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

在历史的宏大叙事当中，小人物的生活，从来都是省略号，只能自己珍惜自己的小事。

生于1966

我们家，有两个人很厉害，一个是我爹，一个是我。我爹生于1911年，当年发生辛亥革命，哗啦一声，大清帝国支离破碎；我生于1966年4月13日，一个多月后，“文革”发动，红色中国变得更红。

我的出生地，辽宁省旅大市新金县皮口公社西城大队卡拉房小队，现在的说法是，辽宁省大连市普兰店市皮口镇西城村卡拉房居民组。乡下人不习惯叫“居民组”，还是沿袭老称呼，叫“屯”。我可真会选择，不生到北京上海，不生到苏州杭州，不生到革命干部家庭，不生到书香门第，偏偏生到一个土里土气的屯子里，甘做农二代。小样，还挺有牺牲精神。

后来想，哪怕生到皮口镇一个普通工人家庭也好。怎么偏偏……那时候，皮口公社和皮口镇是平行的两个党政建制，后来合并，称“皮口镇”。镇里的人，是“非农户”，吃商品粮；镇外的人，是农民，土里刨食，还吃不饱。镇里镇外，是两重天。

迎接我来到人间的，是一张粗糙的麻袋片。我的襁褓，竟然是麻袋片。呵呵，麻袋片。

他们用麻袋片包我。他们穷成什么样子。

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事。很多年，至少是四十岁左右才知道。是我堂嫂说的。我堂嫂，是我爹他哥——我大爷家的儿媳妇。堂嫂的儿子，比我还大一岁，叫我老叔。

大爷一家住在夹河镇。我后来在一个名叫瓦房店的小城市工作，回老家皮口，要路过夹河镇。有时候，顺路去看看堂哥堂嫂。那时候，大爷和大娘，已不在人世。

那年春节前，我到堂嫂家串门，聊天时说到过去的穷日子，堂嫂说：“那时候你家穷得连炕席都没有……你生下来，是用麻袋片包的，你知不知道？”

我怎么能知道？谁都不告诉我。

我怀疑，我性格中的种种粗糙，都跟麻袋片有关。

也就是那天，堂嫂还跟我说起她的“爱情故事”。

堂嫂是从山东某地嫁到辽东半岛来的。在我出生前两年。我大爷和大娘，也包括我爹，都是从山东逃到东北来的。“闯关东”嘛。我堂哥，个子很矮，在当地张罗不到媳妇，回山东老家去张罗。这就张罗到堂嫂头上。

那年堂嫂十八岁。

堂嫂说：“说嫁是好听的，其实是我妈把我卖了，六十元。”

记住啊，20世纪60年代，祖国形势“不是小好，而是大好”，山东那地方，还有卖女儿的。

我堂哥到山东领堂嫂，堂嫂不高兴。她说：“一见面我就不愿意，那么小的个头，高的摸不着，矮的提不动，我怎么能看上他？”

堂嫂跟她妈闹脾气，不干不干，就是不干，对她妈说，你喜欢，你跟他走！她妈生气，用棒子打她。她逃出家门，被抓回去，继续打。实在熬不住，只得同意跟堂哥走。

从山东某地到辽南，两个人有时步行，有时坐车，有时坐船。步行的时候，一个在路的左边，一个在右边，木着脸，谁也不看谁。

堂嫂的叙述里，透露出一个重要细节。那时候，从山东某地到辽南某地，车船费加在一起，两个人，共花销三元五角。这样说来，当时堂哥买媳妇的六十元，是很大一笔钱。

等到了辽南这边，堂嫂只能同意跟堂哥结婚。“没地方去呀，怕死呀，一点儿办法也没有呀。”

嗨，堂嫂的“爱情”，比麻袋片，还要粗糙。

再回老家，我得问问麻袋片的事。问妈，她不承认。问大哥，他说什么麻袋片，不记得。说完嘻嘻笑。大哥比我大二十岁，他哪能不记得。他的笑里边，有勾当。

考证到此结束，麻袋片的事，是真的。我坚信不疑。“穷得连炕席都没有”，也是真的。

祖国形势“不是小好，而是大好”，可我家那么穷。

那么穷的家，干吗生孩子？那么穷的国，干吗鼓励生孩子？

我一点儿都不计较，这个世界上，有我没我。没我，不在乎；有我，也不感谢谁。

这不是气话。

心平气和告诉你，要是有下辈子，我就托生成一只鸟，小鸟也行，在深山老林，在枝头上，啁啾。

油灯下的瞎话

我的文学启蒙，从童年开始。

乡下人早晨起得早，晚上睡得也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是读了《黄帝内经》，用这法子来养生，是日子逼的。吃了晚饭，啥事没有，熬灯油做什么？赶紧睡，省油就是省钱。

家里弄点儿零花钱不容易，靠鸡屁股，靠赶海。养鸡不能超过几只，超了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赶海也不行，被称作“赶小海”，也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皮口镇有国营捕捞场，需要大量渔网，把渔线分发给附近农家，织网，挣手工费，生产队也不允许。“织大网”“赶小海”，都在批判之列。那时候“资本主义”可真多，可谁家里，都没有资本。

后来有了电灯，普遍使用小瓦数的，十五瓦，叫“小泡”；瓦数大的，叫“大泡”。用到六十瓦，不得了，明晃晃，刺眼。只有工人阶级家庭，才用得起“大泡”。屯里有几家，家里有工人。那些工人，懒得跟农民说话。

总停电，还得用油灯。油是煤油，火苗尖上冒一条黑线，是油烟。煤油灯一般都有灯罩，我家没有。点灯时挨得近，鼻孔是黑的。

那时候时兴串门。后街老钟家，好热闹，晚上来很多人串门。唠嗑，说这说那，还骂娘。一般人家，不喜欢晚上有人串门。吃过饭，都早早去老钟家。说起来是小心眼，为自家省点儿灯油。

爱串门的大多是中青年男人。女人少。

常来我家串门的，只有一个人，东子二哥。他家也是从山东来的。说起来整个屯，绝大多数，都是从山东来的。区别在于早和晚。早的，大清国的时候就来了，晚的，民国时候才来。我爹和东子他爹，算晚的，民国时期才来。两家来得晚，感情上亲。

印象中，一到吃完晚饭，大哥他们几个就没影了。家里，剩下爹妈和我。东子二哥，不是天天来。爹从来不串门。他在屯子里，显得有些另类。他一辈子改不了的山东口音，是另类的符号之一。

说是“赶紧睡”，也不能一推饭碗就睡。要是东子二哥来了，也不能撵人家走，总得唠扯点儿什么。

爹在油灯下，给我讲瞎话。

现在知道，瞎话的意思，有两种。一种是指“假话，谎言”，《红楼梦》里说：“姑娘不信，只拿宝玉的身子说起，这样大病，怎么做得亲呢？姑娘别听瞎话，自己安心保重才好。”第二种是指话本，古代说书人多为瞎子，才有这一说，“瞎话盲词”嘛。

我觉得这两种解释并不完整。我认为“瞎话”也泛指讲故事，没有话本作依托，自编的也算。爹对我讲的“瞎话”，有依据话本的，也有不依托话本的。他不识字，哪能看得懂话本。我缠着他讲，他只好瞎编。

爹给我讲过多少段瞎话，记不得。不会太多。他总在重复。今天讲过，过几天，还讲这段。多数是“薛礼征东”的故事，唐代贞观年间的事。薛礼受李世民重用，带兵收复辽东，三打高丽。弄得辽东辽南地界，至今还有薛礼的蛛丝马迹。这座山，岩石有一个坑，像马蹄子坑，就说是薛礼的马蹄印；那座山，有一个石槽，就说是薛礼饮马处；还有哪座山上，有薛礼的兵营……传说多了。

薛礼征东的故事，有点儿话本的意思。现在坊间还流传着评书《薛礼征东》，可为之佐证。

爹讲的薛礼故事，我一点儿不记得。不过当年记得牢，能完整复述下来。

爹的瞎话里，还有一个童话故事。这个倒还记得一点点。一个书生，家里穷，在破庙里读书用功，准备进京赶考，有一天晚上来了些虎精狼精狐狸精什么的，吓得半死。虎精啥的，还说人话呢。说“觑觑鼻子生人味儿，抓住生人活扒皮儿”。呵呵。一个老道，给书生出点子，弄点儿炒黄豆，揣兜里。晚上虎精啥的又来，书生吃黄豆，嘎巴嘎巴，把虎精们吓得，以为破庙要倒，嗖嗖跑掉，再也不来了。书生安心读书，后来考上状元。大概就这意思。

我好奇的，不是读书考状元，是动物会说人话，是炒黄豆那么厉害。

等认识字，读了《安徒生童话》才知道，童话都那个德性，什么什么都会说人话。只是，爹的童话，跟安徒生比，水平差得太远。

爹的瞎话，存货太少，三骨碌两骨碌，我都学会了。从此，家里待不下，也爱去串门。小地溜子，夹在大人的腿缝里，东窜西窜。东子二哥来，也拴不住我。他不会讲瞎话，没意思。

我在老钟家讲过瞎话。小屁孩，让人抱上炕，讲。周围一群大人，围着听。

我大舅也在，听几句，走了。那时候，我大舅，喜欢寻找一切机会，向我们家所有人，包括他姐，也就是我妈，表达他的藐视。

三舅不那样。三舅结婚那天，还“请”我去讲瞎话。晚上去的。房间里很红。窗帘很红，被子褥子很红，三舅母也很红。那个谁把我背着去的。讲一段，三舅母抓给我一把水果糖。那个谁，又把我背走。走吧，别打搅三舅结婚。

有了这次经历，我在屯子里就红了。都说，老侯家小五子，不简单，会讲瞎话。话说到大舅面前，大舅用嘴角表达看法，说“嗤”。

上小学后，同学也缠着我讲。高年级的，低年级的，都要我讲。高年级那个谁，冬天，他把我拖到山坡下，避风，躺着讲，躺着听。调皮捣蛋的“尖把梨”，放学后，让我给他讲一路，不讲不行，不讲就要揍我。我个子小，打不过他。给他讲，添油加醋，用瞎话骂他，他听出来了，嘻嘻笑。

不是我讲得好，是那时候，文化生活贫乏。到处都是“毛泽东思想”，广播里，报纸上，到处都是。乡下人弄不懂，糊里糊涂，才对瞎话感兴趣。瞎话属于“地下文学”，上不得台面，只能偷偷摸摸讲。

到1979年，我的瞎话碰壁了。那年9月3日开始，鞍山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刘兰芳的评书《岳飞传》。我一个同学，姓马，马什么亮，家里有收音机。（他爸是皮口镇捕捞场的，船员，挣工资，手头宽裕，买得起。纯粹的农民家庭，谁家也买不起）马什么亮，听完刘兰芳，到学校里讲。“叨唠唠三声炮响，人欢马乍”什么的，还有“金兀术”和“牛皋”什么的，一下子把同学们“拿”住了。每次下课，马什么亮，身边围一圈人，听他讲。放学路上，尾随一圈人，还是听他讲。我也在听。

我的瞎话时代彻底结束。马什么亮的《岳飞传》时代开始了。

真正大出风头的是刘兰芳。据说，那年收音机卖疯了。我家，到年底，生产队分了红，也买了一台小半导体。爹每天守着半导体，听刘兰芳。那时候，《岳飞传》还没讲完，才讲到下集。

有人感叹，刘兰芳讲评书那些年，全国的犯罪率，大幅度下降。不知这说法，是不是真的。

我把爹的瞎话掏空了，很不甘心。那时候还没上学，就对小人书很向往。不识字，看画。小人书是从别人家看到的，翻翻，不敢借。借了也看不懂。很想识字，很想知道小人书里的故事。但没人教。那时候四哥还在上学，求他教，不耐烦。也没见他正经写过作业。

不知怎么有了两毛钱，三哥说他要去皮口镇，把两毛钱给他，求他给我买一本小人书。买回来，是《铁道卫士》，一个电影故事，电影剧照编成的。黑乎乎，不满意。小人书才一毛多钱，剩下几分钱，不敢跟三哥要。好多天，拿着那本黑乎乎的《铁道卫士》，看。看得糊里糊涂。站在窗边，往外望。外边明晃晃。盼自己快快长大。长到能自己去皮口镇，买可心的好看的小人书。

长大一点儿，能“远足”到皮口镇了。真高兴。经常去新华书店，买小人书。钱是捡破烂挣来的。㧟一筐，先卖了破烂，再买小人书。有时也买点儿水果糖。

对皮口镇最熟悉最有好感的地方，一是废品收购站，二是新华书店。

不买黑乎乎的，买白描的，线条画。

有时恨恨地想，我什么时候能识字。

露天电影

小时候最开心的事，看电影，露天电影。每天都盼，墙上的有线广播，能响起熟悉的声音。那声音现在还在耳边响：“下面播送通知，下面播送通知，贫下中农同志们、社员同志们，今天晚上在我大队放映电影，影片是《野火春风斗古城》。”

那是天底下最好听的声音。一般情况下，都会重复三次。

那个《野火春风斗古城》，不是一成不变，经常换来换去。

放电影，一般都是在大队青年点门前的空地上放。那地方宽敞。有时也在各个生产队放。那是各生产队自己请的放映队，只是，也要在广播里播送一下。

露天电影，一般都是在农闲季节放映。夏天和冬天，放映的次数最多。春秋两季，忙播种秋收，社员们累得不行，放电影等于添乱。你以为农民傻啊，他们一点儿都不傻。

在正式通知下达以前，会有小道消息四处乱窜。嘁嘁喳喳之后，各家各户早早做饭。不早点儿不行，小孩子闹。

小男孩见面，一个问：“今天的电影，打不打？”另一个说：“打！”都高兴。所谓“打不打”，是问电影里打不打仗，是不是战斗片。小男孩喜欢战斗片。

看电影时，还要问：“中国美国？”是指电影里的人物，是好人还是坏人。说“中国”，是好人；说“美国”，是坏人。下边都盼着，“中国”赶紧把“美国”打死。

小男孩都这样。小女孩怎样，不知道。

哪次放映的片子，要是“不打”，心里就不得劲，提不起精神。什么《李双双》，哪有《英雄儿女》好看，哪有《冰山上的来客》好看。

特别喜欢八一电影制片厂。这个厂出品的电影，都“打”。片头，一个大的五角星，不断地放光芒，看着，心里那个痛快。

那时候看过的露天电影，现在还能想起名字的，有《红色娘子军》《暴风骤雨》《白毛女》《小兵张嘎》《大浪淘沙》《渡江侦察记》《奇袭》等等。当然还有八个样板戏。

特别喜欢《冰山上的来客》里边的插曲，喜欢到现在。

很多年后某一天突然打个激灵，那时候的电影，跟上小学后才看得懂的小人书一样，大多数是在培育仇恨。恨美国鬼子，恨日本鬼子，恨国民党，恨地主富农，恨坏分子。

这是仇恨教育。

这恨现在还在继续，只是把恨的范围，缩小到日本鬼子身上。有一天看电视，连换了几个台，都在“抗日”。

当然也有“爱”。“爱憎分明不忘本”嘛。爱党，爱毛主席，爱雷锋。爱父母不行，父母是贫下中农还好，要是“地富反坏右”，你得跟他们“划清界限”。

有人回忆，小时候看露天电影，天很黑了，放映员还不来，终于来了，满身酒气。这事不假。放映员是个好工种，走哪都好招待。我的朋友中，有两位年长的，年轻时当过放映员。都承认，当放映员，有油水，喝点儿小酒不难。临走还要带点儿花生鸡蛋啥的。挺滋润。

小时候听说，哪个屯的大姑娘，跟放映员跑了。问朋友，当年有没有大姑娘对他们眉来眼去。都嘻嘻笑，脸色暧昧起来。

“特权”，啥时候都有，不只是目下。

看露天电影，也是打群架的好机会。这个生产队跟那个生产队，愣头青之间打。也跟“知青”打。我们大队的“知青”，都是从大连来的，很嚣张，常常跟本地青年，打来打去。

我胆小怕事，哪敢去打。那时候年龄小，不怕事也轮不到我去打。

写《乱时候，穷时候》的老太太姜淑梅说：“人穷的时候最有劲。”说得好。那么有劲，打吧，不打留着做什么。

冬天看露天电影，遭罪。总觉得小时候的冬天，比现在冷。一冬天，地面都是白的。一场雪连着一场雪。在小学，大北风天，跑操，把我冻得，眼泪哗哗流。流到脸腮，冻住了。心里说，把人往死里边冻，活着没意思。回到教室，泪还在流。室内有火炉，这回泪水冻不住，淌到地上。同桌的小女生害怕，连声问，你怎么了？你怎么了？我不理她。我觉得活着没意思。

活着没意思，但看电影有意思。再冷的天，也要看。把脑袋缩到肩膀里，勾着腰，看。耳朵又红又硬。回家，搓耳朵。爹说，别搓，小心搓掉。

还是我爹厉害，管他什么电影，一律不看，早早睡觉。我妈，有时候去看，有时不去。

现在我跟爹一样厉害。别说露天电影，不露天的，离家很近的影院，什么什么大片贺岁片，一律不看。电视上遇到，有时䁖两眼，当作休息。感觉不如看书来劲。

偶尔，也到皮口镇看电影。看日本电影《追捕》，半夜场次，看完接近凌晨两点。出门吓一跳，电影院外边，黑压压，全是人头。

后街老钟家大小子，绰号“黑小子”，皮肤黑，眼睛大，三十岁了，没娶上媳妇。皮口镇放映《天仙配》，总共放七天，他天天晚上去，连看七场。都说黑小子看上七仙女了。说起这事，说的听的，都嘻眯嘻眯笑。

那时候不光肚子饿，脑袋也饿。

当上“红小兵”

小学一年级下学期，我当上了“红小兵”。那时候不叫少先队员，叫“红小兵”。上面还有个“红卫兵”。“红小兵”戴红领巾，“红卫兵”不戴，人家戴红袖标。

老师反反复复告诉我们，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用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染成的。教科书上也这么说。太吓人了。我害怕。那一小块布上，有血。

害怕只是瞬间的事。老师还说，当上“红小兵”有多么光荣，要多光荣有多光荣。光荣是好事。我二哥当兵，家里已经光荣一回。不妨再光荣一回。

何况，也不是谁想当就能当上。我们一年一班，第一批当上“红小兵”的，也就五六个学生。都是学习成绩好的。那时候不知道，后来一批一批的，几乎都当上了。一个班，也就三五个调皮捣蛋成绩极差的，才当不上。

