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文士本色

张家注定与苏州有缘。同治十三年（1874），阔别十多年后，张树声再回苏州，在经历了山西按察使、布政使及署理山西巡抚及升任漕运总督后，他终于坐定了江苏巡抚实职，若干年前，这个位置正是其师李鸿章“起飞”的“跑道”。

张树声在苏州的遗迹有三块碑记为证，其中两块仍在旧址，另一块不知去向，幸运的是，笔者在苏州博物馆库房里找到了碑文拓片。

《重建沧浪亭记》碑现树立在世界文化遗产项目沧浪亭的正门内，书法遒劲有力，内容清晰详细。这处古典园林距离张家后代所居九如巷，只隔了两条街道，其曾孙张寰和常常向他人纠正把“重建”写成了“重修”的错误。

《重建沧浪亭记》记载：“同治癸亥，树声治军来吴，维时公私百物，一切荡尽，求所谓亭者，已不可复指识。”

1872年的八月，苏州气温适宜，街头的桂花开始飘香。远处传来信息，让张树声站在古城苏州，有一种别样的感叹。最后一支太平军在贵州被剿灭，意味着清政府调派湘军、淮军对太平军的剿杀取得了彻底的胜利。离开军旅多年的张树声似乎长出了一口气，阵亡的弟弟树珊应该含笑了，自己身为封疆大吏，更应该做点什么。

当年攻打苏州时，张树声根本来不及细看这座古城的模样，只知道离开的时候，城内外断壁残垣，建筑、古迹、景观等，几乎荡然无存，想要寻找这处有名的沧浪亭，已经认不出样子了。

沧浪亭的来源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三千多年前，楚国文官屈原被放逐后，来到江边，遇到一位撑船的渔夫。渔夫见他一副落魄样子，就问他，你不是那个三闾大夫^〔28〕吗，你怎么有工夫跑到这里闲溜达了？屈原说了一大堆的不合时宜，总而言之，就是说这个世界都是肮脏的、丑陋的，好像每个人都喝得烂醉了，只有他孤独地醒着。说这话的时候，屈原异常的憔悴。渔夫劝了他半天，意思是要他随波逐流。但屈原不肯放下“气节”。于是，渔夫摇摇头，撑着船走开了，走时唱着一首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

张树声出生地合肥正是楚国的所在。但屈原在郁郁不得志时选择了投江而去，而淮军传承的精神则是不屈不挠的斗志。

“沧浪”之意在先，建亭在后。约一千年前，一位宋朝的官员体会到了这位渔夫的歌词意境，花了四万青钱，在江南买地筑园。他就是苏舜钦（字子美）。苏舜钦的仕途“势若骏马奔平川”，只要不犯什么原则性的政治错误，“升级换代”属于必然。苏舜钦的爷爷苏易简在宋太宗时做了多年的副宰相，父亲苏耆在工部郎中、直集贤院行走多年，也是中央级的官员，其岳父则是宋朝最为清廉的宰相杜衍。但让人万万想不到的是，苏舜钦竟在小阴沟里翻了船——就是历史上那场著名的“卖废纸招妓案”。苏舜钦看透了官场的险恶，决意隐逸。他偶过苏州，看中了城南一处废地，该处环境疏朗、雅致，草木丛生，水流清澈，相互错落，颇有韵味。打听后知，这是吴越王一个近亲的池馆。苏舜钦“爱而徘徊，遂以钱四万得之。构亭北碕，号‘沧浪’焉”（《沧浪亭记》），从此寄情于园林，怡情诗文之间，直至去世。

北宋少了一个高官在位，倒多了一位园林君子。苏子美的名声代代相传，明清时期，他精心构筑的沧浪亭几度废弃又几度修复，来游赏者也不乏高人雅士。

张树声深知苏舜钦的品质秉性。历届巡抚均对这座园林重视。康熙时，江苏巡抚宋荦见沧浪亭废旧不堪，亟谋修复，构亭于山之巅，得文衡山“沧浪亭”三字复旧观。后巡抚吴存礼、布政使梁钜章、巡抚陶澍都曾对园子进行过修复，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先后赐诗勒碑、南巡驻跸留题。由此，这里既是一处游览之地，也是官吏受教育的地方，伍子胥、董仲舒、李白、白居易、范仲淹等五百名贤画像也都一一展示出来。但这一切，都在太平天国的战火中毁废了。

