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黑人女性主义与后殖民女性主义

女性主义从其产生之初，就被默认为针对白人中产阶级异性恋女性的一种理论。然而，女性的种族、阶级、性取向等绝不是这样一种简单的类型可以完全概括的。有白人，也有黑人和亚洲人等；有中产阶级，也有工人阶级和家庭妇女等；有异性恋，也有同性恋、双性恋、易性者等。每一种类型的女性都有其不同于其他女性的经历和思想。因此，我们从第一波女性主义，跨越到黑人女性主义和后殖民女性主义，也是希望能够展示女性、女性主义的多元化存在。

第一节　黑人女性主义的命运与后殖民理论

在很多女性主义理论中，黑人女性是缺席的。在少数族裔女性主义的研究中，有一本很重要的文集，其书名是：《所有的女人都是白人，所有的黑人都是男人，但我们中的一些人是勇敢的》(All the Women Are White，All the Blacks Are Men，But Some of Us Are Brave)，这就向我们表明，黑人女性的缺席并不仅仅因为黑人女性的创作和作品发表的数量少，其中更表现出了一个意识形态和关注度的问题。换言之，正如这个文集的标题所显现的，女性特征经常被视为白人女性的范畴，而黑人则被建构为男性的范畴。因此，黑人女性就处于双重边缘的状态。当然，我们也可以举出很多反例来。例如，弗洛伊德有个著名的描述，将女性视为“黑暗大陆”，这就如同让一个帝国主义者去统治一个非白人种族的地区，以这种方式所理解到的女性气质恐怕很难是客观而公正的。其实，种族的范畴并不能简单地“添加”到性别、阶级和性的范畴之上。谈及黑人女性主义，我们要表明的是，性别总是被种族的定义所标记，反之亦然。且以美国为例，尽管早期的废除奴隶制度者们也提出过为女性的权力而战，但是，后来的争取选举权的运动是由白人女性来领导，这就陷入了一个权宜之计的选择，或是给黑人男性选举权，或是给白人女性选举权，而黑人女性却被忽略了。不得不承认，就种族而言，黑人的地位是低于白人的，而在同一种族中，女性的地位始终是低于男性的。在民权运动中，权力通常是指黑人男性的权力，而黑人女性则总是处于屈从的地位。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第二波女性主义开始的时候，美国黑人民权运动也正处于高潮。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运动围绕着世界妇女组织而展开，而她们对于黑人女性的忽视，以及对于女人走出家庭、外出工作等诸多问题的不同态度，总是受到人们的批判。

若要建立起一种对于性别与种族关系的共同观点，我们首先需要摒弃的是“黑人”与“种族”的概念给我们的印象。“黑人女性主义”究竟何指呢？仅仅是非裔美国人的女性主义，或是所有从非洲流散的女性主义吗？这里的“流散”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个是指在历史上，全球特定种族在殖民统治与压迫下的流散，另一个是指在当代文化认同中的一些群体的流散。而“黑人”一词是否可以置换为能够区分历史与文化的地域区别的称谓，诸如非裔美国人、拉丁裔美国人和墨西哥裔美国人呢？还是说，我们非要用“黑人”来表述这一定义的种族主义历史呢？有的作家用首字母大写的方式(即“Black”)来标志她们对“黑人”一词的反种族的重新表述。与之相似的是“有色”(color)一词，这是用在“有色人种/女人”(people/women of color)的说法中，有趣的是，“有色男人”(men of color)的说法却鲜有使用。诸如此类问题的提出，并非因为困惑或急于寻求答案，而是为了表明对于有关术语的政治性选择的必要，并且提出关于种族范畴的结构问题。那么，种族是否只是一个遗传学和生物学的问题，而远非语言和符号学的问题呢？其实，种族并不是一个单纯指向物质或身体的概念。若非如此，则可能会忽视很多历史。非白人种族范畴的物理性与物质性效力，一定程度是来自他们语言的多元和变动。对于白人的描述一直以来是很少有争议的。白人总是被认为是不证自明的、中立的、缺席的，甚至是不需要讨论的。不过这是有待讨论的。因为种族的基本概念是建基于生物的或遗传的差异之上的，这就假设了“种族”(race)这一范畴可以被“种族国家”(ethnicity)这一文化定义的范畴所替代，种族国家所指的就是具有共同的习俗、信仰和价值观的群体。然而，这一设定忽视了种族主义围绕着黑人与白人的“种族范畴”的两极化。因此我们可以明白，当一个人属于一个被压迫的群体时，他会为了反抗政治的目的而依然保持着种族的基本概念。这种处境一定程度上可以类比于在男同性恋政治中，人们用生理性别的指向来争取平等的权利。

