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入横滨高工

1928年8月的一天，我在塘沽登上了东渡的轮船。船开航了，岸上的景物渐渐模糊，那块生我养我的大陆在我的视线中消失着。我胸中涌出从未体验过的离愁别绪。然而，当时我未满20岁，血气方刚，望着海天一色的远方，想着奋斗自强的未来，心情顿觉开朗，充满美好的憧憬。

初到他乡异国，人地两生，我找到在京都学习的中学时代同窗史钊（字殿昭，现任上海复旦大学教授），请他帮忙选择学校，熟悉风土人情。史钊说，来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很多，但情况不同。有些人忧心国事，立志学习日本的富强之道，以振兴中华，他们肯下苦功钻研学问，以求学到真才实学；有的人则纯粹是为了混张文凭，便于回国找事。如果想学知识，就必须首先打好日文基础，再考个好学校，认真读几年书。他建议我先入为留日学生补习日文的东亚预备学校。

这所学校设在东京。补习时间只有半年。我没有沉湎于东京的繁华世界，连强烈的好奇心也未能一一满足，便投入了紧张的学习，同时思索着半年之后的去向。

在初到东京的这段时间里，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从东京市面上看，日本从西方进口的东西与中国的多数进口货截然不同。在中国，封建官僚和洋行买办们买进的多是手表、饰物和各种奢侈用品。这里见到的则主要是工业用品和科技书籍。这使我深受触动。我渴望学习日本人的“专务实用”，掌握一技之长，将来回国有所建树。而且这时我已有一子一女，也想早日谋生自立，不宜入大学。1929年3月，从东亚预备学校毕业后，我即考入横滨高等工业学校，攻读应用化学。

横滨自1889年设市以后，逐步发展成为仅次于东京、大阪的第三大城市。横滨高等工业学校是日本比较有名的学府，现已改为横滨大学。横滨高工的校长铃木正雄和应用化学科教授桥本正隆，对我们中国留学生的态度比较友好。

应用化学科当时有三个外国留学生：我、郭振乾和一个姓朴的南朝鲜人。郭振乾是台湾嘉义县人，农家子弟，生活比较困难。由于都是中国人，我们很快熟悉起来。一开始我们的交往比较困难。郭讲一口闽南话，我很难听懂，而我的话，他听起来也很困难，我们只好笔谈，后来我们租了一个六席（约12平方米）的小房子，住到了一起。他帮助我学习日语，我帮助他学习中文，并利用业余时间合作翻译文稿。

1930年，静宜带着一双儿女也来到了日本。我们结婚之后，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外地求学，很少在家，只有寒暑假回家探亲。静宜独自置身于一个封建大家庭中，感到很孤寂，而且对旧礼教的那一套心怀不快。所幸我给她介绍了一些我的朋友，他们中有的是共产党员。静宜常与他们往来，借阅了一些进步书刊，并懂得了一些反对封建礼教和妇女应力求经济独立的道理。

有一天，她在沈兹九创办的《妇女杂志》上看到一篇介绍养蜂的文章，并认为养蜂可以作为妇女自谋经济独立的一种职业。静宜很高兴，很想尝试一下。胡曲园等朋友也都赞成。于是，静宜买了养蜂书籍和四箱意大利种蜜蜂，在家中东面空院里养起蜂来。她一人亲自操作，不知挨了多少次蜂蜇。她辛苦了三年，4箱蜂繁殖成24箱。由于当时蜂种求过于供，静宜就在北京安定门外买了一个大车场的旧址，自建房屋数间，找人助理，开办了静宜养蜂场（这是北京第一家女子养蜂场）。但静宜养蜂不是为了采蜜，而是分蜂、卖蜂种。头一二年赚了一些钱。在来日本的前一年冬天，静宜养的蜜蜂全部冻饿而死，但在日本还有预订的蜂种尚未提货。因此静宜关掉养蜂场，征得我的同意之后来到日本。

静宜的意思是把蜂种贱卖掉，收回部分现款。可是我有些于心不甘，总想把事情做到底。听一个日本技师说，北海道的蜜源很好，我们夫妇租了一节车皮，带上约200箱蜜蜂，和郭振乾一起跑到北海道。很不走运，我们遇到了北海道20年未遇的大暴雨，结果失败而回。这一下把我们搞得很惨，不得不向一位华侨借了债。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的生活十分困难。当时静宜正在学缝纫，中午不能回家，她便在当地的中国餐馆花上一毛钱买碗面吃，算是午餐。尽管还不到半饱，但她也不敢再多花一毛钱。那时猪蹄煮黄豆是我们的家常便饭。猪蹄在当时并不是什么好东西。日本人不吃猪蹄，杀了猪总是把猪蹄扔掉，当地的华侨中便有人捡来吃。后来日本人不扔了，专门卖给华侨，五分钱两个。因此，便宜、实惠的猪蹄就成了我们在这段困难时期赖以果腹的食物。

