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就读同济大学

1922年秋季，我离开北京到了上海，进入同济大学德文补习科学习。同济大学是1907年10月由中国和德国的教育界、工商界联合创办的。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1917年才由国人自办。学校规模不小，以工科和医科著名。学生进入预科以前，需先在德文补习科学习两年德文。德文补习科设在炮台湾，乘一段小火车，经吴淞镇的校本部可达市区。该科聘请了几位德国教授，上课时直接以德语讲解。其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德文老师桑德尔（Sandel），他授课认真，批改作业一丝不苟。

我在中学时学习很刻苦，并以总分第三名的优异成绩完成了中学学业。但我的德文没有学好。初进德文补习科时，我学习比较吃力，只好强记词句，反复背诵。我的同学中多数人是官僚、地主、军阀、资产阶级的子弟，他们多不问政治，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医工书”。我当时刚过16岁，初升大学，进取之心正浓，加上底子较差，在这样的气氛中，我也一心一意地埋头于书本里，不问外事。但这种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很快，我就与同济大学的学生一起，被卷入滚滚而来的反帝反军阀的洪流之中。

1924年1月，孙中山先生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改组国民党，联合共产党召开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且选举出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毛泽东、恽代英、邓中夏、向警予等共产党员担任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负责工作。他们协助国民党改组，建立基层组织，发动群众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同济大学校内建立了国民党上海江湾区党部同济分部。同济大学的学生迅速觉醒了。我的思想也随之起了变化，逐步认识到国事至此，光靠读书不能救国，时局已不容许我们再埋首于书本之中，必须走出书斋，投入到学生爱国运动之中。

二　投入爱国运动

我转到同济大学工科预科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根据当时形势尚不能公开活动。有些思想进步的同学如袁文彬、何志球、尹景伊等为了便于斗争，加入了国民党。我也成为同济校内的国民党区分部的成员。这时，我认识了上海市学联主席、中共党员梅电龙（即梅龚彬）同志。在他的具体指导下，我经常在校内和市内进行种种活动，如约请来校讲演人、联系买卖进步书刊及介绍同学加入国民党等，栉风沐雨，往返淞沪。那时，兼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宣传干事的恽代英同志经常来校讲演。他深刻分析国内外政治形势，立论精辟，慷慨激昂，极富有感染力。不少同学踊跃听讲，爱国热情横溢校园。詹大悲、肖楚女、侯绍裘等共产党员也都来校作过讲演。

当时加入国民党的同学还有何同泽、陈必贶、王季甫等十余人。在何志球的领导下，我们每周利用一个晚上开全体党员会，学习讨论国共两党发表的重要文告和报刊上登载的重要文章，批判曾琦、左舜生的国家主义派，谢持、居正等领导的国民党西山会议派及黄埔军校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等散布的种种谬论。为此，我时常到上海正中书局等处购进一些进步书刊，供国共两党党员和同学们阅读。后来同济大学国民党分部增补委员时，我和陈宝骢、尹景伊、何志球等人当选，委员人数由五人变为七人。这时，我同时又是同济大学学生会负责人之一。另外的负责人还有袁文彬、何同泽等人。

1925年5月14日，设在上海小沙渡的日本内外棉纱厂，发生了日本资本家枪杀中国共产党员、工人顾正红并打伤十余名工人的流血事件，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中共中央决定于5月30日在上海租界举行游行示威，掀起反帝运动的新高潮，同济学生会马上于5月29日晚7时召开全校学生紧急大会，决定积极参加这个斗争。

5月30日凌晨，同济大学400多名同学齐集校园，举行授旗仪式后陆续出发。我带了一小队人到当时北洋政府驻上海的交涉员办公处去请愿，抗议日本资本家的暴行。在这次游行示威中，高举大旗的尹景伊被英国巡捕头子爱活逊枪击右肺，英勇献身，年仅21岁。

“五卅”惨案发生后，中共中央决定组织反帝统一战线，把反帝斗争扩大到各阶层中去，并成立行动委员会，具体领导上海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的“三罢”斗争。这时传说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和总商会对于罢市问题还在举棋未定，而上海总工会业经决定并宣布于6月1日实行总罢工。商会能否配合行动，关系大局。为了争取商界一致行动，我带领几个同学赶到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和总商会正在开会讨论的场所，极力宣传政治意义，强烈要求他们采取一致行动。在工人、学生的联合推动下，总商会终于同意从6月1日起罢市。1925年6月1日，上海20万工人首先举行大罢工，总商会和各马路商界联合会会员店同时罢市，同济、上海、复旦、震旦、南洋等高等院校及绝大多数的中学也纷纷罢课，反帝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三　告别同济

“五卅”爱国运动的影响迅速扩展到全国各地。1926年3月18日，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联合英、美等八国提出的有关大沽口事件的无理要求和段祺瑞政府的卖国罪行，北京有5000多名爱国群众在中共北方区委的领导下，举行游行示威，在铁狮子胡同执政府门前，遭到段祺瑞命卫队射击，造成“三一八”惨案。同济大学学生听到这个消息非常愤慨，立即和上海各高等院校联合起来，一致停课纪念北京死难烈士，强烈抗议军阀政府的野蛮行径。这些革命行动使帝国主义和军阀胆战心惊，阴谋对策。

