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医学传教

医学传教的目标是预防疾病、维护健康，向没有机会接触现代医学的人传授现代治疗和预防医学的知识与技能。这一行动贯穿了最纯粹的基督教精神。

从古至今，从早期人类开始，生存和延续种族的意志都始终如一。为此，人们将医疗和宗教联系起来。在世界各地对人类不同文明时期的人类学发现中都有相关的证据可以证明。但是，毫无疑问，过去的医学实践不是在科学方法指导下实施的，并且充满谬误。为什么最早的人类就将医疗和宗教联系起来了呢？因为那时候的人相信疾病是由精神力量引起的，充当灵力中介的物质是疾病产生的病因，从而诞生了万物有灵的观念。在方法论上，治疗疾病的手段自然而然地落入魔法的领域，通过使用魔术或者借助动物来实现。

万物有灵论指导下的医疗实践会用很多动物。因为人们相信只要病人吃了这些动物，就可以获得它们的灵性，从而使疾病痊愈。这就是治疗中会使用蛇、骨头、腺体等的原因。而现代人在显微镜的帮助下，建立了疾病的细菌理论。

在随后的人类历史中，引起疾病的原因渐渐多样化。根据现阶段的研究成果，血液是主导生命的重要因素，血液的改变被认为是疾病产生的原因。体液病理学因此应运而生。中医理论认为健康欠佳是由体内气血比例失衡引起的。根据现代病理学，疾病被认为与人体内分泌系统有关。

早期研究进一步提出心理因素对治疗疾病的作用，这一说法对现代人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暗示或信念的价值在几个世纪前就得到了认可。瑞弗斯博士（Dr.Rivers）说，早在16世纪，日本人就通过心理疗法来治疗疾病。在印度，催眠长期被用来治疗疾病。相比之下，现代医学对心理因素和疾病的联系的关注历史还不到一个世纪。

正确定义和评价心灵力量不是作家的专利。早期人类的思想其实并不简单。一个人在批评某些现代团体时必须格外小心，因为可能涉及种族问题。现代人比起早期人来，思维方式复杂很多，他们会根据某些标准认定某类人落后而加以藐视。可是有时他们自认为理性的行为往往建立在错误的前提之下。作为传教士，必须防止草率地做判断，应该尽可能地去理解，并从当地居民看似荒谬的医疗方法中发现合理之处。

传教士兼具了医疗救治的任务，接触的对象是与所谓西方文明大相径庭的其他文明影响下的居民。除此，传教士还会接触一些无知的对象。有时只是因为他们的风俗跟传教士的行事风格不同。我深信这些人同样具有接受西方文明教育的能力。另外，西方文明也不是完美无缺的。

追求精神价值是人的共性。在某些情况下，有些人似乎缺乏更高的精神追求，至少他们的灵性需要做进一步的提升。生活在亚洲大陆的不少人不习惯通过人的智慧去征服和利用自然，从而改善他们的生存条件。

在西医的观点中，部落居民与生活在四川藏区以及西藏的藏族人，他们的医疗实践相当特殊。对于这些群体来说，整个世界都充满了精神力。有些精灵是试图撕裂人的破坏者；有些精灵则充当了人类的保护者。部落居民和西藏人的医疗实践建立在他们的宗教信仰上，包含了关于真理的支离破碎的信息。他们使用的治疗的方法是祷告、献祭牺牲和恐吓那些他们认为引起疾病的力量。然而如果换一个角度，从心理疗法来讲，这种做法也具有一些合理性。

医学传教士发现中国人得益于优秀的文明底蕴，很多人智商很高，一部分已经接受了很好的训练，或者跟很多西方人一样具有可以向更高层次开发的潜质。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某些阶段，中国人走在了西方之前。然而在某些方面，比如中国人在如何适应环境上就没有取得多少进步，没有创造出必要有效的工具，也没能发现如何保存、推进自己文明的方法。究其原因，可能是中国人缺少“创造性的怀疑精神”，而这种精神在其他种族身上却显而易见。

