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文姬：归意蹊跷

文姬归汉的故事，因为涉及才女、枭雄、薄命、拯救等种种戏剧元素，自古至今，一直是文学艺术家热衷表现的题材，而被反复演绎，其中有元代金志甫的杂剧《蔡琰还汉》、明代陈与郊的杂剧《文姬入塞》、肖尤侗的杂剧《吊琵琶》，还有程砚秋的京剧《文姬归汉》、郭沫若的话剧《蔡文姬》。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不同的作品赋予了“归汉”不同的理解和诠释，因此使得蔡文姬的生平、作品、归汉的原因变得扑朔迷离。

“以耳辨琴”的童年

无论什么年代提及蔡文姬，人们立即就会联想到“文姬归汉”。换句话说，蔡文姬的名字得以留存于世，很大程度上缘于“归汉”，而她得以归汉，又受益于乱世枭雄曹操。对曹操的评价不同，也就对文姬归汉的原因和意义存在着不同的解释。

郭沫若声称他要借话剧《蔡文姬》“替曹操翻案”，曹操不再是传统思维中的奸臣，而是明主，于是，文姬不惜忍痛弃子而归汉被上升到了“寻找明主”的高度。程砚秋的京剧《文姬归汉》更被后人认为是宣扬了国家利益高于个人权利、个人主义狭隘而国家主义崇高的“伟大”思想。

其实无论他们主观意愿如何，作品呈现出来的却更多的是“人性”。这人性表现在蔡文姬不得不弃子而独自离开时的不舍、纠结、矛盾、徘徊、痛苦，一方面是亲情的牵绊，一方面是故乡的召唤。郭沫若的《蔡文姬》以此开场，用她大段的内心独白淋漓尽致地展现她左右不是的犹疑；程砚秋的《文姬归汉》以相当吃重的“文姬哭昭君”一段唱铺陈了她满腔的委屈和愁绪。那么，她委屈何在？因何愁绪？当年她为什么离汉，如今又为什么归汉？

史书中的蔡文姬“博学而有才辨，又妙于音律”，这应该归功于遗传基因。高明撰的元末南戏《琵琶记》被誉为“传奇之祖”，是我国古代戏曲中的一部经典名著，说的就是蔡文姬的父亲、大儒蔡邕（字伯喈）和赵五娘的故事。与史实不符的是，蔡邕并未中过状元（东汉时尚无状元之说），他也没有抛弃发妻赵五娘，另娶丞相之女。对此，南宋的陆游曾经感慨：“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唱蔡中郎。”蔡邕因官至左中郎将，故人称“蔡中郎”。蔡邕娶丞相之女之说来自民间，只因为传说蔡邕与曹操是旧好。时至今日，仍有人把曹操将蔡文姬从南匈奴赎回归结于他因念及老友无后而为蔡家着想所做的一件好事。

说蔡邕中过状元，基于的是他举世公认的深厚博大的才学。“文学家”“书法家”“著名学者”的称谓并非浪得虚名。汉灵帝时，他校书东观（东汉时宫廷内收藏的档案和典籍），认为其中多有谬误，为之订正并书写镌刻在石碑上，立在书院门外，学子们以此为正典。将近两千年后，这些石碑无意中被发掘出土，人称“熹平石经”，目前珍藏于历史博物馆内。对于他的书法，梁武帝总结得很到位：“骨气洞达，爽爽如有神力”，而当代史学家范文澜认为“两汉写字艺术，到蔡邕写石经达到最高境界”。除此之外，蔡邕也精通天文数理和音律。蔡文姬“妙于音律”就是得益于遗传和蔡邕的言传身教。

有这样才学傲人的父亲，注定蔡文姬“才女”的人生定位；又因为父亲涉足变幻莫测、险恶多端的官场，注定蔡文姬命运多舛、一生坎坷。谁能想到，她“妙于音律”才华的显现是在随父亲流亡江南时，而她一生有两个“十二年”在流亡和屈辱中度过。

年代久远、资料缺乏造成蔡文姬的生平大多只能以“大约”来概括：她大约出生于汉灵帝熹平六年（177年），本名“琰”，“文姬”“昭姬”是她的字，陈留圉（今河南杞县）人。在她出生这年前后，“君”终于变成了“虎”，一直伴君左右的蔡邕遇到了大麻烦。

