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士不孤

1942年3月，明水县发生了一件震惊乡里的“大谷马戏团事件”。

该年初春，大约200名适龄青年集结在伪县统监部青年训练所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军事训练，为每年两季的伪国兵应征做准备，训练科目为军事、日语和劳动，教官为三十岁左右、精通日语的大连人阎泰山。阎平日里优待下属，不屑官吏，为人有一副侠肝义胆，因此在训练所里颇有威望，深得一些受训青年的拥戴。

这些受训青年大多来自贫困家庭，而受训又没有军饷，因此青年们在训练队伍里时有不满情绪。这一天，当所有的人手持一根“建国杖”集结起来训练的时候，忽然看到隔壁实验小学的操场上竖起高杆，悬起红布，上书“日本大谷马戏团”。一时间人声鼎沸，熙熙攘攘，人们纷纷前往围观马戏。受训所里的青年们看到这情景，抛下枯燥的训练，三五成群地奔向马戏团。

结果，在活动中双方发生了激烈冲突，其中一名队员被大谷伙同手下打了一顿。该队员哭哭啼啼，跑回训练所向阎泰山告状。阎知情后，当即带了于惟中、刘忠志等四人去找大谷评理，并携带了“建国杖”，以防不测。抵达现场后，阎用日语和大谷沟通，但很快二人就扭打在了一起，阎的手下见此情景迅速还击，用“建国棒”围殴大谷一雄。顷刻之间，大谷便被打倒在地，头部血流如注。

当天，带头打人的四名青年和教官阎泰山遭到警察署逮捕，被羁押在位于伪县公署院内西南方的监狱中，备受严刑拷打。最终，阎泰山将所有责任都揽到了自己身上，其他四人被取保假释。阎泰山随即被带到拜泉县审理（当时的伪明水公署没有设立法院），后来又押往伪满中央所在地长春，生死不知。

在殖民者眼里，这是典型的“反满排日”事件，它的发生极有可能促使伪政府对明水各种“不确定因素”进行一次彻底清洗。虽然没有资料证明贺文翰在该事件中的态度，但对于影响如此严重的事件他不可能不知道。

1942年仲夏，恐怖的大清洗运动全面铺开。六月初三清晨，贺文翰一家人还在熟睡中，一个日本宪兵和两个特务忽然闯入了他们的住所。贺文翰或许早就预料到自己会有这一天，面对凶相毕露的日本宪兵，他镇定地吻别熟睡中的贺明星，然后嘱咐妻子谷丛惠做好两件事情：一是如果他回不来，就请谷丛惠带着孩子们搬回贺家屯去居住；二是务必让贺燕生继续读书，至少要保证他初中毕业。叮嘱完这些，贺文翰便由日本宪兵带走。一周之后，他被秘密押往哈尔滨。

这一情形，被明确记载于几种明水地方文献中，虽然时间、经过略有出入，但事件的真实性不容置疑：

《明水县志》：

伪康德九年（1942年）7月，贺文翰突然被逮捕，并于当天被押送哈尔滨伪警务厅“思想感化收容所”。同时被逮捕的有22人，全部是从北平返回各县的有进步思想的大学生。

蔡志伟，《铮铮铁骨，为国捐躯：贺文翰先和的革命活动情况》：

一九四二年（伪康德九年）秋，日伪当局发起了一次大清洗运动。……那是九月的一天，一辆载着荷枪实弹日本宪兵的大卡车突然开进了明水县警察署院里。经翻译介绍，知道是省警务厅派来的缉查队。也不交代他们的来明任务，就让警务科长亲自陪同，到通达村公所去一趟，并指示必须绝对保密，不准通知通达村。

警务科长张乃选领着这些日本人和宪兵队来到通达村公所后，问明了谁是村长贺文翰，没容分说，五花大绑，推上了汽车，就拉走了。

回到县城以后，汽车也没停留，直接返回了哈尔滨市。贺文翰这一去音信杳无，死活不知。

《贺明星自传》：

即在伪康德九年阴历六月三日这天早晨，我还睡在梦中，来了一个日本鬼子带两个特务把父亲带去了，临走时向甜睡的我做了一个永别的长吻，并向母亲曾说：“如果把我送走时，你们可以搬回屯去（胜利区的家）我是不一定……什么时候回来了，怎样困难可以还叫燕生（我的乳名）念书，最低叫他中学毕业。”父亲被捕走后的一礼拜（六月九日）的早晨，便用大汽车据说解往哈尔滨去了。