从中国人的灵性中发展出来的宗教和文明已经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东西。在文明推进的某些阶段，一些中国人似乎有些麻木、懒惰，因此对文明发展阶段中的有害部分听之任之，对文明中的优秀特质既不求保持，也不求提升。

一些中国人创造新事物和完善旧事物的冲动似乎受到了抑制。他们的精神好像缺乏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也没有要去实现更高的目标的坚强信念。他们满足地在时间的海洋上漂泊，不知道自己的优势所在，该如何发展，也不在乎这艘国家的巨轮将驶向何方。

医学传教利用现代医学科学，通过彰显基督教的理想来推进基督教文明。医学传教体现一种具有真知、强大、进步和充满希望的精神力量。

托马斯·布朗尼爵士在《医生的宗教》中写道：“我们忘我地追寻奇迹，整个非洲和她全部的非比寻常都为我所有。我们拥有富于冒险的天性。有些人从一本智慧的大全书中研习真理，有些人劳力劳心在零散的碎片中搜寻真理……对于世界，我不把它当作一个旅馆，而把它当作一所医院。”

构成人类最本质的元素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多元、不稳定、变化无常的物质。由于这种本性，从远古时代开始，人类就具有好奇的头脑和好动的身体。因此人类四处迁徙，文化也随之传播开去。基督吩咐他的门徒们说，“你们要这样行，让我的门徒遍天下……”。他还对他的门徒们说，“去治愈病人”。基督自己身体力行医行天下，为世人留下的三十六个奇迹中，有二十四个跟治愈病人有关。

耶稣没有治愈个体的人，因为他想被所有人见证。他本可以治愈他们，有机会表演一个又一个奇迹。为什么他在对神的第一次祷告中请求神，“给我们这一天作为休息日吧！”因为这个请愿就是一个真正治愈的奇迹，从根本上明示了基督对人本质需要的了解，他所做的一切都出自对人的爱，也是上帝爱人的显现。

医学传教是向人们展示上帝之爱最有效的方式之一。通过医学传教播撒上帝之爱，也是这项使命的核心。宗教与医疗在世纪之初就紧密相连。教会的很多工作也是在这一前提下展开的。然而，随着新的科学发现，加之其他的一些原因，宗教跟医学最终分道扬镳、各立门户。有些教派做出了很多努力，试图将两者重新结合，或者至少不至于这般泾渭分明。可是宗教和医学已经永远不可能像早期基督教发展时期那样关系紧密。然而如果所有的医生在履行职责时，仍然受到基督爱人精神的引导，这将是人类的福祉。

对医学传教各部门所占的比重重新权衡是很有必要的。首先我们应该认清现在医学传教所处的阶段，然后以此来展开各个部门的建设。在医学传教工作中，传教士和教师一直遭到贬低或忽视。工作中还存在其他一些问题，例如传教时出现跟医疗相关的困难，传教动员大会却由非医疗相关人员来规划部署，或者整个行动很少有医学传教士参与，这种情况并不罕见。

医学传教不仅是对人内心原始质朴精神的呼唤，也是追随伟大医生道路最好的实践。在具体实施中，虽然方式方法各有不同，但殊途同归，都是通过医疗救助来传播福音。正如列诺克斯所写：“福音的珍贵种子承载在陶土的容器中。为了种子和容器，我们必须将损害减到最小。”

一位法国的大将军要进入被反叛部落控制的国家，他收到对方部落向总部发来的信息说，“如果你派四个医生给我，我就返还你四个同盟”。殖民扩张是罪恶的，如果还有什么正当的理由，那就是医生的海外差会和使徒活动。