当时，汉灵帝下诏书，让包括蔡邕在内的文臣各陈灾异问题。蔡邕因此作《对诏问灾异八事》，认为政治之所以混乱、灾祸之所以不断，“远则门坦，近在寺署”乃根本原因。也就是说，他以书生之气一针见血地批判了盛行一时的外戚和宦官干预朝政。这一下子惹恼了利益集团，他被谗言重重包围，最后以“仇怨奉公、议害大臣，大不敬”之名被处以极刑。幸好，“见义勇为者”有之，百般周旋，为他说尽好话，他这才幸免于难。但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他被黜戍边，“孤特一身”栖身于五原郡安阳县（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

“孤特一身”是蔡邕陈请书中的自述。这并不是指他孤身一人，他明确说被贬后“与家属髡钳徙朔方”；史书《上汉书十志疏》也说“父子家属，徙充边方”。“子”，不是儿子，而应该就是幼年的蔡文姬。而他之所以说“孤特一身”，是指“没有儿子”。正是因为蔡文姬是他唯一的后代，才有后来的曹操将其赎回而“归汉”的佳话。也就是说，出生不久的蔡文姬便不得不随父母迁居边塞。

两年后，蔡邕在大赦中受益，有机会返回中原。但于无意之中，他又得罪了五原太守王智，再遭陷害，不得不携妻带女流亡至江南一带，长达十二年之久。心中烦闷，蔡邕以琴书自娱，制作了“焦尾琴”，还辑录了《琴操》。蔡家有女在流亡途中渐渐长成，耳濡目染，表现出惊人的音乐天赋。刘昭的《幼童传》、影响甚广的《蒙求》分别记载了六岁时的蔡文姬以耳辨琴的传奇故事：

一天夜半时分，蔡邕独自在月光下操琴，弹着弹着，忽然一根琴弦断了，远处一直静静聆听着的蔡文姬马上说，断了的是第二根弦。蔡邕很吃惊，不久之后，在操琴时，他故意弄断一根弦，蔡文姬又很准确地说出是哪一根。他终于发现，女儿听力了得，辨音能力了得。他开始倾心教授女儿音律。蔡文姬悟性很高，学得很快。目前，对流芳百世的《胡笳十八拍》是否蔡文姬作品存在争议，但就她“妙于音律”的才华，以自己的真情实感写出这样的名曲还是大有可能的。

从结束流亡生活到十六岁时嫁人，是蔡文姬人生最平顺的一段时期，父亲蔡邕已回到京城，又为凉州军阀董卓所倚重和信任，被署任为祭酒，后又被举为高第，三日之内，历任侍御史、治书御史、尚书，又出任巴郡太守，被留为侍中，后拜左中郎将，随献帝迁都长安，封高阳乡侯。但坏日子长长久久，好日子总是很短暂，初为人妇的蔡文姬生命之花刚刚绽放便轰然萎谢，她接连遭遇了父亡夫死的悲惨命运，随即“没于胡中”。

边塞十二载

公认的，蔡文姬一生嫁了三个男人。另外有人考据认为她晚年曾嫁高级士族、门第显赫的泰山羊氏后代羊道，也就是她还有第四个男人。但理所当然的，每个男人都不是她的主动选择。她十几岁时，初次嫁人，新郎是河东（今山西运城北部）名门之子卫仲道。据《艺文类聚》卷三十所收丁廙《蔡伯喈女赋》所说，蔡文姬“在年华之二八，披邓林之曜鲜。当三春之嘉月，时将归于所天”，即她大约在十六岁那年春天出嫁。

人生无论多么错综复杂，文字记载可能只有寥寥数语。蔡文姬从结婚到被胡人虏获离汉十二年的遭遇，《后汉书·董祀妻传》中仅用了几十个字加以概括：“夫亡无子，归宁家。兴平中，天下丧乱，为胡骑所获，没于南匈奴左贤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也就是说，她与第一个丈夫卫仲道没有子嗣，而与第二个男人“南匈奴左贤王”育有二子。

