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唐代诗人杜甫，字子美，祖籍襄阳（今湖北襄阳），后迁巩县（在今河南巩县西），唐睿宗景云三年（712）在巩县诞生。他居住长安（今陕西西安）南郊少陵时，曾自称“少陵野老”；晚年在成都（今四川成都）时曾被荐举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因此后世多称他为杜少陵、杜工部。唐代宗大历五年（770）冬天，在长沙、岳阳之间的湘江旅船上逝世，享年五十九岁。杜甫是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被人尊为诗圣，作品被誉为诗史。杜甫所留下来的诗歌计一千四百多首。他的诗博大精深，沉郁顿挫，思想和艺术都有很高的成就。

杜甫的祖父杜审言曾任膳部员外郎，是武则天朝的著名诗人，所以杜甫对儿子说“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父亲杜闲曾任兖州司马、奉天县令。杜甫幼年丧母，由姑母抚养，七岁开始学诗，十五岁便小有诗名。唐玄宗开元十九年（731），青年杜甫开始“壮游”。他到过金陵（今江苏南京）、姑苏（今江苏苏州），渡过浙江，荡漾剡溪，远涉天姥山。开元二十三年他二十四岁时，被推荐到京城长安应进士科考试，虽然没有考上，仍壮心不减，又到齐、赵（今山东、山西一带）之间漫游。开元二十八年，他到兖州探亲之后，由齐入鲁。翌年，他在洛阳、偃师之间的首阳山下定居，大约在这里与杨氏夫人结婚。天宝三载（744），他在洛阳遇见了辞官离京的大诗人李白，结交相知，共游齐鲁，并在汴州结识了诗人高適，一起饮酒游猎，赋诗论文。次年秋天，李、杜在兖州分别，再也没有重逢。李、杜之游，是杜甫壮游生涯的终曲。此后，他西往长安，谋官求职。

天宝五载到十四载，杜甫在长安生活了十个年头。杜甫原是怀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政治抱负，意在登上仕途，一展宏图，但总是事与愿违。如天宝六载，唐玄宗下令召集天下有一艺之士进京考试，宰相李林甫却命考官一个不取，然后向玄宗祝贺天子圣明，野无遗贤。致使参加了这次考试的杜甫上当受骗。天宝十载，玄宗举行祭祀玄元皇帝老子、太庙、天地三大盛典，杜甫进献三大礼赋，居然得到玄宗欣赏，命宰相对他进行考试，在集贤院等候分配。但是等了一年，还是不了了之。压抑使他觉悟，贫困使他清醒。天宝十一载以后，他用诗歌来讽谏时政，写出了《兵车行》、《丽人行》、前后《出塞》等一系列名篇。天宝十三载秋天，关中霖雨成灾，他一再向玄宗献赋，同时诉说自己“衣不盖体”（《进赋表》），“常有肺气之疾”（《进封西岳赋表》），“只恐转死沟壑”。他四出求助，但仍不获一官半职，只得把妻儿送往奉先县（今陕西蒲城），委托任县令的亲戚照顾，以便度过饥荒。而他自己，则仍到京城谋官。过了年，政府让他到河西（当今甘肃河西走廊）去充当一个县尉，他没有接受，于是改任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当个看守兵甲器仗、管理门禁锁钥的正八品下的小京官。这年初冬十月，他到奉先探望妻儿，写下了划时代的杰作《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总结了自己长安十年的生活。该诗反映了安禄山乱前的社会政治现实，揭露“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严酷不平的事实。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兼任幽州、平卢、河东三节度使的安禄山率领二十万军队发动叛乱。杜甫匆忙再赴奉先，携带家小逃难，开始了艰难曲折的坎坷生涯。

