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四年正月初三日晨，太上皇帝病逝于大内养心殿，嗣皇帝颙琰才算真正当家作主，是为亲政。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暴随即在京师刮起，曾经呼风唤雨的和珅被打入诏狱，其同党家奴多被清算，内阁和军机处都做出重大调整。一朝天子一朝臣，嘉庆帝雄心勃勃，求新求变，开始建构自己的治国班底。
王鼎在老家蒲城为母亲守制，听到消息，应也在一个月之后了。京城的高层震荡与他关系不大，只是和珅倒台，庶吉士的满族总教习要换个人了。而王鼎丁忧休学，再回来也赶不上本届庶常的散馆，是以换谁也与之无涉。
第一节 在“守成”的旗帜下
太上皇在的日子，颙琰从不擅自做主，一切仰承老爹旨意，遇事推和珅向前，极尽谦恭与谨慎，如是者忽忽三年。颙琰又是个头脑清醒、心中有数的人，三年的“学习行走”，积累了许多为君理政的经验，积累了对一些官员的认知，低调的嗣皇帝，从未忘记观察和考察，把该记的都牢记在心底，为必会到来的亲政做准备。
颙琰博学多思，勤奋简朴，一心要把国家治理好，然而真的没有乃父乃祖的本事，更缺乏曾祖康熙帝的胸襟视野。自知弗如的他高扬起“守成”的大旗，又将这杆旗传递给其子其孙。创业维艰，守成亦难，祖孙三代也算呕心沥血，终难挽大清的衰靡之势。
一、打虎亲兄弟
惩治和珅，嘉庆帝可谓雷厉风行，行事亦极有次第。首先做的是大封皇室成员，特别是自家兄弟及侄、孙辈。大丧当日，即降旨：
朕兄弟中惟仪郡王居长，着加恩晋封亲王；贝勒永璘系皇考之皇幼子，绵亿系皇五兄之长子……均着加恩晋封郡王，绵亿派往东陵悉心办事；仪亲王长子绵志、成亲王长子绵懃、定亲王绵恩长子奕绍，俱系亲王长子，着加恩……均作未入八分公；绵总、绵偲系成亲王庶出之子，均着照例封为辅国将军，绵偲着赏戴花翎，与奕纯并挑在乾清门行走。
乾隆帝虽说是枝叶繁茂，五世同堂，而十七个儿子中，只剩下四个，除继承大位的颙琰之外，还有他的两个异母哥哥、一个同胞弟弟。嘉庆帝首先想到要依靠他们。虽在《唐代宗论》中说得轻松，可他深知，和珅在朝中多年经营，不得不倍加慎重。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他的第一招，就是加封起用自家兄弟，然后是子侄辈，未想到效果不佳——
八皇兄永璇，由仪郡王晋封仪亲王，受命总理吏部。原来和珅管理吏部，事无巨细皆要过问，尚书、侍郎都成了摆设。颙琰派仪亲王永璇监管，无非是让他扭转风习，把好用人大关。八皇兄职掌甚多，是宗人府宗令、领侍卫内大臣、正红旗满洲都统，还管着武英殿御书处、雍和宫中正殿等，哪知对吏部事务仍不放手，捡起老和故伎，要吏部处处请示汇报。当时满汉尚书均不在，由左侍郎铁保主持部务，此人颇有几分风骨和硬气，并不随时禀报。仪亲王不好直接责斥，便对吏部司官发脾气，声称要给他们点儿颜色看看。铁保没有办法，只得经常向王府报告，而自己绝不登门，连个郎中、主事也不派，就去个笔帖式，闹得王爷更不痛快。此事传到嘉庆帝那儿，随即传谕，以“总理”一名不合祖制，易生专擅之弊，仪亲王管领的差事又太多，撤销了这项任用。可笑八皇兄仅仅做了一个月的总理，即告销差。嘉庆帝本来做了一件及时纠偏的事，可为了给哥哥找回点面子，同时将铁保降职，理由也荒唐，说他不该训斥下属。
十一皇兄永瑆，比老八本领大些，自幼研习书法，深得乾隆帝喜爱，多次亲临其府第指导鉴赏，是以十年前就受封为成亲王。嘉庆帝对十一哥更为器重，令掌领军机处，并总理户部三库，也是以前和珅的主要职掌。作为奖励，还将和珅在圆明园附近的庞大园林全部赐给了他。撤销永璇“总理吏部”时，永瑆“总理户部”一职仍保留，嘉庆帝特加说明：“现在所以令成亲王永瑆总理户部者，因川省军务将次告竣，军需销算，事务殷繁，自应仍行综理。俟军务奏销事竣，即不必总理户部事务。”然作为书法家的老十一常常踩不到步点上，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熬到当年十月，终于传谕罢免，依据也是“与国家定制不符”，自设军机处，从无诸王在军机行走。
最不省心的，应是他的同胞小弟、乾隆帝第十七子永璘。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是说有日一班皇子喝酒聊天，议论不知将来哪个能即大位，永璘开口道：即使皇位像雨点一样多，也滴不到我头上，惟愿哪位皇兄日后做了皇帝，将和珅的宅子赐给我，此生足矣。颙琰亲政，永璘晋封为庆郡王，在内廷行走，钦赐和珅府第之一半给之，因深知其散漫习性，倒未给什么重要职事。
亲王、郡王以下直至公、额驸、侯、伯，皆在超品，为国之大臣，自不待言。开创之初，绝多统兵鏖战，马上杀伐，功名皆自战场上博得。降至嘉庆朝，已然整体上流于享乐腐化，敢于上阵厮杀者虽仍不乏其人，精神气质已与先辈有间。偶令在朝中管事，也是架子摆足，能为不够，到处插手，弄得鸡飞狗跳。颙琰的两位皇兄便是如此。
二、枢阁大洗牌
大丧的第六天，颙琰始颁发父皇遗诏，同时宣布了对内阁和军机处的调整。亲政的首要步骤，先要整顿中枢机构，历来皆此，经过三年观察，他早就有些按捺不住了。
早在嘉庆元年十月，因福康安、孙士毅接连病逝，内阁大学士出缺，通常要从资深尚书中推选一位，还是嗣皇帝的颙琰，在谕旨中有一段人物点评：
现在各尚书内，若以资格而论，则刘墉、纪昀、彭元瑞三人俱较董诰为深。但刘墉向来不肯实心任事，即如本日召见新选知府戴世仪，人甚庸劣，断难胜方面之任，朕询之刘墉，对以尚可。是刘墉平日于铨政用人诸事全未留心，率以模棱之词塞责，不胜纶扉，即此可见。彭元瑞不自检束，屡次获衍。纪昀读书多而不明理，不过寻常供职。俱不胜大学士之任。董诰在军机处行走有年，供职懋勤殿亦属勤勉，着加恩补授大学士。至王杰因患腿疾，久未入直，现在军机处汉大臣止有董诰一人，着左都御史沈初在军机处学习行走。朕于用人行政悉秉大公，考绩程材，无不权衡至当。刘墉、纪昀、彭元瑞皆当扪心内省，益加愧励！
其时正是颙琰“日侍圣颜，时聆恩诲，事事得有禀承”之际，内阁大学士人选必也请老爹示下。选中董诰，应是老皇帝钦定、嗣皇帝真心赞同，而借此对三老臣的无情剖析，显得有些过分。笔者曾认为这番话出自太上皇之口，由他臧否人物，谁也不敢不服。但实录馆编纂之时，对这一时期的谕旨必也认真梳理归类，既以写入《清仁宗实录》，而不归于同时并行的《清高宗实录》，应该出于颙琰之口。这段话的由头在于一个知府的任命，上皇早已确定不管，将此类事统交嗣皇帝处理。嘉庆帝的话可能为吏部尚书刘墉所激，可荐人之权集中在和珅手里，不以“模棱之词”又能怎样？刘墉、纪昀、彭元瑞皆一时文星，襄为乾隆帝所看重，多年侍从追随，在国家文治上出力甚巨，竟尔如此贬斥，也让他们心寒。几个月后，刘墉授体仁阁大学士，当还是上皇的意思，颙琰也没有反对。
颙琰亲政之际，内阁中本来只有四人，这次调整，从资历上看是新老兼用，以年龄论则皆系老人。和珅已逮问，苏凌阿即令致仕，王杰、刘墉留了下来。时王杰75岁，刘墉整整80岁，再次入阁的董诰60岁，庆桂65岁，保宁年龄不详，推想亦在60岁左右，形成一个由声誉较高的老臣组成的内阁。
新入阁的保宁为蒙古正白旗人，父亲靖逆将军纳穆扎勒出征回疆殉节，追封三等公。保宁袭爵，授乾清门侍卫，从阿桂征金川时尚在少年，然有勇有谋，连克要隘，绘像紫光阁，后职务一路上升，历任总兵、兼总管内务府大臣、江南提督、成都将军、四川总督，深得乾隆帝眷注。保宁长期驻节边疆，两任伊犁将军，“平日办事尚能小心谨慎，操守亦尚可信”，所辖地方粮储兵械充裕，边疆安定。嘉庆改元，即擢保宁为协办大学士，至此拜武英殿大学士，加太子太保，仍留任伊犁。加以内阁大学士衔，留镇边疆或大省，与福康安、孙士毅相同，自是国家重臣的标志。