我本人对医学传教的使命抱着极高的热情，所以产生一些偏心也在所难免。当来到中国时，有些中国同事将传教士医生看作高贵的苦力，觉得他们就是被送来照顾当地人和信徒健康的。医学传教是传教士为了赢得当地人好感的见面礼。还有的认为，医疗工作只是差会任务的附带品。幸好，这种看法虽然存在，却不是所有人的共识。医学传教工作作为具有普世价值的使命，对所有阶层都有吸引力。基督教徒和非基督徒都被认为是这一使命可以依靠的力量和中流砥柱。

以偏概全是不明智的，这个道理放在中国尤为准确。在这段历史时期，中国所有的行业都在重整旗鼓迎接光明的未来。医学传教给中国带来什么？现在讲来还为时过早，但是相信我们的工作一定会在中国复兴的历史中留下正面的一笔。当前的现实充满了戏剧性，世界在一些负面事件中变得动荡不安，相信这一切终将被匡正。医学传教工作是一个进步的事业，我们希望这个国家可以变得更好，通过智慧的方式去获得自由。

差会工作收到的评价，无论来自中国本土，或者知识界有影响力的中国人的谈话，还是外国的报纸都是毁誉参半的。令人欣慰的是，差会团开办的教会医院和诊所都得到了非常好的评价，这也算是对医学传教工作的一种肯定。当然，我并不是说因为这些成绩，就可以给差会团的其他工作加分，毕竟医学传教只是整个差会团工作的一部分。然而，对医学传教的肯定也反映了大众对整个差会工作的认识趋向。

《中华医学杂志》刊印了一篇詹姆斯·麦克斯维尔博士谈医学传教的文章，他写道：“……医生和护士永远不可能满足中国的医疗需求。他们来中国从来没抱这样的期望，也压根儿不打算这样做。因为我们信仰的主没有医治巴勒斯坦所有的患者，他没有这样做……他治愈病患的目的更多的是想传达一个信息，告诉人们上帝是会照顾全人类的需要的。而医学传教也把自己放在同样的位置。”

医学传教的根本任务是通过简单、实用、有效的方式来传福音，克服种族反感和偏见。如上文所说，医学传教团了解自己的局限性，他们在教会学校和医院通过传授科学的现代医疗知识和技能来为中国培养自己的现代医疗队伍，同时也让这些学生接受基督教精神的熏陶，使之成为传教士来服务自己的人民。这也是解除误解最有效的方式。

对于传教士来说，来到一个美丽、充满惊喜的国度传教，这将是一段难得的人生冒险。在这期间，他们会体会到成功和失败的滋味。

浪漫与发现的时代尚未结束。即使木乃伊的死亡之谜已经被科学家破解，世界仍准备了许多谜题等着我们的子孙后代去发现。

对于窝在舒服的家中的西方年轻人，所有的旧疆界都已褪色，而未知的世界也对他们关闭了大门。

我们华西协合大学的校园坐落在中国广阔的西部大地上，180°的地平线一览无余，视野开阔，有无限未知可供探索，除此，神秘的西藏就在山的那一边。

从科学的角度衡量，西部可以说尚处在未被发现的状态，浪漫和冒险触手可及。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已经千疮百孔，急需科学去补救。时间在这里似乎静止了，中国迫切地需要往古老的遗产里注入青春活力，我们愿意以主人翁的精神投入到这项工作中去。

东方广阔的领土上疾病流行，目前许多疾病还是科学家无法控制的。每年疫病流行时，上百万的生命就从地球上消失了。

中国人的健康状况将在另一章中做更详细的讨论，这里还是想提一下寄生虫问题。最普遍的几种寄生虫病是疟疾、阿米巴病、利什曼病、血吸虫病、肝吸虫病、筋膜病、钩虫和丝虫病。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浮士德博士发现，中国有成百上千的狗，每只狗至少携带5种寄生虫、2种磁带虫和2种从人身上传染来的线虫。

