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言 中国古代小说的地域性
“地域”即“地”之“域”，指地区空间。该词初见于《周礼•地官•大司徒》：“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沟之。”(1)地域特征是指该地区空间内自然要素与人文要素具有明显的相似性，并以此区别于其他地理空间。小说与地域的关系密切，从《山海经》到《海内十洲记》，再到魏晋南北朝的地理博物志，山川景观风物及其中的奇闻逸事都成为小说地理书写的重要内容。除自然风物之外，各地的节日民俗、人文建筑景观及日常生活，都赋予小说地域特征(2)。特定地理空间内，因为山川、河流、土壤、气候、植被不同，导致生产与生活习俗各有差异，进而引起气质、性格差异。这些要素作用于文学，也就具有了不同的审美。
一、地理与文学的关系
地理与文学的关系，首先表现在地理对文学家个性气质的影响，以及由此带来的审美差异。《管子•水地篇》云：
夫齐之水道躁而复，故其民贪粗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轻果而贼。越之水浊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泔冣而稽，
滞而杂，故其民贪戾，罔而好事齐。晋之水枯旱而运，滞而杂，故其民谄谀葆诈，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沉滞而杂，故其民愚戆而好贞，轻疾而易死。宋之水轻劲而清，故其民闲易而好正。(3)
地是“万物之本原”，水是“地之血气”，地与水都是生命的本源，所居之地不同，土质、水质也就有异，人因此就有“美、恶、贤、不肖、愚、俊”的差别。班固《汉书•地理志》直接提出：“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4)《淮南子•地形训》按照“同气相应，同类相生”的观点指出，不同的“气”与性别、性格关系密切，如“山气多男，泽气多女，障气多暗，风气多聋”，“衍气多仁，陵气多贪；轻土多利，重土多迟”(5)等。唐代孔颖达疏《礼记•中庸》中关于“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时说：“南方谓荆阳之南，其地多阳。阳气舒散，人情宽缓和柔……北方沙漠之地，其地多阴，阴气坚急，故人性刚猛，恒好斗争。”(6)宋代庄绰则云：“大抵人性类其土风，西北多山，故其人重厚朴鲁；荆扬多水，其人亦明慧文巧。而患在清浅，旰鬲可见于眉睫间。”(7)“人性类其土风”，水土不同导致性格差异，进而文学风格也就不同。
其次是山川风物为文学作品提供了表现对象，对象不同，引发的审美也就不同。刘勰《文心雕龙•物色》提出：“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略语则阙，详说则繁。然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8)所谓“江山之助”，既包含“江山”激发了作家的灵感与情思，又包含了文学的表现对象。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派，因其在楚地，故能“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词”(9)，楚辞的浓郁地域色彩并不仅仅局限于此。楚地山泽相间，奇山异水、巫风盛行造就了楚辞光怪陆离的审美风格。清人王夫之说：“楚，泽国也。其南沅湘之交，抑山国也。叠波旷宇，以荡遥情，而迫之以崟嵚戍削之幽菀，故推宕无涯，而天采矗发，江山光怪之气，莫能掩抑。”(10)梁启超说：“长城饮马，河梁携手，北人之气概也；江南草长，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怀也。”(11)“天苍苍、野茫茫”的北方风景与“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的南方风景带来的审美效果绝对是大相异趣的。“风波不动影沈沈，翠色全微碧色深。应是水仙梳洗处，一螺青黛镜中心”(12)，这种景象绝不是塞北所有，其所引发的审美，亦非塞北风景所能。孔尚任曾说：“盖山川风土者，诗人性情之根柢也。得其云霞则灵，得其泉脉则秀，得其冈陵则厚，得其林莽烟火则健。”(13)沈德潜认为，诗歌的品格“每肖其所处之地”，“诗人不遇江山，虽有灵秀之心，俊伟之笔，而孑然独处，寂无见闻，何由激发心胸，一吐其堆阜浩瀚之气？”(14)山川是诗人性情的根底，文思之奥府，山水性情不同，文思不同，文学风格自然有别。
地域对文学家的影响不仅仅是静态的，也是动态的。文学家因行旅或仕宦经历导致地理身份发生变化时，其文学表现的对象随地域风景的变化发生变化，文学风格亦发生相应变化。陆机为南人，后来入洛，其诗便“质实”。庾信本为北人，但在南方长大，前期为梁朝宫廷文人，其诗轻艳富美，入北后，诗风变得苍劲悲凉。唐代诗人张说本为北方人，其文讲究实用，重视风骨，时称“燕许大手笔”，后来被贬谪到岳州为官，因得南方“江山之助”，“诗益悽婉”(15)。柳宗元，河东人，前期主要在北方生活、为官，诗文平朴厚重，被贬谪到南方后，诗风文风变得“幽深孤峭”，代表了南方文学的“庄骚精神”，“栖身湘粤，偶有所作，咸则庄、骚，谓非土地使然欤？”(16)当文学家因各种原因产生地理空间位移时，新的空间及物候进入他们的视野，受此山川感召，其笔下风物异于原有地理空间的风物，新的风格因此产生：“从来古人文章，每得江山之助：少陵之夔州，东坡之海外，放翁之锦城，其最著也。”(17)一些文人到了新的地方，新的经历，新的风物，新的视野，新的感悟，激发了他们新的创作热情，“异域”“异地”成为其创作的重要内容。《广陵诗事》有一段记述：
古诗人每得江山之助。吾郡史蕉饮（申义）之使滇南，乔石林（莱）之莅闽，陶季（澄）之遍历五岳，汪舟次（楫）之出使海外，说者谓“如康乐之于永嘉、柳州之于柳州”也。他若王佐周（令宜）官于蜀，作《建南新话》；夏筠庄（之芳）巡台湾，作《纪巡百韵》；赵子淑（有成）客粤西，作《浮湘集》；汪默人（淳修）转饷益州，作《蜀游草》；闵东皋（璠）佐幕滇南，作《滇游日记》，皆有专集行世。江都闵鹤癯（叙）督学广西，作《粤述》一卷；黎于一（定国）游福建学幕，作《续闽小纪》一卷；与汪舟次（楫）所作《中山沿革志》《使琉球录》并为地志书之善者。(18)
文人到异境，往往会记录该境之风土人情，写诗作文，均不离此，而且还以该地之名命名，如《建南新话》《滇游日记》《蜀游草》等，很多地理书不是本地文人所写。异地的自然环境及风土民情，可以弥补原有地域所不能见，可以增进文人的地理阅历。“文章视人好尚，与风土所渐被，古之能文者，多游历山川名都大邑，以补风土之不足，而变化其天质。司马迁，龙门人，纵游江南沅湘彭蠡之汇，故其文奇恣荡轶，得南方江海烟云草木之气为多。”(19)一些优秀的文人，常常“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其文风因受到异地风土民情的感召，呈现新的审美。
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指出南北文风的差别：
南方之文亦与北方迥别。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间，多尚虚无。民尚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20)
记事、析理，其文体以散文为主；抒情、言志，其文体以诗赋为主。刘师培此言，已经意识到地域与文体的关系。此后，吴功正、许伯卿《六朝文学》明确提出，“南方文学偏重审美，而北方文学偏重实用”，“南方文学的主要成就在诗赋，而北方文学的主要成就在散文”，“南方文学多言情写景，北方文学多叙事说理”(21)。袁行霈在《中国文学史•总绪论》中提出中国文学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其中一条就是地域的不平衡：“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文体孕育生长，从而使一些文体带有不同的地方特色，至少在形成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如此。例如：《楚辞》带有明显的楚地特色，五代词带有鲜明的江南特色，杂剧带有强烈的北方特色，南戏带有突出的南方特色。”(22)按照地域考察文体，总体是南方词，北方杂剧，东南小说等。
二、古代小说地域特征之表现
古人的小说观念颇为复杂，《庄子•外物》首次提出小说“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此“小说”即为“小”说，即细言，琐言，碎言。庄子所言之小说，并不具备文体意义。到后来，诸子百家中，小说家居其一。《汉书•艺文志》云：“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23)既为“说”，谁在说？说什么？在什么地方说？说给谁？“街谈巷语，道听涂说”不仅说明小说之“小”，也暗示了小说与“小民”的关系。街头巷尾之民所言故事，必免不了“街头巷尾”这一特定空间，或为这一空间之人，或为这一空间之事、之物、之语。毕竟“小说”最初是口耳相传，主要是说给他人听而不是自我欣赏，“说”的地理空间构成决定了最初的“小说家”是群居的民众而不是隐居的或独立的个体，这种群体性恰恰隐藏着地域性。汉代帝王设立“稗官”，搜集街谈巷语，“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24)。小说家——史官（稗官）与“闾巷风俗”这一条，亦说明小说与地域民俗之关系。即便是“独立创作”的小说，仍有从史传及从其他典籍中获取材料的情况，此类小说除了要考虑小说的出版及传抄所需要的经济基础，还要考虑这些典籍本身是否有存在的场所或市场，地区经济地理及文化地理也就相当重要。那些采自民间的故事，因从民间来，所在“民间”的空间决定小说的总体地域性，如《夷坚志》与南方、《聊斋异志》与山东。至于某些具有地理性质而被纳入小说的地理书，自不待言。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按内容将小说分为叙述杂事、记录异闻、缀辑琐语三类，无论哪一种，都离不开他人的言说或他人的行为，这就规定了小说是群体性的，恰恰因为群体性，更能看出小说的地理表现。
