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朝遗绪”与“大夏龙雀”——唐及先唐“文学”研究趋势之姑妄言

童 岭

一、复须时熟

甲午年孟春，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孙少华兄打来电话，希望借《文学遗产》创刊60周年之际，拟约大江南北学界治周秦汉唐“文学”的数位青年学者，就周秦汉唐文学、学术之发展各抒己见，以成笔谈。对此我稍稍有些疑惑，关于“文学”研究趋势，能够坐而论道者，一般都是名家、大家，历来鲜有青年学者在公开场合昌言之；若有，则恐不免被嘲于《搜神记》所谓“大龟生毛”也。

慧皎《高僧传》记载，昙摩耶舍梦见“博叉天王”显灵对自己说：“道假众缘，复须时熟。”我想，凡事都离不开“缘”与“时”。

中国古典文学叙述模式的大变革，以至于逐渐形成今天的模式，差不多就发导于一个多世纪前的甲午之战。北洋水师大败之后，中国知识界普遍从“形而下”的器物不如洋人，认识到“形而上”的治学方法也不如洋人（西洋和东洋）。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出版后约十年，罗振玉在上海重印此书，其所作序文中流露出第一流中国学者的愧叹之情，至今读之，尤汗涔涔也！“中国文学史”也正是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得以成立。换言之，不仅仅中国古代史，古代文学的研究范式，也从传统的注疏、笺释、札记、评点之学，逐步变迁为时下全球统一的“学术杂志论文”体，亦产生于那一时代大背景下。

两个甲子后的今天，或许也到了“时熟”——重新探讨中古文学研究利弊之时。余英时先生用楚辞体译过歌德（Goethe）的一首诗：

如有人兮，不知三千祀；浑浑沌沌兮，日复一日。

因私意也不愿“浑浑沌沌兮，日复一日”的从事工匠式研究，故鼓起勇气写了这篇《姑妄言》。首先我们来“定名”一下。

研究中古文学史的学者，都绕不开一个话题：什么是“文学”？什么是“文章”（这一话题相对来说，在宋及宋以后文学研究者那里较为约定俗成）。我在硕论《南齐时代的文学与思想》（中华书局，2013）一书中，专有一节《南齐时代到来之前的“文章”义》，指出“在整个东周时代，文献中没有一例可以证明‘文章’有‘文学作品’的含义”。刘若愚（James J.Y.Liu）也明确说过，自公元二世纪以后，“文章”才有了英文literature的大致含义。大抵而言，诚如刘师培所谓：“文章各体，至东汉而大备。”也就是暗含了一个话语：汉魏之际，各种文体均已产生，其“好处”是：给后世的文学研究者带来了诸多分析的史料；其“坏处”是：给后世的文学研究者产生“幻觉”，文学“独立”了。打个极不恰当的比方，这个“独立”跟时下克里米亚（Crimean）独立差不多，绝不是真正的“独立”，背后有俄罗斯、西方诸大势力的角逐。

再看这一众说纷纭的核心词——“文学”。晚清民国学术，一如战国、三国之际，“道术为天下裂”，各种新旧学说激烈碰撞。仅在“文学”的名与实层面，很遗憾，普天下最终选择了留学美国的胡适之《白话文学史》中对“文学”的定义，而非“上天以国粹付予”的章太炎先生《国故论衡·文学总略》中所采用的“广义文学说”——这也是今天文学研究者遇到困境的百年前之重要导因之一。

其次，在“缘”与“时”的框架下，我们再来看看研究者的“认同”与“定位”两个方面。“认同”是历史之取向（pastoriented），“定位”则是未来之取向（futureoriented）。在优秀的前辈中古文史研究者中，很多人是在深深的“认同”前提下，做出了研究者的个人“定位”。

比如大家耳熟能详“六朝贵族制”、“豪族共同体”的提出者川胜义雄与谷川道雄二氏。余生也晚，前者没有机缘亲炙；不过倒在关西大学拜谒过谷川先生，当时谷川先生已年过八十。