世界正日渐缩小，各国间必须加强相互了解。这项工作只能由政府以外的组织来完成。医学传教活动试图打破国家和种族边界，让各国实现有组织的合作，努力维护世界的正常秩序和健康。

环太平洋的国家都存在一些共同问题。这些国家现阶段最普遍的诉求是如何取得独立发展，如何发扬具有本国特色的文化，虽然这些诉求的动机和强烈程度各有不同。

有一种普遍的说法是中国人为中国人，日本人为日本人，澳大利亚人为澳大利亚人，加拿大人为加拿大人，而美国人则为美国人。对于这种说法，一方面可以理解为孤立、自私和傲慢；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每个国家维护自己特定文明发展的愿望是合理的。

国家不能走傲慢的自我孤立路线，相互交往已经是越来越明显的趋势。有些比邻的国家，各自管辖内的人民很容易彼此融合，这些国家就企图限制移民。颁布这类政策的国家一般喜欢保持现状，这样在应对问题时就不需要做出很多的调整，就会更容易一点。还有些国家已经非常拥挤，不仅无法接受移民，连本国的居民也想去海外移民。加拿大和美国则不愿意接受东方移民。中国和日本对这种限制感到很不公正。

盎格鲁——撒克逊人关心的问题是物质财富、身体强壮、经营的可持续性、维持健康、人口不足和资源问题，日本人关心的是如何建立强大的政府、商业安全、百折不挠的精神、采用现代卫生措施给身体健康带来的好处、人口过剩、资源不足的问题。让中国人操心的是政府薄弱、商业安全、身体不够强壮、社会被革命撕裂、人民生活在恐怖和贫困中、人口众多、资源严重开发不足。

虽然关注点不同，所有国家都有一个共同之处，认为自己的民族和风俗优于其他民族，并且都有很严重的自私倾向。但是互惠互利、相互理解也是人类的共性。因此为了自身的发展，每个国家也会做出相应的调整。

每一个组成人的原子都处在不断变化更新的过程中，每一个人、每一个国家也在不断变化。国家必须创新，制订新的计划，创造新的观点，否则就只能等着毁灭。发展是时间作用的必然结果。各国为了发展也会跟其他国家加强往来。

国家的发展依赖每个公民的参与。政府只有在舆论足够响，人民的要求足够强的时候才会顺应这种倾向开始改革。

医学传教是非政治性的。我们的目标是维护个体心理和身体健康，促进个人的全面发展。差会活动对政府产生间接而根本性的影响，因为我们摒弃了种族间的自私、傲慢，隔绝了孤立主义，以个人权利为先，再由个体推广到国家，在国际间建立合作、良性竞争的关系，从而逐步减少国家间的隔阂，用友善、互利、卫生健康的新观念代替旧观念，发展国家间兄弟般的关系。

本章提出了一些不成熟的想法，很多问题仍没有找到答案。即使解决方案是正确的，要付诸实践也相当困难。无论会采取哪种手段解决问题，医学传教以实事求是为指导思想，坚持选择最和平的方式。医学传教摒弃了自私自利，以“四海之内皆兄弟”为信条，是在正确的时间做一件正确的事。如果各国人民可以通过例如结婚的方式完成和平的融合（当然这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想法），促成具有统一、普遍性的种族特征，那么医学传教自愿贡献出科学的优生方法，为实现这一理想添砖加瓦。当然，我并不是倡导联姻，如果真有这种皆大欢喜的好事也自然是好的。医学传教的目标是促进全人类建立良好的关系。东方国家的独特魅力在于它的未知，对于差会团东方就如同另一个麦加。

这里有许多未被研究过的族群，是人种学家和人类学家的天堂。在这片隔绝之地，原住民和混血族裔交错混居，纷繁事件此起彼伏。种族内部盘根错节，就像一幅色彩丰富、图案新颖、编织精细的西藏挂毯，让条分缕析的企图变成徒劳。然而，对于热衷科学的头脑，越是难解的谜题，越能激发人的探索欲。

