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女性主义思潮的产生

第一节　第一波女性主义的出现

第一波女性主义，产生于1860～1920年，是第一个有明确的、特定的女性主义目的的有组织的运动。其目的在于，争取政治和法律的平等，主要关注的问题有：女性的选举权，女性受教育的权利和就业机会，已婚妇女的合法权利，例如，财产的所有权，提出离婚的权利，对子女的监护权。与之同等重要的是，为性别的双重标准而战，为对男女性行为的不平等态度而战，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对待嫖娼的处理，以及极力阻止女性在工作中遭遇的不平等的发生。

然而，我们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很多女性主义历史学家和评论家们对上述内容几乎是完全不同意的。如果第一波女性主义是第一个有组织的运动，那么，之前就没有女性主义、没有女性主义者吗？显然，这就要看我们是如何定义女性主义的。只有当我们认为，女性主义者是为了特定目的而参与到一个集体的、有组织的行动中时，才有女性主义。在这个意义上而言，女性主义是从第一波女性主义开始的。做出这一判断，或许意味着，我们早已接受传统父权制的历史观，认为历史只是由“集体行动的体现和社会变革的动力”这些运动所影响的。我们要质疑的另一个问题是，“运动”的结束时间。多数评论家认为，第一波女性主义结束于英国，以1928年成年女性得到选举权为标志。不过，从1928年到1960年前后的第二波女性主义开始之前，女性意识和行动似乎存在一个间隙。然而，就在这个阶段，也产生了许多重要的女性主义著作。这一段表面上的“淡出”其实就是我们对女性主义定义的结果，正如1860年代之前女性主义所谓的缺席。同样，我们也需要一些完全不同的概念来定义“第二波女性主义”，以显示后者的唯一性。

如果接受了前面所说的分期，那么，女性主义为什么突然进入了政治呢？这与当时社会的变革不无关系，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工业化的进步，中产阶级妇女的自由变得有限了，她们被更多地限制在家庭。除了这些变革的影响之外，奥利佛·邦克斯(Olive Banks，1923-2006)也提到了19世纪中期西方女性主义思想的其他重要来源，如福音派基督教、启蒙哲学和社会主义。福音派运动，因其对个人归信体验的强调和对道德规范的重视，深深影响了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早期。它并不阻止妇女参与宗教事务，她们还参与禁酒运动和反奴隶制运动，随着妇女在这些运动中的不断参与，她们越发清楚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启蒙哲学强调理性，主张人与人之间享有平等的权利。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1759-1797)在《女权辩》(1792)中提出，女性不应被排除于不同阶级男人所共享的平等权利之外，例如理性和人权。社会主义的传统，开始于法国的圣西蒙运动，以英国的罗伯特·欧文的思想为代表，主张天下大同，减少对两性关系的限制。这些对传统家庭和孩子抚养等问题的批判与攻击，的确影响了早期一些女性主义者。

如果来讨论第一波女性主义出现的原因，那么我们会发现，女性参与运动的目的和目标是多种多样的。个体的女性总是喜欢通过参与各种运动来表达她的女性主义主张，由此可定义她是哪种女性主义者。英国为废除《传染病法》的斗争是这种多样性的一个很好例证，而且这一运动与选举权运动之间的关系也是耐人寻味的。为了控制嫖娼，《传染病法》规定，对于那些被认为可能是娼妓的妇女，都要强制进行性传播疾病的检查和治疗。如果一个女人认为，关于贞操和纯洁的标准也要用于男人，那么她会去支持废除《传染病法》。有女性主义者认为，为女性争取选举权才是更重要的事情，这强调的是平等的宪法权利，而废除《传染病法》的斗争却分散了我们应有的注意力。时间流逝，第一波女性主义的目标也在发生着改变，然而其中最具主导性的想法还是集中于选举权的问题上。

伊丽莎白·莎拉(Elizabeth Sarah，1955-)评论说，第一波女性主义就是“预设了一个特定的政治和经济语境——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都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发展——而这一语境只与在西方世界发展起来的女性主义运动有关”。就文化的特殊性而言，女性主义的定义通常都是西方“第一世界的”。与此相关的问题还有，第一波女性主义中的那些人的阶级背景。以英国为例，最初的参与者多来自中产阶级，到第一波女性主义最后，差不多四分之一来自工人阶级。显然，阶级背景与妇女对运动的参与有密切关系，工人阶级妇女参与选举权运动的比例要低于其他阶级。选举权运动中，参与的妇女被分成了两个阵营，一方在期待所有成年女性获得选举权，另一方则在考虑参与者的年龄或财产所有权等资格。就英国而言，参与第一波女性主义运动的都是白人。以上所述其实也是在提醒我们，我们通常所认为的第一波女性主义是一个特殊的文化运动。

