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

在历史的宏大叙事当中，小人物的生活，从来都是省略号，只能自己珍惜自己的小事。

生于1966

我们家，有两个人很厉害，一个是我爹，一个是我。我爹生于1911年，当年发生辛亥革命，哗啦一声，大清帝国支离破碎；我生于1966年4月13日，一个多月后，“文革”发动，红色中国变得更红。

我的出生地，辽宁省旅大市新金县皮口公社西城大队卡拉房小队，现在的说法是，辽宁省大连市普兰店市皮口镇西城村卡拉房居民组。乡下人不习惯叫“居民组”，还是沿袭老称呼，叫“屯”。我可真会选择，不生到北京上海，不生到苏州杭州，不生到革命干部家庭，不生到书香门第，偏偏生到一个土里土气的屯子里，甘做农二代。小样，还挺有牺牲精神。

后来想，哪怕生到皮口镇一个普通工人家庭也好。怎么偏偏……那时候，皮口公社和皮口镇是平行的两个党政建制，后来合并，称“皮口镇”。镇里的人，是“非农户”，吃商品粮；镇外的人，是农民，土里刨食，还吃不饱。镇里镇外，是两重天。

迎接我来到人间的，是一张粗糙的麻袋片。我的襁褓，竟然是麻袋片。呵呵，麻袋片。

他们用麻袋片包我。他们穷成什么样子。

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事。很多年，至少是四十岁左右才知道。是我堂嫂说的。我堂嫂，是我爹他哥——我大爷家的儿媳妇。堂嫂的儿子，比我还大一岁，叫我老叔。

大爷一家住在夹河镇。我后来在一个名叫瓦房店的小城市工作，回老家皮口，要路过夹河镇。有时候，顺路去看看堂哥堂嫂。那时候，大爷和大娘，已不在人世。

那年春节前，我到堂嫂家串门，聊天时说到过去的穷日子，堂嫂说：“那时候你家穷得连炕席都没有……你生下来，是用麻袋片包的，你知不知道？”

我怎么能知道？谁都不告诉我。

我怀疑，我性格中的种种粗糙，都跟麻袋片有关。

也就是那天，堂嫂还跟我说起她的“爱情故事”。

堂嫂是从山东某地嫁到辽东半岛来的。在我出生前两年。我大爷和大娘，也包括我爹，都是从山东逃到东北来的。“闯关东”嘛。我堂哥，个子很矮，在当地张罗不到媳妇，回山东老家去张罗。这就张罗到堂嫂头上。

那年堂嫂十八岁。

堂嫂说：“说嫁是好听的，其实是我妈把我卖了，六十元。”

记住啊，20世纪60年代，祖国形势“不是小好，而是大好”，山东那地方，还有卖女儿的。

我堂哥到山东领堂嫂，堂嫂不高兴。她说：“一见面我就不愿意，那么小的个头，高的摸不着，矮的提不动，我怎么能看上他？”

堂嫂跟她妈闹脾气，不干不干，就是不干，对她妈说，你喜欢，你跟他走！她妈生气，用棒子打她。她逃出家门，被抓回去，继续打。实在熬不住，只得同意跟堂哥走。

从山东某地到辽南，两个人有时步行，有时坐车，有时坐船。步行的时候，一个在路的左边，一个在右边，木着脸，谁也不看谁。

堂嫂的叙述里，透露出一个重要细节。那时候，从山东某地到辽南某地，车船费加在一起，两个人，共花销三元五角。这样说来，当时堂哥买媳妇的六十元，是很大一笔钱。

等到了辽南这边，堂嫂只能同意跟堂哥结婚。“没地方去呀，怕死呀，一点儿办法也没有呀。”

嗨，堂嫂的“爱情”，比麻袋片，还要粗糙。

再回老家，我得问问麻袋片的事。问妈，她不承认。问大哥，他说什么麻袋片，不记得。说完嘻嘻笑。大哥比我大二十岁，他哪能不记得。他的笑里边，有勾当。

考证到此结束，麻袋片的事，是真的。我坚信不疑。“穷得连炕席都没有”，也是真的。

祖国形势“不是小好，而是大好”，可我家那么穷。

那么穷的家，干吗生孩子？那么穷的国，干吗鼓励生孩子？

我一点儿都不计较，这个世界上，有我没我。没我，不在乎；有我，也不感谢谁。

这不是气话。

心平气和告诉你，要是有下辈子，我就托生成一只鸟，小鸟也行，在深山老林，在枝头上，啁啾。

油灯下的瞎话

我的文学启蒙，从童年开始。

乡下人早晨起得早，晚上睡得也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是读了《黄帝内经》，用这法子来养生，是日子逼的。吃了晚饭，啥事没有，熬灯油做什么？赶紧睡，省油就是省钱。

家里弄点儿零花钱不容易，靠鸡屁股，靠赶海。养鸡不能超过几只，超了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赶海也不行，被称作“赶小海”，也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皮口镇有国营捕捞场，需要大量渔网，把渔线分发给附近农家，织网，挣手工费，生产队也不允许。“织大网”“赶小海”，都在批判之列。那时候“资本主义”可真多，可谁家里，都没有资本。

后来有了电灯，普遍使用小瓦数的，十五瓦，叫“小泡”；瓦数大的，叫“大泡”。用到六十瓦，不得了，明晃晃，刺眼。只有工人阶级家庭，才用得起“大泡”。屯里有几家，家里有工人。那些工人，懒得跟农民说话。

总停电，还得用油灯。油是煤油，火苗尖上冒一条黑线，是油烟。煤油灯一般都有灯罩，我家没有。点灯时挨得近，鼻孔是黑的。

那时候时兴串门。后街老钟家，好热闹，晚上来很多人串门。唠嗑，说这说那，还骂娘。一般人家，不喜欢晚上有人串门。吃过饭，都早早去老钟家。说起来是小心眼，为自家省点儿灯油。

爱串门的大多是中青年男人。女人少。

常来我家串门的，只有一个人，东子二哥。他家也是从山东来的。说起来整个屯，绝大多数，都是从山东来的。区别在于早和晚。早的，大清国的时候就来了，晚的，民国时候才来。我爹和东子他爹，算晚的，民国时期才来。两家来得晚，感情上亲。

印象中，一到吃完晚饭，大哥他们几个就没影了。家里，剩下爹妈和我。东子二哥，不是天天来。爹从来不串门。他在屯子里，显得有些另类。他一辈子改不了的山东口音，是另类的符号之一。

说是“赶紧睡”，也不能一推饭碗就睡。要是东子二哥来了，也不能撵人家走，总得唠扯点儿什么。

爹在油灯下，给我讲瞎话。

现在知道，瞎话的意思，有两种。一种是指“假话，谎言”，《红楼梦》里说：“姑娘不信，只拿宝玉的身子说起，这样大病，怎么做得亲呢？姑娘别听瞎话，自己安心保重才好。”第二种是指话本，古代说书人多为瞎子，才有这一说，“瞎话盲词”嘛。