当小说成为一种“说话”，须面向广大听众，说书人出于自身的经济需求或传教需要，选择的说书场景，必然是人流汇集的地方（瓦子、勾栏、茶肆等），离不开有闲暇时间的听众与有余钱的听众，僧讲也须得在人流甚众的寺院。如此，经济地理与文化地理仍是主要因素。自宋代起，部分小说家将小说视为正道，借小说发愤或抒情。表面上看，这类小说家不需关注市场，不需关注他人，只关注自己即可。然而，多数的“发愤抒情”的小说家并非闭门造车地虚构，其发愤，也不是一个人欣赏，而是常借小说教化世人，他们还是需要关注社会，关注民众。
梅新林在《中国文学地理学导论》中指出：“文学地理学中的‘地理’，依次包括作家籍贯地理、作家活动地理、作品描写地理和作品传播地理四个层序。”(25)中国古代小说的地域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小说作者的地域性。
小说的作者有两种，一是独立“创作”小说的文人作者，小说中的故事完全出自作者的创造；二是小说的讲述人，小说家只是将讲述人讲述的故事（也包括对历史题材、前人小说中获取的材料）加以整理或加工。二者的身份有差别，但不能截然分开。就第一种情况讲，多属于文人小说。文学来源于生活，虽为“独立创作”，很多素材却是从民间中来，从史著或他人著述中获得。小说作者的地理身份及其行迹、阅读等直接影响到小说地域性，作者足迹所经历的地方的风土人情都可以通过自己观察或当地人的讲述而在小说中得到真切体现。如洪迈《夷坚志》的记事范围，包括故乡鄱阳，闽、浙、赣诸地，主要是洪迈仕宦之地，其中，不乏很多他人讲述的故事。蒲松龄雅爱搜神，喜人谈鬼，《聊斋志异》中很多故事都是他对民间故事的搜集和整理。所谓作者，是整部小说的作者，却非故事的第一作者。很多文言小说都属于此类。第二种情况相对复杂一些。多数话本小说出自书场的说书，故事的讲述者并非是故事的实际作者，说书人依本而讲，但可以随时生发，让故事附上一层讲述者所在地域性的东西，说书人的地理身份及地域流动使得小说所反映的生活，是说书人所比较熟悉的，小说反映的地域风貌主要受说书人地理身份的影响。当拟书场说书的拟话本或话本成为案头文学后，真正的小说作者（注意：是“小说”而非“故事”）隐藏在说书人背后。小说作者在整理或改编他人讲述的故事时，在保持原故事情节大致不变的情况下，对小说主人公的籍贯或故事发生的场地进行改编，使之成为自己所在地域的故事，这种情况下小说的地域性就不再单一了。还有一种情况，小说中的主人公与次要人物都有可能成为故事的讲述者。小说人物的性格、言行固然有作者“代言”的成分，但其生活原型的地理身份可以影响到小说人物的性格及行为习惯。从故事的讲述者分析小说的地域性应关注创作者的地理身份、讲述人的地理身份、小说内容的地域性。通常情况下，世人对小说作者的判定，是根据小说作者的署名，因此，判定小说家的地理分布，也主要是依据这一情况。
曾大兴教授通过梳理中国古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后指出：“文学重心的分布大体呈现为四大‘节点’，即京畿之地、富庶之区、文明之邦与开放之域。”(26)中国古代小说家的地理分布也是符合这种情况的。
班固《汉书•艺文志》中所载小说家，几乎都是北方人，其中，河南人最多。东晋及南朝小说家39人中，江苏籍的12人，浙江籍的6人，江西籍的2人，河南籍的4人，山西籍的6人。江苏、浙江、江西三地共20人，占总数一半还多。有些人籍贯不在南方，但却在南方长大，如干宝(27)。有些虽是北方人，却在南朝为官，如刘之遴、江淹、任昉。
隋唐时期，由于政治经济及文化中心都在长安，小说家以北方为多。据李时人《全唐五代小说》，陇右小说家就有李朝威、李公佐、李舟、牛僧孺、李复言、王仁裕、李琪、皇甫枚等。在近人编选的两部权威性传奇选集，即鲁迅的《唐宋传奇集》与汪辟疆的《唐人小说》中，“陇籍作家作品占有的比重更为突出。前书共录唐人传奇三十二篇，其中陇籍作家作品六篇，约占全部的五分之一；后书共录作品六十八篇，其中陇籍作家作品二十三篇，占全部的三分之一”(28)。即便籍贯是南方的作家，也曾有过到长安的经历。据统计，唐代小说家“家在长安”（一生主要或重要时间在长安度过）者26人(29)。
宋代小说中心发生转移。宋初，由于晚唐五代战乱的原因，文人大量南迁至蜀或江南等地，小说创作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南方作家群体”，王仁裕、杜光庭、孙光宪、王定保、刘崇远、沈汾、皮光业等都是由北入南的小说家(30)。宋代文言小说家的分布最多的地区是江西（18人）、浙江（15人）、四川（14人）、河南（14人）、江苏（8人），安徽、山东和福建分别为7人(31)。原因在于北宋都城在汴京，是培养人才的地方；而江南一带与四川小说家的繁盛，乃是文人南移及小说继承的结果，其中，江西、四川因异军突起而引人注目。
明清，江南经济的高度发展，小说的中心继续保持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据统计，明清小说家可知作者姓名者，白话小说家249人，其中江苏78人，浙江68人，福建11人，上海16人，江西10人，安徽6人，广东18人，湖南、湖北、四川共9人，黄河流域的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甘肃、内蒙古共17人，海河流域的河北、北京、天津共8人。文言小说家828人，其中，江苏187人，浙江179人，福建42人，上海33人，安徽36人，江西28人，四川、湖南、湖北共29人，黄河流域的甘肃、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共41人，海河流域的北京、天津、河北共21人，广东11人(32)。可见，整个长江流域是小说最发达的地区，下游的江苏、浙江两省小说家数量最多，且远超于其他省市。中原地区小说家数量也开始增多，广东省小说家数量一共达到29人，与以前相比，简直就是飞跃。小说家地理分布的变化，与明清时期各地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关系非常密切。
很多小说家的籍贯或家乡意识很强。如《型世言》，署为“钱塘陆人龙君翼甫演”，或“钱塘君翼陆人龙辑”“钱塘陆君翼编”，《续编三国志后传》署名为“西蜀酉阳野史编次”，《后七国演义》署名为“古吴烟水散人演辑”，《欢喜冤家》署名为“西湖渔隐主人编”，《西湖佳话》署名为“古吴墨浪子编次”，《今古奇观》署名为“姑苏抱瓮老人辑”等。虽然很多小说作者都以笔名或化名形式出现，但前面刻意强调的地名，却也说明了作者的地理身份。小说家的地理身份影响到小说的地理表达，如周清原（周楫）因为杭州人的身份，特别关注在西湖边上发生的故事，《西湖二集》所有故事都围绕西湖而展开。《西湖佳话》也是如此。“西湖小说”中的西湖情结，只有那种身为杭州人或对杭州充满感情的人才有。
其二，小说接受者的地域性。
小说接受者的地域性包括评点者的地域性，小说改编及选编、刊刻者的地域性。
小说出版后，往往有读者对其进行评点。评点有几种情况：一是小说家为了小说的畅销而有意冒名或请人评点，二是作者的朋友以评点为小说捧场，三是作为小说文本的知音人，心有所想而评点。为了商业目的而请人评点小说（有些是假托他人或化名而实为自评），则所请者应为作者的熟人。至于新书刊出，亲朋故旧或其他喜爱读书之人为之作序或评点者不在少数。从清代通俗小说他序、他跋看，“明确朋友关系的只有二十四人次，注明存在宾主关系的有三个，同学、同乡关系的有七人次”。清代文人小说的序跋者，除了作者自己，就是他的亲朋故旧(33)。在这种情况下，作者的籍贯及行迹是考察评点者地理分布的重要因素。第三种情况相对复杂一点，评点者只是单纯的读者，他们不一定认识作者（如写《品花宝鉴序》的幻中了幻居士(34)），也不一定是作者所在地的人，其评点者根据小说不同传播范围而定。不过，能对小说加以评点，绝对是具有一定文化修养之人。换言之，小说评点家的分布与小说家的分布具有大致的一致性。如清代小说的序跋撰写者中“达人”56人，除掉“自序”者，江苏、浙江籍的达到28人，占了总数的一半(35)。
书坊既是小说的刊刻地，也是小说的传播地。明清时期是小说评点的主要时期，这一时期的评点者对小说的评点较为广泛。“明代的小说评点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于书坊主之手……书坊主参与小说评点最常规的方式乃是集合其周围的下层文人从事评点，并大多冒用名人姓氏加以刊刻。”(36)以书坊主身份评点小说者，有杭州书坊主爽阁主人夏履先、翠娱阁主人陆云龙、苏州刻书家袁无涯、福建刻书家余象斗等。
从评点者的口吻中，可见评点者的地域。《古今小说》卷八《吴保安弃家赎友》对小说中结交朋友的议论，评者批道：“苏州人尤甚，可恨，可笑。”(37)可见评者应对苏州人非常了解。再如《绿野仙踪》第四十七回“捎带着礼法，到只怕不是老人家意思”一句下夹批云：“看‘老人家’三字，是以尊长待郑三妇矣。其品卑污，更出苗秃之下，皆死后不可入祖茔之子孙也。余北方下流嫖客多有此称呼，未知南方亦有此说否？”同书第八十六回“只用大奶奶多破费几个钱”一句下夹批云：“北方瞽者动言某某八字内犯甚煞极凶，非破解不可。堂客无不深信。或欺瞒丈夫，罄家之所有酬劳。至于典当，犹其次也。未知南方亦有此恶俗否？可恨，可恨！”(38)“未知南方亦有此说否？”“未知南方亦有此恶俗否？”两句评点，说明评点者对南方不熟悉，当为北方人。
小说选本的刊刻也是小说接受地域性的重要方面。江浙一带文化、经济发达，是小说的重要刊刻地，不少小说选本在此刊出。比如明代唐传奇的编刊“由苏州、上海向金陵、建阳、杭州、徽州等地延伸，传播范围日渐扩大”，唐传奇“经苏州、金陵、杭州、建阳、徽州五大出版中心，迅速流布全国，广泛传播，迎合了不同读者群的阅读与需求，成为读者易得、熟读之物，有力地促进了唐传奇的传播范围”(39)。如，苏州刊有《古今谈概》《情史》《艳异编》《续艳异编》《虞初志》等，金陵刊有唐氏世德堂《绣谷春容》、周对峰万卷楼《国色天香》、李澄源大盛堂刊《刻增补燕居笔记》、陆树声编《宫艳》、秦淮寓客编《绿窗女史》，建阳刊有余象斗双峰堂《万锦情林》、余泗泉萃庆堂刊《新刻增补燕居笔记》、余公仁《燕居笔记》，杭州有《虞初志》《艳异编》《剪灯丛话》等。通俗小说的刊刻地域与文言小说的刊刻地域具有一致性。据考察，明代唐传奇评点本的编者、评点者籍贯主要集中在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等地，这些地方正好是刻书业发达的地方。