第二节　第一波女性主义者的代表：弗吉尼亚·伍尔芙

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1882-1941)的《一间自己的房间》无疑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女性主义文本之一。她的小说与理论都是非常著名的。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1908-1986)对伍尔芙的作品如此评说：“伍尔芙是我崇拜的作家之一，她的作品我有时候也会重读，但是仅限于她的女性主义著作。因为我实在不敢苟同她的小说。它们没有中心。它们没有任何主题。”我们可以质疑波伏娃对伍尔芙作为小说家的判断，不过，她如此评论当然是为了表明她自己的非虚构作品对女性主义问题和看法的话语权。其实，很多批评家也看到了伍尔芙的小说和理论的相似性。如果考虑到伍尔芙对第一波女性主义的很多自相矛盾的观点，那么，我们还能把她看作第一波女性主义者，或者就是一位女性主义者吗？《一间自己的房间》出版于1929年，此前，英国妇女刚刚获得选举权。这篇文章是以她在纽恩海姆(Newnham)和格顿(Girton)的两篇演讲为基础而撰写的，演讲的主题是妇女与小说。在当时的剑桥，只有纽恩海姆和格顿能够接收女生。伍尔芙在文章中主要强调了三点。首先，妇女作为作家的不成功，并非因为她们缺少天分，而是缘于社会造成的不利因素，如她们不被教育机构接纳，她们经济上的依赖，她们没有自己的房间，她们需要不断地生养孩子。其次，伍尔芙提出了两个重要的解决方法：经济独立(一年500英镑)和有自己的房间(如书名所示)，以此让妇女发挥出她们作为作家的全部潜能。最后，伍尔芙认为，“对于任何一个写作的人来说，若想到自身的性别，都将是毁灭性的”。她提出，所有伟大的作家都是具有雌雄同体的头脑的，其中融合了男性和女性的因素。

为了证实妇女在物质上的诸多不便，伍尔芙用了很巧妙的策略，来展示她在做这个演讲主题的研究时所经历的重重困难。因为突然间闪现的一个念头，她走小路穿过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草地，却遇到了一位愤怒的教区执事，他拦住了伍尔芙并告诉她，这块草地只有大学里的男性研究者和学者才能通过。然后，伍尔芙去了图书馆，也被拒之门外，因为妇女必须由男性研究者陪同或者带着介绍信才能进去。通过这些，伍尔芙明确地告诉读者妇女不被教育机构所接纳的事实。循着她的主题，伍尔芙又比较了她在一所男子学院愉快地享用晚餐和她在一所女子学院不舒服、不愉快的斯巴达式的晚餐。她由此提出，只有满足了物质的需求，知识性的作品才能实现其最大效用。她也强调说，最好的食物和酒更能制造出优秀的作品，这要远胜于她在那所女子学院的“校园晚餐”中所吃到的肉汁汤、牛肉和两种蔬菜，以及干果和甜点。菜单的不同显然是与两所学院的经济状况有关的：男子学院有着悠久的历史，通过那些有钱的赞助人和校友们的赠予，积聚了大量的财富，而女子学院四处募集来的仅仅是聊以生存的钱财。从文字的描述来看，这造成的是钱财被大量地注入男子学院的基金会中。伍尔芙提醒我们说，男人可以如此自由地获得学习的机会，就是因为他们比女人富有。反之，女人则要负责生养孩子，她是不可能获得经济钱财的，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从法律上来讲，一个已婚女人的所有财产和收入都是属于她丈夫的。