安禄山叛军只用一个月就从范阳攻到洛阳，半年攻破潼关，占据长安，唐玄宗仓皇逃蜀。天宝十五载七月，太子李亨在灵武（今甘肃灵武）自行即位，改元至德，是为肃宗。杜甫在这年五月从长安再到奉先，带着妻儿先到白水暂住。潼关失守后，随着难民一起向北流亡，经过华原、三川，来到鄜州（今陕西富县），把家小安置在鄜州西北三十里的羌村。八月间，他便只身奔赴灵武，投向肃宗。不幸中途被安禄山部俘获，押解长安，困陷了半年多。在困陷长安期间，他写出了《悲陈陶》、《悲青坂》、《塞芦子》、《春望》、《月夜》、《哀江头》等许多名篇。至德二年（757）四月，杜甫脱身逃出长安。这时唐肃宗已到凤翔（今陕西凤翔），杜甫“麻鞋见天子”（《述怀》），被授为左拾遗，官阶从八品，充任了皇帝的谏官。不久后，发生了宰相房琯被罢免的事件。杜甫上疏认为不当轻易罢免大臣，这就得罪了肃宗。幸亏新任宰相张镐为他说情，才得免罪。但仍奉命回鄜州探家。八月初一杜甫离开凤翔，来到鄜州羌村，在家里写了著名的长诗《北征》。

这年九月，长安收复。十月，洛阳收复。十月底，肃宗回长安，杜甫赶来扈从。已为太上皇的玄宗在十二月也回到长安。这时宫廷内有太上皇、皇帝及太子之间的明争暗斗，朝廷上由于肃宗妻张后与宦官李辅国勾结，擅权干政，加上平叛的将领拥兵割据，回纥、吐蕃等异族乘机扩张。同时，安禄山虽然死了，一度归降的史思明又叛变称帝，战乱继续蔓延。黄河流域天灾不绝，农业萧条，百姓流亡，人口锐减。杜甫以诗讽谏，写了《洗兵马》、《留花门》等名篇。乾元元年（758）五月，杜甫出为华州司功参军，从此不再在朝，永别长安。第二年初，他探视了河南陆浑庄旧居，然后经洛阳回华州任所。这时郭子仪等九个节度使率军六十万围攻安庆绪盘踞的邺城，被史思明五万兵击破溃败。郭子仪被迫退守河阳。杜甫途经新安、石壕、潼关等地，写了著名的“三吏”、“三别”，即《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和《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杜甫回到华州已值初夏，关中京畿地区饥荒，生活困难。杜甫在七月弃官率家流亡，西去秦州（今甘肃天水）。客居四月，谋筑草堂不成，于初冬十月，前往同谷（今甘肃成县），无亲无故，靠挖野菜充饥。一月后，他登上蜀道，在年底到达成都。从此开始了所谓“漂泊西南天地间”（《咏怀古迹》）的颠沛流离。

上元元年（760），杜甫到成都第二年的春天，在成都城西三里的浣花溪畔修筑了几间茅屋，便是草堂，结束流亡生活，暂时有了栖身之所。这年他四十九岁。十年长安的辛酸屈辱，三年从政的艰难曲折，两年的颠沛流离，来到这田园草堂，自然深深感受到和平生活的美好，体会到朋友情谊的珍贵，更加关心天下寒士的命运，写出了《春夜喜雨》、《不见》、《蜀相》、《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名篇。第二年，旧友严武出任成都尹，对他颇为照顾，他才算过了两年安定生活。唐代宗即位，宝应元年严武回朝述职，成都少尹徐知道叛变，杜甫又流亡梓州一年多。此后，即转往阆州。在梓州，他听说八年安史之乱终于平息，欣喜欲狂，写了《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觉得“青春作伴好还乡”，快要“便下襄阳向洛阳”了。但不到半年，他又为吐蕃进攻长安而忧心如焚。直到广德二年（764）春天，严武回到成都，再镇蜀中，杜甫才回到成都，并且接受严武召请，入幕为节度参军。严武举他得了个从六品官衔检校工部员外郎。他在严武幕府住了几个月，便回草堂。过了年，永泰元年（765）四月，严武突然去世，杜甫失去依靠，只得离开成都，携家乘舟东下，结束了“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去蜀》）的成都客居生涯。