此时，庙宇、祠堂、学堂、衙门等都相继修建起来了，沧浪亭重建也被提上了日程。

重建沧浪亭是一次系统工程。张树声《重建沧浪亭记》云：“是役也，布政司恩君锡署巡抚时，实始创议。”张树声的前任巡抚（署）恩锡就任时间很短，连一年都不到。重建工程从1872年夏一直持续到1873年夏：“同治壬申，方伯恩公锡……至癸酉季夏始竣事。”（陈其元《庸闲斋笔记》）此时距离巡抚陶澍修建五百名贤祠已四十六年。“凡用人之力六万一千五百工有奇；良材坚甓，金铁丹漆之属，其用材略相当焉。”（《重建沧浪亭记》）

工程完成前，考虑到将在五百名贤祠前举行纪念仪式，张树声提前赶到现场察看工程情况。眼前的景象让他大为感慨：“近水远山，光景会和，益叹昔人之善名状。叠石之上，有亭翼然，可以登眺者，即‘沧浪亭’也。亭之后，南向三楹，地最爽垲，取子美《记》中‘观听无邪，则道自明’之语，名曰：‘明道堂’。”（《重建沧浪亭记》）在修建过程中，张树声并不拘泥于前人的式样，而是适当有些创新，但意境并不僭越，“然邱壑景物土木之胜，佥谓视昔无逊焉”。对于吴地的文化，他也有着深刻的领会。“吴中于东南都会，最号繁盛，名园古墅，梵宇琳宫，往往前代之遗，阅世而不废。独粤逆（太平天国起义）之乱，为犬豕窟穴者四年，污败灰灭殆尽。”实际上，当时除了拙政园成了李秀成的忠王王府而得以幸存，其他园林几乎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

张树声所撰《重建沧浪亭记》碑记

张树声认为，沧浪亭不仅仅是一个普通园林，还是一处传承优秀品质和传统文化的胜地：“‘沧浪亭’垂今千载，灵秀所钟，宸翰天章，重光累曜……此非以物力之艰，而事之兴废，固有其时哉！”（《重建沧浪亭记》）

竣工的那天，对五百先贤祭祀如期进行，城乡民众纷纷前来观看，以庆祝太平日子的重新回归。但张树声仍很谨慎，“惟兢兢焉以作无益害有益是惧怕^〔29〕，故考成而劝勤，用啬而度丰，其慊于人心也如此。树声窃愿览斯亭也，因重建之匪易，益思名德之必不终湮，……于以上迓天和，阜成民裕，百废俱举，将远追百年以前之隆，则是亭之成，实为之兆，其非奢望也夫，其尤当共勉也夫”（《重建沧浪亭记》）。

撰于1873年十二月某个黄道吉日的《重建沧浪亭记》可谓隐含着张树声的性格特征，一方面他力求为人低调、踏实，另一方面他也追求务实和抱负。此时，他还身兼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仕途一片光明，已经彻底完成了从战将到文官的转变。

20世纪30年代，已经迁居苏州多年的张冀牖（张武龄）带着小舅子韦布（著名导演，代表作《三毛流浪记》）游览宝带桥。这座桥始建于唐代，据说是唐刺史王仲舒主持建造的。为筹措建桥资金，王仲舒带头将自己身上的宝带捐出来，宝带桥之名即由此而来。张冀牖曾多次携家人游览此桥。很多年过后，韦布还清楚地记得，当时身为乐益女中校主的张冀牖在桥上四处寻觅，后寻到一个石碑，上面有其祖父张树声的名字、官衔和生卒年月，以及这座桥与他的关系。“现在想起来，张奇友（张冀牖）是在怀念他的祖父张树声。他虽然不做官，也要在苏州为老百姓做好事情。”（韦布《追忆张奇友》）

这一块由张树声撰写的《浚治太湖并修建桥窦碑》，无意中透露出他施政的民生意愿。

“太湖美，太湖美，美就美在太湖水。”但正是太湖之水，常常给沿线居民带来水患和灾害。由于地理位置的影响，以及降雨量丰富等原因，太湖几乎每四五年就会有一场大的水灾发生。此前，范仲淹、苏轼、林则徐、张之万等人都曾主持兴修太湖水利。其中张之万在张树声前三任，第一次提出设置水利局，统管太湖水利，专款专用，疏浚太湖溇港及桥涵。