我觉得这两种解释并不完整。我认为“瞎话”也泛指讲故事，没有话本作依托，自编的也算。爹对我讲的“瞎话”，有依据话本的，也有不依托话本的。他不识字，哪能看得懂话本。我缠着他讲，他只好瞎编。

爹给我讲过多少段瞎话，记不得。不会太多。他总在重复。今天讲过，过几天，还讲这段。多数是“薛礼征东”的故事，唐代贞观年间的事。薛礼受李世民重用，带兵收复辽东，三打高丽。弄得辽东辽南地界，至今还有薛礼的蛛丝马迹。这座山，岩石有一个坑，像马蹄子坑，就说是薛礼的马蹄印；那座山，有一个石槽，就说是薛礼饮马处；还有哪座山上，有薛礼的兵营……传说多了。

薛礼征东的故事，有点儿话本的意思。现在坊间还流传着评书《薛礼征东》，可为之佐证。

爹讲的薛礼故事，我一点儿不记得。不过当年记得牢，能完整复述下来。

爹的瞎话里，还有一个童话故事。这个倒还记得一点点。一个书生，家里穷，在破庙里读书用功，准备进京赶考，有一天晚上来了些虎精狼精狐狸精什么的，吓得半死。虎精啥的，还说人话呢。说“觑觑鼻子生人味儿，抓住生人活扒皮儿”。呵呵。一个老道，给书生出点子，弄点儿炒黄豆，揣兜里。晚上虎精啥的又来，书生吃黄豆，嘎巴嘎巴，把虎精们吓得，以为破庙要倒，嗖嗖跑掉，再也不来了。书生安心读书，后来考上状元。大概就这意思。

我好奇的，不是读书考状元，是动物会说人话，是炒黄豆那么厉害。

等认识字，读了《安徒生童话》才知道，童话都那个德性，什么什么都会说人话。只是，爹的童话，跟安徒生比，水平差得太远。

爹的瞎话，存货太少，三骨碌两骨碌，我都学会了。从此，家里待不下，也爱去串门。小地溜子，夹在大人的腿缝里，东窜西窜。东子二哥来，也拴不住我。他不会讲瞎话，没意思。

我在老钟家讲过瞎话。小屁孩，让人抱上炕，讲。周围一群大人，围着听。

我大舅也在，听几句，走了。那时候，我大舅，喜欢寻找一切机会，向我们家所有人，包括他姐，也就是我妈，表达他的藐视。

三舅不那样。三舅结婚那天，还“请”我去讲瞎话。晚上去的。房间里很红。窗帘很红，被子褥子很红，三舅母也很红。那个谁把我背着去的。讲一段，三舅母抓给我一把水果糖。那个谁，又把我背走。走吧，别打搅三舅结婚。

有了这次经历，我在屯子里就红了。都说，老侯家小五子，不简单，会讲瞎话。话说到大舅面前，大舅用嘴角表达看法，说“嗤”。

上小学后，同学也缠着我讲。高年级的，低年级的，都要我讲。高年级那个谁，冬天，他把我拖到山坡下，避风，躺着讲，躺着听。调皮捣蛋的“尖把梨”，放学后，让我给他讲一路，不讲不行，不讲就要揍我。我个子小，打不过他。给他讲，添油加醋，用瞎话骂他，他听出来了，嘻嘻笑。

不是我讲得好，是那时候，文化生活贫乏。到处都是“毛泽东思想”，广播里，报纸上，到处都是。乡下人弄不懂，糊里糊涂，才对瞎话感兴趣。瞎话属于“地下文学”，上不得台面，只能偷偷摸摸讲。

到1979年，我的瞎话碰壁了。那年9月3日开始，鞍山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刘兰芳的评书《岳飞传》。我一个同学，姓马，马什么亮，家里有收音机。（他爸是皮口镇捕捞场的，船员，挣工资，手头宽裕，买得起。纯粹的农民家庭，谁家也买不起）马什么亮，听完刘兰芳，到学校里讲。“叨唠唠三声炮响，人欢马乍”什么的，还有“金兀术”和“牛皋”什么的，一下子把同学们“拿”住了。每次下课，马什么亮，身边围一圈人，听他讲。放学路上，尾随一圈人，还是听他讲。我也在听。

我的瞎话时代彻底结束。马什么亮的《岳飞传》时代开始了。

真正大出风头的是刘兰芳。据说，那年收音机卖疯了。我家，到年底，生产队分了红，也买了一台小半导体。爹每天守着半导体，听刘兰芳。那时候，《岳飞传》还没讲完，才讲到下集。

有人感叹，刘兰芳讲评书那些年，全国的犯罪率，大幅度下降。不知这说法，是不是真的。

我把爹的瞎话掏空了，很不甘心。那时候还没上学，就对小人书很向往。不识字，看画。小人书是从别人家看到的，翻翻，不敢借。借了也看不懂。很想识字，很想知道小人书里的故事。但没人教。那时候四哥还在上学，求他教，不耐烦。也没见他正经写过作业。

不知怎么有了两毛钱，三哥说他要去皮口镇，把两毛钱给他，求他给我买一本小人书。买回来，是《铁道卫士》，一个电影故事，电影剧照编成的。黑乎乎，不满意。小人书才一毛多钱，剩下几分钱，不敢跟三哥要。好多天，拿着那本黑乎乎的《铁道卫士》，看。看得糊里糊涂。站在窗边，往外望。外边明晃晃。盼自己快快长大。长到能自己去皮口镇，买可心的好看的小人书。

长大一点儿，能“远足”到皮口镇了。真高兴。经常去新华书店，买小人书。钱是捡破烂挣来的。㧟一筐，先卖了破烂，再买小人书。有时也买点儿水果糖。

对皮口镇最熟悉最有好感的地方，一是废品收购站，二是新华书店。

不买黑乎乎的，买白描的，线条画。

有时恨恨地想，我什么时候能识字。

露天电影

小时候最开心的事，看电影，露天电影。每天都盼，墙上的有线广播，能响起熟悉的声音。那声音现在还在耳边响：“下面播送通知，下面播送通知，贫下中农同志们、社员同志们，今天晚上在我大队放映电影，影片是《野火春风斗古城》。”

