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进入紫雾弥漫的四川

“在我们前面，没有涉足的世界熠熠生辉；在我们的脚下，世界的边界被不断改写。”中华文明和其他帝国的早期文明一样跟伟大的河流紧密相连，所以我们必须通过考察大河流域来考察中华文明。中国的历史就是大河的史诗。三条大河组成了中华文明：黄河和长江都发源于“世界屋脊”；西江发源于西部云南省的崇山峻岭之间。这三条大河形成了天然的巨大排水渠道，沿岸居住了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从西部带来的沉积物形成的冲击平原是肥沃的农耕土地。

黄河、长江、西江对于中国的重要性，就如同幼发拉底河之于古巴比伦，尼罗河之于埃及，密西西比河之于美国，圣劳伦斯河之于北美洲各国，恒河之于印度，亚马孙河之于巴西。这些大河流域孕育了中国古代的文明，又为现代文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滋养。黄河流域的河谷地区可以说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来自北方的少数民族在这里被慢慢同化。扬子江地区是鱼米之乡。西江是欧洲、美洲人进入中国的门户。

中国没有铁路干线，所以大河对中国的运输往来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实际上汉口以西的长江流域没有一条铁路，这条河道承载了中国一半的航运量。

长江是进入中国西部最主要的途径。它像一条蜿蜒的巨龙，守护着这个国家最富饶的省份，同时也是从中国内陆通往神秘西藏的入口。

“扬子”一词的意思是海的儿子。实际上，这个命名不足以描述长江之大。长江全长3500英里，流经的区域大约750000平方英里，是世界第三大河。长江流域生活着1.8亿人口。长江的干流和支流总长度为5000英里。

长江入海口宽70英里，位于出海口处的崇明岛长40英里，宽5~8英里，充分证明了长江携带泥沙量之大。14世纪之前，崇明岛还不存在，在长江带来的泥沙常年冲击沉淀的作用下逐渐形成了此岛。

距离入海口1000英里处，长江河宽2英里，可以供3500吨的货轮通过。向上游走400英里，600吨货轮可以通行；再往西行500英里，小型货船依然可以在湍急的河流中自如航行。在夏季高水位时，这些船可以再往西行500英里直到深入中国的西部。长江沿岸有11处开放港口，承载着中国一半的对外贸易。因为外国人对于卫生条件有严格的要求，并为之不懈努力，可以说外国人居住的口岸城市是长江沿岸大城市中卫生状况良好的地方。

长江下游沿岸修建了河堤，河堤两岸是绵延的乡村。长江中游，河道变窄，两岸多丘陵。长江上游，两岸是悬崖峭壁，缺少汽船可以抛锚停靠的地点。另外，很多强盗和士兵在长江上游盘踞，他们常常把过往船只当作靶子，以向船只射击为乐。在这片上游河段，河道蜿蜒曲折，江水汹涌湍急，船只在不可预测的回流、暗流、激流中被高高托起，又被重重地抛向岩石。通过这段江域，有20%以上的船只被损毁，造成大量现代船只失事事故。也许正是这种惊险刺激，让这段旅程显得别具诱惑力。

穿过这段汹涌澎湃、九曲回肠的河道，长江变得平静起来，仿佛只是轻哼着诱人的小曲。可是一段风平浪静的航行之后，长江又变得湍急凶猛起来。因此可以说，在长江上行船就是去领略河流平静与狂暴的交响曲，它召唤着不知疲倦的冒险家深入人迹罕至的中国西部与更加遥远未知的西藏。黑色的江流混合着泥沙，行船的人用全部身家与怒涛拼搏，基督的使者就在这条船上，用生命去实践伟大的信条。

长江下游叫“扬子江”，上游叫“金沙江”。中国语言的丰富性就显示在可以用各具特色又恰如其分的词汇去命名这些伟大的河流。中国的沃野千里实际上都应归功于西部地区。江水不仅带来肥沃的土地，还从西部内陆冲刷来了实实在在的黄金颗粒。淘金是长江进入四川后常常可见的场景。

长江流域的峡谷处在海平面以下，形成于相对较近的地质时期。我们现在看到的大平原是由数世纪以来从山上冲击下来的沉积物堆积而成的。据说河流每年携带的泥沙量可以堆成一个面积23平方英里、深1英尺的区域。长江三角洲的海岸线在入海口处以每60年1英里的速度推进。

长江江面上漂浮着不计其数、大大小小、形状各异的船只，既有停着鱼鹰捕鱼的竹筏，也有现代化的巡洋舰。长江上，特别是南中国，每年数以万计的人口在船上出生，从生到死一辈子都在船上度过。他们靠江为生，以船为家。这些渔家的孩子从出生就被抛入生活的激流中，在险象环生的环境下成长。在婴儿期，这些小孩背上绑着木片做的救生工具（这种情况在长江以南比较常见，在长江上游并不多见）。这些孩子从婴儿成长为青少年，成年后，大部分做了船夫或是海军；一些又因为生活所迫去当了水贼而不是平和的小贩或者船夫。