从中国古代小说中有关小说消费描写的情况看，小说的直接阅读主要有购买、转借与租赁三种。夏敬渠《夜梦感赋》曾言道：“《曝言》容易千金购，《史论》精专百日营。”(40)逍遥子《后红楼梦•序》云：“曹雪芹《红楼梦》一书，久已脍炙人口，每购抄本一部，须数十金。自铁岭高君梓成，一时风行，几于家置一集。”(41)虽然小说一般并没有这么贵，但购买者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是毋庸置疑的；至于租赁现象，也多在出版业或人口集中之地。小说的间接消费，往往通过曲艺传播或者看戏，城市的勾栏瓦舍、酒楼茶馆之处就成为主要场所(42)。因此，从文学消费的角度而言，小说对人口密集、经济发达的地理空间的消费者依赖尤为突出。换言之，地理空间内的小说阅读者的数量、财力、文化程度、职业等，对小说创作的影响不可忽视。
其三，小说文本的地域性。
考察小说的地域性，小说文本是重点，其地域性体现在多个方面。
一是小说命名的地域性及选本对“地理”的关注。中国古代小说最初十分关注地理。《山海经》书名突出该书主要关注点是各地的风物，《吴越春秋》直接将“吴越”作为典型地理空间提到首位。汉魏六朝博物志怪小说风行，出现了不少具有明显地域性的地理博物书，冠以区域或地名的有《吴兴记》《荆州记》《湘州记》《南方草木状》《荆楚岁时记》《扶南异物志》《临海水土异物志》《巴蜀异物志》《凉州异物志》《岭表异物志》等。这些书籍都立足于某一地方或某一空间方位，仅就名称来看，区域性特征非常突出。
从“唐人有意为小说”以后，地方“小说”仍有余韵，唐代刘恂的《岭表录异》；宋代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耐得翁的《都城纪胜》，周密的《武林旧事》，吴淑的《江淮异人录》；元人陆友仁的《吴中旧事》；明代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及《西湖游览志余》，就是典型的“地方类小说”。明清时期有不少小说命名都冠以地名。如冠以“西湖”名的“西湖小说”有《西湖一集》《西湖二集》《西湖佳话》《西湖拾遗》《西湖遗事》，冠以“扬州”名的有石成金的《扬州近事雨花香》《扬州近事通天乐》等。小说书名中的地名，或为说明故事的发生地及空间场景，更多的则是点明人物的地理身份并为故事的发展营造一种地理空间。
部分冠以地名的小说不仅在标题上突出其地理特征，也暗示小说的内容与此地域相关，如乌程人朱彧《萍洲可谈》之“萍洲”乃是他晚年定居黄州时田宅的名称，该书多记他随父游宦所至的见闻，其中对广州生活的记叙最为精彩。“萍洲”所在的黄州虽然不是浓墨重彩，却也表明了作者的行迹及撰写此书时所在的地理位置。小说中的一些小标题也具有标示故事发生地的作用，如宋代话本《闹樊楼多情周胜仙》，“樊楼”是东京典型的建筑，稍微熟悉“樊楼”的人，都知道这个故事是发生在北宋都城。再如志怪小说集《夷坚志》，是洪迈游历各处时记载的一些故事，其中的一些小标题标明了事件发生的地点，如《江阴民》《熙州龙》《饶州官廨》《桐城何翁》《罗浮仙人》《嘉陵江边寺》等，使故事具有了当地性，从中也可以窥探洪迈大致行迹。《耳书》所载人物，多有冠以“籍贯”者，如“宁波某”“徽州贾”“粤鼠”“襄城牛”“庐陵库中鼠”“吉安府城隍庙”“广德州城隍”“淮安城隍”“颖州关夫子庙”“泗州大圣”“项里土地”等。这些人与物的“籍贯”大致说明了他一生行迹所至。
由于对地理的关注，一些小说类书也专门列有“地理”一类，如《说郛》《群书类编故事》《宋人小说类编》《稗史汇编》《清异续录》等。选本直接冠以地名以示区域性的，如江苏人徐昌祚编的《燕山丛录》，四库馆臣评价云：“是编盖其官刑部时所作，多载京畿之事，故以燕山为名。凡分二十二类，大抵多涉语怪。末附以长安里语，尤为鄙俚。又多失其本字本音，不足以资考证。书成于万历壬寅，有昌祚自序，谓因辑《太常寺志》，得征州县志书，因采其所记成此书，则亦剽掇之学也。”(43)四库馆臣之说也说明了辑录异地小说可能面临的陷阱——或全辑而缺乏考证，或因语言而有所“隔”。
二是小说内容的地域性。人是地理的产物，他所生活的地方或经历的地方的见闻，都会成为小说表现的内容。小说的地域性，便通过“地方性”故事的讲述表现出来。家乡、行迹之所加上未到之处，是小说的地域性分析必须涉及的三个方面。部分笔记小说的作者比较留意自己所住地方的风土人情。陆游曾入蜀，故《老学庵笔记》有关蜀地的记录较多，庄绰《鸡肋编》以仕地风土为主，张耒《明道杂志》有关黄州的记录尤多，陆粲《庚巳编》对吴中地区的记载，天津人李庆辰《醉茶志怪》多记述天津及河北一带的奇闻逸事等。苏轼《东坡志林》所写，有眉州、黄州、杭州、庐山、合浦、儋耳等地之事，所记之地，或为其家乡，或为其做官或贬谪之地。再如佟世思本辽阳人，但他的志怪小说《耳书》六十三则遍及安徽、江西、江苏、浙江、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等十三个省市，以江浙、安徽、两广之事为多。《自序》云：“而卒成之者，以得于家大人宦迹之所经到也，盖天地之大何所不有，人特于见闻所未到则不之信耳。余从家大人宦迹半天下，其间岁月之迁流，山川之修阻，与夫物情之变幻，世故之艰危，未易以一二言尽止。……余固尝于身所经到处，确有所闻于其地。否则，座上诸宾僚偶述其所见所闻以告于余者，而究非同于臆说之罔据也。”(44)《耳书》强调内容的真实性，消息来源或为亲身经历，或为友人之亲见。因此其故事，往往在前面注明某地发生，有些故事还注明来自某人，甚至具体时间，如《假山鸡》条最后指出“吾师孙元亶先生曾为文以记之”(45)。《醉茶志怪》“自叙”中有“再忆昔年游历，悉供今日搜罗。始欲米聚而为山，久遂裘成于集腋”(46)。这些都表明作家行履对小说，尤其是笔记小说影响明显。
各个时代的小说都有典型的“地方性”背景作为故事发展的空间。据研究者统计，唐宋传奇89篇中，以黄河、洛水流域为故事背景的唐传奇有65篇(47)。小说中的“双城”故事在不同时期各不相同。宋代以前双城为长安与洛阳，两宋时期为汴州与杭州，明清时期主要为南京与北京。双城常成为故事发生地或背景。各个时期的“双城小说”，都有一些典型的帝都景观或帝都意象，如长安的曲江，东京的金明池，临安的西湖，南京的秦淮河，苏州的虎丘，扬州的平山堂等(48)。以宋元话本小说为例，“现存的48种宋元话本小说中，有意识表现汴梁地域性的有9篇，单纯涉及汴梁地域性名称的有9篇；有意识表现临安地域性的有9篇，单纯涉及临安地域性名称的有4篇。共有23篇作品有意识表现或单纯涉及两地地域性（其中8篇同时涉及两地地域性），占全部作品的48%”，“宋元话本小说家对两地地域性最关注的，又多是名倾一时的‘胜地’：或为风景优美之所，如金明池、西湖、钱塘江；或为人头攒动的热闹场，如大相国寺、樊楼；或为交通往来的要塞，如金梁桥、钱塘门，颇能作为两地地域性的代表”(49)。
有些小说的材料，往往从方志或地理志乃至地方邸报中来。清代小说家宣鼎《夜雨秋灯录》除了“取生平目所见、耳所闻、心所记忆且深信者，仿稗官例，先书一百余目”(50)外，有些从方志中来。卷三《一声雷》篇末写道：“余避乱幕游盐城，乃同治龙飞二年也。偶谒金容，因忆吾乡邑乘载有《铁罗汉传》，惟载着裘濯足两事，询诸寺僧始得其详。”(51)考其县志，大致相同。卷四《神灯》、卷五《范小仙》，《续录》卷一《槐相公碑》、卷七《牛头社公》等都在当地县志有所记载。倘若《铁罗汉传》是因方志而起，其他与方志所载故事相近或相似者，亦有可能来自于地理书。《夷坚志》也有引用方志的情况。《夷坚丁志》卷十《大洪山跛虎》引自《汉东志》，《夷坚支甲》卷四《钱塘老僧》《九里松鳅鱼》来自于巩庭筠《慈仁志》，《夷坚支景》卷七《刘方明》《九月梅诗》来自于潮人王中行所作《图经》。还有从碑刻、墓志铭中引用的，如《夷坚三志壬》卷十《娑罗树子》引自于李邕《楚州娑罗树碑》，《夷坚三志辛》卷三《知命先生》见于滁阳天庆观石刻，《夷坚甲志》卷十《孟温舒》引自于《温舒墓志》(52)。又如《岭南逸史》，据《凡例》，该书所写故事部分依据“《赤雅外志》、永安、罗定、省府诸志考定”(53)。
对小说地域性关注的程度，影响到小说中山川地理的书写，前面所列举的魏晋六朝及唐宋一些小说，就被纳入史部的地理类。《山海经》《神异经》《十洲记》《博物志》《燕吴行记》等，在《新唐书》中都属于史部地理类。小说对地方性的重视凸显了小说的地域性特征，也为一些方志撰写提供了材料。一些笔记小说家甚至把小说当成地理书来写，西晋张华的《博物志》明确强调要补前代地理书之阙。洪迈《夷坚志》作为对地方故事的“记实”性，被不少方志所收，《方舆胜览》《舆地纪胜》《会稽志》《乾道临安志》《姑苏志》《昆山郡志》《萍乡县志》《广州府志》《金陵新志》《浙江通志》《咸淳临安志》等都有引用《夷坚志》的情况(54)。其中，《舆地纪胜》最多，达到59则。《舆地纪胜》引《夷坚志》大致有四种情况：一是全文引录，二是略有删节，三是节引志文，四是概括撮述(55)。
民间信仰是小说中的重要部分。民间信仰的地域性也影响到小说的地域特征，如北方的狐信仰与南方的五通信仰。《聊斋志异•五通》云：“南有五通，犹北之有狐也。然北方狐祟，而尚百计驱遣之，至于江浙五通，民家有美妇，辄被淫占，父母兄弟，皆莫敢息，为害尤烈。”(56)以江西人洪迈的《夷坚志》与山东人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相比，可以发现这点。《夷坚志》420卷，只有13篇关于狐的小说，《聊斋志异》近500篇小说中，关于狐的故事就达到86篇。《阅微草堂笔记》中涉狐作品也有一百多篇。
《夷坚志》多写南方的民间信仰，其中五通尤多。五通名不一样，《江南木客》《会稽独脚鬼》《孔劳虫》《古塔主》《五通祠醉人》《吴二孝感》等都是关于五通神的篇章。《江南木客》载：“大江以南地多山，而俗禨鬼，其神怪甚佹异，多依岩石树木为丛祠，村村有之。二浙江东曰‘五通’，江西闽中曰‘木下三郎’，又曰‘木客’，一足者曰‘独脚五通’，名虽不同，其实则一。考之传记，所谓木石之怪夔罔两及山