是春天的时候。天气有点儿热，不过还都穿着长袖。全体集合，搞个仪式，给新加入的“红小兵”戴红领巾。还有代表发言，表决心，什么什么的。

我没当上代表，只管抻着脖子，等高年级的大“红小兵”给我戴上红领巾。说起来，就是个群众演员。没想到，小角色，也引人注目。

走到队伍前面，排成一列，面向全体师生，等。学校里有个简陋的鼓乐队，他们在奏乐。小破鼓在敲，咚巴啦咚，咚巴啦咚，巴啦巴啦咚咚……还有号，在吹，吹什么调，忘了。

真光荣。

我抻着脖子，等。来了，一个女生，花衣裳，两手端着红领巾，走到我面前。我心里打起小破鼓，巴啦巴啦咚咚，巴啦巴啦咚。

那女孩愣在我面前，一动不动。别人都忙着戴。她不戴，她在发愣。

我很快明白，问题出在我身上。我的脸，腾一下，红了。大概比红领巾还红。

我的脖子上没有衣领。没有衣领啊，戴红领巾，你让她往哪戴？

那是我第一次为衣着感到羞耻。此前没有羞耻心，现在有了。正式戴上红领巾那一天，有了。从那一天开始，我知道什么叫“自卑”。

那时候，我浑身补丁。破破烂烂的一身，还脏。看着像要饭花子。别的同学，身上也有补丁，可都比我的衣服补得好。最高档的，是用缝纫机补的，踩一圈一圈的小针脚，好看。我妈补得最差劲，粗针大线，胡乱对付。妈不是一个称职的家庭主妇，一辈子粗针大线，胡乱对付。

我身上最离谱的补丁，是洗得发白的蓝上衣上，补了一块“料子”补丁，厚，还新，不知从哪弄的。家里人，谁都没穿过料子大衣，怎么就有了料子补丁？来历极为可疑。我的料子补丁，让女同学捡了个笑，嘻嘻嘻嘻笑个不停，笑得弯下腰。那是当上“红小兵”以后的事。没说的，又自卑一下。

有了第一次、第二次，以后自卑起来，容易多了，顺当多了。有时，一天能自卑好几回。虱子多了不咬人，自卑的次数多了，也不“咬”人。挺好的。

别人的红领巾都戴上了。我面前的女生，还在发愣。她的脸也红，像红领巾那样红。

我和她面对面，发愣，脸红。

我低下头，不敢看她。“地富反坏右”低头认罪，我也低头认罪。向那女生认罪，向无数革命先烈认罪。我有罪。

一个老师，发现情况不对。是我们体育老师。走过来，弯下腰，从女生手上扯过红领巾，往我脖子上一绕，绾个疙瘩，再用力一抻，完事。

我喘不上气来。那个体育老师，有劲，差点儿把我勒死。

整个过程，我感觉到，操场上所有的目光，像箭，都射到我身上。箭箭穿心。

不光勒脖子，还要穿心。这事闹的。

后边发生什么，不知道。谁当代表发言，表了些什么决心，不知道。鼓乐队是不是继续吹吹打打，也不知道。脑子里空。不光空，还白，是“一穷二白”那个“白”。

有时想，不知道“红小兵”被红领巾勒死，算不算革命烈士。

从那时起，我坐下一个病。看人，先看脖子，看脖子上有没有衣领。看久了，竟然成了脖子专家。这事一般人我不告诉。可以告诉你的是，几年前我写过一篇小说，就叫《脖子》。有位女士看过小说，赶紧用纱巾把脖子缠起来，不让别人看。尤其不让我看。呵呵。

“营长”之死

张同学死了。死得蹊跷。一种怪异的气氛笼罩着我们班。大概是读小学四年级，1977年，秋天。

张同学是大个子，比老师还高。我们跟他说话，得仰起脑袋；他跟我们说话，得低着头。不知听谁说的，说他身高有一米八。我跟他吵过嘴，吵得很辛苦。他扬言要打我。此后，我不理他了。同学们说，他有神经病。

一米八的大个子，怎么跟我们同班，这事现在说不清楚。好像是半路插班进来的。他有个妹妹，也在我们班。

张同学叫什么名字，想不起来。他妹妹，叫张什么英。好像是“秀”。就叫她张秀英吧。

有一天张同学兄妹俩都没来上学。第二天也没来，第三天也没来。跟他们住一个屯的同学说，他家出事了，张同学死了，张秀英在家里哭，没法来上学。大家问，张同学是怎么死的？说，是院墙倒了，砸死的。都奇怪，张同学那么高的个子，怎么会让院墙砸死。乡下的院墙才多高啊，一米五撑死了。

四五天以后，张秀英来了。都围上去问，你哥到底怎么死的？

一问，张秀英的眼泪就下来了，咿咿咿，边哭边说，断断续续，一截一截说。我们把断续的一截一截按时间先后连接起来，都傻眼了。

事情是这样：星期天，早晨起来，张同学开始闹人，跟父母要新衣服穿，不给不行，哭，还满地打滚。一米八的大个子，在地上打滚，那是什么景象。父母犟不过他，给他新衣服穿。光给新衣服穿还不行，还要好东西吃。那时候的好东西，就是肉。不答应不行，还是哭，还是打滚。父母也答应了。张同学穿着新衣服，中午吃了一顿好饭，饭后到自家墙头上玩。骑着墙，就像骑着马。墙是土墙，经不住骑，没多久，倒了，把张同学砸死了。

大家议论纷纷，张同学是不是知道自己要死了？不年不节，穿什么新衣服，吃什么好东西，很反常啊。那时候，谁的衣服上不是打着补丁，谁不是整天玉米饼子玉米粥，能吃饱就不错了。大家的结论是，张同学行为反常，他肯定是预感到自己要死了。

张秀英那阵子让大家问得不耐烦，这个问完那个问，弄得她哭了一场又一场。

不知是谁，给死去的张同学起了一个绰号，“营长”。我们把埋死人的地方叫“茔地”。他埋在茔地里，就是“茔长”了。我们不知道“茔”字怎么写，以为就是“营”。

这绰号旋风一样传遍整个班级，又旋风一样传到别的班级。

我们就在张秀英面前议论她哥，一口一个“营长”。张秀英听不下去，躲开。周围全是同学，她怎么躲得开。这个叫完那个叫，直到把她叫哭。

有那么一段时间，张秀英天天哭。

把张秀英弄哭，是我们下课后最热衷的游戏。没人顾忌张秀英的感受。

我们一群小孩儿，很残忍，就像那个残忍的时代一样。也没人来制止我们。老师不管这事，班干部更不管。我就是班干部，是班长，我从来不管。不光不管，也跟着叫“营长”。

什么祖国的花朵，什么向日葵，什么“人之初性本善”，都是扯淡。我们是一群戕害心灵的刽子手。

突然一天，张秀英没来上学。第二天也没来，第三天也没来。问她同屯的同学，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据说老师去家访了，带回消息说，张秀英退学了。

现在知道，是我们把张秀英上学的路给堵死了。一群小王八蛋。

可那时候谁也没有自责。太阳照样每天升起降落，我们照样把脖子扭来扭去。只是，谁也不提“营长”。

到这时候，“营长”才真死了。

一条“三八线”

有一本书，叫《我们的70年代》，说的当然是20世纪70年代，读起来很亲切。老实说，这本书，是我钩沉往事的“药引子”，不少事，它不提醒，我想不起来。关于“三八线”，就是由它提醒之后，眼前才清晰起来。

书中说，70年代的中学，男生与女生之间，是不说话的。要是同桌，第一件事就是在课桌上画一条“三八线”。看到这里，我笑了。

我的“三八线”，是读小学时候画的，不是中学。读中学时，一直是跟男生同桌。那时候确实男女生之间很少说话。不过也不是一句不说。

小学时，男女生之间没有井水河水之分。两小无猜嘛。都是一个生产大队的孩子，何况，一个屯的孩子同班的也不少，哪能不说话。不说话，是有了性别意识之后，用我们老师的话说，是“思想长毛”。

很长时间，我都跟一个小个子女生同桌。她名字里有一个“红”，就叫她小红吧。那时候我也是小个子。我对小红记忆深刻。她爸，是个医生，原本住在皮口镇。右派，全家下放到我们大队。先是挑大粪，后来，在大队卫生院当医生。小学六年级时，右派平反，全家回到皮口镇。小红也到镇里读初中。小红走了，我心里空了一大块。不知怎么弄的，心里空荡荡。

不说空荡荡，接着说我跟她同桌的时候。小红学习成绩很好。我当班长，她是学习委员。我跟她的关系还不错。我们的桌子上，没有“三八线”。

后来发生一件事。那时候我喜欢看小人书，有时拿到学校显摆，小红看都不看一眼。很快知道，那些她都看过。她说她家里有一箱子小人书。箱子，这个词，引发我的无限遐想。多大的箱子呀，不知道。可不管多大，总归是箱子，不是盒子。

有一天下午小红说，你看过高尔基《我的大学》没有？什么，你说什么？我追问。小红重复一遍，我还是晕头晕脑。“高尔基”是什么东西？“大学”又是什么东西？不知道。不知道才更好奇。我说，没看过。小红笑了，还甩了一下小辫子，说，我家里有，可好看了。我立刻赔笑，可怜巴巴说，明天借我看看好不好？小红看我一眼，说，行，就看一天啊。这下把我乐得，一下午心里边笑眯眯。心说，一个女孩家，要是叫小红，那肯定是一个好丫头。

晚上没睡好觉。革命歌曲里唱：“夜半三更哟，盼天明。”我就是那样，像被压迫人民盼望救星毛主席一样，盼着小红借我一本《我的大学》看看。

第二天一见到小红，就问，小人书呢？小红不理我。再问，小红说，不想借给你看。这扯不扯，不借你早说啊，害得我……我生气，妈的这小丫头片子，玩我啊，我得报复她。怎么报复呢？想了半天才想起来。其实也不是想起来，是看见别的男女生桌子上有“三八线”，受到启发。我捡一粉笔头，在桌子中间画一道线，警告小红，不准越界，越界我打你。

没心思听课，一整天瞄着那条“三八线”。趴在桌子上写作业，一不小心，小红的胳膊肘就越线了，我嗖的一拳，打得小红一愣。再越界，再嗖的一拳。那天，我把小红打得一愣一愣的。

这丫头也是死心眼儿。我等她说，明天借给你看。她要是说了，我肯定不会再打，可她偏偏不说，宁愿挨打，宁愿一愣一愣，也不说。怪不怪。

从此，我跟小红的外交关系，变得很冷淡，比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阵营的冷战还冷淡。这事，都赖高尔基。

很多年后，大概是读大学期间，假期，我见到小红，愣了。还是老样子，感觉个头还是上小学时那么高。两句话不到，我脱口而出，这么多年，你怎么没长啊。年轻人不懂事，怎么能这么说话。小红的脸，腾一下红了。小红变红了。好看。

之后对小红有了一点儿了解。她爸回到皮口镇，先在医院里工作，退休后办私人诊所。西城大队，尤其卡拉房小队，好多人都到小红她爸的诊所去看病。我大哥四哥他们也去。听说，小红她爸有时也打听打听我的消息。那时候，“老侯家小五子”，在西城大队，挺有名气，在卡拉房，更不用说。

又过了好多年，四嫂对我说，小红她爸，原先有意让小红跟我谈谈恋爱。全家人还一起商量来着。最后，小红她妈叹口气，说，孩子是好孩子，就是家里太穷，咱帮扶不起啊。得，一桩有可能挺美满的姻缘，让小红她妈一口气，吹得无影无踪。

四嫂是当笑话跟我说的。那时候，我女儿都上小学了。

说起来也奇怪，听到这事之后，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跟小红一起过日子，住一间小房子，家里有一箱子小人书。还梦见，小红跟我闹别扭，我差点儿在床上给她画一条“三八线”。

参加工作之后，我还见过小红一面。是另一个小学同学约的。那同学姓范，暗恋小红很多年，不知怎么跟小红联系上了。见面的时候，小红带来一个男生，是她大学同学。她这么一整，弄得我和范同学，都拘谨起来。不知道小红带来的那家伙，跟她什么关系。

见面，吃一顿饭，兴致都不高。后来通一两封信，兴致也都不高。

不知道小红还记不记得，当初，我和她，桌上有一条“三八线”。

年年相约看桃花

曾经有那么几年，不不，也许是今生今世，每当春天来临，都会有一个熟悉的声音对我说：“侯哥，桃花开了，不想去看看么？”

我笑了。我笑着说：“好吧好吧，我们一起看桃花。”

我并不是每次都这么说。有时我会说：“好吧，老头，我们一起看桃花。”

这个情形，我会时常想到，在春天，在桃花初绽的时刻。“侯哥，桃花开了，不想去看看么？”这个声音，会永远在我的耳边响起，在我的心中响起。没有什么能阻止它到来，除非我们永远失去春天。

对你怎么说好呢？那时候我很年轻，在一个名叫普兰店的小县城里，像枝头的一苞花蕾，我文学旅途中最珍贵的一段友情，不知不觉就出现了。或者也可以说，那一段最珍贵的友情，一直在人生的枝头等待着我，等待着我的到来。

我想我是来晚了。我是一个性情懒散的人，人生的很多重大场合，我都是一个迟到者。这一次也是这样。如果能早一些，再早一些，比如从我的高中时代开始，就邂逅那个名叫曾祥明的人，我的人生，会不会是另外一番模样？我想一定是的。在一个优秀教师的导引之下，我肯定会为自己的人生描画出更加艳丽的色彩。

认识曾祥明的时候，他已经不是教师了。他是一名督学。那是1989年，县政府成立了督学室，他是为数不多的几名督学之一。我想象中的督学应该是这个样子：肃着面孔，在校园里走来走去，一边走一边嘟嘟囔囔说着什么。他却不是这样。他是一个爱笑的人。我觉得他的笑声有点儿像鸟鸣。不知道是什么鸟，但肯定是一只极为美丽的鸟，像他的心灵，美丽而迷人。

在他面前，我也是一个爱笑的人。他说我的笑声回响着钢铁的共鸣。我偷偷聆听过几次，不错，确实是这样。

我常常登门拜访，在狭小拥挤的书房里，听他侃侃而谈。那时候我还没有结婚，是一个自由自在的人。晚上，或者星期天，单身宿舍里堆满无聊的时候，我就会来到他面前，听他谈论有关文学和人生的某些话题。他是一个著名的杂文家。在全省，乃至全国，都拥有响亮的名声。当时我也在写杂文。我们都是鲁迅先生的追随者。无论走到哪里，我们都带着杀向时弊的投枪和匕首。但我们并不愤怒。我们热爱生活。当某种勾当伤害了我们的热爱，我们就用投枪和匕首来对付它。

谈话总是非常愉快。我们用笑声剪断谈话的进程，然后又用笑声把它缝合得天衣无缝。

时间久了，我和他一家人之间便少了拘谨，说话的方式变得随意起来。他的两个儿子都叫我“侯哥”，他也笑嘻嘻地跟着叫我“侯哥”。我呢，也学他两个儿子的语气，叫他“老头”。这是一种没有秩序的称呼，它用没有秩序的方式证明了我们之间曾经有过的亲密关系。

现在回想起来，我的频频打扰，一定影响了他的写作。那时候我没有想到这一点。我太年轻，还没有学会用理性来控制自己的行为。现在很后悔，可是太晚了。他走得过于匆忙，匆忙得来不及给我留一点点道歉的时间。

我还记得，有一天晚上，告辞的时候，他执意要送我。在橘黄色的路灯下面，由东向西，沿着大街，缓缓踱步。到了我的宿舍，我又执意要送他回去。那天晚上，我们一定是喝了酒。他常常请我到家里喝酒。酒后他的谈兴很浓。我也是。那时候他已经五十岁了，我呢，才刚刚二十出头。志趣的相通，缩小了年龄上的距离。像两个儿童，兴致勃勃在沙滩上玩耍，对自己所关注的东西过于执着，对生活中的风云变幻浑然不知。多年以后，在人际关系的方方面面，我觉得自己稚拙得像个孩子。用同样的目光来审视他，我发现他甚至比我还要稚拙。我们都不是那种圆滑的人，我们不懂得生存的哲学。命中注定，我们会磕磕绊绊地行走在生活的途中。不管文学上的成就如何，我们都是那种纯粹的文人。我们不得不用一生的精力，来捍卫自己的清澈。除此以外，别无选择。

后来我放弃了杂文，转向其他文体的写作。用投枪和匕首这两种古老的武器跟时弊较量，我有些厌倦。我是杂文的叛徒。而他仍然坚守阵地，像勇敢的战士那样，直到最后的时刻，直到生命的终点。

说不清从哪一年开始，我们相约看桃花。

春天，以及春天的原野，到处都有我们的足迹。有桃花处，必有我们的身影。静坐，或者行走，头顶是蓝天白云，脚下是如茵绿草，耳边有风声，有天籁的私语。满眼桃花，粉红粉白，婆娑含情，大地的羞涩竟是如此动人。

从此，我们年年相约看桃花。

这是不能改变的约定。即使我离开普兰店，到几十公里之外的另一个县城定居之后，也从来没有失约。

那年春寒，我们去得太早，桃花还没有开。他经常用这件事情来取笑我。我也经常用这件事情来取笑他。

2001年的春天，他却失约了。

他在电话里对我说：“侯哥，今年我不能陪你看桃花了。我浑身没有一点儿力气，上下楼都很困难。我真的不能陪你看桃花了。”

说着说着，他突然笑了起来。他笑着说：“让一个糟老头子陪你有啥意思？”

他最后说：“以后，以后恐怕我每年都不能陪你了……”

这怎么行呢？

5月7日，我去看他。他的脸色枯黄。我知道，已经是癌症晚期了。他决定第二天到重庆去住院治疗。重庆是他的老家，他已经很多年没有回去了。我隐隐觉得，他的决定，似乎还包含了另外一层意思。

我预感到了，这很可能是我跟他的诀别。我一直用调笑的语气跟他说话，像以前那样。我的心中充满悲伤，但我不能用悲伤的声音为他送行。

如果闭上眼睛，只听他说话，你不会想到他是一个病人。他的底气很足，声音响亮。他没有卧床。他穿着一套西装，像是刚刚从外面回来，或者是准备马上就出门。他斜倚着床头跟我说这说那，面带微笑，有时还会情不自禁地哈哈大笑起来。

他说：“我要跟病魔做最后的斗争！”