这些船的帆由粗糙的薄竹编就，以风为动力，要不就需要纤夫或者蒸汽驱动拉行几百英里。船上装载着本国出产的水果，这个国家面积比美国大100万平方英里，这样算起来就相当于人类1/4的劳动力都在这些大河上穿梭往来。中国的许多资源也是通过河流来运往其他国家的。返航的船上则载满更高价格的物品。货物包括大量的药材以及中国西部出产的鸦片。

宜昌市距离长江口1000英里。这个城市是长江中段航路的起点，也是长江上游往来交汇的开端。宜昌和重庆相距500英里，是一座60万人口的城市。这个航段穿过长江三峡。两座城市之间共有13个大型急流水域和72个小型急流水域。重庆到宜昌之间长江的落差为500英尺。从宜昌到上游140英里的夔门，长江两岸有很多壮丽的峡谷，这是许多世纪以来河流冲刷的遗迹。峡谷中的裂缝非常巨大，形成了令人震撼的奇观。

从宜昌我们直接进入四川省的紫色云雾中。四川也是中国最大、最富有、人口最多的省份。

热带的太阳照耀着长江奔涌的浊浪，形成一片云雾。云雾囤积在山峡之中，穿过深谷，漫上四川富饶的平坦盆地，这里的一切都弥漫在迷人的紫雾中，就好像上帝用神奇的调色板大笔挥就。紫雾有的环绕，有的卷曲，点缀着万花筒般不断变化的景色。天空有大片洁白的云朵、微妙的灰色积云和卷云。天的银白色与地面如绿松石的江河相映成趣。

四川省四面环山。对于生活在这里的6000万人来说，长江是主要的出口。在西北方向，有一条小的贸易路线与中国北部连接，这条路线狭窄难行，遍布危险。在南部也有一条漫长而崎岖不平、人迹稀少的路，可以通往多山的云南。向西走，是一段古代的贸易路线，可以通往西藏的要塞。这段路程之后，道路从9000英尺上升到19000英尺。茶是藏族人必备的饮料，运送茶叶的苦力驮着沉重的包袱（有时每个人要负担400磅）去往康定（Tatsienlu），到了康定再用牦牛大篷车送往更远的拉萨。

四川是个独特的省，感觉上好像与世界其他地区隔绝了似的。它是群山中的一个岛屿，四川的与世隔绝可以通过一例说明：我们的一个学生从四川去北京花费的时间比我们从波士顿来到上海的时间还要长。如果考虑时间成本，这段中国国内的旅行费用可能比去其他很多国家都要高。

长江三峡可以比作一个沙漏的狭窄部分。东面的一端矗立着世界屋脊的巍峨群山，连同西部的山脉形成了幽深的山谷。山谷里累积了充沛的雨水，源源不断地流出。在多雨的夏季，充沛的水量流经山峡狭窄处，上升到冬季低水位以上100英尺的高度，成为可怕和无法驾驭的力量的化身。沙漏另一端由宽阔的长江三角洲组成，边界与黄海相连。

早在十五年前，旅行者会花费几个星期时间通过山峡。一路上，旅行者有大量的机会可以一饱眼福，那些梦幻般的美景在他们眼前慢慢展开，令人惊叹。收了船费的舢板船由纤夫缓缓拖行400英里直到抵达位于上游的重庆。在困难的急流中，经常有数百名男子、妇女和儿童一起拉竹子做的纤绳。一只较大的舢板船都有多达120名的纤夫。

这些看上去无忧无虑的船夫在长时间划桨或者沿河岸拉纤时，光着脊背，情不自禁地唱起一唱一和的歌谣，他们欢快的歌声回荡在悬崖峭壁之间，令听者耳目一新，亦多在这片神奇土地上上演的大合奏里添加了古雅别致的元素。

现在蒸汽轮船通过三峡只需要2~3天的时间，人们来不及欣赏两岸的美景。此外，近几年经常有劫匪在河岸上放冷枪，经过有些河段时，人们不得不躲在盾牌后面，也就无法一睹两岸的景色。

长江三峡是山川与河流美景的结合，即使放之全球也鲜有如此奇绝的景观。这是一场视觉的盛宴，就像打开了潘多拉盒子，人的眼睛、心灵和道德感在美景面前提升，让人仿佛置身在迷人乡（Land of enchantment）中的场景，正如丁尼生在他的诗作《食莲者》中表达的那样：

甜蜜的音乐比绿草地上飘落的玫瑰花瓣更柔美。

三峡两岸有长达200英里的美丽画卷。有时，数百英尺、宏伟笔直的石灰石悬崖从水边陡然拔起；有时，堤岸从水里慢慢冒起到5000~8000英尺高的地方，从数英里外回望，这些堤岸慢慢模糊成天堂拱顶的形态。陡峭的岩石和巨型鹅卵石的形状千奇百怪，庞大的平台、炮塔、城垛，高耸的尖塔，优雅的锥形或尖细的山峰，全部景致融合在一起，形成令灵魂震颤的绝美的视觉景观。