为了达到教育的目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给种族一个基本的界定。黑人女性主体的“迁徙”一度成为黑人女性写作的一个特征。此外，“‘语言杂糅’动力”和“混杂趋势”的概念也定义了黑人“流散美学”。黑人文化的这两个命题使我们的讨论从黑人与白人的根本差异，转移到了种族身份这个更为复杂的概念上来，而种族身份又是由内在与外在的多种区别所构成的。就这个意义而言，这些理论更是典型的当代后(-)殖民理论。殖民文化与殖民国家是被非原住民所征服与控制的。那么，我们又在多大程度上是真正生活在一个所有殖民主义的形式都完全消失了的“后殖民”的世界中呢？尽管从20世纪后半叶以来，一些国家瓦解了殖民统治的政府组织，并且获得独立，建立起自己的政府，然而也有一些国家仍然受着殖民主义的影响。如果这个“后”仅仅被理解为时间意义的话，那么未免太过于简单化了。这个连字符可能不大恰当地表示了与殖民文化和社会的清楚的关联或分离，在这一文化和社会中，也许从最开始就有着对压迫的抗拒。“后殖民”概念本身可能就表明了，殖民主义和对它的抗拒就是特定社会和文化的必然。如果前缀是“新”(neo)或“解”(de)的话，就如“新殖民主义”(neocolonialism)和“解殖民化”(decolonization)，也许可以将带有殖民化和冲突进程标志的不同社会与文化间的关联性和差异性表示得更明白。显然，这些进程都是与帝国主义有联系的，这里的帝国主义可以从经济和意识形态两个层面来理解。从经济的层面来看，帝国主义包括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以及对其他生产模式与社会组织的解构。从意识形态的层面来看，它包括帝国主义修辞的扩张，而这种帝国主义修辞的目的是要创造和强化一种统治世界的欧洲文化的信仰。

对当代后殖民理论中的话语与术语问题的关注，表达了一种转变黑/白等简单的二元模式的意愿，而这种转变其实也是对种族的一种定义，与此同时，它依然承认在种族对话中这些模式的作用力。早期的后殖民理论应和了西方二元主义的创造模式，如自我与他者、中心与边缘，以此来解释西方与东方，或“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之间的关系。这些模式是对建构和感知种族、种族国家、殖民主义和/或流散等的保守方式的强有力的转变，但对建构本身是无须批判的。近来，内在的、帝国主义的、滞留的殖民化和部分的解殖民化形式，以及流放者殖民地(break-away settler colony)的形式，都已经被做出仔细的区别。这些都表现出了批判的效用，但这样的做法也在一定意义上保留了殖民/后殖民二元本身的功效。然而，如果我们放弃了这样大规模的尝试而转向理论，那么，我们是否也可以放弃批判的和对立的政治交易而转向他们提供的进路呢？正如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1943-)在他的《在高迪超市》(In the Gaudy Supermarket)一文中所说，“后殖民的混杂性与后现代的任何主义(anything-goes-ism)之间的界限是极为微小的”。该文强调了在后殖民的多元模式中潜在的商品交易与消费倾向，这在与美国学术研究有关的时候尤其如此。的确，美国在后殖民理论中的不确定的地位，也标示出了后殖民理论本身的不确定性与潜在的弱点，同时，说明了美国作为一个流放者殖民地的历史，它在当今国际军事中的实力地位(这本身也是一种帝国主义的形式)，以及它“多种族国家”的人口构成。因此，我们将此定位为非裔美国研究，这一有着为了摆脱直接束缚的潜在目的的研究，也许并不合适。

那么，女性主义究竟发生了什么？如果我们用后殖民理论而不是用女性主义来解读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1931-)的小说《苏拉》(Sula)的话，我们是否会忽略性别的驱动力呢？很多早期的后殖民理论家就很少关注到性别问题是如何使种族、种族国家与解殖民化等问题复杂化并与之发生关联的。而且，很多在美国工作的非裔美国女性主义者更关注于为种族提供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她们可以构想一个强大的白人中产阶级的、真正的女性主义运动。这些由黑人女性主义理论与后殖民理论之间的互动所创造出的复杂的可能性，也就是我们之所以如此关注黑人女性创作与黑人女性主义理论的原因。