我很想请他吃一顿饭，到最好的饭店，只要他高兴，吃什么都行。但已经不可能了。他只能吃一点点很稀的米粥，别的，什么也吃不下。

临走，我向他伸出了手。他犹豫了一瞬，才向我伸出手来。这是我们之间的第一次握手，也是最后一次握手。

6月21日，在重庆，他走了。他走的时候，离开工作岗位还不到一年。他的身后，留下了两本杂文集和一部长篇小说。这是他的智慧之灯映照在人世间的永恒的光芒。

春天依然还会来。满眼桃花，粉红粉白，婆娑含情，大地的羞涩竟是如此动人。然而，他再也看不见它们了。

他看得见的时候，我们偶尔会模仿儿童的口吻来对话。

我问他：“桃花好看么？”

他说：“真好看。”

老哥俩和一头骡子

在那个名叫罗沟的小村庄，我小住过一段时间，用功写文章。住朋友的房子，三间瓦房。房西边，隔几十步，有两间低矮的平房。平房里住着老哥俩和一头骡子。跟那头骡子一样，老哥俩都没有老婆。

我跟老哥俩很熟。我经常见到他们。在朋友家门口，或者在他们家门口；在村头，或者在村中那条弯曲的小路上。哥哥个头矮，脸上有麻子。弟弟个头高，没麻子，头发几乎全白。

我无数次从老哥俩门前走过，却没勇气走进他们的生活，品咂他们的喜怒哀乐。

从敞开的院门，我看见，老哥俩的院子里，站立着一个粮仓，装满黄灿灿的玉米。墙角处，堆一堆破破烂烂的物件，废铁，酒瓶子，易拉罐，还有别的什么。都是些破东西。

据说，他们家连电视都没有。

每天，老哥俩都早早起来，牵骡子，套车，悠儿悠儿出门。我以为他们出去捡破烂。村里人纠正我，说不，他们是出去收废品。

老哥俩和一头骡子，在外边忙活一上午，中午回来，吃饭，睡午觉，再到自家的承包地里，忙活半天。肩上扛着铁锹，或者锄头，有时牵骡子，有时不牵，慢悠悠，一步一步走向田野。年年月月，日子就这么过。

有人戏言，老哥俩一辈子没挨着女人的身子，才养一头不近女色的牲口。

还有人回忆往事，前些年，老哥俩养的是一匹马，一匹儿马。发情季节，儿马满腹心事，不肯好好干活，拿鞭子抽它，不停地抽它。马身上遍布伤痕，还是不肯好好干活，闹情绪，叫唤，尥蹶子。没辙，老哥俩把儿马卖掉，买一头骡子回来。牵骡子回村，不少人围上去，嘻嘻笑，说这下好了。两张老脸，红得厉害。

老哥俩知道，村里人喜欢戏弄他们。他们肯定知道。可知道，又能怎么样？只能沉默。他们唯一的反抗方式，是沉默。走在路上，他们从来不主动跟别人打招呼。

老哥俩的最大嗜好，是喝酒，喝那种散装的白酒。你二两，我二两。中午二两，晚上二两。喝酒，是他们最大的乐趣。我经常看见他们从家门口出来，红着脸膛，那是散白酒的光芒。

晚上，老哥俩的屋子，灯光昏黄。

我无数次猜想，在昏黄的灯光下面，这两个相依为命的男人，会说些什么呢？

事实上，他们在一起，很少说话。到非说不可的时候，才说。哥哥端起酒杯，说，喝？弟弟也端起酒杯，说，喝。哥哥熄了灯，说，睡吧。弟弟躺下来，也说，睡吧。就这样，一天说不上几句话。他们身边，那一大片一大片的日子，覆盖着厚厚的沉默。像井壁上的青苔一样，一年一年地寂寞下去。

我无法想象，这是怎样的一种生活。没有女人，没有孩子，没有唠叨也没有啼哭。我有四个哥哥，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跟他们中任何一个，厮守终生。如果没有女人，我宁愿跟自己的影子，相依为命。

老哥俩房后，是一畦菜园，菜园边上有一丛茁壮的芍药花。每年春天，芍药都开得极好。不少人纳闷，说两个老东西，也喜欢花。

我情不自禁，走近那丛芍药。那是一个春天的中午。老哥俩的后门开着。我看见了他们，他们也看见了我。

我跟他们打了一声招呼，做饭呢？

他们中的一个点点头，说，你忙啥呢？

我说，没忙啥，看看你们家的芍药，开得真好。

他们两个都笑。

他们中的另一个说，你喜欢，剪几枝拿回家，插到花瓶里养着，能养好几天。

我赶紧谢绝，说还是让它们在这里开着，你看它们开得多好。

怎么说都不行。绝对不行！他们的犟脾气上来了，非要给我剪几枝带走。

在他们给我剪花的那一瞬间，我探着头，往屋里瞅一眼。屋里边，是暗灰的色调，跟那头骡子的毛色一样。我还看见坑坑洼洼的泥地上，洒满水痕。

锅台上放一盆菜，韭菜炖豆腐。肯定是他们中午的下酒菜。我活了这么多年，还从来没有吃过韭菜炖豆腐。我问过不少人，也都没吃过。

把韭菜和豆腐炖在一起，这种吃法非常另类，至少在本地是这样。

从那以后，老哥俩在路上见了我，老远就笑着打招呼。

他们总是说，你忙啥呢？

历史的陌生人

还是用口语来称呼他，叫爹。山东人的习俗，把父母叫成爹娘。父亲是山东人，我不叫爹，他不答应。

这里要说的，是爹的一生。

爹生于1911年，就是发生辛亥革命那一年，在山东登州府一个名叫侯家庄的地方。爹年轻的时候，有点儿好动，有点儿淘气，喜欢舞弄棍棒、打架斗殴什么的，似乎还有点儿小名气，被一个“游击队”的司令看中，派人去家里把他绑来当兵。说这话，应该是到了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爹说，那时候，山东地界的游击队很多，不管谁，只要能拉起一支队伍，就可以当司令。起初听这话，我对爹很仰视。哎哟喂，还是个“老革命”哩。后来说多了，露了底，什么游击队，就是土匪。每到一地，四处吆喝，派粮要款。那个司令，还要夜夜当新郎，村村都有丈母娘。你说，不是土匪是个什么？

爹说，日本人来的时候，那些“游击队”慌慌张张地撤退。就这当口，爹趁晚上站岗的机会当了逃兵。爹说他先去了青岛，又从青岛回了家。一到家，我爷爷奶奶就哭了，说，哎呀呀，你个丧良心的，怎么还敢回来，游击队来家里抓你，你不在，把全家人吊起来打啊。爹不敢在家待，连夜出逃，到烟台，乘船，闯关东。

爹说，他在大连滞留过一段时间，做零工，混不下去，就到别处转转。这个别处，就是现在大连市辖区内的皮口镇，当时的叫法是“关东州貔子窝市”。爹在皮口镇做小买卖，货郎，卖点儿针头线脑儿啥的，走村串巷，走到皮口镇附近那个叫卡拉房的小村庄，有好事者给他做媒，结了婚，就留下来了。

上面说的，是爹的流浪史。下面要说一说，他在卡拉房几十年的生活。

爹在卡拉房，还是以做小买卖为主，可能也有点儿土地，种点儿蔬菜，种点儿玉米。后来的某一天，突然来了政策，爹摇身一变，成为“人民公社的好社员”。我猜想，爹一定不是好社员。他不擅长侍弄土地，只会做小买卖。那些年，他的心情，一定不太好。熬日子吧。我们一家人，在熬日子，整个村庄，同样在熬日子。那段日子，真是难熬。可再难也得熬。这一熬，就是二十多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突然有政策说，可以做小买卖。爹那个高兴。他开始做，不再当货郎，改成贩卖鱼虾，从早到晚，浑身都是腥气。可那时候，爹的年龄已经很大。你算算看，从1911年开始算，到80年代，他七十多岁，让他做，能做几年？说起来这老头还真不赖，一直做到八十多岁。实在没力气，才改成养羊。不多，就两三只。像老朋友那样，整天一起玩，一直玩到近九十岁。爹的享年，是九十一岁。

我用这么一点点文字，把爹的一辈子都打发掉，心里有点儿难过。更难过的是，在我的印象中，爹只会叹气，不会追问。有一天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开始阅读历史书籍。使劲读。我不想叹气，我要追问。

我从历史书籍中收获了很多果实。我不说果实，只想说，读了几年历史，才意识到，这世上有很多人，活了一辈子，到了，还是历史的陌生人。爹是其中的一个。他只能被历史的泥沙所裹挟，晕头晕脑向前走。而他一直以为，这就叫“过日子”。说到这里，我有点儿心痛。是真实的心痛。

跟大哥唠家常

能闲下来跟大哥聊聊天，挺好，尽管聊的都是小事。

小人物的生活，都是由一件件小事串联而成的，像一串省略号。在历史的宏大叙事当中，小人物的生活，从来都是省略号。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

只能自己珍惜自己的小事，包括跟大哥聊天这样的小事。

最近的一次聊天，是在我家的客厅里。按乡下的说法，大哥是来串亲戚的。来就来吧，还带东西。是海蛎子，学名叫牡蛎的贝类。都剥好了，装在塑料袋里。很大的一包。

在大哥的记忆中，我最爱吃的东西，就是海蛎子。

那是小时候的事。海蛎子，生吃，就着玉米饼子，味道极佳。可以当正餐来吃。老家在海边，吃海蛎子，很方便。可能就是由于方便，我才“最爱吃”吧。那时候，生活中很少出现选择题。

而眼下，我对海蛎子的兴趣，已经淡了很多。吃或者不吃，无所谓。

大哥的话题从海蛎子开始，然后散漫开来。但无论怎样散漫，都离不开家事。

大哥说，这个冬天还不错，可以赶海打蛎子了，骑摩托车去。嗯，我不吱声，不过心里清楚，老家沿海的滩涂，修了很多大坝，摩托车可以沿着大坝开进去。我猜想，那些海蛎子，就生长在大坝下的礁石上吧。一定是这样。

话题在海蛎子身上绕过一圈之后，开始走向别处。唠得最多的，是以前的穷日子。为什么那么穷呢？大哥从来没有追问。可能是懒得追问。

“那年冬天，家里没吃的了，我去钓了一次胖头鱼，下闷线。一次钓了八十斤，拿到市场上卖，你猜卖了多少钱？”

大哥的话，看官未必全懂。我是懂的。我年轻的时候，也经常钓胖头鱼。冬天钓胖头鱼，是很苦的差事。“下闷线”，更是辛苦。不到万不得已，谁愿意去遭那种罪！唉，不说也罢。

我关心的是，能卖多少钱呢？大哥说：“八元钱一斤，八八六百四十元！”

嗯，还行，不算少。我心中暗想，要是放到现在，恐怕远远不止这个数。

大哥接下来的一句话，把我吓一跳：“咱爹用这笔钱，在市场上买了十麻袋干白菜叶子，全家人，整整吃了一冬天。”

我陡然明白过来，大哥说的是三年大饥荒时期。那个时期的话题，以前经常在父母和大哥的口中出现。简单说，就是人的日子，跟猪的日子，混淆在一起了，都是吃糠咽菜。整个中国都在挨饿，而乡村，饿得更厉害。借大哥的话说：“咱家没饿死一个人，算是老天保佑了。”

我能理解父母和大哥为什么经常说起那些事，那是刻骨铭心的记忆啊。

那时候我还没有出生。真是幸运，没赶上那个凄苦的岁月。但我确信，我从书上读到的史实，比大哥知道的更全面也更细致……一言难尽呐。

大哥曾经透露一个重要细节，我在史书上没看到过。村里饿死人，可以凭死亡证明，到粮店买二十斤玉米面。有这二十斤玉米面的诱惑，才会有人来帮忙，把死人抬到山上埋掉。干完活，一人一个玉米面饼子。我们那个村庄，也饿死过人，大哥大概也借机吃过玉米饼子。大哥的话，我信，史书上没有记载，我也信。他犯不上为这事撒谎。

闲谈之中，我突然觉得，如果把大哥的话记录下来，就是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所倡导的“口述历史”。对我这样的小人物来说，这也许是一件真正的大事。一个家庭的历史，也是中国的缩影啊。

大哥今年六十七岁，身子骨很硬朗。还能骑着摩托车去打蛎子嘛，不赖。

大哥说：“村里好多人都羡慕我呢。”

给骗子开门

大哥为婚事闹心了。闹心的表现是偶尔会把自己喝醉。喝的是散白酒。到皮口镇的小卖店里喝。便宜，才几毛钱一斤。买几块饼干，来一杯酒。那时候村里人最大的享受就是吃饼干喝白酒。一杯酒有二两。两口，或者三口，送进肚子。觉得不过瘾，再来一杯。这样一杯一杯的，稀里糊涂就把自己喝醉了。不能经常喝醉，兜里没几个钱，想醉也醉不成，只能是偶尔。

那天大哥回家很晚。晚饭早就吃过了，天色完全黑下来。我站在院子里，站在猪圈旁边。我想不起来站在猪圈旁边做什么。喂猪？好像不是。可能是冲着猪圈撒尿。我经常冲着猪圈撒尿。刚刚撒完尿，就看见大哥。看不清他的脸，只看见一个模模糊糊的黑影。凭感觉，那个黑影就是大哥。那个黑影摇摇晃晃走到我身边，弯下腰，把我抱了起来。大哥张开嘴，在我的脸上一阵乱咬。大哥满嘴的酒气熏得我头疼，大哥满嘴的牙咬得我脸疼。我哇哇大叫起来。父亲走出来，叫大哥把我放下。大哥又咬我两口，才把我放下，从父亲身边摇摇晃晃走进屋子。那一瞬间，父亲肯定知道大哥喝醉了。父亲没说什么，他知道大哥为啥事闹心。其实，他也在闹心。

那年大哥三十出头了，对外说是二十九。在结婚之前的几年，大哥的年龄在二十九的数字上停止了，像蛇的冬眠。在情感的冬天里，大哥的年龄也冬眠了。

在此以前，倒是有一个肥胖的女人来相过亲。那年头胖人很少见，我对那个胖女人充满好奇。我对大哥说，她的大腿，比我的腰还粗。大哥听了没生气，反倒笑了。是那种比较甜蜜比较陶醉比较沾沾自喜的笑。当时他以为亲事能成。那个胖女人对大哥比较友好，还在我家里住了一夜。要是不满意，她不会住下。就是说，八字有了一撇。另外一撇，要等胖女人的父母来写。谁知道，胖女人的父母对写八字一点儿兴趣都没有，事情不了了之。后来知道，人家是嫌我家太穷，房子太紧巴。

父亲咬了两年牙，终于盖起四间新房，以为从此大哥的婚事就不用愁。谁知道，还是愁。又相了两次亲，女方还是迟迟不肯把八字写完。原因是大哥稍微有一点点缺欠，而且是在脸上。

早年我听过一段相声，两个油嘴滑舌的人在相声里谈诗，其中的两句是：“风吹海面层层浪，雨打沙滩点点坑。”把这两句诗裁剪成服装，穿到大哥身上正合适。由于婚事不如意，他心里难免会有风吹海面的感觉。雨打沙滩的景象是在他的脸上。大哥小时候生过天花，命保住了，但脸上有麻子。大哥是渔船的船长，他大概不会想到，脸上的几个麻子，竟然让他的渔船在情感的海边上长时间搁浅。

一个高个黑脸的男人走进我家。是大哥在皮口镇认识的。我猜想，一定是大哥在喝闷酒的时候认识的。有半年多时间，高个黑脸经常到我家来，说是来给大哥提亲。

高个黑脸每次来，父母都有点儿手忙脚乱。他们不允许我在家里旁听。他们说，出去玩吧。我不走，他们嗓门变粗，出去玩！我不得不走。家里有客人，好歹我得给父母留点儿面子。我走，却不走远，就坐在院子里。孤零零一个人，坐在院子里，看天上的云彩缓缓地移动，看地上的蚂蚁忙忙碌碌。有时候，我会站起来，望望自家的烟囱，看看它冒烟了没有。我有经验，高个黑脸一来，过不了多久，我家的烟囱就会冒烟。父母把我撵出去，是不想让我看见他们给高个黑脸打荷包蛋。在记忆中，我家的客人，没有谁享受过如此高的待遇。

看见烟囱冒烟，我的心一下子吊起来，嘴里嘟囔着，荷包蛋，又是他妈的荷包蛋！这话我只敢在背后嘟囔，要是让父母听见，我会吃不消。

那天我在院子里玩。在葡萄架底下。葡萄结果了，绿的。我知道不能吃。天天去看，盼它们变成紫色。葡萄变成紫色就能吃了。我没看见紫葡萄，倒是看见了高个黑脸。我家的院墙是篱笆墙，不高，视线越过院墙能看到很远的地方。看见高个黑脸，我从葡萄架底下钻出来，走到门口，把柴门打开。我不喜欢高个黑脸，但还是用这种方式来巴结他。他是父母和大哥最欢迎的人，他们都巴结他，我还能怎样。我不知道该跟他说啥，就啥也不说，脸上挂着笑。高个黑脸走进来，没说话，伸出一只大手，在我头顶轻轻拍一下，脸上也挂着笑。那一瞬间，我心里竟然涌出一股暖流。同时我还觉得，自己刚刚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后来村里有很多人知道高个黑脸来我家的事。我走在街上，总会有人问，那个人，最近来了没有？我知道他们说的“那个人”是谁。起初，我很老实，有一说一。我说，没来。问话的人显得有些失望。我说，来了。问话的人满脸坏笑，说，是不是又吃了荷包蛋？时间长了，我觉得这不是好话，拒绝回答他们。

问得次数最多的，是老钟家黑小子。黑小子年龄跟大哥差不多，也没娶上媳妇，他对跟娶媳妇有关的事，比较热心。

黑小子有一天对我说，那家伙自己都是个光棍，怎么能给别人介绍对象？骗子呀。

黑小子说对了。那家伙确实是个光棍，也确实是个骗子，来我家就是为了骗一碗荷包蛋吃。他告诉大哥很多女人的名字，大哥却没见到一个活女人。为此，家里气氛变紧张了，父亲和大哥用唾沫星子把高个黑脸揍了个半死。

大哥突然有一天兴高采烈回到家里，说，他把高个黑脸逮住了，在皮口镇游街，就像批斗地富反坏右一样，一边游街一边让他自己喊，我是个骗子……我没亲眼看见。我觉得那个场面，一定非常好看。

这样一来，家里的气氛总算缓和下来。以怨报怨，扯平了。

大舅来我家说，其实不是我大哥自己把骗子逮住的。大舅说，要不是他帮忙，凭大哥自己，不可能把骗子逮住，更不可能押着他游街。大舅从此以我家的功臣自居。

沉默的朋友

有句话：“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这话没错。但我固执地以为，舅和舅是不一样的。比如，就在此时此刻，盘旋在我情感之中的，不是大舅二舅，而是三舅。

