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变”：审视先唐文体递延脉络的重要视角

罗剑波

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尤其是先唐文学研究，应当遵循何种文学理念，面对研究对象，是以现今之文学观念予以观照，或是深入当时之“现场”，以时之价值理念、审美标准给以审视，又或是就以上二者而折中之。这样三种处理方式，如何确定，看似简单，其实并非如此。陈寅恪先生“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之论述，可谓深透，刘永济先生作《文心雕龙校释》，就刘勰所论，每每细读所涉作品，而后深思、寻绎刘勰之本意，这一“了解之同情”对笔者启发甚大。从事古代文学研究，即使抱着有用于今的目的，我们也应要先回到当时之时代场景中，去仔细品味、理解古人之想法和理念，而非带有预设的想法作简单筛选和提取。循此思路，本文拟以刘勰之“通变”观念与其文体论关系这一问题作简要探讨。

“通变”是《文心雕龙》中重要的理论范畴，这不仅在于刘勰以专篇来作详细阐述；而且还在于这一观念，时时贯彻在他对作家、作品的观照和论述之中。《文心雕龙》在总结前世文章创作规律基础上，讨论文章作法，指导文章写作，而“通变”就是刘勰在总结各体文章递延流变基础上提炼出来的重要的理论、美学范畴，因而对于《文心雕龙》文体论部分，甚或周秦汉魏各文体递延脉络的考察，自然应当遵循这一概念或原则，但这似乎并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

关于“通变”之意旨，旧有“复古”说，影响甚大。清人纪昀实肇其端：“齐梁间风气绮靡，转相神圣，文士所作，如出一手，故彦和以通变立论。然求新于俗尚之中，则小智师心，转成纤仄，明之竟陵、公安是其明征。故挽其返而求之古。盖当代之新声，既无非滥调，则古人之旧式，转属新声，复古而名以通变，盖以此尔。”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又申述之：“此篇大指，示人勿为循俗之文，宜反之于古。”又云：“彦和此篇，既以通变为旨，而章内乃历举古人转相因袭之文，可知通变之道，惟在师古”。二人皆着眼于纠正时弊，故称彦和属意复古。又有以“通变”为因果关系的认识，所谓“通变”，“实以通和变为二事，而彼此并非并列，有着因果关系。换言之，变为因，通为果，由因致果，从变生通”，故“通变”即西晋陆机《演连珠》“通于变”，“于”有“从”的意思。故“在变则通”，“变”是“通”的先决条件。以上是片面强调复古或新变的两种代表观点。对于前者，刘永济先生已予以纠正：“然舍人首言‘资于故实，酌于新声’，赞语复发文律日新，变则可久，趋时乘机，望今参古之义，则‘竞今疏古’，固非所尚，泥古悖今，亦岂所喜？”对于后者，“通”、“变”恰是并列之关系，刘勰既意以“通”，亦在于“变”。

《文心雕龙·通变》云：

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故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然绠短者衔渴，足疲者辍途，非文理之数尽，乃通变之术疏耳。故论文之方，譬诸草木，根干丽土而同性，臭味晞阳而异品矣。

刘勰于此谈得极为清晰明白，所谓文事实含两端，一者设文之体有常，故名理相因，体资故实，须“通”；变文之数无方，故通变则久，数酌新声，须“变”。需指出的是，这里的“通变”一词实为偏义，刘勰特言变，而并非如上引观点“通变”特指变之一端。不可变者须通，可变者则须变，故论文之方，譬若草木，根干丽土而同性，如文之“通”；臭味晞阳则异品，如文之“变”。“通”、“变”二者，皆乃“势”之必然。刘勰接着又以此为准，讨论前世作品之优劣得失。“黄歌《断竹》，质之至也；唐歌在昔，则广于黄世；虞歌《卿云》，则文于唐时；夏歌雕墙，缛于虞代；商周篇什，丽于夏年。至于序志述时，其揆一也。”商周之前，虽愈加“文”、“丽”，但“序志述时，其揆一也”，该通者通，该变者变，遂为后世之典范。而“暨楚之《骚》文，矩式周人；汉之赋颂，影写楚世；魏之篇制，顾慕汉风；晋之辞章，瞻望魏采”，汉以后作品仅执著于变，而迷失于通，故“弥近弥澹”，究其根本，则在于“竞今疏古，风末气衰”之故。