庆桂则先入阁为协揆，两个月后授文渊阁大学士。他出身满洲镶黄旗，为前任大学士尹继善之子，历军机章京、内阁学士，虽不若保宁起于军功，亦多年任职边陲，熟悉军务和边政。其任伊犁参赞大臣时，以处治哈萨克巴布克贡马之事，得到乾隆帝激赏：“伊系尹继善之子，不比他人，能如此办事，朕又得一能事大臣矣！”后来备受信任，出则任将军、总督，如乌里雅苏台将军、盛京将军、吉林将军、福州将军、黑龙江将军、陕甘总督等；入则为侍郎尚书、军机大臣。庆桂曾两入军机处，第一次早在和珅之先，兼任吏部侍郎、工部尚书、兵部尚书等职。庆桂生性平和谨慎，“举趾不离跬寸，时咸称其风度”，是嘉庆间一位重要人物，主持军机处十余年。
改组前的军机处原有六人，和珅、福长安被逮治，沈初以年老罢直，戴衢亨、那彦成留任，新进入的有成亲王永瑆和董诰、庆桂。后二人虽称资深，有皇兄永瑆在，首席军机大臣自然非他莫属。颙琰本意也是让哥哥盯着，哪知这位王爷不是这块材料。永瑆掌领军机，兼总理户部，劣名居然传到属国：
十一王永瑆总理庶务，恣行专擅，士论不韪，颇有漆室之忧。
他做的唯一有影响之事，就是将洪亮吉的言事疏转呈皇上，或也正因为这个，当年十月，颙琰就免了十一哥的总理差使。
朱珪很快奉调来京，颙琰与师傅执手痛哭，即令直南书房、管理户部三库，加太子少保，赐第西华门外。他将老师当作咨政，经常单独召见，请教用人行政大事——
凡国家大政有所咨询，皆造膝自陈，不草一疏，不沽直，不市恩，军机大臣不相关白。
上倾心一听，初政之美，多出赞助。
既然如此，何不让朱老师进入内阁和军机处？其在资格上也毫无问题，却是迟迟不办，真不知这位天子门生是怎么想的。
三、杀他几个贪官
颙琰亲政的第一刀，砍向有“二皇帝”之号的和珅，第二刀本来是福长安，却没有下得手，由立斩改判监候。对这位表兄，颙琰本来是要拉的，见其执迷不悟，即动杀心；心中实在又有所不忍，便把他赶出权力中枢，派往裕陵守陵。至于与和珅走得较近的一些大臣，朝内清查的呼声很高，皇帝亦曾恨得咬牙，此时却下旨“不复追究以往”。这就是颙琰，内心总是犹疑彷徨，顾忌甚多，朝令夕改，也狠不下心来。
杀个把中下层官员、抓几个声名狼藉的贪官恶吏，颙琰自然毫不犹豫。颁布求言诏后，御史谷际岐上疏言湖北教乱之初起，实由武昌府同知常丹葵激成：
常丹葵素以虐民喜事为能，于乾隆六十年十二月内，委查宜都县境，一意苛求，凡衙署寺庙关索全满。内除富家吓索无算，及赤贫者按名取结，各令纳钱若干释放。其有少得供据者，立与惨刑，至以大铁钉生钉人手掌于壁上，号恸盈庭；或铁锤排击多人，足骨立断；若情节尚介疑似，则解送省城，每一大船载至一二百人，堆如积薪，前后相望，未至而饥寒挤压就毙，大半浮尸于江，余全殁狱中，亦无棺瘗。居人无不惨目寒心。聂结仁系首富，屡索不厌，村党始为结连拒捕，尚未敢逞犯。常丹葵不知急自收敛抚慰，转益告急，以致宜昌镇带兵突入遇害，由是宜都、枝江两县同变，而襄阳府之齐王氏、姚之富，长阳县之秦加耀、张正谟等闻风并起，遂延及河南川陕，日甚一日……此臣所闻官逼民反之最先最甚者也。
教民称“官逼民反”，皇帝亦痛斥“官逼民反”，终于抓了一个典型，即绰号“常鬼头”的常丹葵。嘉庆帝即令将他革职拿问，押往京师问罪，人心大快。至于后来的处置不甚了了，好像留了一条命。
军中贪腐盛行，饷银军需多被扣留盘剥，亦一大弊端，颙琰深所痛恨，在大丧第二日即严词谴责。这时期出现两个典型性案件：
一是湖南布政使郑源
加扣平余案。颙琰亲政求言，三月间有人上疏揭发此案，命湖南巡抚姜晟审办。所谓“平余”，此处指对赋税的加征部分，雍正八年后，规定将一半留归地方使用。这位郑兄贡生出身，一步步熬到从二品的藩司，已属不易，从北方老家拖家带口，竟有眷属近300人，还要养戏子、摆排场，花费不赀，只有克扣勒索下属，加增税收的数额超过八万两。大吏奢侈浮华之风，必非此一例，引起嘉庆帝忧虑，下旨将郑氏处斩，并通谕各省藩司“洗心涤面，悛改积习”。他还降旨严禁京师城内戏园，对试图阻挠查禁的定亲王绵恩，表达了强烈不满。
第二件更为严重，湖北布政使祖之望来京陛见，说出办理军需时发现的一段黑幕：安襄郧道胡齐仑经手的饷银，大多为领兵大员提走用于犒赏，也有的私用或人情馈送，除额勒登保一人，明亮、永保、德楞泰等人都得过这种钱，底账上记得一清二楚。嘉庆帝极为恼怒，推想四川必也有这种情况，密谕四川总督魁伦严查：
又本日祖之望到京，据称湖北办理军需，查出胡齐仑经手账簿，多系开载领兵大臣犒赏提用，及督抚与该道馈送领兵官员款项。如明亮、庆成、永保、恒瑞、德楞泰、舒亮等皆曾得过，惟额勒登保一人未经得受。是军兴以来所发饷银七千余万，竟为伊等馈送侵肥花消之用。湖北一省经手军需为数尚少，已有如此弊端，何况四川支发军饷不啻数倍于楚？且胡齐仑仅系道员，辄以公帑作为馈送见情，何况福宁职分较大、总办粮务？如勒保、明亮及在营带兵官员，岂有不任意提用，作为馈送，借资结纳之理！即如福宁，从前曾经致送和珅银两，朕所深知。此时朝中虽无权要、有须馈赂之人，而督抚等或借犒赏为名，私行提用，自肥己橐，皆所不免。试思国家经费有常，今以七千余万之帑一任伊等挥霍，全不以军务为重，则贼匪何由得平？伊等之意总不过欲借办理军务，屡请多发饷银，可以浮冒开销，为补从前亏缺地步，是以有意迁延，总不欲剿办完竣。诚恐军营蒇事，则平时亏空悉行破露，无可弥缝。此实外省积弊，最为可恨！今特交魁伦将福宁经手军需严行查核，其平日如何侵用饷银，致送何人，并各路带兵大员如何借词犒赏，提用若干之处一一详细查究。若得实据，即行锁拿，速即具奏。
所谓密谕，即不经过军机处，直接将谕旨发送魁伦。颙琰又想起福宁曾向和珅送银子的事，矛头所向，带着杀气。福宁出身包衣家奴，由笔帖式一路上升，巴结贿赂的手段甚多，送钱给和珅实不意外。在达州办理四川军需，“带兵各大员在军营酒肉声歌相为娱乐，以国家经费之需，供伊等嬉戏之用”，“各路兵勇日费虽多，而迟延不发，多令枵腹从事”。魁伦正受新帝倚信，奉到密谕能不认真核查？惟军需是一笔糊涂账，福宁接手时间不长，定了个“理饷含混”，谕令革职。接下来福宁在旗鼓寨杀降一事暴露，嘉庆帝斥为伤天害理，命逮治。其是胡齐仑案的插曲，至于那个撞到枪口上的，很快被一刀了账。
四、拒绝“维新”
在悼念父皇的谕旨中，嘉庆帝赞美父亲“继统绪则为守成，论功业则兼开创”。而亲政之初，臣子应诏上言，国子监祭酒法式善提出“亲政维新”之说，皇上读后很不满意，忍着没有发作，心里却很是别扭。
看看到了岁末，众大臣举荐的贤才中，法式善赫然在前列。嘉庆帝传谕内阁，一上来先说到法式善的建言：
本年春间，国子监祭酒法式善条奏事件，折首即有“亲政维新”之语。试思朕以皇考之心为心，以皇考之政为政，率循旧章，恒恐不及，有何维新之处？
后面还有许多严词峻语，火气很大，却有些让人莫名其妙。维新，乃始更新，出于《诗经·文王》：“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虽属套话，但词义甚美，后世多用于新帝登基，引申为改变旧法推行新政。打着守成大旗的颙琰，习惯于这般借题发挥，大讲“以皇考之心为心，以皇考之政为政”，大约又听到一些议论，说他诛杀父皇近臣、偏离父皇之道。
法式善的奏章，是在嘉庆帝下求言诏时所上，为何在10个月后又翻出来？细读下去，始知别有原因：先是有旨令各大臣密保所熟悉的人才，丰绅济伦密荐法式善“明白结实，办事妥协”。丰绅济伦为福隆安之子，其母则是高宗第四女和嘉公主。这位乾隆帝很喜欢的亲外孙子，可谓得风得雨，位列公爵，官至兵部尚书，领銮仪卫，至颙琰亲政之后，便逐步被边缘化。嘉庆帝多疑擅猜，推断法式善必然像过去巴结和珅、福长安那样，走了丰绅济伦的门子。他不愿意直接驳回，让录入备选名单（类似于今天的“任职公示”），可十天过去，要进入任命程序了，仍未见有人论奏，顿时发作。颙琰大谈法式善在国子监“声名狼藉”、“赃私累累”，又举出“开馆取供事”之事，说早闻其劣迹。供事，又称书办，翰詹等衙门中吏胥也。此事未见别处记载，大约做皇子或嗣皇帝时听人讲过，从此对法式善留下一个恶劣印象。