永泰元年九月，杜甫在云安病倒，住了半年。次年三月迁往夔州（治所在今重庆奉节），在白帝城下，大江岸边，居住约二年。这时他年老多病，患有肺病、风湿、糖尿病及疟疾。他越来越思忆故国家乡，挂念亲朋故友，关心穷苦人民，忧虑国家前途。其间，杜甫抒情写怀，咏古讽今，感慨激扬，不能自已，所作诗篇，约占今存作品总数三分之一。大历三年（768）初，他离开夔州，乘舟出峡。三月到达湖北江陵。由于河南兵变战乱，杜甫在江陵耽搁了半年。然后，经公安，到湖南岳阳，时已在年底。他一生最后两年，主要是在旅船上度过的。这时的杜甫来往于岳阳、长沙、衡州、耒阳之间，生活贫困，渴念家乡，身体越益衰弱，忧国忧民益切，终于怀着对国家和人民的深切关切，在湘江旅船上告别人世。他的灵柩安置在岳阳。四十三年后，唐宪宗元和八年（813），他的孙子杜嗣业把他移葬在河南首阳山下。

诗人杜甫生活在大唐帝国从鼎盛向衰落的历史转折年代，历经唐玄宗、肃宗及代宗三朝。他接受儒家思想熏陶，爱好诗歌创作。开元盛世在他青少年的心灵中灌铸了政治开明、国强民富的帝国伟大形象，使他怀有治国济民的远大抱负，积极求进，乐观展望，培养了执著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奠定了杜诗坦荡博大、浩然高歌的风格。在天宝以后，安、史乱起，国家动荡，人民苦难，他与天下寒士一样备受压抑沉沦，饱尝屈辱辛酸；跟广大人民一起经受战乱苦难，忍饥挨饿，逃难流亡。但他始终怀念开元盛世，希望国家中兴，慷慨陈述自己的辛酸，人民的苦难；沉痛讽喻皇帝的失误，大臣的失职；愤怒揭露政治腐朽，无情鞭挞奸佞权贵。随着国家战乱动荡，政治恶性发展，他对皇帝失望，对朝廷无望，却又更深沉地热爱自己的国家。仕途坎坷，生活贫穷，使他更接近人民，更走向下层，因而更热忱地关心人民。在他从一位忠君爱国、仁政爱民的封建士大夫转变为一位爱国爱民、忧国忧民的伟大爱国主义诗人的历程中，他的政治理想依然是“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但他的希望所在最终不是皇帝和朝廷，他的心深深和天下寒士、各族劳苦人民联系在一起。他以全部身心来纪录国家的危难、人民的苦难和讴歌美好的山川风物、史事古迹及习俗人情。“诗史”之誉，杜诗当之无愧；“时代的镜子”，对之更为恰当。他今存一千四百多篇诗篇，全面、深刻而真实地反映了他的时代的整个社会现实和历史进程。杜诗伟大成就首先在于思想内容具有高度真实的现实性，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深厚的人道主义思想，政治倾向鲜明，反映生活深广。

杜甫写了许多政治诗。有的陈情述怀，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有的评论时事，如《悲陈陶》、《洗兵马》等；有的回忆往事，如《壮游》、《秋兴八首》等；有的反映民情，如《兵车行》、“三吏三别”等；有的咏古讽今，如《蜀相》、《咏怀古迹五首》等；有的寓言讽刺，如《枯棕》等等。杜诗题材多样，内容广泛，手法各别，兴寄有异，但都出自深切的体验，饱含激情，是非分明，因而褒扬贬斥，真实深刻。创作于安禄山叛乱前后的两首著名政治抒情长诗《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和《北征》，都是坦露胸襟，剖析自己；指陈事实，针砭时政；爱国爱民，忧国忧民；忠心耿耿，忧心忡忡；出自体验，发自肺腑；因而真知灼见，证验历史，卓立千古。前诗在抒写经过骊山脚下，感愤唐玄宗在华清宫荒淫作乐的一段，指出：

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

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

直言道尽封建剥夺的残酷事实。因而写出了贫富贵贱命运悬殊的鲜明对比：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成为千古警句名言。而他经过桥梁的即兴寄忧：

群水从西下，极目高崪兀。

疑是崆峒来，恐触天柱折。

河梁幸未坼，枝撑声窸窣。

行旅相攀援，川广不可越。

在生动如见的艰难行旅体验的描述中，诗人忧虑国家形势、人民处境的悲切，自然流露，意在言内。他因幼儿饿死而想到民心不安：

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

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

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

忧端齐终南，洞不可掇。

得以免租免役的官吏尚且不免饿死儿子，则天下为重赋徭役所迫的平民百姓，家破人亡的悲惨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儒家仁政爱民，由己及人，被严酷的生活体验引导到与被剥削压迫人民息息相通，反过来又更深切地感到人心不安，国家不稳。因而杜甫敏锐感觉到、预见到国家动乱即将来临，虽然他不知道事实上已经发生。