妇女在物质上的诸多劣势，也对她们的生活、她们创造性的自由表达带来了实际的显著影响。伍尔芙在《一间自己的房间》的第三章和第四章里，用事实证明了，从16世纪到19世纪，那些写作的妇女必须协调她们的社会处境和她们的写作。或许，在这部分里，伍尔芙最深刻的论说就是：假想莎士比亚有一个叫朱迪斯的妹妹，她会如何。尽管她也会有同样惊人的天赋，但是，伍尔芙认为，她的反抗和最终的死去，都代表了我们所失去的妇女的写作。对于伍尔芙来说，同样重要的还有，妇女在社会和物质方面的劣势对她们被认知的方式的影响。伍尔芙去大英博物馆参观，想要研究妇女与贫穷的主题，在她的笔记中，她发现，任何一位男人写的关于女人的书里都显示了很多古怪的细节。有的描述事实说，“体毛比较少”；有的则明显带有父权思想的价值判断，“在智力、道德和体力上的低下”。她罗列的这些条目揭示了一个奇怪的事实，那就是，男人看似总是先入为主地对妇女做出不公的判断，也就是说，他们在貌似科学客观的外衣下隐藏了他们的偏见，他们判断所有的妇女都是相似的，如“道德感更弱”、“寿命更长”。而他们的判断仅仅依赖假设的男性标准，伍尔芙困惑于这种表面的事实，即人们总是在强调和证明妇女在写作能力方面比男人低下，而男人显然是凌驾于妇女之上的。她由此得出结论说：“几百年来，女人一直被用作镜子，那镜子具有把男人的外形以其自然大小两倍的方式给照出来的似魔术而又令人愉快的力量。”随后，她又进一步分析说：“如果女人不低劣的话，他们也就不能再自我扩张了。这也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说明，为什么男人常常需要女人。”然而，在虚构作品中，这种情景似乎是截然不同的。伍尔芙强调，在男作家的虚构作品中，妇女是“最为重要的”，她们“千姿百态，既勇猛又卑贱，既光鲜又龌龊，既美艳绝伦又奇丑无比，像男人一样伟大，有人认为甚至比男人还要伟大”。伍尔芙巧妙地暗示说，这些老套的、截然相反的女性特质并不像看起来那么多样，就我们所希望看到的女性气质而言，在美丽、道德、天使般的女英雄与丑陋、邪恶、恶魔般的女反派之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差距。

第三节　女性主义的圣经：《第二性》

波伏娃《第二性》在法国的出版似乎出现在第一波女性主义和第二波女性主义之间的空隙中。如果我们考虑到法国在这个时期的特殊地位，那么选择这本书作为第一波女性主义的范例就是完全恰当的。1949年，法国从“二战”时被德国占领的伤痛中恢复过来，妇女在1945年才获得选举权，堕胎和避孕都是违法的。妇女权利的问题并没有在议事日程上。毋庸置疑，这本书的出版马上引起了社会的骚动，有人野蛮地攻击出版社，这本书也被列入了梵蒂冈禁书索引。1953年，这本书被翻译成英文在美国和英国出版，并没有产生特别的恐慌。无论从字面上还是从概念上来说，《第二性》都是一本内容广博的著作。其中涉及了很多方面，例如，生物学、种族和女同性恋，这些对后来的女性主义写作都是很重要的，还讨论了女性主义理论与其他理论之间的关联，如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理论，这也为第二波女性主义理论打下了基础。与《一间自己的房间》一样，《第二性》也看到了女人的低等，这更多地与女性后天的处境有关，而不仅仅与其自然本性有关。波伏娃也承认伍尔芙的文章对她自己作品的很多地方都有影响，虽然她并不喜欢伍尔芙的小说，但是她在书中也的确引用了伍尔芙小说的一些内容。《第二性》分为两卷本：第一卷《事实与神话》讨论的是父权制认知妇女的方式；第二卷《当代女性》探讨了各种妇女的生活经验，并提供了相应的解释。在这一结构中，不同的部分分别涉及如下问题：从哲学与伦理学的角度探讨女性气质；妇女历史；文学与文化中的妇女形象；妇女生命的各个阶段；妇女如何在父权制下忍耐或应对各种压迫；妇女如何获得真正的解放和自由。