自大河诞生以来，就以它的伟力塑造了奇特的地貌特征。形成于不同时期的地上石窟、地下岩洞、天然石桥、各种光怪陆离的岩石人物，都是这幅独特自然杰作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无数小支流汇聚成瀑布。众多的峡谷远近层叠，构成迷人的景色。幽深的V形山谷与奇幻的岩石景观，静卧的梯形山地（有些地段高不可攀），人置身其中，冒险精神就被调动起来，希望去探索那些未知的领地。

沿着河岸几英里的距离里，可以看见纤夫就地取材修建的道路。在接下去的路途中，会经过许多风景如画的小镇，两三座大城市坐落在环境优美的山峦之间。

在一些山顶还保留着“城市庇护所”的圆齿状城墙，人们在战乱时前来避祸。一些寺庙修建在美得让人窒息的地方，有些现在还可以进去，有些已经残破不堪。城市附近的高山顶上，可以看见竖立的塔楼，用来保护城市免受水汽灵怪的侵害。在一处地方，我们还看见一座占地面积为几英亩的“宝石辟邪塔”修建在一座150英尺高城堡形状的孤崖上。

风盒峡的景点之一自然是“风盒子”。这些“风盒子”挂在几百英尺的垂直岩壁上，外形像石棺，或者说就是石棺。在另一些地方，还可以看见悬崖的垂直面上有来回的锯齿形痕迹，岩石上有人工切割形成的孔，这是战争时期修建的用来做梯子的建筑，帮助进攻的军队以出其不意的方式战胜敌军。

比起峡谷的崎岖危险，波涛汹涌的蜿蜒河道更令人啧啧称奇。带着旋涡的水流浩浩荡荡，在穿过某些90°急转的河道时会忽然转向。河流千变万化的流势汇集成一幅惊心动魄的壮美画卷。这段长长的峡谷流域遍布沸腾、旋转、闪烁的波涛，咆哮奔腾的急流；而最惊险刺激的莫过于那些危险的旋涡。

不得不说，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峡谷之一，有着无与伦比的美景，就好像经由汹涌的海洋之子的手缔造出来的，是他在地壳上犁出这些深深的波纹，创造了繁复精细的美。在峡谷较低的地方可以寻见人类的痕迹，他们在崎岖的地带耕种梯田。登上峡谷，人们在高处沉思，被上帝造物的神奇折服。这里是他们遥远隐秘的坚固据点，用来把内心最深的崇拜铭刻于此。眺望峡谷最高的山峰，它们就像高耸的炮塔，被无限的耐心默默创造出来，没有任何人工的痕迹。早在人诞生之前，峡谷就已经存在了。在这种伟力面前，人生在世的苦苦劳作，显得如此微不足道。峡谷简直就是一个谜，为人们显示了持久伟力的存在。

也许在自然的遗迹面前，原始人就已经感觉到了有看不见的超凡力量存在，这让他们心生恐惧。虽然我们知道神是凭着善意创造了世界，但因为这种力量太过强大，就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导致了迷信思想的滋长。

朝着太阳西落的方向，一路通过前路莫测的水域、古老的城镇、寺庙、村庄、洞穴和塔楼，然后顺着金沙江沿岸前行就抵达壮丽的四川省。再一路向前，就可以进入固若金汤、寒冷未知的西藏。

因此，正如《宗教平等》一书中所说“我的面前有两本关于神性的书：神，除了出现在写成的书上，也显现在大自然中。大自然是服从上帝意志的仆人，是一本包罗万象的公开手稿。所有人都可以明见自然，所以如果你没有在一本书上寻到神，那一定可以在另一本中寻到”。

在经历了这样一个艰险重重的旅程，看过美不胜收的风景后，其实好戏还在后头。接下来我们会去接触更多有趣的场景、风俗和了不起的人民。四川有更多的惊喜让来客们热血沸腾。

四川省的居民人数约占美国人口的一半，约占中国总人口的1/7，世界人口的1/28.四川省主要是中国人。这些人除了当地人，还有很多从其他各省份陆续迁入的移民。最终，强势的当地人将其他人同化，因此融合也是中国文化的典型特征之一。据说，懂得自给自足的四川人是全中国最独立、最喜欢抱团的一群人。

迄今为止，还没有关于四川人的人类学考察著作问世。对移民与当地人进行科学的分类将是人类学研究中最困难的工作。因为各种人群类型已经相互交织形成固定的模式，想再将其分类，恐怕道森（Dawson）的技能加上巴斯德（Pasteur）的耐心也要大费一番周折。

除了汉族，当地还有许多少数民族，包括羌族、彝族、苗族、傣族等。很多藏族人也住在四川的边界上。

能在四川省生存下来的移民都是一群了不起的中国人。有一种约定俗成的说法是只有强人才会主动移居到一个封闭、众所周知的危险之地。即使到了今天，在许多中国人眼里，四川依然是一个凶险的地区，别说移居，就是去旅行也有所忌惮。

当地人是强大而生命力旺盛的族群。根据托马斯·托兰斯（Thomas Torrance）的说法，在中国最早的历史记录中记载了中国有八大“友邦盟国”，分别是庸、蜀、羌、髳、微（重庆地区）、庐、彭、濮八族，或称为八国。他们都不是中原人，至今仍有很多后裔。最早居住在成都平原的是蜀人。