同济校长阮尚介遵照军阀孙传芳的旨意，于3月30日张贴布告，不准学生参加爱国运动，同时向每个学生发放誓约书，写明不得停课，不得全体请假，不得约请外人演讲。阮尚介限令每个学生必须于一周内在誓约书上签字，表示服从，否则“勒令退学”。同济学生看到这个誓约书，义愤填膺。学生会紧急召开全校学生代表会议，决定向校长提出严重抗议，退还誓约书，并限校长于24小时内答复。但阮尚介态度更加蛮横，联系大批军警来校坐镇，蓄意进行威胁；另一方面，阮又妄图以公费留德诱使学生会骨干脱离群众，涣散革命力量。同济学生会为了揭穿阮尚介的阴谋诡计，举行报界招待会，报告事件经过并分发宣言及特刊等宣传品，希望澄清是非，争取舆论支持。

军阀孙传芳这时控制着苏、浙、闽、赣联军总司令部，以其武装势力为阮尚介撑腰。阮尚介竟于4月23日发出通告，开除学生会会长何同泽及各级骨干，其中包括我（吴鼎）。同时被开除的还有陈必贶、孙鸿荣、王毓昆、王季甫、詹大权、顾海陵、孙成璠、孙成璧、罗官采、王姚林、郑子尧、杨自英、韩鸿丰、刘德超、杨起英、刘褚瞿、向先达等20多位同学。同济学生会也针锋相对地发表反对阮尚介无理开除学生的宣言，与阮尚介的通告同时刊登在《申报》上。阮尚介恼羞成怒，不惜指使军警，把被开除的学生一个一个地拖上卡车，送交家长或保证人。被阮尚介以武力强迫离校和自动愤慨离校以及经学生会动员而离校的同学先后有200多人，在本地有家的同学回家候信，其余先到法租界共和旅馆暂住。几天之后，经我和几个同学四处奔走，在法租界蒲柏路租到几幢石库门的房子，原住共和旅馆的同学移住此处。鉴于广东国民政府是当时革命势力的中心，我们致电广东国民政府要求转入广州中山大学工科、医科。不久得到广州中山大学的同意，在南下与中山大学进行具体联系之后，有100多名同学先后到达广州。

我没有去广州，原因比较复杂。其时我已有一子一女，家人不同意我去广州，但主要还是这时我产生了读书无用的想法。在此前的一系列政治活动中，我认清了国家的危难形势，认识到帝国主义的恶劣本质。他们向中国要原料、要市场，不允许我们发展自己的工业。国家危难不解，很难有个人的前途。同时我看到许多大学毕业生没有职业，因而产生了读书无用的想法，认为我即使学得再好，将来恐怕也难找到报效祖国之门。现在想来，难免有些偏激。

我告别了去广东的同学回到北京，暂住在大家庭里。但我仍与在京的中学时的进步同学经常联系，继续参加学生运动，并共商今后计划。从此，我在国内大学的学习生活就结束了。

四　寻求救国之道

我离开同济大学后，由二哥介绍到中华汇业银行担任文书工作。我觉得这个工作没有意思，不久就辞职不干了。后来二姐夫之弟吴庆宣介绍我到清华大学补习英文，时间也很短。

这段时间我心情极为苦闷。每每念及国家命运未卜，个人前途茫茫，内心焦虑不安，但又不知出路何在。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初闻此讯，我十分震惊。在我的同学朋友中有许多共产党人，我对他们十分敬重。共产党人被屠杀，使我痛彻心腑，热血沸腾，产生了加入共产党的念头。后来经北京大学学生胡曲园、王兰生的启发和介绍，我未告家人，便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北京大学某支部，改名吴一羽。

我的小组长是北大的四川同学尹树藩。我们的活动非常隐秘。我曾接受任务到黄包车夫等劳苦大众的家里访问生活，散发传单，介绍一些革命道理。组织上鉴于我家不会受军警盘查，比较安全可靠，常交给我一些宣传文件，我把它们藏放在静宜的床下。为了躲避警察、特务的视线，我们的活动地点时常变换。但这时，我参加革命主要是出于一时的热情，对共产党的理论并没有真正理解，有很大的动摇性。

1928年，东北军阀张作霖在北京残酷迫害共产党人，李大钊同志壮烈牺牲，北京处在白色恐怖之中。有一次，我们小组原定在马神庙对面的西老胡同开会，届时组织突然遭到破坏，我从此失掉了联系。我曾寻找过党的关系，但北大分部也遭到破坏，未能如愿。这时同济大学撤销了开除我们的乱命，欢迎被开除的学生回校。我不愿再回“四一二”政变后的上海，北京又无法立足，几经考虑，我决定去邻国日本。

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也是极贫弱的。明治维新之后，日本逐步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工商业日渐发达，教育大有提高，国家日臻强盛。我以为日本之所以变弱为强的因素之一是引进先进技术、振兴实业。实业发达，人民便能富裕，国家便可强盛。我很想去日本看看，借鉴他们的经验。同时，日本是我国的近邻，往来方便，旅费不多，生活费也低于欧美各国。而且如果考上日本的大专院校，就可取得当时政府以庚子赔款为留日学生所设的官费补助，毋需自费，尚可有余。考虑再三，我决定去日本留学，学习其先进技术，回国兴办实业，以振兴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