在平叛战争形势已见好转之际创作的《北征》中，杜甫作为一位在职谏官，因为已有亲身干预朝政的体验，忧国更为焦急真切，见识也深刻切实。他并不计较唐肃宗无视他的忠诚将他查办，对他嫌弃，依然忠心耿耿，因为：

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

他关切的是国家人民的安危。因而当他为秋天勃发隐逸雅兴时，他更关切今日危难和昨天悲剧。眼前看见的是：

靡靡踰阡陌，人烟渺萧瑟。

所遇多被伤，呻吟更流血。

田野荒凉，战士流血，触目惊心。昨天留下的是：

夜深经战场，寒月照白骨。

潼关百万师，往者散何卒！

遂令半秦民，残害为异物。

白骨遍野，惨不忍睹。正是广大爱国士民为帝国付出如此惨重的牺牲，换来形势好转的趋势，理当树立起以民为本、以官军为主力的必胜信心。然而唐肃宗却倾向于依靠回纥骑兵平叛，这不仅本末颠倒，而且有失国体，损伤民族自尊，因而杜甫为此不满而深忧：

仰观天色改，坐觉妖氛豁。

阴风西北来，惨淡随回纥。

他担心即将晴朗的帝国天空，由于回纥参战而会变得阴云再涌。因而他吁请唐肃宗抓紧好转的时机，发动官军全面反攻，一举收复洛阳、长安，再一气攻克山东、河北。他的估计虽然过分乐观，但一腔爱国激情却溢于言表。

从至德元年被困长安，到乾元元年出为华州司功参军，他处于政治动乱的中心，对国家危难、人民苦难切肤关心，几乎对每一重大时事及社会动向，他都有诗篇评述反映。著名者如《哀王孙》、《悲陈陶》、《悲青坂》、《塞芦子》、《哀江头》、《自京窜至凤翔喜达行在所三首》、《奉送郭中丞三十韵》、《北征》。《喜闻官军已临贼境》、《收京三首》、《观兵》、《洗兵马》、“三吏三别”、《留花门》等。从王子公孙沦落长安、官军兵败、叛军动向、长安人心、将帅出征、胜利进军、人民情绪到宫廷斗争，都从自己亲身见闻观感的各个角度作了不同程度的歌咏，至今仍可与史实记载相互印证，连贯起来，仿佛大事年表，堪称“诗史”。

杜甫有大量思念、赠送妻儿和亲朋故友的诗篇，真情实意，亲切感人。其中有三类最为传诵：一是思恋妻儿；二是想念李白；三是感赠患难相遇的故交新识。

杜甫思恋妻儿的名篇是《月夜》。该诗抒写困陷长安时对寄居鄜州的妻子的怀思，前半则设想妻子在鄜州望月思念自己的情景：

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

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

字里行间，表现出妻子的爱和理解。后半抒写对妻子的慰恤体贴和对团聚的苦涩想望：

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

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

更在对妻子美好形象的描绘中表现出自己一往情深和夫妻俩伉俪情笃。至于患难夫妻的劫后团聚，杜诗中时有感人抒写。除《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和《北征》中著名片段外，他如《述怀》、《羌村》，用笔真实感人，道尽乱世情味。

杜甫思念李白诗篇的价值不仅在于歌咏了珍贵的友谊，更在于慷慨悲歌一个真诚爱国的文人、一位天才横溢的诗人竟不容于帝国，横遭诽谤，至于沦落。他思念李白的名篇大多在李白流放之后所作。当他听说李白由于永王李璘事件牵连而被流放、生死不明时，写了《梦李白》二首。他梦见李白，醒来更加为李白的命运担忧。对于李白的不幸，杜甫不尽悲慨：

出门搔白首，若负平生志。

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

孰云网恢恢？将老身反累。

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

世道混浊，斯人憔悴；天道不公，一生坎坷。但是他相信李白将名垂青史，终于不朽。在《天末怀李白》中，他将李白与屈原比美；他为李白写了《不见》一诗，以“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等八句，概括了李白一生的特点，总结了一代天才的性格、心态、遭遇和归宿。这是李白的，也是杜甫的，更是封建制度束缚下才士的一般命运。因此，千百年来激动着文人士大夫，回响共鸣。