早年留学京大的张学锋教授曾经“考考”我请益谷川先生的印象，我用了四个字形容，望之若“王谢家人”！张教授听后非常赞同，并回忆了一段亲闻的、连日本六朝史研究者都大不知道的逸事：谷川先生出身于熊本的“贵族”，幼年时看过自己的父、祖在熊本老家赈济乡里、焚烧债券，后来自己读到六朝贵族、尤其是北朝士大夫做过同样的事情，就立刻深深地“认同”。但同辈以及年轻一辈日本东洋史学者，研究归研究，信不信却打问号，他们常常窃窃私语：“有人真会在灾年自己有饭不吃，让给别人吃吗？肯定是中国古书的溢美之辞吧！”唯独谷川先生自己对此深信不疑。

所以当谷川先生遇到同样是出身于京都“贵族”的川胜义雄后，曾半开玩笑地说：“我是熊本县的贵族，你是京都府的贵族，只有我们才能理解中国六朝贵族的真谛啊！”于是一拍即合（即“认同”），共同创立了“六朝贵族制”、“豪族共同体”学说，并以此为基础展开了令人耳目一新的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即“定位”）。

严羽《沧浪诗话》则讲读书的功效是“变化气质”。前辈的优秀学者中，研究周秦两汉的往往有高古之气，研究魏晋六朝的往往有飘逸之气，研究隋唐的则往往有雄厚之气——这某种意义上就是与研究对象的深层次“认同”吧！

二、五朝遗绪

章太炎先生的名文《五朝学》，盛赞自晋过江至陈后主之三百年间，学问“纯美不忒”。这里的学问，如果不用经史子集来分，略相当于西方的“古典之学”（classics）。

虽然常言道汉魏之际，文学由经义为中心转向诗文为中心，但这也仅是“转向”而已，并非谓“转变”，更非是“改变”。经义对于文学内容以及形式的影响，从汉魏一直延续到隋唐。

我们在此举出“注疏”的例子来谈。

中国传统学问，不重“著”，而重“述”。这一点，不谈中国自己历代的学人，且看日本京都大学吉川幸次郎、仓石武四郎、重泽俊郎、小川环树、平冈武夫等，花了70年功力，晚年而成煌煌巨著的《尚书正义定本》（该书被野间文史教授称为“经学研究的金字塔之作”）。发起者吉川幸次郎有一句肺腑之言，说：中国全部学问的根底，都在“注疏”二字。

就五朝“注疏”学问而言，介于汉儒经注和唐人五经正义之间，最为重要的莫过于“义疏学”。今天能看到的六朝义疏体残卷，目前为止，一共有如下数种：《讲周易疏论家义记》、《礼记丧服小记子本疏义》、《孝经述议》、《论语义疏》。比如说义疏中的“问答式”解释，就是五朝的新学风。不管是被后世视为文学家（如谢灵运），还是史学家（如范晔），他们一定身处汉唐正统学问的转型期，他们所创作的文学作品，或者是对文学作品进行注释时，也一定深受经部新学问风尚之影响（佛经科判亦是一源流，本文从略）。

回到五朝文学层面，从两晋时代开始，就文学的注疏（释）学而言，如“为古人文学注疏”，有司马彪的《上林子虚赋注》、晋灼《子虚甘泉赋注》；如“为古人文学释音”，有李轨《二京赋音注》；如“为当世人文学注疏”，张载、刘逵、卫瓘注左思的《三都赋注》、萧广济为木玄虚《海赋注》；又如“为本人文学注疏”，有谢灵运的《山居赋自注》。谢灵运在自注中，广征博引诸家经义与集部之外的典籍，俨然是仿照经书注疏制作的一份注释。又如，至今争论不休的《文选集注》所收《文选音决》，也要将其置于中古经史“音义”的解释系谱中考察，而非集部的一个释音文本。

义疏学中的日藏隋刘炫《孝经述议》残卷，里面有很多六朝以前的俗写字，如“閇”（閉）、“頋”（顧）、“凎”（殺）。是不是经部的特例呢？绝非如此，上提《文选集注》中就有大量类似的唐以前俗写字。

