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大臣：王鼎与嘉道两朝政治 - 第四章　学政也是大政

庶常馆散馆后，王鼎最终还是留在翰林院，开始了漫长的宦程跋涉。将之称为跋涉，是因为对于像他这样家世清贫、又不爱攀附钻营的人，在官场每进一步，都会付出更多的艰辛，经受更大的挫磨。翰林院的工作是清苦的，也是充满希望的，毕竟此间为皇家智库，备文学侍从，咫尺天颜，被发现的机会比其他地方多了许多。如此又过了11年有余，嘉庆十七年十二月，王鼎被任命为提督江西学政。这是很重要的一步。绝多翰林出身的大臣，都是先经过学政一职，再一步步走上高位的。

十余年间，嘉庆帝也由锐意整顿到渐感无力，一次接着一次叛乱，一个接着一个大案，不能不使之心力交瘁。内阁和枢垣的大臣虽称尽心国事，似也难以为皇上分忧。颙琰在群臣中努力寻找，寻找未来的治国之才，偶然中发现了王鼎。

第一节　纷纷离去的老臣

明清时期不设宰相，国家治理直接由皇帝决策，而皇帝则要依靠大臣。在选人用人上，乾隆帝应是一个卓有见地的明君，除却和珅及个别庸员，他为儿子留下了一批优秀的文武大臣。以继志守成为宗旨的颙琰，在很长时间内，所用重臣，皆是前朝所遗留，他们也是诚心辅佐，不遗余力。然岁华无情，十余年间，一班廉洁持正、政务练达的老臣，先后离去。

一、“清风两袖归韩城”

和珅倒台后，嘉庆帝立即调整了内阁：苏凌阿被勒令休致，王杰继任内阁首辅，刘墉保留，保宁由协办升为武英殿大学士，董诰服阙再入阁；新增加的有刑部尚书庆桂，先做了两个月的协办，即为文渊阁大学士，吏部尚书书麟成为协办大学士。

这是颙琰亲政后的第一届内阁。阁僚们的经历大相悬殊，共同特点是资历深、声誉好、清廉勤勉，不管是原阁老如王杰、刘墉、董诰，还是新入阁的保宁、庆桂、书麟，都一向瞧不上当年和珅的骄狂贪婪。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年老，老年政治是乾隆晚期的特点，然那时的内阁成员中，如和珅、福康安，都还比较年轻。

王杰辅佐嘉庆帝，堪称尽心尽力。汉大臣中，如果说朱珪与颙琰有过一番师生际遇、情感特别深笃，则王杰纯然是靠节操德行，赢得皇上的敬重倚信。受命审讯和珅，虽有几位亲王出场，因都与和珅有过许多交往，主审非王杰担纲，不足以压得住场面。至于定罪后如何惩治，刘墉、董诰、朱珪等曾为之说情，只有王杰的态度始终如一，坚定决绝。

自从设立军机处，朝廷军政大事主要由枢垣运作，不兼任军机大臣的大学士，要么远在边镇（如前朝的福康安、孙士毅，此时的保宁），要么就是年迈病弱，承受不了熬夜当直的辛苦。本届内阁的王杰、刘墉也属于后者，职责上带有较多荣誉色彩，如主持乡试会试、充当廷试读卷官、任前朝实录和会典馆总裁官等等。这些老臣虽已衰迈，却仍能保持着一贯的恭谨勤勉。七年五月的端午节，发生了一次“膳牌”事件，就是很好的证明。

所谓“膳牌”，即臣工向皇帝递呈的衔名牌，以薄木片制成寸宽尺许之长条，刷上白油粉，书写职务姓名，顶端一段涂以红绿二色，以示区别。宗室王公用红头牌，其他文武大臣用绿头牌，均在皇帝用膳时递到，故称膳牌。这天一些大臣递上膳牌，当也等候了一阵，见皇上久未召见，以为没什么事了，便尔自行回家。嘉庆帝宣召时，多数已不见人影，勃然大怒，严命交部议处。而王杰、刘墉、纪昀等资深大员，都在直房规规矩矩地坐等，形成一种对比。

对于清查亏空，众官皆有畏难情绪，皇帝也是犹犹豫豫，王杰则持积极整顿的姿态，有所推动，但见阻力巨大，便起归乡之思。七年七月，见王杰多次恳辞，嘉庆帝专发谕旨，再行慰留，对他大加奖赞，写得情真意切：

大学士王杰，自乾隆辛巳年以廷对第一通籍，供职词垣，入直南书房，洊升卿贰。皇考高宗纯皇帝知其持躬清介、植品端方、可资倚任，是以乡会试抡才大典及各省视学，叠次简畀持衡，未经协办大学士，即擢任纶扉。赞襄枢务，老成更事，敭历多年，平定台湾、廓尔喀大功告成，曾图形紫光阁，赐赞褒嘉。复命充上书房总师傅，朕在藩邸时曾资启沃。自亲政以来，常时召对，恩礼有加，见其年近八旬，精神尚未衰减，眷畀方殷。兹以夏间屡婴疾病，具折乞休。朕念老成宿望，未肯令其骤离左右，当经召见，再四慰留。王杰以年衰气弱，深恐恋职误公，坚词求退，情意恳诚。在王杰并非家有田园，思耽林泉之乐，而朕眷怀耆旧，缱绻弥深，岂忍恝然遽令归去！王杰着不必开大学士缺，毋庸票阅内阁本章，其各馆所纂书籍亦毋庸阅看，以便安心颐养。如调理即可就痊，自应照旧供职。倘一时未能即愈，自揣精力难胜，再行陈奏，另降谕旨。

一位前朝老臣，做到这个份上，得到新帝如此敬重，应说是足够了！也见出颙琰宅心不乏仁厚，见出其爱憎分明。曾经甚嚣尘上、不可一世的和珅，九泉之下闻知此谕，真不知是何感想？

又过了十余日，禁不住王杰一再乞休，嘉庆帝终于批准他致仕，“赏给太子太傅衔，并令在籍食俸”。颙琰仍不愿这位老臣很快离开，命明年春暖花开时再定行期。八年闰二月，王杰得以告老还乡，颙琰赐以父皇“御前陈设玉鸠杖”，并“亲书御制诗章联句赐之”，有句曰：“直道一身立廊庙，清风两袖归韩城。”这是怎样的一种褒奖！至于钦命赐馔赐饯，赐人参，命驰驿所过地方20里内官员护行，皆出于皇上特恩。我们可看到直督颜检和陕西巡抚祖之望的奏折：颜检不独行文沿途州县遵照认真办理，自己也亲自迎送，还特别奏明“（王杰）沿途除例给马匹外，并不多用一匹，每日所用菜蔬食物俱系自备，亦不受地方官馈送”；祖之望则奏报王杰已于三月底回到原籍，因韩城距西安400多里，未能亲身去迎接，但专派家人前往韩城，协助安顿并致问候。

王杰退出内阁后，接任首辅的是刘墉。他比王杰还要大六岁，这种安排，显然体现了对老臣的尊敬。王杰飘然归乡，许多大臣都赋诗赠别，刘墉写的一首别有意味，描摹刻画亦称佳妙：

疏请归田臣步蹇，恩教策杖圣慈周。

羡公遐举清于鹤，愧我勤趋拙似鸠。

落落出尘心自逸，桓桓许国力还优。

春风一看农桑乐，称庆遄来赞大猷。

颔联以王杰与自己对比，遐举与勤趋，清与拙，鹤与鸠，堪称字词相对，不乏调侃自嘲，也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敬佩倾慕在焉。最后一句，似乎猜想到王杰此心难离魏阙，猜想到他还会再回来的。

刘墉一生清廉，学问淹博，然为人圆通，做事模棱，大事难事常以滑稽调侃处之，在朝中威望并不甚高。如此高龄，似乎也没有提出辞职。次辅保宁仍在伊犁将军任上，列于第三位的是庆桂，为首席军机大臣兼刑部尚书，管吏部，主事的自然非他莫属。首辅刘墉既不争权，也不多揽事，平居写写诗，时也遵旨奉和一两首，点缀升平而已，身在廊庙而得林泉之趣，大隐隐于朝，岂不快哉！

同为资深老臣，也是各有各的性情，各有各的活法。刘墉在京师潇洒廊庙，吟诗作赋；退居家乡的王杰则时时关注政事，与皇上折书往复。他关心川陕交界山林中的清剿，关心家乡的赈济，为此提出建议和表达感谢，也对主持礼部时借支养廉银反省自责。嘉庆帝显然很怀念这位清正大臣，不断赐赠各种礼物，时也在朱批中对他吐露真情。如王杰建议三省教乱已平不必再称“用兵”，以安定民心，嘉庆帝很赞同，批曰：

所论甚是。留兵不过防余孽，以期肃净，原无用兵之处。现今已报全完，只搜捕一二遗孽耳。今冬八旬双庆，已令方维甸送庆寿诗额等件往韩城矣。惟愿益绵福履，享期颐之大年，是朕之至愿也。