波伏娃在这本书里最著名的论断就是：“女人，不是生就的，而是后天成为的。”这一深刻的洞见表明，并非生物性或自然本性使我们成为女人，而是我们的社会处境使我们成为女人。换言之，所谓女性是与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定义中的女性气质不可分割的。在父权制的社会中，如此定义就将妇女定位为男人的“他者”，即男人所不是的，就是她们所是，“人类就是指男性，男人不是通过女人本身来定义她们，而是依赖其与男人的关系而定”。在波伏娃看来，男性气质代表着肯定、中立、标准和超越。反之，女性气质则被视为否定、畸形和内在。“超越”与“内在”是《第二性》中很重要的概念，前者可以被定义为，践行世界上值得做的行动和计划的能力，后者反之，仅仅局限于做自己的和常规事务的能力。然而，书中一个最为苛责、最有争议的建议就是：尽管女性气质本身是具有诱惑性的，但是，作为个体的女性，可以并且应该坚持内在的女性气质，当然也可以选择去改变它。波伏娃承认，如果顺从父权制对妇女的定义，那么一切将会更容易，我们也可能会更快乐；但是她也强调说，自由其实比快乐更重要。该书前面几章驳斥了生物学、精神分析和马克思主义对妇女低下性的解释，因为他们都没有对妇女作为男人的“他者”这一事实做出很好的解释，波伏娃认为，历史是发展和建构妇女的“他者化”(othering)的漫长历程，和伍尔芙一样，她也发现了，在男作家的作品中，因为对“他者”概念理解的灵活性，他们对妇女形象的描述有着明显的矛盾。和伍尔芙一样，她也认为，妇女写作也被她们的低下社会地位打上了烙印。

波伏娃对于妇女自由问题的理解，是围绕着要改变妇女作为男人的低等他者的处境，并且创造平等来展开的。她强调，这样的进步，部分依赖于社会的变革，如妇女走出家庭去从事能赚钱的工作、众所周知的那样废除婚姻、为抚养孩子提供补给、孕产的救济金、堕胎的权利。然而，这些变化必须在男女之间互相改变看法的时候才发生。统治与服从之间的关系要被平等的相互关系所取代，“当我们废除了对一半人的奴役时，同时也包含了整个体系的伪善，那么，对人的‘分隔’就揭示了其真正的意义，而一对男女也将发现其真正的形式”。

第四节　解构主义对女性主义的影响

女性主义思想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社会、文化领域、文学界产生广泛影响也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尤其是对当代的女性主义产生重大影响的法国女性主义思想，兴盛于60年代的社会政治运动(即“五月风暴”)，而其最为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一便是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哲学。

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当代法国哲学家、解构主义的创始人。20世纪60年代晚期，他以《书写与差异》、《声音与现象》、《论文字学》三部著作，奠定了其学术地位，同时，亦多有论著和论文发表，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解构主义哲学、美学和文学批评理论。

的确，德里达和女性主义之间存在各种关联之处。例如，通过“解构”这一概念，德里达与女性主义找到了共同的批判对象，那就是孕育了包括压迫妇女的传统在内的西方思想传统，于是，解构主义与女性主义在颠覆西方传统思想与现存的等级秩序的理论和实践过程中找到了共同语言，两者致力于击碎以传统二元论为基础建构的统治/服从关系。事实上，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不仅为女性主义提供了反抗父权制统治的思想武器与方法论工具，也为女性主义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而中国学者包亚明在《20世纪西方美学经典文本·后现代景观》的“序言”中，亦指出了女性主义与解构主义产生“巨大的亲和力”的内在原因，那就是“共同怀疑现代性、现代政治、现代哲学的傲慢与可疑的主张”。究其实，这一“傲慢而可疑的主张”，便是以统治与服从、心灵与肉体、精神与物质、男性与女性等为基本表现形式的二元对立结构。

在德里达解构主义与女性主义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两者共同使用的一个关键词：菲逻各斯中心主义(phallogocentrism)(也即阳性逻各斯中心主义)。在德里达解构主义术语中，“菲逻各斯中心”(phallogocentric)是“菲勒斯中心”(phallocentric)与“逻各斯中心”(logocentric)的合并。德里达认为，这是运用性别和社会权力的人，借助于这种信心而保持他们对权力和性别的控制，而他始终关心的是要以此对中心主义进行解构，同时减少男性的话语统治。同样地，在女性主义中，他们在对父权制的批判中完成了对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传统的解构，而在女性主义者看来，逻各斯中心主义与所谓的“菲勒斯中心”(phallocentrism)是一回事，由此，“菲逻各斯中心主义”(phallogocentrism)所意指的就是，有关这个世界的一切解释、有关这个世界的意义，最终都是男性说了算，这里自然存在男性话语霸权。因此，解构主义的反传统、反中心、反权威、反社会的倾向，恰好为女性主义批评提供了批评武器，女性主义批评家们借此来消解男性与女性的二元对立，并对男性中心话语与父权制意识形态进行解构，从而获得男女的和谐与平等。