以上三条有关贺文翰被捕的信息中，蔡华伟的回忆最为详尽。不难看出，日伪政府这次大清洗完全是一次经过周密部署的行动。也就是说，抓捕贺文翰，很可能不是因为他利用村长之职掩护进行地下反抗活动一事败露，而是另有他故。

此外，关于贺文翰被捕的时间与过程三条记录说法不一。关于被捕时间，《明水县志》认为是“1942年7月”（阳历），《贺明星自传》中则明确说是“1942年农历六月初三”（阳历1942年7月15日），二者说法颇为接近，但蔡华伟的回忆中却认为是“1942年9月的一天”。到底谁的说法最为可信，在此难以分辨。

有关被捕过程，三份记录也各有说法。《明水县志》认为贺文翰被捕当天即被送往哈尔滨，蔡华伟也持此说法。只有《贺明星自传》中称，贺文翰在被捕一周后才押往哈尔滨。其次，贺明星在自传中曾说，父亲被解职后从村公所搬回了县城的家中，但蔡华伟的回忆却是，贺文翰被捕于任上，地点在村公所。

对比以上三条资料，不难发现，《明水县志》和蔡华伟的回忆颇有相似之处，其原因有可能是：《明水县志》从1981年开始修撰，到1986年形成初稿，1989年正式出版，这一过程中，蔡华伟一直都是县志的编委和责编之一。而《明水文史资料·第二辑》出版于1987年12月，据此推测蔡华伟的回忆文章至少应形成于该日期之前。这样，县志中的《贺文翰传》便极有可能参照了蔡华伟的回忆文章。至于贺明星用以入党的自传，它形成于相对较远的1948年。鼎革之际，贺明星随军南下到了江西省星子县，与老家相隔千里，四十年之后，县志及回忆录的撰稿者蔡华伟能看到这份文献的概率几乎为零。

贺文翰究竟因何被捕呢？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贺明星在自传中说得很含糊，认为与父亲平日里为人正直有关系，这一点显然不是真相所在。

《明水县志》：

据说，被逮捕的原因是：我党地工人员于天放把一批可发展为我地工人员的名单交给北安省委，这个名单在战场上被敌人所获（贺文翰的名字就在名单之内）。敌人得到名单之后，立即密电各县进行秘密逮捕。

蔡华伟《铮铮铁骨，为国捐躯：贺文翰先生的革命活动情况》：

因为拜泉县有一个叫郑秉环的告密，贺文翰、丁继阳、李克成、阎继哲、杜效伯、曹荟权等二十多人，分别在明水、拜泉、安达、富锦、青冈、绥棱等地被捕入狱。

按照县志的表述，贺文翰被捕与于天放的地下革命活动有密切关系，但这并不是直接原因。蔡华伟详列了一同被捕的人员姓名，两相对照，能够确认蔡笔下这些具名道姓的被捕者就是县志上所说的“从北平返回各县的有进步思想的大学生”。同时蔡还认为贺文翰被捕是因为郑秉环的告密，据此推测，郑秉环很有可能是一个服务于日伪组织的秘密特务。这一点，在《明水县志》中似乎能够得到印证。根据县志记载，在1936年成立警务局之后，伪满政府又于警务科内设立了特务股，驻扎各乡镇的警察署则设立了特务系，并配备专门的特务人员，罗织情报。特务组织经常以国事犯、政治犯、思想犯、经济犯等罪名迫害民众，尤其对抗联、地下党及具有反满抗日思想的人，更会实行监视和迫害。县志特别指出，“通达村伪村长贺文翰，就是被日寇以有反满抗日思想活动的罪名逮捕杀害的。”

贺文翰被捕之后，贺的家人似乎在很长时间里都没有得到他的确切消息，以至于贺明星在1948年的自传中写道：“据说受尽了一切酷刑，而且自己不吃饭，死了！”但是，紧接着他就补充道：“秘书处曹静同志是他的难友，知道的比较详细。”