日理万机的庞大帝国之君，能将一个致仕老臣（包括其妻子）的生日谨记在心，怎不让王杰感动！当年九月，王杰及妻子的八十大寿前夕，新任陕西巡抚方维甸奉旨到韩城祝寿，送上“特制诗章扁联”及各色礼品。王杰感激莫名，心潮澎湃，忽然决定要进京见一次皇上，而且说走就走，先拜发一道谢恩折，说已乘车来京，想来见皇上一面（知王杰者，诚老友刘墉也）。颙琰闻知欣喜，特别关照他途中缓程行进，并特许乘坐肩舆直到隆宗门，再扶杖入养心殿，以备召对。

就在王杰抵京之后，刘墉于腊月二十五日辞世，享年85岁，嘉庆帝派弟弟永璘带领10名侍卫前往祭奠，赠太子太保。半个月后，王杰也与世长辞。颙琰深为痛惜，发布长篇谕旨，曰：

……腊月初旬抵京，特令肩舆进朝、扶杖入对，察其精神尚健，赐诗志喜，并留俟春融后再行启程回籍。旬日以来，屡经召见，看其体气稍形疲软，叠经谕以在寓静摄。方冀春和增健，安愈言归，俾得颐养林泉，寿跻大耋，不料究以年高气弱不胜严寒凛冽，遽尔溘逝，闻之深为悼惜！着加恩晋赠太子太师，入祀贤良祠。

年前年后，两位资深大臣、内阁首辅接连辞世，颙琰对于王杰的悼惜缅怀之情，远远超过在他前面去世的刘墉。

这时的王鼎仅是詹事府右赞善，职位低微，不会在治丧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必然跟着忙前忙后，竭尽全力。对于这位祖父级乡贤的逝世，他应是深深悲痛的。王鼎没有文集保留下来，我们看不到他所记录的当时心情，但从他始终珍藏着王杰给祖父的信，可以见出一种永恒的敬重。

二、“一生不爱钱”的朱珪

嘉庆一朝，对颙琰影响最深的，是他的老师朱珪。

父皇驾崩之当日，颙琰即飞书老师朱珪，要他火速进京；而朱珪闻命即星夜奔赴京师，深恐颙琰有闪失，途中草疏驰奏。及君臣相见、执手泪眼，那份感情真是百味杂陈，出自至诚，也成为朝廷一段佳话。历史上皇帝与老师的故事不少，像这样真纯挚切、结境亦美好的，亦不太多。

朱珪少年苦读，与哥哥朱筠享誉京城，有“朱氏两神童”之称，18岁成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性喜文学，辞藻富丽雅驯。其时乾隆帝热衷于各类大型庆典，朱珪必以精心撰作进呈，大得赞赏，被称为“特达知”。特达知，是谓特殊知遇也。王褒《四子讲德论》：“夫特达而相知者，千载之一遇也；招贤而处友者，众士之常路也。”多年之后，王鼎亦被嘉庆帝称为“特达之知”，应是一种极高的评价，是臣下的一种殊荣。

在翰林院待了11年后，朱珪出任地方，历按察使、布政使，奉职勤恪，有廉洁宽厚之名，亦被个别人责以“迂滞”。乾隆帝堪称识人善用，以朱珪过于宽容，调回京师任翰林学士，而后又让他在上书房行走，教授皇十五子永琰功课。这时永琰已被密立为储君，让朱珪做师傅，体现了乾隆帝对其学问人品的极大肯定。自此，上书房出现了一对朝夕相随的师徒，师傅尽心讲授，学生如饥似渴，朱珪与永琰相处虽只有三年，却建立了很深的感情。课余游艺于诗赋书画，朱珪在永琰身上又看到少年时的自己，倾心指点，切磋琢磨，使之大有进境。朱珪再赴外任，两人仍是书问不断，互相牵挂。

乾隆五十四年冬，孙士毅保奏朱珪任四川总督，夸奖他操守好，办事好，小用则小效，大用则大效，给乾隆帝留下深刻印象，虽未派任川督，也擢为安徽巡抚。朱珪对方面之任有几分畏怯，以“才识不能开展”为辞，岂知皇上对他说，做巡抚“无所用才情”。话虽有些绝对，其中亦有大道理在焉。

六十年四月，朱珪升为左都御史，再四个月为兵部尚书，署两广总督，应是调回朝廷任职的信号。嘉庆元年，孙士毅卒于军中，乾隆帝有意以朱珪补内阁大学士之缺，因事搁浅。四年正月回朝后，朱珪却没有进入内阁，给他的职务安排是“直南书房，管户部三库，加太子少保”。这大约有一向低调的朱珪的意思，以其科举入仕，比刘墉、王杰都早，却能够甘为人下，也是难得。南书房密迩养心殿，向来为皇帝咨询大政的又一个中心，君臣二人时常密谈，光是那份感情上的亲近，即非他人所能及。

朱珪的经历，其在地方各任上的作为，证明了他的廉洁勤慎，证明了他是一个高尚善良的人，也证明了他在施政理念和管理模式上的双重缺失，的确是“才识不能开展”。加上他迷信仙佛，长期吃素，不愿杀生，很深地影响了颙琰，影响到嘉庆一朝的政治走向。其基本治国思路，应以奔赴京师途中之疏为代表：

亲政伊始，远听近瞻，默运乾纲，滂施涣号。阳刚之气，如日重光；恻怛之仁，无幽不浃。刻刻以上天之心为心、皇考之志为志，思修身严诚欺之介，于用人辨义利之防。君心正而四维张，朝廷清而九牧肃。身先节俭，崇奖清廉，万物昭苏，天信民顺，自然盗贼不足平而财用不足阜矣。

这段话有不同版本，但基本思想是一致的，即严诚欺、辨义利、崇奖清廉。此为臣下对皇上的建言，也不脱师傅对弟子的告诫口吻，颙琰照单全收，并贯彻到日后的施政中。

亲政之初，嘉庆帝的确是“滂施涣号”，立刻将和珅拿下，将福长安、苏凌阿等逐出内阁，并准备搞一次大清查大整顿。赐和珅自缢是在正月十八日，朱珪应已赶到京师，皇上令九卿大臣集议，必也征求了老师的意见。对如此处置和珅，朱珪似乎是不太赞同的。他未能化解颙琰对和珅蓄极积久的杀意，却扭转了一场大整肃。此举当有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减少了朝廷的震荡，并把精力迅速投向平定教乱；同时也失去了一个整顿朝纲的契机，上下疲玩仍旧，诸事迁延。当日乾隆帝曾多次批评“朱珪本系书生，尤好为此迂阔多活人积阴德之见，遇事从宽，所谓妇寺之仁”，“不脱书生习气”，而看重他的地方也在于此，即善良和纯正。可一旦将妇寺之仁用于理乱治纷，便不止是迂阔了。

朱珪学问渊富，胸无城府，学生及晚辈皆喜与他交流，也敢于说些真话，有时竟然直指其短，朱珪颇能涵容。洪亮吉上疏，文中多有对朱珪治国理念的批评。门生张惠言责备其尊崇佛道的人生态度，戏称老师为“邪教领袖”。朱珪很不高兴，责为忤逆，但也不加记恨。

朱珪心中有大悲悯在焉。当时的腐败已然蔓延到全社会，出台怎样的善政，降至州县，都有可能演变为扰民害民的恶法，都难以解决多年之积弊。支撑国家经济的“四大政”皆呈现各种乱象，而整治亦非易易可为。长芦盐政奏请提高盐价，广东藩司提请增加海滩地的赋税，均为驳回。由于他的说服引导，嘉庆帝多次斥责“言利”之臣，虽有该与不该，担心造成普通百姓的新负担，则是一致的。

清朝皇帝的血统里，或有一种嗜杀基因在焉，颙琰亦然：官员军事失机或稍涉贪腐，便可能要掉脑袋；谕旨虽多次严禁杀俘杀降，而一旦损兵折将，就会大动杀机，禁止招抚受降，命斩杀务尽。由于身边有一个朱珪，颙琰大体是以宽仁为主。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拿获所谓的总教首刘之协后，未追究所有掩护窝藏等牵涉之人。五年八月，嘉庆帝亲撰《邪教说》，“申明习教而奉公守法者不必查拿，其聚众犯法者方为惩办”。朱珪为写长跋，称扬皇帝之仁，为官兵的大肆杀戮辩解，同时也强调“白莲教与叛逆不同”，对确立“但治从逆，不治从教”的政策，起了极大作用。

七年八月，朱珪以户部尚书入阁，任协办大学士，再两年为体仁阁大学士，已是风烛残年，屡屡乞休而不许。颙琰还期待着为师傅庆贺八十大寿，而天不假年，十一年十二月初五日，朱珪病逝于家中。此前三天，他还写了一首五言诗：

天道神难测，民心惟一中。知人可安众，居所自持公。

好恶无偏党，江河日荡平。昊穹鉴信顺，三宝一精诚。

亦正亦玄，笔意平和空濛。颙琰将此诗看作师傅留下的遗疏，亲临祭奠，见老师宅第低矮、寝用简陋，多次失声痛哭。颙琰明白，深爱自己的老师，已是驾鹤而去了。

第二节　两广总督暴亡

清朝特重方面大员，“疆帅之重，几埒宰辅。选材特慎，部院莫拟”。在总督系列中，两广总督虽排名较后，以其管辖区域的特殊位置，越到后来越显得重要。乾隆以降，又成了一个不太吉祥的职位，海疆多事，既有内乱，又有外敌，总督如走马灯般：道光朝的邓廷桢、林则徐皆在此职务上跌倒；咸丰朝的叶名琛，那位以“不战不和不走”著称的大臣，居然被侵略者掳去，客死于他邦。此时的两广总督吉庆，为官不可谓不清谨，做事不可谓不勤勉，下场则尤其凄惨。