实则法式善是一个认真读书、认真做学问，有几分呆板执拗的学者化官员。他出身于蒙古察哈尔部，少年丧父，由继母抚育成人，乾隆四十五年中进士，与萨彬图同在三甲，那时的他名叫运昌。数年后，乾隆帝临雍讲学，他作为国子监司业率诸生听讲，礼成受皇上接见，询问姓氏，赐名“法式善”，满语“竭力有为”之意也。法式善的确如此，除勤恳职事外，诗文书法均有可称，又性喜著述，所作《清秘述闻》、《槐厅载笔》，得到朱珪、翁方纲等人盛誉，至今仍为研究清代文教之必读书。法式善被称为蒙古族的第一大学问家，终日沉浸于典籍之中，既不擅长考试，又不会走门子、搞关系，是以翰詹大考，逢考必砸。其追随和珅等权贵了没？应没有，与老和交好者常居大考前列，而法式善总是列于末等。所幸有阿桂在，深知此人长处，推荐他担任国子监祭酒。
再回到法式善的奏折，仅就嘉庆帝所斥责的几项，应也不无可取：如建言选一位威望素著的亲王重臣任大将军，节制川陕诸军，前朝多有此例，大清的江山也是这样打下来的，却被斥为“揣摩迎合，全不顾国家政体”；如建议大开选才之途，举行孝廉方正、博学宏词各科，被斥为“其事俱近沽名”；尤其是开发口外一条，极具政策上的开创性，若能及早设计施行，对国家财赋、边疆安定有利多多，竟被斥为荒谬：
又据称“口外西北一带地广田肥，八旗闲散户丁情愿耕种者，许报官自往耕种”等语，若如所奏，岂非令京城一空？尤为荒谬之极！
如此牵强的推论，真是匪夷所思。当是时也，京城的八旗子弟多无所事事，闲游滋扰，成为一大社会问题，法式善提出的解决方案可谓上佳，反遭公开责斥，夫复谁言！颙琰即令将法式善解任，派大学士、军机大臣会同审讯，并追问丰绅济伦为何保奏。丰绅济伦只好举其在府中教子弟读书，从未开口借钱和请托，称他“为人体面”。
入关进京后，大量族人活得乱七八糟，是以满洲勋贵很看重的一点，就是“体面”，包括自尊自强，也包括知识和能力。大约这场讯问没有什么收获，朱珪等也出来说几句公道话，嘉庆帝次日再降谕，给了法式善一个编修，再一次强调：“法式善所论旗人出外屯田一节，是其大咎。”颙琰，御下甚严，喜欢敲山震虎、借海扬波，由一事而算总账，以细故武断臣下之才具人品，是以在位期间得人较少，与乾隆帝形成鲜明对比。
第二节 洪亮吉事件
下诏求言，是历史上许多帝王的程序性举措，或于即位之初，或遇星变灾害，或逢重大军情，通常都会颁发求言诏。亲政的第三天，大丧之中，诸务纷繁，嘉庆帝便降谕求言，遵旨上言者渐渐多起来，所言也多被采纳。综论言事之人，实心为国者有之，嫉恶如仇者有之，借以取媚希宠者有之，摭拾浮词、故作惊人之语者亦有之。直到有一天，成亲王永瑆转呈翰林编修洪亮吉的疏章，皇上阅后怒极，所谓求言也跟着告一段落。
后来嘉庆帝还有过多次求言之举，但是，再没有臣子像老洪这般“憨直”了。
一、求言的门槛
四年正月初五日，正值太上皇大丧之初，嘉庆帝即降谕求言：
凡九卿科道有奏事之责者，于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皆得封章密奏，俾民隐得以上闻，庶事不致失理。诸臣务必宅心虚公，将用人行政、兴利除弊有裨实政者，各抒诚悃，据实敷陈，佐朕不逮，用副集思广益至意。
这不是一份面向天下人的求言诏，而是先行设立一个门槛，划定一个圈子：有权上书言事的，只有“九卿科道有奏事之责者”；所言之事，须关乎“用人行政、兴利除弊”之大端。此诏一以求贤求言，一以发布讨伐和珅的动员令。果然有人闻风而动，矛头直指军机处与和珅。禅让以来，老和仍不知收敛，倚仗上皇宠信，在朝中上下其手，明里暗里搞了不少名堂，深为人们痛恨，更为嗣皇帝痛恨。一旦扫除，自是人心大快，吏治为之一新。
嘉庆帝对弹劾贪赃虐民之官的奏本批转很快，对建言的奏章也是尽快批令落实。有人条列外省积弊，指出官员迎送的铺张恶习，已成通病：督抚司道随员众多，所过地方吃住索拿，钦差或出差大员的迎送陪伴，官员到任时衙门内宅之陈设布置，官府接待时的演戏和宴饮，所有这些额外开销，又无不最后落在小民身上。三月初六日，颙琰晓谕内阁，认为“所言切中时弊”，敕令各省督抚深刻反省，力加整顿，并说：
大吏不能体恤属员，以致亏缺公帑，是无异自取家资以供浪费也；州县无以供应大吏，以致剥削民膏，是无异自脧子孙以肥祖父也。试问小民不安室家，属员致有亏缺，甚或酿出事端，致成大费，地方长吏独能逃罪乎？
除了爷爷、孙子的譬喻有些不类，总的意思是好的，说理亦透彻。
守成的执政理念，使嘉庆帝很难接受一些有开创精神的建议，前节所叙法式善旗人屯田之议，本来极有价值，反被视为“大咎”，同类情况亦复不少：
四月十九日，降旨切责给事中明绳，严禁畿辅开采银矿，曰：“朕广开言路，非开言利之路也。聚敛之臣，朕断不用。”似乎理直气壮，实则不无偏执。一个国家怎么能不创收、不言利呢？开矿之说，多数为富国利民之策，嘉庆帝、包括他的儿子道光帝常是一听就恼，大力打压。后来清朝国力下滑、国库匮乏，均与之大有关联。
就在这个月，一向以敢言著称的尹壮图奉旨抵京，即疏请慎选廉正大臣往各地清查陋规，朱批不许，曰：“陋规一项，原不应公然以此名目达于朕前。”也有些莫名其妙。和珅之贪，其所聚敛的巨大财富，正是钻了陋规的空子，颙琰却不许核查。
六月十一日，副都统福森布所奏京城官兵生计拮据的说法，惹恼了皇上，下旨将他即行革职，论为“捕风捉影，又捏造耸人之言，肆口妄谈”。第二天又传谕内阁，洋洋千余言，核心是申斥妄言之罪，不光为一个福森布，曰：“近来言事诸臣，往往不为国计民生起见，揆厥本衷，大约不出乎名利之两途。”皇上做出如此分析，臣子又岂敢再奏？可朝廷之大，也是什么人都有，偏就有敢逆龙鳞者。几乎与此同时，洪亮吉的奏本写好了。
二、上呈奏章的怪招
以明清两朝相比较，明朝多有以死抗谏之诤臣，铁骨铮铮，九死不悔，而清朝极少。然就在嘉庆帝亲政之初，洪亮吉以谔谔一疏，震惊朝野。
洪亮吉是在乾隆帝逝世后还京的。一般记载为朱珪邀其与修《清高宗实录》，他自己则说是专门赶来祭悼先帝的，有两件大恩刻骨难忘：一是庶吉士未散馆，即分校顺天乡试，接着授贵州学政，当时视为异数；二是任满还京，即令入直上书房，也是一项特殊荣宠。有了先前这份恩遇，洪亮吉对屈居编修、住在寺院里默默修史，自然很不满意。文人伎俩，以退为进，又提出辞职还乡的要求，主事者怕他别生事端，立马照准。洪亮吉又要回乡了，毕竟满腹经纶、一腔治世救世之热血，心有不甘，发诸文字，很快写成数千言一疏。可如何能递至皇上案头，也是一个问题。
作为一般翰詹官员，洪亮吉没有言事之职，只能通过机构或高官转呈。他深知没有一番出奇料理，所写谏章根本到不了皇上案头，经过反复思考斟量，遂将谏草誊写三份，分别派人送交三位当红大臣府中，请求代呈——
第一位朱珪，素以爱惜人才见称，时任上书房总师傅、户部尚书，与皇上关系亲近，对洪亮吉也很欣赏，当为首选。朱珪收下他的奏本，仔细阅读一过，置之箧中，并没有为之代转。
第二位是刘权之，亦为洪亮吉翰林中旧交，一向珍惜同寅交谊，嘉庆帝亲政后擢为左都御史，命与朱珪同典当年会试。亮吉分别投送，信中特加注明还给了朱珪。刘权之与朱珪未互通消息，也是先扣留下来，不予转呈。
第三位才是掌领军机、总理户部三库的成亲王永瑆。这位十一阿哥自幼工书，热衷于探讨书旨，领悟古人用笔之意。亮吉为当世大学问家，亦擅书法，永瑆当有结好之念，见其有奏本求送，大约也未细读，不知写了些什么，即为转达皇上。此一疏引起轩然大波，颙琰不便批评皇兄，心底的不满则可想见，过了一个多月，即找了个由头，将不太靠谱的哥哥请出军机处，总理户部等兼职一并撤销。
朱珪和刘权之都将此疏压下来，不为代呈，应有对洪亮吉的保护之意，不约而同，亦见品行端正，心地善良。此时则遇到了不小的麻烦，有旨令追缴追问，责其袒护，要求解释明白。朱珪奏称：