是也。……变幻妖惑，大抵与北方狐魅相似。”(57)其中列举之地，都在江南地区。《夷坚甲志》卷六《宗演去猴妖》与福建多猴患的地理环境有关。《陶太尉庙》与《东湖荷菱》，前者属于江西地方神庙，后者属于水乡生态。《夷坚志》所记诸事显示出强烈的地域文化特征，如民间淫祀，“一般而言蛇神多出现在西南，狐狸精怪出现在北方，五通神在江南”(58)。
不同地域的作者，对小说题材的偏好各有所重。唐代小说中，豪侠题材较多，与豪侠相关的篇目达到92篇(59)，其中，豪侠身份为北方人者甚多，《朝野佥载》中，《稠禅师》《周祥李》《宋令文》《彭博通》等篇目中的主人公都是北方人，分别是北齐、河内、长安禅寺、河间人。《红线传》《乱髯客传》的故事发生地都在三晋。唐代豪侠小说盛行，离不开北方尚武风气(60)。宋代志怪小说分布最多的八个地区分别为江西（10人，10篇）、四川（8人，10篇）、浙江（7人，8篇）、安徽（5人，5篇）、河南（4人，4篇）、江苏（3人，5篇）、福建（3人，3篇）和山东（2人，2篇）(61)。明清白话小说题材分布也有明显的地域性。建阳本小说多讲史、神魔、公案三类题材，艳情小说极少。现知明代建阳书坊刊刻小说刊本131种，可见其明显题材特征，即以讲史、神魔、公案三种类型为主，其中讲史小说刊本69种，神魔小说刊本27种，公案小说刊本18种，这与程朱理学在福建占主导地位相关(62)。就南北而言，北方多英雄传奇，南方多才子佳人小说。
长篇白话世情小说虽诞生于山东，但风行于江浙。清吴云《得一录》云：“苏地各书肆，及赁书铺中，淫书亦复不少，种种名目不一，秽亵异常，射利者辗转流传，坏人心术，莫此为甚。”(63)之所以如此，与江浙一带心学流行，商品经济发达，市民享乐风气相关。至于才子佳人小说，更是以江南为主。根据胡海义《科举胜地、江南才女与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的兴起》一文中的表格统计，明末至光绪年间籍贯（或主要生活地）可考的才子佳人小说作者28位，其中江浙15位，有小说16部，湖北、湖南、江西、广东、福建等省共13位，有小说25部；明末至清中期69部才子佳人小说中241位才子佳人籍贯分布，江浙两省共152人（江苏90人，浙江62人），占总数的63.07%，仅苏、杭二府就占总数的1/3，江西、广东、四川、湖广共46人，整个南方地区的才子佳人达到198人，占总数的82.15%(64)。南方才子佳人题材的盛行，显然得益于南方的自然地理与社会文化地理。
三是小说语言风格的地域性。语言的地域性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小说人物语言的地域性，二是叙述者（或作者）叙述语言的地域性，三是作者或叙述者对他人地域语言的感知。第一点可以看出主人公的地理身份，后两点则可以看出叙述人大致的地理身份。
小说人物说话用方言，诚然代表了他的地域性，但是小说是虚构的文学，小说人物的方言需要由小说家来建构，不熟悉这地方的语言，定然塑造不出能说该地方言的人物。所以，即便是小说人物的方言，同样可以窥见小说家的地理身份。《生绡剪》由不同人物讲述，但都有明显的吴方言色彩。如“侬愿做你的妻子”（第十回），“我侬家婆一束假发拖了去”（第十一回），“侬自然小心谨慎，不须姐姐分付”（第十六回）(65)。乾隆十二年《苏州府志》：“自称我为侬。”虽然讲述人不同，但也可以大致推断出他们应该是苏杭人。又如《醉春风》的作者真实姓名无考，书中有吴歌，如：“有一只吴歌为证：绝标致个家婆捉来弗值钱，载搭子药弗杀个婆娘做一连，个样事务是五百年前冤，魂帐舍子个黄金去抱绿砖。”(66)倘若外地人不懂吴语，不能明白这首歌的意思，自然不会引用，更不会为之“代言”自创吴歌。由小说将故事背景设置在苏州，并多次提及苏州来看，作者当为苏州人。
不同地方有不同方言，不同地理身份的人所写的小说也就具有不同的地方语言。江浙一带小说的吴方言，《俗话倾谈》的粤方言，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的江淮方言，《跻春台》的四川方言等，都可见小说家的地域性。清代文道堂刊《岭南逸史》“凡例”云：
一是编期于通俗，《圣山志》多用土语，如谓“小”曰“仔”；称“良家子”曰“亚官仔”，如南海差役谓逢玉“尔这亚官仔”是也；谓“无”曰“冐”；谓“如此好”曰“敢好”，如“敢好后生冐好花”是也；谓“我”曰“碍”；谓“鱼”曰“牛”；谓“饭”曰“迈”；谓“碗”曰“爱”，如珠姐谓“牛是碍迈爱”是也。(67)
大量的、典型的岭南方言，令《岭南逸史》与其他小说相比，地域特色鲜明。
其四，明显的“此域”与“彼域”态度。
叙述者及小说人物的地理身份，影响到他们对“此域”和“彼域”的情感态度，并由此影响叙述口吻及叙事态度。此域之人对本地的称呼是简洁的，他们往往不在具体的地名前加上某省，而是直接称呼为某府某镇。如《定情人》第七回：“却说上虞县，有一个寄籍的公子，姓赫名炎。”“一日到了余姚地方。”省掉“浙江”省名而直书“上虞县”“余姚”，当是浙江本省人的叙述语气，或面对极为熟知本省的他人时的说话语气。作者介绍其他地方的习惯却不是如此。如：“话说先年，四川成都府双流县，有一个宦家子弟，姓双。”再看小说人物的语言习惯。当双星到了浙江，仆人打听地方，说道：“此乃浙江山阴会稽地方，到绍兴府不远了。双星听了大喜道：‘吾闻会稽诸暨、兰亭、禹穴、子陵钓台、苧萝若耶、曹娥胜迹，皆聚于此，虽是人亡代谢，年远无征，然必有基址可存。我今至此，岂可不流览一番，以留佳话。”(68)可见外地人称呼浙江地名，是习惯前面加上省名的。《定情人》的作者“天花藏主人”，不少学者认为是浙江嘉兴人，联系世人对自己省份以及其他地方的介绍习惯，不难发现，此说的确比较合理。
再以《醒梦骈言》为例。第一回“湖广武昌府江夏县”，第二回“山东东昌府棠邑县”，第三回“苏州吴县”，第四回“山西太原府”，第五回“江西吉安府庐陵县”，第六回“浙江温州府”，第七回“湖广长沙府”，第八回“广东广州番禺县”，第九回“四川成都府”，第十回“河南兰考县”，第十一回“河南开封府仪封县”，第十二回“北直保定府”。十二回中，只有“苏州吴县”前没有挂省名，但是第六回却在“温州府”前面加上“浙江”二字，该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一些研究者指出，《醒梦骈言》有很多吴方言，因此作者不可能是蒲松龄，而是一个以吴方言为母语，且在吴方言区生活多年的南方人(69)。吴方言区很广，温州方言属于南部吴方言区，苏州方言属于北部吴语区，两者虽然都属于吴语，却有很大区别。大概《醒梦骈言》的作者是苏州人氏或长期生活在该地，才无意中给温州前面加上了“浙江”二字。《生绡剪》作者在提到江苏省的地名时，往往不加省名，如第七回：“话表南京城内，有个太学。”第十回：“正是，也该南京去走走。……不一日，到了南京水西门。”第十八回：“却说松江府华亭县，有个镇头叫干巷镇。”提到浙江地名时，往往加上省名，如第七回：“今话表浙江嘉兴府秀水县，有两个秀士。”第十三回：“话说浙江杭州府北新关外，离城四五十里地面，有个市镇，人烟辏集，百货俱有，叫做塘栖。”第十七回：“浙江杭州一府，属有九县。偏有海宁县加他一个‘刁’字。”第十九回：“话表浙江严州府交界有个富春山。”(70)由此大致可以推断小说家的所在地。
叙述者对于“此境”“此域”的叙述态度及言说情感，往往与熟悉程度及是否在场相关。熟悉的结果，是对己地佳山胜水的喜爱，名人轶事的津津乐道，风俗习惯的侃侃而谈，是对身为此地人的自豪感。《蝴蝶媒》第一回云：“自来我杭人游湖，多是白昼，从不曾月下领略。”(71)“我杭人”为杭州人说话的口吻，虽为小说人物之语言，也反映了作者的地域态度。《醉茶志怪•泥娃》篇载：“津中风俗，妇人乏嗣者，向寺中抱一泥娃归，令塑工捏成小像如婴儿，谓之压子。”(72)《定情人》第九回写四明山“原来这四明山，乃第九洞天，山峰有二百八十二处，内中有芙蓉等峰，皆四面玲珑，供人游玩”(73)。如此详细介绍当地风物及景观，非当地人、非熟悉当地情况之人不能做到。
作者因对“此地”的熟悉，对本地风土人情的介绍相对于其他地方更详细，并能将此地熟语运用自如。如《西湖二集》第十一卷介绍杭州酒店业时，先列举了十八座酒楼，偶及各酒楼的特色，然后详细说道：
话说这几处酒楼最盛，每酒楼各分小阁十余，酒器都用银，以竞华侈。每处各有私名妓数十人，时妆艳服，夏月茉莉盈头，香满绮陌，凭槛招邀，叫做“卖客”；又有小鬟，不呼自至，歌吟强聒，以求支分，叫做“擦坐”；又有吹箫、弹阮、息气、锣板、歌唱、散耍等人，叫做“赶趁”；又有老妪以小垆炷香为供，叫做“香婆”。(74)
此外，小说还介绍了酒店如何留住顾客，二十一处妓馆的名称等，小说家不厌其烦一一指出，杭州熟语加上详细的场景描写，令人对杭州印象深刻。周清原（周楫）的杭州人身份在故事的叙述中暗显出来。
熟悉的另一方面，是对此地不良风习的深入了解及痛恨，其揭露与批判较于他乡人更真实，也更深切。《梧桐影》第四回：“且说苏州府吴江县落乡地方，有个邓村十八都。地面傍湖，人皆强悍，就是官府他怕。为钱粮事，差人下乡，毕竟两三起，五六个才敢下去拿人；若得人少，他就先打后商量了。人禀了官，还说差人诈他银子，说谎禀官哩。因此苏州说人蛮法，便道：‘你莫不是邓村十八都来的么？’”(75)《梧桐影》作者不明，但由他对苏州的称呼及对此地弊端的揭露来看，他是非常熟悉苏州之人。
倘若在异域写自己所在地，则可能是以回忆或怀念的口吻。《女才子书》卷十《谢彩》，鸳湖烟水散人在其后的《自记》云：“予读书泖上时，春日尝步村径，闻一老叟吟曰：‘梅花无俗玉无痕，如此容光那得闻。若言不是神仙谪，世上如何独见君！’”(76)泖上乃其读书及写作处。从自记的口吻看，乃是回忆的口吻，说明烟水散人写作此书时，已经离开了泖上，回到了嘉兴。《女才子书》卷九《王琰》前面有“烟水散人曰”《引》，云：“讽览之余，居常怏怏。忽有松溪王子，以苏人而侨寓武塘。值予逆旅途穷，借彼居亭作主，剪烛谈诗……遂为予详述其由，余不觉连举大白。”(77)此亦以回忆口吻写出，可见作者曾至武塘。