三舅沉默寡言。他不擅长语言表达。他更愿意用行动表达自己的态度。

在我很小的时候，大概五六岁的样子，三舅娶了新娘。那天傍晚，我去三舅家“走穴”，为三舅和新娘讲了两段“瞎话”，就是神话传说或民间故事之类的东西。是父亲批发给我的，我一段一段拿出去零售。那时候，刘兰芳还没有用评书征服广大听众的耳朵，我的“瞎话”在自己的村庄里，还有一点点市场。我还记得，讲完之后，三舅母给我抓了一大把喜糖。应该说，我那天所得的报酬，相当可观。

印象中，三舅的新房，红彤彤一片，红窗帘，红被子，红褥子，红喜字，红蜡烛，三舅母的红衣裳、红袜子，还有她的脸，也是红的。墙上的画，是最红最红的红太阳。那样的红天红地，我今生再也没有见过。

在童年和少年时代，我跟三舅的接触很少。他沉默寡言嘛。在流行的观念中，沉默寡言的人，往往不好接触。实际上，也真的不好接触。我对三舅最深的印象，是他很能吃。那时候，三舅的膝下，已经有了两个女儿。忘了是谁说的，他们一家人吃饭，三舅从不上桌，都是等老婆孩子吃饱，他才动筷子，把剩下的饭菜一扫而光。至于吃没吃饱，只有天知道。还说，三舅一口气吃掉过一盆疙瘩汤。多大的盆呢？有这么大！说者用手比量一下，盆口有最大的西瓜那样大。这话我信。三舅长得人高马大，在貔子窝化工厂当晒盐工，干的是重体力活，不能吃才怪。

之后的记忆里有一大段空白。三舅日复一日去晒他的盐，我日复一日去读我的书，生活轨迹很少交叉。时光的齿轮转得多快啊，一转眼，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结婚生子了，三舅退休了。

某一年春节期间，我去三舅家拜年。三舅执意要留我吃饭。三舅说，不吃不行，不吃，就是看不起我。一个擅长沉默的人，竟然一口气说了这么多话，我哪敢不从？很快，饭桌上就摆满他的盛情，都是肉。猪头肉，猪腰子，猪蹄子，猪尾巴，猪肝猪肺猪下水。三舅用筷子指着盘子里一大块颤巍巍的肥肉，对我说，吃它，过瘾！那天中午，三舅喝醉了，我也是醉意醺醺。

在三舅家吃饭的那年，三舅母已经过世。三舅的日子，寂寞而又单薄。时光的齿轮转得多快啊，又一转眼，我父亲也过世了。守灵的三个晚上，三舅每晚必到。撵他，他不走。就那么默默地陪坐在灵前，上香，烧纸。你问他什么，他答一句。不问，就沉默。我一支接一支给他递烟，我也抽，嘴巴里苦叽叽的。他总是在天快亮的时候离开，回家眯一会儿，太阳出来了，他也回来了。那几天，我总是在背人的时候，默默流泪。很多泪，是为父亲流的。也有一些，是为三舅流的。我感受到他浓浓的情意，对我父亲，对我们家。从此以后，我把三舅当成朋友。每次回老家，都要见见他。见不着，也要打听他的近况。

最后一次见到三舅，是在大哥的葬礼上。凄惨的秋雨，凄惨的北风。三舅站在风雨中，为大哥送行。趁身边没人，三舅掏出五百块钱给我，说，为老大办葬礼用。我说，三舅，你是长辈，不用给钱。三舅哭了，说，想到老大平常气我那些事，不该给钱，不过，他这辈子，再也花不到我的钱了。三舅在葬礼上，就说了这么两段话。说完，继续沉默。

我的眼泪也下来了。三舅七十多岁的人，还在外地打工，他的钱，来之不易。

人到中年，听多了花言巧语之后，我更看重的，就是像三舅那样的沉默的朋友。在你郁闷的时候，默默地陪你坐坐，喝杯茶，喝杯酒，或者，抽几支烟，叹几口气。这样的朋友，会让你在寒天寒地之间，感觉到人情的温暖。

那时候我们长尾巴

村子里有很多尾巴，我们家就有，我也有。

那时候我还小，从记事到十多岁，我们村子里被割掉了很多尾巴，我们家也被割掉了几条尾巴。是生产队派人来割的。拿着刀，一割，就给割掉了。有时候不拿刀，啥也不拿，空着手，冷着脸，瞪着眼，一割，也给割掉了。不过割掉一条尾巴，隔一段时间，还会长。还长还割，一次次重复，日子就这样过下来。

村子里的尾巴，我们家的尾巴，有一个共同的名称，“资本主义尾巴”。

先说说村里的尾巴和我们家的尾巴。其实是一回事。养鸡，规定几只，超过了，就是长尾巴。养鸭子也是。养鹅也是。养猪也是。但养孩子不是，随你便，爱养几个养几个，只要生得出来。据说上面有指示，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

我记不清当时的规定。到底可以养几只鸡几只鸭几只鹅几头猪？记不清。记得清的是，经常有人犯规多养了几只。这不行，生产队定期派人到家里来数，治保主任，或者民兵，一脸阶级斗争的样子。一二三四五……不等数完就火了，你家怎么回事，搞资本主义啊，伸手抓起一只，一刀就剁了，流一摊血。或者抓起来往地上猛摔，摔完再抓起一只，还是猛摔。他们摔得真好，一下，就摔死了。然后骂骂咧咧走人，到别人家里继续割尾巴。

我们家被割了好几回。我倒是很高兴。每次割尾巴，我都能吃上肉，鸡肉鸭肉鹅肉。不年不节的，要是割尾巴的不来，我怎么能吃上肉。所以每次嘴馋，我都盼着治保主任或者民兵啥的，赶紧来。革命京剧里唱：“早也盼，晚也盼，盼穿双眼。”唱的是我呀。

我最希望家里养猪超标，割尾巴的一来，就有猪肉吃。一只鸡才能吃几天啊，要是一头猪，你想想，还不把人美死。可恨的是，家里养猪从不超标，每年就一头。主要原因，是多了养不起。人都吃不饱呢，拿什么给猪吃。靠吃糠咽菜根本长不起来。村里别的人家，也没听说有养猪超标的。

奇怪的是有一年，村民在自家菜园边上种的玉米也成了尾巴。几个人来村里拔玉米。我们一群小孩子，跟着看热闹。他们专门拔那种根部是紫红色的玉米。那时候玉米正要结棒，拔了怪可惜，一群娘们儿嘴里啧啧啧，拔一棵啧啧啧，再拔一棵还是啧啧啧，把那几个人啧啧得很不好意思，拍拍屁股走人。我至今都在纳闷，怎么根部是紫红色的，就成了尾巴？不是说“根红苗正”么？现在回想起来，这些事，很像是“魔幻现实主义”。莫言不是玩魔幻现实主义么，他的小说里，写过这些事没有？

没想到等我上学以后，我也有了尾巴。我的尾巴叫“骄傲自满”。可能是我的尾巴太小，生产队不割，改成老师来割。老师说，你不要以为学习成绩好，就瞧不起别的同学，不要以为你怎样怎样就怎样怎样，经常批评。可惜，我的尾巴跟村里的尾巴一样，割了还长，比韭菜长得还快，把老师气得够呛。

小时候生活习惯不好，进出门有时会忘了关门，爹不满意，说，你怕夹了尾巴啊。有时妈也说，你怕夹了尾巴啊。他们每次说，我都不由自主摸摸自己的屁股，真怕那地方长出一条尾巴来。可惜没有。后来年龄大些，情窦初开，有一天突发奇想，要是长条尾巴，一边上课，一边用尾巴跟女生抒情，老师还看不见，该多好啊。

你说尾巴这东西，多么神奇，叫你有就有，你想有，反倒没有了。

那些年我们很单纯

我要讲一个单纯的故事给你听。故事发生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我的年龄大概在七八岁的样子。还没上学，或者刚刚上学。我们那一代人，有个共同的特点，绝对相信大人的话，大人说啥就是啥。我们的脑袋太嫩，不会独立思考。

人这东西很奇怪。自从有了自我意识，就免不了要追问，“我”是从哪里来的。起初，我以为只有自己对此有疑问，后来发现，几乎所有同龄的孩子，都有同样的疑问。

我找不到答案，只好去问母亲。母亲起初不愿意回答，问的次数多了，终于不耐烦，说，是从大白沟里，用䦆头刨出来的。噢，是这样。

村子的东北方向，有一条大白沟。沟里的土是白色的。小时候觉得很奇怪。经母亲一说，就不再奇怪。出小孩的地方，就该有点儿与众不同才对。那些黄褐色的土地，只能生长庄稼和蔬菜。

从此再到大白沟里挖野菜（乡下人家，早年是依靠野菜来喂猪喂鸡），我变得很小心。我用铲子小心翼翼从野菜的根部斩断，而不是连根挖出。我担心挖得太深，会不小心挖出一个小孩。我恪守着心里的秘密，等着看同伴的笑话。要是他们真的挖出一个小孩，看他们怎么办。

过了很长时间，谁也没有挖出小孩。我一下子明白过来，还是挖得浅，看来不用䦆头刨，真就不行。

后来有一天我跟一个小我一两岁的孩子，闲谈中说起自己的身世。我把母亲的话说给他听。他一下子激动起来。他对大白沟没有异议，他的母亲说过，他也是从大白沟里来的，不过，他母亲说，不是用䦆头，而是用铁锨挖出来的。我们各执己见，互不相让。我们都认为自己的母亲不会撒谎。我们争执了很久，唾沫飞溅，但谁也说服不了谁。不蒸馒头争口气，他提议，我们到大白沟里去试试看，看到底是䦆头好使还是铁锨好使。我立马响应，说，去就去，谁输了谁小狗。

我涨红了脸，回家扛了一把䦆头。他也涨红了脸，回家扛了一把铁锨。我们肩并肩，往大白沟的方向走。路上有小孩问我们，喂喂，你们干吗？我们不搭理他们。

说起来，还是我的心事重，路上突然想到，真要刨出一个小孩，我是抱回家去还是扔到沟里？这个问题真难。是我刨出来的，我就是那孩子的爹，我连自己都养不活，怎么养他？让父母养他，他们不愿意怎么办？会不会打我一顿？要是扔到沟里不管，肯定就是死路一条，怎么忍心？唉，真让人发愁啊。

那个扛铁锨的孩子是不是想到了这一层，我不知道。我没问他，他也没说。估计他想不到。一个头脑简单的家伙，怎么会想到这么复杂的问题。哼哼。

结局明摆着，我不说你也清楚。我东刨刨西刨刨，南刨刨北刨刨。那个孩子尾随我，东挖挖西挖挖，南挖挖北挖挖。刨到自己没了力气，挖到自己一身的汗，这才作罢。归程，满脸丧气，谁都不理谁。

很多年后我想起这件事，自己偷偷笑起来。我笑村里的妇女，她们是不是开过会，达成一致意见，不管哪个小孩问起，就说，他们是大白沟出品的？

我讲这个故事，不是为了逗你一笑。我想告诉你，这种荒唐，现在还在发生。我看见了，在文化领域，扛着䦆头或者铁锨往大白沟方向走的人，有很多。他们想用自己的实践，证明母亲的话是对的。

伪球鞋

读高中那年，我竟然破天荒有了一双蓝色鞋面的球鞋。当然不是那种真正的球鞋，而是一双货真价实的伪球鞋。当时挺流行这样的伪球鞋。比这更好的鞋也有。那些家境较好的学生都穿，就是那种白色的球鞋。那种鞋脏了也不要紧，用鞋刷子一刷，半干半湿的时候，再用白色的鞋粉一抹，嘿，又像新的一样。

记得父亲把这样一双伪球鞋亲自交到我手上的时候，嫩绿的小草齐刷刷地从田野上钻了出来，远远一眺，五脏六腑都舒服。

很多日子以后，我才知道，这双伪球鞋，并不是父亲到商店里给我挑选的，而是他蹲在皮口镇的农贸市场上，用十斤胖头鱼跟一个嘴馋的人换的。

卖鱼就好好卖鱼呗，怎么换了一双鞋回来？这里边肯定有一个故事。我没细问，父亲也没细说。

夏天来了。连傻子都知道，夏天应该穿凉鞋。那时候的凉鞋，大多是塑料做成的。不耐穿。一个夏天穿下来，不是这儿断就是那儿断，转过年，非买新的不可。好在，那种凉鞋很便宜，一两块钱的样子。

父亲决定为自己省下这一两块钱。他笑嘻嘻地对我说，你脚上的球鞋，我看挺好，把鞋带解开，比凉鞋还凉快，是不是？

我没办法了。我能有什么办法呢？

我穿着伪球鞋过了整整一个夏天。

我的脚很爱出汗。我正处在一个好动的年龄啊，因此，鞋里边每天都是湿的。不是水湿的感觉。水湿涩，汗湿滑。严重的时候，光脚板踩不住鞋底，哧溜哧溜，走在路上，一趔趄一趔趄，不知底细的，还以为我喝醉了。

一有空，我就赶紧把鞋脱下来晒太阳。

夏天过后是秋天。紧接着，冬天来了，父亲又郑重地做出一个决定，不给我买棉鞋了。

头一年的棉鞋还在。还没穿破。可我的脚长得很快，已经穿不下。我穿着伪球鞋过了一个冬天。那个冬天很冷，我的两只脚，都生了严重的冻疮。

就在那年冬天，我萌生了研究经济学的愿望。我到皮口镇的小图书馆，借马克思的《资本论》。我在心里发狠，一定要把经济研究透！研究透了，将来就能赚很多钱。有了钱，想穿什么样的鞋就可以买什么样的鞋，多好！

小图书馆的管理员说什么也不肯借给我。他火了，冲我大吼，你能看得懂吗？妈的，想捣乱是不是？

我再三央求，还是不行。

我的双眼饱含泪水。

五元钱的故事

自从五元钱跟一根葱画上等号之后，我对五元钱就更加重视了。

小时候，也就是上个世纪70年代，连续几年的夏秋季节，我早晨起来的第一件事，是到二百米外的菜园里拔葱。拔葱是为了全家人的早饭。洗干净，用刀切了，上面淋一点儿酱油，就是下饭的小菜。那时候对早餐比较重视，要多吃，没有干的还不行。要想多吃，没有葱也不行。父亲和四个哥哥都在生产队干活，每天每人只挣几毛钱。那时候一个工人，一个月三十几元钱，还觉得了不起，牛气哄哄的。现在想想，牛啥牛，一个月才七八根葱。要是父亲知道有一天一根大葱能卖五元钱，他会吓成什么样子？社会的进步真是太快，让人措啥都来不及。

不说葱了，说五元钱。

就在我热衷于每天早晨去菜园拔葱的那几年里，我们家发生了一件大事。的确是大事。有一天父亲发现，家里丢了五元钱。父亲一下子慌了。要知道，丢了这五元钱，家里的经济形势就滑向了崩溃的边缘。父亲一边慌一边愤怒，把老婆孩子一个个找来审问。都说不知道啊，没拿啊。审不出来。父亲更愤怒，开口大骂，骂母亲，骂四个哥哥，骂得他们脸色苍白。家里的气氛紧张极了。奇怪的是，父亲既没有审问我也没有骂我。我躲在炕角，浑身瑟瑟发抖。

那天有个邻居来我家串门，年龄比我大很多，但辈分小，我叫他二哥。他遇到这种事，走也不好，不走也不好。何况，他也是有嫌疑的，不把事情搞清楚，他也证明不了自己的清白。我能想象出来，他一定很尴尬，后悔来我家串门。后来多亏了这位二哥，他的一句话，就把案子破了。

在父亲叫骂的间歇里，二哥突然扭头看我，说，小五子，钱是不是你拿的？就这一句，我立马招供了。其实我早就想招了，但父亲就是不审我。可能是我年龄太小，父亲觉得我的智力还不足以发展到能偷五元钱的程度。二哥的话音刚落，我就抖抖地从衣兜里掏出一个钱包，递给父亲。是一个绿色的塑料钱包，里边规规矩矩地躺着五元钱。父亲把钱收了，一句话也没说。家里很安静。让人恐怖的那种安静。我以为父亲要把我暴打一顿。但没有。现在知道，父亲对我有多么溺爱。

我得解释一下，我偷那五元钱，不是想去花掉。那是很大一笔钱，我没有能力把它花掉。我只想让那张钱在钱包里躺几天。我是为了那个钱包才偷钱的。刚买的钱包，一毛几分钱买的。我到镇上卖破烂卖了一毛几分钱，看到商店里的钱包，好喜欢，就买了。可能是觉得，我经常卖破烂，以后就是有钱人了，没有钱包怎么行。可买回钱包之后，就没钱往里装了。我对不起钱包，就在柜子的抽屉里乱翻，想翻出几分钱安慰它一下，结果就翻出一张五元的。我想钱在钱包里放两天也不要紧，偷偷再放回去就是了。谁知不到一天，就被父亲发现了。

后来有一年父亲给了我五元钱。是他在路上捡的。一个塑料袋，袋里有一张五元钱，还有毛票和分币，好像还有几斤粮票。父亲的思想境界不高，没有把钱交给警察叔叔，而是给了我。他把毛票、分币和粮票留下，给了我一张大票。他一定是想起了几年前我偷钱的事。他可能是觉得，他的小儿子既然那么喜欢五元钱，就给他五元钱吧。我乐得不行。父亲也乐，满脸都是阳光。

每年清明节前后那几天，我都想念父亲，很想很想。一晃，他去世有十年了。要是还活着，就是百岁老人。

贴年画

民谣说：“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

过了农历腊八，年味越来越浓。但说起来也很奇怪，这些年，我对年这东西，兴趣越来越淡。自我感觉，除了手忙脚乱，就是海吃海喝。没啥意思嘛。

常常想起我的70年代。当然是上个世纪的70年代。那时候，过年的第一个好处，是可以解决馋的问题；第二个好处，是可以解决穿新衣服的问题；第三个好处，是可以解决审美的问题。

我特别想说说这个审美问题，标志性事件，是贴年画。那时候的乡村人家，不贴年画，还能叫过年么？

在贴年画这件事上，在我们家，我是一个微型的独裁者，牢牢地掌握着决定权和行动权。想七嘴八舌搞民主？门儿都没有。

贴年画之前，要先买旧报纸糊墙。墙上的报纸，经过一年的烟熏火燎，已经变黄，很不适应辞旧迎新的大好局面，必须彻底加以改变才行。都是在腊月二十七八以前，把家里裱糊一新。我和四个哥哥，有时也包括父母在内，都是裱糊匠。很多年后我才知道，这一行的祖师爷非李鸿章莫属。人家是大清帝国的裱糊匠嘛。

