蒋下令全军撤退，溃不成军，12日，上海沦陷。一个月后，日军攻入南京……

“阿舅，那么后来你堂姐怎么样了？”那人突然问了句。

老人脸上一阵茫然，仿佛尚未从思绪中回过神来，等听清了外甥的话，叹了口气道：“她后来去舞厅做事，弟、妹都还小，靠她一个人养活。我叔叔当时已经结婚成家，没多少钱能补贴给他们。我父亲是想给的，我母亲不想往来，怕妹妹学堂姐的样。其实后来我也想明白了，大伯母收着字画不拿出来，一句口风也不漏，我们两家人心里都气不过。大伯败光是一回事，瞒着不说，既然不当成是一家人，干脆不要说好了。我堂姐后来嫁了个国民党，本来是说好去台湾，后来不知什么原因没去成。1951年的时候她整个人突然消失了，堂弟跑来跟我说，急得要死，找了一个月还是没找到，当时以为她人没了。”

“她后来去了香港？”侄子问。

“是的。这是她的本事，心也狠，扔下弟、妹，一句不说就走了。”老人不悦地哼了声，口气立刻又软了下来道，“这个不能怪她，她要生孩子了，没结婚生下来，她的事要被人戳脊梁戳死。到了香港后，她碰到了大伯生前的几个朋友，以后日子过得好点了。”

侄子听了只是点点头，说：“这官司还能打赢？”

“她去世后留了份遗嘱，上面写的是各家均分，字画要怎么分？”老人气得摇头。

侄子也是苦笑，道：“这个是恶作剧了。”

老人喝了口饮料，皱着眉头放下杯子，手上的力道没捏准，杯底发生一记很响的声音，吓了一跳。

“她到死也惦记着大伯母的事，她气不过我父亲和叔叔当时没替他们出头，我们当时哪里有这个本事。她手头宽松些时，也想还钱给我们两家人，叔叔那边说法不一，我母亲是不要的，坚决不要堂姐进来，说她沾了很多不干不净的东西，话说得不好听。堂姐那次走了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了。我母亲后来也很后悔，有时也会说到她，堂姐失踪后，我母亲还说替堂姐买块墓地，跟大伯母葬在一起，以后一起拜祭。”

外甥苦笑地摇着头，道：“交给拍卖行，折了现均分呢？”

“不能卖字画。”老人断然拒绝，“大伯不会，大伯母也没有这么做，堂姐刚去香港时没几个钱，也没有。现在反而卖了？”

外甥只是笑，赶紧道：“不卖、不卖的。”

我忽然看到楼下，朋友正从出租车上下来，仓皇地冲向店门。

这时，那外甥先站了起来，对老人说：“他们车来了，走吧，今天能谈到什么程度，走一步算一步了。”

老人缓缓地走在侄子身后，忽然环视了下周围的布置，说：“这里有几张桌椅算是老古董了，弄得一塌糊涂。”

外甥干咳一声，正走上楼的店主微微一笑。

张园安垲第，见秋风起而思莼菜

电影《了不起的盖茨比》告诉我们，一个人只要足够异想天开，总有一天能在家夜夜歌舞升平、灯红酒绿，烟花、杂技、气球……但凡想到、想不到的应有尽有，人们削尖了脑袋要挤进来参加，跟你交朋友。

菲茨杰拉德的这部小说发生在1920年左右的爵士年代，纸醉金迷的大好时代，让很多西方人至今流连忘返。那时的我们，有什么？

某天我和好友约了去吴江路吃饭，美食街上各色小吃，附近有地铁，平时人很多。赶到吃饭的餐馆外，人们排着长长的队伍，正值漫长的用餐高峰时段。我提议去买个汉堡先闲逛一会儿，饿着肚子等实在残忍。好友立刻下载优惠券，我走在前面从人群中挤出去。

买了汉堡后，我们沿着吴江路闲逛，忽然好友念了句：“张园。”

我记得在哪儿看到过“张园”的来历，但不确定此张园是否彼张园，很多名称写法一模一样，意义却相差十万八千里。好友突然心喜地说，是我知道的那个张园，19世纪末的那个。

“安垲第？”我问。

“没错。”她立刻点头，把手机地图给我看，再次强调地说，“完全一致的位置。”

“已经面目全非了。”我想了想，道，“相当一部分已经没有了。据说张园规模最大时有七十亩，在这个地段，是什么概念？”

“要是非得安个什么名目的话，安垲第是大时代的开启。”好友一口吞下剩余的汉堡，拉着我去一探究竟。

坦白说，我对寻访古迹兴致一般，尤其我们所生活的城市里，很多历史遗迹成了日常的一部分，习以为常，难有好奇之感。

曾经的张园曾为上海私家园林之最，在原主人张叔和去世前两年已逐渐衰落，他去世后园子被分地卖走。晚清历史中的张园是海派文化的发源地，影响力惊人。张园最初的主人是在上海淘金的洋行经理格农，他用手上的闲钱向农户租了这块地建造私家花园，面积为二十亩。格农擅做园圃生意，在园内修建洋房，挖池塘、种荷花、铺草坪和垒假山，园内风格有江南园林的影子。数年后，无锡商人张叔和为他母亲买下园子安享晚年，取名为“张氏味莼园”，名字来自晋代诗人张翰的“见秋风起，思及家乡莼菜羹、鲈鱼脍”。