第二节　黑人女性主义理论的提出与延伸：《迈向黑人女性主义批评》与《后现代的黑人性》

《迈向黑人女性主义批评》 (“Toward a Black Feminist Criticism”)是黑人女作家芭芭拉·史密斯(Barbara Smith，1946-)的代表作，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最早的关于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理论文章”。文章开篇，作者就很谨慎地说，“我不知该从何说起”，但是到了第一段的结束，史密斯就指出，在文学界，人们对黑人女性作家和黑人女同性恋作家并不了解，这就表明了她要重构文学批评的目的。史密斯认为，黑人女性在政治和文学领域是被忽视的，但其实应该得到认可和关注。她提出，如果存在一种黑人文学准则的话，那么它也是完全男性化的标准，而且女性主义者们对于黑人女作家的评价也总是会忽略种族差异的特殊性。为了改变这种处境，她指出要创立一种独特的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其中应该包括这样的事实，即“黑人女作家作品中，性政治与种族和阶级政治紧密结合的因素”。黑人女性主义批评要接受的一个假设是，黑人女性独特的体验会显示为她们在文学创作与语言上的独特性。这些共同之处意味着黑人女性的创作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学传统，为了检验并支持这一传统，文学批评要尽量对其他黑人女性做出有效的阐释。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应该从多方面支持黑人女性运动，并对之做出积极的回应。史密斯文章的后面部分，基本上是对托妮·莫里森的一部女同性恋小说《苏拉》进行分析，她的论述是让人极为信服的。在史密斯看来，很多黑人女作家的作品都可以被定义为女同性恋文学，“并非因为妇女是‘恋人’，而是因为她们是中心人物，被正面描写，而且彼此有着轴心关系。这些作品的形式和语言完全不同于白人父权制文化所期待的那样”。因此，史密斯评论说，莫里森在《苏拉》中批评的是婚姻与家庭的异性恋规则。“通常，异性恋是黑人妇女享有的唯一特权。……走出来，尤其是将作品出版，是那些并无恶意的‘举止高雅’的黑人妇女们常常所不能‘容忍’的。”她强烈建议，作为一位女同性恋走出来是对抗诸如性别主义、种族主义和异性恋等连锁压迫的一种方式。在文章最后，史密斯呼吁白人妇女们认识到并承认“所有在这块土地上写作和生活的妇女”，并希望黑人妇女和黑人女同性恋不再“如此的孤立”。

此后，很多黑人女性主义者纷纷提出不同的主张和观点，让黑人女性主义理论不断深入和扩展。其中比较独特的理论代表就是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1952-)的《后现代的黑人性》(“Postmodern Blackness”)。

我们首先来看贝尔·胡克斯的名字，她的名字本身是极有意味的，表现出了黑人妇女追寻自我的努力。她沿用了曾祖母的名字，以显明“妇女可以通过母系来延续她们的家谱”，而且，她坚持用小写字母写自己的名字，以此来表示脱离美国女性主义运动的“象征性形象的概念”。《后现代的黑人性》一文来自她的《渴慕：种族，性别与文化政治》一书。胡克斯在文章开篇就提出，很多后现代主义的观点是将少数族裔人群排除在外的，而且“只有极少数非裔美国知识分子提及或者写到关于后现代主义的内容”。在这其中，更鲜有人论及黑人女性。然而，若将黑人性与“铁石心肠的体验”相联系，这也是让胡克斯质疑的。无论是从策略上还是从其他方面，胡克斯并不是要去求助于黑人身份的本质主义模式，而是将反本质主义作为对抗种族主义的一种方式。种族主义是要创造出整一的、“真正的”黑人身份，并由此来疗救他们，所以，反本质主义对之就是“一个严峻的挑战”，而且它也会通过阶级和性别将“所有黑人的体验”的概念复杂化。胡克斯转向了“体验的权威性”这一概念，以此来反抗对本质的黑人身份的忽视，因为忽视黑人本质的身份必然会导致黑人历史、文化与传统的失落。她提出，“对黑人‘本质’理念的否定，以及认为黑人身份早已在流放与挣扎的体验中被明确建构，这二者之间有着根本的不同”。只有接受了这种区别，并且凭依胡克斯所描述的解构与重构并行的策略，才可能解决那些低等阶层群体对于后现代语境下“批判的声音”的渴慕。胡克斯倡议，黑人知识分子要通过后现代的观点来延展他们的研究，要超越学术研究上对流行文化与底层黑人的规定性的领域。然而，她也承认，包括她自己在内的很多黑人作家在出版后现代著作的时候，会面临很多困难，因为这些著作并不能与现实主义所期待的黑人艺术与文化相吻合。

第三节　黑人女性的身份认同：《苏拉》

下面，我们来具体分析黑人女作家莫里森的小说《苏拉》，以及其中所体现的黑人女性的身份问题。

托妮·莫里森是199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然而，更具标志性意义的是：她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黑人女作家。就在她得奖之后，英国《星期日独立报》对此发表了题为《奴隶制的受害者发现了他们的声音》的评论，文章说：“瑞典文学院将不可避免地因其过于自负的政治公正而招致谴责。”那么，为什么争论要“不可避免地”围绕着授予莫里森文学最高奖的决定呢？如果我们仔细分析这句话就会发现，这里所用的“政治公正”这一颇有意味的语词所表明的是，瑞典文学院的这一决定也许是建立于非文学成就的基础之上的。