墙面、棚顶都糊好了，等待一两天，让它干透。然后，就可以贴年画了。我都是提前两天把年画买回家。从父亲手里接过几毛钱，一般不会超过五毛，步行四五里路，到皮口镇的新华书店，从几十种待售的年画中，挑选四张。一张年画，也就几分钱。印象中，最贵的，也就一毛一分钱。五毛钱够用了。剩下的钱，可以买几颗甚至十几颗水果糖犒劳自己。这就是权力带来的好处。我竟然没有从中悟出日后的从政之道，可谓愚蠢透顶。是不是独裁会让人变得愚蠢呢？待考。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的年画，就是政治宣传画，几乎每一张都“三突出”。从美术史的层面上说，是承袭了50年代的“新年画”风格。1950年全国“新年画创作奖”的获奖作品，《农民参观拖拉机》《劳动换来光荣》《毛主席大阅兵》《新中国的儿童》等等，你一看标题，就能大致猜出它的内容。到70年代，基本还是这个样子。稍有区别的是，把革命样板戏的剧照，也当成年画。

李铸晋和万青力合著的《中国现代绘画史•当代之部》，对“新年画”有这样的评价：“由于政府的推动和大量的印刷发行，新年画创作在全国范围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新年画不仅为巩固新中国政权做出了贡献，也成为绘画为政治服务的样板，同时也对其他画种造成政治压力。”

这段话所提到的“难以估量的影响”，我有切身体会。一则，是让我树立了革命理想；二则，是让我确立了恋爱观。前者是看了一幅女青年开东方红拖拉机的年画，英姿飒爽的，让人羡慕。我暗中发誓，长大后，自己也要开东方红拖拉机。读小学时的作文《我的理想》，写的就是这个。老师看完，笑了，说，咱大队，就一辆东方红，能轮到你来开？后者是看了一幅女青年在稻田里撒化肥的年画，身子骨真结实，还笑盈盈的，好可爱好可爱。我暗中发誓，长大后，就娶这样的女青年当老婆，让她天天在稻田里撒化肥。可惜不久我就知道，我们生产队的稻田太少，撒化肥这种活儿，不够一个人干两天的。唉，这可怎么办呢？愁死我了。

把年画端端正正贴到墙上，剩下的事情，就是欣赏。我每天都要欣赏一番。到邻居家串门，第一件事，也是欣赏墙上的年画。有时候，还一边欣赏，一边浮想联翩。我曾经的理想，曾经的恋爱观，就是这样萌生出来的，你信不信？

队长家的狗

闲着也是闲着，讲个故事吧，讲一个狗的故事。不过要讲狗，必须从地瓜说起。没有地瓜，也就没有狗的故事。

妈给我一个地瓜，吩咐四哥，说你背着老五出去玩，小兔崽子闹死我了。妈正在做饭，我等不及，闹着要吃的，妈生气，把我赶出家门。

四哥那年也就十多岁，我更小。四五岁的样子。年龄是个宝啊，由于小，我才得到一个地瓜，而且，四哥必须背着我。我知道四哥不太情愿，嘴里嘟嘟囔囔。我不管他嘟囔不嘟囔，趴到他后背上，一心一意对付那个地瓜。

地瓜很大，比我的手掌大很多，很可能跟我的脸一样大。熟的，也是凉的。管它凉不凉，能对付饥饿就好。我经常说，小时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饥饿。饿得我好难受。

走出家门没几步，四哥扭过头，说，让我咬一口。他的意思，是想咬地瓜一口，不是咬我。我有点儿不情愿，但不敢不给他咬。我把地瓜送到他嘴边，没想到，四哥嘴巴大开，像很多年后我才认识的鳄鱼那样，扑哧一声，把我的心咬疼了。好可怜，我才咬了两口。我心里合计，我就是再咬两口，加起来也赶不上四哥的一口。我吓一跳，赶紧又咬一口。

四哥猛走几步，咽了那一大口地瓜，又扭过头，说，让我再咬一口。我吓得魂都要飞了，他要是再咬，就剩不下多少了。可是我，敢不让他咬么？正犹豫着，一条大黑狗，不知从哪里冲了过来，冲我们汪汪大叫。四哥吓得身子一抖，我吓得手一抖，地瓜掉到地上。那狗叼起地瓜，飞一样跑远。

四哥把我放下来，捡起一块石头，打那条狗。哪里打得着？大黑狗，在石头的射程之外，津津有味地啃剩下的半个地瓜。

四哥牵着我的手往回走，边走边说，是队长家的狗。

从此，每次见到队长家的狗，四哥都捡起石头打。见一回打一回。以至于那条狗，见了四哥，就远远跑开，有点儿退避三舍的意思。

四哥恨队长家的狗。几年后，队长家的狗死了。四哥那个高兴，在我面前念叨过很多次，说死了好，死了活该。我听不懂他的话。我已经忘了地瓜和狗的那件事，经四哥反复提醒，才好不容易想起来。

又过了几年，四哥十七八岁的样子，到生产队参加劳动，队长还是原先的队长。四哥恨乌及屋，总跟队长闹别扭，搞得队长很恼火。后来队长报复四哥，下手特别狠。那天的农活，是在小葱地里拔草。这活儿我干过，很容易连草带葱一起拔掉。你可以想象，干完活以后，堆在地头的草堆里，肯定会夹杂着一些小葱。四哥说他从草堆里捡了一小把葱，也就比较可信。可队长偏偏一口咬定，葱是四哥偷的，罚款五元。那时候，一天的工分，才几毛钱，五元是个大数啊。

后来没有了生产队，队长变成了居民小组长，权力大大降低，或者也可以说，是丧失了权力。四哥说，活该。他觉得很解恨。

这些事，至今已有四十多年。现在想想，没有狗的故事，四哥就不会跟队长闹别扭，不闹别扭，队长也就不会故意找茬罚款。这说明，不良情绪，会像癌症一样，四处扩散。所谓迁怒，就是扩散的过程，是恶的源头。

我讲这个故事，没有丝毫贬低四哥的意思。他的心理很正常。他的故事，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里，都有不同的翻版。也就是说，遗忘虽然是一味良药，但谁也不肯服用它。

运动会

看北京奥运会，我时不时想起小时候看过和参加过的运动会。似乎很奇怪。想想，又不觉得奇怪。一回事嘛，规模不同而已。

印象中，在我的童年时代，“群众性体育活动”搞得不错。几乎每年，大队都要开一次运动会。那时候不叫村，叫生产大队，下边是生产小队，上边是人民公社。大队运动会都是安排在农闲季节，大多在初秋，庄稼在地里长着，离收割还有些日子，耽误几天不要紧。那时候日子过得清汤寡水，但运动会的气氛很热烈。运动会每年都在我们学校的操场上举行。很多红旗，很多彩旗。很响亮的歌声。很多人。社员们都放假，学校也放假，男女老少，能来的都来。哪个选手得了冠军，会立刻成为名人。人人都盼着自己小队能赢。没有金牌榜，按分数算，总分数第一名，就是最大赢家。记得我们小队得第一名的时候，全队上下那个高兴，比吃了一口猪头肉还高兴。

记得有一年，我们小队的一个女孩，被选手投掷的标枪扎了脚，疼得哇哇大叫。

公社也开运动会。要是谁能在公社运动会上拿到冠军，更是不得了，幸运的会被工厂招工。公社运动会我也去看。运动员里边，熟人少，不那么兴奋。

学校也开运动会。小学、初中、高中，都开运动会。

小学开运动会的时候，我的角色，以观众为主。个头小，步子短，力气少，没办法，只能混在观众堆里起起哄。有一年，班主任老师心血来潮，让我上场跑“百米速算”。就是在百米中间停下来，做一道数学题，然后再跑向终点。我不想跑。确切地说，是不敢跑。要是跑在最后，多丢脸啊。老师瞪起眼珠子，说，你的学习成绩好，你不跑谁跑？没办法，只好跑。心里七上八下地站在起跑线上，正准备起跑，一个同学飞快赶过来，小声告诉我一个数字，是那道数学题的得数。对吗？同学说，没错儿。我很感动，对他说，明天，我拿土豆饼给你吃。很快，发令枪响了。我最后一个跑到数学题那里，也没看题，赶紧写上那个数字，起身再跑，第一个冲过终点。我们班同学一阵欢呼。老师接过我的题，看一眼，说，错了！我心里冰凉。幸运的是，后边的选手，也都错了。我成了冠军，但这冠军不太光彩。我回到自己班级的座位上，揪住那个报信的同学的衣领，对他说，明天，我不拿土豆饼给你吃了。

每逢学校开运动会，我表哥都趾高气扬，见了谁都不爱搭理，见了我更不爱搭理。他擅长运动，喜欢“五项全能”。运动会前几天，他把学校的标枪和铅球带回家，在街道上抛来抛去。有时候还一个人在田间地头跑来跑去。他的临阵磨枪还真见效，每次运动会，他都能得到很多奖品，毛巾、香皂、田字格本、横格本，都有。我嫉妒得眼睛发蓝，盼着运动会早点儿开完。表哥的学习成绩不好，平常日子，他不敢在我面前嚣张。我不知道表哥的想法。以我的小人之心猜测，要是学校天天开运动会他才高兴。

读初中和高中的时候，我都在重点班。重点班是学习尖子，但不是运动尖子。矬子里边选大个，我只好硬着头皮上场，还是主力，短跑，一二百米。可气的是，连续几年，每次的成绩都完全相同，预赛第三，决赛第五。唉，啥也别说了，好好学习吧。

一晃很多年，老家的日子也越来越红火，让我纳闷的是，无论是村里，还是镇里，都很少开运动会。怎么回事呢？是一心扑在经济上了？

北京奥运会结束之后，我突然萌生了运动的念头，每天早晨都早早起床，到街上跑一会儿。不敢做奥运冠军梦，只是想运动运动。坚持了几天，有点儿不太适应，改成散步。

还好，散步一直坚持到现在，我发现自己苗条了不少，身上也清爽不少。

我的头脑里似乎也有一点儿奥运精神，你说是不是？

杀年猪的日子

杀年猪的日子到了。乡下习俗，元旦之后到春节之前，都是杀年猪的日子。猪的号叫，就是辞旧迎新的号角啊。很多农民，以及农民子弟，已经习惯于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猪的绝望之上。

小时候，每逢杀年猪的日子，我都有一点儿莫名其妙的兴奋。民谣里说：“小孩小孩你别哭，过了腊八就杀猪。”就盼着这一天嘛。不光有肉可吃，还可以把猪尿泡吹起来当球踢，要多开心有多开心。遗憾的是，苦苦等待一年，才能得到一个猪尿泡，踢几天就破了。要是天天都有猪尿泡可踢，说不定日后就能成长为足球健将呢。

杀年猪的日子，也是亲戚好友聚会的日子。杀猪的人家，会喜着脸提前发出邀请，说哪天哪天，来家里吃肉啊。这是最基本的礼节，不请不行。你不请，人家会说你是“房顶开门”，不走人道。被邀请的人，也都喜着脸答应，好啊好啊。哪能不答应呢，一年的萝卜青菜吃下来，就盼着杀猪解馋，酸菜炖白肉，萝卜干血肠，多好的“嚼咕”，错过了可惜。

时光倒退三十年，杀年猪的时候，请谁不请谁，都要用手指头掰清楚，弄不好，是要得罪人的。

文友马廷奎写过一篇微型小说，说在他老家的村子里，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大家族中的老大第一天杀猪，老二便第二天杀，老三呢，肯定是第三天杀。要是老大不动手呢？老二老三肯定不动手，耗着，在心里较劲，看谁耗得过谁。你不能耗到除夕那天杀猪吧？你不能，人家屠夫没时间伺候你。耗的结果，往往是老大先妥协：“唉，没办法，咱是老大呀。”而几顿杀猪菜吃下来，兄弟妯娌几个心情都不舒畅。这是一场暗斗，还都说不出口，憋着劲，明年年底再接着斗。

读这样的小说，真是让人心凉。但小说很真实，虚构的成分很少。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理解，至于这样么？还真就是这样。我是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对此有过刻骨铭心的感受。

想想吧，日子清苦，兄弟几个的嘴巴都淡，肚子都空，一顿杀猪菜，多的时候，能吃掉半头猪。看官可能会有疑问，你这话说得，也太夸张了吧？说实话，一点儿也不夸张。有经验的屠夫都知道，一头猪，一刀下去，放了血，再把内脏拿掉，差不多就能去掉体重的三分之一。补充说一句，以前人的日子清苦，猪的日子更清苦，吃糠咽菜的，长不大。养一年，也就一百几十斤，要是能长到二百斤，全村拍案惊奇。这么小的猪，除了近三分之一，再除了骨头，剩多少肉啊。吃掉半头猪，不算夸张。谁先杀猪谁吃亏，这毫无疑问。第二天杀猪的人就占便宜了，头一天满肚子的肉还没有消化完呢，还能吃多少？第三天杀，就更占便宜。

往事不堪回首。现在日子好过了，谁也不会在这种小事上斤斤计较了吧？但记住这些，很重要。

已经连续好多年，到了杀年猪的日子，我都会接到电话，邀请吃杀猪菜。

正说着呢，电话来了，是七婶。不是我七婶，是朋友老罗的七婶。头些年，我年年都到老罗家吃杀猪菜，后来老罗变成了候鸟，在城乡间来回飞翔，不方便养猪，就改成到七婶家吃杀猪菜。

七婶说，过两天家里杀猪，你来呀？我笑了，说，好，一定去！七婶说，你多带几个朋友来呀，人多了热闹。我说，必须的。嘿嘿。

二哥和公羊

二哥不是我的亲二哥，是邻居家的。两家都是从山东掖县过来的，山亲水亲，人更亲。经常走动。记忆里，二哥几乎每天晚上都到我家串门。跟父亲说闲话，跟我说闲话。二哥有一天心血来潮，为我勾画了一幅未来的图景。二哥说，等你高中毕业，咱俩合伙收破烂去，兼营磨剪子抢菜刀……我吓了一跳，心说，我才不要收破烂，更不要磨剪子抢菜刀。

二哥的日子过得比较干燥。他大概有六十多岁，还是光棍一条。

二哥年轻的时候，有过很多次相亲的经历。在他不年轻的时候，也有过很多次相亲的经历。光村里的首席媒婆许凤仙就前后给他介绍了两巴掌。都不满意。开始是姑娘们不满意。二哥闷头闷脑，本来话就少，见到姑娘，一紧张，一激动，浑身发硬，连舌头也硬，更是说不出话来。姑娘们不满意，说，哑巴嘛，一棒子打不出个屁来嘛，怎么跟他过日子？不行，不行的。后来二哥的年龄大了，姑娘们开始退场，上阵的都是寡妇。而且无一例外，身后都拖着“油瓶”。照二哥的意思，“带一个女孩也可以”。可怪就怪在，那些寡妇的身后都拖着一个男孩，有的还拖了两个男孩。二哥心说，我自己找媳妇都难死了，将来还要为别人找媳妇，不干！最后，连最敬业的媒婆许凤仙都泄气了，说，想吃王老二一个猪头，咋就这么难呢？当地习俗，男女结婚，都要答谢媒婆一个猪头。许凤仙的话里还藏了另外一个意思，说到底是不甘心，有了挫折感，二哥要是一辈子不结婚，她许凤仙的“事业”就不能算圆满。所以呢，许凤仙一次次卷土重来，有屡败屡战的意思，也有不见棺材不落泪的意思。

我还记得其中的一次。那次相亲，二哥大概才三十出头，也是许凤仙当媒人。许凤仙说，姑娘的名字叫淑花，今年芳龄才二十八。许凤仙说，淑花是个好姑娘，脸大腚大奶子大……没等许凤仙说完，二哥的寡母就叫了一声好，说完还直勾勾瞅了二哥一眼。二哥没表态，但脸上的表情在那儿，愿意了，急不可待的怪样子。二哥的寡母肚子里有谱，满心欢喜，但还是用眼睛责怪了二哥一下，熊样子，连口水都下来了，没个出息，不怕人家笑话。

二哥的寡母一连串叫了五六声“好”之后，事情就定下来了。赶紧相亲吧，相亲。

为了那次相亲，二哥的寡母费了很大心思，也费了很大力气。把三间平房里里外外都打扫过了，要多亮堂有多亮堂。吃的，喝的，还有给淑花姑娘的见面礼，经过充分论证和比较之后，也都准备好了。总的形势是万事俱备，只欠淑花。

相亲那天，二哥一大早就起来了。东瞅瞅，西瞅瞅，看看哪里还有不周到的地方。那天的二哥跟以往不同。那天的二哥，眼睛里光芒万丈，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早晨八九点钟，有人看见二哥蹲在门外的老槐树底下，给他的大公羊洗澡。洗得真叫仔细，唐朝的宫女给杨贵妃洗澡也没洗得那么仔细，连洗衣粉都用上了，搓得满身都是泡沫。搓一阵子，再揉一阵子，用清水冲去泡沫，再搓，再揉，再冲，好了，好一只白羊！大公羊本来就是白的，可它从来没有这么白过。除了四只蹄子是黑的，别处都白得不能再白，像一身白礼服，酷毙了，帅呆了，戴上一朵小红花，就是一个活脱脱的新郎。

说到这一层，大公羊要比它的主人幸运多了。二哥活到三十出头，还没当过一次新郎。大公羊还不满五周岁，已经当过很多很多次新郎。村子里的母羊都是它的新娘。附近村子的母羊也是它的新娘。老话说，人跟人是不能比的。这话没错，可就是不太全面。别说人跟人，有时人跟羊也是不能比的。

太阳爬到老槐树头顶的时候，媒婆许凤仙的大嗓门在二哥家门口响了起来。老二，老二，出来迎客人呐。二哥慌慌地出来。二哥的寡母也慌慌地出来。都愣了。许凤仙身边站了一个小老头，哪里有淑花的影子？二哥问了许凤仙一声，淑花呢？许凤仙说，淑花病了。随手指一下身边的小老头，说，这是淑花她爸。二哥只惦记着淑花，对小老头没有多大兴趣，听说淑花病了，着急，脱口说一句，病了，要不要紧？许凤仙抬起胳膊，捂着嘴笑。