本年八月二十四日酉刻，有洪亮吉差人投书一封，拆阅之下，见其语言错乱，全无伦次，且中有荒诞悖谬、毫无影响之狂谈，未敢形诸章奏，拟于日内召见时面行奏闻。适奉旨询查，当将原书并诗二件封缴，听候查办。臣未及即时参奏，咎实难辞，相应请旨，将臣交部严加议处。
过程交代得清清楚楚，述说读后的心理活动亦真切可信，加上所表明的批判态度，也就只能这样了。
刘权之也是立即复奏：
本月二十四日，有编修洪亮吉到臣寓处投书一封。臣于灯下拆看，见其中妄肆空谈，直同狂瞽，且并不知皇上亲政以来宵旰勤劳、整顿庶务之圣心。臣因系私书，字画潦草，原思约会朱珪各另缮一份，合词具奏。次日奉旨查询原书，命臣封缴。臣未及即时严参，实属糊涂疏忽，求皇上天恩，将臣交部严加议处，以为办事迟延者戒。
读来也觉得合情合理。说到曾想与朱珪商量一节，也属实情。这次两人应是做了沟通，都是自请“交部严加议处”。皇上心知肚明，念二人都是亲近大臣，加恩“降三级留任”。
三、哪些话刺激了皇上
所有的皇帝都是刺激不得的，有时却会出现一种逆反：小刺激则大怒，大刺激自然更怒，随之便会有些清醒。明嘉靖皇帝接海瑞奏章，怒极掷地，喝令即行锁拿拷讯，却不加诛杀；眼下的嘉庆帝阅后，也是龙颜大怒，也是命将逆鳞者拿入法司，追问主使之人，而会审拟大辟，降谕免死遣发伊犁。我们知道，嘉靖帝和嘉庆帝都曾反复阅读谏草，对上谏者的忠爱挚切极为赞赏，为之深深感动，为之自我省察，也是大受刺激后的理性回归。
亮吉奏本中哪些话激怒了皇上？
谕旨中首先指出的是两条，各加批驳：其一，“先法宪皇帝之严明，后法仁皇帝之宽仁”，斥为“以小臣妄测高深，意存轩轾，狂悖已极”；其二，说嘉庆帝“三四月以来视朝稍晏，恐有俳优近习，荧惑圣听”，更使之火冒三丈。谕旨说了一大堆自己如何勤政，如何宫府整肃，又说如直接陈奏，也不会加罪，质问他到处投递，是何用心？两条之中，嘉庆帝最生气的当是第二条，即命军机大臣会同刑部审讯逼问。洪亮吉供称“一时糊涂，信笔混写”，也让皇上不满。
洪亮吉供说的是真心话，在他的奏本中，兹两段话根本不是写作重点，一则以引首，一则为收束，信笔写来，忘了忌讳。这也是古今文人之通病，笔意所至，惟极而言之，语不惊人死不休，这时悔之晚矣。至于其奏章，有胆识，有文采，尖锐锋利，刀刀见血，实在是上佳笔墨，入题即曰：
今天子求治之心急矣，天下望治之心亦孔迫矣，而机局尚未转者，推原其故，盖有数端。亮吉以为：励精图治，当一法祖宗初政之勤，而尚未尽法也；用人行政，当一改权臣当国之时，而尚未尽改也。风俗则日趋卑下，赏罚则仍不严明，言路似通而未通，吏治则欲肃而未肃。
此为一篇谏章之纲领，针砭时弊，掷地有声，对颙琰亲政以来的朝政大端，给以最直接的全面批评。史传称其“言事憨直”、“讥切朝政”，实则正可见一腔忠忱。
在此后，亮吉分节举例言之。首先是励精图治，所举即使皇帝怒极的“视朝稍晏”，接着大谈先帝初政如何勤慎，又说当今既不能集思广益，对和珅私党亦失之宽纵，有的文字极是精彩：
盖人材至今日，销磨殆尽矣。以模棱为晓事，以软弱为良图，以钻营为进取之阶，以苟且为服官之计。由此道者，无不各得其所欲而去，衣钵相承，牢结而不可解。夫此模棱、软弱、钻营、苟且之人，国家无事，以之备班列可也；适有缓急，而欲望其奋身为国，不顾利害，不计夷险，不瞻徇情面，不顾惜身家，不可得也。
言辞愤激，所说则为当日官场的基本面，分析亦能预见长远。此种风气的形成与和珅有关，却不宜全推到伊一人身上，也不会随着和珅的消亡而消失，不是吗？
其次论“用人行政”，奏章举吴省兰、吴省钦兄弟为例，认为应加以追究甄别，而皇上所谓不问胁从，看似宽仁，实际上掩盖了大量问题。对世风日下，亮吉措辞极见犀利：
十余年来，有尚书、侍郎甘为宰相屈膝者矣；有大学士、七卿之长，且年长以倍，而求拜门生，求为私人者矣；有交宰相之僮隶，并乐与抗礼者矣。太学三馆，风气所由出也，今则有昏夜乞怜，以求署祭酒者矣；有人前长跪，以求讲官者矣。翰林大考，国家所据以升黜词臣者也，今则有先走军机章京之门，求认师生，以探取御制诗韵者矣；行贿于门阑侍卫，以求传递代倩，藏卷而去，制就而入者矣……夫大考如此，何以责乡会试之怀挟替代？士大夫之行如此，何以责小民之夸诈夤缘？辇毂之下如此，何以责四海九州之营私舞弊？
前面是说和珅弄权之时，后面则直击当今政坛，包括文坛，所论多为翰詹圈子的一些糗事。
洪亮吉在疏章中涉及面很大，举凡用人行政、开通言路、整顿吏治皆有论辩；涉及人亦多，既抨击已死之和珅、福康安、孙士毅等，抨击其私党或亲信，又指斥当下一批领军大员。其所依据，除却已经公诸于世者，多出诸传闻，讯问之时，难免无以确指，张口结舌。谕旨指出：不光“俳优近习”毫无根据，“此外所供各款，亦多出自臆度”，应是审问实情。翰詹大考之后，洪亮吉有了一个心结，总要说他人作弊，对考了第一的吴省兰攻击不休，也是文人陋习。
洪亮吉被锁拿收押，据说关押在西华门外的都虞司。都虞司为内务府七司之一，顺治间曾作为“采捕衙门”。将他监禁在此，距大内甚近，易于向皇上奏报审讯结果，体现了诏狱的性质。当时舆论汹汹，群议皆曰该杀。好友们前来探视，对之痛哭拜别，传递各种不祥信号。亮吉至此倒也骨节铮铮，从容谈笑，口占一绝相赠，诗云：“丈夫自信头颅好，须为朝廷吃一刀。”这种情景，应会被狱卒详细禀报，快速传到皇上那里。
钦命审案的是军机大臣和刑部大员，主审官当非成亲王永瑆莫属。到了这时，王爷自也会板起面孔，首先传达旨意：“亮吉读书人，体弱，毋许用刑。”洪亮吉闻之大为意外，感动痛哭，伏地请罪。自后有问必答，承认很多地方都出于传闻臆测。会审合议，拟照大不敬律，斩立决。嘉庆帝以为论罪适当，加恩免死，说了一段很绕的话：
朕方冀闻谠论，岂转以言语罪人！亦断不肯为诛戮言臣、自蔽耳目之庸主。今因伊言，惟自省于心，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而已。洪亮吉平日耽酒狂纵，放荡礼法之外，儒风士品，扫地无余。其讪上无礼，虽非谏诤之臣可比，亦岂肯科以死罪，俾伊窃取直名，致无识者流妄谓朕诛戮言事之人乎！惟近日风气，往往好为议论，造作无根之谈，或见诸诗文，自负通品，此则人心士习所关，不可不示以惩戒。岂可以本朝极盛之时，而辄蹈明末声气陋习哉！
颙琰读书甚多，自也沾染不少文人习气，一番话绕来绕去，似乎已占领道德高地，又像是不那么理直气壮，最后则是将洪亮吉发配伊犁。时任伊犁将军为大学士保宁，闻知急上密折，表示待亮吉抵达新疆，即“毙之以法”。这位阁老读书不多，岂能体谅颙琰的复杂心曲，本来想要讨好，孰料被严旨斥为糊涂蛋。
新疆是个好地方。除却路途遥远，生活略觉寂寞，那里的流放官员，有不少过得还挺美，当然也只是看上去很美。后来的林则徐如此，现今的洪亮吉亦如此，都是诗酒流连，呼朋引类。魏阙悠远，然这些流人不可能忘却朝廷。京师的嘉庆帝没有忘记洪亮吉，暇时还要取出他的奏章细细阅读，仅仅过了10个月，就传旨要亮吉回来，谕曰：
朕详加披阅，实无违碍之句，仍有爱君之诚……洪亮吉所论，实足启沃朕心，故置诸座右，时常观览……而勤政远佞，更足警省朕衷。今特明白宣谕王大臣，并洪亮吉原书，使内外诸臣知朕非拒谏饰非之主，为可与言之君。
既然话说到这样一步，那就起用老洪吧，不！谕旨令释回原籍，还要人严加管束，不许出境。据说在第二天，颙琰特地将洪亮吉原疏递给朱珪，见御笔题有“座右良箴”四字。朱珪顿首泣下，说是早就想劝皇上这么做，憋在心里，不敢说，真是辜负皇上啊。
四、一位“任性”的渭南前辈
与洪亮吉的受审遣发同时略晚，为清理漕运浮收之弊，新任漕运总督蒋兆奎也开始与嘉庆帝顶牛。作为一位老臣，他不会像洪亮吉那样出语轻狂、以无根之词激怒皇上，却更为坚定坚硬，“哓哓置辩”，“执拗任性”，宁可辞职也寸步不让。蒋兆奎为陕西渭南人，与早两届成进士的王杰，还有晚辈王鼎为同乡，性格中都有几分执拗，有点认死理儿，其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乎？