蜀和巴在中国历史中最早的记录是他们于公元前1122年派遣士兵协助建立了周朝。周朝建立后经历了许多战乱和变故。四川遭到的劫难发生在公元1680年。张献忠发动叛乱妄图推翻明朝统治。在那段时期，四川有许多人被屠杀。之后，为了重建土地肥沃的地区，政府出台了减免土地税的政策，因此有很多移民被吸引入川。在移民的组成中，最远的来自广东的偏远地区，另外也有一些之前离开祖籍的老川人回到了四川。四川人无论在数量还是在其他方面都占主导优势，所以旧词汇得以保留，四川话的特征也很好地保存了下来。

1926年我在华西协合大学对大学生进行调查。调查的结果显示，学生的祖父母约有1/3来自四川以外的省份。

四川省得名于“四江”，古称“江”为“川”，因此定名为“四川”。这四条江是长江的支流，分别是岷江、沱江、嘉陵江和乌江。其中岷江在宜宾汇入长江，其他的江流进入泸州至重庆。这四条江都各有其特色。

四川地区面积170000平方米，几乎和法国一样大。虽然省内资源丰富，但开发严重不足。从地理位置上看，四川可以称得上躺在“世界屋脊”的屋檐下。“西藏阿尔卑斯山”拔起的巨大山脉好似自由奔跑般进入，形成了盆地地形，因此山脉纵横、景象壮丽。四川就像被宏伟石墙围起来的花园。

四川省溪流遍布，有丰富的冲积形成的山谷。依据自然条件四川被分为东部和西部。东部因为大部分地区由红砂岩组成，瑞奇托冯（Richtophen）男爵称之为“红色盆地”。东部聚集了齐备的产业和财富，呈现一片繁荣的景象。西部地区则恰恰相反，具有中亚高原地理条件的基本特征，既不肥沃，也不繁荣，居民稀少。在西部边陲，少数民族彝族仍然在那里居住。

成都平原东部是全省境内最知名的地区，犹如四川的一颗宝石。介于篇幅，我只能在这里提到成都的一些显著特点，很多方面都得省略。

岷江从北流经大草原，经过松潘和汶川，在宜宾汇入长江。这条河从上游山脉带来了淤泥，是富饶冲积平原形成的原因，也源源不断地供给营养。公元前，著名的中国人李冰打通了山脉，开创了都江堰水利灌溉工程。从那时起，成都平原就再也没有遭受过大的洪涝灾害，成了名副其实的“天府之国”。

成都平原地区面积近5000平方英里。年内农作物种植的时长可以达到12个月，蔬菜数量丰富、品种繁多。这里也是稻米、小麦、玉米、大麻、烟草、甘蔗、豌豆、红薯、橙子、桃子、葡萄等许多谷物、水果的重要产地。核桃、花生产量也很大。丝绸行业尤为出名。这里还通过昆虫的作用在水蜡树上生产白蜡，这种白蜡也很出名。本地也出产大量的菜籽油。此外油桐坚果提取的植物油是一个很大的产业。在这里，鸦片被自由耕种；官员们甚至还强行推广鸦片的种植，以此收取大额税款。这里原皮的出口量也很大。

根据亚历山大·霍西爵士的研究报告，四川省可供出口的药物品种多达220种。在1910年，通过重庆海关出口的未加工的药物价值已超过白银154万两。出口最多的未加工药物一种是“大黄”，另一种是“麻黄”。从麻黄中可以提取麻黄碱。我在进入四川和西藏边境时，就看到大量的这种植物。威尔逊将这种植物描绘为：“所有草药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大黄（包叶大黄），这是一种非凡的植物，它有金字塔形花序，3~4英尺高，由大量相对较小、卵形、闪亮的胭脂样叶子组成。”所以，四川地区有着茂盛的植物生长区域，且植物种类繁多。

四川地区可称为低温带型气候。夏季温度很少会超过38摄氏度。温暖的季节可以持续约6个月。在这期间，降雨量大。冬季或寒冷季节相对较短，气温很少会低于0摄氏度。夏天天气潮闷，冬季又非常阴冷，两者都是由于空气湿度较大引起的。这是山谷和平原地理条件的特征。而在山脉和高海拔地区，严寒的季节会造成很多降雪和结冰，超过20000英尺的顶峰则永远被冰川和雪覆盖。

在中国，饥饿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估计数以百万计的人都没有吃过饱饭。在河流三角洲和山谷地区，饥饿发生率比起其他地区相对少一些。在四川，通常普通人每天吃两顿饭，主要由大米、萝卜或蔬菜类食物组成，以辣椒和盐为调味品。饮食方面的变化不大。肉算得上奢侈品，鸡蛋则偶尔会吃上一点。在山区，人们主要的食物是玉米。我有几次穿过山区和高地去旅行。这种旅行花费的时间从14~53天不等，陪同我的仆役会背负60~100磅的行李，而我们行进的区域海拔高度在9000~16750英尺。在旅途中，我们发现挑行李的仆役唯一的食物是磨碎的玉米粉（并且混杂了许多碎石子）。吃的时候，他们用附近就可以取得的天然水源将玉米粉调匀做成饼状，然后放在热炭火上烤熟。这些玉米饼他们都是干吃，或者配少量的茶水。在路上我们见过上百个背负茶叶的挑夫，他们身上货物的重量都在200~400磅。这一路，他们翻山越岭，有时会翻过9000英尺高的山坡，居然不带任何其他食物。