刘勰“通变”之适用于文体，即在于揭示其“名理相因”之须“通”，与文辞气力之宜“变”者，并举前世作品为证，以言其优劣得失。今试以诗、乐府、赋为例作一考察。如《明诗》：“诗言志，歌咏言。圣谟所析，义已明矣。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舒文载实，其在兹乎？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诗言志”、“诗者，持也，持人情性”，所谓应物而感，感物吟志，诗为情、志自然之抒发，此即诗之名理相因者；而四言五言、逞气雕采，随时变迁，亦当有取。以言志抒情为主干，兼以文辞气力之强调，这样的诗歌才合乎“通变”之准则。以此为准则，上古“顺美匡恶”之诗自不必言，后世诸家亦多有可称道者，如“张衡怨篇，清典可味；仙诗缓歌，雅有新声”；“嵇志清峻，阮旨遥深”；“应璩百一，独立不惧，辞谲义贞，亦魏之遗直”之类。而有些诗篇则因多崇变而乏于通，而为刘勰批评如宋之山水诗“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而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

至于乐府，刘勰称：“乐府者，声依永，律和声也……匹夫庶妇，讴吟土风，诗官釆言，乐盲被律，志感丝皇，气变金石。是以师旷睹风于盛衰，季札鉴微于兴废，精之至也。”乐应感人，亦应由此观盛衰兴废，此为乐府之名理相因之“通”；后随世流转，亦现新声之因素，可酌以吸收、利用，如刘勰所称“魏之三祖，气爽才丽”之类。但刘勰对秦之后乐府多所批评，如称“暨武帝崇礼，始立乐府，总赵代之音，撮齐楚之气，延年以曼声协律，朱马以骚体制歌，桂华杂曲，丽而不经，赤雁群篇，靡而非典”。《宋书·乐志》云：“汉武帝虽颇造新声，然不以光扬祖考，崇述正德为先，但多咏祭祀见事及祥瑞而已，商周雅颂之体阙焉。”可与刘勰“丽而不经”、“靡而非典”之评相参照。此为乐府不合“通变”之例，即仅逐新声，而忽视了乐府应当体资“故实”之处。而前引“魏之三祖”例，虽“气爽才丽”，但因“志不出于淫荡，辞不出于哀思”，故“虽三调之正声，实韶夏之郑曲也”，则亦归为违忤“通变”之类。

再看赋。刘勰称“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赋之源，出自诗，故而铺采摛文，意在体物写志，这是其名理相因之须“通”之处。刘勰又称“及灵均唱骚，始广声貌”，屈赋之声貌华采为新“变”因素，综合二者，“赋也者”，乃“受命于诗人，而拓宇于楚辞”也。这即是赋之“通”“变”之内涵。与此相应，刘勰又云：“原夫等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词必巧丽。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赋与诗同，皆因物感而抒发情志，又与诗不同，则在于其原本即须铺采摛文，从而是最易展示作者才华的一类文体。刘勰在对前世赋作“擘肌分理”的过程，认识到这一点，故将赋之“雅义”（通）、“丽词”（变）这一创作总原则提炼出来，作为评价赋之优劣与辨识赋之流变的标准。需要指出的是，刘勰在其他篇目对汉之后赋作多有批评，但这不是简单对赋之华采、夸饰的否定，在《诠赋》篇，他列出十家谓之“辞赋之英杰”，就主要着眼于他们在文辞气力方面的新“变”因素，他的批评是在于有的赋篇刻意追求奇彩而丢弃了情志之根本。这也即刘勰所言“然逐末之畴，蔑弃其本，虽读千赋，愈惑体要，遂使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无贵风轨，莫益劝戒”者也。

以上对诗、赋、乐府为例，对“通变”观念在刘勰文体论中的体现与运用作了简单说明。总之，“通”、“变”二者，作为刘勰由前世作品总结出的理论范畴与审美原则，应当回到对具体作品与诸文体的递延流变的观照、衡鉴中去，这才符合它的性质与刘勰的意旨。当然，如何对此作深入的研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从历时的角度考虑，“通”与“变”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即使“通”也绝非即如“情”“志”这样笼统的界定那样简单，这些问题都需要去作详细的梳理和界定，但“通变”这一符合传统思维的文章范畴，对于我们考察先唐作品乃至古代文学历世作品之源流递延，均有着重要的启示和意义。

1. 黄霖：《文心雕龙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02页。
2.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04页。
3. 吴林伯：《文心雕龙义疏》，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4. 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0页。
5. 王利器：《文心雕龙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5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