小老头在门外站一会儿。看老槐树，看树下的大公羊。没说什么。进了院门，还是看。进了家门，接着看。所谓的相亲，还有一个通俗的说法，叫“看家”。就是要看。看他个天翻地覆，看他个水落石出。换句话说，是做一次调查研究。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嘛。最后，小老头的目光落到二哥身上。说是“看家”，实际上光看家还不行，还要看人。不知道什么原因，二哥的目光没有迎上去，而是躲开了。小老头是有些学问的，看过《麻衣相法》，懂得“眼斜则心不正”。二哥的目光一躲，明显留下“斜”的痕迹，小老头心里咯噔了一声。但他沉得住，还是什么也不说。

小老头对二哥的坏印象，是从饭桌上得来的。他更坚信自己的看法，此人“心不正”。

见到生人不爱开口是二哥的老毛病。二哥的寡母急。许凤仙似乎更急，把话头挑来挑去，终于挑到大公羊身上。小老头接过许凤仙的话头，说了一句，那只大公羊，不错嘛。说到大公羊，二哥突然来精神了，垂杨柳遇到了龙卷风，张狂得厉害。他开始说话了。说什么呢？从买羊说起，说到放羊，再说到给母羊配种。说到配种的时候，二哥满嘴都是唾沫星子，身子还一耸一耸的，好像给母羊配种的不是大公羊，而是他王老二。小老头放下筷子，脸子也掉下来，乌云密布。小老头说，给母羊配一次种，多少钱？二哥没注意到小老头的脸色，仍然兴致勃勃，他伸出五个手指头，在小老头眼前晃了晃，说，五毛。小老头掏出五毛钱，扔到饭桌上，对许凤仙说，今天，就算是让大公羊给我配了一次种。说完下地，穿鞋，头也不回，走了。许凤仙赶紧跳下炕，脚赶脚地追出去。二哥还在犯迷糊，心说，好好的，怎么就走了呢？二哥的寡母没说什么，心里却是凉透了。想忍，终于忍不住，布满皱纹的脸上，老泪纵横。

二哥迷迷糊糊走到门外，看见老槐树底下的大公羊，还是一身的白礼服，还是一副新郎的嘴脸。他一下子清醒了，大公羊，你坏了老子的好事！

二哥把大公羊杀掉了。不是用刀，而是一把铁锨。一铁锨下去，削掉了公羊半个脑袋。羊血喷到老槐树的树干上，很红。

关于相亲这一段文字，我是通过二哥一次又一次眼含热泪的诉说，再加上合理想象，虚构出来的，可能跟事实有点儿出入。不过我觉得，即便有点儿出入，也不会太大。我跟二哥接触的时间太长了，我了解他。我还想请他到我的某一篇小说里边，好好地表演一下呢。

苹果的气味

苹果的气味从童年的方向飘过来，越来越浓，越来越浓，浓得化不开。此时此刻，书房的每一个角落，写字台上，甚至是电脑的键盘，都落满了苹果的气味。我的手指在键盘上敲打，那气味便水珠一样溅起来，在嗅觉的领地里跳起欢快的舞蹈。

苹果的气味里有田野的消息，有风雨的消息，有春天、夏天和秋天的消息，有甜的消息和一点点酸的消息。是的，就是这样，苹果的气味里有很多我喜欢的消息，从遥远的童年飘过来，源源不断地飘过来。

我对苹果的认识就是从它的气味开始的。应该从气味开始。也只能从气味开始。

是读小学的时候吧，我到离家两公里的皮口镇上去“探险”，在百货商店里，被苹果的气味深深地吸引。那么好的气味，我以前从来没有闻到过。那家商店的门向东开，进了门，左手的那一端，就是苹果柜台。右手的那一端，是各种百货，肥皂，洗衣粉，还有毛巾。毛巾上都印着伟大领袖的语录，“东风压倒西风”什么的。朝右边的方向一直走，可以通过商店的另外一扇门走到大街上。我很少往右边走。右边的气味很难闻。还是左边好。左边有苹果的气味。

苹果装在穿着白色油漆的木槽里，一个挨一个，每个木槽里都蹲着一块木牌，木牌上用粉笔标出苹果的品种，“国光”“红玉”“红元帅”“黄元帅”。我不懂这些字的意思。我只知道，有些苹果是红色的，有些是绿色的，有些是半红半绿的，有些是黄色的，有些苹果上面还挂了一层白霜。我就知道这些。

木槽迎着顾客的那一端摆得比较低，这是很聪明的摆法，可以增加苹果对顾客的吸引力。我被深深地吸引了。可惜，我不是顾客，只是一个看客。

我把手伸进自己的衣兜。衣兜里什么都没有，除了我的五根手指头。没有别的办法，我只能在苹果柜台前面做深呼吸。深深地吸一口气，用力把苹果的气味吸进来，憋住气，把苹果的气味消化掉，然后再把剩余的废气缓缓地排出去。就这样，一次一次又一次，反复做下去。我很纳闷，我吸收了那么多苹果的气味，好像那些气味并没有减少，这是怎么回事呢？

卖苹果的售货员是个好看的大姑娘，她笑眯眯地看着我。她总是笑眯眯地看着我。我很羡慕她。我羡慕她能够天天跟苹果的气味在一起。

我做过一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长大成人，娶了一个卖苹果的女人做妻子。每天回家，她都带了满身的苹果味。我幸福极了，像苹果里的虫子一样幸福。

连续很多年，每次到皮口镇，我都要去看看那些可爱的苹果，都要拼命去吸一些苹果的气味。

我一次一次问自己，谁吃了柜台上的那些苹果？

我心里很难过。每次走出那家百货商店，我心里都很难过。

我的自卑感就是那时候长起来的，比雨后春笋长得还快。

现在我才真正认识到，苹果的气味，曾经对我的童年进行了多么残酷的空中打击。

我不记得自己第一次吃苹果的情景了。完全不记得。在这里，记忆跟我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

这样也好，你说是不是？

有苹果的气味陪伴我的童年，已经足够，我不能奢求太多。

我的一位作家朋友，曾经跟我说起他小时候吃苹果的事。他连苹果核都不放过，完全彻底地吃下去。他还说起他怎样跟村里的一群孩子争抢别人扔掉的苹果核。怎样嗷嗷叫着，怎样在泥地上打滚，怎样撕破了衣裳回家挨父母的臭骂。他说得动情，似乎也有些辛酸。我倒是有些羡慕他，至少，在他小的时候，偶尔会有苹果核可抢，偶尔会有苹果可吃。我觉得他很幸运。

还有一位朋友说他小时候，每年秋天，他父亲都能“走后门”到罐头厂买回半水桶的苹果核。看到父亲提着水桶走进家门，是他最快乐的瞬间，可以说是终生难忘。这位朋友的童年，让我嫉妒。

现在情况大不一样，可以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苹果已经成为生活中极其普通的日常消费品，而且品种也比过去增加了很多。我们应该用感恩的心态来面对这样的变化。

奇怪的是，我再也闻不到苹果的气味。这是真的。

苹果的气味在我眼前消失了。也许，它只能在我的童年里存在，在我的回忆中存在，越来越浓，越来越浓，浓得化不开。

阳台上的牵牛花

6月中旬，阳台上的花陆续开放。天竺葵、美女樱、月季、金盏菊和牵牛花，都陆续开放了。最亮眼的要属牵牛花。微风吹过，它们的叶子和花朵在空中轻轻地抖，像禁不住痒痒，笑个不停。在街道上行走的人，时常要仰起头来看上一会儿。有时还会吸引几个衣着鲜艳的中年女人，她们聚在一起叽叽喳喳，对我的阳台指指点点。

那天赶巧了，正好我进了阳台，几位女士亮开嗓门跟我打招呼。她们说话的语气很像是享受副处级待遇的女干部。她们说：“喂，楼上养花的同志……”我原以为现在的成年男人都是“先生”，听她们一说，我才明白过来，别的男人都是“先生”，我呢，还是“同志”。我心里这样嘀咕，脸上却挂满了笑容。我耐心回答她们的问题。都是些跟花有关的问题。我把自己知道的，都告诉她们，不知道的呢，就老老实实回答，这个我也不太清楚。总的来说，谈话的气氛很友好。她们散去之后，我心里还在接着嘀咕：偶尔跟几个陌生女人说说话，也挺好的。这种事即便是发生在阿拉伯国家，大概也不算是丑闻吧？

我经常到阳台上忙忙碌碌，为各种花草浇水、施肥、松土，还要修剪一下病枝和病叶。我准备了一些小巧的工具，小剪刀、小铲子、小锄头，都是小的，其中还包括我的小心翼翼。这些都很重要。我的想法是，你要是喜欢花，你就要对它们好，就像你要是喜欢哪个女人，就不能天天打她的屁股一样。

我掌握不少花卉知识。这些知识以前在书上看到过，但总也记不住。现在有了养花的实践，这些知识就化成了我的血和肉，每天都带在身上。老话说：“实践出真知。”真的是这样。现在要是以牵牛花为话题，我会唾沫飞溅跟你说上半天。这还仅仅是介绍个概况。在这里，我不想说那么多，只说一句，牵牛花按逆时针的方向旋转，缠绕在可以缠绕的物体上面。为什么会这样呢？答：它喜欢这样，于是就这样。

我的牵牛花，每一株都缠绕在阳台的栏杆上，一扭一扭，向高处攀援。它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我，向上的路，总是很曲折。它们说对了。这么多年，我的人生经历也证明了这一点。

我的牵牛花，不仅仅是缠绕在阳台的栏杆上，它们还缠绕了一些人和一些事。有时候想起来，这些人和事，似乎比牵牛花本身更耐人寻味。

种植牵牛花的想法，从早春开始。熟识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一个亲近自然的人，喜欢花花草草这类东西。当然我喜欢的不仅仅是花花草草，还有别的，比如天空中一朵一朵的白云。可我对白云只能远远看着，一点儿办法都没有。它们在空中飘来飘去，今天去了北京，说不定几天后又去了上海，我有什么办法呢？用一根绳子把它们拴在阳台上？

不要胡思乱想，还是老老实实种花养草吧。

我经常往卖花盆的地方溜达。今天看好买一两个。明天有了新的想法，再去买一两个。没有计划，没有章法。这样买来买去，就跟一个卖花盆的女人混熟了，有时还彼此开两句玩笑。这个女人的脸上隐藏了一朵大丽花，一看到我就开放，鲜艳极了。但也有不开放的时候。那是一个黄昏，下班以后，我在街上拐一个弯，拐到她的商店里去。远远地，我就听见她跟儿子吵嘴，嘟嘟囔囔，很气愤的样子。她儿子是小学生，正趴在一张小桌子上写作业，不时抬起头跟她顶撞两句。她看见我，只是点点头，脸上怒容未消。我动了动手指头，把她叫到一边，小声说：“你这样不行。你要学会表扬孩子。好孩子都是表扬出来的。”她挑了一下眉梢，说：“真的？”我点点头，说：“真的。”她的嘴角轻轻颤一下，脸色开朗了许多。她很快走到儿子身边，大声说：“你要好好写作业，听见没？你要是写好了，我就表扬你。你要是写不好，我就打你。”说完还回头看了我一眼。我笑了。是苦笑，心里沉甸甸的。

牵牛花盛开的季节，岳母经常到我家里来。来了，也不说什么，直奔阳台而去。有时在阳台上一坐就是两个多小时。我觉得岳母的行为有些怪异，她想干什么呢？后来，岳母说话了。岳母很严肃地对我和妻子说：“自己家养的花，自己不看，都叫别人看了去，不是太吃亏了？”

话说到这个份上，很严厉了，应该说是批评了，或者说是一种警告。我一个劲地点头，满脸都是痛改前非重新做人的表情。妻子的表现很一般，背过身子，偷偷地笑。

岳母离开以后，妻子告诉我，岳母从我家楼下经过，每次都站在人行道上，仰视阳台上的牵牛花，每次至少要仰视十分钟。

我觉得岳母的话很有道理。当天吃晚饭的时候，我盯着女儿看了又看，看得女儿有点儿发毛，开始用眼神向妻子求助。

妻子说：“你干吗？神经病啊。”

我很严肃地说：“自己家养的花，自己不看，都叫别人看了去，不是太吃亏了？”

女儿笑了。她笑起来的时候，很像是一朵粉红色的牵牛花。

作家的旅行

聊聊旅行。阿成的话：“没有聊天的生活，那还叫生活吗？”

好，咱们聊聊旅行。

往大处说，我们都是天地间的行人，都在旅途之中，人生的终结，也是旅途的终结。往小处说，是离开住地，到别处，走走，看看，看看风景，看看风景之外的种种妙处不妙处；是换一个环境，让自己紧绷绷的神经，松弛一下。很多人热衷于旅行，原因可能就在于此。

今天只聊小处，说走走看看。

常人的走走看看，可能只是走走看看，在这样或那样的景点，拍几张照片，作为“到此一游”的物证，或待来日回忆之用。搔首弄姿，或不搔首不弄姿，都随心情。旅行中，可以捎带着，尽吃喝之兴。

作家不是这样。或者说，不完全是这样，不应该是这样。

我认识的作家里边，最喜欢走，最会走，走得最好的，是阿成。就是那位写过《年关六赋》的阿成，写过《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的阿成。以我对他言行的了解，以及对他作品的了解，可以得出结论，他的很多作品，都是走出来的。在我眼里，阿成是一个“职业精神”浓度非常高的作家。在这方面，我自愧不如。好在，我终于认识到这一点。亡羊补牢，好歹也会挽回一些损失的吧。

我跟阿成一起走过两次。第一次，我陪他走大连，走旅顺口，走瓦房店的乡村和海滨。晚上住宾馆，三四文友，就某个文学话题，还搞了一次座谈。前后才三天时间。对于我，最大的收获，是认识了生动的阿成，而且聆听了他对文学的感悟。对于阿成，收获之一，是写出一部中篇小说。我在《中国作家》上读过那个中篇。小说的内容，跟那次的一走，有密切关系（我很纳闷，他是怎么“鼓捣”出来的？这太可怕了）。另一个收获，是委托我，把聊天式座谈的录音，整理成文字稿。《小说林》发表后，竟然在全国小小说创作领域，引逗出不小响动。

之后是走长春。不是在市内走，是到乡下。闲聊时，阿成说道，作家，应该成为“背包客”，要有走四方的冲动，要有走四方的脚力和脑力。一席话惊醒梦中人啊。

遗憾的是，阿成2010年夏天亲自策划的北大荒之行，我因别的事情拖累，没能如愿。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遗憾。我知道，在我的作品库里，少了关于北大荒的一笔重墨。也非常有可能，是少了关于人生关于文学的一笔重墨。

从阿成的随笔集《影子的呓语》里边，很容易看出他的走痕。《吃在朗乡》《德莫力鱼》《东方的温州》等等，都是，篇幅占据整本书的一半以上。

阿成给我的感叹太多了。他把旅行和写作，拧在一起，变成一股绳。这股绳，很粗，很结实，很“给力”。他善于在旅行中徘徊。不是脚步的徘徊，是情感的、思绪的徘徊。他的徘徊功力，近于登峰造极。

另一个会走也善于徘徊的作家，是汪曾祺先生。汪老文风，山高水长。汪老的随笔，让我度过许多宁静惬意的时光。枯燥的日子，让人蹙眉的日子，读读汪老的文章，顿时身心两闲。这样的前辈作家，可以归于顶礼膜拜之列。

我很喜欢汪老的游记。他的《天山行色》，堪称游记中的楷模。他是摄取“小景”的大师。他不屑于告诉读者，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不说这个。只说途中的一点，用摄影的行话，是“兴奋点”。围绕这一点，徘徊出一篇文字来，足以遣兴，足以娱人。这就足够了。

当文学遭遇旅行，不走，你就对不起文学。说到这里，我又想起阿成的一句话，有些模糊，大意是，我就是要不断地下去，没人请，也要下去！

对于作家而言，下去，就是走四方，一走再走。

四月的行乐

辽东半岛的4月，只能算是早春。每年的这个时候，我都要四处走走。到山上走走，到乡下走走。从古到今，像我这样的人，大概不算少数吧。李渔《闲情偶寄》“春季行乐之法”说：“花可熟观，鸟可倾听，山川云物之胜可以纵游。”我不觉得“行乐”有什么不对。杨恽《报孙会宗书》中说：“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看似胸无大志，看似“消极”，细品，却也有点儿道理。退一步说，单调枯燥的日常生活，需要不断调剂。在屋子里憋屈了一冬，即使没有“山川云物之胜”，也该出去透透气。

我常去的地方，有两座山，东屏山和老帽山。都不是高山。还有一些小村庄，也常去。古代某地的谚语：“踏青须带小鸡钱。”指的是暮春，“田家伏卵哺雏，巷陌皆满”，不小心踩死踩伤，要赔偿人家一点儿钱。这个谚语很有人情味。我的性子急，等不到暮春，早早就去了。这样做至少有一个好处，可以省了“小鸡钱”。

所谓“四月的行乐”，对我来说，就是看春，听春，咬春。

早春很好看。好看就是美。美，可以从一只茶杯开始，也可以从一树杏花开始。东屏山和老帽山下的小村庄里，杏树很多，4月著花，一片绚丽，有如少女羞红的粉腮。“红杏枝头春意闹”，是应该好好地闹一闹。还有梨花、毛樱桃，也跟着闹。挺好。老帽山的映山红，“灼灼其华”，也不错。最赏心悦目的，是“杨柳依依”。杨柳的初绿，应该是4月的底色吧？在一条乡村小路上，面对两排高大的、刚刚爆出鹅黄嫩芽的柳树，我“依依”了很久。我心里很柔软，无端地觉得，生活是很可爱的，生命是值得珍惜的，哪怕是草木般的生活，哪怕是草木的生命。

除了木本植物，一些细小的草本植物，也可观可赏。紫花地丁、蒲公英、白头翁、委陵菜，都开花了。要走到近处，用“特写”的眼光去看才好。它们开得那样任性，那样无拘无束，让我感到山野也有“亲情”。在老帽山，我看见过一株不知名的野花。叶子似牡丹，却小得多。管状花，淡蓝色，别有风韵。我查过一本植物图谱，没有找到它。它到底是谁呢？

幸运的话，还能看到蝴蝶。白蝴蝶，花蝴蝶。我以为蝴蝶是吃花粉的。可我在4月初就见过它们，周围的山坡上一朵野花也没有。奇怪，这么早出来干吗？吃什么呢？

看水族。我在一湾浅水中，看见过一只蝼蛄虾。我伸手指给朋友看，那虾倏地逃到水中的一片枯叶下面，只露出两只小眼睛，瞪着我。我还隐隐约约看见一小群麦穗鱼，倏忽来倏忽往，游兴甚浓。周作人散文《金鱼》中有这样的句子：“我想水里游泳着的鱼应当是暗黑色的才好，身体又不可太大，人家从水上看下去，窥探好久，才看见隐隐的一条在那里，有时或者简直就在你的鼻子面前，等一忽儿却又不见了……”我也觉得这样才有意思。周作人喜欢鲫鱼和白鲦，我也喜欢。但在一汪浅浅的水湾里，我觉得小小的麦穗鱼，最为适合。