在外行眼中，四川的矿产资源似乎很丰富。中国的矿业已经发展了好几个世纪，但表层矿最早开采的年代却不详。现在川内仍有大量的煤炭、铁、盐资源，几乎和几个世纪前一样保持原样未被开发。在四川和西藏边界的地区有许多黄金资源。沿岷江和长江沿岸有大量的采矿活动正在进行，黄金从上游和西侧地区冲刷下来。四川西部还有大量的银、铜和锌资源。根据瑞奇托冯男爵的估计，该省煤炭矿藏量比中国其他省份矿藏量的总和还多，但是由于埋藏得过深，开采耗费的实际成本和产出还有待考察。自贡很多盐埋藏在1英里深的地方。为了开采这些盐，已经花了40多年时间。盐水一般利用大型水平转轮开采，转轮上是竹子制造的箍圈，由水牛拉动，有些地方也开始用蒸汽锅炉做动力。自贡也有天然气井，估计这个地区的地下有一大片石油矿藏。中国人有很长的利用天然气来蒸发盐水的历史。

前文中提到了弥漫在峡谷中的紫色迷雾是四川省的特色。这一现象的形成是由于空气的高湿度。紫色云雾变化万千，为山区的自然景色锦上添花。与四川相邻的云南省，根据字面解释就是“南方的云”。这里的云与四川的紫雾有异曲同工之妙。

除了上述对四川省进行的一般性描述，下面要介绍的内容不知道能不能引起读者的兴趣。四川省境内有135个邮政局，637名邮局送信人员以及40个电报站。新教徒人口约13000人，天主教人数约144000人，相当于每5000人中就有1个基督教徒。1868年新教传教士开始到四川传教。到目前为止，这里共有新教徒传教士735名，其中妇女占25%。在国籍组成上，新教传教士中73%是英国人、26%是美国人、1%来自欧洲其他国家。华西协合大学在四川省是一所举足轻重的大学。四川省有医院26所，床位1040张，跟全省的人数相比，相当于每100万人有17张床。另外还有英属医院18家、诊所23家，美属医院7家、诊所5家，还有5家医院、7家诊所为罗马天主教教会开办。上述数字来源于1927年国民革命之前的统计结果。如果未来中国能够安定下来，在中国的传教士数量无疑会发生很大变化，减少的可能性会更大。

在四川省旅行是件危险的事，因为通信手段极度原始，再加上山脉、河谷、河流和冲积平原地形形成的天然障碍。每个山谷的居民都是自给自足的经济生活方式，当地的制度、方言和宗教文化自成一体。

生活在这个地区的居民与其他省份的人或外国人几乎没有任何联系，因此也没有竞争或比较，思想活动缺乏外部激励，没有锻炼敏锐的分析能力的机会。可以说他们生活在封闭、保守和充满恐惧的状态里。

这些居民成了思维僵化的农业人口。这些人在自然神秘莫测的力量面前生出无助感，但又渴望获得掌握命运的能力，因此倾向于超自然的信仰。他们的习俗、文化和宗教来源于对危险、未知的感性体验，归根到底还是源自内心深处的恐惧。

这儿气候优越、土地肥沃、雨量充足且没有洪水和饥荒，煤炭和铁矿资源丰富，石油、贵金属资源潜藏着巨大财富，动植物群落多样，而且人口众多。应该说限制这片地区发展的主要原因是道路不通，铁路和其他交通、通信方式严重匮乏；另外就是种族群混合，冲积平原中心地带人口过分集中，虽然出生率大，死亡率也高得惊人。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行文至此，我们已经谈了这个省乐观的方面，现在必须从这幅光明的图景转向另一幅黑暗的图景。不得不说，和全球其他地方相比，在四川省建立医学专业的需求尤为紧迫，唯有如此才能解决人民群众生老病死这些根本问题。

在中国西部，包括四川、云南、贵州等省份，人口超过1亿，却没有任何公共卫生服务，也没有任何与健康相关的统计资料。传教士团体在这些地区也还未能设立公共卫生机构。

公共健康相关的领域没有具体数据，都是根据估计得出的近似值。这些数据来自长期居住在该地区的医生的个人观察和经验。除了地理封闭，实际上，这些地区几乎只有外国医生在试图解决当地公共健康方面的棘手问题。在外国人居住地外，还没有哪个机构在致力于改善这种现状。

在西部，没有专门针对传染病的控制手段，疫病一旦爆发，造成的死亡率非常惊人。

教会医院数量严重不足，对于身体有缺陷、病弱或残疾人也没有任何特殊政策加以照顾。成都确实有一个运作得不是很好的大型军事医院，还有一些私营或半私营医院，但是所有这些医院加起来，也达不到一个美国25万人口城市配备的医疗服务能力。