在“此域”与否，也影响到小说叙事的口吻。南方人说南方之地，一般不会单说“南方”，同样，北方人说北方之地，不会单用“北方”之词。在说话中用到了“南方”“北方”二词且在前面加上表示自称的词，如“我们北方”“我们南方”，则比较好辨别他们是南方人或北方人。《八段锦》第五段借邬大姑之口描写了南、北方男女在情爱表达上的差异：“我们这边乡风是这样，不象你们南边人不出声，不出气，入死的一般有甚情趣。”(78)地名前面加上一个“我们”“你们”，这是一般人对自己所处地域的称呼辨识。有时，即使未在南北地域前加上“你们”“我们”，但人物说话口吻亦透露出地理身份。《醒梦骈言》第二回：“却说北路上有一种叫‘走无常’，原是个活人，或五日或十日，忽然死去，冥冥中走些差使，或一日或二日，活转来，仍然是好好的一人。”同一回中，张恒若的结发妻子羊氏叙述当年夫妻离散的情景时说道：“我到你家三年，适值燕兵来打山东，我和你父亲一同逃难，不料被马兵冲散，我被一个唐指挥虏去，在北地半年。”(79)“北路上”“北地”都是南方人说北方事的口吻，由此可以推断小说家不应是蒲松龄。《鸳鸯针》卷一第一回：“那人彪形大汉，语带北音。”(80)从说话的语气推测，作者当是南方人。凌濛初《拍案惊奇》卷十四议论道：“谁知北人手辣心硬，一不做，二不休……风俗如此，心性如此，看着一个人性命，只当掐个虱子，不在心上。”(81)由北方的于大郊杀人引出对“北人”的评价，显然是以偏概全，含有明显的地域偏见。
人们对“彼域”（“异域”）的态度比较复杂。所接触异域的人事较多，叙事者的态度相对客观一点，反之则以传闻、想象为主，偏见严重。地域偏见有两种，一是美好的异域想象，一是丑化或贬斥。异域想象中，特别突出“异”（人异、物异、俗异）——尤其是异于“中国”之处。《博物志•异人》：“有一国亦在海中，纯女无男。……日南有野女，群行见丈夫，状晶目，裸袒无衣禣。”(82)《酉阳杂俎•境异》写异域，侧重其“异俗”，如：“木耳夷，旧牢西，以鹿角为器，其死则屈而烧之，埋其骨。木耳夷，人黑如漆，小寒则掊沙自处，但出其面。”(83)上述记载无地域歧视，有些异域记载就不是这样了。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又夷人中有号为仆食者，不论男女，年至老辄变异形，或犬，或豕，或驴之属，于人坟前拜之，其尸即出，为彼所食，盖亦百夷一种也。……至于拜塜吞骼，则又异类中之下劣矣。”(84)清人俞蛟谈苗人变虎：“虎为百兽之长，而苗则犬豕之类也。苗而变虎，可谓善变者矣！”(85)沈德符与俞蛟对“异域”人的态度，具有明显的歧视性。
当然，地域对小说发生影响是有条件的，不能简单流于地域决定论。有时阅读一篇或一部小说，并不能感觉到它的地域特征，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关小说文本地域特征的分析，要特别注意大地域与小地域之间的关系，应该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个性与共性相结合，在地性与流动性相结合。
三、研究现状及意义
上个世纪初，地理与文学的关系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20世纪初有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刘师培学术论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汪辟疆《近代诗派与地域》（《汪辟疆诗学论集》，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贺昌群《江南文化与两浙文人》（《图书展望》1936年第2卷第1期）等。80年代后相关研究更多，专著如曾大兴《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商务印书馆，2013年）、《文学地理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年），胡阿祥《魏晋本土文学地理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戴伟华《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中华书局，2005年），杨义《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李浩《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梅新林《中国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等，单篇而有分量的论文如章培恒《从〈诗经〉、〈楚辞〉看我国南北文学的差别》（《中国文化》1989年第1期），蒋寅《清代诗学与地域文学传统的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曾大兴《建设与文学史学科双峰并峙的文学地理学科——文学地理学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江西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物候与文学家的生命意识——论气候影响文学的途径》（《学术研究》2015年第6期），杨义《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与中国文学的民族学、地理学问题》（《文学评论》2005年第3期）等。此外，还有关于各省的文学史，各种地域文学流派的研究。研究者们从文学地理学的学科性质，地域文学及文学史、文化中心转移，文学家的地理分布，文人流动对文学的影响，文学作品的地域特点与地域差异，文学家族、文学景观、地理意象等角度多方切入。随着研究队伍的壮大，研究从宏观到微观、从理论到实证，都取得了可喜成绩。
数量众多、形式独特的明清白话短篇小说是中国古典小说的一种重要形态，它既有文人特征，又反映了市民的生活观念，具有强烈的地域性、时代性、世俗性。回顾百年来白话短篇小说研究，或侧重于介绍、整理、考证，或重在话本小说史的编写。自上世纪90年代始，学者们从不同角度研究白话短篇小说，从地理学角度入手亦逐渐为学者青睐。孙逊、葛永海《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双城”意象及其文化蕴涵》（《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中国古代小说中的“东京故事”》（《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孙逊、刘方《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城市书写及现代阐释》（《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李勇《古代城市小说的个性研究》（《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张同利《长安与唐五代小说研究》（人民出版社，2015年），张慧禾《古代杭州小说研究》（浙江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葛永海《古代小说与城市文化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等。这些研究，都看到了城市与古代小说的关系，或专注于某个城市中的小说创作，或立足于小说中城市书写、城市场景、城市民俗、城市个性等，研究侧重整个古代小说，视野宏阔，见解独到。
明清白话短篇小说的地域性也受到学者关注，如刘勇强《西湖小说：城市个性和小说场景》（《文学遗产》2001年第5期）、《明代话本小说地域色彩的凸显》（《国学研究》第16卷），孙旭《西湖小说与话本小说的文人化》（《明清小说研究》2003年第2期）、《论明末拟话本小说家的地域意识》（《重庆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论宋元话本小说家的地域意识》（《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胡海义《明末清初“西湖小说”研究》（暨南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伍波《〈十二楼〉中的江南都市风情》（《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李桂奎《话本小说时空构架的“江南”特征及其叙事意义》（《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等，这些论文探究的内容涉及宋元及明清拟话本小说的地域意识，西湖小说与话本小说的文人化，“三言二拍”的江南时空叙事等。
关注乡村与小说的研究，近两年亦开始兴起。孙逊、朱洁《〈夷坚志〉中的“乡民”描写及其文化阐释》（《复旦学报》2013年第3期）将《夷坚志》中的乡民分类，指出乡民故事类型有遇怪型、撞鬼型、会仙型等，分析了其中所体现的道德观念与信仰。此后，以“乡村”为关键词作为硕士论文者，有许中荣《明清小说“乡村描写”研究》（山东师范大学2014年硕士学位论文）、肖萌《晚明小说中的明代乡村社会生活书写》（河北师范大学2014年硕士学位论文）。许文以明清名著为研究对象，重点在乡村环境、人物、风俗，乡村的叙事功能，乡村描写的抒情性；肖文重在乡村经济、乡村管理、乡村风俗。这些有关小说与乡村的研究，相对于小说与城市研究而言，亦是一种新视角。
虽然相关研究取得了可喜成绩，但仍存在一些不足。结合文学与地理学，对明清白话短篇小说进行研究，存在着较为广阔的学术空间：
首先，明清白话短篇小说与地域关系非常密切，“文学史发展到明清时代，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地域性特别显豁起来，对地域文学传统的意识也清晰地凸显出来”(86)，然而，学界对文学地理学与文学的研究多集中在诗文上，以白话短篇小说为主体，从文学地理学角度进行系统研究者甚少。
其次，目前从文学地理学角度研究小说者很少从民俗民间信仰地理、文教地理等方面探究小说叙事母题，很少关注地理文化对小说人物群像的刻画及小说审美风格的影响，对地理空间的“此在”与“彼在”，对作者叙事风格与心态及小说人物心态的关系缺少相应的关注。
再次，白话短篇小说中，除了城市景观，还有乡村景观。然而，目前学界对小说中的乡村景观关照不够，也缺乏与城乡景观及其意蕴的对比分析。
小说中的诗歌，是一大亮点，然而，学界对其考察，缺少从地理流动、地理表达的视角，这对小说中人物流动时所见所感领会不够深入，对于题壁诗在小说中的地域文化意义也缺少相应研究。由于明清白话短篇小说篇目众多，很多故事作者不详，亦有很多故事改自他人之作，且故事各不相干，以之作为探究文学地域性与现实生活的地域性之关系，有很大优势。