赵翼《廿二史札记》说“唐初三礼、《汉书》、《文选》”同为显学。其实《后汉书》和《东观汉纪》也有极大的读者群，但今天的“选学”研究者们，几乎很少有人将《文选集注》与《集注后汉》的“集注”形式进行比较爬梳。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今天的研究者，已经有了一个紧箍咒——“《汉书》、《后汉书》不是文学”——但这当然不是“五朝遗绪”。《集注后汉》的作者刘昭是梁武帝萧衍及梁临川王萧宏的重要臣子。刘昭的曾祖，又是北府兵的核心将领——显然也不是胡适之以来“文学”、“文学家”概念所能牢笼的人物。

提及《后汉书》。广被认为是“史家”的范晔，对自己《后汉书》最得意之处，却是“文学”之笔：如“序论”、“传论”、“赞”。其自诩为：“笔势放纵，实天下之奇作。”五朝“文学”的第一大宗——昭明太子《文选》也承认了这一说法，认为：“赞论之综辑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好，那么范晔是“史学”家还是“文学”家？——这种以今天，尤其由近五十年来人为的文、史、哲学科分类而产生的狭隘观点出发，提出的狭隘问题，实在是连讨论的必要都没有。

以上之林林总总，不是西洋时髦的如伽达默尔解释学之类可以“解释”的，而是要老老实实退回到五朝的经史注疏之学的实态中，接承五朝的“遗绪”，才能理解五朝学人，尤其是所谓“文学之士”的文中“遗志”

三、大夏龙雀

南京大学中文系的教学传统，历来把“中国古代文学史”分四段，用四个学期来讲授。我自己负责魏晋南北朝隋唐段。每次第一节课上，我总会惭愧地告诉大家：“很抱歉，诸位来听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名不副实’的课。因为目前的我，尚没有能力为大家厘清契丹文、女真文、古突厥文，更不用说复原匈奴、鲜卑的文字——哪何敢大言不惭在此标明‘中国文学史’五个字呢，所以最多只能和大家谈谈‘汉文学史’。”实际上，早年鲁迅授课，都定位为《汉文学史纲要》，或者如敝校先贤的《程氏汉语文学通史》。

记得十多年前在浦口读书时，曾经“过江”到鼓楼旧书肆购得向达先生翻译德国学者夏德（Friedrich Hirth）的民国版旧书《鞑靼千年史》，里面论证“冒顿”为古突厥语Baghatur（英雄勇士）之意，一读之下，顿觉实在是超出唐人司马贞《史记索隐》和颜师古《汉书注》的功力！

通常中文系的讲授系谱是：魏晋→南朝→隋唐。十六国是容不下“文学史”的；北朝情况略好，但亦是围绕庾信、王褒谈，喜欢讲如何受南朝影响。其实这种思路是事先默认了：文学=literature。

陶弘景《古今刀剑录》有云：

夏州赫连勃勃，以龙升二年造五口刀，背刃有龙雀环，兼金缕作一龙形，长三尺九寸。铭曰：“古之利器，吴楚湛卢，大夏龙雀，名冠神都，可以怀远，可以柔迩，如风靡草，威服九区。”宋王刘裕破长安得此刀，后入于梁。

“龙雀”在中古注释学上，可以参考《文选》收张衡《东京赋》“龙雀蟠蜿，天马半汉”句的薛综注（同于上文讨论的中古人注释中古文学作品），薛注云：“龙雀，飞廉也。”它是早期传说中的一种神鸟。赫连勃勃取之为喻，大约用其“快”的意象。《晋书·载记》和《十六国春秋辑本》收载这一事件，都没有谈及后文刘裕一段。因此我一直很疑惑，刘裕北伐破长安后，最畏惧的就是坐镇北方统万城、那位虎视眈眈的铁弗匈奴首领赫连勃勃，写信欲与之称兄道弟。“大夏龙雀”一刀，如何落入刘裕之手的呢？如果把这一则史料看成是“隐喻”，那么，南方知识人企图从北方得到怎样的一把文化“利刃”呢？