患难见真情，是杜甫赠亲别友诗中相当突出的强音。至德元年（756）六月，杜甫全家逃难路过彭衙，受到故友孙宰热情款待。次年从凤翔回鄜州经过彭衙西面，回想去年情景，激情感动，追写了《彭衙行》赠给孙宰。其中描写逃难途中：

痴女饥咬我，啼畏虎狼闻。

怀中掩其口，反侧声愈嗔。

小儿强解事，故索苦李餐。

一派饥寒逼迫，辛酸悲恻。天黑投宿孙宰家，孙宰为他们张灯开门，暖汤洗脚，剪纸招魂，烧饭煮菜，并且要结拜兄弟，挽留安居，使诗人无限感激：

谁肯艰难际，豁达露心肝！

他如抒写故友久别重逢的《赠卫八处士》，寒暄慰问，情热意伤，读来亲切，想来悲切。“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名言佳句，脍炙人口。

杜甫歌咏山水景物及风土人情，凝聚着对祖国人民深沉的挚爱。早年遥望泰山的《望岳》，可以见其远大抱负。晚年从流亡到漂泊西南，无论即兴还是感讽，都体现出博大胸怀。例如《春夜喜雨》：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

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域。

春夜一场细雨，激发诗人对造化滋润万物的无限欣喜，仿佛在黑夜见到了光明，想望着明天的繁花似锦。显然，诗人心里想到的是危难的国家和苦难的人民。再如《登楼》，诗人登楼看见春花繁荣，心中想到国家多难。“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深感山河古今存在，风景从未变化。于是即景变为感时：

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

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父吟》。

坚信国家永存，警告外敌莫侵，感慨亡蜀阿斗居然享受国君祭祀，悲伤诸葛亮一生艰难忠诚。白帝城下，长江水上，一场暴雨，“高江急峡雷霆斗，古木苍藤日月昏”（《白帝》），他感受到了天下战乱动荡，到处家破人亡，“哀哀寡妇诛求尽，痛哭秋原何处村？”夔州风俗，女大当家，丈夫侍候，但是战争征丁，男子一空，“四十五十无夫家”，“一生抱恨长咨嗟”。夔州妇女艰苦劳动，然而“至老双鬟只垂颈，野花山叶银钗并”，几处寡妇终老。诗人愤怒指责：

若道巫山女粗丑，何得此有昭君村！

对人民的深挚同情，突破了儒家华夷之辨和歧视妇女的偏见，发出了人道的呼声。因而当一个年轻主人修篱笆禁止贫穷邻居老妇来屋前打枣充饥时，他诚恳告诫这位青年应当体贴老妇的苦难，深思苦难的根源：“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从大自然造化，到人事的细微，都流露着诗人爱国爱民、忧国忧民的深情厚谊。他也有一些即景咏怀的诗篇，抒发了不遇的悲愤。例如《旅夜书怀》、《江汉》等。此外，他还写了不少题画赞书、咏舞叹乐、讴歌建筑以及农具器物的诗篇，优美生动，各有兴寄，同样可见胸怀，并有文化史料和文献价值。