这自然会让我们再来思考一番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星期日独立报》的这篇文章作出的论断无疑忽视了所有写作都是政治的这一事实，那么，当政治的缺席与审美的价值有关的时候，那些所谓的完全不受政治影响的文学概念自然会让我们有所怀疑。当然，我们也可以做这样的理解，文章的作者所谓的政治是有所特指的，只有少数族裔的、底层的和颠覆性的政治内容，而并不包括当权者或精英的政治价值，因为后者的政治反映了现存状态，成为一种无须质疑的标准，故而是无形的、不言自明的。而作者的这一理解，是相当具有普遍性的。因此，当白人男作家的种族和性别被作为衡量标准的时候，莫里森的黑人女作家的种族和性别身份自然会使她的作品显得不像白人男作家的作品那样“中立”。

黑人妇女与第三世界妇女的处境是相似的，她们都是一个在种族、异性恋、父权语境下工作的底层群体。面对这样的处境，她们的选择也是相同的：寻求女性的身份认同。黑人女性主义评论家芭芭拉·史密斯，印度裔美国女性主义理论家佳亚特里·查克拉沃蒂·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1942-)，黑人女性主义理论家贝尔·胡克斯，都在她们的一些理论著作中表达了对黑人妇女和底层妇女身份认同的探寻。莫里森的小说《苏拉》则是用文学的方式呈现了史密斯、斯皮瓦克和胡克斯等人的理论著作中所讨论的黑人妇女身份认同。小说中最为震撼的是作者对黑人妇女之间的友谊的认可，这也是黑人妇女自我本质的一种可能本源。

《苏拉》是莫里森创作的第二部小说，写了在麦德林小镇一起长大的两个黑人女孩，内尔和苏拉。她们有着不同而又相似的童年经历。内尔的母亲把家里收拾得整洁干净，而苏拉的房间则杂乱无章；她们都是独生女，母亲难以接近，真正的父亲缺席，苏拉的父亲已经去世，内尔的父亲并非她的生父；而且她们都有着美丽的幻想，期待一个心爱的人出现，来分享自己的感情，于是两个人走到了一起，也找到了勇气去创造自己。正是出于对自我身份的认同以及对自我主体的诉求，她们结下了深厚的“姐妹情谊”。然而，在成长的过程中，两人被迫疏远了，内尔嫁给了一个平庸的男人裘德，苏拉离开了小镇，离开了“底层”，外出寻找自我去了。十年的游历生活之后，苏拉回到了小镇，与童年时一样，她和内尔依然有着不同与相似。苏拉已经对传统的价值观产生了巨大的疏离感，她不再认可传统的婚姻观念，以及妇女在婚姻中所应扮演的角色，而内尔则完全走上了一条在家中相夫教子的传统女性的生活道路。所幸的是，分隔多年，二人却能继续最初的姐妹情谊。然而，当内尔发现苏拉和自己的丈夫裘德睡觉的时候，她们长久的关系面临了挑战，姐妹情谊破裂。数年后，内尔去看望临死前的苏拉，这最后一次见面也没能使两个女人和解。直到苏拉葬礼之后多年，内尔才意识到，她的痛苦不在于丈夫的出走，而在于失去了苏拉。

小说中，对内尔与苏拉的初次见面是这样描述的：“因为她们数年前就发现，她们既不是男人，也不是白人，所有的自由与胜利都与她们无缘，她们已经着手创造成为其他。她们的见面是幸运的，因为她们逐渐喜欢上了对方。”黑人女性的身份认同是与其他因素相关联的，对此可以从否定与肯定两个方面来理解，否定者认为其身份认同是建立在对白人男性的身份认同的回应上，肯定者认为是建立于对黑人女性的精神伴侣的回应上。女性之间的姐妹情谊可以恢复黑人女性自然的、真正的自我，而且也允许这种自我成为本质的和暂时的。

莫里森通过《苏拉》这部小说探寻苏拉和内尔作为黑人女性的身份认同的形成过程。在她们主体性感觉的形成中，最为重要的一环就是她们与她们的母亲和祖母的关系、她们彼此之间与黑人男性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指向了最广义的种族主义。莫里森借助于两个核心人物的对话创作了这部小说，即苏拉和内尔之间的判断、反应和决定的对话，而不同的读者对此会有不同的比较和对比。