若说他们的主要共同点，在于清正廉洁，做事认真。蒋兆奎的早年经历与王杰相似，也是久试不售，也曾以贡生考选教谕，唯王杰未赴任，去做了大员的幕友，兆奎倒是老老实实到甘肃张掖县当了四年教谕。有意思的是，其在乾隆三十年中举，次年连捷进士，名列二甲，居然仍是去做教谕，三年后才被保举为知县。为什么？大约应归于性格倔强、不擅沟通、不会讨巧。
任何时代都需要认真踏实的官员，蒋兆奎由知县而知州、同知、知府，每一步都有些缓慢，也都很扎实。乾隆五十六年，已是布政使蒋兆奎奉旨整顿河东盐务，以积弊丛杂、商力疲乏，倡议将盐课改归地丁，很快收到“商民两便”的成效。乾隆帝颁谕嘉奖，“加恩赏戴花翎”，擢山西巡抚。嘉庆二年十一月，兆奎年已七十，以病恳请休致，得旨准其就近回乡调理。上皇崩逝，蒋兆奎闻讯奔赴京师祭拜哭临。嘉庆帝对他素有好感，见其精神健旺，即命接任漕运总督，兆奎固辞，不许。当时漕弊深重，颙琰决心整顿，将82岁的漕督梁肯堂召回，希望他能有一番振刷。
蒋兆奎抵任后，立即全身心投入漕务，奏报各省漕粮过淮帮数，对军机处字寄有关漕务的意见发表看法，御批“所议甚是，次第整理，自臻至当”，要他“加意爱养心力，为国宣猷，不可过劳”。蒋兆奎不顾年迈体衰，常常亲自登船检验，亲自随船帮押运，查出漕粮多有掺杂潮湿或未经干透的嫩米，以致出现霉变，亲加审讯，奏参玩忽职守的官员，也亲身体验了漕运关卡之多，悉知运粮旗丁之艰窘。五月间，兆奎奏报江西三艘粮船过黄河时遭遇风浪沉没，三名旗丁溺亡，3200石米漂失，应说是极端的例子；而沿途各项陋规，敲诈勒索，则是常态。经闸过坝，投文走部，委员旧规，仓官常例，处处都需要银子打发。皇上也久闻其弊，晓谕所有与漕运相关的督抚，必须严禁各项苛索，清除浮收与陋规，措辞严厉。蒋兆奎表示赞同，但提出旗丁用费短缺，建议每石划出一斗，补贴旗丁，并明确载入章程。文如其人，兆奎的奏折直截了当，开篇便说：“办理漕运，要在恤丁，丁等之苦，难以尽言。”与外间通常所说的运丁苛索顽嚣大为不同，却是蒋兆奎深入漕帮了解到的实情。他写了催船经过清江、惠济二闸的例子，每只船过一个闸便要花费四五千文，这样的闸坝甚多。加以沿途雇觅纤夫，遇浅起剥，盐菜柴煤，篷桅铺舱的维修，“所费实多，应得之项委不敷用”。嘉庆帝也觉其中多是实情，命大学士会同户部集议奏闻。
时任满汉户部尚书为布彦达赉和朱珪，朱珪用事，对兆奎之议颇为踌躇，反复掂量，几乎夜不能寐，最后还是指出其议最大的弊端，在于违反祖宗定下的“永不加赋”原则，且不一定能解决问题。朱珪久历地方，深知州县之弊，认为欲减反增，徒然加重百姓负担。嘉庆帝接受了户部的意见，于八月二十八日传谕，驳斥兆奎，曰：“州县征收漕米，不许颗粒加增，例禁甚明。近因各省多有浮加之弊，节经降旨严查整饬，犹恐地方官阳奉阴违。今蒋兆奎以旗丁用度不资，辄请明立章程，每石加增一斗，以资津贴，是使不肖官吏，益得有所借口。且名为加收一斗，其所征必不止于此数，恐浮收积弊，仍不能除。而此新增一斗之粮，着为定额，与加赋何异。其事断不可行！”对于兆奎所说旗丁疲乏，认为也是实在情形，要求有漕各督抚确查妥议，“设法调剂，量为津贴”。
当时两江总督为费淳，江苏巡抚为岳起，皆有廉能之名，嘉庆帝希望他们与蒋兆奎合力整顿漕务，祛除陋规和浮收。岳起刚由山东布政使升任，清介自矢，上疏论漕运之弊，直指旗丁的挟制需索，也多少有点迎合之意。岳起与蒋兆奎所奏各执一端，亦都有情况不甚明了、过多听信属下的因素。费淳为人宽和持正，明知皇上不同意兆奎的提议，还是建言在上下江加征银米，以补贴旗丁用项之不足。户部议驳，嘉庆帝批曰：“今费淳所奏，与蒋兆奎前奏名虽异而实则同。若如所请，是所云不准浮收者，仍属有名无实。”对费淳不与江苏、安徽两省巡抚会商，更是明确予以批评，也捎带批了岳起几句。
蒋兆奎执意认为整顿漕务，尽革宿弊，必须同时解决旗丁用费不敷问题。十月间，他与闽浙总督书麟经过多次信函协商，合衔请求暂缓浙帮军丁积欠，称“近年以来生齿益繁，百物昂贵，空重漕船一切费用无不较前加增，丁力仍形疲惫，办运维艰”。十一月，兆奎奏请朝廷派员接替自己，再说“丁力疲乏，造运两难”，说恩旨虽要有漕各督抚“设法调剂”，“无如调剂者有名无实”。十二月，在受到申饬，要他将漕运费用明白回奏后，蒋兆奎再次上奏：
旗丁所得之项皆定自数十年百余年之前，现在生齿日繁，诸物昂贵，数倍于前。以数十年百余年之价买现在之物，断不敷用，此大势皆然也。
同一日拜发的另一份奏折中，兆奎再次提出辞职，“臣自问才具实不能将漕运妥为经理，不胜漕督之任，恳祈皇上另简贤员，将臣更换”。自来都是皇帝革臣下的职，像这种反复请辞者实属少有，使嘉庆帝极为恼火。
兆奎反复上奏，核心都是关乎“恤丁”，即改善押运兵夫的生存状态，而恤丁则是为了妥办漕运。长期以来，很多人都见出漕政之弊，见出浮收和陋规盛行，甚至以旗丁需索为漕运大害，亟欲革除净尽。蒋兆奎作为漕督，经过查访体察，认为应从恤丁着手，重建漕运队伍，无疑是实事求是、极具远见的。若是别人，见皇上不悦，也就适可而止，兆奎则反复陈奏，坚持解释，被斥为“执拗成性”，仍不改变。他自称不胜漕督之任，显然有些负气使性，一则为引起朝廷注意，一则也的确做好了挂冠回乡的准备，颇有古大臣之风。
嘉庆帝本来是欣赏倚信蒋兆奎的，对其“执拗”亦始料不及。君臣二人开始隔空论辩，你来我往。皇上说“划出一斗”等同加赋，兆奎指出漕截、漕增早成加赋之实；兆奎称旗丁困乏已久，单凭调剂还不够，“譬如医病，然病势颇重而药力甚微”，朱批曰“加赋之病大，旗丁疲乏之病小，朕先医其大者”。兆奎恪守做臣子的规矩，自不敢句句顶撞，不会像洪亮吉那样讥切圣躬，但不断解说，不断求去，终于促使嘉庆帝下决心将他撤换。十二月初九日，降旨以“执拗不回”、“频频渎奏”、“忿激求去，效明季挂冠之状”，将蒋兆奎撤职，命铁保接任漕督。谕旨还要求费淳和铁保调查兆奎居官情况，得知其确实清廉勤勉，回京后，很快让他担任工部右侍郎。颙琰对蒋兆奎的基本信任并未改变，仅仅过了两天，即将他改任山东巡抚。
兆奎的性情也不可能改变。五年四月，御前侍卫明安赴山东进香，回京后向皇上禀报拒收馈送等事，其中也有兆奎所赠500两。按说在当时也不是大事，奏复时认个错即可。可兆奎不，反而揭出去年明安即收受馈银，并再次上疏求退。这一次真把皇上惹火了，发布长篇谕旨，曰：
……兹蒋兆奎遽因此事忿激求去，试思如此孰拗任性，岂人臣事君之理乎？朕不过降旨申饬，尚未将伊交部严议，而伊即抗章引退。岂内外大臣，有善必旌，有过即不应加之谴谪乎？若臣工等皆似此相率效尤，宁不成明季挂冠恶习！此风断不可长。蒋兆奎在朕前尚敢如此，其接见属员，办理公务，必更有偏执已见、不恤人言之处，安能饬吏治而得民心。即将蒋兆奎革职治罪，亦所应得。究念其廉名素著，量予薄惩。蒋兆奎着革退巡抚，拔去花翎，加恩降为三品卿衔，即予休致……即由山东起程回籍，不必进京谢恩。伊即来京，朕亦不复召见。
皇上说了很多话，细述自己对兆奎之信任宽仁，以及他的违拗固执，辜负圣恩。蒋兆奎上了一道谢恩折，便回了渭南老家。有一个叫周栻的御史，弹章中说虽然有钦命直接回乡，兆奎理应匍匐宫门，磕头请罪，竟敢径自归陕，必须加以惩处。吹求过甚，反遭皇上斥责。
第三节 留级的庶吉士
清代文武大员，除少数王大臣之外，大多出于几个不同的系统：高级武官多出自皇家侍卫，地方大员不少曾是军机章京，翰林（包括翰林院及所属国史馆、教习庶常馆、方略馆，也包括詹事府和国子监等）也是一个系统，一个人才济济的体系，更多大吏出于翰林。