一、督抚之间

七年七月，广东博罗县发生一起越狱事件，一个在监绞刑犯居然解脱脚镣手铐，逃得不知去向。这可不是件小事。知县刘嘉颖派人追查不得，只好一通编造，朦胧上报，按察使和知府自知干系甚重，一起帮忙掩盖，仅将典史调任烟瘴之地。嘉庆帝不知如何得知消息，分别密谕总督吉庆和巡抚瑚图礼，令迅速密查具奏，两人尚蒙在鼓里，得旨后自也抓紧追查处理。

清代朝廷统驭地方，深知各地官场人事缠结，因循欺瞒，便采用一些特殊的信息管道，密折制度即其一也。嘉庆帝亲政，谕令各道员亦有密折奏事之权，再辅以各种其他手段，是以能较快掌握一些讯息。地方有事，要求总督和巡抚联衔会奏；常又密旨令分别奏闻，从中挑剔伏线。是以督抚之间，不出点状况也难。

清朝体制，在各地既设大区总督，又于各省设巡抚：“总督掌厘治军民，综制文武，察举官吏，修饬封疆”；“巡抚掌宣布德意，抚安齐民，修明政刑，兴革利弊，考核群吏，会总督以诏废置”。总督为从一品，与各部尚书同，常加兵部尚书衔，职务明确要高于巡抚；军政与民事皆由总督做主，“巡抚例受总督节制，浸至同城巡抚仅守虚名”。实际情况则往往复杂得多，吉庆与瑚图礼就是如此。至于曾会衔奏请公捐的广西巡抚谢启昆，与王杰同榜进士，朝考第一名，是一位大学者，年事已高，常驻之地又远，未见与总督有什么摩擦。

吉庆，出身宗室，俗称黄带子。清代皇族以血缘之亲疏，分为宗室和觉罗，以努尔哈赤之父塔克世的直系子孙为宗室，系金黄色腰带，故以“黄带子”代称；其他的远房皇族为觉罗，系红色腰带，俗呼“红带子”。吉庆以内阁中书擢侍读，转监察御史，再世袭佐领、散秩大臣，历副都统、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兵部侍郎、镶黄旗护军统领、户部侍郎。乾隆五十六年出为山东巡抚，奉旨密查多年前暴动滋事的王伦祖坟，焚骨扬灰，被视为能员。后因事革职留任，仍以办事妥当，调补浙江巡抚。在处理英国马戛尔尼使团经停事宜、修建海塘、打击海匪方面，吉庆都能精心料理，周密部署，深得上皇和皇上的信任，嘉庆元年六月授两广总督，六年四月授协办大学士。吉庆忠于职守，做事勤勉，操守廉洁，允为国家之重臣，只是心胸不宽，加上也没有经历过大的挫折，才会发生后来的悲剧。

瑚图礼比吉庆年轻不少，却已在政坛翻过一个不大不小的跟头。他是乾隆五十二年丁未科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检讨。未久遇上大考翰詹，瑚图礼名列满洲第一，由是大得皇上眷注，先在南书房行走，接着钦派顺天乡试副考官，升任内阁学士、礼部侍郎，不数年便是镶白旗副都统、文渊阁直阁事，文武兼任，俨然为官场猛人。六十年恩科那场风波，其作为会试副总裁官，也跟着窦光鼐栽了一把，由二品贬为四品，终是圣眷未衰，不久便选任山西学政。瑚图礼颇有才干，勇于任事，力除考场作弊之风，亲自带领员役逐一细搜，搞得鸡飞狗跳，也使风气为之一清，本人更博得能臣之名。五年二月，瑚图礼署任广东巡抚，以捐输事两次与吉庆联名上疏，皆受到皇上申饬，是以也知悉总督大人有点儿不得烟抽了。

吉庆与瑚图礼皆出身满洲正白旗，皆受先帝器重相处，同城为官，相处却不甚融洽。在吉庆，既为总督，又是内阁协办大学士，自然凡事专主，视巡抚如属吏；瑚图礼性情刚硬，从不甘居人下，交往间渐生不满，及见皇上对总督常加责难，想法便多。博罗县越狱事件，两人均疏请交部议处，结果是吉庆被宽免、瑚图礼革职留任，也让他心中深感不平。

二、“添弟会”与陈烂屐四

越狱事件还未了结，博罗又出了大事。添弟会的陈烂屐四聚集会众一万余人，公开竖起反对朝廷的大旗。这次造反已准备了一年多，会众打造兵械，购买火药，选择大山深处的罗溪营为据点，于当年八月初八日祭旗，大封元帅先锋，然后分兵四处攻打。

添弟会，即天地会之别名。各地官府多年来对天地会查禁极严，于是变化名称，称添弟会、哥老会等等，反对清廷的实质则未变。陈烂屐四年仅25岁，出身当地富家，父亲陈士庄还捐纳了按察司照磨一职，可知有些银两，也颇有名利之心。陈烂屐四性情豪放，经常资助贫民，大得令名，是以入会一年便被推选为总会首，会众遍布周围数县。据记载：他的哥哥名志熙，为监生，弟弟叫亚七，其本名应不会是怪怪的“烂屐四”。添弟会中多底层穷苦百姓，以此为名，大约是为了团结会中弟兄。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有了一点人马，烂屐四就急匆匆扯旗造反了。这个老兄头脑简单，倒有几分孝心，起事时给老爹弄了一身黄袍，南面一坐，称“老大王”，自己侧坐相陪，称“大王”，众会党轮班近前，跪拜欢呼，还真有点兴大事的样子。秘密会社往往有着家族性特征，似乎他的一家人，包括同族兄弟都参与其中，其弟亚七后来被称作“陈烂屐五”，便是证明。

博罗县属惠州府，距广州200余里，境内多山，以罗浮山最有名。陈烂屐四的大营设在羊屎山中的罗溪营，树栅结垒，加以四面环山，会众在险要处安设隘口，易守难攻。吉庆闻知事变，迅即带领标下官兵前往镇压，一面奏报皇上。从未经过大阵仗的他，或有鉴于白莲教之乱数年难平的教训，在奏章中将情况说得比较严重，又是办理军需、赶造鸟枪火药，又是分兵往邻近州县围堵，又是飞咨闽浙、江西防备。嘉庆帝接获奏报时正在行围中，一开始不知详情，也是神经紧绷，高度重视，谕曰：

必须趁其初起之时，立即扑灭，方不致蔓延为患。据称聚集山内，未经窜散，现调兵丁已有五千名，务须先将山口堵住，周围分布，奋力进攻，无难就地歼灭。倘稍有迟延，致匪徒乘间散出，不但焚掠村庄，易滋裹胁，且广东别属多有会匪，设闻风接应，关系非小。

对吉庆在调兵和军费方面的请求，也是一一照准。

岂知这一仗胜得相当容易。陈烂屐四的暴动准备并不充分，与其他地方的天地会也没有协同，会众四出攻打扰民，又激怒了附近乡绅，不独各结寨自卫，还组织乡勇前来支援官兵。待吉庆率大军赶到，四面围定，分东西两路攻剿，仅用半个月就扫清外围据点，直取博罗添弟会大营。九月初六日，清军攻克罗溪营，陈烂屐四慌忙从山后滚崖而下，逃往罗浮山。这时候的他已顾不得父母家人了，可怜一个个皆被擒获，吉庆在进剿苗变时便下得狠手，眼下亦是格杀勿论。

紧接着，吉庆与广东提督孙全谋统军由响水进逼罗浮山，在冲虚观一带再次击溃会众，一路斩杀，浴血夜战，会党伤亡惨重，不能抵敌。十九日，烂屐四由山道逃到增城，被早已埋伏围堵的兵丁抓住。一场动乱，很快就被扑灭，陈烂屐四经过严刑审讯，即在当地凌迟处死。这一仗，应说总督吉庆决策正确，进剿迅速，指挥得法，将士用命，扑灭也很及时。若在乾隆朝，必也大加封赏。

十月初五日，捷报驰奏，嘉庆帝顿觉轻松，虽然讲了一番“地方官失察之咎”、“外省积习”之类，对吉庆还是给了个“交部议叙”，提督孙全谋以下赏世职、花翎有差。至于在广州办理军需的瑚图礼，则什么也没有。这种奖赏，常与总督大人如何奏报有关，瑚图礼必也情绪郁闷、心中有数。

三、算不算“张皇”

吉庆应是一个比较诚实质朴的满大臣，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属下报告的情况缺少分析，往往一听便信以为真；二是得到情况后即行奏报，常是前后奏章矛盾不一，自己则全无察觉。添弟会起事，他就是这般作为，一次两次，终于将皇上惹火了。