听春。听什么？听鸟声。没有鸟声的春天是寂寞的。古人说，“鸟鸣春”。鸟在春天才叫得欢。入夏之后，就不大叫了。但麻雀好像是个例外。鸟可听，也可看。但看不如听来得容易些。4月的鸟声比较稀少，山雀、柳莺、喜鹊，大概还有一两种我叫不出名字的鸟。到5月，鸟声才会密集起来。但人这东西是很怪的，越是稀少，也越觉得珍贵。

还有更珍贵的，是听山泉的长吟。稍嫌单调，但不知疲倦，执着得很。由于这种或那种原因，我的脚步所至，已经很难见到山泉。“很难”不是绝对没有。幸运的是，我曾经在老帽山，“逮”到过一股山泉。前面提到的蝼蛄虾和麦穗鱼，都是这股山泉中的“风景”。我和两位朋友逆流而上，在山泉中一巨大而平坦的花岗岩上野餐。泉水从一侧绕过花岗岩，落差处形成一个小小的瀑布。那一顿野餐，我们三个人，都有了醺醺的醉意。陆羽《茶经》上说，饮茶，“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听淙淙的泉声，我心里一直在想，要是能用这清澈的“山水”来泡一壶茶，该多好。

很多年了，我对咬春一直兴致不减。咬春，说白了，就是吃野菜。

汪曾祺先生有一道拿手菜，荠菜拌海米。在《文章杂事》中，他提到过这道菜的做法：“荠菜焯熟切碎，香干切米粒大，与荠菜同拌，在盘中用手团成宝塔状。塔顶放泡好的海米，上堆姜米、蒜米。好酱油、醋、香油放在茶杯内，荠菜上桌后，浇在顶上，将荠菜推倒，拌匀，即可下箸。”将过程说完，他老人家还不无得意加一句，“佐酒甚妙”。几年前，三五好友相邀踏青，在乡下的一位朋友家里吃午饭，我忽生雅兴，照汪老的法子给大家做了一道荠菜拌海米。我不懂厨艺，东施效颦而已。而且不知香干为何物，只好让它缺席。做得怎样呢？大概还行。满桌的菜，它是第一个被吃光的。或许是朋友们给我面子。由于懒惰，以后再也没有做过。

还是由于懒惰，我更喜欢可以生吃的野菜。苣荬菜，苦荬菜，白花地丁，蒲公英，野蒜。洗干净，用莴苣或豆腐皮打包，蘸豆瓣酱，入口极爽，大概也可以说是“佐酒甚妙”。我更偏爱苣荬菜和野蒜，每年春天，不吃上几回，绝不甘心。对野蒜，我还“发明”了一种吃法，快刀细切，加上品酱油，佐手擀面，能吃得满头流汗，给海参鲍鱼不换。

还有当地人发音“山蚂蚱”的一种野菜，我多次翻书，也没有查出它的学名。此物加少许野蒜做菜包子，有一种别样的滋味。登东屏山，常见乡下女人蹲在山坡上采“山蚂蚱”，其旁若无人之状，跟我构思文章的呆相可以并肩而论。

领略早春的意境，除了用眼睛、耳朵和嘴，还可以用鼻子。也就是嗅。花香和草香，还有泥土的清香，都可嗅。可惜我的鼻子不大灵敏，这一条只能略去不谈。

4月里，真正的好天气不多。常有寒潮来袭，阴雨连绵，不宜出行。此可恨之处也。

4月过后，春天越来越像春天，踏青的人也会逐渐多起来。可在我眼里，他们都是迟到者。

又是五月槐花香

我对5月有一点儿偏爱。对槐花，更是偏爱。5月槐花香，天天都是好心情。

5月是花季。在我的眼皮底下，就有花王牡丹、花相芍药次第争艳，还有名士樱花、小桃红等各展风姿，连萝卜花、白菜花这般小喽啰也来凑热闹。我最喜欢的，还是槐花。我说，槐花是5月的花魁，你信不信？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它开得高啊。树有多高，花就有多高。而洋槐，也叫刺槐，是高大的乔木，最高可达二十几米，在辽南，又是最常见的树种。你去乡下闲走，放眼看山，绿意簇拥之中，成片的白，斑驳的白，就是槐花。跟山连为一体，你想不看都不行。

这一回是故意去看。去一个叫东沟的地方。天底下，叫东沟的地方，多了。我去过的，就不少。不过这一个，却离得近，在石河镇，名声也响亮，是大连赏槐会的分会场之一。

东沟可真长。打开车窗，随山路，起起伏伏地走，眼里的槐花，也起起伏伏地开。那些年轻的洋槐，活得张扬，花也开得张扬。沿路有两排紫花槐，都紫盈盈的，礼仪小姐一般，是主人刻意的盛情吧。

但赏槐不是这样的，不能走马观花。得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树荫下最好。静心，啥都不想，让微风把花香，慢条斯理，一缕一缕送进你的五脏六腑里去。成语怎么说的，“沁人心脾”对不对？就是这样。赏槐，主要不是依靠视觉，而是依靠嗅觉。

槐花的香气非常纯正。有一种质朴的美感。这美感就源于它纯正的香。这是传统生活状态下村姑的美感，跟城里时尚小女子的美感，有天壤之别。

说不清为什么，槐花总让我怀旧。老是想起童年，想起童年的海防林，成片的槐花，把村庄香透。可惜保护不力，这样的景致，只能在记忆中永存。但即便在记忆中，每次想起，仍是无限向往。一首歌，叫《槐花开》，开头就是：“又是一年槐花飘香，勾起了童年纯真的向往……”作者是谁呀，怎么跟我想的一样。

在食不果腹的年代，槐花活人多矣。我写过一篇小说，《热爱槐花的老姑》，说老姑舍不得离开老槐树，拒绝一个又一个上门求亲的人，后来嫁给住在老槐树下的一个男人，一辈子住在槐花的香气里。每年槐花盛开，老姑也是喜笑颜开。她喜欢吃槐花糕啊。我特意强调，那棵老树上开的，是红蒂槐花。据我的经验，红蒂槐花，最甜，最好吃。我小时候，经常生吃槐花。专挑红蒂的，直接从树上撸下来，大嚼。随便说一句，紫花槐，不能吃。

把槐花跟爱情联系起来的，还有一首四川民歌：“高高山上一树槐，手把栏杆望郎来；娘问女儿望啥子，我望槐花几时开。”很美啊。歌中的“一树槐”，尤其让我注目。你知道么，一棵老槐，便是一道风景。我老家的村子里就有一棵，两个人合抱，才抱得过来。有多高呢？树下仰望，能望得人眼晕。就是这棵老槐，我把它安置在小说里，让老姑跟它厮守一辈子。

宋人梅尧臣《东溪》诗中有“老树着花无丑枝”一句，就一句，把老树之美“审”到极处。厉害。所憾者，不是直接写槐。直接写槐的古诗，倒也不少，白居易就写过，什么“袅袅秋风多，槐花半成实”，没啥意思。

东沟没有老槐，至少是没有老到让我魂不守舍的老槐。不要紧，它是一道正在成长的风景嘛。我有耐心等待。

也有人急不可待，跟我同行的朋友说，这地方真好，回头，我把老婆孩子都领来看看，把亲朋好友也都领来看看。他是真急，把一个“农家大院”的菜单都抄下来，说是回去让老婆点菜。呵呵。

远远看见蒲公英

田野一天天绿起来。到乡下闲走，在田间地头，在山坡，经常能远远看见几盏亮闪闪的蒲公英。花朵的黄色，具有很强的穿透力，像明星一样夺人眼球。也有白色的，数量不多，而且不到近处，你很难发现。

偶然听到过一首歌，跟蒲公英有关的歌，叫《蒲公英的约定》：“小学篱笆旁的蒲公英，是记忆里有味道的风景……”开头这两句，就深深打动了我。我就读的小学没有篱笆，但蒲公英是有的，在学校旁边的田野上，甚至在操场上，或者是教室的墙根下面。

我喜欢蒲公英，很喜欢。

小时候挖野菜，野菜的品种很多啊，我的首选便是蒲公英，尤其是开了花的蒲公英。一铲刀下去，它就告别了春天。由于喜欢，所以伤害。这话不仅仅在蒲公英身上适用，拿到别处，大概也不算错。没理可讲。

那一回真是幸运，我挖了很多蒲公英，我让它们的花朵朝上，一株一株摆布到最上层。这样看起来，筐里装的就不是野菜，而是金子。我挎着一筐金子，在村里雄赳赳地走，可惜没人舍得表扬我一下。回到家，父母也没表扬。只有那条大黑狗，冲我汪汪两声，我也没听懂是个啥意思。世态炎凉啊。我在学校里刚刚学会“世态炎凉”，一直用不上，这下终于用上了。也算是一种收获。

我挖的蒲公英都是喂猪喂鸡，自己不吃。那时候乡下人日子清苦，但在吃的问题上，却很矜持。他们不吃野菜，不跟猪和鸡争嘴。不像现在的人，尤其是城里人，春天不吃点儿野菜，就不能活了似的，嘴里边咯吱咯吱，没一点儿风度。假如时间真能穿越，把消息传到三十年前，乡下人非笑死不可。

现在我也吃蒲公英。开花的不行，得挑嫩一点儿的，刚打骨朵的，最好是没打骨朵的，洗干净，蘸豆瓣酱生吃。有点儿苦，有点儿涩，还有一点儿田野的清爽，挺好。我的牙口比不上猪，开花的蒲公英咬不动，说起来很惭愧。惭愧之余，想起当年给猪吃蒲公英，也没舍得让它蘸一点儿豆瓣酱，真是太不够意思。

我在自己的小花园里种植了不少蒲公英。我把它们点植在花池的外侧，甬路两边的鹅卵石地面上。让它们在鹅卵石的缝隙里生长。随意点植，叫人误以为是风把它们的种子吹到这里。鹅卵石下面是我特意为花园更换的沃土。我很自私啊，我是想，在我成长以及衰老的漫漫旅程中，让蒲公英一直陪伴我。

由于有了这样的亲密接触，我才知道，夜幕降临，蒲公英会合上它的花瓣，轻轻地合上。我打开书房的灯，它却关上自己的灯。

前几天到乡下踏青，跟朋友说好一起野餐。我指着一片草地，说就这边吧。朋友说，到那边好不好？那边有块大石头，平平整整的，坐三四个人没问题。我说不好，还是这边。朋友嘟嘟囔囔，很不情愿的样子。他哪里知道我的用心，这片草地上有几株蒲公英，在它身边野餐，不是别有情趣？说起来，还是这小小的草本植物懂我，一阵微风吹过，它们笑得摇头晃脑。

蒲公英的花语是“无法停留的爱”。大概是从果实的特性引申出来的。我不以为然。怎么无法停留？所有的爱，都会停留在某个地方，蒲公英也不例外。

关于蒲公英，我最想说的话一直没有说出来。现在我要说了，没有蒲公英的田野，还能称得上是田野么？

白鹭山“打”白鹭

哪能真打，爱还来不及。

摄影人的黑话，拍鸟不叫拍鸟，叫“打”鸟。读音要轻些，不能恶兜兜的。一声轻轻的“打”，里边藏了无限憧憬和无限怜爱，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却又非得表达一下的情感。

一说去“打”鸟，摄影人的眼睛立马唰唰地放出光来。

我们一行四人，急急匆匆，从辽南来到辽东，专门“打”白鹭。当然不仅仅是白鹭，也有苍鹭。方便的说法，只叫白鹭。

辽东山区宽甸县境内有一个白鹭自然保护区。每年，从惊蛰开始，就陆续有白鹭前来落户，到立秋，陆续离去。据说，它们已经往返几百年了。

保护区的核心地带，有一小小村庄。村名就叫白鹭。

夜宿白鹭村。长夜无事，跟房东老鲁聊天，聊的都是白鹭。近山辨鸟音，跟老鲁闲聊，学到了不少东西。意外的收获。

老鲁说，他曾经在树林中捡到不少小鱼，清一色白鲦。都是成“板”的，头挨头尾挨尾。老鲁猜测，极有可能是老鹭给小鹭喂食的时候，不小心弄掉的。这个猜测比较靠谱。你想啊，二三十米高的树，树梢摇摇晃晃，出点儿意外，也算正常。

老鲁忍不住笑，这白鹭真有本事，怎么弄的，头是头尾是尾，嘿。说完又笑。

老鲁爱鸟。受伤的小鹭，从树上掉下的小鹭，他都捡回来养着。当然，保护区也不让他白养，多少给一点儿补贴。

老鲁说，每年立秋后，都会有十多只小鹭，被遗弃在这里。它们没有能力飞走。看着真是可怜。

我说，不能养么？老鲁摇头。不能，冬天，到哪里弄小白鲦啊。

想象老鹭跟小鹭分离的场面，不知弃子而去的老鹭，会是怎样的心情。

按老鲁的建议，我们早晨五点起床上山。山就在老鲁家房后。问过他山名，他说没有正经的名，当地人都叫后山。这哪行呢？既然在白鹭自然保护区，既然白鹭喜欢在这座山上安家，就应该叫白鹭山。

叫白鹭山，就这么定了！

白鹭山很陡。好在，有摄影人长年累月踩出的小路，好歹会省些力气。一路攀枝抱树，气喘吁吁上了山腰。树林很密。有柞，有椴，有蜡，有落叶松，有色木槭……白鹭多在高大的柞树上筑巢。

上了山腰才发现，早有人占据了有利地形。四五台大“炮”，已经架好，对准各自的目标。

“炮”，也是摄影人的黑话，专指“打”鸟所用的长焦镜头。一般是六百毫米，也有用八百的。个别的，竟然披着迷彩外衣，粗且壮，非用三脚架不可，任谁也端他不动。更重要的一条是，很贵，不是谁都玩得起的。

我对摄影，仅仅是个爱好，喜欢“一镜走天下”，并无“专业”方向。比较而言，我的武器，射程较近，能不能“打”下几张好片，真是难说。

不免自惭形秽起来。

但我对别人占据的“有利地形”并不羡慕。干什么都一样，我不喜欢往人堆里去。换句话，也可以说是，我不喜欢跟别人采用同样的视角。

我离开人群，左拐右弯，企图从没有脚印的地方踩出一条出路。还真踩出来了。在人群左下方，一个不大的土坎，正好可以观察树上的几个鸟巢。比这更好的是，在树丛的枝叶间，出现一个空隙。白鹭飞来飞去，只要奔这几个鸟巢，就一定得飞过这片天空。

我端起相机瞄了几眼，心说，不错。距离不远，镜头够用，剩下的，只看运气如何。

快门响起来了。不知道响了多少下，麻烦来了。

先是胳膊酸。老是上举，不沉也沉，稍有疏忽，图像就虚。而这位置，又不宜安放三脚架。

接着腿麻。立足地极为狭小，坡度又大，站着视角不佳，只能蹲着。蹲久了，自然会麻。

扭头看看，一步之外有块石头。退到石头上坐下。总算能喘口气。

可石头太凉，实在不宜久坐。只好，一会儿坐，一会儿蹲。还得把主要精力用在树梢的白鹭身上。手忙脚乱。

快门一直响着。

脑子都木了，时有眩晕的感觉。

阳光打在树梢上，也打在白鹭身上。太好了。机不可失，来吧，可爱的鸟儿，你们来吧。

哦，是这样。我终于看出一点儿门道。白鹭在起飞和降落的刹那，姿态最美。那就死死盯住这个瞬间。

奇怪的是，我明明看见鸟巢中有小鹭探头探脑，可老鹭还忙着往家里叼树枝筑巢。这种时候，你筑哪门子巢呢？

更奇怪的是，有一只白鹭，在树梢的一段枯枝上，一动不动站了半个多小时。

我不行，别说半小时，五分钟一动不动，心里就不耐烦，手脚也不听使唤。

在浅水觅食，白鹭也是这样，一动不动。难怪有人给它取了外号，“穷等”。大概意思，可以理解成，“真能等”。但也不是无所作为地等。待它把长长的嘴巴，突然往水中一击，十之七八会有斩获。

我的“穷等”本领，比起白鹭，实在相差很远。不仅腿麻胳膊酸，很快腰也酸。无奈，一横心，躺下，躺到成堆的枯叶上面。没想到，这真是一个好视角。于是快门响得更频。

我心说，就这样，躺上一天也认了。

“打”鸟需要蹲坑。发烧友在一个坑里，蹲上一天两天，甚至是很多天，都是常事。一般来说，蹲上一天，能出一张好片，就算不小的成绩。

突然手机响了，接听。原来是同来的朋友，招呼下山。看看时间，哟，已经“打”了四个小时。

心有不甘，又用快门扫射了一通，才恋恋不舍下山。

心里惴惴，这第一次战役，能出几张好片呢？老天保佑，千万别是零。想到这里，心突然一抖，两条腿也不争气地一抖。

到山下，端起相机回放一通，大喜，至少有一两张，拿得出手。不虚此行啊，阿门。

看到这里，有人或许会产生疑问，你们到自然保护区“打”鸟，不会伤害鸟么？

这一点，我可以拍着胸脯担保，不会的，绝对不会。理由是，“打”鸟人，最恨打鸟。

酒话

喝酒这件事，是雅好还是恶习呢？难说。

很多历史名人都喜欢喝酒。历代都有。陶渊明，“有酒有酒，闲饮东窗”，经常把自己灌醉；李白，“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也经常把自己灌醉。还有刘伶之辈，都是有名的酒鬼。古典诗词，跟酒有关的，多矣。

酒这个东西，是很古怪的。喜庆的日子，或者，伤情的日子，没有它，还真就不行。

年轻的时候，我喜欢喝酒。白酒，啤酒，都喜欢。酒量还不小呢，一般场合，都能应付。人到中年，态度在不知不觉中发生变化，不太喜欢了。喝一点儿也行，不喝也可以，无所谓。

由喜欢到无所谓，我经历了怎样的一番旅程呢？

我是在乡村长大的。小时候，日子很穷。可日子再穷，过年，家里也要买点儿酒。过年嘛，辞旧迎新嘛，万家欢乐嘛。那时候，我连啤酒的名字都没听说过，看到的都是白酒。买不起瓶装的，就买散白酒。大年三十，正月初一，或者家里来了客人，都要喝酒。大人喜欢在喝酒的时候逗小孩子，用筷子头蘸一点儿酒，抹到小孩子嘴里。小孩子一愣，妈呀真辣！然后哇哇地哭。大人开心了，哈哈大笑。这种事情经常发生。我肯定也经历过。是五岁，还是六岁七岁，不记得。只记得一个字，辣！有时还纳闷，大人怎么喜欢喝这种东西呢？奇怪。不过在我眼里，大人总是奇怪的。

