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官婉儿：毁誉参半

2013年9月，陕西考古研究院在对咸阳西咸新区空港新城园区内一条拟修建的道路进行考古勘探时，发掘出一座唐代大型墓葬。墓室内已无棺椁、墓主人遗骸、随葬器物。据推测，此墓遭到过官方毁损。但令人难以理解的是，甬道内放置的青石墓志基本完好。墓志显示墓主人是“唐昭容上官氏”，也就是唐代才女上官婉儿。关于上官婉儿，自古至今，除了“才华横溢”可以盖棺论定外，在政治上、道德上的评价不一，有说“功宣两朝，有助国家社稷”，有说“八面玲珑，没有是非立场”。肯定的是，做了政治的牺牲品是她作为女性倾心参与政治的宿命。

先后嫁父子两个皇帝？

说上官婉儿“只讲利益，没心没肺”最典型的例子是她在武周时期效忠杀父仇人武则天，甘心做武则天忠实的左右手。

最新出土的墓志告诉后人，上官婉儿是“陇西上邽（今甘肃天水一带）人也”。之前，对她祖籍的说法一直沿用的是祖父上官仪的墓志“陕州陕县（今河南三门峡一带）人也”。如果往上追溯，上官家族的祖先出自颛顼高阳氏（五帝之一），战国时，因为楚怀王之子子兰被封为上官大夫，以官职为姓，这是上官姓氏的来历。汉代，上官家族由楚迁至陇西上邽，分支各奔东西，上官仪一支到了陕州陕县。也就是说，上官家族总籍是“陇西上邽”。出于“攀附郡望”（某一地域国范围内的名门大族称“郡望”）的虚荣心理，上官婉儿对外自称“陇西上邽人”是极有可能的。这就造成了祖孙两代所称籍贯不同。

由此可知，上官婉儿出身显赫——其祖父也身居高位：唐高宗时期的宰相。这样的家庭出身，注定她不可能像贫民女子一样平淡而平凡地走完一生，她似乎天生习惯于宫廷生活，也从不畏惧残酷的宫廷斗争。事实上，她尚在襁褓中时便已经被抛进了政治的旋涡之中。祖父上官仪不满武则天的专权擅政，怂恿高宗废后，高宗也早有此意。然而，就在上官仪代为起草废后诏书时，耳闻的武则天先下手，巧舌如簧说动了高宗，两人和好如初。高宗随即将上官仪出卖，上官仪被以“谋反罪”处死，其子，也就是上官婉儿的父亲上官庭芝受株连也被杀。依唐律，上官婉儿和母亲郑氏没入掖庭（宫女居住和犯罪家属妇女宫中劳动之处）为奴。

上官婉儿之所以“天性韶警，善文章”，缘于善诗文、工五言诗的祖父的遗传——唐代诗歌史上第一个以个人命名的诗歌风格称号就是上官仪首创的“上官体”，它以奉和、应制、咏物为主，内容空泛，侧重技巧，重视格律，注重程式，辞藻华丽，也得益于虽沦为奴婢但并不自暴自弃、坚忍不拔的母亲郑氏的教诲——从牙牙学语开始，也出身名门的母亲郑氏便开始对婉儿进行启蒙教育，读书认字、学习诗文，更不可忽视严密发达的宫廷教育——宫廷教育由掖庭局负责，没入掖庭的宫人必须接受“律令”“吟咏”“缀文”等训练。《旧唐书·上官昭容传》说婉儿“及长，有文辞，明习吏事”。她的诗风颇有乃祖风范，但又自成体格。她最著名的五言诗《彩书怨》却是她少女时代所作：

“叶下洞庭初，思君万里余。露浓香被冷，月落锦屏虚。欲奏江南曲，贪封蓟北书。书中无别意，惟怅久离居。”

十四岁时，婉儿出众的文才在宫内传开，武则天听闻后召见，当场命题作文，她文不加点、一气呵成，《新唐书·上官昭容传》中说“若素构”，即像是事先草拟好的一样。这让爱才的武后大喜过望，令其掌管宫中诰命文事。婉儿的命运发生逆转，由卑微的奴婢一跃而为武后身边的宠臣。在这样的年龄受这样的提拔，实乃传奇。而这传奇恰恰发生在两个历史传奇女人的身上，因此让历史有趣，又让她俩在历史中留名而不随时代的变迁被历史遗忘。