小说前面有一幕重要的情景，莫里森借此将黑人妇女的身份认同与身体相关联，也与黑人妇女之间的友谊相关联。内尔与苏拉在做一个无须文字的本能的游戏，她们将树枝上的树皮剥去，然后用树枝在地上挖洞，把垃圾埋进去。莫里森将这一幕描述为从她们青春期身体中萌生的性欲意识的感官交流，一种强烈的共同身份认同的感觉从这个生理体验中产生了出来。然而，紧随其后的却是奇根·利特尔的死亡，这预示的是分离、失去与恐惧。因为是苏拉在奇根荡秋千的时候推他荡起来的，这导致他掉入河中溺水而亡。尽管内尔尽力安慰她，并且两人心照不宣地要保守这个秘密，但是，在葬礼上，“内尔和苏拉没有拉手或者看彼此一眼”(Sula，p.64)。而就在这之后，她们又像所有的年轻女孩子一样手拉着手。这里所表现出的是，这番经历使她们下定决心联合在一起、彼此支持，她们的联合看起来似乎是建立在分离和缺失之上的。小说后面多次提及奇根之死，这件事教会苏拉的是“没有自我可以依靠”，而且让她感到“没有什么压力能改变她自己”(Sula，p.119)。

在小说的另一个重要情节中，内尔与母亲海伦去看望内尔的外婆，这里呈现了黑人妇女对其主体性的残酷考量。这段南下到新奥林斯的漫长旅途一开始就很糟糕，因为海伦和内尔走错了车厢，进到了只许白人进入的火车车厢。就在海伦打开“只许黑人进入”的那扇门时，一位白人乘务员拦住了她们。此时，内尔在两节车厢之间的处境反映出的是她“蛋奶色皮肤”的模糊的种族范畴，因为她是一个有着白人血统的“科里奥尔淫妇”的女儿。她解释说自己搞错了，不是故意要进错车厢的，但是，显然乘务员并不接受她的说法。他酸溜溜地回答，他们的火车上并没有说不允许犯错误，要她现在就挪到她该去的车厢，到黑人车厢去，不要“弄脏”了白人车厢，这显然否认了内尔的“混血”特征。然而，内尔的母亲海伦在黑人车厢的处境也舒服不到哪里去。她对乘务员的辱骂回应了一个微笑，“就像一只流浪狗，刚被人从肉店里踢出来，就在门边摇尾乞怜”(Sula，p.21)。她试图缓解与辱骂者之间的紧张关系，然而这却使她失去了车厢里那些原本可能同情她的黑人的帮助，“目睹这一幕的两位黑人士兵，原本看起来漠不关心，现在也对此充满厌恶”(Sula，p.21)。内尔感觉到“他们充满了对她母亲的憎恶”，因为她出卖了黑色的荣耀。这一出卖的根源在于，海伦想要将她的女性特征与种族分离开。她对那个乘务员的微笑是“灿烂”而“风情万种”的，她好像要鼓励那个乘务员把她看作一位迷人的女子而不去考虑她的种族，以此来保护自己免受对其种族的辱骂。然而，那两位黑人士兵拒绝帮她搬运行李，以否定她的女性特征来惩罚她。到了旅途终点，海伦被迫承认了她的性别与种族之间的关联，因为，在这个南方的小车站上，并没有为黑人妇女准备的卫生间，海伦和内尔与火车上的其他妇女一样，不得不蹲在附近的草地上小便。因为不可避免的身体需要，海伦的性别与种族就以这种生理的方式再次关联了起来。在新奥林斯，内尔见到了外祖母，她很漂亮，却名声不好，说着法式的科里奥尔语。这段令人不堪的旅行使内尔很担心，“假设她真的是蛋奶色皮肤，那么内尔也可能是”(Sula，p.22)，而整个旅程也使她理解了自己本质上的独特：

“我是我”，她低声说着。“我！”

内尔并不十分清楚她究竟是什么意思，但是，另一方面，她又清楚地知道她究竟是什么意思。

“我是我。我不是她们的女儿，我不是内尔。我是我。我”

她每说一次“我”这个字，就感觉到有一股力量、喜悦、恐惧在她体内聚集。(Sula，p.28)

这次旅行告诉内尔的是，本质的黑人女性特征是虚构的，却是必需的。海伦试图强调的是，身份认同是建立在差异上的，例如，白人血统与迷人“女性”的精致之间的差异，但是，她的策略却失败了，因为她没有考虑到白人男性是根本不考虑这种区别的。最终，接受并利用人们对她的黑人妇女本质的定义反倒给了她力量，不是去反抗，而是保持自己种族的不变。旅途最后，海伦不仅“像那些胖女人一样去折叠树叶”，而且，当她去草地上小便，“经过那些男人们污浊的眼前时，她心里没有一丝的悸动”(Sula，p.24)。内尔发现，用一种独特而宝贵的方式将自己塑造为一位黑人女性，给了她力量去“培养一位朋友，而不在乎她的母亲”(Sula，p.29)。这位朋友就是苏拉。