专门针对婴儿和儿童福利的法规尚属空白，因此可以说，西部省份对母婴的保护几乎为零。工厂里，儿童和成年人要么是奴隶，要么被以奴隶的方式对待。政府部门和卫生部门对工厂或家庭没有起到丝毫的监管作用。这些地方的儿童常常超时工作，却获得极少量的食物，甚至无法满足正常的身体需要。

赤贫人口的生活条件更加恶劣，基本与蚊子、苍蝇、跳蚤、臭虫、虱子和老鼠为伍。在这种条件下，食物稀缺，食物的制作过程更是肮脏、不卫生。得慢性和急性疾病的人比比皆是，却没有相应的医疗救治。穷人甚至连请江湖郎中的钱也没有。整个地区简直是疾病的温床，到处是瘟疫，如天花、斑疹伤寒、疟疾。结核病和梅毒被视为“恶魔和妖怪的把戏”，因此没法人为进行干预。可预防的疾病和各种传染病正蹂躏着这个地区，却没有任何预防疾病的方法出台。建立公共卫生的方案仍处在八字没有一撇的阶段。

中国有着悠久的文明，留下了许多优秀的文化和习俗。可是文化是某些阶层的专利。在四川人中，只有15%~20%的人口会读写。当下，搞宣传的人花了大量精力来粉饰太平，在世界面前为中国塑造有利的形象。

在这种宣传效应的影响下，报喜不报忧成为一种社会风气，人们反而无法接受任何关于政治、社会消极面的报道。不受欢迎的报道都会引起不满，当然这些接受不了社会问题报道的人中也不乏一些真正的爱国者。我不想夸大社会问题，只想从自己的专业为切入点来谈这些问题。我也完全没有嘲讽的意思，更不想造成什么错误的印象，实事求是是我的标准。

以现代公共卫生标准来评判，中国应该被归为哪一类呢？

前文已有交代，现在大多是外国人在企图改善公共健康状况。用事实说话，如今称得上“清洁绿洲”的地方基本在外国人居住的租界和开放的港口。本来我们所致力的工作应该在社会形成很大的影响力，但是由于很多效果是间接显现，所以没法跟商业界在社会的影响力相比。沿河、沿海、通商口岸城市呈现的图景为中国人勾画出一幅未来的生动的蓝图。这种新风尚为国家带来了自由、人权的新因素，表现在医疗健康领域就是中国会出现越来越多受过现代培训的医生，让很多疾病变得可以防治。在北平、上海和广州等中心城市，已经有很多这种训练有素的中国医生。这些医生的技能可以跟其他任何国家的医生一较高下。尽管现实里存在着许多巨大的困难，他们对自己应该为国家负起的责任却责无旁贷。荣誉和力量应该被赋予这些勇士。

北平有一个高效的中国防疫局，负责人是一名姓黄的医生。黄医生是一位能人。他出版了一本名为《中国公共卫生报告》的小册子，我从中收集到一些跟四川相关的数据。

值得注意的是单纯地将沿海城市与其他城市进行对比是容易出错的。因为有些沿海城市已经具备了现代卫生条件，而内陆地区却几乎没有任何卫生措施。具体来说，如果中国沿海城市的死亡率为每1000人中死亡30人；而西部地区由于卫生条件差，死亡率无疑会更高，严格地说可能会达到35‰~40‰的死亡率。生活在西部偏远地区的人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忽视健康措施，或者更喜欢粉饰太平。黄医生的报告中提到了一个数字，他估计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为30岁。然而我认为这个结论值得商榷，因为根据在中国内地生活了很长时间的老传教士的经验，再结合两方报告，我认为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应该是25岁。黄医生的小册子还提供了一些事实，他说，“中国不重视人口记录，对人口的出生和死亡也缺乏记录”。另一个数据是“中国的死亡率不低于30‰”，因此，中国的死亡率是西方国家的两倍。

“每年‘非必要’的死亡人数大概600万。在这600万死亡人口中，大多数可以通过相对简单的措施来预防。”“在600万死亡人口中，大约20%即120万发生在12个月以下的婴儿身上。西方相同情况的死亡人数是中国数字的1/2.”“过量死亡人口中25%~40%是由胃肠道疾病引起的，这种情况可通过控制饮用水渠道、食品和饮料，消灭苍蝇这些措施以及加强个人卫生来预防。”

“死亡人数中约15%是天花引起的。”

“余下的约90万过度死亡人口是由于结核病引起的。”

“在北平，约39.4%的死亡人口没有接受任何医疗就诊，44.3%由老式医生治疗，只有16.3%接受了现代医疗治疗。在北京一间最先进的工厂里，95%的员工患有沙眼，80%的人身上有虱子或臭虫，超过50%的人确定有营养不良的迹象。在对5所学校、1200名学生进行的调查中，14.1%的学生患有沙眼，30.9%患有蛀牙，16.2%有扁桃体感染。”

“每年发生600万不必要死亡的事件；有大约3000万之多的病例出现。”