身为罪臣之后，上官婉儿以才学为武后赏识，既显她有过人之处，也看得出武则天的确有非凡的大将之风。或许对于一般人而言，难以容忍服务于杀父仇人，但婉儿并不因此拒绝武则天的恩赐。或许她很清楚，要改变自己和母亲奴婢的命运，重登政治舞台以在官场上恢复上官之名，不但自己要创造机会，更要抓住任何一个机会，不论这机会是恩人心甘情愿所给，还是仇人一时兴起所赐。何况，宫廷争斗、政治对决哪有是非可言？今朝是罪臣，明天是功臣，政治人物便是在这起落浮沉中轮回。从一开始，上官婉儿便没有显出记仇记恨的小家子气，反倒有老谋深算的政治家潜质。

因为如此，在宫廷她和其他臣子一样虽然也如履薄冰，但不管哪朝天子她总是臣。都说伴君如伴虎，追随武则天时时有风险。史书中就说，她曾“忤旨当诛”，后被武后下令“黥其面”。改“诛”为“黥面”，也算是武则天对她网开一面，当然是看在她平时忠心耿耿的分上。

在墓志出土以前，对于上官婉儿与武则天的关系，基本上限于君臣、婆媳——史书记载，婉儿嫁给了武则天之子唐中宗（李显），被册封为昭容。而墓志上的一句话——“年十三为才人”——却颠覆了以往所说。她“十三”时，唐高宗尚健在；“才人”便应该是高宗册封。也就是说，她先后嫁父子两个皇帝，先是高宗的才人，后是中宗的昭容，似乎步了武则天后尘。但也有研究者对此持谨慎态度，认为“才人”“昭容”其实只表官阶（前者为正五品，后者为正二品），并非嫔妃等级。墓志中用于赞其博识而有捷才的一句话“该通备于龙蛇，应卒逾于星火”，便不同于一般嫔妃墓志用典，显示上官婉儿在宫中只是承担了女官的职任。而“才人”之命很可能出自武则天旨意，目的是为了摆脱“官奴”身份的尴尬。

新旧唐书分别有上官婉儿在武周时期参与政事的记载：“自通天以来，内掌诏命，掞丽可观。”“自圣历以后，百司表奏，多令参决。”在为武则天处理政务的过程中，她逐渐成长为“巾帼宰相”。这也为她在唐中宗时期继续辉煌的官场生涯累积了宫斗经验、奠定了政治基础。

秤量天下文人

一直以来，为了凸显上官婉儿“墙头草”的圆滑为政之道，咬定她参与了逼武则天退位、拥立中宗李显即位的“神龙政变”。又从中宗时期，她对政务的参与并未随武则天退位而终结，反而深得中宗信任进一步“专掌制诰”推测，她不可能与“神龙政变”毫无瓜葛。甚至认为，就她当时的地位，必得便利充当“内应”角色与李显里应外合。史书中没有明确她参与了政变，但证实了她在中宗时期的确因“专掌制诰”而权倾一时、如日中天，官阶由五品的才人进而三品婕妤，又升为二品昭容。

如果说武周时期，上官婉儿被赏识和重用，缘于她出众的才学和独到的政治手腕的话，那么平庸而远逊于雄才大略的武后的中宗若想龙椅长稳、宝座坐久，便更需要仰仗上官婉儿的辅佐。他给予她更大的权力，既是他无能的表现，也是他不得不那么做的无奈选择。而分管翰林院的上官婉儿独掌王言后不免权力膨胀，不限于“制诰”，更“其军国谋献，杀生大柄，多其决”。史书记载，她曾配合武三思，代中宗手诏出令，私意任行，朝中人事也受其左右：崔湜就因与她关系密切而被提拔为相。《资治通鉴》里甚至有她收受贿赂、卖官鬻爵的记载。《太平广记》直言其“外通朋党，轻弄权势，朝廷畏之矣”。