据说，卫仲道在他们婚后不到一年咯血而死。没有为卫家添丁的寡妇蔡文姬不出意料地遭到婆家嫌弃，他们甚至认为是她命硬克死了卫仲道。史书中只说她“归宁家”，也就是返回了自己的陈留圉老家，而并没有说明“如何归”，是被婆家赶出来的，还是自己要求返回的，不得而知。自然的，后人在为其作传时，一厢情愿地倾向于后者，理由是她是才女，必心高气傲又怀揣着强烈的自尊心，当然不能忍受他人的冷眼和侮辱。

蔡邕死于卫仲道之前还是之后，对于那年的蔡文姬来说，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她的两个至亲先后死去，而且父亲死得凄惨，能想象，这对她是怎样的打击。董卓一向胡作非为，早被各方势力视为眼中钉，他火烧洛阳，迁都长安，却被部下吕布杀害。为董卓的死本能地叹息的蔡邕受到牵连，被收付廷尉治罪，他请求黥首刖足，以完成《汉史》。士大夫们纷纷为他说情，都说他是旷世奇才，杀了他实在可惜。但这都无济于事。无论外人如何惋惜地在文学方面将他比作屈原、在孝德方面将他比作曾参和阂子鹜，都无法阻止屠刀落在他的头上。

“天下丧乱”造成蔡文姬又一个十二年的流亡生活。董卓死后，他的部下李傕、郭汜反攻京师长安。长安陷落，李、郭火并，军阀又混战，汉献帝出长安，胡人乘机入犯中原烧杀抢掠。很可能，蔡文姬就是在此时被虏获。

关于她究竟是被匈奴人还是被董卓部下虏获，一直以来，争议不断。因为对于史书中所说的“胡骑”有着不同的解释，既可以认为是纯粹的胡人，也可以认为是混杂在董卓部下中的匈奴人，还可以认为是“羌人”。被当作蔡文姬重要作品的《悲愤诗》里就有“胡羌”二字，其中一段记录了那时的混乱局势，以及她和其他人被掳入朔漠的情景：

汉季失权秉，董卓乱天常。

志欲图纂弑，先害诸贤良。

逼迫迁旧邦，拥主以自强。

海内兴义师，欲共讨不祥。

卓众东来下，金甲耀日光。

平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

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

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

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

长驱入朔漠，迥路险且阻。

……

可以肯定的是，蔡文姬后来被曹操从南匈奴赎回来。这就存在着几种可能：如果她被南匈奴人虏获，自然入关到了南匈奴；如果她被董卓部下（或胡人，或羌人）虏获，便存在着事后被卖给南匈奴的可能性，因为那时匈奴人与羌人之间既有贸易往来，也有生口交易。史书中说她“没于南匈奴”便有了多种解释。但不管是否被买卖，虏获本身便足以让人倍感屈辱和羞愤。

程砚秋的京剧《文姬归汉》中有一段“文姬哭昭君”。同样的汉匈联姻，将蔡文姬与王昭君的经历做对比是很自然的。从结局看，蔡文姬最终归了汉，而王昭君死在了匈奴，似乎文姬比昭君幸运很多。但王昭君嫁入匈奴是为“和亲”，不论她是否心甘情愿，不论远嫁异域必然有很浓重的凄凉成分，至少她有名分，而且形式上也无可挑剔：大张旗鼓、风风光光。而蔡文姬是几乎带着奴隶的身份进入匈奴的，这就必然造成她的“嫁”含着被迫的意味。

被虏获到南匈奴后，蔡文姬“没于左贤王”，这是目前最普遍的说法，它来源于《后汉书·董祀妻传》。通常的解释是，她嫁给了南匈奴左贤王，做了王妃。三百年以后，唐代的刘商在《胡笳曲序》中也说蔡文姬“入番为王后，王甚重之”，但“王”是谁？就是左贤王吗？他没有明说。距离蔡文姬时代较近的《蔡琰别传》中，有一句话至关重要：“汉末大乱，琰为胡骑所获，在左贤王部伍中。”这里，没有嫁左贤王的说法。

如果将“没于左贤王”和“在左贤王部伍中”结合起来，似乎可以这样理解：蔡文姬不一定嫁的是左贤王，而只是左贤王部伍中的某一人。否则难以解释，以她“王后”或“王妃”的身份，曹操如何只用金璧就把她赎了回来？况且，如果左贤王真的“甚重之”，他怎么可能轻易放她归汉？她的日子不会不好过，又有了两个孩子，她有何必要非要归汉，而且是抛下孩子？