当内尔和苏拉共享着“两幅歌喉一个观点”的美好时光的时候，当她们坚信，她们有共同的黑人妇女的本质特征的时候，她们的关系支撑起了她们两个人。随着小说情节的发展，莫里森向读者展示了，她们放弃或者不相信这种信念所带来的危险。内尔与裘德的婚姻，以及她对裘德的不忠的反应，使她认识到了差异，也带来了她与苏拉的疏离。

她(指：苏拉。作者注)曾那么依赖内尔，如同彼此最亲近无间的事物，而这只是让她意识到她与内尔并不是一个相同的事物。当她和裘德睡觉的时候，压根儿没有想要给内尔带来痛苦。她们总是分享对其他人的爱……显然，婚姻改变了这一切，但是，她对婚姻所知甚少，曾与她住在一起的妇女们认为所有男人都是唾手可得的，而选择男人只需考虑是否对自己胃口，她还没有准备好如何与她最亲近的那个人分享其他事物。(Sula，p.119)

婚姻使内尔与苏拉有了“差异”。内尔强迫自己把最深的爱从苏拉转向裘德，她的性生活也不能分享，这使她成为一个男人的财产。小说让我们感到的是内尔对苏拉的背叛，而这使苏拉处于一种威胁者、局外人和“他者”的境地。这一处境妖魔化了苏拉，使她显得似乎精神异常，镇上的人们诅咒她是所有不幸的根源，这使他们自己感觉会更好。她的死亡使这一点更清楚，“那些保护孩子远离苏拉的恶毒诅咒的母亲们(或者那些保护自己远离苏拉的责骂的母亲们)，现在再也见不到她了。紧张消失了，这也是她们努力的原因”。(Sula，p.153)

小说的结局令人伤感。内尔意识到，在特定环境下，黑人妇女必须关注到她们本质的相似性。当她去看望苏拉的祖母伊娃·皮斯的时候，伊娃问起奇根·利特尔之死。伊娃唠叨着说，“你，苏拉。有什么区别吗？你在那里。你只是看着，不是吗？我，我再也看不到了”(Sula，p.168)。内尔开始怀疑奇根之死给自己带来的快乐是否和苏拉的感觉一样，因为奇根溺亡牵连到了她和苏拉，而苏拉却总是把全部责任归于自己，内尔的无辜与苏拉的愧疚之间是有联系的，而这种认知也用另一种方式将她和苏拉联系在了一起。在苏拉葬礼后，忧伤的内尔终于意识到，“那段时间，我一直以为我在怀念裘德……我们两个姑娘在一起……哦，上帝，苏拉……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Sula，p.174)。她认识到，童年的友谊可以成为现在多重关系的根源。在内尔的呼叫中，反复出现的“姑娘”中不再有逗号，显示了女朋友之间越发亲近的关系。

莫里森对黑人女性身份认同的观点是明确的。像芭芭拉·史密斯、斯皮瓦克和胡克斯一样，她也承认所有的身份认同都是建立在失去与差异基础上，但她也表明，在诸如黑人妇女这样的底层人群中，这些知识是没有任何政治作用的。她声明，用黑人妇女身份认同的本质定义，并使之变得积极进步，就可以更有效地挑战白人异性恋的父权制。

与黑人妇女身份认同相关，莫里森也发展出了一种强烈的反本质主义的黑人男性身份认同。例如，裘德决定与内尔结婚，是把婚姻作为一种支撑自己缺失的男性气质的方式。当他得知，因为自己是黑人，所以永远不会被录用去新河公路工作的时候，他意识到，“他们两个一起会成就一个裘德”(Sula，p.83)。与内尔结婚，内尔性别的弱势可以强化他的优越感，这一婚姻实际上揭示的是：裘德要依赖于一个底层却必需的“他者”来证明自己，因而他的身份认同是失败的。当苏拉再回到麦德林小镇的时候，她搅乱了裘德对自我作为一个与白人种族主义抗争的牺牲品的概念。

世界上所有事物都爱你。白人男人爱你。他们花费大量时间来担心你的阳具而忘记了自己的。他们唯一想做的就是砍掉一个黑人的阴部。如果这不是爱和关心，我不知道这还能是什么。至于白人妇女，她们满世界地追你们，在床下搜寻你们。我知道一位白人妇女，她晚上6点之后决不会迈出家门，因为她担心你们会有人抓到她。难道这不是爱吗？……有色妇女因为担心她们自己的健康，所以只是尽力抓着你们的袖口。就连孩子们，无论黑白男女，他们也对自己的童年深感忧伤，因为他们认为你不爱他们。如果这还不够，你们还爱着你们自己。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会像一个黑人男人那样喜欢黑人男人。(Sula，pp.103-104)