以明清白话短篇小说作为研究对象，应该界定“短篇”“明清”与“白话”。
关于“短篇”，学界观点不一。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明之拟宋市人小说及后来选本》所选小说皆为一回演一故事；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所介绍明人选编和自作的话本专集，除《鼓掌绝尘》外，全在四回以下，所选清初话本集或专集多在六回及六回以下。欧阳代发“吸取了研究者的一般作法，也注意到拟话本小说的客观实际，以四回以内为‘拟话本’，而五回以上则属中长篇，不再划入‘拟话本’范围”，“但就拟话本的客观实际而言，以三四回即属中篇不好处理。……但如放宽到五六回以内为标准，则五六回又似乎实在是长了些，以属中篇为宜”(87)。张兵论述明代拟话本时说道：“明清之际的部分拟话本集，如《鼓掌绝尘》(88)《宜春香质》《弁而钗》等，以‘风、花、雪、月’、‘元、亨、利、贞’或是‘情贞、情侠、情烈、情奇’命集的，每集四至五回，皆演述一则独立的故事。它们是扩大了的短篇，应把它们归入‘拟话本’之内”，“六回（少量小说是八回）似乎是一条分界线。一是六回及六回以下的小说相对较多，二是这类作品大多情节单线发展，结构不复杂，人物也较少，把它们列为短篇是有充分理由的。三是根据一般人的审美习惯而定。”(89)考虑到本书的实际，笔者采用此观点，以六回及六回以下演一故事者为白话短篇小说。还有一种情况，即小说看似长篇，其中一人贯穿始终，但每回（则）各演一故事，如《龙图公案》共一百回，《包公案》共十卷一百则，它们实则是有关包公断案的白话短篇小说集。《新民公案》四卷四十三则，《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四卷七十一回，《古今律条公案》七卷四十六则，每则演一故事；《明镜公案》五卷十八则，《详刑公案》八卷四十则，《蓝公案》两卷二十四则。这些公案故事，都是事实上的短篇，所以仍旧将它们归于短篇小说之内。如此，可以将更多的话本小说纳入研究的视野，也更能全面地窥见这个时代话本小说的全貌。
本书中，白话短篇小说包括整个明代与清代的话本小说或拟话本小说，其中包含一部分由明清小说家整理改编的宋元旧篇，这些宋元旧篇虽不是明清小说家自己创作，但明清小说家在选编或对其改编之时，掺入了自己的主观意图及审美情感，或进行了艺术加工，因此研究明清白话短篇小说，不能抛开这些宋元旧话本。清代后期，小说界受西方影响，固然有白话短篇小说面世，如《云南野乘》（三回）、《剖心记》（两回）、《尚父商战记》（一回）、《飞艇》（二回）、《魍魉世界》（二回）等，它们发表在当时的报刊上，属于报刊小说，因种种原因，故事都没有完结，因此是未完结的长篇，算不上短篇。那些受西方小说影响，带有明显西化色彩、现代色彩的晚清短篇白话小说，并非明清传统意义上白话短篇小说，故不纳入本书研究范围内。至于清末究竟到何时，也没有必要硬性规定。张兵《话本小说简史》、欧阳代发《话本小说史》都以《跻春台》作为清末最后一部话本小说，但据近几年来研究者们的发现，清末在四川地区还有与《跻春台》同时同类型的传统话本小说。如王洪林所见《惊人炮》《照胆台》(90)，竺青等发现了《照胆台》《救生船》《萃美集》《辅化篇》《大愿船》《保命救劫录》《救劫保命丹》和《济险舟》(91)，汪燕岗又发现了《孝逆报》《保命金丹》《阴阳普度》等(92)。本书研究的对象主要指古典小说，亦采用此说。
“白话小说”，是用接近民众口语写成的小说，口语化是白话小说最直接的标识。在一般学者观念中，“白话小说”与“文言小说”相对，可与“通俗小说”等同。通俗小说是“我国古代‘俗文学’的一类。与文言小说相对而言，专指流传于民间，以白话写成的‘话本’”(93)。“文言”与“白话”是语言上的相对。“通俗”小说关键是“通俗”，包括语言、内容、形式都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白话”小说关键在语言的通俗，二者虽然在很多方面是相通的，但并非一回事。明清部分小说如《僧尼孽海》《杜骗新书》《二十四尊得道罗汉传》《廉明奇判公案》《皇明诸司公案》等，文白间杂，有时全用白话写成。宁稼雨《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未收录，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将这些小说纳入其中。显然，这些语言并不全部是“白话”的小说不被“文言”认可，既非“文言”，当然是“白话”了。考虑到学界的普遍认知，本书也姑且将其纳入“白话小说”一类。
四、本书构想及主要内容
本书将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明清白话短篇小说的地理分布。
中国古代小说家的地理分布，时代不同，分布地域各有差异。两宋之前，文言小说家的静态分布重心在北方的黄河中上游地区，宋元明清则是经济文化重心的影响超越了政治重心的影响而集中在江浙地区。明清白话短篇小说不同时期的地理分布各有不同。嘉靖万历时期因福建书坊的作用，小说主要分布在福建。万历至乾隆时期随着福建书坊的衰落，刊刻中心转移到江浙一带，小说也集中在这一地区。清中期，因禁毁淫书等政策，苏浙二地的白话短篇小说深受其害，小说作者及小说数量急剧减少。到清朝中后期，四川刻书业兴盛及广东地区经济兴起，这两个地区的白话短篇小说数量增多。
考察明清白话短篇小说的地理分布，小说家的署名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公案小说作者多用真名，其他多用笔名。很多小说作者的署名暗示了小说家的地域或经历。读者的地理分布亦是考察小说地理分布的不可或缺的要素。小说的刊刻者、序跋者与评点者，都是特殊的读者群。清初统治者多次颁布禁书令，斥责“惟知射利”而刊刻了不少白话短篇小说的“苏城坊肆”“江苏坊贾”。序跋者与评点者，有书坊主，也有作者的亲朋好友。那些署名真实且前有地名者，其地理身份十分明确。以“地名+笔名”署名的，亦可大致断定他们的地理身份。偶尔，序跋中出现地名暗示着序跋者经历之地。总体来看，刊刻者、序跋者与评点者与小说的地理分布，大体一致。
明末清初白话短篇小说题材以世情为主，即便有神怪题材，也主要融合在世情叙事中。明末清初理学的地理分布，直接影响到话本小说的刊刻。福建理学以朱子学为主，江西安徽理学亦主要尊崇程朱，江浙二地是阳明心学的主要阵地，故此以世情为主的白话短篇小说，闽、赣、皖少而江浙二地多。
第二部分，明清白话短篇小说的地理空间。
明清白话短篇小说的主要地理空间叙事随着时间变化而转移，北宋故事的主要地理空间为中原地区，以汴京为中心。南宋、明代及清代前期故事的主要地理空间为江南地区，以江浙二地的城市为中心。清后期的西南小说及岭南小说，以西南、岭南为故事的主要空间。
明清时期城市发展到鼎盛，它是通俗小说发展的土壤，也是小说主要表现的内容。明清白话短篇小说中的城市，有京城（或陪都），也有非京城的全国著名的城市。除了宋元旧篇中的汴京与洛阳，大部分都在长江三角洲或运河沿岸的地方。城市都有其标志性景观，这些景观在小说中反复出现，成为典型的地理意象，如东京樊楼，苏州阊门、虎丘，扬州平山堂，杭州西湖与灵隐寺，南京秦淮河等。乡村亦是明清白话短篇小说中的重要叙事空间。与城市空间不同，乡村经济自给自足，生活闲淡、闲适，是隐居的好去处，也是动物、鬼怪出没之所，神仙修炼之场。
东部地区临近海洋，居民的衣食住行均与海洋相关。在食上，海洋生物成为餐桌上的佳肴；在玩上，多海洋宝物；在行上，以舟船为主；在劳动生产上，或打渔，或晒盐，或贩卖海货。同时，海潮、海啸、海难时有发生，偶尔还会海上遇仙。无论城乡叙事，往往有大气磅礴的海洋描写。由于临近海洋，遭遇倭寇侵袭亦是常事。中、西部的内陆地区地貌丰富多样。相对而言，靠近沿海地区的居民，经商者较多，且具有经商头脑；中西部内陆地区因为山大人稀，经商者相对较少，偶有一些商人，亦多在本地经商。
小说中的人物，通常是流动的。人物地理流动带动了地域叙事，因为写作目的不同，地理流动叙事模式也就有所区别。科举、做官、逃乱、经商、拜神、旅游、走亲串户等都会导致流动，且流动目的地也有差异。中西部侧重于陆路，用马较多，东部、南部水路较多，多以船为交通工具。地域流动具有地域自然景观及风土民情的展示功能，马、船、轿则是地域流动中常见的工具及景观。江南小说家，习惯了船作为交通工具，在此固态模式下，有时难免出现地理疏漏。
明清白话短篇小说描绘了很多景观，有自然的，也有人文的。小说或叙述名人事迹、风物传说以介绍景观由来，或叙述文人行迹、逸闻轶事以赋予或增强景观的文学性，或“直录”景观中原有的诗文以增饰该景观的文学性，或通过铺叙将景观的特色展现在读者眼前。不同类型的地域景观的特征，诸如历史性、宗教性、神圣性、娱乐性、独特性、教化性、文学性，等等，经由小说的叙述得以呈现。
第三部分，地理与叙事母题之关系。
中国古代小说的很多叙事母题，完全可以从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考察。动物精怪、自然灾难、高僧红莲、杀生放生、洞天福地、斗法显法、骗赌、娼妓、才子佳人等，是小说常见的母题，这些母题故事的地理分布，与自然地理、宗教地理、经济地理、文教地理密切相关。
小说中的精怪以狐狸、蛇、猿猴、虎为多。狐故事以北方为多，蛇故事几乎都在长江流域，猿猴故事都在东南一带，虎故事南北皆有。故事的地理分布与这些动物在中国的地理分布几乎一致。灾害描写可展示地域自然环境，展示民俗应对行为，乃至解释某种“纪念物”或地域名称的来历。总体上看，北方旱灾多而南方水灾多。小说中灾难发生的地域与中国历史上灾难发生的地域，亦具有一致性。
佛教、道教对中国古代小说母题影响深远。明清白话短篇小说中出现较多的几个母题——高僧与红莲、杀生放生、洞天福地、斗法显法是深受佛道影响的重要母题。母题发生的地域，与佛教、道教的历史地理分布大致相同。
诈骗、赌博、娼妓故事主要发生在京城及各大都市，江浙一带尤盛，“男风”可谓“南”风，在江南大盛。这与江南区域经济有很大关系。江南一带是全国的经济重心，经济的繁荣促进了享乐之风，这为诈骗、赌博、色情买卖提供了温床。福建远离战乱而又富庶，当奢靡之风兴起，商人增多时，亦会紧随江浙之后，成为诈骗与男风聚集之地。