十月二十一日，报捷之后仅半个月，吉庆又急切奏报，说是博罗匪徒曾鬼六勾结永安数千人抗拒官兵，自己已驰往剿办，提督孙全谋也带兵前往，恐怕兵力不敷，奏请调派2000江西兵前来会剿。吉庆奏折常叙事不清，这一次也是，既没有具体细节，也不说曾鬼六是否陈烂屐四的余党。颙琰阅后很生气，斥为“太觉张皇失措矣”。对他请调江西兵，尤觉荒唐：明明广州城就有1200满兵，却舍近求远，要调动千里之遥的江西兵；而江西兵向无矫健勇武之名，经半月二十天集结装备，待赶到广东，黄花菜都凉了。吉庆还请求选派副将以下10员军官，也被斥为“缓不济急”。没过多久，吉庆又报称永安会众大批投顺，皇上更认为自己的批评是对的。由于对吉庆的能力已失去信心，嘉庆帝密谕瑚图礼调查博罗事件的始末，以及吉庆办理此事经过。

机会来了！瑚图礼立刻密疏弹劾吉庆，指责其疲软昏聩，还罗列了一大串失误的证据。十一月初三日，谕旨以吉庆“办理博罗会匪一案，节次奏报，种种张皇冒昧、糊涂草率，不胜协赞纶扉之任”，革去协办大学士，暂留任两广总督，以观后效。

就在这一天，嘉庆帝派那彦成由江西驰赴广东，密查事件之经过。与之同时，宣谕吉庆奏章的各种自相矛盾处：

先于八月二十二日，吉庆奏到行抵该处，陆续拿获首伙四十余名、投出胁从者一百九十余名，分别办理，并称会匪等闻总督到彼，即纷纷解散投首，地方业已宁谧。二十九日奏到，折内忽称归善、博罗共有会匪一二万人，归善虽经安贴，耳博罗羊屎山内匪徒藏匿甚多。此二折所叙情形互异。改会匪等既经制有器械，纠众抢掠，何以一闻吉庆前抵归善，并不抗拒，即肯自行投首？情节已觉可疑。嗣后所奏各折，始则称东莞、增城、龙门等四处均有匪徒，既复添入河源、归善、石龙三处，皆须派兵防堵，而瑚图礼所奏东莞等六处并无会匪滋事，不过预为防范，吉庆纷纷派兵设卡，转令该处百姓惊疑，实属错误。及至攻克羊屎山罗溪营贼巢后，据称贼匪共有万余，擒斩者仅只三千余人，其余贼众并未声明窜往何处。而东莞等处贼匪作何办理，亦未提及，转称罗浮山中亦有匪徒滋扰，是否即系羊屎山内逸出之贼，始终未经叙明。迨攻克罗浮山，拿获首逆陈烂屐四后，突于十月二十一日奏到博罗匪徒曾鬼六勾结永安匪曾清浩、官粤珑等，于大钟岭地方拥出数千人，抗拒官兵。吉庆遂请调江西兵二千名，请简发副参等官十员，赴粤带兵。而二十七日奏到之折只称永安匪徒曾清浩等陆续纠伙共有数百人，忽多忽少，自相矛盾。本日奏到折内，又称曾清浩率领匪伙投出四千余人，此四千余人作何安置之处，并未奏及。官粤珑、赖东保两起尚有二三千人，合计贼数又复增多，且于曾鬼六一犯并未提及下落……

本来是分别急奏，现在则放在一起比照阅读；吉庆早忘了前面怎么说的，皇上却与他演练起算术。实际上战场瞬息万变，消息真真假假，纵有些出入亦所难免。天地会在两广福建根脉深厚，会众极多，毕竟吉庆进剿神速，且是亲自率军前往，不辞艰危，为何要这般吹求呢！后来地方上持续动乱，也证明吉庆对天地会潜在实力的担忧，并不全是张皇草率。

皇帝一旦有了恶劣印象，是很难改变的。该月二十三日，颙琰收到吉庆奏报“永安全境平宁”之折，仍是极度不满，怎么说都是错，定性为“先既失之滥杀，继又失之疏纵”，“既已失察于前，又复错谬于后”，将他解职，交与瑚图礼、那彦成会同审讯。

四、决意一死的总督

这份谕旨尚未寄发，吉庆已于三天前的十一月二十日，在广东巡抚衙门自杀身亡。嘉庆帝接到瑚图礼的奏报，极为震惊。同时又收到吉庆的奏折，恰恰写就于当日早晨，更让人生疑：岂有早上还能办事，不一会儿就要寻死的道理？且吉庆奏折附片，“称患病未敢具奏”，并有“恐瑚图礼作践，惟愿病不能痊”等话，更使嘉庆帝觉得疑窦丛生，传旨命那彦成查核奏报。

这是一次死意决绝的自杀。

吉庆本事不大，却不免满洲勋贵的生性高傲和自以为是。几次奏事被皇上责备，他就怀疑是瑚图礼使了坏，又见其奉旨查勘军营情形，更是“深疑瑚图礼有密行参奏之事”。辛勤王事，昼夜督军进剿，居然落得如此境遇，吉庆的心中悲愤，亦可想见。大约在回省城的路上，他就抱定必死的决心，而且要死在瑚图礼的官署。十一月初，永安会众渐就招抚，吉庆见地方平定，留下一些兵力监督保障，自己率军撤回广州。十九日到总督公署，属下官员已发现“其颜色憔悴，言语亦不明白”。第二天吉庆前往巡抚衙门回拜瑚图礼，临行前不光写了奏折，还吩咐家人好好护送眷属还京，走到半路上又取出印匣钥匙，命人回去取总督关防旗牌，送到巡抚衙门。凡此举措，都让家人觉得不祥，注意盯着他，以防不测，未想到悲剧还是发生了。关于吉庆自杀情形记载不一，清人笔记多以瑚图礼报复，赶在那彦成到达之前提审羞辱，吉庆不堪忍受为词：

某（指瑚图礼）乃坐高座，呼公至，宣上谕毕，即命公改囚服，并去仆从，锒铛絷颈，吏隶诋呵以辱之，并詈以谰谩之语。公浩然曰：“某虽不才，曾备位政府，不可甘受其辱，有伤国体。”

乍一读场面逼真，细思并不可信。嘉庆帝的确下旨将吉庆“交与瑚图礼、那彦成会同审讯”，但京师与广州两地遥远，这边还未有旨意，那里已然自尽，怎会有此一审讯发生？

此事发生在巡抚衙门，最狼狈也最紧张的自是瑚图礼。吉庆死在他的公署，原来那点儿隔岸观火和幸灾乐祸，顿时化为惊慌恐惧，瑚图礼赶紧向皇上奏报，一连三折，唯恐说不清楚：

吉庆于十一月十九日由惠州府回省，二十日到臣署。臣见其形容憔悴，精神委顿，询知患病未愈，随嘱令上紧医治，以冀速痊。嗣闻伊回署后，忽得痰涌急症，不能言语，于是日未刻身故。

就中显然有所遮掩，可以说是为了自己，也可以解释为帮吉庆的忙。因为大臣擅自自尽，是会受到朝廷惩处的。另一份奏折，就不得不老实交代：

二十日己刻，该督到臣署回看，叙谈未久，忽然言语恍惚……拔取身带小刀，欲行自戕。臣即喝令伊跟随家人及臣署家人上前抱住，将小刀夺下，伊又将桌上鼻烟壶塞入口内，狠力吞下，以致中气隔截。臣与该督家人等无术解救……令人扶入轿内，抬回督署，并嘱令速觅解救之方。讵医治不效，延至是日未刻身故。

已然如此惨烈，瑚图礼还要将吉庆塞入轿中，令抬回总督署，的是缺少人性。后世将此事大加演义，摹画一副瑚图礼的无情嘴脸，应是大体不差。吉庆以一死维护作为协揆和疆臣的体面，并提升到维护“国体”，也是事实。国之大臣，尤其像他这样的重臣，是不能轻易受辱的。乾隆帝在苗疆之乱中对福康安、嘉庆帝在川陕战事中对那彦成，都曾谆谆告诫不要身入险境，怕的就是一旦陷入敌手，伤了国家的体面。

那彦成是一位能员，经过出征白莲教无功的宦程之摔，又复渐渐振起，成为正红旗满洲副都统。赶到广州之后，自是先做一番详细调查，所奏吉庆自尽情景，虽与瑚图礼所奏无本质差别，却要具体详细许多。那彦成倒是真心为吉庆说了些好话，说他“在粤数载，居官廉洁，于公事认真，实为通省第一”，说他已将广东所有亏空基本弥补，说他办理三地会众之乱，“归善、博罗均属妥速，并无贻误；惟永安过于慈懦，初未计及贼邀宽贷，必致民心不服”。对于瑚图礼，那彦成也给以认可，说“瑚图礼亦系廉洁本分之人”。至于皇上特别关注的“作践”一词，他也做出合理解释：“平心而论，总督比巡抚较大，吉庆又兼协办大学士，资格亦深，瑚图礼何能将吉庆作践？吉庆平日并无劣迹，又何至受瑚图礼作践？揣度其意，恐被瑚图礼密参，或革职交瑚图礼审讯之时，必至受伊作践。是所称唯恐者，恐其将来至此，则现在并未曾作践可知。”分析得很有说服力，嘉庆帝看后也是连连赞赏，称其与军机大臣均曾持这种观点，曰：

