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诞生于清光绪二十九年二月(旧历)，依我国传统计算法，到今年春，已经进入九十的寿域了。恰巧我后半生一直在执教的北京师范大学，今年也正逢九十生辰。这是一种有意思的巧合！

学校为了纪念这个难逢的日子，准备举行种种活动。其中之一，就是为老教师们(不管是活着的，还是已经谢世的)刊行一批专著，藉以活跃学校的学术空气。

我是被指定出书的老教师之一。去年冬，学校出版社的编辑同志就登门索稿了，并且直白地指明要“诗论集”(这大概因为那位编辑同志，几年前曾经比较全面地看过我的文艺理论稿子的缘故吧)。我当然不好拒绝。恰好这些时期，中文系杨占升教授正在为我编辑一部一般文艺论文的集子(关于民间文艺方面的理论文字，近年来，我已连续刊行过两三个集子)。我的许多散篇的稿子都在他手上。因此，就顺便请他代劳编辑一下。他答应了，并且立刻着手。经过一两个月的考虑、排比，就把集子编成了，并很快交给出版社编辑部的有关负责同志。现在，出版社催迫我们补交《自序》和《编后记》(后者将由杨占升同志执笔)。

尽管我一时有些心绪不宁，身边也有些杂事，但是写《自序》的活不能再推延了。我想也好，趁此机会，简略清理一下自己在这方面长期的活动和成果，并在回头看看它们时，引出一些感想。这对于读者和我自己，也许都不会是完全无意义的。

我出生的地方，是在南海边沿上一个靠近山区的小市镇。它当时的人口不足万人，文化也比较落后。辛亥革命第二年(1912)，才建立了一所新式的双级小学堂。我就是它首批入学的学生中的一个。那时候，我已经十岁了，但还不是全校年纪最大的。前面还有那些二十出头的老大哥们哩。学堂虽然名曰新式，但那些教师却都是过去科举时代培养出来的人物。他们不但年纪大，知识的结构在新旧比例上也是三七开的。他们教授算术，格致、体操，同时也教授古文、古典籍(如《春秋左氏传》)，并且“以身作则”地教导学生写作旧诗(主要是“近体诗”)。我入学两三年之后，就在老师和老大哥们的影响下，学作起平平仄仄的旧诗来了。既学作诗，在吟诵前人或近人诗篇的同时，自然要问津到旧诗的理论。现在还清楚记得，我学诗的破蒙老师，是那位清代的钱塘才子袁枚，而那启蒙的课本，就是他那部《随园诗话》。直到今天，回想起来，不仅依稀记得当时读得烂熟的、有光纸石印的本子(上海扫叶山房的出品)，而且还能吟背出其中的一些自己爱赏的诗句，以及作者主旨和他记的某些佚事。

沿着上述那条路子，我迷迷糊糊地走了几年。突然，“五四”的风雷起来，它把我的步调打乱了！我在那大浪潮的震撼下，改了宗！我迷上了新文学！我开始阅读《尝试集》、《女神》、《草儿》、《雪朝》……自己也开始写作语体诗了。记得1923年前后，我就跟两位陆师的老同学出版了一本新诗集《三朵花》。在这同时，也阅读《谈新诗》(胡适)、《三叶集》(书中多谈诗的话。郭沫若等著)、《诗底进化的还元论》(俞平伯)，以及当时其他作家、学者的诗论。稍后，也兼读了一些翻译的诗学论著，如B·帕莱的《诗之研究》之类。

二十年代末，我国出版界一时大量刊行了许多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译著，我狼吞虎咽地阅读了它们。其中有关于诗人及其作品的，如梅林的《文学评论》(书中论述了关于拉辛、歌德、席勒和海涅等德国著名诗人)，就是我当时所爱读的(后来在海外，还有意搜读了他的美学著作)。

在这同时和稍后(1926年—1933年)，我在广州和杭州，陆续阅读了大量诗话及《诗品》等传统诗学著作。其中，至今难于忘记的，就有《带经堂诗话》，特别是同著者那部体小而味隽的《渔洋诗话》(王士祯)和《原诗》(叶燮)等。