十六国的历史肇端于南匈奴，从南匈奴开始，非汉民族就不断“探寻”建立新世界的理念，这种理念除了狭义的政治理念外，当然更多的是指人与人之间新的关系。北中国的中古文学、甚至说广义的文化，都应该纳入这一大框架下思考。众所周知，从拓跋魏——北周（北齐）——隋唐，与其说是朝代的更替，不如说是政权在“拓跋鲜卑集团”内部不同势力之间的转移。比如，虽然唐修《五经正义》的主要学说，是采自六朝江南的魏晋以来之新学风，而非北方秉持之汉儒旧学风，可谓其形为“南”；但《五经正义》颁布的核心意义，却与西魏、北周、隋胡汉融合政权里面的“贤才主义”一脉相承，可谓其神为“北”。

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的创刊词中，亟言“汉学”的复兴需要“虏学”的加入，这话说了快一百年了，史学界有人呼应，文学和哲学界则视若罔闻。其实，关注公元三至九世纪的北中国，这才是解决唐及先唐文学的、一把好似大夏龙雀般的“利刃”。

四、文史朱然

2014年4月11日，我带队大学生们考察了位于马鞍山的三国朱然墓。《三国志》里面朱然是擒拿关羽的勇冠三军之上将，卒时年六十八；然而《三国演义》第84回《陆逊营烧七百里、孔明巧布八阵图》中，却有云：

（赵）云正杀之间，忽遇朱然，便与交锋；不一合，一枪刺朱然于马下。

大约因为“惹众怒”，所以朱然被塑造成一击死于赵云的枪下。在此闲话一下：赵云的枪叫“百鸟朝凤枪”，其枪法据日本东京内阁文库藏孤本汉籍《三国志平话》，是学自我的本家：三国荆州的童渊（字雄付）。

为什么“文”和“史”上的朱然，差别这么大呢？显然不能在如此小文中解决这一涉及历史、文学和思想的复杂问题。不过这却提醒我们，文与史那种若即若离的关系。

顾炎武《日知录》卷26记载到：“《通鉴》不载文人。”纯粹的文人难入“治”与“鉴”的行列。所以唐及先唐“中国文学史”上的许多大文豪，容不进同为“大文豪”的司马光的书中。但韩愈、白居易却也有记载，原因并不是他们的“文”——古文或诗歌——而是他们的“史”曾经一度左右过中晚唐之中央政治。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40也批评到，正是从所谓的“魏晋文学自觉”时代开始，以建安七子为代表的“文人”，开启了后世至今文人都有的种种恶习：浮华、轻薄、轻佻。

早在二三十年前，史学界的高明之士就已提出：

史学为综合贯通之学，必须不断广泛地从其他学科中吸取养料。（余英时《十字路口的中国史学》）

余先生该文发表于1979年，老实说，那时大江南北的中文系“诸老”，也都有类似的前沿意识。但是越往九十年代或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当史学界还秉持这种精神的同时，其在中文系中却可能被视为“边缘”甚至是“越界”。

再举古人一例，章学诚《文史通义·假年》也说过：

宇宙名物，有切己者，虽锱铢不遗；不切己者，虽泰山不顾。

后一句可视作他指导章氏族人后辈的话，姑且不论；前一句“有切己者，虽锱铢不遗”，实在值得我们唐及唐以前文学研究者细细玩味，务必不能再守着“越界”、“纯粹”之说自缚手脚、自画牢笼了。

限于篇幅，最后总结一下两个卑之无甚高论的观察：一为承续五朝学人的经史注疏之传统来理解集部之。其实“文学家”是一个后世建构的概念，古文中的“文人”二字，通常也只是古代纵横于经史之学的士大夫的众多身份之一。二为关注北方非汉民族对中古文学、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也只有跳出狭义的“文学”概念才能更好的审视。

孟子说：“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在大陆、台湾史学界的70、80后有“忧患”意识的中古史青年学者同仁中，相继组织的“早期中国史研究会（EMCH）”、“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等（还有以学校为单位的“复旦大学中古史共同研究班”），都以具体而微的学术运作方式，数年来风生水起，逐渐改变了主流中古史学界的一些做法与理念。回到中文学界，也已经有不少青年同辈、同道潜意识都觉得文学研究，尤其唐及先唐文学研究出现“危机”，我衷心希望藉由这一“危机”，能够在未来演变为文学研究的“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