那是天底下最好听的声音。一般情况下，都会重复三次。

那个《野火春风斗古城》，不是一成不变，经常换来换去。

放电影，一般都是在大队青年点门前的空地上放。那地方宽敞。有时也在各个生产队放。那是各生产队自己请的放映队，只是，也要在广播里播送一下。

露天电影，一般都是在农闲季节放映。夏天和冬天，放映的次数最多。春秋两季，忙播种秋收，社员们累得不行，放电影等于添乱。你以为农民傻啊，他们一点儿都不傻。

在正式通知下达以前，会有小道消息四处乱窜。嘁嘁喳喳之后，各家各户早早做饭。不早点儿不行，小孩子闹。

小男孩见面，一个问：“今天的电影，打不打？”另一个说：“打！”都高兴。所谓“打不打”，是问电影里打不打仗，是不是战斗片。小男孩喜欢战斗片。

看电影时，还要问：“中国美国？”是指电影里的人物，是好人还是坏人。说“中国”，是好人；说“美国”，是坏人。下边都盼着，“中国”赶紧把“美国”打死。

小男孩都这样。小女孩怎样，不知道。

哪次放映的片子，要是“不打”，心里就不得劲，提不起精神。什么《李双双》，哪有《英雄儿女》好看，哪有《冰山上的来客》好看。

特别喜欢八一电影制片厂。这个厂出品的电影，都“打”。片头，一个大的五角星，不断地放光芒，看着，心里那个痛快。

那时候看过的露天电影，现在还能想起名字的，有《红色娘子军》《暴风骤雨》《白毛女》《小兵张嘎》《大浪淘沙》《渡江侦察记》《奇袭》等等。当然还有八个样板戏。

特别喜欢《冰山上的来客》里边的插曲，喜欢到现在。

很多年后某一天突然打个激灵，那时候的电影，跟上小学后才看得懂的小人书一样，大多数是在培育仇恨。恨美国鬼子，恨日本鬼子，恨国民党，恨地主富农，恨坏分子。

这是仇恨教育。

这恨现在还在继续，只是把恨的范围，缩小到日本鬼子身上。有一天看电视，连换了几个台，都在“抗日”。

当然也有“爱”。“爱憎分明不忘本”嘛。爱党，爱毛主席，爱雷锋。爱父母不行，父母是贫下中农还好，要是“地富反坏右”，你得跟他们“划清界限”。

有人回忆，小时候看露天电影，天很黑了，放映员还不来，终于来了，满身酒气。这事不假。放映员是个好工种，走哪都好招待。我的朋友中，有两位年长的，年轻时当过放映员。都承认，当放映员，有油水，喝点儿小酒不难。临走还要带点儿花生鸡蛋啥的。挺滋润。

小时候听说，哪个屯的大姑娘，跟放映员跑了。问朋友，当年有没有大姑娘对他们眉来眼去。都嘻嘻笑，脸色暧昧起来。

“特权”，啥时候都有，不只是目下。

看露天电影，也是打群架的好机会。这个生产队跟那个生产队，愣头青之间打。也跟“知青”打。我们大队的“知青”，都是从大连来的，很嚣张，常常跟本地青年，打来打去。

我胆小怕事，哪敢去打。那时候年龄小，不怕事也轮不到我去打。

写《乱时候，穷时候》的老太太姜淑梅说：“人穷的时候最有劲。”说得好。那么有劲，打吧，不打留着做什么。

冬天看露天电影，遭罪。总觉得小时候的冬天，比现在冷。一冬天，地面都是白的。一场雪连着一场雪。在小学，大北风天，跑操，把我冻得，眼泪哗哗流。流到脸腮，冻住了。心里说，把人往死里边冻，活着没意思。回到教室，泪还在流。室内有火炉，这回泪水冻不住，淌到地上。同桌的小女生害怕，连声问，你怎么了？你怎么了？我不理她。我觉得活着没意思。

活着没意思，但看电影有意思。再冷的天，也要看。把脑袋缩到肩膀里，勾着腰，看。耳朵又红又硬。回家，搓耳朵。爹说，别搓，小心搓掉。

还是我爹厉害，管他什么电影，一律不看，早早睡觉。我妈，有时候去看，有时不去。

现在我跟爹一样厉害。别说露天电影，不露天的，离家很近的影院，什么什么大片贺岁片，一律不看。电视上遇到，有时䁖两眼，当作休息。感觉不如看书来劲。

偶尔，也到皮口镇看电影。看日本电影《追捕》，半夜场次，看完接近凌晨两点。出门吓一跳，电影院外边，黑压压，全是人头。

后街老钟家大小子，绰号“黑小子”，皮肤黑，眼睛大，三十岁了，没娶上媳妇。皮口镇放映《天仙配》，总共放七天，他天天晚上去，连看七场。都说黑小子看上七仙女了。说起这事，说的听的，都嘻眯嘻眯笑。

那时候不光肚子饿，脑袋也饿。

当上“红小兵”

小学一年级下学期，我当上了“红小兵”。那时候不叫少先队员，叫“红小兵”。上面还有个“红卫兵”。“红小兵”戴红领巾，“红卫兵”不戴，人家戴红袖标。

老师反反复复告诉我们，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用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染成的。教科书上也这么说。太吓人了。我害怕。那一小块布上，有血。

害怕只是瞬间的事。老师还说，当上“红小兵”有多么光荣，要多光荣有多光荣。光荣是好事。我二哥当兵，家里已经光荣一回。不妨再光荣一回。

何况，也不是谁想当就能当上。我们一年一班，第一批当上“红小兵”的，也就五六个学生。都是学习成绩好的。那时候不知道，后来一批一批的，几乎都当上了。一个班，也就三五个调皮捣蛋成绩极差的，才当不上。

是春天的时候。天气有点儿热，不过还都穿着长袖。全体集合，搞个仪式，给新加入的“红小兵”戴红领巾。还有代表发言，表决心，什么什么的。

我没当上代表，只管抻着脖子，等高年级的大“红小兵”给我戴上红领巾。说起来，就是个群众演员。没想到，小角色，也引人注目。

走到队伍前面，排成一列，面向全体师生，等。学校里有个简陋的鼓乐队，他们在奏乐。小破鼓在敲，咚巴啦咚，咚巴啦咚，巴啦巴啦咚咚……还有号，在吹，吹什么调，忘了。

真光荣。

我抻着脖子，等。来了，一个女生，花衣裳，两手端着红领巾，走到我面前。我心里打起小破鼓，巴啦巴啦咚咚，巴啦巴啦咚。

那女孩愣在我面前，一动不动。别人都忙着戴。她不戴，她在发愣。

我很快明白，问题出在我身上。我的脸，腾一下，红了。大概比红领巾还红。

我的脖子上没有衣领。没有衣领啊，戴红领巾，你让她往哪戴？

那是我第一次为衣着感到羞耻。此前没有羞耻心，现在有了。正式戴上红领巾那一天，有了。从那一天开始，我知道什么叫“自卑”。

那时候，我浑身补丁。破破烂烂的一身，还脏。看着像要饭花子。别的同学，身上也有补丁，可都比我的衣服补得好。最高档的，是用缝纫机补的，踩一圈一圈的小针脚，好看。我妈补得最差劲，粗针大线，胡乱对付。妈不是一个称职的家庭主妇，一辈子粗针大线，胡乱对付。

我身上最离谱的补丁，是洗得发白的蓝上衣上，补了一块“料子”补丁，厚，还新，不知从哪弄的。家里人，谁都没穿过料子大衣，怎么就有了料子补丁？来历极为可疑。我的料子补丁，让女同学捡了个笑，嘻嘻嘻嘻笑个不停，笑得弯下腰。那是当上“红小兵”以后的事。没说的，又自卑一下。