1934年春，我从杭州到了东京。在那里，我把绝大部分的精力，都用在攻习民间文艺学、民俗学及原始文化学的理论上。但是在这主流以外，我也没有放弃对一般文艺理论的学习。在诗论方面，我当时很喜欢读那些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撰写的论著。例如，布哈林在苏联第一次作家协会上所作的关于诗歌的长篇报告，我就认真地反复阅读过。此外，如日本诗人兼理论家森山启的《为了无产阶级的诗》(副标题是《它的意义、问题检讨及作法》)，我也细读过。直到现在，我手边还存有他这本书。当然，为了扩大知识面，我还阅读过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诗学著作。例如诗人雪莱的名著《为诗辩护》、荻原朔太郎的《纯正诗论》及安诺德关于诗人的论文之类。

第二次在中山大学教学时期(1941年初—1947年夏)，我差不多每年都要讲授一遍《诗歌概论》。因此，常常引动我去注意这类著作和有关问题。记得那部西洋古典名著、波亚罗的《诗的艺术》，就是在那时耽读过的。

从上文简要的叙述里，大略可以看出我在这方面的学习过程和学习内容的梗概。自然，有知识类型的差异和涉猎程度深浅的不同，但它的结果，对于我长期有关诗歌的思考和论述多多少少要起到一定的作用吧。

我从什么时候起，开始写作诗论一类的文字呢？准确的年月，虽然已经无法记得或查出，但是大致的年份或时期，还是可以推测出来的。那大概是在二十年代中叶和稍后的一二年间。那些时候，我住在故乡和广州，一方面继续忙着采录民间的故事、歌谣，另一方面又醉心于新旧文学的学习和新诗、散文的习作。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免就要在诗歌方面写述下自己的意见。现在脑里还记得的(也是兼有资料可查的)，当时除了写过直接属于口头文学的《客音的山歌》、《中国疍民文学一脔》等短论外，还写作了《竹枝词的研究》、《绝句与词发源于民歌》、《盲人摸象式的诗谈》，以及一些谈论《诗经》比兴、复沓章段等的通信及短文。

这些早期谈论诗歌的文章，从作品的质量上说，无疑只是一种习作(我那时只是一个学力粗浅的、二十出头的青年)。但是，它却显示出一种颇可注意的倾向，就是这类诗论的论点和例证，是跟当时我所从事的另一种学艺(民间文艺学)分扯不开的。换一句话说，它是跟我当时所具有的口头文学知识密切相关的。如果让我用一句比较学究气的话说，那就是在古典文学的探究上采用了一种新的方法——民俗学的方法。但这决不是我个人在学术上的“创获”，它是当时新学术界中呈现出来的一种新倾向。我只是在那种气氛的感染下，比较多费气力地去运用它罢了。

当时在这方面战绩较大的应推顾颉刚先生，虽然他后来把精力专注到古史上了。

1928年秋，我从广州转到了杭州。我的职业是教书。但除本职工作而外，我还忙于散文、小品的写作和民俗学的倡导与探索(我那时不但与朋友共同建立了中国民俗学会，而且曾计划撰写一部《山海经之文化史的研究》，并已经写出了一些篇章)。我的兴趣是多方面的，并且还有教学上的需要。因此，在那样的时候，我并没有放弃对文艺理论(包括诗论)的学习和探索。我写了几篇关于民众诗歌的文章。关于作家诗歌创作及评论的文章，虽然写得比较少，但不是完全没有，如《莫干山与诗》(给刘大白先生的信)、《文学家和数学》，及《饮水词作者的友情》等(后二文本书未收)，都是有关这方面的篇章。

像前文所说，在东京的时期，我对诗歌理论的学习也并不放松，同时在对民间诗歌的探究上，也留下了《中国民谣机能试论》一类比较用力的文章。但对作家诗作的论述却很少，记得只有《周译浮士德序》及《天问室琐记》中的若干小则而已。这跟上段时期一样，就这方面的学艺活动而言，也许是一个低潮时期吧。

抗日战争前期，我开始在国防前线，不久，又转徙于粤北山区。义愤激发了诗情，我写下了许多新诗和旧诗(新诗曾汇集成《未来的春》刊行)。又出于激励抗战文艺青年的需要，我不止一次地讲述了文艺问题和写作了这类文章。在这些讲话和文章里，多少包括着我对于诗歌文学的思想。专门论诗的，只有一些随笔，如《现阶段的诗歌》就是其中的一则。