大量新奇的植物对植物学家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很多灌木、草药的药性正等着被发现，以待来日制成新的良药。四川和西藏的边界地区，整个山区的景致也美得令人窒息。

在考察这个国家的动植物群落时，由于地处偏远，路程中遇见的艰险和研究这些动植物遇见的困难同样是对人的考验。

幸好这里食物充足、价格便宜。如果将来政府可以把国家治理得更安全，瘟疫和其他有些疾病也被消除，东方成为世界的粮仓也未可知。

东方对所有人都具有非凡的吸引力。有些人想到那里去冒险，有些人想去发财，而有些人则想去做人道主义奉献。东方为所有人提供了答案。在那里，你可以找到满足或幻灭，魅力或亵渎，浪漫或悲剧，财富或赤贫，智慧或一无所知。什么是留下或者永远离开的理由？这里面也许有很多复杂的情感，或者归根到底只是出于一个人对东方的热爱或憎恨。

疾病笼罩着成百上千的人，就如同积聚在山谷或者囤积在群山之巅的迷雾，让许多人消失在它的阴影之下。瘟疫和饥荒就是悬挂在亚洲广大土地上的一块裹尸布。

西方人的精力和能量在东方的气候和不卫生的环境中不堪一击。这是一座白人的坟墓。“原生动物学和昆虫学已经发展起来，显微镜和实验室的普及标志着世界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纪元。”巴拿马运河区曾是医学不可克服的障碍，因为这条路上遍布沼泽丛林，病虫害猖獗，伟大的进取精神在这里折戟沉沙，探险活动以失败告终。现在这里却成了医学科学胜利的突出例子，通过应用正确的健康措施变得洁净起来。

亚太地区，除了日本和菲律宾，仍饱受疾病的困扰。通过走马观花的旅行和与当地生活的接触发现，亚洲存在很多棘手的问题。疟疾在东方仍然是第二或第三大致命疾病，每年被霍乱、痢疾和瘟疫夺取生命的人成千上万。血吸虫病和钩虫病使大量人口丧失劳动力或死亡。从西南进入西藏的地区麻风病流行。另外，亚洲的结核病和梅毒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也是最高的。

上述大多数疾病的致病原因和治疗方法都已广为人知，治愈成功率也非常高。

弗兰克·戈达德医生（Dr.Frank Goddard）发现了大量不同种类的吸虫，这些吸虫曾经造成大量的人口死亡；另一名传教士医生巴洛吞下了一大杯吸虫，用自己作为孵化器，然后乘坐蒸汽船前往约翰霍普金斯，完成了对吸虫生命周期的科学研究，再回到中国接受医生的治疗。巴洛医生和著名的瓦尔特·里德（Walter Reed）一样应该被称为医学英雄。对于所有具备了必要的知识与技能的医务工作者来说，医学传教是令人振奋的挑战，体现了勇气、决心、信仰，摒弃了肤色差异，彰显了对全人类的泛爱精神。

医学传教士不光清除瘟疫带来的灾害，也用传道和教育照亮无知的沼泽，把灯塔在东亚死气沉沉的海洋中树立起来。他们通过直观明白的方式将实用知识介绍到实际生活中来。那些接受了医疗科学知识和受到了爱的熏陶的劳动者们，将成为建设更高尚的文明的中流砥柱。

当今交通、无线电迅速发展，国家孤立主义只是一个可笑的相对概念。所有国家都依赖与他国进行贸易，人民之间的交往也势在必行。如果要确保世界获得持久和平，就需要建立国际良知，所有国家都应该选择和接受共识性的伦理价值观，并将这些原则应用于本国特定的生活习俗中。人除非意识到处境多么恶劣，问题多么艰巨，否则就不会心甘情愿地做出改变。面对如此棘手的人类境遇，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采取最有效的方法，又要兼具毫无偏私的动机。医学传教满足了这些条件，并且具有主人翁精神。医学传教工作常常受到来自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批评，有些批评甚至相当严厉。怀疑我们要在东方实现西方人的目标是被诟病最多的。也正是这种强烈的反响，证明了差会活动的影响力。这是一项体现了基督教本质精神的重要实践。

