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父志

父亲的突然离开让我们一家顿时陷入无助之中，母亲每日除了到处去打听父亲的消息外，便是以泪洗面，郁郁难乐。我在学校里也高兴不起来，甚至动了不想上学的念头。这时候，日本人的“大清洗”运动还没有结束，县城里流动着恐怖的气氛，那些先前跟父亲关系很好的朋友现在也不见了踪影，屯里来人说，还是回去暂时过一段日子吧，兴许过段时间父亲就回来了。母亲没有更好的选择，只好带着我和妹妹回到了大青岗的屯里。我至今都记得，我们回到屯里的那一天，天空飘起了鹅毛大雪，大伯父率领全家人站在大门外面看着我和母亲回来，伯父搂着我，婶婶搂着母亲，大家哭成一团。雪片落在我的脸庞上，冰冷入骨。我多么希望，搂着我的这个人是父亲。

开始，几位伯父和婶婶还对我们一家比较客气，除了对我们在生活上多方照顾外，还四处托人去打探父亲的消息。可是，时间长了，家里的气氛慢慢地变了。先是婶婶们嫌弃母亲不仅不干活，还要白吃家里的米面，后来伯父和堂兄们也不时给我们白眼，背地里说父亲的不是。他们说父亲当村长的时候，不仅没有往家里拿过钱，置过地，反倒向家里要钱，欠了一屁股债。母亲辩解说，父亲一直都在抗日，钱都拿去给山里的队伍了。可是，他们哪里晓得这些道理。每次遇到这些家长里短的纠纷，母亲只好把眼泪往肚子里吞，她唯一的希望就是我能好好读书，出人头地，带着她和两个妹妹离开这个大家庭。

我原本性格活泼，爱说爱笑，经历了父亲的变故后，再加上伯父们的热潮冷讽，慢慢地我变成了一个孤僻的孩子。我恨色厉内荏的伯父和他的那些家奴，还有我凶神恶煞的堂兄，他们甚至三番五次地逼迫母亲改嫁，因为这样的话，他们就不用再负担我们四个人的生活开支了。但是，母亲坚决不同意。她坚信父亲还活着，她一定要等他回来。

父亲杳无音讯，家里冷冷清清，且矛盾不断。可是，就整体情况来说，我们生活得还是挺不错。伯父和婶婶们虽然对我们一家说三道四，但也仅止于此。1943年春天，在大哥和伯父的主持下，家里又添置了六十亩土地，至此，我们这个经由曾祖母和祖父辛勤开拓而成的大家庭里田产已经达到了一百七十多亩，房屋三十多间，人丁四十多口，另外还有两套全车，十多个长工。当家的大哥很聪明，他将七十亩地租给别人耕种，留下一百亩由家里人一起劳作。在我的记忆里，我们家族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兴旺过。

不争气的是我的身体有些糟糕。回到屯里后，我从县城的东三第一校转学至通达高小读二年级，眼看就要毕业，却毫无征兆地生病了。起先是发高烧，后来就感到浑身无力，躺在床上起不来，我只好休学回家养病。母亲为我请了很多医生，都没有什么效果，她非常担心我有什么不测，那样的话她唯一的希望就破灭了，也无法完成父亲临走时的意愿。幸运的是，病魔并没有将我打败，几个月后，我的身体又恢复了生机，只是错过了升学的机会。

母亲让我去做插班生，继续在通达高小读二年级，然而，伯父和婶婶说什么也不愿意出学费了，他们都认为回家种地比上学有出息。只有母亲一个人不同意，最终，她拿出了自己辛苦积攒的一些钱，为我交了学费。这样，我又能继续读书了。

一年后，我终于从高小毕业考进了伪国高。这时，我刚满十五岁。伪国高是辛苦和屈辱的。一周差不多只有两天在上课，而且在这两天里还有二分之一的时间要用来学习日语，其余不是给日本人种地就是参加军事训练。同学们都在私下里议论，我们明年会被装上带走父亲的那辆大卡车，前往南洋为“大东亚共荣圈”进行“圣战”。我为此紧张不安，生怕有一天不幸发生在自己身上。父亲走了快三年了，依旧没有什么消息。

1945年春天来的特别迟，初夏刚至，就有好消息传来：苏联红军要来解放东北。

七月末的一个周末，我的一位同学来家里玩，他告诉我一件奇怪的事情：他哥哥所在的班级这几天忽然被宣布放假休息，原因是他们的班主任被伪县公署秘密带走了。大家起初以为他们被日寇逮捕了，后来才知道，因为他们通晓外语，日本人专门请他们去抄录广播里的国际要闻，我的同学说，他哥哥的另一位老师偷偷告诉学生们：日本人已经被打败了，他们马上要投降了。这是我第一次听说日本人即将投降，虽然我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但心里还是莫名地感到激动。