张之万的水利工程是从同治十年（1871）开始的，到同治十三年（1874），张树声接手时，并没有减速和停滞。他在《浚治太湖并修建桥窦碑》中说：

太湖辐射江浙沪，但主要区域在江苏，尤其是苏州，正处于太湖的中心，治水除了疏浚河流外，还要注意打通桥孔桥洞，从浙江到江苏，一百多座桥梁中，不少因为岁月侵蚀，有的发生堵塞，有的发生变更，还有的在太平天国战火中被破坏了，亟待修复。

张树声所撰《浚治太湖并修建桥窦碑》，此为作者拍摄的古碑拓片，原碑已毁

东南反事平息后，巡抚张之万到任后首先与当地官员商议治理太湖要事，“于是上浚湖褛，中疏泖淀，下瀹吴淞、七浦、徐六泾河，俾湖畅流”。这其中，桥窦工程为最多，“凡重建之桥，震泽四，吴江二十有六，元和十有三，吴县二。窦则震泽二十有八，吴江七十有三，元和二，又增建吴江莺脰湖窦九。修治之桥，震泽三，吴江四，无锡二十有三。又重建溧阳之南渡桥，以通宁广支流之入湖者，总桥窦百八十有奇，分布长堤如衔珠缀璧”。

一百八十座桥梁工程完成后，既壮观又富有流韵：“饰鞶带束，于湖腄襻以渠，襞以洫，瀹漪湍激，各顺其性，以成水工之钜制，而亘流卧波，极尽浩淼吞吐之观，则吴江之垂虹，元和之宝带为尤胜。”^〔30〕

张树声抚苏时，对太湖实施的治理工程远不止这些，他还将大大小小的河道分别梳理浚通，并将周围被破坏的大批桥梁拆修重建，共计花费银两二十九万五千两，比预算的还有节余，后又用于其他汊港工程，工期三年，如期完成，张树声特上奏，为参与工程人员申请功劳奖励。

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一工程的重要，自觉维护成果，并继续将治水进行下去，张树声还煞费苦心地选择了树碑的地点，最终定在宝带桥。该桥梁濒临大运河，来往船只众多，能够起到宣传作用，“使过而览者知湖运之相转注与桥窦之所以贯输湖运有如此者，思缵其功于勿坏，则百世之利也”（张树声《浚治太湖并修建桥窦碑》）。这块碑已经消失多年，笔者有幸在苏州博物馆的库房内见到了珍贵的拓片，碑文由时任布政使按察使应宝时书抄，书法工整规矩，据此估计，碑高足有两米。笔者将拓片复印件送给其曾孙张寰和后，他如获至宝，珍藏了起来。

同治十三年（1874）中秋前后的一天，张树声开始忙碌一件事，他翻查资料，酝酿文章，继而握管下笔，撰写出了《重建紫阳书院记》，洋洋洒洒，夹叙夹议，既是对江南第一书院重建的纪念，也显露出他本人对教育的倾心。从同治十一年（1872）到任巡抚，已近两年，他耗巨资在原址重建书院，并奏请同治皇帝书“通经致用”匾额而悬。如今这块《重建紫阳书院记》碑仍立在原址（现苏州中学校园），学校正在积极扩建原址尊经阁，将紫阳书院的历史充分展示出来。

北宋年间，从苏州走出去的范仲淹，曾官至宰相，并留下千古传诵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最为乡人称道的事便是筹资办学，他在苏州城南同时办起了文庙和府学，延续的是“庙学合一，左庙右学”的格局，开创东南府学先风，风靡明清，延续至今。