杜诗的艺术，总体来说，以如实反映社会典型的现实主义为主。在创作思想上，以儒家风雅传统为基本出发点，“法自儒家有，心从弱岁疲”（《偶题》），从青年起就辛勤钻研儒家诗法。同时不断总结诗歌创作的经验体会，“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他要求内容真实有针砭，形式精美合体制，因而高度评价同时诗人元结《舂陵行》，称之“知民疾苦”，使“万物吐气，天下小安”，誉为“两章对秋月，一字偕华星”，“见比兴体制，微婉顿挫之词”（《同元使君舂陵行》及序）。他自评一生创作是“漫作《潜夫论》，虚传幼妇碑”，认为大体可比汉代王符《潜夫论》讥刺时政，可及汉末蔡邕赞赏邯郸淳《曹娥碑》所谓“绝妙好辞”。他主张学习前人诗歌应当“别裁伪体亲风雅”（《戏为六绝句》）；认为宋玉《九辩》同样值得学习，“风流儒雅亦吾师”（《咏怀古迹五首》）。但他并不贬薄山水田园诗，而是充分理解它们的意义和价值。觉得战乱时世，“稼穑分诗兴，柴荆学土宜”（《偶题》），是必然的；“焉得思如陶（渊明）、谢（灵运）手，令渠述作与同游”（《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亦属自然。认为清高隐逸，“礼乐攻吾短，山林引兴长”（《秋野五首》），自有高兴；“登临多物色，陶冶赖诗篇”（《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可以陶冶性情。因而他肯定谢灵运、谢朓等南朝山水诗人的“能事”和“用心”，钦佩孟浩然、王维等同代田园诗人的“清诗”、“秀句”，称为“高人”。他重视诗歌艺术，强调多方面学习。他严肃执著地追求精湛艺术，“语不惊人死不休”，“新诗改罢自长吟”，而且“晚节渐于诗律细”（《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要求读书增长知识，提高理解水平和创作能力，“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教导儿子要“熟精《文选》理”（《宗武生日》）。对于青年文士一度轻薄议论庾信及初唐四杰的诗歌，他诚恳劝导他们要正确对待，指出“庾信文章老更成”，晚年成就很高；“王、杨、卢、骆当时体”，代表初唐艺术成就；“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应当看到他们雄厚的才力；“清词丽句必为邻”，至少可以学习语言艺术；所以应当“转益多师是汝师”，必须学习前代诗人的各种长处。此外，他还重视书画歌舞艺术，注意多方面吸取艺术营养。总之，杜甫创作思想继承发展了《诗经》以来古典诗歌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力求思想与形式的完美结合，达到讽喻教化的社会作用。

具体地说，杜诗各类主题的作品具有不同艺术特点。政治诗多叙事而有浓厚抒情，大多采取五七言乐府古体，韵律较自由，适于慷慨陈事，淋漓尽致。思恋家室亲朋的抒情诗和歌咏山川风物人情的即兴咏怀诗，则据题材和情思，或用古体陈述，或用近体沉思，或作古体而有排对，或作近体而如流水，不以格律束缚思想，而从感情择取形式，并不一律。从不同时期作品的特点看，杜诗艺术风格也有发展变化，晚年漂泊西南的诗篇明显比以前的创作更为锤炼老到，艺术精美。但总体地看，贯彻始终的共同特点是，鲜明的个性风格，精心的艺术表现，精炼的形象语言以及精致的声韵格律。

无论长篇巨制或绝句小诗，重大主题或即兴偶思，主观抒情或客观叙事，杜甫的自我形象都是鲜明突出，从不隐蔽的。比较起来，长诗的诗人形象充实完整，小诗也可见一斑。例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通过披露胸襟、声斥贵倖、描述气象、寓意形势、哀痛丧子、同情人民等一系列具体事情，体现出一种磊落书生气概，浩然志士情操。《北征》则生动表现为忠君守职的谏官，爱妻怜儿的家长，融合为一个乱世忧国忧民的寒士小臣，字字见情，句句传神。而在《江畔独步寻花》的绝句里，锦江岸边的春花，触发诗人雅兴，却引来许多人生苦涩的感慨。有的有人照料，“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其六），招来许多爱怜；有的却无依归，“桃花一簇开无主，可爱深红爱浅红”（其五），深浅由她冷落。老诗人希望爱惜春花，珍惜青年，“繁枝容易纷纷落，嫩蕊商量细细开”（其七）。前后《出塞》拟从军战士自述，然而诗人往往化为自我，议论军事，发挥己见。即使像《石壕吏》那样叙述投宿石壕村遇见官吏抓丁的悲剧，仿佛摆客观事实，并未插入主观评论，但这恰是传统史笔，一字褒贬，倾向鲜明，无意隐蔽。其实，杜甫诗歌艺术的这一特点，正是继承发展了儒家传统诗法，充分见出中国古典诗歌现实主义优良传统的特色。