八月中旬，天气到了一年中最热的时候。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我们正在田地里劳动，忽然听见学校里吹起了集合号，我以为日本人又要来训话了，没想到当我们在操场上列队完毕时，却没有见到一个日本人。这种情形我还是头一回遇见。这次给我们训话的是校长，他看上去精神抖擞，就像有什么天大的喜事一样。他开口就说，同学们，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日本人投降了，你们再也不用学习日语了。还没等我反应过来，身后高年级的同学已经欢呼起来，校长被七手八脚的同学抬起来抛到高空，掉下来后又接住，再次抛起。这时候有人喊到，我们应该到大街上去。此语一出，大家立刻争先恐后地冲出校门，向街上跑去。我被裹挟在熙攘的人群中，奋力跟着队伍狂奔。当我们到大街上的时候，眼前的景象令我终生难忘：大街上到处是人，甚至房顶上都站满了人，男女老少，不分贫富，大家都在手拉手地跳舞，拥抱，放鞭炮，还有很多人激动地哭出声来。

我一直觉得，我们的村庄是荒凉的，有时候路上连一个人都看不到，只有喝醉的宪兵们在耀武扬威，可是，今天这么多人，他们到底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日本投降了，东北光复了。接连几天，人们都在为此而争相庆祝。伯父也特地让家里宰了一头猪，全家人坐在一起痛痛快快地吃了一顿猪肉炖粉条。母亲在这次家宴中喝醉了，这是我唯一一次看见她喝醉。醉了的她喊叫着父亲的名字，泣不成声，伯父也忍不住流下了热泪，他当着大家的面说，无论如何，他也会帮母亲把我和两个妹妹养大成人。

9月初，我去了一趟县城，看见十字街东南墙角上贴出了招收国民党党员的布告，上面写着“凡居住在本县二十年以上者、财产状况包括动产和不动产者、未受过伪满教育者”都可以加入，我原本跃跃欲试，一看到“受过伪满教育”那一条，赶紧开溜了。

日本人陆续走了，县里成立了“维持会”，暂时保障社会秩序的运转。过了不久，苏联人又来了。我原先就读的伪国高这时候被解散了，成立了新的学校，我也由一名高中生变成了初中生，由校长施爱棠、教员宋广贵、邵树人等先生教我们三民主义、国民党党义及英文等，但是，时局太乱了，有人传言日本人还会来，有人说日本人走了，苏联人来了，还有人说，共产党要来接管我们了。各种谣言，使我们无法正常上课，11月15日，学校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举行了休业式，通知过完年再来上课。

在家里没有待几天，我又生病了。病中我总是不停地做着同一个梦：我正在熟睡，忽然来了两个日本宪兵，他们凶神恶煞般地抓走了父亲，我极力想醒来，却怎么也醒不来。父亲被宪兵带了出去，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他了，没想到过了一会儿，他又回来了。他看上去是那么地慈祥和蔼，他说，燕儿，我带你去遛马吧。于是我从床上爬了起来，跟着他走了出去。父亲把我放在他的马背上，带着我在开满油菜花的原野上奔驰。父亲说，燕儿，你要像这脱缰的马一样无拘无束的奔跑，奔向你愿意去的地方。我不知道父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但是我知道，世界上最安全最幸福的地方便是坐在父亲的马背上。我看到父亲英俊的脸庞，坚定的眼神，感到他拉碴的胡子摩挲过我稚嫩的额头，就像春天的微风轻抚过我的心灵。就在那一刻，父亲俯下身体，在我的额头上吻了一下，它像春天的第一滴雨落在我的心田里，深情，永恒。我甚至还感到一滴滚烫的晶莹落在我的脸庞上，那是父亲的眼泪！他怎么流泪了？我心里想。我转过头去看他，发现他不见了，马背上只有孤零零的我一个人，原野是那样地安静——爸爸，你在哪里？

我被惊醒了，我看见母亲坐在一旁，默默地流泪。她说，燕儿，你一定要快点好起来啊，我们孤儿寡母就靠你了。我隐隐感到，好像发生了什么事情。

第二天，我发现母亲刻了一块灵位，她对我和妹妹们说，给爸爸磕个头吧。

家族里并没有因此而同情我们。想反地，却提出要分家。我们四口人最终分得十八亩地、四间房子和两匹马，母亲和我都不会种田，家里的生活因此而更加拮据，我因为生病错过了入学时间，又不能干太累的活计。那段时间是我人生的一个低谷，我觉得我就像一个百无一用的人，既不能照顾母亲，又不能养活妹妹。这时候，母亲鼓励我，不如出去工作吧，明水现在已经被共产党接收了，他们在广招有知识的青年，壮大队伍。我想，这或许是一个不错的出路。于是，在1946年2月1日，经由谭国斌介绍，我参加了明水胜利区青年建国会的工作。

刚刚工作了一个月，我又生病了，只得回家再次修养。虽然我的第一份工作只有短短一个月，但却令我受益匪浅，让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和信心。白天，我们到处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动员乡亲们尽快恢复生产，晚上，我和同事们一起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从这些学习中，我懂得了为什么我和母亲的生活会过得那么贫苦，那完全是因为家族的压迫和不公所致，伯父和堂兄们就是我们头上的“三座大山”，总有一天，我要推翻他们，让母亲和妹妹过上幸福的生活。