这里提到的曹静，极有可能是当年一同被捕的曹荟权，是因为四十年后蔡华伟在回忆录中有如下表述：

贺文翰被抓走后一直没有消息，直到日本投降后，与他同时被捕入狱的拜泉县人曹荟权被我党解放出来。他在一九五三年写的一份回忆录中提到贺文翰，才知道他已在一九四三年冬，被日本人在监狱里残害死了。

蔡华伟接着详述了贺文翰被残害致死的过程：

贺文翰等人被逮捕后，日伪方面审讯了一年多时间，都没有弄清楚他们的真实身份。每次提审，大致问题围绕在他们与于天放之间的关系、所从事过的反满抗日活动以及对日满亲善的态度三者中展开，贺文翰自始至终都没有屈服。恼怒之下，日寇对贺使用了包括灌辣椒水、坐电椅、抽皮鞭、火烙铁等在内的各种非人道手段，但贺文翰都没有屈服。最终，贺文翰、阎继哲、杜效伯、李克成等四人被决定处以死刑，而贺文翰终因伤势过重，未等判决执行，就罹难于狱中，尸体被日寇扔进了松花江的冰窟窿里，时年三十七岁。

这一遇难过程显然来自曹荟权的回忆录。但是，《明水县志》中却另有说法：

由于日寇使用了惨无人道的酷刑，使贺文翰患上了白喉病，于1943年牺牲在狱中。

县志中并未提及“处以死刑”之事，而是说贺文翰在酷刑折磨下患上了白喉病。这一说法究竟从何而来，无法考证。但是，根据《贺明星自传》中的提示，曹静作为这一事件为数不多的知情人，他的回忆应该相当可信。

最后一个疑问是，贺文翰罹难四十七年之后，明水县历时八年编修而成的《明水县志》正式出版，贺文翰在全书的“概述”中被特别提及，在人物篇中位列第一，体现了官方对贺文翰事迹的认可与表彰。同年，另一本由中共明水县委党史办公室参编的《明水人物》也正式出版，编修者指出：“本书收录的人物，是自1945年12月至1986年12月期间的人物”，虽则如此，但在实际编撰中，却收录了这个范围之外多位名人及革命英烈的事迹，唯独缺少有关贺文翰的介绍。究竟是什么样的门槛阻止了贺文翰的事迹进入该书？至今不得而知。

种种疑团，让我们企图澄清贺文翰罹难真相的努力变得十分困难。贺文翰生逢一个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求知明理、救亡图存是他那一代知识分子普遍的抱负和情怀。不同的是，因人而异，因事而别，道路和理念的选择并不抱一。有人主张民主宪政的中国；有人认为实业是中国之希望；也有人穷究学理，认为中国需要在精神上得到一次苏醒；还有人投身教育，致力于现代化的奠基；贺文翰选择了共产主义，这或许与他成长于殖民铁蹄下有极大关系。国破家亡，只有在他那样的环境里才能够体会得透彻。从就读于齐齐哈尔甲种工业学校到1943年不幸罹难，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贺文翰始终是一个坚定的爱国者，不论是面对同胞“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还是面对侵略者凶残野蛮的严刑逼供，他都表现出了一个知识分子高贵的气节和风骨。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历史差不多淡忘了他，在残存的只言片语中，我们无法一睹他的全貌和神采，这是深为遗憾的事情。

尽管这样，对于身陷孤苦中的贺燕生和母亲谷丛惠来说，日子还要继续。

1. 长春当时被伪满政府称为“新京”。
2. 于惟中：《大谷马戏团事件》，《明水文史资料·第四辑》，1991年，第26页。
3. 《贺明星自传》。
4. 蔡华伟是《明水县志》（1989）的主编及编委会成员之一。
5. 明水县志编纂委员会：《明水县志》，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39页。
6. 《贺明星自传》。
7.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找到这份重要的回忆录。
8. 蔡华伟：《铮铮铁骨，为国捐躯：贺文翰先生的革命活动情况》，《明水文史资料·第二辑》，1987年，第12页。
9. 蔡华伟：《铮铮铁骨，为国捐躯：贺文翰先生的革命活动情况》，《明水文史资料·第二辑》，1987年，第12页。
10. 明水县志编纂委员会：《明水县志》，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678页。
11. 中共明水县委党史办公室编：《明水人物》，1989年。
12. 中共明水县委党史办公室编：《明水人物·凡例》，1989年，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