杜诗叙事作品多于抒情篇什，但是叙事饱含激情，抒情常发议论。从表现手法看，多用赋而比兴，不少兴寄而赋。但是表现上的更重要的特点是深挖主题，用心谋篇，以多种手法表现主题思想。诗人敏锐地抓住现实的特征现象，发掘其深刻的思想内涵，力求形象的表现，实质是现实主义创作的典型化。例如《兵车行》是依据当时事实写作的，但诗人并不停留在送别战士的悲痛情绪和号哭场面上，而是通过一位老兵陈述经历，揭示皇帝黩武开边，战争不义，兵役频仍，家庭离散，劳力缺乏，农事荒废，祸国殃民。这就使事件、人物具有典型意义，而构思独到，不同一般；借汉讽唐，问答议论，手法灵活，推陈出新。又如《丽人行》借曲江修禊盛会，集中揭露杨贵妃姊妹及杨国忠，铺陈形容，明讽暗刺，曲折有致。他如《月夜》从设想妻子独望构思，《梦李白》写李白梦中来访，《春夜喜雨》的即景寄兴，《枯棕》的借物刺时，《洗兵马》的见美见刺，《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大声疾呼，等等，都可以见出杜甫精心构思与多样表现，无不从属于深挖主题，加强典型的努力，不过当时主观上是出于对国家人民的深切关心，对社会现实的真切体验，对诗歌艺术的精湛追求，不必具有现代理论观念。正如杨伦在《杜诗镜铨》中所评：“自六朝以来，乐府题率多模拟剽窃，陈陈相因，最为可厌。子美然出而独就当时所感触，上悯国难，下痛民穷，随意立题，尽脱去前人窠臼。”

杜甫精炼诗歌语言与讲究诗歌格律是统一的，注重语言雅俗与格律古近的谐调，要求思想感情和艺术构思的整体完美。大体地看，叙事诗继承汉乐府古诗的传统，注意提炼生动的口语，深入浅出，明白如话，传神见形，气势充沛；抒情咏怀之作则多采取近体格律，讲究典雅的书面语言，形象性强，音乐感美，凝练概括，警策突出，发人思索，给人启迪。但是杜诗语言格律最富独创、最见功力的是，口语俗词入近体，典故雅言作歌行，近体有古风，古体见清丽，被宋代诗人苏东坡、黄庭坚概括为“以俗为雅，以故为新”，开辟了诗歌语言与格律体裁融为一体的灵活运用的广阔途径。例如《洗兵马》一作《洗兵行》，属于“即事命题”的新题乐府，是七言歌行古体，然而由于诗人旨在歌颂而寓讽刺，因此气势浩大，通篇排对，雅词俗句，实同长律。而如七律《登高》中二联“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登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等，都是精炼常语为雅韵，善用陈词说新意，语言格律，自然融合，抑扬顿挫，老到圆熟，读来如话，听觉优美，推敲有味，分析合律。因而宋人尊杜甫为五七言古近体诗之集大成者，认为“学诗当以子美为师，有规矩，故可学”，“学杜不成，不失为工”（陈师道《后山诗话》）。

杜甫生前，其诗并无洛阳纸贵的哄动效应，不甚为世重视。四十年后，适应封建社会政治革新的需要，“古文”运动、“新乐府”运动兴起，杜甫为人和杜诗价值开始被发现，受推崇，韩愈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调张籍》），元稹认为“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杜君墓志铭》），白居易更扬杜抑李，以为杜诗“可传者千余首，至于贯串今古，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与元九书》）。北宋以后，志士忧患意识深重，对杜诗评价日高，杜甫的历史地位愈显，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都极予尊崇。元代方回归结宋代江西诗派，更尊杜甫为其祖师。随着南宋衰弱，北方金、元相继兴起，杜诗爱国主义光辉更加焕发，宋末民族英雄文天祥在元人监狱中集杜句成诗二百首，觉得“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集杜诗自序》）。直到今日，杜诗爱国主义精神仍有伟大感召力和教育意义。

杜甫诗集，旧史所载原为六十卷，但已散佚。今存杜集大都以北宋王洙辑集、王琪重编《杜工部集》为基础，各种辑集增补本、注释本，种类甚多。清代以来，通行的有钱谦益《笺注杜工部集》，仇兆鳌《杜诗详注》（又名《杜少陵集详注》），浦起龙《读杜心解》，杨伦《杜诗镜铨》等。这里选择杜诗名篇中的一部分，依写作时序编次，注释今译，以便阅读。

倪其心（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

吴鸥（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