由此，可以从菲逻各斯中心主义所由来的两个方面——逻各斯中心主义和菲勒斯中心主义，来阐释解构主义理论对女性主义的影响。

德里达在其解构理论中这样认为：整个西方形而上学传统都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正是逻各斯中心主义，使得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思维方法建立在了一正一反的二元对立的基础上，但是这些二元对立并不是平等并置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设定了一套二元对立的把戏，如真理/谬误、在场/缺场、相同/差异、言语/书写、存在/虚无、生/死、自然/文明、心灵/物质、灵魂/肉体、男人/女人、好/坏、主人/奴隶等，斜杠左侧是处于高一等级的命题，从属逻各斯，居于优先地位，而斜杠右侧则标示一种堕落，它是前者的泛化、否定、显形或瓦解。”它通过设立第一项的优先性而迫使第二项从属于它，第一项是首位的、本质的、中心的、本源的，而第二项则是次要的、非本质的、边缘的、衍生的。因此，批驳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观念是解构主义最重要的一个立场，德里达提出，要想推翻逻各斯中心主义，就必须颠覆这种等级秩序，他反对传统形而上学所设定的超验的、永恒的、实体化的中心，认为中心只是一种功能，中心的替换永远不会停止。他意识到，这种中心观念之所以根深蒂固，是因为它符合人类一种与生俱来的欲望——将世界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以及对一切可能威胁到这种控制的因素的畏惧。因此，中心的观念与权力的欲望是密不可分的，暂时居于中心的力量往往会借用真理的名义，竭力使自己的优越位置永久化。

而在所有这些二元对立中，男性与女性构成了人类生存中最基本的两项对立。父权社会的发展使这种对立走向极端。逻各斯中心主义与父权所主宰的性别秩序是合二为一的，现代社会不仅是逻各斯中心社会，也是菲勒斯中心社会。在解构主义理论的影响下，女性主义认识到这个世界是一个男性中心思维模式所统治的世界，因此，解构和颠覆男女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成为女性主义最重要的“破坏”活动之一。法国女性主义者埃莱娜·西苏(Helene Cixous，1937-)，受德里达解构主义理论影响至深，而其理论出发点就是要打破男女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重新界定女性空间。她认为：“在这致命的二元区分中，阴性词语的那一方总是逃脱不了被扼杀、被抹除的结果。”因为我们不可否认这样的一个事实，那就是，性别的二元对立模式已深深嵌入我们文化的各个层面，结构着人们的思想行为。故此，女性主义若要颠覆男性中心主义，就必须解构性别的二元对立，瓦解父权制度所建立的一整套象征秩序，并提出另一种思维模式。

美国女性主义学者玛丽·朴维(Mary Poovey)在《女性主义与解构主义》一文中，提及解构主义为女性主义所做出的贡献，其中之一就是向等级制和对立统一逻辑提出挑战。她认为：“解构主义的实践把二元对立转化成一个循环关系而不是固定关系的机制，这种机制可以调动(尽管它不经常也没有必要这样做)另一个秩序系统，在那个秩序系统中难以确立二元对立本质的虚假统一体。换句话说，解构主义在其消除神秘特征的模式中并不简单地提供另一个二元对立的等级制选择；解构主义质疑和详细调查特征和二元对立的本质，因而揭露了建立和保持等级式思维所必须依赖的计谋。”

要言之，德里达的解构技术向我们显示，如果女性主义理论想要在与菲勒斯中心主义的论争中取胜，那么，它绝对不可能站在一个脱离菲勒斯中心主义的立场来进行讨论。正如伊丽莎白·格罗斯(Elizabeth Crosz)所说：“如果只是停留在一种(逻各斯中心的，菲勒斯中心的)思想体系之外，也即使之未被触碰，那么，我们也只是和这些名词术语待在一起，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也就是把它们生吞活剥了。”似乎，这也正是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反讽的一面了——女性主义者们不应脱离菲逻各斯中心主义来颠覆菲逻各斯中心主义。因此，“德里达‘解构的计划’使女性主义者发展得更加优雅地来与菲勒斯中心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一个自范畴，进行挑战”。