所奏切实之至。竟系吉庆自作之孽，总在“多疑、自是”四字，无可怜悯！

一个忠心耿耿、勤谨清廉的大臣就这样消失了。是一道道严旨使他委屈莫名、万念俱灰，可他却把账记到瑚图礼头上。吉庆的赴死必充满悲凉，嘉庆帝当时不说，也对瑚图礼记了一笔账。未过一个月，就以与外藩交涉不慎，给予一个“革职留任”。

第三节　变兵与溃兵

一个王朝的军队出现大规模骚动和反叛，既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又是国事艰难的标志。明嘉靖间边镇大同发生数次兵变，戕杀长官，密接外敌，花费极大力气才告平定。清康熙朝在武昌也发生军队哗变，占据省城，四出攻掠，虽仅用两月便被荡平，造成的疮痍则数年不复。

嘉庆十一年夏，陕南宁陕镇突发新兵哗变，其势凶猛，几不可制。所幸在陕西有几位得力大员，合力扑灭了士兵的暴乱。此事有一定偶然性，然军中贪腐横生，军队凝聚力和战斗力下降，却是一种普遍的存在。

一、祸变起于粮饷

许多兵变都与粮饷给养和长官威望相关，此次亦然。三省教乱紧要之时，川陕交界数百里深山老林成为教军藏身地，出没无常，围剿两难。朝廷于此添设宁陕镇，所增加的5000名新兵，大都从四川乡勇中挑选招募，悍勇善战，然成分复杂，难以管束。当搜山恶战之时，额勒登保奏请除例饷之外，各营兵丁每月增加五钱米折银子，起到了很好的稳定军心、鼓舞士气的作用。

当时也说过，三年后将米折银减为四钱。对于出生入死的士兵来讲，三年很遥远，谁也不会在意。可如今已到了三年之限。南山中虽还有零星教军或乌合之众的活动，但军事大定，从朝廷到地方官员都在考虑削减兵员、节省经费，士兵的待遇开始发生变化。十一年六月，为节俭军费，也为了防止士卒滋事，陕甘总督倭什布和陕西巡抚方维甸奏请停止会哨，官兵失去了一个发外财的机会，不免议论纷纷。接着倭什布上疏，提出原发米折银两属于格外施恩，已满三年，应该停止。依照陕安镇旧兵的标准，每月给发米折银四钱，新设两营为三钱。嘉庆帝下旨批准，而旨意尚未到，已到了按月发饷的时间，有司以未接到通知，停发米折银。他们也运来一些苞谷代替，士兵大为不满，由议论怨诉，渐至阖营大哗。

该镇属于“二杨”部下，作战时以骁勇见称，恰固原提督杨遇春奉调进京，该镇总兵杨芳调署固原提督，都不在军营。暂时主事的副将杨之震脾气暴躁，不惟不能善为安抚，反而将申诉者斥骂鞭打，舆论汹汹。宁陕有新旧两城，旧城为宁陕厅治所在，新城为镇标大营。悍卒陈达顺、陈先伦领头起事，率领左右二营兵丁200多人，于七月初五半夜时分在新城外放火。杨之震和署理游击罗金亮闻讯出城救火，陷入乱军之中，随从亲兵亦多附和作乱，双双被戕杀。城内也跟着大乱，游击衙署被烧，库银被劫取分发，于是两营皆变，从者甚多。

第二天子夜，乱兵乘势冲向宁陕厅所在旧城，先攻南门。那边闹了一天两夜，这边似乎还未得到任何消息，毫无戒备。旧城只有200士兵，猝不及防，同知李晶和都司党顺从床上爬起，匆忙找人分头堵御，岂知乱兵早已缒城而入。党顺被长矛刺伤多处，李晶倒是临乱镇静，亲身到乱军前晓谕，劝他们回营。“贼匪等声称业已在新城杀官，势难中止，遂在城内抢掠，未焚衙署，亦未将李晶伤害”。与三省教乱时情形大致相同，暴乱骤起之时，地方官首当其冲，然声望较好、应对坦诚的官员，一般也不会被杀害。

杨芳本是一个读书人，“少有干略，读书通大义”，屡试不售，不得已而从军，得杨遇春赏识，荐为把总，在平定苗疆和三省教乱中作战勇猛，数建奇功，不数年即升为宁陕镇总兵。杨芳治下一向宽厚温和，深为士兵敬重，乱兵喧闹之际，杨芳眷属仍住在总兵府，居然秋毫无犯。标下蒲大芳等人念旧主善待之情，先将杨芳一干家眷护送至安全地方，再返回加入变乱。乱军已由旧城呼啸南趋，沿途劫掠，杀向回故乡的路。

陕南兵变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欠饷捶楚之激变，又有乡勇的缺少纪律、悍卒之鼓动煽惑，加上军中纪律松懈、腐败横行，将领多无威望，于是一哄而起。起事之后，乱兵群龙无首，又不免犹疑彷徨，缺乏明确目标。此地距省城仅有200多里，攻打省城，反叛朝廷，他们似乎不作此想，最大目标仍是回到家乡。叛兵毁掉镇城，向附近各营汛进发，各处新兵皆以川籍为主，群起响应，四亩地营、华阳营、毛坪汛接连而下，又攻克西江口营。他们的路线是渡河南下，进入栈道回川，见有大军堵截，只好折向东南，一举攻下洋县，杀死知县曾彰泗。转战之中，各营部分川籍士卒、社会上的散兵游勇、还有一些教军残部前来参加，队伍迅速扩大到2000多人。两个月后，变兵已有头目100多名，每人下有百十甚至数百士兵，总数超过万人，还拥有了一支骑兵。由于不满陈达顺等无指挥才能，乱兵公推蒲大芳为头领，然二陈作为起事领袖，仍有较大影响力。

叛乱的士兵多是乡勇，是所谓的“百战之余”，又是一群以乡亲为纽带的亡命徒。家乡是他们的退路，可既阻以大河，复临以重兵。归乡不得，失却目标，便在陕南一带东突西撞，心中悔不当初者渐多，内部意见越来越难统一。蒲大芳等人本来就不坚定，至此更生归降之念。

旧部叛乱，杨遇春和杨芳都闻讯赶回，部署围剿平定事宜。这件事对他们均涉治军不严之罪，岂敢松懈？而叛军仍顾念旧主情谊，相遇时不与死拼，也不免犹豫，势头顿时减弱。

二、能臣方维甸

让朝廷深感庆幸的是，出现叛乱的陕西，当时既有富于韬略、措置明快的能臣，又有在军中威望夙著、忠诚国事的良将，正是由于他们的协同努力，动乱被迅速平定。

能臣者，陕西巡抚方维甸是也。维甸也是高官之后，其父方观承曾任河督和直督近20年，被誉为“操舟舵稳，负重肩牢，所谓栋梁，不摇不挠”，堪称一时督臣之冠。方观承少年遭逢家难，祖父和父亲涉于《南山集》案，远戍黑龙江，他随哥哥每年徒步前往探望，辗转数千里，忍饥冒寒，悲苦莫可名状。后来他精于治水，也与当年的跋涉探亲经历相关。这样一个罪臣之子，又没有得中科举，能升为一品大臣、长期主政辇毂之下的直隶，靠的是才具和奋勉。观承至60岁方得一子，即维甸，乾隆帝闻之称奇，命抱至御前，亲解佩囊赐之。18年后，方观承已病逝多年，乾隆帝巡幸山东，见到迎驾人群中的故臣之子维甸，询问书史皆应答如响，感慨欣慰，立授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方维甸秉桐城方氏统绪，才学兼优，以23岁成进士，历吏部主事、郎中，从福康安征台湾和廓尔喀，嘉庆四年又从那彦成治陕西军务，虽未曾亲临沙场，然参赞军务、办理军需粮饷，亦是一番历练。

八年八月，方维甸由陕西布政使升任巡抚，南山老林还有小股残留教军活动，杨遇春、杨芳皆因此受到责斥，额勒登保和德楞泰也被责令前往办理，再加剿洗。而细心的方维甸，则发现“残匪”中超过一半为流散乡勇，提出应及时遣散军队中的乡勇，发给回乡经费，妥善安排他们的生活。这是一项极有远见的奏议，可那时的皇上根本听不进去，降谕曰：

方维甸奏乡勇一项，资送回籍，安插得所，恐系纸上空谈，未可尽信。果能不令失所，何至贼伙内大半俱属乡勇？着方维甸饬令地方各员妥为安置，并随时管约，有犯必惩。务使散处，毋任聚集一处，或致滋生事端。国家设兵卫民，原不可一日不加整饬。此时兵丁大半撤令归伍，正可随时习练，各成劲旅。地方偶有征调，足资捍御，亦无借团练之力矣。该抚当加意整顿营伍为要。

正是在这种指导思想之下，大批乡勇被招募为新兵。这些新兵以乡谊为重，一人受责而同乡皆怒，一人反叛而同乡多从，宁陕镇兵变即由责打请愿士兵引燃，遂成燎原之态。如果采纳方维甸之议，早将他们资送原籍，兵变自也不会发生。