抗战后期和日军投降后的一段短时间内(1941年—1947年)，我虽然在学校教书，但当时的政治形势和自己前期的社会经历，使我的文艺思想不能像战前那样的平静。这时期，我的诗论写作比较集中的，就是那本格言式的小册子《诗心》。它曾经作为诗创作丛书之一，1942年在桂林刊行过。此外，我还写了《诗的逻辑》、《我与诗》及《诗和歌谣》(此文后来到香港时才发表)等论文、随笔。我的诗学的基本思想，在这个时期大致奠定了1。947年夏，我被迫离开中山大学。从那时起，到1949年夏，我跟一般由大陆被驱赶出来的进步文化人同住在香港。我在民主党派创办的达德学院教书，同时从事反蒋政权和争取人民解放的政治、文化活动。当时，由于社会运动的需要，我在当地的报纸、杂志上发表了许多谈论诗歌的文章，如《织工歌序》、《谈<王贵与李香香>——从民谣角度的考察》及《蜗庐诗谈》等。《谈<王贵与李香香>》既表现了我对北方解放区新文艺成就的热情欢迎，也表现了一个诚挚的文艺工作者对同行的诤友态度。总之，这个时期虽不长，但由于思想的高涨，带来了文艺理论成果上的一些新收获。从诗学思想上说，它是抗战以来这方面意识的继承和发展。

1949年夏，我从香港回归到故国首都。这在我当时的感觉上，是祖国新生的开始，也是个人生活和学艺新生的开始！到京不久，我就写了歌颂王希坚同志创作的《<翻身民歌>论》。此后，由于种种境遇的关系，我的谈诗的笔暂时被迫放下了。直到六十年代后期、七十年代前期，我才在艰苦的岁月中陆续抽空写下那些谈论鲁迅旧诗和散文诗的论文，以及零星的诗话(《天问室诗话》所收辑的，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四人帮”的倒台，又为我们燃起了生活和学艺的新希望！年纪更加老大了，事业心也更加显得急迫。为了推进我国的民间文学研究和民俗学事业，我不敢自逸地忙碌着。由于奔南走北，感想云涌，旧诗写了不少，但诗论却较少着笔。除了为诗友林林同志的译作《日本古典俳句选》所写的序文外，就只有《诗歌的功用》、《一朵奇香殊态的青花》，以及《祝中华诗词学会成立大会》的二三短文了。但在这些短论中，读者是可以约略窥见我晚年诗学思想的只鳞片爪的。

上面简略叙述了我自青年以来的学诗和谈诗过程轮廓。从这里，我禁不住产生了一些观感。

(一)我的涉足诗论领域，虽然原因不一，但像前面所指出的，它的活动与我当时所从事的民俗学(包括对民间文艺的探索在内)活动是分不开的。在后来的谈论诗歌的文章中，尽管大体上已经淡化了这种学艺上的亲密关系，但是作为一种思想因素，民俗学知识还是不知不觉地在起着潜在的或显著的作用。如在《诗和歌谣》或《谈<王贵与李香香>》里所表现的，就是后者(显著作用)的例子。这种现象，不仅是我的诗论的一种特点，从一般诗学上看，它也许还是一种有益的学科“交叉”吧。

(二)在二十年代中期(1925年—1927年)，我就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读了《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和《社会主义史》等书。加以当时中国革命形势的蓬勃发展，使我对于社会、政治现状和性质，基本是具有正确看法的——但在学艺(包括诗学)的观点上，特别是在它的实践上，却迟到抗日战争开始，才有了比较明确的转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矛盾呢？原因当然不简单。主要的(像我过去在某些文章里已谈到的)是由于那些时期自己关闭在学院里的缘故。近代诗人黄节(晦闻)，原来是一位颇有生气和活力的民族主义者(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但后期他却逐渐成为一个只能以诗歌抒写悲愤的悲观主义者。我过去在思考他这种前后矛盾的人生观的时候，曾经认为那主要的原因，是他长期的活动局限于大学的讲堂里。我的矛盾尽管与黄先生的多少有差别，但主要的原因，恐怕正是一样的吧。

(三)数十年来，我的学艺观点和它的表达形式，是多元的、复杂的。它随着时代思潮和自己年龄的进展而进展。开始时，我这方面的写作，是运用着非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观点和民俗学的方法的。这种情形持续了若干年。后来我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文艺学和辩证法去写作这方面的文章(一直持续到现在)。这自然是一种进步。但是谈到这方面的成绩，自己觉得是很微小的。