让嘉庆帝大光其火的“私书”事件，主动惹祸的洪亮吉是翰林院编修，其拜托代呈的朱珪、刘权之亦翰林旧人。如果说内阁和军机处是清朝政治的大舞台，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翰林院则是永远的台后化装等候之所。颙琰继承父皇衣钵，特重翰林，经过这次风波后更加关注。八年六月，钦命老师朱珪以协办大学士兼翰林院掌院学士。
一、半步修行
白莲教席卷西南数省的几年，王鼎大多数时间待在家乡蒲城，为母亲服丧守墓。蒲城在历史上迭经丧乱，三省白莲教大起事，陕西亦重灾区，然多在陕南一带，未及于他的家乡。待王鼎守制期满回京，已是嘉庆五年夏月，丙辰科的同学已经散馆，下一科己未庶吉士也已入馆一年多。他只有作为一名留级生，插入己未科庶常读书。
明代黄佐《翰林记》，称庶吉士为“半步修行”，意谓距功成名就只差半步，孰知这小小半步，想要跨过也大不易。在大清帝王眼中，翰林院及所属三馆，为国家“储才”之地，而人才多来自科举正途，来自庶常馆的锻造和提升，是以管理上要求很严。半步修行也是修行，但凡修行，都是要吃些苦头的。
学习清书就是一种苦役。
入馆之时，王鼎被分配学习清书，体现了一种重视，一旦学得好，必也对日后仕途发展有利。但新学一门语言，实非易事；散馆后派不上用场，很快也会荒疏。雍正帝就曾发现过这一问题，谕令减少学清文的人数。至乾隆十六年，这种学和用的矛盾更加突出，弘历为此专发上谕：
朕思边省之人选馆本少，声律亦素所未娴，既习国书，自必专意殚精，惟清文是务。非天分优而学业勤者，不能兼顾，汉文益致日就荒落。散馆时或以清书优等授职，而留馆后遇通行考试，往往绌于诗赋，列入下等，改令别用。究其所肄清文，自散馆一试外，别无职分应用之处。
分析至为透彻。这里说的是庶常馆教学科目，实际上牵涉一个长期困扰清廷的话题，即如何保护本民族的语言文化。时满人入关已历百年，许多满族勋贵之裔日享太平，不光荒疏了弓马本领，连本族语言也不太使用了。官场如此，满族如此，研修清文的作用只剩下翻译文献，又怎么要求汉族进士有很高的热情？乾隆帝曾多次下旨强调清文之重，亦能客观对待这一趋势，针对庶常馆科目需求，大大压缩了学习清书的名额。
多年之后，林则徐也被“派习国书”，对学习清书的恐惧仍未散去，他在一封私信中表达了内心的压力：
本拟即行旋里，趋侍门墙，偏经派习国书，辞不获已。兹事另起炉灶，工既什佰，费更浩繁，习此者无不畏难，而则徐尤多棘手。日内即在都门就傅，粗尽数月工夫，秋后请假回南，只得于同乡前辈中借资讲习。以钝根人学新样技，其势定难见功，将来散馆一关，深堪惴惴！
对着曾经的恩公，林则徐说的是真心话。一向不服输的他，经过认真研修，刻苦练习，请假期间亦不放松，散馆时居然考在前列，也是一段佳话。
王鼎没有下则徐那样的功夫，似乎也没有林家的条件。丁忧结束后，回到庶常馆学习，他很快就提出改习汉书的请求。翰林院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清书庶吉士，初选时年齿合例，及散馆时或因告假、丁忧年齿已长者，例准改习汉书。”王鼎正是如此，三年丁忧之后，再回到庶常馆的他已然33岁了。当时掌院学士为彭元瑞，总教习为朱珪和礼部右侍郎文宁，给予批准。即便如此，距散馆考试还有不上一年时间，对于重新就读的王鼎，仍然显得紧促，这半步能否迈出去，尚且未知。
二、一桩风情故事
当时的在馆庶吉士大约七八十人，比起早期的30人规模，多了一倍还不止。这还不包括那些长期请假、不在馆内读书的人。
林子大了，也是什么鸟都有。洪亮吉奏本中说的“风俗日趋卑下，士大夫渐不顾廉耻”，所指主要是一众翰詹，以及庶常馆的庶吉士。学习的氛围渐渐不那么浓了，有钱的整天请客送礼，与小教习及提调打得火热，或大家一起嬉戏游玩；没钱的也有人耐不得寂寞，到处攀附达官贵人。贪腐滋蔓的时代，必也是一个士习浮躁的时代，静下心来认真读书是需要定力的，王鼎就是一个有大定力的人。
本年五月间，即王鼎返回京师之前，庶常馆出了状况：一位名叫赵继昌的庶吉士犯了事，案子直接到了皇上那里，批谕重办。赵继昌，正红旗汉军人，乾隆五十二年进士，改庶吉士。不知其用了何种理由，总之是一直请假在老家，没有经过散馆考试。据说该兄文理不通，考中进士后，外间议论纷纷，但在家乡的屯子里，他可就成了一个人物，当地官府也要容让三分。邻居中一位赵姓人家，女儿年轻貌美，赵继昌便拉拢其父母，小恩小惠，相处热络，将此女子认作义女，慢慢地有了奸情。后此女嫁与一个叫袁凤瑞的为妻，两人仍私情不断，夫家渐有觉察，打骂争吵，闹得不可开交。赵继昌居然出面告官，说袁家借钱不还，还殴打自己干女儿，逼勒退婚。袁凤瑞无奈写下休书，干女儿兴兴头头回家，过了不久，便成了继昌的小妾。
这位告假庶吉士的确玩大了，吓住袁家，抱得美人归，早也把京城的学业丢在脑后，乐不思蜀。哪知舆论大哗，很快被人举报，因系庶吉士，交与刑部议罪。赵继昌在京中有些后台，刑部倒也留几分情面，说是此女婚前先与继昌通奸，其父母见钱眼开，比不得良家妇女；赵继昌是在此女被袁家退婚后，才娶以为妾，与强行霸占不同。只问了个“凶恶棍徒生事扰害良人”的罪名，拟充军。嘉庆帝认为赵继昌诬陷本分百姓，使计逼人离婚，实与强占无异。刑部拟发往烟瘴之地充军，还是太轻，着“定拟绞候”。谕旨还要求追究相关大臣的责任，正红旗管事大臣、及所在地参领佐领皆交部议处，对翰林院掌院学士、庶常馆教习，更是严词责斥：
但翰林院掌院及教习庶吉士各大臣，有稽察训课之责，于赵继昌告假期满，即当催令销假散馆。如看出文理荒谬，不能应试，即可据实参办。何得任其借假迁延，致倚恃职官声势，奸淫横肆？彼时该掌院、教习均有不合，着该部查取职名，一并议处。
翰林院掌院学士为那彦成，他和朱珪同为庶常馆教习，系皇上倚重的大臣，加上接任未久，自然不会被追究。谕旨所说的彼时，当指赵继昌作奸犯科之时，哈，那就时间长了，连和珅也包含在内，后来似乎不了了之。
三、是谁改了“改派”
六年四月，嘉庆帝为皇考守丧期满，正式册立皇贵妃钮钴禄氏为皇后。这是一个补办的仪式，隆重而简朴。一些在外地的大臣如姜晟、颜检等呈请来京恭贺，被拒绝并加申饬。颙琰传谕内阁，说已有旨令中外臣工停止庆贺表笺，岂有地方大员撇下公务来京之理？又说皇后同族在外做官者很多，如果都赶来祝贺，成了什么样子？
这个月的清廷，大事喜事还有一些，烦心事亦复不少。前线不断传来捷报，教首高三、马五、王廷诏皆心腹大患，先后被擒获，是喜事也。上届庶吉士要散馆，本科会试所取贡士要廷试，也算朝廷大事也。而两件烦心事，都与考试作弊相关：
先是考选试差，即考试选拔派往各地乡试的主考、副主考。因与试者绝多为翰詹科道官员，为保存翰林体面，例不加搜检，发生了宗人府主事吴孝显怀挟诗句之事，谕令交刑部审办。
另一件的性质更为恶劣，廷试时发现贡士左德修夹带，竟然是策论题的答案，经监试王大臣仪亲王永璇奏报，德修与刑部尚书张若渟是亲戚，若渟曾叮嘱他小心挟藏、防止被搜检等语。一个刑部尚书，竟然在抡才大典教人作弊，这还了得！颙琰即令将张若渟解职，与左德修一起，交军机大臣会同内大臣等严审。等到一审，始发现大有误差。张若渟说左德修为其侄孙婿，会试前确曾有过嘱咐，是告诫所有同乡亲友自爱，片纸只字不要带入科场。左德修供称自己被捉之后，后悔不该不听亲戚之言，问他亲戚是谁，说出为张若渟。又将当场搜检的两个侍卫叫来对质，也称左德修当时只是懊悔，并没有说张若渟要他小心挟藏的话。再让几位监试王爷参与，反复审讯，也是如此说。问题出在老十七永璘那儿，是他没有听清楚，就添油加醋告诉仪亲王永璇，永璇也不加核查，即匆匆奏报。看来这些个王爷也是闲得难受，总想弄出点儿事来。颙琰颇有些生气，命将永璇、永璘交宗人府议处，张若淳则官复原职。
王鼎参加了这一届庶常馆散馆考试。由于丁母忧归来的时间不长，没能系统在馆学习，他的成绩不太好，在所有72名参试者中，列于第55名，实在是一个较靠后的名次。四月二十二日，引见本期散馆人员，王鼎被划入“以部属用”一类。比之更差的是分配各地当知县，然知县是即加任用，马上赴任，多数很快就能担任实职；分入各部者，只能在主事一职上学习候用，还有不小的变数。