七月初九日，李晶飞报宁陕镇兵变，消息传到省城，方维甸急与西安将军扎勒杭阿磋商，筹划应对。清朝体制，于各重镇设立将军府，镇抚一方，可到得嘉道之际，多数变为一种荣誉职务，有不少类似的将军，都是上不得阵的。扎勒杭阿是一位年迈的满洲将军，又逢抵任未久，所好还明事理，当即分拨满营和军标官兵，由苏勒芳阿带领，供方维甸调遣。适杨遇春赴京路过，维甸一面与遇春合衔奏明皇上，一面即刻调集就近各路兵马进剿，并与杨遇春亲自带领满营1000名、军标1000名、抚标500名赶往。他们知道这些老爷兵是打不得恶仗的，在途中又飞咨杨芳，调固原兵1500名；飞咨河洲镇总兵游栋云，要他带兵1500名来陕；还想咨调延绥镇总兵张凤所部官兵。嘉庆帝对这些措施非常满意，于行间朱批“是”、“好”等字，称之“所办俱是”，对杨遇春途中闻变即赶赴处理，也很赞赏，当即做出部署：

即着方维甸、杨遇春二人进山督率办理。扎勒杭阿现已年老，祥保亦未经历行阵，应令苏勒芳阿带兵前往。倘现调之兵不敷办理，即于陕省各营择其曾经打仗者，再为调派。

也是深知满营之弊、深知满族将军之无能无用，将进剿之事委派方维甸、杨遇春办理。

嘉庆帝还是不放心，当即采取两项措施：飞谕四川总督勒保派员驰赴七盘关和广元，堵住变兵归川之道；命领侍卫内大臣德楞泰和御前侍卫扎克塔尔赶往陕西，督办平叛军务。后来应德楞泰之请，又两次由京师派员前往：先是在八月十八日，命护军统领温春、乾清门侍卫桑吉斯塔尔、古北口提督薛大烈，带领巴图鲁侍卫和吉林弁兵51名驰往陕西德楞泰军营；九月初一日，再派御前侍卫富翰、乾清门侍卫百顺带领黑龙江、索伦、墨尔根等处官兵赶赴前线。时当木兰秋狝，极北之地的部伍例行赶来参加会哨，嘉庆帝以此等偏远之军朴勇尚存，命束装驰援陕西。

杨芳闻讯亦是心急如焚，所在的甘肃固原相距约五六百里，即先挑选200名镇标，星夜赶来。惟叛军多有老兵油子，“于官兵虚实及川陕楚道路情形，均所熟悉”，忽东忽西，与老上司打起了运动战。杨芳疲于跟踪，久未建功。嘉庆帝很快失去耐心，以“杨芳系宁陕总兵，所管兵丁竟至叛逆，本有应得之咎，今带兵回省又复绕道行走，及至石泉与贼相近，未能迎头拦截，实属懈玩”，先革去翎顶，留本任带兵，立功赎罪。不知是哪位打的小报告？实则是杨芳到处奔趋驰救，而叛军不愿意与之对垒，一听老总兵在，即拔营而去。鄠县夜战，“杨芳复驰救，力击其劫营之贼，身受数创，鏖战竟夜。黎明贼知为杨芳军，始南转入山”。若不是有个杨芳，若不是杨芳平日厚待士兵，这场兵变的后果必定要严重得多。

三、兵溃方柴关

平定兵变历来较难：一则其是一批训练有素、又了解军内状况的人；二来官兵与叛兵都是当兵的，有很多共同经历和感受，难以痛下杀手。此情又不独士卒所有，如德楞泰、杨遇春、杨芳，对于反叛之旧部，也有许多不忍。德楞泰抵达后再三请求增兵，四面合围，就是不急于作战，也是希望变兵能够缴械投降。

此际的清军已大不堪。方川陕交战激烈、久战无功之时，嘉庆帝焦灼万分，选派健锐营将士赶赴战场。健锐营者，原为攻打大小金川组建的云梯兵，大清国的特种部队是也。哪知这些老兄在京师享乐惯了，明知前线战况紧急，却在路上晃晃悠悠，两天才走70里，还要打闹驿站，骚扰官府，好不容易赶到前线，不几天，便让额勒登保悉数退回，嘉庆帝提起来每痛心疾首。特派的内廷侍卫，开始时尚知奋勉，后来则连这些皇帝身边人，也不思建功了。10年的仗打下来，不管是苗疆还是鄂川陕三省，大略论之，是满营不如绿营，绿营不如乡勇。

就在兵变消息奏报至京的前两天，七月十四日，嘉庆帝以圆明园和紫禁城侍卫无故旷班，认为皆为大臣疏纵所养成，“近年来侍卫颇有恶习，今朕在圆明园、紫禁城内，误差空班者尚有如许之多；若启銮驻跸避暑山庄后，侍卫等更不知如何废弛懒惰。此皆该管大臣平素不能严加管教所致”，命军机大臣与领侍卫内大臣会同监看，将一班不守纪律的侍卫重责三十大板，罚往粘竿处当拜唐阿。派往陕南平叛的侍卫，自是经过严格挑选，也大多缺少早期侍卫亲军那种殊死拼搏的精神，千里迢迢赶到陕南，几乎没有发挥什么作用。

九月十八日，杨遇春、扎克塔尔等率兵5000，在方柴关附近与叛军相遇，立刻麾军掩杀。变兵先是一路败退，至薄暮时分，细雨迷蒙，夜色渐浓，忽有大队叛军从山岗和密林中压下，前后左右都是呐喊声，清军阵脚大乱，不管满营还是各路镇标，皆纷纷败溃，四处奔窜。扎克塔尔等人逃入附近营讯围墙之内，惊慌失措，阵容不整。乱兵蜂拥而来，正要攻打，有的地段已经突入，看见旧帅杨遇春领数十亲兵断后，叛将蒲大芳等大呼喊停，下马向杨遇春行礼，诉说冤屈后引兵退去。杨遇春这才得以收拾溃兵，布置守城。

第二天，杨芳赶来，众将领在方柴关召开军事会议：

议以叛兵皆百战之余，骁悍习地利，而官兵勤劳九载，疮痍未复，且与叛兵多同功一体之人，以兵攻兵，终无斗志。而贼两战皆见二杨辄辟易，尚有旧部曲谊。

第一句有些说不通，怎么一叛便成“百战之余”，留营者就是“疮痍未复”呢？但“以兵攻兵，终无斗志”，以及叛兵与“二杨”尚有感情，却是真实的。杨芳毕竟是一员良将，挺身而出，单骑进入叛军大营招抚。蒲大芳等旧部惊讶跪迎，流泪诉说激变过程和归降之念，亲自担任杨芳护卫，同时周密布置，使那些心怀叵测者不敢妄动。杨芳在叛营两天，终于说服一干变兵首领归顺朝廷，诱捕陈先伦等强硬派，缚献至杨遇春军前。那边江口上，还有1000多变兵由朱贵带领抵抗，杨芳督率蒲大芳所部驰往邀击，斩杀朱贵，于是4000多叛军皆降。德楞泰飞奏朝廷，一场恶战、一次惨败，竟出现这样一个结果，估计老德也是始料不及，大喜过望。

嘉庆帝对快速平叛开始时很兴奋，但很快知道了其间内情，尤其让他不能接受的是官军在方柴关的溃败，以及相关将领的刻意隐瞒。十月间，扎克塔尔回京复命，皇上问及受降情况，他没有讲兵败溃散之事。而嘉庆帝见到德楞泰奏报后，派军机大臣对他严加询问，方才说出实情。二十七日，谕令将扎克塔尔斥退御前侍卫，同时撤销了温春、杨遇春、薛大烈等人的军功。

十一月二十九日，古北口提督薛大烈抵京，对方柴关兵溃之事不敢再作隐瞒，交代：“苏勒芳阿、游栋云、田朝贵所带陕西固原、河州、西安满营以及四川川北官兵，一见贼匪，纷纷逃散。”嘉庆帝很是恼怒，命德楞泰、全保和方维甸等严加查处，尤其是要查清“首先逃散之人”。原西安将军扎勒杭阿到京，对询问他的军机大臣承认满营有“临阵逃走之事”。嘉庆帝认为“西安满兵于打仗时，见贼即行溃散，大干军纪”，对扎勒杭阿、副都统祥给以处分，并将带兵大员苏勒芳阿革职，交德楞泰、方维甸等“严切讯究”。