东方国家正迫不及待地要获得西方科学，因为他们认为这是西方财富和强大的秘诀。东方心理学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整个东方，特别是中国，正在重生。中国正处在风云突变、意义深远的变革中，这种激变催生了新一轮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虽然这股力量已经很久没有被这个国家意识到了。然而，古老的习俗根深蒂固，无法立刻消化这些新潮流。新和旧相持不下是这个时代的主题。许多可耻和令人遗憾的事件已经发生，更多事件正在萌芽。医院在士兵的占领中被毁坏，医学院遭到关闭或者不得不非正常地低效运转。医学传教团的财产被毁，许多地方诊所被关闭。无政府主义的溃疡正在中国的心脏上咬噬。不能否定，在玷污了爱国主义的愚蠢行为之外，民族主义者中的确存在真正的爱国者。东方和西方在精神和经济上存在竞争关系，这一点必须认清并牢记。中国和日本是两个社会文明程度较高的国家，很多人头脑聪慧，可以通过学习达到西方教育标准中的最高水平。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在很多历史发展阶段创造出了独一无二、价值非凡的文化遗产。中国的哲学和艺术尤其发达。在世界文明还没有几个值得提及的伟大成就时，中国人就发明了印刷术，贡献到世界文明的进程中。如果只因为几个世纪没有取得重大进展就不看好中国，这一定是自欺欺人。判断一个民族是否伟大，最重要的是考察其根本特征是否具有深厚的积淀。中国正在迎来曙光，即使驱散黑暗将会是一项艰巨而痛苦的工作。

从古至今，中国人都有很强的民族自豪感，对自己的特点有着清楚的认识，这从他们对外国人的规定中就可以看出来。

传教士医生的看法并不是要大家全盘接受。中医经过漫长时间的积淀，必定有其合理性。这里只提一下中医问题，更详细的讨论将在后面中医学的章节中展开。有的做法是荒谬的，这不是说中医的推理方法不正确，而是他们推理的前提必须重新商榷。有一个涉及魔法的具体例子，在这种观念体系里，疾病被精神世界中权力更高的精神力掌控。由于这种观念，疾病出现，诊断结果的描述是这样的：某儿童高烧卧病在床，或者某女患者已经病入膏肓。医治方法包括烧香、敲锣打鼓驱赶邪灵，把患者安置在床上，治疗师挥舞宝剑赶走引起疾病的妖孽。

对于传教士来说这些做法难以置信，但却是事实。用这种荒唐的方法，治与不治没有区别。然而患者及其家属心里觉得这是有效的治疗途径。这套治疗程序背后的依据是因为他们相信疾病是由精神力量引起和操控的，这是他们认识水平的极限，也是他们能提供的最好的治疗手段。他们相信在疾病背后有一些人看不见的东西或力量，或者满足这些东西和力量的需求，或者将之吓跑，病就会自然痊愈了。

19世纪著名诗人丁尼生的《特伊西亚斯》里的诗句可以很好地呼应上文中谈到的情况：

超越人的是那些翻天覆地的伟力，

然而，爱恨终难免一死，难免一死地在爱与恨，

看不见的运动在看得见的人的活动下运动。

现代医学已经认识到信仰的力量在治疗疾病中不可忽视，就如同治疗中少不了抗生素一样。医学传教士的责任是承认中国心理学中的合理因素，将之正确引导，与现代医学科学相结合。