苏拉认为，白人种族主义者拒绝黑人男性气质，这可以类比于黑人妇女和孩子们对黑人男性的明显的谄媚。她表明，吸引与厌恶，依赖与独立，都是彼此相关的进程。这也质疑了，裘德是如何对待内尔的。在黑人男性身份认同的语境下，这一反本质主义的批判是强有力的。

玛格丽特·霍曼斯(Margaret Homans)将一些黑人女作家的作品描述为，建立起了“后现代与身份认同的人文主义之间的建设性对话，既没有将黑人妇女的身体降到底层或物质层面，另一方面，也没有将身体变得空洞无物”。她称这种处境为一种“实用主义的矛盾”。对黑人妇女而言，如果放弃对黑人女性的身份认同的本质解释，那么，她们与白人和黑人男性的关系就会很危险，这正是反本质主义阐释的特点。莫里森建议，黑人女性身份认同应建立于生理体验和女性的友谊之上，这对于向种族主义和狭隘思想挑战是一种本质的策略。

第四节　后殖民女性主义的批判：《底层研究：解构历史编撰学》

《底层研究：解构历史编撰学》 (“Subaltern Studies：Deconstructing Historiography”)是斯皮瓦克关于后殖民批判的重要作品。在这里讨论斯皮瓦克的文章似乎有些显得不合时宜。因为，斯皮瓦克生于印度，在印度接受过教育，虽然她至今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美国生活和工作，但是，她的著作虽不是全部却是绝大部分与南亚文化有关。的确，斯皮瓦克的著作所显示的是与西方都市话语和概念并列之势，而且，她总是以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的“他者”身份，得出令人惊讶的结论。而她的这篇关于底层研究小组的文章是对南亚文化中的底层群体进行的马克思主义分析，这看起来与阅读非裔美国女作家托妮·莫里森的小说《苏拉》完全不同！那么，我们可以跟随斯皮瓦克的经历来运用她的理论文本，这并不是说要将殖民话语与被殖民话语相对立，而是进入一种“策略性的”阅读过程与体验。斯皮瓦克的文章主要关注早期殖民国家文化的理论与实践，当我们将她的文章与非裔美国女作家的文本《苏拉》放在一起来阅读的时候，我们就会进入一种文化冲突的阅读过程。

斯皮瓦克的《底层研究：解构历史编撰学》开篇就讨论了，底层研究小组所关注的在印度出现的反抗殖民主义的国家主义者。这个小组所凭依的理论是：农民的独立运动没有成功地转移开来，是因为农民阶级“意识水平”的局限性。因此，小组要建构一个“底层”(或低等)意识的视像，以一些固有的或本质上失败的方式，作为一种并不充分的革命。然而，斯皮瓦克也说明，“在小组的工作中，总是有一种对立的建议，即，底层意识依赖于精英欲望的宣泄，它绝不会完全恢复，它总是偏离它被公认的能指，实际上，它在被揭示出来的时候就被涂抹掉了，而且它也不能简化为话语的方式”。换言之，斯皮瓦克将她所说的底层意识，指向了身份的概念与一个更后现代版的主体之间的核心冲突，冲突的前者看起来很像传统的本质、敌对、前话语本身等模式，而后者则是由包括殖民者权利在内的多重话语与影响构建起来的主体。对斯皮瓦克而言，对底层意识的后一个描述也可以被视为所有意识的一种模式，精英们对此也许全不赞同，但这是“所有思想与所有审慎的意识的困境的寓言”。

斯皮瓦克表演了对后现代主体的解构。殖民者和大都市用其“恢复”的技术来“治愈”殖民的边缘，而不管这是否恰当或与实际相符。这的确是一种令人震惊的策略。然而，在这一点上，斯皮瓦克将她的论述扩展到了对底层研究小组的目标的保护，即在特定语境下政治的效用，“是在清晰可见的政治兴趣中，对实证主义的本质主义的一种策略性的应用”。换言之，我们可以将底层意识与西方后现代对主体性的解构相等同，但它指向了一种政治对抗的目的。从激进派革命的观点来看，把力量和身份认同分配给那些在传统意义上从未拥有过这些的人们的做法是可行的，也因此，这些人要群起而反抗那些将他们视为无能的专横的冷漠。同时，将此作为对一些后现代理论的全球化趋势的批判也是可行的，这些后现代理论所描述的主体总是那些垂死的白人中产阶级，而这些理论也可以再造出其所批判的那种元叙事。