十二月初九日，陕甘总督全保和方维甸合衔奏报，对西安满营溃散的调查结果写得很细，方柴关地貌与当日作战情形如在目前，值得一读：

该处一带地方南北皆山，两山之间地少平旷。北山下有沙河一道，南山下支麓横出，自西而东约有横岗五处，每岗相距约有二里许。方柴关小堡在平地建筑，堡东有小水渠一道，自南山流出，北注沙河。方柴关西北十余里即系两河口军营。九月十八日，挑出川北、河州、西安满营、汉中兵营奋勇兵共二千余名，自两河口向东追截，黎明已到方柴关，遇见在前贼匪，颇有斩获。贼匪败向东窜，官兵步队傍南山追下，马队由堡前平原追下，抢获骡马器械，并赴林间搜贼。而拐里山湾之大伙贼匪分路抗拒，不下四五千人，马贼近河迎来，步贼剽悍者自拐里迎来，在第五横岗扎住。林内又有伏贼，拐里及东北一带山上山下悉是贼众。其时天气阴晦，雾雨迷漫，不能远看。在前之弁兵赶过小湾，始知前有贼匪大队，其各队官兵随各占一处迎敌，队伍不整，声势已不相接。所有南山一带步兵最前近贼者系川北弁兵，占住第四横岗，在小渠之东；次则固原河州前敌弁兵，占住第三横岗，在小渠之西；又次则固原汉中官兵，占住第二横岗；最后系河州镇兵，占住第一横岗，即距方柴关不远。其平原一带马队，系杨遇春派出绿营马队亲随官弁十余人，及苏勒芳阿、彦毕勒分带西安满营马队三十余人，俱在第四横岗之北，绿营马队近山前进，满营马队近河前进，俱过小渠，扎克塔尔、杨遇春在后督催……

奏报是写给皇上看的，而读到此处，嘉庆帝应已见出兵败迹象：敌我兵力的悬殊，对敌情的缺少了解、地形的复杂，还有天气时间等因素。各占一条横岗，是溃不成军的第一步，接下来便是逃跑，奏报却不写逃跑，先写厮杀，写厮杀时的小胜和一些官兵的英勇：

外委敖凤等将蒲大芳自马上戳下，马队一起放下，未分胜负。步贼数千人遂向第四横岗攻扑，川兵始犹搅杀，被贼匪斫断长矛数杆，林内伏贼突起，截作数处，川兵先行溃散。贼匪遂抄至河边，满营马队内巴杭阿受伤，又受伤兵三名、阵亡一名，余皆不能站住。绿营马队内赵洪周受伤，又有河州受伤兵二十余名、阵亡弁兵十余名，随后亦退至小渠……扎克塔尔、杨遇春赶前策应，官兵各散，业已势不可止。扎克塔尔收兵在方柴关抵御，惟杨遇春与副将祝廷彪带领亲随官弁数人，在堡外左右冲杀，贼匪层层围住。蒲大芳、王文龙见系杨遇春，即喊称：“此是杨大人，不可动手！”随即下马，哭诉乞降……

不管如何曲笔掩饰，都遮盖不了官军一触即溃的丑态。奏折指明川兵先行溃散，也暴露出该仗以客兵打头阵、满营排在最后的实情。若非变兵顾念旧主，若非杨遇春不顾生死断后，官军怕是要全军覆灭了。追查扩大到所有当日参战部队，固原和四川的官军都发生溃散，然究竟谁先溃逃，也是一笔糊涂账。御览时以朱笔加了不少点儿，当是打算追究，后来仍是不了了之。

次年二月，传谕加恩免究，只对带兵将领予以薄惩。嘉庆帝从来都是这样，雷声大，雨点小。

四、招降的凶险

大乱之后，清廷照例要求订出章程，布置兵变平复后的各项稳定措施。

叛军虽降，大约四五千之众等待招抚，如何处置这些人可是个大问题。皇上切切敦促必须严办，造册登记，除被裹挟之百姓和士兵外，将首恶严惩，将积极参与者绳之以法，以儆效尤。在陕南的德楞泰和倭什布却深知利害，乱兵极为敏感，稍有不慎，变生不测，更是无法收拾。他们采取了区别处理的做法：3800多名被裹挟的难民，被登记造册后，给资遣返；大约300名游匪惯犯及洋县监狱犯人，已经抛弃枪械逃散，督令各处严行查缉；“至随同滋事兵丁，除被官兵击伤并逃亡事故外，现存二百二十四名，拟遴选将弁，分投管带，暂归原营约束操防”。考虑到方柴关的作战情形，如此措置也是用心良苦。

嘉庆帝阅后大怒，斥为“所办错谬已极”、“一味懦弱，坏法养奸”，降旨斥责，撤掉德楞泰所有职衔，加恩留任西安将军，连带将其子苏冲阿的内阁学士、上驷院卿也撸去。至于随同办理的倭什布，则撤掉陕甘总督，降为二等侍卫，命往科布多帮办去也。令皇上恼火的还有一件事：德楞泰在八月间急切上奏，“恳请派巴图鲁侍卫及东三省墨尔根学围官兵前往协剿”，而先后挑选派出两批人马，星夜驰援，“伊等到陕之后，并不令其乘锐围攻”，千里遥远赶到陕西，连一仗也没打，白白地花费大把军饷。

不在现场的人，很难做出合理判断。在西安筹办军需粮饷的方维甸，听到变兵归伍的消息，即密折上奏，以为将留下种种后患，请旨前往办理。嘉庆帝命湖广总督全保接替倭什布，未抵任时由方维甸暂摄督篆，命他“迅即驰往军营，接收督篆，并先行会同德楞泰，将乞降叛贼二百余名，遵照前旨，定拟应得罪名，具奏请旨”。方维甸抵达宁陕，知兵势之凶险，遂与德楞泰一起上疏，请求对已归营伍的变兵暂缓处置，又引来一道严旨，连维甸也被责斥。嘉庆帝对变兵痛恨至极，对其归伍一百个不放心，竟传谕勒保由四川带兵赶往，德楞泰等人急加劝止。

十一月间，全保已经到任，奏称拟以到新疆换防为名，将叛兵与换防新兵混合编发，待行至较远平原地面，相机将变兵头目捆拿处斩。嘉庆帝觉得这样做太不光明正大，予以否决，谕令所有变兵永远不许回内地。十二月，德楞泰等布置周密，将蒲大芳等200多人编入戍边队伍，分起开拔。估计归降叛兵已然后悔，但监守严密，也是无计可施。嘉庆帝专下谕旨：

兹据德楞泰等将新疆永戍降匪名单分别地方名数具奏，着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等于此项降匪到彼后，留心稽查，严密管束，册内或有误差、旷班些小过失之处，即当奏明，革退名粮，作为严遣之犯，或给回子为奴。若竟有桀骜不驯、滋生事端及案犯奸盗邪淫等罪，即当一面奏明，一面正法。倘有脱逃者，即应于拿获后按逃兵律，立正典刑，不可稍涉姑息。

在这些叛乱旧部被押解戍疆之先，杨芳已于十一月间被免职；而在这些老部下遣发之后，也踏上流放伊犁的漫漫长途。杨遇春则被降为宁陕镇总兵，接下来制订“善后事宜”，所属营讯多被切割另属，裁减兵额2240名。

五、骈诛连着骈诛

兵变和民变一样，都有着极大的传染性。陕南尚未完全平复，附近又接连发生两次小规模兵变。先是在十二月间，四川绥定府新兵作乱。绥定兵变的起因还是因为粮饷，达州营守备王国雄一向待下苛刻，时值岁末，又扣留应发饷银，要求士卒先买马匹，以至激变。兵变组织者显然从宁陕之变受到鼓舞，也取得经验，相约只杀所痛恨的王国雄一人，一旦被围就请降。岂知兵乱刚起，王国雄（也包括兵备道与知府）逃得比谁都快，没有被捉住。变兵既起来造反，便要闹出些动静，于是抢劫库银粮米、打开监狱释囚，连续几天在城内闹腾。达县知县余永宁还算临事镇定，身着朝服升堂，晓谕变兵，力劝其出城等候解决，然后招募乡勇守城。时四川总督勒保远在陕西，副将桂涵虽也出身乡勇，平叛时倒非常果决，两路夹攻，很快将事态平复。约一个月后，嘉庆帝谕以弃城之罪，将王国雄押往市曹正法，命当地文武官员现场观看。同时被公开处决的，还有叛乱士卒的三个头领。

十二年正月，靠近四川界的陕西西乡营瓦石坪汛新兵又生变乱，周士贵等聚集作乱，焚烧民房，四出抢劫，然后逃入大巴山老林。德楞泰督率部下五路进剿，尤以乡勇出身的副将罗思举最为出力，很快将叛兵全数擒获。老德此番再也不敢犹豫，命将所有207名变兵分别凌迟处死。这就是所谓骈诛，谕旨中曾经提到过的骈诛，即不分首从重轻一并屠戮。嘉庆帝闻报大加赞赏，特发“神糕”以示鼓励，却又想起方柴关“轻率受降”，不免责备几句。

杨芳的流放时间很短，皇上后来知悉了他的平叛之功，次年五月即下旨释回，也就是在路上走了个来回。224名归顺的叛乱者则被押至新疆，分散于各地安插，过上无期徒刑一般的日子。兵变时纵横山川的三个月，成为他们的一生辉煌和永恒记忆，遇到磨难凌辱，仍不免想要拔刀而起。蒲大芳等31人被安插在塔尔巴哈台的一些屯子里，平日相聚饮酒，不免要发点儿牢骚，或也说几句犯上作乱的话，不料被同伴密报，说是“蒲大芳谋逆，曾称我们五十余人约定日期，一面通知南路弟兄，一面先杀官兵等语”。伊犁将军松筠久任边事，历来敏捷果决，得到信息后即密派干员，带领满营和锡伯、索伦、察哈尔等营兵丁，乘夜到各屯一一捉拿，再加严审，定为斩首枭示。所说的“我们五十余人”，除掉被捕的31人，还有就近当差的马友元等24名。行刑之日，这24名宁陕戍卒被押来，于刑场一侧跪下，观看战友被砍头的场景。马友元的是一条好汉，向着蒲大芳等大喊：