故而，“他(即德里达)把菲逻各斯中心主义看作解构必然要遭遇的一种思想体系，因为，其中包含对人类思想起支配性作用的深奥的指导”。正是在此意义上，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为女性主义打开了一条通道。

1. Elizabeth Sarah ed.，Reassessment of “First Wave” Feminism，Oxford：Pergamon Press，1982，p.520.
2. Olive Banks，Faces of Feminism：A Study of Feminism as a Social Movement，Oxford：Martin Robertson，1981. 此书的第三部分“间歇期”(The Intermisson)论及这一阶段，然而，此书作者却建议说，将这一阶段的女性主义分为它的“组成部分”(p.150)，这样它就只是“整体中一个看似的间歇”(p.154)。在美国的女性主义研究中，关于这一阶段，可以参见Lelia J. Rupp，Verta Taylor，Survival in the Doldrums：The American Women’s Right Movement，1945-1960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
3. Olive Banks，Faces of Feminism：A Study of Feminism as a Social Movement，Oxford：Martin Robertson，1981，pp.7-8.
4. See Barbara Caine，“Feminism，Suffrage and the Nineteenth-Century English Women’s Movement”，Elizabeth Sarah ed.，Reassessment of “First Wave” Feminism，Oxford：Pergamon Press，1982，pp.537-550.
5. Elizabeth Sarah ed.，Reassessment of “First Wave” Feminism，Oxford：Pergamon Press，1982，p.521.
6. Olive Banks，Becoming a Feminist：The Social Origins of “First Wave” Feminism，Brighton：Wheatsheaf，1986，p.21.
7. Olive Banks，Becoming a Feminist：The Social Origins of “First Wave” Feminism，Brighton：Wheatsheaf，1986，p.54.
8. Deirdre Bair，“Simone de Beauvoir：Politics，Language，and Feminist Identity”，Yale French Studies，1986(72)，149-62，here p.154.
9. Virginia Woolf，A Room of One’s Own，Harmondsworth：Penguin，1945，p.102.
10. 弗吉尼亚·伍尔芙：《伍尔芙随笔全集(1～4)》，张学军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第490～492页。
11. 弗吉尼亚·伍尔芙：《伍尔芙随笔全集(1～4)》，张学军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第513页。
12. 弗吉尼亚·伍尔芙：《伍尔芙随笔全集(1～4)》，张学军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第513页。
13. 弗吉尼亚·伍尔芙：《伍尔芙随笔全集(1～4)》，张学军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第520页。
14. 弗吉尼亚·伍尔芙：《伍尔芙随笔全集(1～4)》，张学军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第521页。
15. 弗吉尼亚·伍尔芙：《伍尔芙随笔全集(1～4)》，张学军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第527页。
16. 不过，英文译本也遇到它的问题，例如，历史上的重要妇女的生活细节被删除了很多。参见Deirdre Bair，“‘Madly Sensible and Brilliantly Confused’：From Le Deuxieme Srxe to The Second Sex”，in Dalhousie French Studies，1987(13)，23-35。
17. Simone de Beauvoir，The Second Sex，ed.，and trans. H. M. Parshley，London：Picador，1988，p.295.
18. Simone de Beauvoir，The Second Sex，ed.，and trans. H. M. Parshley，London：Picador，1988，p.16.
19. Simone de Beauvoir，The Second Sex，ed.，and trans. H. M. Parshley，London：Picador，1988，p.29.
20. Simone de Beauvoir，The Second Sex，ed.，and trans. H. M. Parshley，London：Picador，1988，p.741.
21. 朱立元：《后现代景观》，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第4页。
22. G. Douglas Atkins，Reading Deconstruction，Deconstructive Reading，Kentucky：The 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1983，p.20.
23. Pam Morris，Literature and Feminism：An Introduction，Lyon：Breakwill Press，1993，p.122.
24. 玛丽·朴维：《女性主义与解构主义》，载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第340页。
25. Elizabeth Grosz，“Contemporary Theories of Power and Subjectivity”，in S. Gunew (ed.)Feminist Knowledge：Critique and Construct，London：Routledge，1990，p.100.
26. Ann Brooks，Postfeminisms：Feminism，Cultural Theory and Cultural Forms，London：Routledge，1997，p.75.
27. Roland A. Champagne，Jacques Derrida，New York：Twayne Publishers，1995，p.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