她飞黄腾达，家人沾光更是自然：祖父、父亲均被平反、改葬，母亲郑氏不但早已甩掉“奴婢”的卑贱身份，更被封为沛国夫人，成功重新跻身贵妇行列。郑氏死，上官婉儿奏请中宗降职以悼念母亲。中宗不但批准了她的请求，还追谥郑氏“节义夫人”。这种待遇，非嫔妃所能享。因此可以说，她在中宗朝的身份似乎不是“嫔妃”那么简单，更具有外朝官员的性质。

不可否认，在政治上上官婉儿并非毫无建树。“将成丁的年龄由二十至六十岁改为二十三至五十九岁，以减轻百姓负担的建议”就是中宗听取了她的奏请；她还建议中宗倡导孝道，“天下士庶，庶母亡也要服丧三年”；她更主张“五品以上官员母、妻邑号不是由于其夫或子而封者，死后得用鼓吹之乐”，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妇女地位。她工作勤勉，日理万机，张说在《唐昭容上官氏文集·序》中就说她“两朝专美，一日万机。顾问不遗，应接如响”。

不能不说上官婉儿作为一个女人能够平步青云至权力上层不仅仅归于她自身的才学和能力与胆识，也受惠于武周至中宗朝女性参政局面兴盛的大环境。众所周知，从武则天开始，随着皇权性别身份的改变，宫内由女性掌诏敕、预机密不再稀罕。中宗取代武后重掌帝印后，并未全盘否定武后政令，也仍保留包括武三思在内的武氏政治地位，在女子参政方面，不仅不限制，反而因其天性懦弱而纵容和放任。除了上官婉儿，武后女儿太平公主，中宗皇后韦氏和女儿安乐公主都是宫内翻云覆雨的狠角色。

一个可能还有些姿色的女人，又重权在握，难免会在私生活上遭人议论和诟病。在上官婉儿墓被发掘的消息不胫而走后，很多人急于探知墓志的具体内容，其中最想了解的便是它该如何评说她荒淫糜烂的私生活。然而，通篇只有九百多字的墓志却回避了这个问题。因此，之前所说——胡乱猜测也好，以讹传讹也罢——只能继续俨然以历史真实面目存在。与她有纠葛的男人，有名有姓最重要的有三个人——张昌宗、武三思、崔湜。

由“忤旨而黥面”引发联想，人们把武则天、男宠张昌宗、上官婉儿联系在了一起。传说，因为信任，武则天连与张昌宗床笫之事都不避上官婉儿。但后来上官婉儿却与张昌宗关系暧昧，武则天发觉后大怒，用金刀将她的额头刺伤，留下疤痕。上官婉儿聪慧，在疤痕上刺了一朵红梅。“红梅妆”由此流行于大明宫。与武三思结缘于奉武则天之命同修《周史》，一来二去，便有了“互相利用”和“私通”之说。之后，她又为投其所好将武三思献于韦后。而诗人崔湜是最沾光的男宠。这一切，均存于野史，也最为时人乃至今人津津乐道。

不论上官婉儿是玩弄权术的老手，还是私生活混乱的淫妇，也不管她有无政治节操，是否在武则天大势已去时暗中与李显勾结参与“神龙政变”，而在韦后和安乐公主得势时又旋即投靠，又与韦后的政敌太平公主保持密切关系，有一个方面，无可争辩，那就是她在位时对唐代文学的贡献，这是有迹可循，也是有案可查的。

身为才女，又位居权要，上官婉儿以“文坛领袖”的身份引唐朝文学走向极盛。她颇重视人才，“常劝广置昭文学士，盛引当朝词学之臣”。她死后，唐睿宗应太平公主之请为上官婉儿编文集，为文集写“序”的张说便是“广置”和“盛引”之下的受惠者。尽管张说是李隆基的心腹，自然是太平公主的政敌，本不应该站在与太平公主同心同德的上官婉儿这一边，但他对她于文学所起的作用还是不吝赞美的。

中宗扩大修文馆的规模，设大学士四人、直学士八人、学士十二人，选拔当时最优秀的人才充任，就是听从了上官婉儿的建议。而修文馆的学士们或出于感激之情，或出于博取欢心之意，有意无意地散布和宣扬了她“秤量天下文人”和“妙评群臣诗作”的传说。