大概是上高中的时候，十七八岁，赶上过年，父亲或者大哥，总要给我倒一杯酒。他们大概觉得我是成年人，我也觉得自己是成年人，应该喝一点儿酒。不过喝得不多，一两二两的样子吧。还是辣，但辣得挺舒服。我对酒已经不讨厌了。

读高三那年，我跟一个同学喝了一顿大酒，喝了一下午，把自己吓一跳，怎么喝这么多！

同学叫宁义，我们俩的关系很好。是宁义邀请我到他家里去的。他父母不在家，两个哥哥也不在家。宁义做了两个菜，还把一碟剩菜热一下，端到他的小房间里，开喝。先是喝他父亲喝剩的半瓶酒，忘了什么牌子。很快喝完。两个人都不尽兴，把兜里的零钱凑起来，数数，刚好够买一瓶“金州大曲”。在当时，这已经算是好酒了。我们继续喝。也不知说了些啥，总之是很投机，很热烈，不知不觉，把菜吃光了。宁同学找了一包炒蚕豆出来，我们用蚕豆下酒。蚕豆很硬，嚼起来很费劲。也好，权当是老鼠磨牙。喝到黄昏，蚕豆吃光，酒喝光，宁义的父母也回家了。我很尴尬，赶紧告辞。回家的路上才意识到，我们喝了一瓶半！平均一人七两多！第二天到学校，宁义告诉我，他喝醉了，他妈妈警告他，“以后不准跟侯德云来往”。唉，我成了一个坏孩子，从此不敢再到宁义家去。

读高三的时候，我第一次喝啤酒。那天是我的生日，我的同桌徐东升请我吃饭。两个人到一家小饭店，点了三个菜，两瓶啤酒。都说啤酒有一股马尿味。我没喝过马尿，不敢下结论，但感觉上是有点儿“臊烘烘”的。那顿饭一共花了两元四角钱。徐东升有写日记的习惯，那顿饭让他写到了日记里。很多年以后，他把日记都送给我，说“可能对你写作有点儿用”。我翻看日记，看到了三个菜和两瓶啤酒。不然，我不会记得这样清楚。那是1984年。那一年，两元四角钱，稍微紧一点儿，徐东升可以在学校食堂里吃三天。我跟徐东升做了很长时间同桌，他给了我很大帮助，我很感谢他。

（写到这里，我忍不住给徐东升打了一个电话。他现在是小学教师，住在一个名叫米屯的小村子。徐东升不在家，接电话的是他爱人，我叫她“嫂子”。嫂子说：“东升到地里往家拉苞米，还没回来。”此时天色已经黑透，他还在干农活，我心里的感觉很特别。我对嫂子说：“等农活干完，你们俩一起到我这里玩玩。”前些年我到徐东升家去过一趟，对嫂子的印象非常好。她是一个热情的、朴实的、诚实的农家妇女。徐东升对自己的妻子，感到很满意。）

读大学的时候，我喝酒的次数明显增多。一个寝室的兄弟，到了周末，总要聚餐。到饭店的时候也有，少，都是穷学生，没几个钱。一般都是各自到食堂买两个菜，再到外面买点儿酒，有白酒，也有啤酒，回到寝室里喝。当时学生中流传一个说法，“白酒八两，啤酒无量”，才叫能喝。我算是能喝的。我的酒量，就是在大学里练出来的。

真正尝到醉酒的滋味，是在参加工作以后。我被下派到一个镇政府“锻炼”，年底的时候，到一个村里去，赶上村委会主任家杀猪。不少客人。喝酒的气氛很热烈。结果喝大了，跑到厕所里吐了一回。毕竟年轻，才二十二三岁嘛，跨上自行车，顶着西北风，骑了二十多里路，回家。那一次喝酒，少说也有一斤二两！

还真是巧了，就是那一次，酒桌上认识了吕玉耀。好像是村主任的什么亲戚。好酒量，喝得也爽。不知为什么，我竟要了人家的电话。春节过后，我被组织部“抽”回县城了，跟吕玉耀通了电话。他听说了我的事，很高兴，说一起喝点儿吧，庆祝一下。这样，酒桌上又认识了他的朋友，袁世瞩。他们两个人都行三，年龄都比我大，按民间的称呼，我都叫他们“三哥”。一大一小，吕是大三哥，袁是小三哥。袁的酒量也好。喝美了，从此结成酒友。印象中，吕三哥请客的次数最多，袁三哥也请过。我呢，两个肩膀扛一张嘴，蹭吃蹭喝，不像话。

后来形成模式，只要跟两位三哥一起喝酒，总是叫两瓶白酒，然后每人再喝两瓶啤酒。白酒和啤酒的牌子不固定，有点儿随遇而安的意思。习惯上用高脚杯，大概一两半的容量。每次举杯，喝掉三分之一，三口喝光。然后，各自给自己满上，再分三口喝光。换啤酒，一口一杯。从来不打酒官司。也都没有喝多，一半清醒一半醉，“意思”出来了。要说喝酒最开心，就是那个时候。从此，我承认了“酒友”的存在。有的人，跟他在一起喝酒，很开心。有的，不开心。不开心的，不是酒友。

酒过三巡，我们唱歌。那时候没有卡拉OK，我们清唱，《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牡丹之歌》《北国之春》……谁都没去过大别山，却唱《再见了，大别山》。兴尽而散。

我在吕三哥家里喝过五粮液，感觉甚佳。

我很怀念跟两位三哥一起喝酒的日子。也怀念五粮液。

可惜，那一段好时光，并没有延续很长时间，大概只有一年多一点儿。我服从了感情的需要，调离老家的县城，到另外一个县城去工作。

最初喝酒，只管喝，但不“想”。就是说，不上瘾。但参加工作最初的一两年，时不时会“想”一下。我有点儿担心，要是变成酒鬼就糟了。

此后呢，酒还是喝，但又不“想”了。在新的环境里，认识了几位年龄相仿的朋友，常常小聚。乡间俗话：“钱越赌越薄，酒越喝越厚。”很有道理。经常在一起喝酒，感情的温度就上来了。我的朋友，关系比较近的，大多是酒友。

一个说法：“女人跟女人的交往中，总有一点儿醋的气味。”我认同这个说法。不妨接上一句：“男人与男人的交往中，总有一点儿酒的气味。”

跟朋友喝酒，醉了也开心。因“公务”而喝酒，感觉不同，很别扭，很无趣。有的上级领导喜欢看下级喝醉。他用话跟你的酒杯碰一下，你就得干了。不干，领导不高兴，“你还想不想进步了？”或者，“连酒都不能喝，还能干好工作？”得，啥也别说了，干！干了，心里全是眼泪。

不管什么事情，只要是“被动”去做，乐趣就没了。喝酒也是这样。

在“进步”的第一个台阶上，我遵照领导的指示，连敬了十一杯白酒。好在是小杯，七钱。十一杯，七两七钱。每干一杯，我都警告自己一句：“你不能醉。”真的不能醉，第二天上午，还要主持一个大会。果然没醉。我觉得这是一个奇迹。

在“进步”的第二个台阶上，我喝了多少酒呢？记不清，一笔糊涂账。厌烦的情绪越来越浓。

我原本是有可能成为一个酒鬼的。大概是“被动”喝酒的次数太多，才打断了这个进程。如果真是这样，倒是一个意外的、可喜的收获。

在酒杯里泡得时间长了，我练出了一双火眼金睛。一个人，我只要看看他的脸，就知道，他大概喝过多少酒。我看过很多酒精脸。我不喜欢看酒精脸。

我感到奇怪的是，有些女人也热衷于喝酒。年轻的，不太年轻的，都见过。我见过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孩子，酒量比水量还大！后来听说，她把男朋友喝跑了。何苦呢？

喝酒是很浪费时间的。不知不觉，两三个小时就过去了。有时能喝五六个小时。太过分了。一天当中，除了睡觉、上班，还剩多少个小时？在时间上，我是一个穷人，实在浪费不起。我倒是想多用点儿时间，读书，或者写点儿文章。我觉得人世间只有一个只赚不赔的“买卖”，就是读书。当然，我指的是读好书。

古代把一种人称为“废员”。哪种人呢？“种花养草，读书静坐”。我是喜欢种花养草的，还精心侍弄了一个小花园。“静坐”，也比较喜欢。看来，我是一个“废员”无疑。

喝茶的好时光

很难说是什么原因，这两年，我竟然对茶有了兴趣。这种雅事，像我这样的俗人，也配么？

周作人曾作《喝茶》一文，说：“喝茶以绿茶为正宗。”我却是以铁观音为主，对台湾冻顶茶、武夷岩茶、红茶，也印象颇佳。茶的分类，青茶、绿茶、红茶、乌龙茶……我分不大清楚。我只在夏天的时候，才喝绿茶。绿茶中，只喜欢狮峰龙井。

汪曾祺在《寻常茶话》中说，他年轻时在杭州喝过一杯狮峰龙井，“雨前新芽，每蕾皆一旗一枪，泡在玻璃杯里，茶叶皆直立不倒，载浮载沉，茶色颇淡，但入口香浓，直透肺腑”。不得了。价钱也不得了，“一杯茶，一块大洋，比吃一顿饭还贵”。这样的狮峰龙井，我没喝过。

我把自己的底细亮出来，是想说明，对茶，我虽然嗜好，但终究是个外行。这一点，很像某些收藏爱好者，只一味收藏，但对收藏之物，书画或者瓷器、玉器等等，所知甚少。

严格说来，茶是需要品的。品它的色，品它的香。能品茶的人，才算进了茶道。我不行。我是喝。起初用大杯作驴马饮，眼下稍有进步，改为小盅，还是喝。

周作人另一篇文章《吃茶》里说，据古书，似乎古人也多在喝茶，而不是品。唐人所言喝过七碗觉腋下习习风生，似乎还是用大碗。此文让我腰杆一硬，觉得自己有资格对茶说三道四。但只能说喝，不说品。

我有个习惯，对自己偏爱之物，喜欢找些相关的书来看看。对茶也一样。古今的“茶书”很多，但最重要的，要数唐代陆羽的《茶经》。此外清代陆廷灿的《续茶经》也很有影响。无意中，我发现一个小问题，除前面提到的两位陆先生之外，明代还有一位陆先生，叫陆树生的，写过《茶寮记》。似乎陆姓的人对茶情有独钟。

陆羽算得上是一个有心人，他的《茶经》，对茶之源、之具、之造、之器、之煮、之饮、之事……都有详尽的叙述。我觉得不管是谁，只把这本书真正读透，就会成为茶事的行家里手。此外还很有可能，“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唐书•陆羽传》：“羽嗜茶，著经三篇……天下益知饮茶矣。”可为佐证。史料里介绍，茶税，也始于唐代。

读《茶经》，我最大的感触是，喝茶的好时光已经过去了。

这样说，有理由么？当然有。

古人对“茶之源”的要求很严格。“三岁可采，野者上，园者次。”说的是野生茶品质好。当然也不是所有野生茶品质都好。“其地，上者生烂石，中者生砾壤，下者生黄土。”这就是说，要野生，要生于烂石中的，才是上品。当下大概只有武夷山上的几株“大红袍”才符合这个标准。据说，产量极低，每年只产几两，价格之高让人咂舌。别说喝，我连看都没有看过。它是不是古人眼里最好的茶呢？我看未必。陆羽说了：“阳崖阴林。紫者上，绿者次。”而“阴山坡谷者，不堪采掇”。又是一种限定。说的是山崖的阳面，生在林荫之下的茶树，叶紫者，才是上品。“大红袍”是生在林荫之下么？好像不是。这就是说，当代人已经见不到最好的茶。我们能见到的，我们喝的，大多是下等的货色，属于“园者次”，也属于“下者生黄土”，甚至是“阴山坡谷者”之类。听说现在的茶园里使用农药。是真的么？如果是真的，那就是下下等的货色。

品茶，光有茶还不行，水也很重要啊。陆羽的看法是：“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山水，就是山泉水。陆羽说得很清楚，不是所有的山泉都可用。钟乳石上滴答下来的水，或石池里缓慢流动的水，才是最好的。喷泉和激流都不能用，不流动的水也不行。这就难了。当下的生活环境，已经让“经济”给糟蹋得不成样子，这种水，不能说没有，但极为罕见。总不能为了一口茶，千里万里地去寻觅吧？成本太高，玩不起。退而求其次，江水怎么样？现在的江水，也包括河水，谁敢直接入口？不要命了？再求其次，井水呢？也不是人人可用。井水在乡下，运到城里，都改名叫矿泉水了。用它泡茶倒是可以，成本也不低。但即便用，也是下等水。至于自来水，应该算是下下等的水了。

有了茶，也有了水，就完事了么？没完。还要把水烧开才能泡茶呀。用什么烧水，也是有讲究的。陆羽说：“其火，用炭，次用劲薪。”什么是“劲薪”？就是木柴，像桑木、槐木、栎木之类。这又是一个难题。现在城乡用啥烧水的都有，就是没听说有用炭的。这一条，忽略了吧。

对我来说，可能对绝大多数喜欢茶的朋友来说，也是这样，只能用下等或下下等的水，来泡下等的或下下等的茶，这是不是意味着，喝茶的好时光已经过去了？

且慢，我突然想起《茶经》里的另一种说法，说茶对“凝闷、脑疼、目涩”等等症状，都有明显疗效。《续茶经》中也说：“夫茶，今人以清头目，自唐以来，上下好之。”这就是说，茶是可以“治病”的。当下的各色人等，包括我在内，由于大环境、大气候所致，一个个的，都成了病人，经常会“凝闷、脑疼、目涩”，很需要用茶“以清头目”。从这个角度上说，不喝还真就不行。既然不喝不行，那就等于是赶上喝茶的好时光了。我这是气话么？是气话。我是一个小人物，但有时也会为“大事”生气。

不管怎样，茶还得喝下去。有没有好茶好水，都不在乎。能在乎的，大概只剩下一条，就是《黄山谷集》中所说“品茶一人得神，二人得趣，三人得味，六七人是名施茶”。张源《茶录》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以客少为贵，客众则喧，喧则雅趣乏矣。”品茶如此，等而下之的喝茶也一样。这也是我的体会。

欢欢喜喜去种菜

自打老汉潜心吃素以来，青菜价格是一个劲地往上涨，涨得让人怀疑是不是自己作恶多端，才遭受如此天谴。老汉吾日三省吾身，觉得虽然自己小疵成群，但绝无祸国殃民的惊天手段，这才相信，命运不会跟我这样的草民作对。

吃素吃得久了，老汉的口味也越发刁钻起来，总想吃点儿干净青菜。“干净”的意思是，没被农药或其他什么药污染过。这样的青菜，想吃一口并不容易，非得躬耕陇亩才心里踏实。

赶上一位乡下朋友举家外迁，老汉闻讯大喜，赶紧承包他名下的土地，以免再费心费力去打土豪。你看这多好，连红缨枪都不用摸，直接就扛上铁锨䦆头。

老汉疏于农事久矣，手无缚猪之力，感觉那零零碎碎的两亩地，实在不好对付，于是招兵买马。谁知号令一出，应者云集，敢情向往干净青菜的家伙并非老汉一个。老汉于是面试，挨个问寒问暖，同时捏捏他们的胳膊，只有出身农家，且胳膊比老汉粗壮结实的，才有资格入选。如此半月有余，捏得老汉手疼，终于招得匪兵甲乙丙丁四名。都说人多力量大，可人多嘴也多，设想多张大嘴向婴儿般娇嫩的小黄瓜小茄子齐刷刷咬去，后果不堪设想。都让他们吃了，老汉吃什么呀？与其养活那些大嘴，还不如多养几只蚜虫。你想蚜虫的嘴才多大。

去年春晚，到4月中旬，才勉强可以种土豆，急得老汉跳脚骂娘。想到甜蜜蜜的十年前，才3月底，老汉已经帮朋友把土豆种完。那日暖阳煦煦，田埂上杂草和野菜争青斗绿，更有妙龄村姑在一旁观赏我等手忙脚乱，顿生无限感慨。

还是先种土豆。土豆这东西，可菜可饭，可炒可炖，可煮可汤，菜板上，任你刀光闪闪，能玩出多种花样。更可亲的是，如果没有土豆，老汉早在童年时代就饿得夭折，哪里还有今天的指手画脚。

匪兵丁因事没有到场，甲乙丙愤愤不平。老汉何等机灵，立马做出决定，罚那老丁今年不准吃土豆。不罚不行，闹出兵变，后果不堪设想。

忙碌一上午，一个个灰头土脸，总算把土豆种上，有二十多垄。老汉心花怒放。所憾者，任老汉东张西望，就是不见村姑倩影，不光村姑，连老妪也不见。

午饭后小憩，睡一个甜甜的午觉。先是老甲鼾声大起，接着老乙老丙亦步亦趋。老汉诗兴大发，随口吟道，躺在炕头盼丰年，听取鼾声一片。真是有才。

下午种水萝卜，种黄瓜，种南瓜，种丝瓜，种眉豆，想种啥就种啥。甲乙丙各自为战，还伴以声声呐喊。老汉知道，种黄瓜南瓜丝瓜眉豆都有点儿早，农谚说：“谷雨前后，种瓜点豆。”此时离谷雨还有一段时间啊。但士气这东西，可鼓而不可泄。古人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且让他们一鼓作气去吧。老汉搬来一把藤椅，坐在地头吸烟喝茶，看他们忙忙碌碌，心中好不惬意。

劳累了一整天。甲乙丙是身体累，老汉是嘴累。老甲备垄备得好，老汉表扬；老乙施肥施得好，老汉表扬；老丙是万金油，各个工种都能来两下子，老汉表扬。每人奖给一朵小红花。老汉嘴里含有无数小红花，想要几朵吐几朵。

天色将晚，还有几个地块来不及播种，只能等下个良辰吉日。掐指算算，是在十天之后。十天之后，我们要种芸豆，栽茄子，栽辣椒，栽小葱……

归途之上，老汉天真地想，要是把所有收成都拿到市场卖掉，能不能养活自己和匪兵甲乙丙丁呢？这个想法过于荒诞，赶紧打住。说时迟那时快，老汉身子一抖，扑棱棱就是一个激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