张叔和在原有基础上对张园做了很多修建工作，仿照西式园林的风格，以大草坪、洋楼、绿树、佳种花卉、池水等为筑园要素，一改江南园林精细而不开阔、重美观而不重卫生的不足，同时兼顾小桥流水、亭台楼阁、诗壁楹联等中式特点，建成以西为主、中西合璧的新式花园。

张园最初实行免费对外开放，一度改为收费，园内建起一座大洋房，英国建筑师取名ArcadiaHall（安垲第），意为世外桃源。安垲第有五层高，一次聚会可容纳千人，这座新建成的楼为张园迎来了鼎盛期，张叔和对泡茶、安垲第书场、照相、演说、宴客等制定了具体收费标准。

在当时，基本没有私人花园，张园不收门票，无论达官贵人或贩夫走卒，纷至沓来，争相一睹登高望远的愉悦。园内崇尚时髦前卫生活，与盖茨比的庄园如出一辙，舞厅是摩登男女不可或缺的娱乐项目，其他娱乐设施有：弹子房、电气屋、照相室、网球场、抛球场、动物园等。刚开埠不久的上海渐渐有了自己的生活风向标，摩登男女纷纷亮相。1897年夏天，电影首次在张园播放，对新潮向来敏感又追逐的张园，热衷接受新鲜事物。

有名的剧团戏班喜欢受邀去张园演出，引来一干文人万千慨叹，但凡到上海的游人，两件事情一定要做：其一，喝张园之茶；其二，吃四马路之酒。

时尚摩登的风格引人注目，更有一些吸引眼球的人物偶尔会为张园的热闹锦上添花。被李伯元称为“四大金刚”的林黛玉、陆兰芬、金小宝、张书常一早来到张园，先挑一张桌子坐下，抿一口香茗，唇齿留香，媚眼顾盼，一派名妓风流。她们四人的名声，使得许多白相人争相来园内与“四大金刚”喝茶邂逅。

我看着一排红色的石库门房子，努力想象百余年前的风光盛世，一个地方曾经这么热闹、摩登，如今矗立在城市的一角文化地标上，与周围的建筑形成反差。人们在改建为商业区的餐厅、咖啡馆坐下歇脚，仿佛与百年前的时髦人物并无区别。时间过去再久，人们总还是为衣食住行和应酬社交而忙碌着、烦恼着。

张园的得天独厚有很多因素，一是它的对外开放，徐园当时只对少部分人开放，西园这会儿还没建成，愚园的位置较远。占据地理位置优势之外，最主要的是清政府对张园的约束力较小，南市西园地处清政府控制区域，发表敏感演说将受到限制。张园的周围有跑马厅，紧贴静安寺地段，取消门票收费后游人来客更能随意自由地出入张园。

说起晚清的公园，最气愤的是华人不得入内，必须在洋人的陪同下才能进。有一阵子看到说，华人是因为不文明举止而遭到限制。张园一度收费也是因为这个，一些人对园内的珍贵花卉往往任意攀折摘取。售票制是将维护成本加在了每个入园的人身上，不管是否有攀折树枝花卉，每个人都交这笔钱，虽然不甘心，但大家都交也就算了。而限制华人的规定，是上升到整个民族，从种族出发来加以排除。

1911年初，伍廷芳在张园召集剪辫大会，众人云集，千余根长辫子在此园内应声落地，一个朝代的记忆就此一刀两断。

这或许是张园最后的盛事，随着各处新起的摩登去处，张园跨越了1893年至1911年最辉煌的时期。张叔和去世后，张园便繁华落尽，张园被人购得改为住宅，后又被房地产商收购。

好友拿出手机，调整好后让我拍照，我嫌弃地说天气、阳光都不好，拍出来不好看。她翻着白眼不以为然，只管催我快拍。

附近有几个在取景拍摄的人，疑惑地问着：“就是这里啊？有七十亩地？”

“没有吗？”答的人更是疑惑。

两人的几个同伴似乎听不下去了，只是摇头苦笑。

江湖大佬，岁月峥嵘

江湖上的传说，一部分来自老人们的记忆，还有一部分来自多年前的《上海滩》，来自被披上了传奇色彩的江湖风云。

在我记忆中，很多人都知道这部港剧，他们觉得很像那个年代，尽管剧组当时没在上海取过景。

有次看到一段关于民国的视频，贩夫走卒、市井生活，忽然镜头摄入了一个看着眼熟的人——杜月笙。这个曾是水果摊学徒的流氓头子，正与人说话，他很快察觉到了镜头，不动声色地看了眼镜头的方向。只短短几秒，一个帮会大佬的敏锐便表露无疑，他警惕性极高，当发觉被人偷拍后非常巧妙地设法避开了镜头。