(四)这个集子，在文章体裁上，有着种种不同的形态。除了一般理论文字惯用的论文、随笔以及序、跋之类，还有那传统诗学上惯见的诗话和有点外国味道的警句的形式。后者两种形式，在我诗论写作上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如前所述，我的诗学启蒙课本就是那部《随园诗话》。后来绵长的岁月中，几乎读遍了我国传统的这类著作——从比较易得的《历代诗话》、《历代诗话续编》，到那些零散的、或不易见到的诗话著作，只要能够入手或入目，它就成了我的阅读对象。这就是使我在写作诗论时，不免一而再、再而三地采用这种表达体式的原因了。

至于警句式的文体，在我也是深有渊源的。少年读过的《论语》、《老子》等且不去说了。西洋作者的这类著作，我也接触得比较早，甚至曾经那样溺爱过它。最初，我读的是法国拉·罗什夫科《道德箴言录》的日译本。这是我初到杭州不久，在一个书摊上买到的。后来在东京，我有意识地搜集这类著作。偶有所得，便在攻读专业疲倦之余，把它当作一种“精神的散步”。藏有和读过的这类书，在多次的生活灾难中，已大多别我而去。现在还在书箱里的，只有德国浪漫主义作家F·许莱格尔的《断片集》，以及我常常提到的法朗士的《易壁鸠尔之园》等数册而已。手边还有一册帕斯卡尔的《思想集》，这是近年补买的中译本。这本书我在海外时曾经反复阅读过，似乎还译过其中的几节，虽然我并不喜欢他的哲学(对上述其他一些作家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这种情况)。

(五)任何一个作家或学术工作者，都是一定时期、一定社会(包括阶级)的儿子。因此，他的作品或学术论著，不能不被染上该时代的色彩，不能不被打上该社会的烙印。作为一名诗论作者，不管是我早期的作品，还是后期的作品，即使所处理的对象相同，前后期的思想也可能有某些联系。但是，统观起来，却明显地带着各个时期的色彩和当时所处社会的烙印。

然而，在另一方面，更准确一点说，是在另一个层次上，我又是集体中的一个个体，一种相对特殊的存在。我有着生长其中的、带有一定特点的自然环境和家庭情况背景，有着个人的气质、教养和生活、工作经历。我的诗论因此带有我的特点。不管是早期、抑或晚期的作品，这种特点也许是很显明的，也许是较隐微的。但总之，它是不可否认的客观存在。这种情形，不限于我自己，别的有一定成就的作家或学术工作者，恐怕也不会例外的。

至于我这种带有个人特点的诗论，在学术上的价值到底怎样，那就要凭同时代或异代的读者、批评家去鉴定了。

在这里，我要解释一下书名“兰窗”一词的由来。

记得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的末期，有一段时间，我在家乡自修古典文学。终日蛰居在吾家的屋楼上。那楼房只有一面向天井方向开的窗子。窗外悬挂着一盆“吊风兰”。风来时，瓦盆和兰草都要东西荡漾。下雨时，那些纷披着的兰草更是另有一番姿态。我从早至晚，坐在窗内的桌前埋首阅读或吟诵。休息时，就向窗外眺望。对着那跟我一样寂寞的吊风兰凝思。它成了我那时唯一的友伴。

时间过去七十多年了。那时的青少年，现在已经成了鹤发鸡皮的老人。而经历了人世的沧桑，那老屋也不知已经属于谁家——或者已经改变成什么形状了？但是，在我这远离故土的老人的脑海里，那个老屋的窗子和常常摇曳在风中的绿色的吊风兰，每一想起，却仍在鲜明地活动着。这影子可能要伴着我直到有生的尽头。

为了记念青少年时这段苦学的历史，我把“兰窗”两字冠在这本诗论集之上。我希望它给我留下早年生命的一片“蜡叶”(用鲁迅语)！

最后，我想借此机会，谢谢在过去的年代里，鼓励我执笔写作这些文章、或者为我发表它的许多至今健在、或者已经去世的同志！谢谢带病为我编定这部文集稿子的杨占升教授！

钟敬文

1992年3月23日于北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