“在中国，每年投入公共卫生领域的经费少于100万美元”，即每100人1分钱；而在英国，公共卫生的总投入分配到每个居民头上即为10美元。“在中国西部地区，政府对公共卫生措施的投入为零”。

四川人出了名的保守，现代医学实践在当地开展得少之又少。医疗从业人员不是遍布全省，而是集中在少数几个城市当中。小城市没有西式的卫生措施，住在小城市的人也很少旅行，所以对本国其他地方或者外国如何维持健康缺乏了解。公共舆论也不推崇现代医疗方法。如果黄医生对北京的观点和结论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相信：在四川死亡人口中60%根本没有接受过医疗救治，37%可能接受过老式医生的治疗，只有3%的人接受过经过现代培训的医生的治疗。预计四川省的死亡率约为40‰,婴儿死亡率超过280‰。人口平均寿命为23~25岁。每年超额死亡人数为100万人；每年出现的超额病例大约为1000万。

这些数据来源于黄医生对北京地区做出的报告，以及我的经验。我自1909年以来就在四川居住。但是这些数据无法被科学证实，因为四川省没有保存公共卫生相关统计数据的机构。

1920年美国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在1.2亿人口中，有1600万人的住宅不适宜居住。在我的印象中，四川的居民，几乎没有把卫生条件当回事，也找不出来哪个四川人家里可以跟传教士的住所一样干净。参考美国家庭的宜居数据，我大胆地估计，超过95%的四川人的住所都不干净，或者在6000万人中，至少有5700万人的居住环境是不卫生的。而且这还是保守的估计。

在同一份有关美国家庭住所的报告中指出，每1200万人里，就有500万人处于赤贫当中。在四川，每6000万人中大概有5800万人生活在贫困之中，其中大部分人的生存状态都非常糟糕。

据美国公共卫生协会的数据显示：美国人口中有1950万人身体状态良好；3700万人的身体状态比较好；4500万人则身体欠佳。根据这项标准来估计，在中国只有2000万人称得上身体健康，即20个人中只有1个人的身体健康；1.6亿人身体欠佳，这些人以美国标准来衡量，应该算是丧失劳动能力的人；最骇人的数据是超过2.2亿人病入膏肓，即中国一半的人口健康都令人担忧，其中超过60%的人没有接受任何治疗。在四川省，这些比例将和全国的情况持平或者更高。

在美国，每年有10万人，即每11人中就有1人有机会利用众多的免费诊所。在中国，合理地估计是11000人中有1人享受过免费医疗的待遇。

辛亥革命前，四川大约有44名外国传教士医生，1名德国医生，2名或3名法国医生，25名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的毕业生，以及最多时候达到了160名的军事医院毕业生。这些中国毕业生有几位毕业不久后死亡，有些离开了四川省。除此，还有几个从日本医学院毕业的中国人，省内也有几位日本医生。所以四川省的现代医生数量可能在330~350人，也就是说省内医生和人口的比例是每1名医生对应15~20万的人口。

岭南大学副校长李Y.T对广州工会进行了调查，提供了如下数据。我在此专门提及这件事，是因为这项调查是由中国人而不是外国人依据科学的方法完成的，具有很高的准确性。众所周知，广州是全中国最现代和开明的中心城市，而中国西部是这个国家最落后的地区之一。由此我们可以大胆推论，如果广州的情况很糟的话，那么后者的情况只可能更糟。

这份调查涵盖了广州180个工会，涉及调查对象人数为290260人。其中108866人能够读写，“因为中国的文盲非常普遍，这个数字看起来很大”。这个相对较高的读写比例是由于工会的人员组成中除了工人还有许多非工人。工会领导也会教成员阅读和写作。

在对92个工会进行的调查中发现，其中55个工厂每天的工作时间为6~10个小时，有37个工厂每天的工作时间为12~20小时。最低工资每月平均为7.5墨西哥鹰洋（墨西哥银元，又叫作“墨银”或者“鹰洋”。晚清民国年间，外国银元输入中国者，墨西哥鹰洋最多），每月最高平均工资为23.5鹰洋。在71个工厂中有成年男性工人1617名，成年女性工人2650名，14岁以下的童工336名。有些工厂只为童工提供住宿；8家工厂对卫生条件没有任何规定；57家工厂宣布如果有工人生病，工厂概不负责，一切事务由工人自行料理。另外，有4家工厂规定，如果在工作时发生事故，工厂不会负担任何治疗费用；两家工厂宣布，如果出现事故会承担费用；其他没有明确表态的工厂，应该属于不会承担责任的一类。所有工厂内都没有设置医疗人员。如果工人请病假，离职期间32家工厂会继续支付一次薪水。有1家工厂特别规定病假离职，只会向男性员工继续支付一次薪水。另外11家工厂在这方面没有做出任何规定，剩下的则根本未做出回应。