有了第一次、第二次，以后自卑起来，容易多了，顺当多了。有时，一天能自卑好几回。虱子多了不咬人，自卑的次数多了，也不“咬”人。挺好的。

别人的红领巾都戴上了。我面前的女生，还在发愣。她的脸也红，像红领巾那样红。

我和她面对面，发愣，脸红。

我低下头，不敢看她。“地富反坏右”低头认罪，我也低头认罪。向那女生认罪，向无数革命先烈认罪。我有罪。

一个老师，发现情况不对。是我们体育老师。走过来，弯下腰，从女生手上扯过红领巾，往我脖子上一绕，绾个疙瘩，再用力一抻，完事。

我喘不上气来。那个体育老师，有劲，差点儿把我勒死。

整个过程，我感觉到，操场上所有的目光，像箭，都射到我身上。箭箭穿心。

不光勒脖子，还要穿心。这事闹的。

后边发生什么，不知道。谁当代表发言，表了些什么决心，不知道。鼓乐队是不是继续吹吹打打，也不知道。脑子里空。不光空，还白，是“一穷二白”那个“白”。

有时想，不知道“红小兵”被红领巾勒死，算不算革命烈士。

从那时起，我坐下一个病。看人，先看脖子，看脖子上有没有衣领。看久了，竟然成了脖子专家。这事一般人我不告诉。可以告诉你的是，几年前我写过一篇小说，就叫《脖子》。有位女士看过小说，赶紧用纱巾把脖子缠起来，不让别人看。尤其不让我看。呵呵。

“营长”之死

张同学死了。死得蹊跷。一种怪异的气氛笼罩着我们班。大概是读小学四年级，1977年，秋天。

张同学是大个子，比老师还高。我们跟他说话，得仰起脑袋；他跟我们说话，得低着头。不知听谁说的，说他身高有一米八。我跟他吵过嘴，吵得很辛苦。他扬言要打我。此后，我不理他了。同学们说，他有神经病。

一米八的大个子，怎么跟我们同班，这事现在说不清楚。好像是半路插班进来的。他有个妹妹，也在我们班。

张同学叫什么名字，想不起来。他妹妹，叫张什么英。好像是“秀”。就叫她张秀英吧。

有一天张同学兄妹俩都没来上学。第二天也没来，第三天也没来。跟他们住一个屯的同学说，他家出事了，张同学死了，张秀英在家里哭，没法来上学。大家问，张同学是怎么死的？说，是院墙倒了，砸死的。都奇怪，张同学那么高的个子，怎么会让院墙砸死。乡下的院墙才多高啊，一米五撑死了。

四五天以后，张秀英来了。都围上去问，你哥到底怎么死的？

一问，张秀英的眼泪就下来了，咿咿咿，边哭边说，断断续续，一截一截说。我们把断续的一截一截按时间先后连接起来，都傻眼了。

事情是这样：星期天，早晨起来，张同学开始闹人，跟父母要新衣服穿，不给不行，哭，还满地打滚。一米八的大个子，在地上打滚，那是什么景象。父母犟不过他，给他新衣服穿。光给新衣服穿还不行，还要好东西吃。那时候的好东西，就是肉。不答应不行，还是哭，还是打滚。父母也答应了。张同学穿着新衣服，中午吃了一顿好饭，饭后到自家墙头上玩。骑着墙，就像骑着马。墙是土墙，经不住骑，没多久，倒了，把张同学砸死了。

大家议论纷纷，张同学是不是知道自己要死了？不年不节，穿什么新衣服，吃什么好东西，很反常啊。那时候，谁的衣服上不是打着补丁，谁不是整天玉米饼子玉米粥，能吃饱就不错了。大家的结论是，张同学行为反常，他肯定是预感到自己要死了。

张秀英那阵子让大家问得不耐烦，这个问完那个问，弄得她哭了一场又一场。

不知是谁，给死去的张同学起了一个绰号，“营长”。我们把埋死人的地方叫“茔地”。他埋在茔地里，就是“茔长”了。我们不知道“茔”字怎么写，以为就是“营”。

这绰号旋风一样传遍整个班级，又旋风一样传到别的班级。

我们就在张秀英面前议论她哥，一口一个“营长”。张秀英听不下去，躲开。周围全是同学，她怎么躲得开。这个叫完那个叫，直到把她叫哭。

有那么一段时间，张秀英天天哭。

把张秀英弄哭，是我们下课后最热衷的游戏。没人顾忌张秀英的感受。

我们一群小孩儿，很残忍，就像那个残忍的时代一样。也没人来制止我们。老师不管这事，班干部更不管。我就是班干部，是班长，我从来不管。不光不管，也跟着叫“营长”。

什么祖国的花朵，什么向日葵，什么“人之初性本善”，都是扯淡。我们是一群戕害心灵的刽子手。

突然一天，张秀英没来上学。第二天也没来，第三天也没来。问她同屯的同学，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据说老师去家访了，带回消息说，张秀英退学了。

现在知道，是我们把张秀英上学的路给堵死了。一群小王八蛋。

可那时候谁也没有自责。太阳照样每天升起降落，我们照样把脖子扭来扭去。只是，谁也不提“营长”。

到这时候，“营长”才真死了。

一条“三八线”

有一本书，叫《我们的70年代》，说的当然是20世纪70年代，读起来很亲切。老实说，这本书，是我钩沉往事的“药引子”，不少事，它不提醒，我想不起来。关于“三八线”，就是由它提醒之后，眼前才清晰起来。

书中说，70年代的中学，男生与女生之间，是不说话的。要是同桌，第一件事就是在课桌上画一条“三八线”。看到这里，我笑了。

我的“三八线”，是读小学时候画的，不是中学。读中学时，一直是跟男生同桌。那时候确实男女生之间很少说话。不过也不是一句不说。

小学时，男女生之间没有井水河水之分。两小无猜嘛。都是一个生产大队的孩子，何况，一个屯的孩子同班的也不少，哪能不说话。不说话，是有了性别意识之后，用我们老师的话说，是“思想长毛”。

很长时间，我都跟一个小个子女生同桌。她名字里有一个“红”，就叫她小红吧。那时候我也是小个子。我对小红记忆深刻。她爸，是个医生，原本住在皮口镇。右派，全家下放到我们大队。先是挑大粪，后来，在大队卫生院当医生。小学六年级时，右派平反，全家回到皮口镇。小红也到镇里读初中。小红走了，我心里空了一大块。不知怎么弄的，心里空荡荡。

不说空荡荡，接着说我跟她同桌的时候。小红学习成绩很好。我当班长，她是学习委员。我跟她的关系还不错。我们的桌子上，没有“三八线”。

后来发生一件事。那时候我喜欢看小人书，有时拿到学校显摆，小红看都不看一眼。很快知道，那些她都看过。她说她家里有一箱子小人书。箱子，这个词，引发我的无限遐想。多大的箱子呀，不知道。可不管多大，总归是箱子，不是盒子。

有一天下午小红说，你看过高尔基《我的大学》没有？什么，你说什么？我追问。小红重复一遍，我还是晕头晕脑。“高尔基”是什么东西？“大学”又是什么东西？不知道。不知道才更好奇。我说，没看过。小红笑了，还甩了一下小辫子，说，我家里有，可好看了。我立刻赔笑，可怜巴巴说，明天借我看看好不好？小红看我一眼，说，行，就看一天啊。这下把我乐得，一下午心里边笑眯眯。心说，一个女孩家，要是叫小红，那肯定是一个好丫头。