传说中国人缺乏科学的态度，但是14年来与中国学者组成教学小组的合作，让我相信这不是事实。

中国学生学习科学知识的资质不比其他任何国家的学生差。中国人希望学习不受宗教和伦理观点左右的科学。这也是中国教育学家认定的中国教育未来发展的趋势。

从美国学成回国的学生，坚信财富和物质是美国文明给他们的印象。我通过跟加入了基督教的回国学子接触，了解到他们的观点。不是所有海归都会公开谈论这些东西，许多人更看重在那些国家受到的教育。许多学生也开诚布公地承认他们在海外接受的教育并不完全符合中国国情。所以，有必要为中国学子提供最好的西方教育，再选拔思想成熟的才子，将他们送到海外研究生院继续深造。

疾病从一个国家传播到另一个国家，这对当今世界构成了巨大的威胁。旅行的普及使这一危险成为移民官员最头痛的问题。很多事例证明，疾病如果从一个族裔传染给另一个族裔，就容易变得更糟，甚至更致命。这种情况在中国极其普遍，不受控制的严重疾病包括吸虫引起的肝脏、血液、心脏和肺部的感染。对于无数亚洲家庭，这些疾病就意味着死亡。

那么，医学传教团在中国建立医学院校不是等于在瘟疫横行的地区自掘坟墓？我们的智商是不是出了问题？

医学传教团在中国建造学校。我们要挑选身心、能力、素质俱佳的人才，培养他们成为医生，让他们在自己的家乡，用家乡的语言，服务家乡的人民。我们选拔训练对象的发展目标是成为具有“自我理想（Ego-ide-als）”的人。我们不会在选定的个人身上强加西方的理性主义和文化习俗。学生们会学习到如何治疗、预防的医疗方法，但同时我们也希望学生受到基督教精神的熏陶。我们将不断提升教学质量，确保学生在这里可以接受到比其他任何地方更好的教育。事实上，在人口约6000万的四川，我们是方圆一千英里内唯一可以提供大学教育的机构。学生在这里学习，压力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我们的目的是让他们成为自主学习的人。我们只从表现了这种特征的候选人中选择学生。同时我们必须时刻提醒自己，在培养非基督徒中国学生时，要同培养基督徒学生一样。我们的要求非常高，要求学生入学前至少具有基础教育水平，在很多情况下，以我们的标准，那些入学前具有教育水平的学生也只能先进入我们的预备学校。

个体病患的个性、种族、历史、环境条件在医疗实践中都会纳入诊断的范围。这些信息会被权衡、分类、建档入册并充分利用。对中国而言，疾病正处在并发症发作时期，情况极其严峻复杂，只有最坚定、医疗技术过硬的基督徒才能应对这种错综复杂的病例。

医学传教充分显示了跨国主义精神，克服了种族偏见和对抗。我们正在做的比口号更响亮。所有人都可以理解医学传教，它的宗教精神贯穿在日常生活里，教授的知识行之有效，教育的目的毫无偏私。

因此，医学传教是一股巨大的推动力量，促进了相互了解，增强了传教士本人及其服务对象的信心和互相的信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医学科学是唯一一视同仁服务于所有参战国的科学。医学科学机构在国家事务中可以发挥协调各国关系的作用，这就需要医疗队伍以普世价值和最高的道德标准来要求自己。医学传教士摒弃了依据种族、民族或边界差异来行事的做法，在履行国际职责和进行教育工作时以“自由球员”的身份出场。医学传教的目标是净化医务工作者的心灵和身体，带动更多的人参与，并最终实现以高效健康的方式消除不同文化间隔膜的目标。

医学传教士对这个国家的健康状况已经有了深入的了解。他们用科学事实来直面丑陋的现实。在实施救治的过程中带着同情心，智慧地运用各种医疗技术。健康状况是要面对的首要问题，他们以科学作为解决方案，又不将科学神话，让科学成为服务目标的仆人和工具。因此，他们向病人传递了这样的观念：科学、医学和宗教是能够密切联系、三位一体的，三者的基本原则都不必破坏。将三者联系起来是为了将三者的作用发挥到极致。医学传教士将自己定位为科学家，科学的理性主义是其孜孜不倦工作中的助手，在这个过程里又融入了传教士的慈悲。因此科学不会被抬高，科学无情和怀疑一切的负面效果也被减到了最小。