对于被押解到南匈奴路途中的遭遇和心境，《悲愤诗》记叙得很详细：詈骂、棰杖、泣行、悲吟，甚至“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但对于在南匈奴十二年的生活，除了得知被赎后对骨肉分离的矛盾和犹疑以外，《悲愤诗》并没有过多涉及，特别是她究竟嫁给了谁，那男人对她如何。这一切，蔡文姬自己讳莫如深，史书也没有详细记载。

《悲愤诗》和《胡笳十八拍》一样，都不能绝对断定是蔡文姬的作品。最早怀疑《悲愤诗》非文姬所作的是宋代的苏轼，他推测是晋宋人以文姬口吻的伪作。现代学者也分为主真派和主伪派。《悲愤诗》分五言和骚体两章，郑振铎认为五言是伪作，而骚体是文姬所作；而余冠英的观点则正好相反。对于《胡笳十八拍》，以郭沫若为代表倾向是真；而大多数学者认为是伪。但不管怎么说，它们的艺术价值还是得到公认的，也是考察蔡文姬生平的重要文献。尽管《悲愤诗》中没有提及“嫁”事，但透露了她对南匈奴的感观和思乡之情：

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

处所多霜雪，胡风春夏起。

翩翩吹我衣，肃肃入我耳。

感时念父母，哀叹无穷已。

有客从外来，闻之常欢喜。

显然，蔡文姬不太适应南匈奴的“荒”“俗”“多霜雪”“少义理”，自然环境的恶劣应该可以克服，而人文的“少义理”可能让她无法忍受。这个“少义理”或许只是泛泛评价，或许有特指。如果是“特指”，那么可以推断，她并非尊享王妃待遇，反而很可能始终生活在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状态之中。这就可以解释她何以能够下定抛下孩子而归汉的决心。

蓬首徒行为夫求情

立志要为曹操翻案的郭沫若把曹操执意赎回蔡文姬的原因归结为“从文化观点出发”，相对于《后汉书·董祀妻传》的说法，“文化”之说显然很拔高曹操的行为。按《董祀妻传》的说法，曹操只是“素与邕善，痛其无嗣”。此说得到曹操之子曹丕的印证，他在《蔡伯喈女赋序》中说：“家公与蔡伯喈有管、鲍之好。”但是，如果曹操与蔡邕“善”，“有管、鲍之好”，那么，蔡邕惨死狱中，曹操因何无甚反应，更谈不上“营救”。况且，无论是《三国志》还是《蔡邕列传》等史书，都没有他们是旧好的记载。

那么，除了私交、文化以外，曹操的行为是否还有政治考量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在蔡文姬流落南匈奴十二年期间，曹操扫平了北方群雄，也意欲一统天下。这时，他急于笼络人心树立威望。不论他与蔡邕有无私交，蔡邕的才华和名望人所共知，他的惨死早已在人们心中留下伤痕。曹操不缺政治家的谋略，他知道他不能让蔡邕重生，但若能救赎蔡邕之女，同样可以起到缓和众人内心为蔡邕抱屈的不平心理的作用，而他自己也能从中获得人气收益。

《后汉书·董祀妻传》中，曹操“乃遣使，以金璧赎之，而重嫁董祀”。曹丕的《蔡伯喈女赋·序》中，曹操“乃令使者周近持玄玉璧于匈奴，赎其女还，以妻屯田都尉董祀”。也就是说，曹操不但派特使周近去往匈奴，以“璧”做交换将文姬赎回，还把她许配给屯田都尉董祀。

得知曹丞相遣使来赎，蔡文姬自然百感交集，但她立即面临骨肉即将分离的人间惨剧，因为交换条件是大人可以走，孩子必须留下。母子连心，母亲难以舍下孩子，孩子也难离母亲。《悲愤诗》以大量笔触描绘了孩子对母亲就要离去的不解和母亲不得不舍弃孩子的万念俱灰。