人们无法从一个人的照片上看出对方的个性，那只是一瞬间的表达，是审美的投射，而一个动态的人，会表现出情绪，尤其是在意外事件发生时。

小时候我问过外公：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谁厉害？外公想了想说是杜月笙，我追问原因，外公也说不清，只说杜月笙的影响力很大，参与了很多事。那会儿虽没看过《上海滩》，但看过《上海风云》，主演是郑少秋。一个拉黄包车的车夫，最后成了数一数二的大亨。帮派故事的套路从来都是底层小人物走上人生巅峰，大约也是因为一些原型人物本来如此。

说起杜月笙，会顺便想到他和孟小冬。同为青帮大亨的黄金荣曾为了一个女人被卢永祥的儿子卢筱嘉押进护军使署，要杜月笙出面说情才被放出来。

三个大亨中，张啸林的名声最恶。即便是流氓头子也要有做人的底线。抗战时期，黄金荣拒绝投靠日本，张啸林则公开投靠日本，为了大发国难财，不惜为日本人收购棉花、粮食等战略物资，甚至强行压价、抢走。

杜月笙与他们相比，坏事没少做，但他有自己的原则。1941年，杜正避居香港，门徒遍布上海，当时上海、江浙需要川土、黔土，日本特务机关与汪伪政权找来杜月笙，希望他从中斡旋，用上海的物资交换四川的烟土，这需要杜去重庆活动。达成这笔协议，可用上海的阴丹士林布运到安徽、河南交界的界首易货。杜对这笔交易很感兴趣，从香港飞到重庆。到了之后，他发觉一个军阀的弟弟正因为鸦片跟老蒋起矛盾，老蒋封了四川军阀一批鸦片，全都集中在涪陵。当地军阀正对粮食封锁，重庆在闹粮荒。

杜认为正是时机，分别进行活动，他见了老蒋、戴笠、孔祥熙等。杜月笙说了：“涪陵的鸦片可以卖掉，把货款还给四川，重庆的粮荒自然迎刃而解。”孔祥熙当时是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问：“鸦片卖去哪里？”

杜回答：“把鸦片拿到香港外销，欧洲战场有这些需要，英国、美国需要鸦片制成麻醉药，收回来的钱在香港用港币结算。”

孔祥熙一听，觉得这事可行，孔周旋其中讨价还价，揩油。运完第一批货，香港沦陷，第二、三批货运到仓库，中间经手人太多，外销货转为内销货，货款确切数字没人说得清楚。出过钱的股东没有账单可看，大家闹得不开心。日本投降后，杜月笙在上海收到了货款，原货主都是汉奸，没人来取钱，一致送给了杜，寻求庇护。尤其有一人知道犯下了大错，便投奔杜月笙求保命，送了杜一套公馆。杜告诉他去跟戴笠自首，这套房子后来成了戴笠在上海的公馆。

老江湖就是钱要拿，底线也要守住的。争名夺利的时候，杜月笙不会顾及青帮祖师爷张锦湖，过年时孝敬青帮每个大字辈的老头子，出手阔气。对有求于他的人，杜是慷慨的，称他是孟尝君的也大有人在，得了他好处的人不少。

江湖大佬的名头，在某些演绎中成了腹黑精英。杜月笙的三姨太姚玉兰，她有个姐妹叫姚玉英，她俩的父亲是京剧演员“七盏灯”。杜在上海看戏时看中了这对姐妹，两人一晚被他占有，姚玉英一周后因病去世，她的死因在杜家做事的人的说法是，不是病死而是自杀，姐妹俩的母亲在这件事后出家了。姚玉兰后来为杜生了二子二女，杜家的三个妻妾都是南方人，只有她一个人是北方人。杜月笙是个戏迷，很欣赏孟小冬，姚为了让自己在杜家有势力，便开始拉拢孟小冬。孟小冬去黄金大戏院演出，晚上住在好姐妹姚玉兰家里，孟与杜便接触频繁起来。

姚、孟两人本是旧识，两人不仅仅是好姐妹，“冬皇”的身边有过梅大师外，还有一些女性密友。她与梅兰芳分开后，跟金仲馨住在了一起，她本名爱新觉罗·恒香，人称二格格，是末代皇后婉容的养母。学者贾英华说金仲馨的后人明说金、孟是一对情侣，孟后来嫁给杜月笙，是怜香伴。

江湖如此，杜家亦是。回想当初看《上海风云》，郑少秋饰演的马啸天终于站稳上海滩，生了四个儿子，领养了一个女儿，到最后偿还了早年的债，便家破人亡。

张啸林后来被人刺杀身亡，既为汉奸，抗战结束后哪边都不会放过他。黄金荣有机会带着老婆外逃，他拒绝，他说一辈子都在上海，死也死在上海。杜月笙走了，据说他曾想过留下来。

看帮派往事时，深感岁月峥嵘。台上的伶人有一折折的新曲旧恨，底下的大佬们有自己的地盘恩怨，截然不同的戏里，唱来唱去的都是人世无情，到死之前，都要替自己的命挣扎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