从考中进士至今，已经整整五年，王鼎得到这样的散馆结果，真是极其沮丧。好在第二天事情即出现变化，嘉庆帝传旨，凡是二甲进士者均加恩改授编修，吴其彦等11人柳暗花明，侥幸留在了翰林院，其中就有王鼎。
这次改派，本以为可能是大学士王杰为之说了好话，他的确很器重这位故人之后，仔细考索则不是。原拟分发各部的有35人，实际上各部已人满为患，谕旨也提到这一点：
因思各部额外候补主事为数较多，此次以部属用各员得缺需时，且现在满洲及边省翰林人数甚少，所有散馆二甲进士内以部属知县用之，吴其彦、张惠言……俱着加恩改授编修。
由是可知王鼎没走任何门路，作为内阁首辅的王杰并没有出面说话，只是他运气较好而已。
这次改授，对王鼎的仕途应说关系很大。以其品行和能力，即使在部属位置上，或也能脱颖而出，但与翰林院相比，被皇上发现的机会，可就少得太多了。
第四节 甲子重开玉堂宴
翰林院，包括詹事府、国子监等衙门的官员，被称为玉堂客。“欧阳始是玉堂客，批章草诏传星流”。亦称玉堂仙，“到处聚观香案吏，此邦宜著玉堂仙”。这是诗人的描绘，有艳羡向往，或也不乏善意的揶揄，现实生活中则要复杂得多。明朝嘉靖间曾因议礼之争扫荡翰林，玉堂为之一空。而清代所创“大考”，更是许多翰詹中人，包括一些饱学之士的精神梦魇。有意思的是：本书的主人公王鼎，对各种考试向来不惧。
一、初遇大考
嘉庆八年三月，又一次考试翰詹各官，距上届大考已历六个年头，是一次例行考试。清廷对官员考核甚严，且覆盖面很广，该年也是五年一届的“军政之年”，所有二品以下武官都要参加，钦派王大臣监临考阅，一班武大臣也要依次上场，表演骑射功夫。翰詹大考，却是只考中下级文官，给侍郎以上官员留了面子。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一些原在高位、现已降职的，也要参加考试，本届就有李潢、吴省兰、周兴岱、法式善等人。周兴岱曾在大考中名列四等，蹉跎数年，好不容易升至礼部侍郎，因上年典试江西出了差错，降为侍读学士，一听又要大考，魂飞天外，赶忙上疏，以年老多病乞休，被皇上一通严词责斥，勒令休致。
法式善也是不善应试，再次走了背字。本来他作为国子监祭酒，已不在考试之列，可因言事被贬为侍讲学士，还得重新来过，结果又考砸了，再降为右赞善。考列三等稍前的他还不算最惨的，很多人都被降职罚俸，四等的几位干脆被打家回府。此次翰詹大考，是颙琰亲政后的第一次，又当全面整顿之际，自是从严掌握。参试者或有擅考与不擅考之别，说到底主要还是一个学养问题。如吴省兰，大考曾在一等，被洪亮吉指为借了和珅的势，这次仍考为二等前列。
三月三日，翰詹大考在乾清宫举行。两日后公布结果，王鼎考列二等第二名，在参试的75人中名列第五，即被升授左赞善，“赏段二匹”。这是一个很靠前的名次。据王鼎本人所记：
今次大考，犹蒙天子特知，列入前茅，越次简用。
可证嘉庆帝亲自批阅了考卷，对王鼎应也留下较好的印象。
二、皇帝驾临翰林院
大清帝王，包括垂帘听政的太后，大多重视翰林，经筵、日讲，加上不时赐见召问，不时赏赐图书文物，待之远超过一般衙门。然临幸翰林院，与臣下诗酒唱和的，则只有弘历和颙琰父子。
乾隆八年，弘历传旨令专门拨出经费，对有些破敝的翰林院大事修葺，并颁赐《古今图书集成》等书。第二年以重修竣事，宣布要亲临赐宴，兼送两位掌院事的大学士进署。这是鄂尔泰和张廷玉的荣耀，也是整个翰林院以及所有翰林出身的官员之荣耀。钦命以唐朝宰相张说《东壁图书府》五律为题，御题二首，敕大学士以下众文臣各分一字赋诗。又考虑到也应给编修、检讨及庶吉士等显示才华的机会，命以柏梁体联诗。皇上先作前两句：“重开甲子文治昌，佐文赞治资贤良。”大学士以下每人一句，当日共有165人联句，由编检改科道者也得以参加，可谓一时之盛，成为一代文人的美好记忆。
转眼到了嘉庆八年，缠斗多年川陕的教乱基本平息，广东的天地会也被镇压下去，颙琰顿觉压力减轻。七月十五日中元节，接到“三省地方肃清”的捷报，在祭告父皇和大赏功臣之后，心情愉悦的嘉庆帝，第一道谕旨就是要在明年亲临翰林院：
翰林院为儒臣文薮，图书清祕，规制綦崇。乾隆甲子年皇考高宗纯皇帝曾经临幸，赐宴赓吟，允为艺林盛轨。明岁又届甲子，朕当踵行斯典，诹吉亲临，用光文治。
底定多年动乱，似乎武功已成，盛世修文，颙琰真是处处效仿老爹。甲子，又称六十甲子，是天干地支之首。乾隆帝选在甲子年临幸翰林院，取意甚美。嘉庆帝大概已想了很久，只因战事未解，憋在心底，兹一闻捷报，即加谕告。
这可是翰林院的一件天大喜讯。皇帝要来，官署馆舍自是整修一新，各种赏赐自是每人有份，更重要的是必将大大提升翰林院的地位，也带给普通编检被皇上发现的机遇。
嘉庆九年，又是一届干支纪年的大循环，甲子重光。嘉庆帝思虑周详，不独在临幸的前一天颁赐了大批图书，还专为御书两块匾额，曰“天禄储才”，曰“清华励品”，令悬挂在大门和正堂。二月初三日，颙琰龙袍衮服，仪仗全设，乘舆出宫，午门鸣钟，王公大臣列队跪送，驾出长安左门，则是另一拨王公大臣暨翰林出身的大臣官员朝服跪迎。车驾至翰林院，前引大臣和礼部官员躬身碎步，引领直至穿堂降舆。门廊前早已盛设大乐，中和韶乐、中和清乐、丹陛大乐分部排列，次第奏响，好一派皇家气象。
第一项自然是先到至圣先师祠行礼，通例为二跪六拜，嘉庆帝坚持要三跪九拜，克尽虔敬，陪同大臣个个感动得眼泪汪汪。然后稍事休息，大开宴席。后堂正中为宝座，原是预备皇上临幸所用，自乾隆帝之后，空设了整整60年，现今又派上用场。一场盛宴即以此为中心摆开，皇帝的御宴桌设于宝座前，两侧设王大臣桌席，门外阶下是各官桌席。王鼎时为詹事府左赞善，大约只能到中门以外就座了。这样的宴席主要在其场面，在于仪式性和荣誉感，又是进爵大臣，又是掌仪司官，还有一班提壶奉酒的御前侍卫，每一道茶和酒，衮衮诸公都要起身磕头，跪接跪饮，谁要出了差错，那可就对不起了。若干年后一次乾清宫宴会，辅国公绵慜迟到，定亲王之子奕绍推了他一把，碰掉桌上碗筷，皇十七弟永璘看不惯这个孙辈的张狂，向内奏事太监举报，反被罚俸。扯远了，笔者的意思是，参加大宴以不出差错为原则，想要大吃大喝，想要吃饱肚子，那就是脑子进水了。
皇上临幸翰林院，岂能无诗？兹也照搬乾隆帝当年命题，照例先作“东”字韵二首，并作柏梁体首句，颁示臣下奉和。殊无新意，却也不容出什么差错。《日下旧闻考》卷六四收录了乾隆九年的联句，没有收嘉庆帝亲临的新编，当是佳句不多、意思不大。值得一提的是：在此之前，朱珪、英和两位翰林掌院，奏请将敬一亭两旁两块明嘉靖石碑上的文字磨去，另外刻上乾隆九年临幸翰林院谕旨、及此次临幸之旨。嘉庆帝降谕禁止，提出对历史文物应加以保护，若磨掉前朝碑文，“亦不足以昭盛美”。光是这份清醒，即为难得，也让不无拍马之嫌的朱珪与英和难为情。
三、穷翰林
圣天子驾临时的翰林院，真是万众歆羡，皇上的两首五言律诗，更提升了这种集体荣誉感，兹引其第一首：
翰苑储才薮，辉腾魏阙东。溯源探学海，继志正文风。
日启仲春首，年占甲子同。立身勖修业，献赋漫程功。
暖挹林暾煦，光分楼雪融。书帷夙执礼，辅相弼予躬。
诗中写到两个人，一个是皇考乾隆帝，一个便是老师朱珪。他在诗后小注中说：“协办大学士、掌院学士朱石君先生，予在潜邸，曾执经授业，日聆教诲，今职居台鼎，益资启沃，匡予不逮。”敬爱之情，溢于言表。不到一年，嘉庆帝就去掉朱珪头衔中“协办”二字，将老师晋为体仁阁大学士。
朱珪能够如此得皇上敬重，自与特殊际遇有关，普通翰林官则只有羡慕的份儿。天子法驾匆匆来去，翰林院又恢复往日之平静。王鼎所在的詹事府在御河对岸，大家赶来参与盛会，完事再经北御河桥回去。詹事府，明初主要为辅导太子而设，后渐成翰林官员迁转之阶，清代自雍正后秘密建储，该府职能更失去独立性，嘉庆二年一度划归翰林院，当是太上皇的意思，过了三年又恢复其旧。