晚上没睡好觉。革命歌曲里唱：“夜半三更哟，盼天明。”我就是那样，像被压迫人民盼望救星毛主席一样，盼着小红借我一本《我的大学》看看。

第二天一见到小红，就问，小人书呢？小红不理我。再问，小红说，不想借给你看。这扯不扯，不借你早说啊，害得我……我生气，妈的这小丫头片子，玩我啊，我得报复她。怎么报复呢？想了半天才想起来。其实也不是想起来，是看见别的男女生桌子上有“三八线”，受到启发。我捡一粉笔头，在桌子中间画一道线，警告小红，不准越界，越界我打你。

没心思听课，一整天瞄着那条“三八线”。趴在桌子上写作业，一不小心，小红的胳膊肘就越线了，我嗖的一拳，打得小红一愣。再越界，再嗖的一拳。那天，我把小红打得一愣一愣的。

这丫头也是死心眼儿。我等她说，明天借给你看。她要是说了，我肯定不会再打，可她偏偏不说，宁愿挨打，宁愿一愣一愣，也不说。怪不怪。

从此，我跟小红的外交关系，变得很冷淡，比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阵营的冷战还冷淡。这事，都赖高尔基。

很多年后，大概是读大学期间，假期，我见到小红，愣了。还是老样子，感觉个头还是上小学时那么高。两句话不到，我脱口而出，这么多年，你怎么没长啊。年轻人不懂事，怎么能这么说话。小红的脸，腾一下红了。小红变红了。好看。

之后对小红有了一点儿了解。她爸回到皮口镇，先在医院里工作，退休后办私人诊所。西城大队，尤其卡拉房小队，好多人都到小红她爸的诊所去看病。我大哥四哥他们也去。听说，小红她爸有时也打听打听我的消息。那时候，“老侯家小五子”，在西城大队，挺有名气，在卡拉房，更不用说。

又过了好多年，四嫂对我说，小红她爸，原先有意让小红跟我谈谈恋爱。全家人还一起商量来着。最后，小红她妈叹口气，说，孩子是好孩子，就是家里太穷，咱帮扶不起啊。得，一桩有可能挺美满的姻缘，让小红她妈一口气，吹得无影无踪。

四嫂是当笑话跟我说的。那时候，我女儿都上小学了。

说起来也奇怪，听到这事之后，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跟小红一起过日子，住一间小房子，家里有一箱子小人书。还梦见，小红跟我闹别扭，我差点儿在床上给她画一条“三八线”。

参加工作之后，我还见过小红一面。是另一个小学同学约的。那同学姓范，暗恋小红很多年，不知怎么跟小红联系上了。见面的时候，小红带来一个男生，是她大学同学。她这么一整，弄得我和范同学，都拘谨起来。不知道小红带来的那家伙，跟她什么关系。

见面，吃一顿饭，兴致都不高。后来通一两封信，兴致也都不高。

不知道小红还记不记得，当初，我和她，桌上有一条“三八线”。

年年相约看桃花

曾经有那么几年，不不，也许是今生今世，每当春天来临，都会有一个熟悉的声音对我说：“侯哥，桃花开了，不想去看看么？”

我笑了。我笑着说：“好吧好吧，我们一起看桃花。”

我并不是每次都这么说。有时我会说：“好吧，老头，我们一起看桃花。”

这个情形，我会时常想到，在春天，在桃花初绽的时刻。“侯哥，桃花开了，不想去看看么？”这个声音，会永远在我的耳边响起，在我的心中响起。没有什么能阻止它到来，除非我们永远失去春天。

对你怎么说好呢？那时候我很年轻，在一个名叫普兰店的小县城里，像枝头的一苞花蕾，我文学旅途中最珍贵的一段友情，不知不觉就出现了。或者也可以说，那一段最珍贵的友情，一直在人生的枝头等待着我，等待着我的到来。

我想我是来晚了。我是一个性情懒散的人，人生的很多重大场合，我都是一个迟到者。这一次也是这样。如果能早一些，再早一些，比如从我的高中时代开始，就邂逅那个名叫曾祥明的人，我的人生，会不会是另外一番模样？我想一定是的。在一个优秀教师的导引之下，我肯定会为自己的人生描画出更加艳丽的色彩。

认识曾祥明的时候，他已经不是教师了。他是一名督学。那是1989年，县政府成立了督学室，他是为数不多的几名督学之一。我想象中的督学应该是这个样子：肃着面孔，在校园里走来走去，一边走一边嘟嘟囔囔说着什么。他却不是这样。他是一个爱笑的人。我觉得他的笑声有点儿像鸟鸣。不知道是什么鸟，但肯定是一只极为美丽的鸟，像他的心灵，美丽而迷人。

在他面前，我也是一个爱笑的人。他说我的笑声回响着钢铁的共鸣。我偷偷聆听过几次，不错，确实是这样。

我常常登门拜访，在狭小拥挤的书房里，听他侃侃而谈。那时候我还没有结婚，是一个自由自在的人。晚上，或者星期天，单身宿舍里堆满无聊的时候，我就会来到他面前，听他谈论有关文学和人生的某些话题。他是一个著名的杂文家。在全省，乃至全国，都拥有响亮的名声。当时我也在写杂文。我们都是鲁迅先生的追随者。无论走到哪里，我们都带着杀向时弊的投枪和匕首。但我们并不愤怒。我们热爱生活。当某种勾当伤害了我们的热爱，我们就用投枪和匕首来对付它。

谈话总是非常愉快。我们用笑声剪断谈话的进程，然后又用笑声把它缝合得天衣无缝。

时间久了，我和他一家人之间便少了拘谨，说话的方式变得随意起来。他的两个儿子都叫我“侯哥”，他也笑嘻嘻地跟着叫我“侯哥”。我呢，也学他两个儿子的语气，叫他“老头”。这是一种没有秩序的称呼，它用没有秩序的方式证明了我们之间曾经有过的亲密关系。

现在回想起来，我的频频打扰，一定影响了他的写作。那时候我没有想到这一点。我太年轻，还没有学会用理性来控制自己的行为。现在很后悔，可是太晚了。他走得过于匆忙，匆忙得来不及给我留一点点道歉的时间。

我还记得，有一天晚上，告辞的时候，他执意要送我。在橘黄色的路灯下面，由东向西，沿着大街，缓缓踱步。到了我的宿舍，我又执意要送他回去。那天晚上，我们一定是喝了酒。他常常请我到家里喝酒。酒后他的谈兴很浓。我也是。那时候他已经五十岁了，我呢，才刚刚二十出头。志趣的相通，缩小了年龄上的距离。像两个儿童，兴致勃勃在沙滩上玩耍，对自己所关注的东西过于执着，对生活中的风云变幻浑然不知。多年以后，在人际关系的方方面面，我觉得自己稚拙得像个孩子。用同样的目光来审视他，我发现他甚至比我还要稚拙。我们都不是那种圆滑的人，我们不懂得生存的哲学。命中注定，我们会磕磕绊绊地行走在生活的途中。不管文学上的成就如何，我们都是那种纯粹的文人。我们不得不用一生的精力，来捍卫自己的清澈。除此以外，别无选择。