斯皮瓦克在底层研究小组的工作中，也对谣言的地位与妇女的位置进行了独特的分析，这一分析正是她文章所得结论的基础。她提出，谣言的作用在于鼓动国家叛乱，这并不是如其所显示那样，由于它的“功能的直接性”(其实谣言不属于任何一种语言)，而是因为它作为没有起源的“不合法书写”的效用，无论其颠覆性如何，它都可以属于任何人，适用于任何目的。斯皮瓦克这一论述与德里达所提出的“语音中心主义”——认为言语比文字更高级一些，因为言语更接近于意义的本源——是有联系的。她选择将谣言与文字相关联，而不是与言语，由此，她将此类比于底层意识与殖民精英们和现代哲学的语音中心主义之间的关系。当转向妇女与区域的交换问题时，斯皮瓦克指出了底层意识的盲点，即“将作为女性(被性别区分的)主体的底层人简单地排除在外”。她强调了在区域的交换中，妇女被用来调和父权系统的重要的结构性作用，然而，作为自身权利的主体，她只是一个工具，在交换中她是完全缺席的。

这篇文章整体上运用了一种双重策略，由此，底层研究小组的声明既是一种颠覆，又是一种支持，因为它初看来与小组本身的计划有差异，但是，后来显示了与之的完全相关。

第五节　结论

莫里森与史密斯、斯皮瓦克和胡克斯一道，都关注于对身份认同的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考量。与她们一样，莫里森也让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二者进行对话而不是对立，而且也展示了，在特定语境下，二者是如何发挥其恰当的政治效用的。对黑人妇女而言，如果放弃对黑人女性的身份认同的本质解释，那么，她们与黑人男性的关系就会很危险，而这正是反本质主义阐释的长处。莫里森因此建议，黑人女性身份认同建立于生理体验和女性的友谊之上，这对于向种族主义和狭隘思想挑战是一种本质的策略。但是，她的本质主义立场的批判也总是与之相去不远。玛格丽特·霍曼斯将派翠西亚·威廉姆斯(Patricia Williams，1951-)和爱丽丝·沃克(Alice Walker，1944-)的作品描述为，建立起了“后现代与身份认同的人文主义之间的建设性对话，既没有将黑人妇女的身体降到底层或物质层面，另一方面，也没有将身体变得空洞无物”。她称这种处境为一种“实用主义的矛盾”。当然，将对话的概念应用于分析黑人女作家的作品，并非只有她一人。不过，对于很多读者而言，很难将米哈伊尔·巴赫汀(Mikhail Bakhtin，1895-1975)的欧洲小说等同为非裔美国女作家小说。这就会带来一种对文化特殊性的关注，而这类似于我们提到的斯皮瓦克的文章与莫里森的作品的关系。我们不妨将伊格尔顿的论述加以扩展，“有许多恰当的好的观念……指向了西方后殖民工业中更理想化的雇员……市民国家中的少数种族与殖民地人民是不一样的”，而且，一位非裔美国女作家的写作也绝不同于一位欧洲白人作家或一位有南亚文化背景的历史学家。然而，我们也会发现，在黑人女性主义者的思想中，对话的观念是比较普遍的。派翠西亚·希尔·柯林斯(Patricia Hill Collins，1948-)提出，“对于黑人妇女，新知识很少产生于孤立的个体中，通常是通过与社区其他成员的对话而发展起来……对话的运用深深植根于非洲的语言传统与非裔美国文化之上”。因而，对话就成为解释莫里森的写作实践的恰当模式。借用史密斯的话来说，就是“在解释其他黑人妇女的作品时，首先来寻求一些先例和洞见”。这与莫里森自己在写作《苏拉》时的处境一样，是一种策略性的选择。艾米·卡闵斯基(Amy Kaminsky)说，“迷恋，以致固定，种族介入女性主义实践的渴望”，她又严厉批判了那些“收录了很多关于白人女作家文章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文集很少关注到种族的问题，这就遮蔽了种族身份的作家或主题的文章”。显然，黑人女性主义的底层处境早已成为女性主义理论中的传统，卡闵斯基提出，“只有当我们将种族定义为易变的和多元的，我们才有望明白它与性别范畴的细微差异之间的相互作用”。

这里，我们探明了种族作为一种范畴的本质的不定性，讨论了它无序结构的重要性，并提出它与一些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联系，也阐明了，在特定的政治和散漫的语境中，对于种族主义、异性恋和父权制的不同的策略性的回应。我们也试图推进黑人女性主义与后殖民理论的对话，同时也认识到了它作为一种独立的传统的重要性。

1. Gloria T. Hull，Patricia Bell Scott and Barbara Smith ed.，All the Women Are White，All the Blacks Are Men，But Some of Us Are Brave，Old Westbury：The Feminist Press，1982.
2. Sigmund Freud，“The Question of Lay Analysis：Conversations with an Impartial Person”，in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Vol. 20，trans. and ed.，James Strachey，London：Hogarth，1953，pp.183-250. Here p.212.
3. 参见Deborah K. King，“Multiple Jeopardy，Multiple Consciousness：The Context of a Black Feminist Ideology”，Signs，14 (1988)，42-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