才女士人是小说家重点刻画的对象。才女多才，是家庭教育或者家庭重视女子教育使然。以士人为主人公的故事，叙事目的不一，但其学问来历主要有二，其一是因生于文学家族、官宦家庭、习儒家庭，受家庭教育影响；其二是求学于学堂或私塾。才女的分布集中在江浙二省，北方黄河、海河流域与南方珠江流域亦有分布，但较少。按时代分，唐代北方才女略多于北方，但从宋代开始，南方才女便超过了北方。自唐五代至清，士人的地理分布集中在北方黄河中下游及长江中下游地域，南方人数远远多于北方。唐五代北方士人略多于南方，自宋至清，南方士人人数都远多于北方。才女士人的地理分布，深受各个朝代文化教育的地理分布影响。
第四部分，此在与彼在：地理身份对小说叙事之影响。
“此境身份”的主体有三：小说家、讲述者、小说人物。开篇中“此境”地域呈现属于静态呈现，其详略程度与作者、故事讲述者、场景的经历者是否曾在或正在“此境”有关。篇中的地理呈现多属于动态呈现，随着人物的地理流动，插入对当地的风景、历史、地理、物产、风土民情等相关介绍。当把“此境”当成“我境”，便产生两种强烈的情感：我境的自豪意识与批判意识。
明清白话短篇小说很多篇目属于“重写”或改编型，常见的重写手法是：更改原来地域、增加对原地域的各种相关情况的描写与介绍、补充薄弱的地域描写。地域重写，可为故事提供场景，塑造人物性格，推动情节发展，突出“移民”情感，强化故事主题。但地域重写时，却不乏地域错误，如方位错误，水路与陆路行程安排不合理。
人物的地理身份不同，语言表达也就有所差别，如地名表达的“省近详远”、远指与近指、尊称与谦称；各地域小说有典型的方言，如吴方言、西南方言与岭南方言等。乡音是流动的乡愁，透过乡音，可识别人物地理身份，可诱发人物同乡之人及亲人的相识、相认，加强同乡的交流。
对于江浙小说家而言，岭南与西南这些“异域”山迢水远，多异象、异物、异俗，属于荒蛮、蛮夷之地，叛乱、瘴疫之地，海外则是冒险家的乐园，是财富与希望之地。异域叙事是地理知识与地理想象的结合，充满地理想象、地域偏见与地域歧视。
第五部分，寄生韵文与小说地理表达之关系。
寄生韵文可描绘地域景观，介绍地理位置及地理历史、物产、民俗，是小说地理表达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地理学意义。寄生韵文中，有不少典型的地域意象，如舟船。某些以诗词为“证”之“证”乃是为了补充说明该地域的自然地理或地域风物，在地域性上有印证、补充小说地域之作用，可强化人们对这一地域的感知。民歌本身是地域文化的产物，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地域性强的寄生民歌，亦增强了小说的地域性。明清白话小说中的民歌以吴地民歌为多。民歌具有保留地域语言，摹写地域景观，表现人物的地域个性的功能。
小说中的寄生韵文随着人物的地域转换而逐渐呈现。地域风物往往借助人物的视点，移步换景，通过小说人物自作或是叙述者插入，逐步呈现于读者目前。地域景观的呈现方式，根据他们的社会身份而定，有些是通过说书人插入韵文，有些是小说人物自己所作韵文。寄生韵文是小说人物地域流动时情感表达的最好载体。题壁诗词是人物地域流动的一个地理坐标，不仅暗示“某人到此地一游”或“某人曾至此地”，还传达他们当时的所见、所闻乃至所感。
以上五个部分，内容涵盖了小说的地理分布、小说内部的地理空间、母题、语言、寄生文体等，研究重视文本外部的地理考察，更重视小说文本内部的地理要素。第一部分由小说的地理分布入手，运用统计分析方法解读地理对小说家的影响，是一种“客观”呈现、静态呈现。书后附录列表，是对相关内容的补充，也是为了客观呈现某一具体时期文言小说家地理分布情况。唐以后出现了白话小说，但文言小说家人数远远多于白话小说家，从数量上说，文言小说是中国古代小说的主流。附表除了令人对从先秦到明清时期文言小说家的地理分布有一个整体印象外，还借此说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对小说家地理分布的影响，亦为了说明明清时期白话短篇小说家的地理分布与文言小说家的地理分布大体一致。后面部分，更侧重从“主观”角度，考察地域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对小说内部叙事的影响，既关注静态的地理景观，又关注人物地域流动。
(1)〔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十三经注疏（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705页。
(2)中国古代的小说观是比较驳杂的，班固《汉书•艺文志》认为小说出自稗官，属于丛残小语。刘知幾《史通•杂述》把小说分为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十类，地理书仍为古代小说的一个重要门类。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把小说分为志怪、传奇、杂录、丛谈、辨订、箴规六类。此处所言的小说，是中国古代小说观念中的小说。
(3)黎翔凤：《管子校注》，梁运华整理，中华书局，2004年，第831—832页。
(4)〔汉〕班固：《汉书》卷二八，中华书局，1962年，第1640页。
(5)〔汉〕高诱注：《淮南子注》，上海书店，1986年，第59页。
(6)〔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下）》，第1626页。
(7)〔宋〕庄绰：《鸡肋编》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3页。
(8)〔南朝梁〕刘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龙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94页。
(9)〔宋〕黄伯思：《东观余论•附录•校定楚词序》，中华书局，1991年，第101页。
(10)〔清〕王夫之：《楚辞通释•序例》，《船山全书》第十四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208页。
(11)〔清〕梁启超：《新史学•中国地理大势论》，夏晓红、陆胤校，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264页。
(12)〔唐〕雍陶：《题君山》，〔清〕彭定求编：《全唐诗》卷五一八，中华书局，1960年，第5921页。
(13)〔清〕孔尚任：《古铁斋诗序》，汪蔚林编：《孔尚任诗文集》卷六，中华书局，1962年，第475页。
(14)〔清〕沈德潜：《沈德潜诗文集•归愚文钞余集•艿庄诗序》，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第1526、1525页。
(15)〔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张说》，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13页。
(16)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劳舒编：《刘师培学术论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66页。
(17)〔清〕沈德潜：《沈德潜诗文集•归愚文钞•钮用谦滇中诗序》，第1350页。
(18)〔清〕阮元：《广陵诗事》，广陵书社，2005年，第43页。
(19)〔清〕魏禧：《魏叔子文集•曾庭闻文集序》，中华书局，2003年，第401页。
(20)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刘师培学术论著》，第162页。
(21)吴功正、许伯卿：《六朝文学》，南京出版社，2003年，第378—381页。
(22)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一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8页。
(23)《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45页。
(24)《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45页。
(25)梅新林：《中国文学地理学导论》，《文艺报》2006年6月1日，第6版。
(26)曾大兴：《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556页。
(27)据载，干宝虽籍贯河南，但是祖父干统三国时为东吴奋武将军、都亭（今湖北恩施）侯；父干莹，曾仕吴，任立节都尉，迁居海盐。晋元帝时召为佐著作郎，“以家贫，求补山阴令，迁始安太守”。参见〔唐〕房玄龄等：《晋书》卷八二，中华书局，1974年，第2150页。
(28)邵宁宁、王晶波：《说苑奇葩：晋唐陇右小说》，甘肃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5—6页。
(29)参见张同利：《长安与唐小说》，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40—43页。
(30)参见赵维国：《论宋初小说创作的地域特征及题材选择》，《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31)参见赵章超：《宋代文言小说研究》，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第130页。
(32)王玉超、刘明坤：《明清小说作者的地域差异与科举及小说创作的关系》，《兰州学刊》，2011年第12期。
(33)王军明：《清代小说序跋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104、119页。