后来我放弃了杂文，转向其他文体的写作。用投枪和匕首这两种古老的武器跟时弊较量，我有些厌倦。我是杂文的叛徒。而他仍然坚守阵地，像勇敢的战士那样，直到最后的时刻，直到生命的终点。

说不清从哪一年开始，我们相约看桃花。

春天，以及春天的原野，到处都有我们的足迹。有桃花处，必有我们的身影。静坐，或者行走，头顶是蓝天白云，脚下是如茵绿草，耳边有风声，有天籁的私语。满眼桃花，粉红粉白，婆娑含情，大地的羞涩竟是如此动人。

从此，我们年年相约看桃花。

这是不能改变的约定。即使我离开普兰店，到几十公里之外的另一个县城定居之后，也从来没有失约。

那年春寒，我们去得太早，桃花还没有开。他经常用这件事情来取笑我。我也经常用这件事情来取笑他。

2001年的春天，他却失约了。

他在电话里对我说：“侯哥，今年我不能陪你看桃花了。我浑身没有一点儿力气，上下楼都很困难。我真的不能陪你看桃花了。”

说着说着，他突然笑了起来。他笑着说：“让一个糟老头子陪你有啥意思？”

他最后说：“以后，以后恐怕我每年都不能陪你了……”

这怎么行呢？

5月7日，我去看他。他的脸色枯黄。我知道，已经是癌症晚期了。他决定第二天到重庆去住院治疗。重庆是他的老家，他已经很多年没有回去了。我隐隐觉得，他的决定，似乎还包含了另外一层意思。

我预感到了，这很可能是我跟他的诀别。我一直用调笑的语气跟他说话，像以前那样。我的心中充满悲伤，但我不能用悲伤的声音为他送行。

如果闭上眼睛，只听他说话，你不会想到他是一个病人。他的底气很足，声音响亮。他没有卧床。他穿着一套西装，像是刚刚从外面回来，或者是准备马上就出门。他斜倚着床头跟我说这说那，面带微笑，有时还会情不自禁地哈哈大笑起来。

他说：“我要跟病魔做最后的斗争！”

我很想请他吃一顿饭，到最好的饭店，只要他高兴，吃什么都行。但已经不可能了。他只能吃一点点很稀的米粥，别的，什么也吃不下。

临走，我向他伸出了手。他犹豫了一瞬，才向我伸出手来。这是我们之间的第一次握手，也是最后一次握手。

6月21日，在重庆，他走了。他走的时候，离开工作岗位还不到一年。他的身后，留下了两本杂文集和一部长篇小说。这是他的智慧之灯映照在人世间的永恒的光芒。

春天依然还会来。满眼桃花，粉红粉白，婆娑含情，大地的羞涩竟是如此动人。然而，他再也看不见它们了。

他看得见的时候，我们偶尔会模仿儿童的口吻来对话。

我问他：“桃花好看么？”

他说：“真好看。”

老哥俩和一头骡子

在那个名叫罗沟的小村庄，我小住过一段时间，用功写文章。住朋友的房子，三间瓦房。房西边，隔几十步，有两间低矮的平房。平房里住着老哥俩和一头骡子。跟那头骡子一样，老哥俩都没有老婆。

我跟老哥俩很熟。我经常见到他们。在朋友家门口，或者在他们家门口；在村头，或者在村中那条弯曲的小路上。哥哥个头矮，脸上有麻子。弟弟个头高，没麻子，头发几乎全白。

我无数次从老哥俩门前走过，却没勇气走进他们的生活，品咂他们的喜怒哀乐。

从敞开的院门，我看见，老哥俩的院子里，站立着一个粮仓，装满黄灿灿的玉米。墙角处，堆一堆破破烂烂的物件，废铁，酒瓶子，易拉罐，还有别的什么。都是些破东西。

据说，他们家连电视都没有。

每天，老哥俩都早早起来，牵骡子，套车，悠儿悠儿出门。我以为他们出去捡破烂。村里人纠正我，说不，他们是出去收废品。

老哥俩和一头骡子，在外边忙活一上午，中午回来，吃饭，睡午觉，再到自家的承包地里，忙活半天。肩上扛着铁锹，或者锄头，有时牵骡子，有时不牵，慢悠悠，一步一步走向田野。年年月月，日子就这么过。

有人戏言，老哥俩一辈子没挨着女人的身子，才养一头不近女色的牲口。

还有人回忆往事，前些年，老哥俩养的是一匹马，一匹儿马。发情季节，儿马满腹心事，不肯好好干活，拿鞭子抽它，不停地抽它。马身上遍布伤痕，还是不肯好好干活，闹情绪，叫唤，尥蹶子。没辙，老哥俩把儿马卖掉，买一头骡子回来。牵骡子回村，不少人围上去，嘻嘻笑，说这下好了。两张老脸，红得厉害。

老哥俩知道，村里人喜欢戏弄他们。他们肯定知道。可知道，又能怎么样？只能沉默。他们唯一的反抗方式，是沉默。走在路上，他们从来不主动跟别人打招呼。

老哥俩的最大嗜好，是喝酒，喝那种散装的白酒。你二两，我二两。中午二两，晚上二两。喝酒，是他们最大的乐趣。我经常看见他们从家门口出来，红着脸膛，那是散白酒的光芒。

晚上，老哥俩的屋子，灯光昏黄。

我无数次猜想，在昏黄的灯光下面，这两个相依为命的男人，会说些什么呢？

事实上，他们在一起，很少说话。到非说不可的时候，才说。哥哥端起酒杯，说，喝？弟弟也端起酒杯，说，喝。哥哥熄了灯，说，睡吧。弟弟躺下来，也说，睡吧。就这样，一天说不上几句话。他们身边，那一大片一大片的日子，覆盖着厚厚的沉默。像井壁上的青苔一样，一年一年地寂寞下去。

我无法想象，这是怎样的一种生活。没有女人，没有孩子，没有唠叨也没有啼哭。我有四个哥哥，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跟他们中任何一个，厮守终生。如果没有女人，我宁愿跟自己的影子，相依为命。