紫阳书院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成立的，遗址在府学内尊经阁。尽管人们对紫阳书院的初创年月有着各种争议，但大致集中在康熙五十二年间，建造人为江苏巡抚张伯行。张伯行被誉为“天下第一清官”，经他手创办的紫阳书院，被康熙赐手书“学道还淳”，后又有乾隆临幸并手书“白鹿遗规”；雍正帝曾赐帑银一千两资助办学。书院前后修葺、改建，直至咸丰年间，太平军打入苏州，一把火将文庙与府学烧了好几天，“荡焉无存，今相国李公开府吴中，饬属规画章程，延师教授，借民居为讲舍……”（张树声《重建紫阳书院记》）张树声的记述称，李鸿章在任江苏巡抚时曾主持恢复紫阳书院。苏州也有史志载李鸿章重修了府学和尊经阁。李鸿章所为对张树声是一种无形激励，前几任都没能完成的大事落到他的头上。到任次年他就与属下在书院遗址召集工匠并准备建材。他还勉励诸生：“东南文学之盛甲于海内，国初数十年中，以文章大魁天下者，三吴之士居大半……而仪封（张清恪）至今百有余年，科目之盛未之或改，今郡中又得大魁矣，则诸生中岂无秀而贤者可以踵美前人，要在自勉而已……”

张树声所撰《重建紫阳书院记》碑记

文中提及的“大魁”正是状元陆润痒。同治十三年（1874）四月二十一日，殿试在保和殿举行，苏州人陆润庠一举夺魁，成为大清王朝第一百零一位状元，是同治皇帝的最后一批门生，也是苏州最后一个状元。自隋代开科举考试以来至清末废除科举制度，苏州地区有记载的，共计文状元五十四位、武状元六位，合六十位，数量之多遥居全国各城市首位，苏州也因此被称为“状元之乡”。

不可否认，紫阳书院办学初衷有统治者“尊儒重道”的思想在内，但培养人才，继承传统文化，却也是不争的事实。张荫谷身为秀才，屡考不中，曾把希望寄托在长子张树声身上。张树声自小生在周公山（此山因有周瑜读书处而得名），虽出身行武，但始终有一颗坚固的文心，办学的思想贯穿了他的整个仕途。

同治十年（1871），张树声与刘铭传、周盛波兄弟等在家乡办肥西书院，他们捐献住房和田地（仅学田就有三千多亩，达到六百八十一石），用于书院的日常开销，聘请名师前来住校讲课，还请李鸿章、左宗棠题写了匾额，方圆百里的学生都来求学，最多时有学员六七百人，直到1926年，书院还有四十多个学生，均为张、周、刘富家子弟。张树声的孙子张冀牖一生未进过正规学堂，其素养均来自少时几年的私塾和自学。笔者以为，以他后来对诗词和传统思想的理解，早期应该进过肥西书院。如今，这处书院已成为聚星小学校园，而张树声的老宅子则成了聚星中学。

在碑记中，张树声还阐述了教化的作用，张伯行认为“为政莫急于贤才，致治必先乎教化”，并明确指出创建紫阳书院的用意乃在明“学者之所以为学与教者之所以为教”，他以为“非徒以为工文辞取科第之资而已也。诸士子勉旃勿务华而离其实，亦勿求精而入于虚。他日学成名立，出而大有为于天下，庶无负不佞养贤报国之志”（《正谊堂文集》）。张树声碑记曰：“……勉期诸生勿负养贤报国之意至深且远，余惟教化行而后学业兴，学业兴而后人材出，书院之设关乎教化者綦重，振兴固无难而废弛亦甚易……诸生果能本所学以发为文章，将见处可维风教，出可裨政治仰副稽古右文之治，而无负仪封（张清恪）命名^〔31〕之意……”

“教化”与“教育”不同，历朝历代统治者都认识到，单纯的教育只能停留在表面，而教化则是充分调动起政教风化、教育感化、环境影响等综合、立体的影响，让日常生活与之紧密联系起来，正如西汉贾谊所喻：“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

紫阳书院到了后期改为江苏师范学堂，罗振玉任督导，王国维曾在此任教。新中国成立后成为苏州中学，树木丛荫，古建沧桑，古碑林立，不远处正是教育家匡亚明的题字“科学楼”，与张树声碑记只有几步之遥。巧合的是，匡亚明年轻时曾在张冀牖创办的乐益女中教书，还曾跟着张冀牖学习古文诗词，自称受益匪浅。

历史，有时看着很远，伸手触摸，其实就在眼前。人与人之间，冥冥之中，仿若有一道心声电波，虽然隔着几代人，但却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值得琢磨。张树声即使是走到了生命的最后边缘，仍没有忘记倡导新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