(34)幻中了幻居士在《品花宝鉴序》中说道：“余从友人处多方借抄，其中错落，不一而足。正订未半，而借者踵至，虽欲卒读，几不可得。后闻外间已有刻传之举，又复各处探听，始知刻未数卷，主人他出，已将其板付之梓人。梓人知余处有抄本，是以商之于余，欲卒成之。……至于石函氏，与余未经谋面，是书竟赖余以传，事有因缘，殆可深信。”（〔清〕陈森：《品花宝鉴》，齐鲁书社，1993年，《序》第1页）
(35)根据王军明《清代小说序跋研究》表三统计，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
(36)谭帆：《论中国古代小说评点之类型》，《文学遗产》，1999年第4期。
(37)〔明〕冯梦龙编：《古今小说》，魏同贤主编：《冯梦龙全集》第一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32页。
(38)〔清〕李百川：《绿野仙踪：精校百回批注本》，李国庆校注，中华书局，2001年，第523、977页。
(39)任明华：《论唐传奇在明代的文本传播》，《文艺理论研究》，2010年第6期。
(40)转引自潘建国：《古代小说文献丛考》，中华书局，2006年，第79页。
(41)〔清〕逍遥子：《后红楼梦》，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序》第8页。
(42)参见潘建国：《明清时期通俗小说的读者与传播方式》，《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43)〔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第1231页。
(44)〔清〕佟世恩：《耳书》，金毓绂主编：《辽海丛书》，辽沈书社，1985年，第2595页。
(45)《耳书》，《辽海丛书》，第2597页。
(46)〔清〕李庆辰：《醉茶志怪》，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自叙》第1页。
(47)陆有富：《以河洛为背景的唐传奇的地域文学特征研究》，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46页。
(48)孙逊、葛永海：《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双城”意象及其文化蕴涵》，《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
(49)孙旭：《论宋元话本小说家的地域意识》，《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50)〔清〕宣鼎：《夜雨秋灯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自序》第4页。
(51)《夜雨秋灯录》，第111页。
(52)张文飞：《洪迈〈夷坚志〉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115页。
(53)〔清〕花溪逸士：《岭南逸史》，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年，《凡例》第6页。
(54)王秀惠：《〈夷坚志〉佚文辑补》（载《汉学研究》七卷一期，1989年6月）；赵章超：《〈夷坚志〉佚文小辑》（载《文献》，2004年第4期），《〈夷坚志〉佚文拾补》（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7年第3期）；李裕民：《〈夷坚志〉补遗三十则》（载《文献》，1990年第4期）等。
(55)方健：《关于〈夷坚志〉的评价及辑佚》，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主编：《历史文献研究》总第21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18页。
(56)〔清〕蒲松龄：《聊斋志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417页。
(57)〔宋〕洪迈：《夷坚志》，何卓点校，中华书局，1981年，第695页。
(58)王瑾：《〈夷坚志〉新论——以故事类型和传播为中心》，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126页。
(59)汪聚应：《唐代侠风与文学》，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第227—248页。
(60)《史记•货殖列传》说：“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种、代，石北也，地边胡，数被寇。人民矜懻忮，好气，任侠为奸，不事农商。”（〔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二九，中华书局，1959年，第3262—3263页）
(61)赵章超：《宋志怪小说地域特色论略》，《许昌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
(62)涂秀虹：《论明代建阳刊小说的地域特征及其生成原因》，《文学遗产》，2010年第5期。
(63)〔清〕吴云：《得一录》卷十一，王有立主编：《中华文史丛书》，台北华文书局，1969年，第770页。
(64)胡海义：《科举胜地、江南才女与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的兴起》，《世界文学评论》，2014年第3辑，第74—77页。
(65)〔清〕佚名：《生绡剪》，李落、苗壮校点，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212、231、310页。
(66)〔清〕江左谁庵述：《醉春风》，《中国禁毁小说精选百部•明清艳情卷》，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318页。
(67)《岭南逸史》，《凡例》第6页。
(68)〔清〕佚名：《定情人》，李落、苗壮校点，春风文艺出版社，1983年，第61、79、1、9页。
(69)参见邹宗良：《〈醒梦骈言〉与吴方言——兼论蒲松龄不是该书的作者》，《蒲松龄研究》，2009年第2期；褚半农：《亦谈〈醒梦骈言〉与吴方言——兼论蒲松龄不可能是该书作者》，《蒲松龄研究》，2010年第3期。
(70)《生绡剪》，第131、202—205、347、201、259、331、363页。
(71)〔清〕南岳道人编：《蝴蝶媒》，《古本小说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5页。
(72)《醉茶志怪》，第141页。
(73)《定情人》，第82页。
(74)〔明〕周楫纂：《西湖二集》，陈美林校点，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83页。
(75)佚名：《梧桐影》，励东主编：《古书秘藏》第四卷，延边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04页。
(76)〔清〕鸳湖烟水散人：《女才子书》，马蓉校点，春风文艺出版社，1983年，第142页。
(77)《女才子书》，第116页。
(78)〔明〕醒世居士编集：《八段锦》，秦忠仁点校，北京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62页。
(79)〔清〕守朴翁：《醒梦骈言》，远方出版社，2007年，第42、48页。
(80)〔明〕华阳散人编辑：《鸳鸯针》，李昭恂校点，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3页。
(81)〔明〕凌濛初：《拍案惊奇》，陈迩冬、郭隽杰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第236页。
(82)〔晋〕张华撰，范宁校证：《博物志校证》卷二《异人》，中华书局，1980年，第23—24页。
(83)〔唐〕段成式：《酉阳杂俎》，中华书局，1981年，第45页。
(84)〔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华书局，1959年，第925—926页。
(85)〔清〕俞蛟：《梦厂杂著》卷四《乡曲枝辞•苗变虎》，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89页。
(86)蒋寅：《清代诗学与地域文学传统的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87)欧阳代发：《话本小说史》，武汉出版社，1994年，第12页。
(88)《鼓掌绝尘》以“风、花、雪、月”四集，每集十回，演一个故事。孙楷第将其视为短篇小说。他在《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卷二《明清部一（短篇）》说道：“骤视之似为四十回之长篇小说，实则每集演一故事，包含四个之短篇小说。”（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上杂出版社，1953年，第25页）
(89)张兵：《话本小说简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8、79页。
(90)王洪林：《四川方言会通》，巴蜀书社，2008年，第51、123页。
(91)竺青：《稀见清代白话小说集残卷五种述略》，《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92)汪燕岗：《清代川刻宣讲小说集刍议——兼述新见三种小说集残卷》，《文学遗产》，2011年第2期。
(93)秦亢宗主编：《中国小说辞典》，北京出版社，1990年，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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