老哥俩房后，是一畦菜园，菜园边上有一丛茁壮的芍药花。每年春天，芍药都开得极好。不少人纳闷，说两个老东西，也喜欢花。

我情不自禁，走近那丛芍药。那是一个春天的中午。老哥俩的后门开着。我看见了他们，他们也看见了我。

我跟他们打了一声招呼，做饭呢？

他们中的一个点点头，说，你忙啥呢？

我说，没忙啥，看看你们家的芍药，开得真好。

他们两个都笑。

他们中的另一个说，你喜欢，剪几枝拿回家，插到花瓶里养着，能养好几天。

我赶紧谢绝，说还是让它们在这里开着，你看它们开得多好。

怎么说都不行。绝对不行！他们的犟脾气上来了，非要给我剪几枝带走。

在他们给我剪花的那一瞬间，我探着头，往屋里瞅一眼。屋里边，是暗灰的色调，跟那头骡子的毛色一样。我还看见坑坑洼洼的泥地上，洒满水痕。

锅台上放一盆菜，韭菜炖豆腐。肯定是他们中午的下酒菜。我活了这么多年，还从来没有吃过韭菜炖豆腐。我问过不少人，也都没吃过。

把韭菜和豆腐炖在一起，这种吃法非常另类，至少在本地是这样。

从那以后，老哥俩在路上见了我，老远就笑着打招呼。

他们总是说，你忙啥呢？

历史的陌生人

还是用口语来称呼他，叫爹。山东人的习俗，把父母叫成爹娘。父亲是山东人，我不叫爹，他不答应。

这里要说的，是爹的一生。

爹生于1911年，就是发生辛亥革命那一年，在山东登州府一个名叫侯家庄的地方。爹年轻的时候，有点儿好动，有点儿淘气，喜欢舞弄棍棒、打架斗殴什么的，似乎还有点儿小名气，被一个“游击队”的司令看中，派人去家里把他绑来当兵。说这话，应该是到了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爹说，那时候，山东地界的游击队很多，不管谁，只要能拉起一支队伍，就可以当司令。起初听这话，我对爹很仰视。哎哟喂，还是个“老革命”哩。后来说多了，露了底，什么游击队，就是土匪。每到一地，四处吆喝，派粮要款。那个司令，还要夜夜当新郎，村村都有丈母娘。你说，不是土匪是个什么？

爹说，日本人来的时候，那些“游击队”慌慌张张地撤退。就这当口，爹趁晚上站岗的机会当了逃兵。爹说他先去了青岛，又从青岛回了家。一到家，我爷爷奶奶就哭了，说，哎呀呀，你个丧良心的，怎么还敢回来，游击队来家里抓你，你不在，把全家人吊起来打啊。爹不敢在家待，连夜出逃，到烟台，乘船，闯关东。

爹说，他在大连滞留过一段时间，做零工，混不下去，就到别处转转。这个别处，就是现在大连市辖区内的皮口镇，当时的叫法是“关东州貔子窝市”。爹在皮口镇做小买卖，货郎，卖点儿针头线脑儿啥的，走村串巷，走到皮口镇附近那个叫卡拉房的小村庄，有好事者给他做媒，结了婚，就留下来了。

上面说的，是爹的流浪史。下面要说一说，他在卡拉房几十年的生活。

爹在卡拉房，还是以做小买卖为主，可能也有点儿土地，种点儿蔬菜，种点儿玉米。后来的某一天，突然来了政策，爹摇身一变，成为“人民公社的好社员”。我猜想，爹一定不是好社员。他不擅长侍弄土地，只会做小买卖。那些年，他的心情，一定不太好。熬日子吧。我们一家人，在熬日子，整个村庄，同样在熬日子。那段日子，真是难熬。可再难也得熬。这一熬，就是二十多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突然有政策说，可以做小买卖。爹那个高兴。他开始做，不再当货郎，改成贩卖鱼虾，从早到晚，浑身都是腥气。可那时候，爹的年龄已经很大。你算算看，从1911年开始算，到80年代，他七十多岁，让他做，能做几年？说起来这老头还真不赖，一直做到八十多岁。实在没力气，才改成养羊。不多，就两三只。像老朋友那样，整天一起玩，一直玩到近九十岁。爹的享年，是九十一岁。

我用这么一点点文字，把爹的一辈子都打发掉，心里有点儿难过。更难过的是，在我的印象中，爹只会叹气，不会追问。有一天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开始阅读历史书籍。使劲读。我不想叹气，我要追问。

我从历史书籍中收获了很多果实。我不说果实，只想说，读了几年历史，才意识到，这世上有很多人，活了一辈子，到了，还是历史的陌生人。爹是其中的一个。他只能被历史的泥沙所裹挟，晕头晕脑向前走。而他一直以为，这就叫“过日子”。说到这里，我有点儿心痛。是真实的心痛。

跟大哥唠家常

能闲下来跟大哥聊聊天，挺好，尽管聊的都是小事。

小人物的生活，都是由一件件小事串联而成的，像一串省略号。在历史的宏大叙事当中，小人物的生活，从来都是省略号。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

只能自己珍惜自己的小事，包括跟大哥聊天这样的小事。

最近的一次聊天，是在我家的客厅里。按乡下的说法，大哥是来串亲戚的。来就来吧，还带东西。是海蛎子，学名叫牡蛎的贝类。都剥好了，装在塑料袋里。很大的一包。

在大哥的记忆中，我最爱吃的东西，就是海蛎子。

那是小时候的事。海蛎子，生吃，就着玉米饼子，味道极佳。可以当正餐来吃。老家在海边，吃海蛎子，很方便。可能就是由于方便，我才“最爱吃”吧。那时候，生活中很少出现选择题。

而眼下，我对海蛎子的兴趣，已经淡了很多。吃或者不吃，无所谓。

大哥的话题从海蛎子开始，然后散漫开来。但无论怎样散漫，都离不开家事。

大哥说，这个冬天还不错，可以赶海打蛎子了，骑摩托车去。嗯，我不吱声，不过心里清楚，老家沿海的滩涂，修了很多大坝，摩托车可以沿着大坝开进去。我猜想，那些海蛎子，就生长在大坝下的礁石上吧。一定是这样。

话题在海蛎子身上绕过一圈之后，开始走向别处。唠得最多的，是以前的穷日子。为什么那么穷呢？大哥从来没有追问。可能是懒得追问。

“那年冬天，家里没吃的了，我去钓了一次胖头鱼，下闷线。一次钓了八十斤，拿到市场上卖，你猜卖了多少钱？”

大哥的话，看官未必全懂。我是懂的。我年轻的时候，也经常钓胖头鱼。冬天钓胖头鱼，是很苦的差事。“下闷线”，更是辛苦。不到万不得已，谁愿意去遭那种罪！唉，不说也罢。

我关心的是，能卖多少钱呢？大哥说：“八元钱一斤，八八六百四十元！”

嗯，还行，不算少。我心中暗想，要是放到现在，恐怕远远不止这个数。

大哥接下来的一句话，把我吓一跳：“咱爹用这笔钱，在市场上买了十麻袋干白菜叶子，全家人，整整吃了一冬天。”

我陡然明白过来，大哥说的是三年大饥荒时期。那个时期的话题，以前经常在父母和大哥的口中出现。简单说，就是人的日子，跟猪的日子，混淆在一起了，都是吃糠咽菜。整个中国都在挨饿，而乡村，饿得更厉害。借大哥的话说：“咱家没饿死一个人，算是老天保佑了。”

我能理解父母和大哥为什么经常说起那些事，那是刻骨铭心的记忆啊。

那时候我还没有出生。真是幸运，没赶上那个凄苦的岁月。但我确信，我从书上读到的史实，比大哥知道的更全面也更细致……一言难尽呐。

大哥曾经透露一个重要细节，我在史书上没看到过。村里饿死人，可以凭死亡证明，到粮店买二十斤玉米面。有这二十斤玉米面的诱惑，才会有人来帮忙，把死人抬到山上埋掉。干完活，一人一个玉米面饼子。我们那个村庄，也饿死过人，大哥大概也借机吃过玉米饼子。大哥的话，我信，史书上没有记载，我也信。他犯不上为这事撒谎。