翰詹系统的官员，品阶皆低。王鼎原为翰林院编修，正七品，大考后晋左赞善，从六品。若是散馆时分派各部，很快就是正六品的主事，官俸既高，平日里与地方打交道，油水也多。在詹事府可就有些惨了，六七品小官，年俸在60—45两，即使双俸，亦不过百十两光景，比庶吉士也多不了什么。而且翰林院中不少人升迁极缓，以王鼎当年乡试两位座师为例：罗修源为乾隆四十年进士，终身翰林，官不过少詹事；施杓显然活跃一些，曾以国子监司业提调《国朝宫史续编》，全书编成后，有些逞能显摆，想把一些人列名议叙，便整出一桩舞弊案，落得个革职，“杖一百，徒三年”。此时已是嘉庆十二年春，作为门生的王鼎显然不大拉扯这类关系网，以侍读与修《清高宗实录》，倒是得到议叙。
王鼎曾追忆留任编修时的清苦，以“穷饿日益甚”一语总括之，令人酸鼻。堂堂翰林院编修，连肚子也吃不饱，这是怎样的一种感觉？就在这种境况下，王鼎益发刻苦用功，并不以已留院就职稍作懈怠。散馆时考得不太好，以致几乎被分派到部属，使他倍感耻辱，暗暗准备，要在两年后的大考证明自己。王鼎没有留下个人的文集，幸好有几封写给弟弟的书信，记下了这段心路历程：
读书无他，程子言“收放心第一要事”。何为“收放心”？只不肯将世人第一流人让他人做去，他事目不暇及。此努力自有吃紧处，总之道理明，斯人品立。
其与小弟探讨学问，真是言传身教，平易恳切，也充分展现了志向胸襟：正处于穷饿之中的王鼎，目标极为专一，就是要做世上第一流人。这里的第一流人，指的是道德文章。在这封家信中，有“寄来菜银徽墨已悉”数字，是知他也会收到老家的接济。而他也时时不忘母亲临终前的叮嘱，惦念着弟弟，专为他订做皮衣、京靴和暖帽，“以为接亲之用”，又再三要他“爱惜穿用，盖此物做来不易”。
陆续晋升为左赞善、侍读之后，王鼎的俸禄略高一点，然相应的花销也会增加。在京做官，自不能缺少应酬，比如代步的车马、见客的衣服，关乎基本的官场体面，还是要置办的。王鼎曾咬牙购买过骡车，可居然不久即失盗，真是沮丧至极，也只能向自家小弟诉说：
兄自去岁病后，精神总觉单弱不振。京中拮据难堪，本月初二又将车骡被人盗去，至今无踪。若另买一牲口，总得七八十金，大非易事。且京况太苦，养车费力，不如其无。现在兄出入拜客总是步行，上馆上衙门则雇一小驴车而已。
呵呵，瞧这翰林清贵，怎一个“穷”字了得。如他一般，甚至比他还要贫寒者，当不乏其人。
- 《清仁宗实录》卷三七，嘉庆四年正月壬戌。
- 《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四册，嘉庆四年二月初五日。
- 《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一册，嘉庆元年十月初七日。
- 《清仁宗实录》卷三七，嘉庆四年正月壬戌。
- 乾隆帝谕旨，见于《国朝耆献类征》卷三一，保宁。
- 《国史列传》卷一九，庆桂。
-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一二。
- 阮元：《神道碑》。见于《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二九，朱珪。
- 《清史稿校注》卷三四七，朱珪传。
- 《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三七，谏臣五·谷际岐。
- 《清仁宗实录》卷五〇，嘉庆四年八月癸卯。
- 皆出自嘉庆帝圣谕，《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八八，疆臣四十·福宁。
- 《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四册，嘉庆四年十二月初一日。
- 《清仁宗实录》卷五六，嘉庆四年十二月己未。
- 《清仁宗实录》卷三七，嘉庆四年正月甲子。
- 《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四册，嘉庆四年三月初六日。
- 《清仁宗实录》卷四三，嘉庆四年四月丁未。
- 《清仁宗实录》卷四二，嘉庆四年四月乙未。
- 《清史编年》第七卷，158页。
- 《清仁宗实录》卷四六，嘉庆四年六月丁酉。
- 录副奏折：朱珪，奏为洪亮吉投书事未及时参奏自请交部议处事，嘉庆四年八月二十六日。
- 录副奏折：刘权之，奏为办事迟延自请交部议处事，嘉庆四年八月二十六日。
- 洪亮吉：《卷施阁集》甲集卷一〇，乞假将归留别成亲王极言时政疏。
- 洪亮吉：《伊犁日记》。
- 《清史编年》卷七，第176页。
- 《清仁宗实录》卷五〇，嘉庆四年八月癸丑。
- 《清仁宗实录》卷六五，嘉庆五年闰四月乙卯。
- 嘉庆帝评语，见于《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一八七，疆臣三十九·蒋兆奎。
- 朱批奏折：蒋兆奎，奏复查访漕务事，嘉庆四年三月十六日。
- 朱批奏折：蒋兆奎，奏报接篆任事日期并报沿途地方情形事，嘉庆四年三月十六日。
- 朱批奏折：蒋兆奎，奏参玩忽漕务之官员事，嘉庆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 录副奏折：蒋兆奎，奏请令办漕各省划出津贴米粮拨补旗丁事，嘉庆四年八月十五日。
- 《清仁宗实录》卷五〇，嘉庆四年八月甲寅。
- 《清仁宗实录》卷五三，嘉庆四年十月庚戌。
- 录副奏折：书麟、蒋兆奎，奏请将各帮积欠借项等分限缴还事，嘉庆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 录副奏折：蒋兆奎，奏请简员接办漕运事，嘉庆四年十一月十七日。
- 录副奏折：蒋兆奎，奏为复奏旗丁拮据情形事，嘉庆四年十二月初一日。
- 录副奏折：蒋兆奎，奏为不能胜任另简贤员更换事，嘉庆四年十二月初一日。
- 录副奏折：蒋兆奎，奏为缕析续奏运费不敷及求退事，嘉庆四年十二月初六日。
- 《清仁宗实录》卷五六，嘉庆四年十二月初九日。
- 《清仁宗实录》卷六五，嘉庆五年闰四月己未。
- 《清会典事例》卷一〇五二，翰林院九·职掌。
-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致张师诚。
- 《清会典事例》卷一〇五四，翰林院九·职掌。
- 《清仁宗实录》卷六八，嘉庆五年五月丙午。
- 《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六册，嘉庆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 ［宋］梅尧臣：《寄维扬许待制》。
- ［宋］苏轼：《舟行至清远县见顾秀才极谈惠州风物之美》。
- 《王鼎家书》第108—109页。
- 《日下旧闻考》卷六四，官署，第1060页。
- 《清仁宗实录》卷一一六，嘉庆八年七月丁未。
- 《清会典事例》卷一〇四七，翰林院四·典礼。
- 颙琰：《御制诗二集》卷二，嘉庆九年二月三日幸翰林院赐宴仍以张说“东壁图书府”五律字为韵赋“东”字音字二首敬依皇考原韵敕诸臣各分一字赋诗，《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60册，第110页。
- 《王鼎家书》第107—109页。
- 《王鼎书信》第121—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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