二　办华侨学校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军入侵我国东三省，引起中国留日学生的极大愤怒。当时在东京美术学院学习雕塑的金学成，领导留日左翼学生在银座等地举行示威，抗议日军侵华。我参加了这些示威活动。这件事在我心中又掀起了波澜，再一次把我的注意力从书本引向社会。

我在横滨高工读书时，日本有许多华侨。他们大多数是经营裁缝、饭馆和理发业，当时谓之“三刀（剪刀、菜刀、剃刀）行业”，资本很小，门面不大，社会地位也低。这些华侨的子弟在日本学校读书，往往受着不公平的待遇，还时常遭到日本同学的欺侮。我对此一直愤愤不平。这时我产生了创办一所华侨学校，为爱国侨胞子女提供平等求学机会的想法。为了付诸实施，我四处奔走，得到金学成、王茅原（文达）等留日同学的热心协助。

那时，我终日奔走于我国驻日公使馆、横滨总领事馆、国民党东京及横滨党部、我国留学生监督处、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等地，募集资金、寻觅校址。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总干事马伯援、干事谢介眉、张清鉴等得知此事，十分热心。他们慷慨地答应把日本东京神田区的青年会会所暂借给我们做校舍。

当时筹措资金十分困难。学校没有固定经费，每月开支需日金二三百元，主要是靠我们从各方面募捐而来。我们除了向中国驻日党政各处募捐外，捐款的主要来源是华侨。有些华侨从小没读过书，几十年的海外生活和阅历，使他们痛切感到文化知识的重要，愿为下一代的教育尽力。有的人月捐日金一元，有的每月只捐三五毛钱，从本来不多的生活费用中抠出钱来支持我们办学。这些爱国华侨的行为深深感动着我。其中我印象最深的，是担任华侨学校董事长的福建人张则盛先生。张先生急公好义，华侨学校遇有困难，他总是热情相助，积极奔走，为华侨学校出了不少钱和力。另外，开料理店的郑通明，开西服店的周永泰，也都出了不少力。

我是学校的副董事长，为了请教师、筹资和其他的一些校务花去了大量的时间。那时，我每月都要跑遍中国驻日党政各处和100多个华侨家庭，很是辛苦，学习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但看到学校日渐兴旺和学生们愉快的笑脸，我也从中获得了极大的乐趣。那时横滨高工的中国同学见我整日不停地奔波，劲头十足，便戏谑地送我一个雅号——“火车头”。

后来学校有了发展，学生增至四五十人，原址不敷应用，我们迁到了小青庄。这是一幢小楼，楼上供教员住宿，楼下做教室。学校最后一任校长是乐嗣炳（已故，曾任上海复旦大学教授）。

我们所聘任的教员，多半是因为在国内从事革命工作遇到困难、被迫流亡日本的。华侨学校给他们提供了就业的机会，使之得以维持生活。当有的教师由于参加爱国反帝运动被日本政府逮捕时，我常代表学校去慰问，并设法营救；如果他们被遣送回国，我也要赶到船上去送行。我记得有位名叫何云的教师（化名朱士翘），就是一名中共党员，后因参加左联活动，被国民党逮捕，解至南京宪兵司令部。我回国后曾去探监。抗战时，他是《新华日报》编辑，1942年在日寇大扫荡中光荣牺牲。最早到华侨学校当教员的王茅原，也是中共党员。

通过办华侨学校，我的社会联系面大大扩大了。当时我不仅认识了100多名华侨，而且同国民党的东京总部、中国留学生监督处和中国驻日使馆发生了联系。同时我的组织能力也得到了锻炼。这些对我以后在社会上立足，创办实业，不无裨益。比如，我得以在上海中华学艺社立足，便是通过中国留学生监督处刘庄（号百闵）的介绍。直到1933年底回国时我才离开华侨学校。但这段经历却牢牢地铭记在我心中。