闲谈之中，我突然觉得，如果把大哥的话记录下来，就是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所倡导的“口述历史”。对我这样的小人物来说，这也许是一件真正的大事。一个家庭的历史，也是中国的缩影啊。

大哥今年六十七岁，身子骨很硬朗。还能骑着摩托车去打蛎子嘛，不赖。

大哥说：“村里好多人都羡慕我呢。”

给骗子开门

大哥为婚事闹心了。闹心的表现是偶尔会把自己喝醉。喝的是散白酒。到皮口镇的小卖店里喝。便宜，才几毛钱一斤。买几块饼干，来一杯酒。那时候村里人最大的享受就是吃饼干喝白酒。一杯酒有二两。两口，或者三口，送进肚子。觉得不过瘾，再来一杯。这样一杯一杯的，稀里糊涂就把自己喝醉了。不能经常喝醉，兜里没几个钱，想醉也醉不成，只能是偶尔。

那天大哥回家很晚。晚饭早就吃过了，天色完全黑下来。我站在院子里，站在猪圈旁边。我想不起来站在猪圈旁边做什么。喂猪？好像不是。可能是冲着猪圈撒尿。我经常冲着猪圈撒尿。刚刚撒完尿，就看见大哥。看不清他的脸，只看见一个模模糊糊的黑影。凭感觉，那个黑影就是大哥。那个黑影摇摇晃晃走到我身边，弯下腰，把我抱了起来。大哥张开嘴，在我的脸上一阵乱咬。大哥满嘴的酒气熏得我头疼，大哥满嘴的牙咬得我脸疼。我哇哇大叫起来。父亲走出来，叫大哥把我放下。大哥又咬我两口，才把我放下，从父亲身边摇摇晃晃走进屋子。那一瞬间，父亲肯定知道大哥喝醉了。父亲没说什么，他知道大哥为啥事闹心。其实，他也在闹心。

那年大哥三十出头了，对外说是二十九。在结婚之前的几年，大哥的年龄在二十九的数字上停止了，像蛇的冬眠。在情感的冬天里，大哥的年龄也冬眠了。

在此以前，倒是有一个肥胖的女人来相过亲。那年头胖人很少见，我对那个胖女人充满好奇。我对大哥说，她的大腿，比我的腰还粗。大哥听了没生气，反倒笑了。是那种比较甜蜜比较陶醉比较沾沾自喜的笑。当时他以为亲事能成。那个胖女人对大哥比较友好，还在我家里住了一夜。要是不满意，她不会住下。就是说，八字有了一撇。另外一撇，要等胖女人的父母来写。谁知道，胖女人的父母对写八字一点儿兴趣都没有，事情不了了之。后来知道，人家是嫌我家太穷，房子太紧巴。

父亲咬了两年牙，终于盖起四间新房，以为从此大哥的婚事就不用愁。谁知道，还是愁。又相了两次亲，女方还是迟迟不肯把八字写完。原因是大哥稍微有一点点缺欠，而且是在脸上。

早年我听过一段相声，两个油嘴滑舌的人在相声里谈诗，其中的两句是：“风吹海面层层浪，雨打沙滩点点坑。”把这两句诗裁剪成服装，穿到大哥身上正合适。由于婚事不如意，他心里难免会有风吹海面的感觉。雨打沙滩的景象是在他的脸上。大哥小时候生过天花，命保住了，但脸上有麻子。大哥是渔船的船长，他大概不会想到，脸上的几个麻子，竟然让他的渔船在情感的海边上长时间搁浅。

一个高个黑脸的男人走进我家。是大哥在皮口镇认识的。我猜想，一定是大哥在喝闷酒的时候认识的。有半年多时间，高个黑脸经常到我家来，说是来给大哥提亲。

高个黑脸每次来，父母都有点儿手忙脚乱。他们不允许我在家里旁听。他们说，出去玩吧。我不走，他们嗓门变粗，出去玩！我不得不走。家里有客人，好歹我得给父母留点儿面子。我走，却不走远，就坐在院子里。孤零零一个人，坐在院子里，看天上的云彩缓缓地移动，看地上的蚂蚁忙忙碌碌。有时候，我会站起来，望望自家的烟囱，看看它冒烟了没有。我有经验，高个黑脸一来，过不了多久，我家的烟囱就会冒烟。父母把我撵出去，是不想让我看见他们给高个黑脸打荷包蛋。在记忆中，我家的客人，没有谁享受过如此高的待遇。

看见烟囱冒烟，我的心一下子吊起来，嘴里嘟囔着，荷包蛋，又是他妈的荷包蛋！这话我只敢在背后嘟囔，要是让父母听见，我会吃不消。

那天我在院子里玩。在葡萄架底下。葡萄结果了，绿的。我知道不能吃。天天去看，盼它们变成紫色。葡萄变成紫色就能吃了。我没看见紫葡萄，倒是看见了高个黑脸。我家的院墙是篱笆墙，不高，视线越过院墙能看到很远的地方。看见高个黑脸，我从葡萄架底下钻出来，走到门口，把柴门打开。我不喜欢高个黑脸，但还是用这种方式来巴结他。他是父母和大哥最欢迎的人，他们都巴结他，我还能怎样。我不知道该跟他说啥，就啥也不说，脸上挂着笑。高个黑脸走进来，没说话，伸出一只大手，在我头顶轻轻拍一下，脸上也挂着笑。那一瞬间，我心里竟然涌出一股暖流。同时我还觉得，自己刚刚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后来村里有很多人知道高个黑脸来我家的事。我走在街上，总会有人问，那个人，最近来了没有？我知道他们说的“那个人”是谁。起初，我很老实，有一说一。我说，没来。问话的人显得有些失望。我说，来了。问话的人满脸坏笑，说，是不是又吃了荷包蛋？时间长了，我觉得这不是好话，拒绝回答他们。

问得次数最多的，是老钟家黑小子。黑小子年龄跟大哥差不多，也没娶上媳妇，他对跟娶媳妇有关的事，比较热心。

黑小子有一天对我说，那家伙自己都是个光棍，怎么能给别人介绍对象？骗子呀。

黑小子说对了。那家伙确实是个光棍，也确实是个骗子，来我家就是为了骗一碗荷包蛋吃。他告诉大哥很多女人的名字，大哥却没见到一个活女人。为此，家里气氛变紧张了，父亲和大哥用唾沫星子把高个黑脸揍了个半死。

大哥突然有一天兴高采烈回到家里，说，他把高个黑脸逮住了，在皮口镇游街，就像批斗地富反坏右一样，一边游街一边让他自己喊，我是个骗子……我没亲眼看见。我觉得那个场面，一定非常好看。

这样一来，家里的气氛总算缓和下来。以怨报怨，扯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