中国一年的工作时间是365天，闰年则为366天。调查中，14家工厂没有节假日；5家工厂提供5~10天的假期；另有17家工厂的休假日期为6~10天；还有19家工厂给了20~35天的休假日；有2家每年允许休假48~60天。还有1家工厂规定，如果工人全年无休，工厂愿意支付加班费。通常被采用的中国非文盲人口比例数据在5%~10%之间。跟这个数字比起来，中国工人的识字率相对较高。在四川，非文盲人口比例估计高达20%。粗略地计算，四川省的工资比广州低，大约只有广州的一半左右。教师很容易找到工作，每月收入大概为15鹰元。全国的制造业主要集中在广州，因此需要大量的工人。儿童也可以自由地在工厂工作，在家里干活更是经常的事。关于广州的报告中的内容应该也同样适用于四川。

哈罗德·布朗博士和李明亮在对“四川峨眉山”农场情况进行的调查中指出，“从上述数据和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农民的贫困和他们不断对抗饥饿的斗争。如果一个农民每年可以从一项成本70鹰洋的业务中获利7.2鹰洋，那么这个农民一定没有机会将自己的业务发展壮大，注定只能年复一年地从事相同的工作”。

在布朗博士针对成都平原农场做的另一项调查中，他指出，“这些农场44%是自家所有，46%是租用，10%是部分拥有。每个生产农作物的农场大概平均由10人耕种经营，这样算下来就相当于每平方英里面积的耕地有大约800人在上面劳作（农场平均面积从5.5英亩~13英亩不等）。土地出租者通过从事更多的家庭产业，或者出外打工来补充农业收入。这些人的生活条件比挣扎在生存线上的人略好一些。额外的商业经营可以给土地出租者带来每天0.24鹰洋的利润，部分土地所有者每天可以获利0.17鹰洋，一个拥有完全土地所有权的人则每天失去42鹰洋的利润”。

贫困、无知和疾病是可怕的三姐妹。在“无处不在的温床”，各种乱象野蛮生长。四川的居民急切地需要有人来施以援手。

除了疾病肆虐的印度，世界上任何文明国家都没有比中国更高的死亡率。中国人中认为高死亡率可以接受的人不在少数。一个指导中国护士的外国护士在培训班教授如何恰当地照顾婴儿时，却遭到中国护士的批评，理由是：“如果所有的宝宝都被照顾得好好的，那拿我们这些人还有什么用呢？”“让他们死去的人去救剩下的人。”在中国，许多人视战争、瘟疫、饥荒为优胜劣汰的天选过程，只有强者才应该幸存下来。

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很多都有良好的思想；中国资源储备量、经济潜力巨大。这样的国家为什么对人生命的价值会有上述病态的想法呢？这个问题很难回答。祖先崇拜提倡高出生率，然而糟糕的健康条件又造成了高死亡率。这两种情况是造成中国高死亡率的症结所在。在高死亡率面前，这个国家不是积极解决，而是采取处之泰然的态度。

这个国家持有的无为论和宿命论的观点也着实令人震惊。

中国人重视家庭，但，缺乏利他主义精神，虽然他们的哲学以互惠为基础。他们给予多少就要求回报多少。给予是带着目的性的，绝不是大公无私的。

这个国家正走在复兴的道路上，也将继续走下去。随着更多现代类型的职业活动引进，新的突发事件和陌生的疾病也会同时引入。这个社会旧疾未除，又添新疾，除非从本体中发掘出其他元素来唤醒这具沉睡的社会肌体，方能应对固有的危机与新的挑战。

中国人口在沿河的谷地里过分集中，这是一个低地生存的国家，所以缺乏苏格兰人的那种高地精神。移民是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这个程序已经启动，比如现在向北进入满洲的移民运动，以及向南进入印度和马来半岛的移民运动。任何进入中国西部边境的人，都会对适合放牧的辽阔草地印象深刻，现在这些地方还没有被利用起来。四川省对森林进行大面积的砍伐，被砍伐后的地方却没有重新补种。中国仍有大片土地可以承载更多的人口。那些唾手可得的丰厚自然资源是子孙后代安身立命的保障。拥有更好的政府、更安全的环境、身心更健康的人民，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中国应该大力发展防治保健措施，这将成为解决社会危机举足轻重的力量。

考虑到这个国家整体上贫穷、文盲众多、家庭和城市普遍不卫生，疾病广泛传播，死亡率居高不下的现状，个体生活质量低下也就不足为奇了。哲学上，许多人认同大多数人必须死的观点，认命是一种流行的观念。

对中国宗教中的宿命论倾向进行深思可以发现这种信仰缺乏个体救赎和升华的观念。最明显的哲学关照体现在对死者的崇拜，而不是对生者实施拯救和净化。在家国和个体之间，更强调守护家国而不是保护个体安全。能够对人们惰性、一成不变的意识有充分的认知，就可以启发人们找到救治的途径，这预示着未来的希望。

什么是解决之道？什么是问题的答案？医学科学本身就是缓解生活在这片紫色云雾中的人们的需要的途径之一。当目睹奇迹在疾病肆虐的巴拿马发生，问题的答案就萦绕在颤抖的嘴间。然而比起清除人们身体上的疾病更深远的是拯救他们的灵魂。正是这种信仰激励着以绿色十字架为标志的医生群体，由日内瓦的红十字组织在全世界推行。一个完满的人应该是身体、精神和灵魂的三重健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