4月，我的病好了，又去参加胜利区人民武装中队，跟着队员剿了两次山里的土匪，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真正的战斗。6月，在谭国斌的举荐下，我成了胜利区的一名办事员，主要做一些群众工作。

这时候，土改开始了，因为每天都深入到基层做群众工作，我对土改运动的印象非常深刻。1946年5月，党中央发布了在农村全面实行土地改革的指示，我们很快在省委带领下对明水县的大地主进行全面土改，半个月后，“西霸天”毛铭新和“东霸天”朱云五——明水县两个最大的地主先后被革命政府镇压，他们的上万亩土地统统被分给了农民，这件事轰动了整个县城，一些原本对土改抱有幻想的地主和富农纷纷主动上缴土地，以求保全。我从这些运动中感到了人民力量的无比强大，也看到了我的未来。

在一次总结会议上，有一位同志对我说：“你工作这么积极，应该去入党啊！”我当时还不太明白这些，现在看来，是该仔细考虑一下了。

10月10日，我再次得到提拔，成为胜利区建设助理，一个月后，区里又成立了农民民主联合会，在民主改选区干部的投票大会上，我被人民代表选为区里的文书兼财粮助理。

文书兼财粮助理的工作一直干到了第二年的5月20日，我因为工作出色，被调到明水干部训练班，接受培训。我这是一次学习深造的好机会，我身边的很多同志，他们都是从这样的学习中成长为共产主义革命干部的。可是，仅仅过了两天，上面又改变了主意，决定让我去明水烧锅营业所担任会计。组织的命令必须服从，我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去烧锅营业所。几个月后，我的工作又一次被调动，成为县建设科的一名科员，主要任务是管理和统计全县各大国营工厂的生产数据。这时候，全县又在上级政府领导下开展“煮夹生饭”的土改运动，将前一次分地分果实斗争不彻底的地主再次拉出来批斗一次。8月，我回了一次胜利区的老家，看见屯里的墙壁上到处写着“查出地和粮，贫雇农有一份，中农也要沾沾光”的标语。母亲告诉我，几里外有一个叫赵永贵的地主，农民举报说他家里藏有金戒指，但他不肯承认，农民便将他绑在树上狠狠地殴打，家人看见形势不妙，才据实招供了，原来戒指藏在赵永贵女儿的内衣里。这些变化，多少令我有些不安。

果然，还没等我回到县里，就有人带着一些民兵前来清算我家。最终，我的大伯父被他们带走，再也没能回来。母亲数十年辛苦积攒下的所有金银首饰也全部被没收，房子也收去了几间。至此，我和母亲以及两个妹妹共有土地四亩，房子半间，母亲除了几件随身衣服一无所有，父亲生前留下的一些遗物也被当成“浮财”没收了。母亲为此大病一场，我心里也不愉快。

12月1日，我被调到明水县公营新华制纸厂任经理。此前由于“煮夹生饭”运动搞得有些过分，引起了民众不满，于是在1948年2月1日，将先前被没收改造的纸厂又退还给了私人，我再次回到明水烧锅任经理。5月10日，又被调到省财政厅企业科工作，一直到现在。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单位组织过一次集体劳动，是去机场挖花。劳动间歇时，我认识了一个叫王素琴的女孩子，她是齐齐哈尔保育院的一名保育员，被组织借调到北安来工作。不知道为什么，我第一次看到她就觉得格外亲切，好像以前在哪里见过一般。我曾经以为，母亲是我在这个世界上见过的最漂亮、最温柔的女人，可是，当我第一次看到王素琴的时候，我的执念改变了：世界上最漂亮的那个人，就在我的眼前。

听说四平打下来了，厅里的同事们都在议论，东北已经安定了，我们这些有地方工作经验的“老同志”要马上随部队南下，去解放全中国。母亲曾经对我说过，我应该去继承父亲的遗志，完成他没有完成的事业，我也是这么想的。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事情，一想到祖国的未来，我的未来，我就心血澎湃，彻夜难眠。

但是，在这之前，我必须给王素琴写一封信，告诉她我即将随军南下，并在这最后的日子，和她见一面，确立我与她之间的关系。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确信我已经喜欢上她了。这是我从未体验过的一种感觉，它甚至代替了我心底深处对父亲绵长的思念。然而，这封信应该怎样写呢？伟大的导师说过，没有无缘无故的爱，这感情，的确令我又开心又忧伤，就像一朵蔷薇，绽放在我的心间，却嗅不出芬芳的味道。

1. 本节以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以《贺明星自传》及《明水文史资料》等文献为依据试图还原贺明星在父亲罹难之后的生活情况。
2. 贺明星与王素琴初次相遇的细节，贺明星曾在写给王素琴的第一封情书里提起过：“从我认识你那天起（大概是记得去年到飞机场去挖花）就对你有着很深的印象”。
3. 贺明星致王素琴第一封信，1949年5月7日。第二封信，1949年5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