《新唐书》中记载，上官婉儿的母亲郑氏临盆前夜做了一个梦，梦见神人赠秤，并说“持此秤量天下”。郑氏醒后，记起这个梦，希望腹中胎儿是男孩。婉儿出生后数月，有一天，郑氏逗婴儿，戏言：“秤量者岂尔邪？”传来传去，“秤量天下”变成了“秤量天下文人”。

“秤量天下文人”最著名的传说是上官婉儿品第沈佺期、宋之问两人诗作高下的故事。事实上，中宗朝，每当帝后、公主与臣子游宴赋诗时，都由上官婉儿为主上代作诗歌，“辞甚绮丽，时人咸讽诵之”。群臣诗歌竞赛时，居中裁判的往往都是上官婉儿，史称“当时属辞者，大抵虽浮靡，然所得皆有可观，婉作力也”。《唐诗纪事》中记录的品鉴群臣诗作的故事最具戏剧性：

昆明池畔群臣赛诗，上官婉儿端坐彩楼之上。百余篇交至其手，群臣集于彩楼之下，等待她审阅。不消片刻工夫，劣稿被她纷纷抛下，“纸落如飞”，群臣“各认其名而怀之”。最后，只剩下沈、宋二诗不分上下。他二人，还有其他围观者紧张地等待。须臾，一纸飞坠，人们争相去看作者署名，乃“沈佺期”。也就是沈诗淘汰，而宋诗问鼎。问其因，她解释：“沈诗落句云，微臣彫朽质，羞睹豫章材，盖词气已竭。宋诗云，不愁明月尽，自有夜珠来，犹陟健举。”众人恍然，不得不服，沈佺期也输得无话可说。

由于上官婉儿自己会写诗会品鉴，因此在看似游艺性质的游宴赋诗和群臣赛诗中，潜移默化地提升了宫廷诗歌的水准。或许她之所以能够登上权力上层与圆滑世故、八面玲珑不无关系，但她的诗文才学还是无可争议地得到男性官员的肯定和赞赏，而这反过来也会促进她在政治上的建树。

韦后同党？

上官婉儿死于唐玄宗李隆基的“诛韦政变”。在墓志出土之前，史书告诉后人，她的死理所应当，因为她是韦后（还有安乐公主）同党。这是她左右逢源、见风使舵，为了谋取个人利益不断修正政治倾向的又一个把柄，而频遭诟病。因为中宗对她那么信任，给予她那么大的权力，她却在中宗逐渐被边缘化、大权旁落韦后和安乐公主之手时，背叛中宗而转投韦后。

但新出土的墓志却给了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说法，不仅如此，它不仅塑造了上官婉儿自始至终忠实于中宗、反对韦后的正面形象，甚至细致地描绘了她以死劝谏中宗为免后患除掉韦后的情景，颇具画面感和戏剧性：

“以韦氏侮弄国权，摇动皇极。贼臣递构，欲立爱女为储；爱女潜谋，欲以贼臣为党。昭容泣血极谏，扣心竭诚，乞降纶言，将除蔓草。先帝自存宽厚，为掩瑕疵，昭容觉事不行，计无所出。上之，请擿伏而理，言且莫从；中之，请辞位而退，制未之许；次之，请落发而出，卒为挫衂；下之，请饮鸩而死，几至颠坠。先帝惜其才用，慜以坚贞，广求入腠之医，才救悬丝之命，屡移朏魄，始就痊平。表请退为婕妤，再三方许。”

包括《景龙文馆记》在内的史书记录有上官婉儿与韦后、安乐公主常在一起宴游唱和，似乎关系很融洽，看不出她与她们是死对头。这也可以解释为至少在表面上她并不刻意跟她们保持距离，甚至有意识地维持一种平和。而墓志里的她却是一个从言到行，从说理到落发，逐步升级直到饮鸩“以死谏言”的烈女。如果说前者是她一贯奉行的谁都不得罪，巧妙地周旋于任何一方势力的圆滑处世原则的话，那么后者便是身为一个臣子最难能可贵的仗义耿直。这是一个让人惊讶错愕而难以理解的反差。