三　到工厂实习

我创办铅笔厂的念头是在日本留学时产生的。我决定留学时就已抱定了学成回国办实业的宗旨，但具体到办什么，当时我并没有固定的想法，只是注意力比较集中在中小行业。因为大行业如机器制造、石油、交通运输等行业，目标大，竞争激烈，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势力比较集中，我没有力量与它们角逐。后来，在创办华侨学校的过程中，随着社会交往的扩大，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和社会经验，学到了许多书本上无法学到的东西。我逐渐确定了我的目标——制笔业。

铅笔在中国的应用范围很广泛。它由于使用方便、价格低廉等优点，为人们所乐用，各行各业都需要。当时，铅笔在中国的销售量很大，中国政府每年都要为进口铅笔花去大量的外汇。据《海关中外贸易统计年刊》统计，1925年至1931年从上海进口的铅笔金额如下：

1925年　430885元

1926年　512335元

1927年　531332元

1928年　636597元

1929年　841985元

1930年　960105元

1931年　949316元

（1930年前为海关银单位，1930年后为海关金单位）

根据以上情况分析，只要制成铅笔，市场是不成问题的。另外制铅笔的主要原料木材、粘土、石墨等在中国并不匮乏。只要经营得当，我想是可以成功的。

我把自己的想法同郭振乾谈了，并商请他一道回国办厂。郭振乾很感兴趣。这既能保证他毕业后得到一个不错的职业，补益贫寒的家庭，又能使他学有所用。因此在征得其兄的同意下，他决定学成回国，同我一道办厂。

1932年3月，我在横滨高等工业学校毕业了。为学到有关铅笔制造方面的专门知识，我找到应用化学科教授桥本重隆，希望他能把我介绍到一家铅笔厂实习。桥本先生十分热心，他与真崎大和铅笔株式会社社长数原三郎先生联系。征得同意后，我到了该社的神奈川工场实习。

神奈川工场是专做彩色铅笔的。场长名益田三郎，为人很热情。他热心地向我传授了购买原料、机器、产品推销等有关知识，并介绍了一些相关的日本工厂。后来，我建厂初期到日本采购机器、原料，就是凭借益田三郎的这些介绍与有关厂家联系的。但是，该厂的关键性技术——铅笔芯的制造，特别是笔芯配方，却是严格保密的。我只能在制造笔杆的车间和成品车间实习。

我曾试图通过主管技术的工程师了解内情，但没有成功。他说，没有上面的特许，他无法给我任何帮助。我找到数原三郎。他劝我放弃办厂的念头，回国后当买办，为该厂推销产品。他傲慢地说：“办铅笔工业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像你办华侨学校。即使到你吴鼎二世，你们国内也不会办成铅笔厂，生产出铅笔。还是买我们日本的铅笔吧。”这些话大大伤害了我的自尊心，也激发了我的一腔爱国之情。我离乡出国所苦苦追求的并不是一只饭碗。我对他没有做更多的解释，也似乎没这个必要，我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不，我要办铅笔厂。”这次不愉快的经历对我刺激很大，成为我办铅笔厂过程中一个不小的动力。

有过这两次经历之后，我并没泄气。在车间工人的帮助下，我终于搞到了彩色铅笔的配方。虽然制铅芯的技术严格保密，但实际操作还是由工人进行的，配料工人掌握着配方。我与他们关系很好，管配方的工人为我抄下了方子。

同时，在该厂工人的介绍下，郭振乾来到一家专做廉价铅笔的藤田铅笔厂实习，学习制造黑铅芯的技术。他实习很顺利，三个月的实习结束后，他便毫无困难地掌握了制造普通黑铅芯的技术。

一年后，我在神奈川工场实习期满，又来到一个肥皂厂——吉琦石碱研究所实习。日本人把肥皂称作石碱。通过半年多的实习，我初步了解了肥皂制造技术。我认真分析了国内的情况：制作肥皂的原料中国也很多，范旭东早在1917年就造出了中国人自己的纯碱；植物油、动物油，品种不少。而且当时国内已有几家肥皂工厂，再办起厂来有所依据。但是我想，比较起来，中国最需要的还是铅笔厂。当时，中国尚无办成功的铅笔厂，作为首创可能困难会更多些，然而想到我立志创办实业的初衷，我别无选择了。

1933年冬，我的实习结束了。当时静宜正在学习缝纫刺绣，尚未毕业。我急于把学来的知识在祖国付诸实践，尽早实现办成铅笔厂的愿望，便摒挡一切，独自一人匆匆成行。第二年冬天，静宜才带着一双儿女返回国内。郭振乾也由于未婚妻御厨春子尚未毕业，于第二年才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