我们以爱的精神指挥和控制科学，帮助贫穷和需要帮助的人。

医学传教推广卫生措施，也在不同的民族、国家间将文化联系推广。我们的目标是使个人达到思想上的清洁和清醒，当他们获得了明辨是非的能力，就可以正确地对自身的文化、传统和宗教进行取舍，从而让各国、各文明、各种族的人民间具有“兄弟般”的感情，使世界大同成为可能。

因此，医学传教立足于基督教文明，志在促进全人类的文明进步。

医学传教给学生最独特的教导是，尽管一穷二白，但是在学习研究生涯中，最不可或缺的是仔细、求真、求准的观察和对自我的坚信。内在的力量会为我们指明前途。虽然，我们要面对的现实是没有任何正规的实验室，没有成规模的图书馆，也没有专家来指导，但我们有的是从病人那里收集到的大量数据。只要你感兴趣，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可以成为你的办公室。什么是研究？研究就是通过观察平常事物训练观察能力，再通过系统的培训让这种观察能力变得更专业。

“让苦苦寻觅的人停止寻找，直到他明白什么是他真正想要的，再让他开始寻找。”

传教士最头疼的问题是他们和中国人之间隔着一堵信息不对称的墙。只有通过分析事实，在各个事实间进行推理，对观察对象抱以发自内心的关注，传教士才能了解这个国家和人民，获得彼此间可贵的信任。探索和发现未知是将我们带到这片土地开创奇迹的精神力量。唯有个人的满足感、成就感，再加上良好的心理和身体素质，才能让这项艰巨的工作顺利开展。反过来，这段经历对人格也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唯有意志强大、坚持到最后的人，才有资格把这种精神传递给其他人。

对于厌倦了固定习俗，想向所谓不可逾越的障碍发起挑战的人来说，探索是“一项优质的体育运动”。总有人要第一个吃螃蟹，即使可能出现“出师未捷身先死”的风险。总有人会先做出牺牲，任何一次飞机事故、失败的疫苗接种都可能夺人性命。先行者的目的是为后来人提供经验，而非炫技。对于个人来说，探索是充满风险的，甚至会失去生命；而从长远来说，探索对于人类文明益处良多。

“智慧、主动、品格高尚、充满勇气和灵魂的神圣火花”是对先驱传教士特征最好的描述。如果一个人具备了这些能力，又懂得如何正确地运用这些能力，就无往而不胜了！能够成为先驱传教士的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人，要么去世界尽头寻求本真，要么去帮助那些无人照拂的人，或者去寻觅、去发现、去做那些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正是上面提到的这些精神品质，加上无私的利他主义精神，让他们的足迹遍布世界的隐秘之处。他们为我们服务、为中国人服务、为世界服务、为上帝服务。

那么，谁不想成为传教士这样的大使呢？

我们又将从医学传教中收获到什么呢？——精神上的提升、身体的改善、智力的满足、知识的进步。从这个意义上，宗教传播不是传播宗教，而是一种纯粹的仪式。我们根本无须任何回报，因为做这件事本身就是回报，是上帝给予的最好的人生启迪。

因此，医学传教士意识到“他们已经发挥了自己的作用——真理的发现、知识的传播、理想的树立”。正如诗人凯普林（Kipling）在《探险家》中对让人欲罢不能的发现精神的描写一样：

无论白天黑夜，那个声音都在喋喋不休，就仿佛内心里喋喋不休的良知一样。终于那个声音说道：“快去把那个隐藏的东西找出来。到山后面找去——对，这个东西就消失在山后面，故意躲着你，等着你去找。去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