依常理，蔡文姬哪怕放弃归汉的机会也应该留在孩子身边，除非有迫不得已的理由。她却在孩子们“摧裂的哀叫声”中决然而去，尽管她“崩五内”“生狂痴”，也悲痛欲绝地感念“悠悠三千里，何时复交会”，但她还是没有在孩子和归汉之间选择前者。这多少让人有些难以理解，归汉真的那么重要，以至于宁愿舍弃孩子？反过来说，宁愿舍弃孩子也要归汉，只能说明她在南匈奴的十二年日子不好过，而并非以被左贤王“重之”的王妃身份享尽荣华富贵。否则，夫爱子孝，其乐融融，又何必归汉？这种情况下的归汉，意义只有一个，那就是返回故乡，而没有温暖家庭的滋润，故乡也只会是冰冷的。

从《悲愤诗》中看，蔡文姬尊曹操之命第三次嫁人，日子似乎并未就此灿烂起来。也难怪，董祀一表人才，又颇具才学，通书史，谙音律，还正值盛年，自视甚高；蔡文姬已两次为人妇，又在匈奴屈辱生活了那么多年。从门当户对的角度出发，他二人似乎并不般配。依传统观念，蔡文姬这样的女人已无甚地位可言，所以《悲愤诗》中有这样的句子：“托命于新人，竭心自勖励。流离成鄙贱，常恐复捐废。”很明显，她因自感身份低贱，日子过得小心翼翼。

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成为他们夫妻感情转向的关键。据《后汉书·董祀妻传》记载，董祀犯法被判死刑，蔡文姬去找曹操求情。当时，曹操府上高朋满座，有公卿、名士，还有远方使驿。听说蔡文姬求见，曹操对宾客们说：“蔡伯喈女在外，今为诸君见之。”随后，他传令下去，让蔡文姬进去。她的亮相，令众人讶异不已：“文姬进，蓬首徒行，叩头请罪，音辞清辩，旨甚酸哀。”她的这一言行果然很奏效，众人“皆为改容”。

曹操也被她打动，但他自然不会轻易收回成命，他也要找个台阶下。于是，他一方面说董祀不是不可原谅，一方面问蔡文姬：“文状已去，奈何？”蔡文姬回答：“明公厩马万匹，虎士成林，何惜疾足一骑，而不济垂死之命乎？”曹操终于感其言，下令赦免了董祀。当时天寒地冻，蔡文姬又“蓬首徒行”，曹操还好心地赐给她头巾和鞋袜。

郭沫若认为曹操将蔡文姬赎回乃“从文化观点出发”，是基于蔡文姬归汉后所做的一件对文化大有益处的事情，那就是凭记忆辑录了蔡邕所藏的四百余册典籍。而这也是应曹操之请。曹操听说蔡家曾经有很多藏书，足有四千余卷，但长期流离失所而已无存者，便问蔡文姬：“犹能忆识之不？”蔡文姬告诉他自己能记忆起并背诵出四百余卷。曹操大喜，欲派人上门记录。蔡文姬说：“妾闻男女之别，礼不亲授。乞给纸笔，真草唯命。”就这样，她仅凭记忆便辑录了四百余卷蔡邕藏典籍，未辱没“才女”之名。

传说，晚年蔡文姬和董祀远离世事，隐居在青山秀水之间，曹操狩猎时经过那里，还去探望过。但也有研究者考证后认为，蔡文姬曾经第四嫁，新郎是上党太守羊道。据《晋书·羊祜传》，羊祜是羊道之子、蔡邕之外孙，乃西晋著名儒将。一直以来，人们从“祜，邕外孙”这句话推断，羊祜是蔡邕另一个女儿，即蔡文姬姐妹与羊道的孩子，很少有人把他跟蔡文姬联系在一起。然而，如果蔡邕除了蔡文姬还另有女儿的话，那么曹操因蔡邕无后而将蔡文姬赎回的说法就难以成立了。羊祜还有一个同胞姐姐叫羊徽瑜，后来嫁给了司马懿的长子司马师，在司马炎篡位后被尊为弘训太后。

一直被当作是蔡文姬重要传世之作的《胡笳十八拍》记录了蔡文姬在南匈奴十二年浓重的思乡之情：“无日无夜兮不思我乡土。”最终归汉，的确可能是她一生中最大的满足：“再还汉国兮欢心足。”但这却是以抛弃至亲骨肉换来的，那“欢心”未必没有渗透了杂质而影响了她的后半生。她的遭遇终究没有破掉“自古才女多薄命”的魔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