上官婉儿与韦氏集团保持良好关系并非从一而终的说法或许更接近事实，正如太平公平、相王李旦（后来的唐睿宗）一方与韦后、安乐公主一方并不是一开始就水火不容、剑拔弩张的，双方也有过一段和平相处的时候。与其说上官婉儿是“韦党”，不如说她是“太平公主党”。因为相对而言，她更倾向太平公主。她俩的友谊始于武则天时期，一个是武后的女儿，一个是武后的宠臣，两人年龄又相仿，关系密切当在情理之中。

从墓志看，上官婉儿“以死谏言”是因为韦后意欲立安乐公主为皇太女。在这之前，随着韦后、安乐公主势力的不断扩大，他们与太平公主一方的矛盾日渐加剧。而“立皇太女”则是双方关系公开完全破裂的关键。如果墓志所言上官婉儿激烈反对真实存在，那么从这个时候开始，她与韦氏集团渐行渐远，更加依附太平公主。

“立皇太女”一事直接导致节愍太子（李重俊，睿宗朝追谥）发动政变。李重俊非韦后所出，太子之位一直受到威胁，一是韦后想立女儿安乐公主为皇太女，二是武三思也一直为其子觊觎太子之位。神龙三年（707年10月5日之前是“神龙”，之后是“景龙”），担心太子之位不保的李重俊终于发动政变，举兵杀了武三思父子，然后冲入宫中欲将韦后、安乐公主一并铲除。从史书上说他那时也想杀上官婉儿来看，认为上官婉儿是韦党并非毫无根据。此次政变失败造成三个后果：武三思父子被杀、李重俊被杀、太子之位空了出来，这就预示着宫斗会更加激烈。

当时，能与韦后、安乐公主抗衡的只有太平公主、李旦。如果说，政变之前，上官婉儿尚能与双方势力都保持平衡的话，那么，之后，她的政治立场有了很明显的倾向。按照史书的说法，“归心王室”，而且与安乐公主“各树朋党”，表明她也拥有一定的政治势力。《景龙文馆记》中说她“自通天后，逮景龙前，恒掌宸翰”。也就是说，政变后，即景龙元年始，她已不掌诏敕，而从权力中心隐退，正如墓志中所说的“退为婕妤”。

根据《起复上官氏为婕妤制》，上官婉儿起复婕妤的时间是景龙三年（709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隐退和起复，并非无缘无故，其背后均有特定的原因。起复后，中宗仍让她掌诏敕。这就使得在次年五月中宗突然驾崩（有说是被韦后毒死的）后，上官婉儿得以草拟中宗遗诏。如果墓志中上官婉儿曾力劝中宗除掉韦后的确存在的话，那么一向以纵容妻女、懦弱形象示人的中宗实则对韦后的野心了然于胸，起复婉儿并让她掌诏敕，便是他预先设计以便将来婉儿能对韦后的权势加以控制。

事实上，上官婉儿与太平公主合谋而成的中宗遗诏中，有一句话至关重要，那就是“相王旦参谋政事”，也就是以相王李旦来牵制韦后。关于这句话，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有人言之凿凿：这是上官婉儿非与韦氏同流合污的铁证；也有人不以为然，认为就她一贯的行事作风，这是她在为自己留后路，仍然是她惯用的不论是非、不分立场的那一套，谁都不得罪，谁得势就依附谁。若遗诏中只偏向韦氏——立韦氏之子温王李重茂为太子，而且“皇后知政事”，那么，力量相当的太平公平、相王李旦一旦反戈而得势，她将死无葬身之地；反之，亦然。

自被武则天赏识起用，上官婉儿经历过几次政变，每次她都能安然度过。这就给人留下了话柄，斥其左右摇摆毫无政治立场。然而，在李旦之子李隆基发动的唐隆政变中，她未能逃过一劫，还是在政变中丧身。

死后哀荣

视上官婉儿为“墙头草”的又一个例子是当景云元年（710年）李隆基发动诛韦政变时，她马上投靠李隆基，热情地将其迎入宫中，意将忠心向明月，不料明月照沟渠，她被李隆基下令处死。对此，《资治通鉴》的描述最详细：“及隆基入宫，昭容执烛帅宫人迎，以制草示刘幽求。幽求为之言，隆基不许，斩于旗下。”新出土的墓志淡化了这一戏剧性的一幕，只一句话，“遽冒铦锋，亡身于仓卒之际”。

“制草”的“草”，应该指的是她草拟的中宗遗诏。她之所以以遗诏“示刘幽求”，表明她想证明她并非韦氏一伙，因为文中有“相王旦参谋政事”一句，当然，“邀功”的成分还是很明显的。刘幽求是李隆基的心腹，“为之言”，不仅仅是她制草有功，更在于他未必认定她与韦后一样杀无赦。换句话说，这场政变针对的只是韦氏，不一定在计划中就将上官婉儿置于斩杀之列，否则，刘幽求不会不斩立决，甚至还“为之言”。

李隆基下令斩杀上官婉儿，并非不知道她的确非韦党，“制草”一事也让他了解她暗中是支持李氏的。他发动唐隆政变，包括但不限于诛杀韦后和铲除韦氏集团，他也想从根本上摧毁武氏残存势力，吸取中宗即位后仍部分维持武则天旧规——比如，女性过多参与政事和给予武氏集团成员政治地位的教训，意欲重建武则天以来的宫廷权力结构。

若说上官婉儿有罪，那也不过曾经是武氏的忠臣，也与武三思关系密切甚至暧昧，但这显然罪不该死。政变后，罗列了千余罪臣的名字和罪状，却没有上官婉儿。事实上，官方从来没有为她定下一个确切的足以要她命的罪名。史书，如新旧《唐书》《唐会要》《资治通鉴》所说她的死与依附武三思有关，也只是分析和推测。如果此说成立，那何以解释有些死心塌地追随武三思，甚至效忠韦后的官员，并未在政变中被斩尽杀绝，只是或贬，或流放？

上官婉儿始终支持太平公主，两人关系一直密切，那份对李氏家族有利的遗诏还是她俩密谋后起草的，唐隆政变可以说是李隆基联合太平公主发动的。但李隆基却毫不顾忌太平公主，也视若无睹上官婉儿制草有功，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杀了她，一定有其不为人所知的隐秘原因，很大可能是担心有上官婉儿的辅佐，太平公主将是他日后最大最难对付的政敌。

在李隆基和太平公主的角力中，上官婉儿的影子一直存在。景云二年（711年）七月，唐睿宗发文恢复上官婉儿“昭容”名位。这被看作是身为睿宗胞妹、因睿宗庇护而权势如日中天的太平公主打压已被立为太子的李隆基的手段。长期以来，史学界都把收集、整理上官婉儿的遗作编纂成《唐昭容上官氏文集》的功劳归于李隆基。尽管李隆基因政治对立斩杀了上官婉儿，但感念其昔日才情而下令编纂文集的说法流传甚广，至今仍有包括学者在内的人加以百般推崇，以颂扬李隆基并不否定其文学成就的惜才美德。然而，从张说为文集写的序中可知，编纂文集得益于太平公主的奏请。也就是说，恢复“昭容”之位、赠谥“惠文”名号、编纂文集等一系列行为含有为上官婉儿平反的意味，而这都是太平公主之功。

新出土的墓志更证明了太平公主对上官婉儿情真意切，甚至可以看出，礼葬也是出自太平公主：“太平公主哀伤，赙赠绢五百匹，遣使吊祭，词旨绸缪。”也就是说，礼葬上官婉儿是太平公主游说睿宗的结果，出资礼葬的也是太平公主。她对上官婉儿如此尽心，固然有追念友人之意，但也不排除做给李隆基看的意思，以凸显李隆基“杀”的行为的失德、愚蠢和错误。

如果上官婉儿的墓真的遭到过官方毁损，那下令的是李隆基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延和元年（712年）八月，唐睿宗传位于太子李隆基。先天二年（713年）七月，太平公主被以“谋逆罪”赐死，驸马武攸暨的墓、武三思的墓悉数被毁。也许，上官婉儿的墓也在其列。显然，她是李隆基和太平公主争斗的牺牲品。她一生在政治旋涡中沉浮，注定被吞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