汝等先去，我等随后亦去，却不似汝等空自受死！

本来是要以血腥恐吓其余的人，没想到出现这种场面，嘶吼叫骂，慷慨激昂，刑台上下哭喊诅咒，乱作一团。松筠果于诛戮，闻此杀心大炽，命将马友元等一律处死。他又怕在南疆的乱卒王文龙等得知作乱，命由分别居住的地方捉拿，声称押赴伊犁，于途中周密布置，将135人分批杀害。这是一种血腥屠杀，是不分青红皂白的骈诛，可怜戍边的224名变兵，除告密者和个别人逃脱此劫，共有190人被集体杀害。

嘉庆帝开始时对松筠的果决很赞赏，曰：“宁陕遣戍降匪，本系桀骜不驯之徒，狼子野心，日久断难安静。朕早已料及。”对于告密的原叛兵也格外加恩，每人赏给一个把总，“拨归乌鲁木齐提标当差，准其娶妻成家”。然得悉松筠杀戮将近200人，还是责备他“并未将供情详悉声叙，即概予骈诛，未免草菅人命”，降旨将松筠交部严议。松筠回奏，举了许多叛兵桀骜不驯的证据，“王文龙等调赴伊犁，行过阿克苏、于扎木地方，闻得蒲大芳正法，不肯前进。及就戮时，有言早不举事为恨者，有言谁未杀过数十百人，死亦无怨者”。嘉庆帝又说了几句，将他解职，加恩赏给头等侍卫、喀什噶尔参赞大臣，仍命以总辖新疆事务。仅仅两个月后，松筠又被任为陕甘总督。足以证明，皇上对其干脆利落地诛灭宁陕叛兵，心底下颇有几分赞赏。

第四节　詹事府岁月

与兵变之地的焚掠厮杀、行刑之时的血腥惨烈相比，翰林院及职司接近的詹事府，通常是舞文弄墨、光风霁月的所在。

詹事府，位于御河左岸，一仍明代府衙之旧址，占地面积比翰林院要阔大，房舍也多很多。只是受到关注不够，修葺不能及时，略呈破败之象。由于位置稍偏，又是闲曹冷衙，任职此处的人更显得时日清寂。这是一个读书治学的好地方，从嘉庆八年春到十八年春，王鼎在詹事府衙门出出进进，先后任职达10年。

一、缓慢的升与转

升职为右赞善之后，王鼎就把父亲从老家接来居住，一起来的还有他的继母，家中老少皆称“新婆”，颇能见出对亲娘的永久思念。他的孝心很浓，待后母也极好。虽说薪俸很低，又有了几个孩子，但一直尽心奉养，一大家子和和睦睦。

詹事府曾是办理皇太子事务的专门衙门，煊赫自可以想象，詹事、少詹事之下，尚有左右庶子、左右中允、中允赞善，有洗马、谕德主簿等官，职事繁复，名目亦多。然自明代中叶始，便很少设置东宫，一整套服务体系渐渐游离本来职能，成为翰林官员的升转之地。大清皇帝在保留詹事府的同时，显然也不愿空摆个大摊子，自康熙帝开始就不断裁剪职数，到了乾隆五十四年，更降旨取消兼衔：

本日阅洗马周琼呈请代奏谢恩折内，有“补授司经局洗马兼翰林院修撰”字样。修撰系一甲一名进士专衔，何用假借兼摄？因思詹事府衙门，自詹事、庶子、中允、赞善等官，亦俱兼翰林院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侍读、侍讲、编修、检讨等衔，此系相沿前明旧例。詹事等官既各有专衔，嗣后毋庸再兼翰林院虚衔，以昭核实。

兼衔之弊遍于清朝官场，独对詹事府开刀，当是因为周琼的那点儿虚荣所致。周琼为乾隆四十年二甲进士，15年宦程跋涉，到得小小一个从五品洗马，够不着上表谢恩，托人代奏叩谢，却给自己整了个“翰林院修撰”。不独自个儿被皇上一通奚落，害得詹事府中人多不得兼衔，老周的仕途竟也就此结束。

王鼎行事一贯低调平实，平日里不会自称修撰，更不会没事找事，到皇上那儿显摆，默默做事，倒也一步步稳稳升迁。嘉庆十年，他升为司经局洗马，没有喜匆匆想方设法递折谢恩，仍旧踏踏实实尽应分之责。司经局的前身，可追溯到明初“大本堂”，是明太祖为培育皇子聚集图书的地方，衍至有清，仍掌管收贮和承印各类典籍，有点儿像今天的国家图书馆。洗马为司经局之长，“掌图书经籍”，在这里的王鼎每日公事了了，有大量时间读书，真是如鱼得水。可惜第二年就转任侍讲，到翰林院办公去也。

侍讲一职来源较早，汉魏间即有此称号，至唐始置侍讲学士，为帝王讲论经史，以备顾问。清朝翰林院以文学侍从为主业，所做无非是侍奉皇帝读书讲学，整理润饰皇上谕旨，撰作各类典仪册宝文字等，掌院学士之下，主要便是讲读官，有侍读学士、侍讲学士，其下又有侍读、侍讲。从字面上看，侍读为陪侍帝王读书，侍讲是为帝王讲解书史，实则陪读时也要讲解，讲解常也在陪读过程中，职责很难分清楚。清代侍读和侍讲都是从五品，排列则以侍读在前、侍讲在后，是何道理，也是不得而知。

虽说是翰詹连体，但到了翰林院，还是往权力中心接近了一步。讲读官与司经局洗马同一品级，而进皇宫上直的机会，则大大增加。十二年五月，王鼎转为翰林院侍读。这年九月《高宗实录》修成，内阁大学士、国史馆总裁禄康遵旨开列有功人员，王鼎也在议叙名单之中。这一时期的他应说喜事连连，再过两个月，就接到入直宫禁的通知。

二、署日讲起居注官

十二年十一月，王鼎以翰林院侍读，署日讲起居注官。自此，进宫担任文学侍从、记录皇帝的日常行止和朝廷大事，成为王鼎的重要职责。虽官职尚低微，不能参与任何论辩定拟，但常常能见证军国大事的决策过程，无疑是一种极好的政治见习，或曰历练。

乍听起来，“日讲起居注官”的名称长且拗口，实际上捏合了两项职能。日讲，指的是内阁或翰林官员每日为皇帝进讲，题目常要根据皇上的兴趣，方式比较灵活，有时君臣之间还会有一些讨论，皇上一时高兴，也会自己来一段。顺治朝已开始安排日讲，每日部院奏事之后，翰林院掌院学士便引两三位讲官近来，为皇上做专题讲解。有关人士先拟出讲义，分正副二本，如果皇上对正本不感兴趣，则用副本。康熙帝最是乐此不疲，对这方面的旨意也最多，先是将隔日一次改为天天开讲：

人主临御天下，建极绥猷，未有不以讲学明理为先务。朕听政之暇，向来隔日进讲，朕心犹然未惬。嗣后尔等须日侍讲读，阐发书旨，为学之功庶可无间。

因修葺乾清宫，康熙帝移驻瀛台，也不愿意日讲受到影响，命讲官每日赶往瀛台进讲。十三年春，三藩先后叛乱，战事正当吃紧，军报“数日连至”，康熙帝仍不许停止日讲，向学之心诚然可敬，亦见大定力在焉。他是一个求知欲极强、心胸宽阔的皇帝，由“四书五经”而《资治通鉴》，皆能联系实际，体悟发明。一次讲官在“亢龙有悔”一节注“不应讲”三字，大约怕有影射之嫌，康熙帝看到，认为“正宜以此为戒”，命不必避忌。

与乃父少年继位、缺少系统儒家教育不同，雍正帝登基时已然44岁，可谓饱读诗书，加上政局不稳，对日讲毫无兴趣，似乎未曾举办过日讲。而他的儿子乾隆帝，自幼受到最好的教育，25岁继位时已是满腹经纶，虽开设日讲，强调的则是另外一种功能：

在朕广挹群言，可以因事鉴观，随时触发，而览诸臣所进，亦可考验其学识。或召见讲论，则性资心术必因之可觇。

乃祖求知若渴的日讲，到了孙子这里，便成为“考察干部”的面试。其实康熙帝也会由此观察臣僚、选择贤才，大体还是以求知问学为主，不像弘历有如此的自负。既然主要作为检验文字、考核见识的途径，乾隆帝便要扩大范围，令科道官也参与撰写讲章，“分翰詹为一班，科道为一班，日轮一人。具奏折式：先标经史，下注义疏；或略节史文，下注史断。后皆附列所见”，并规定字数在千字左右。

乾隆帝对日讲还有一项指令，即将每日书折（臣子所上讲章）及御批、讲论时的谕旨交南书房收存，以备汇编成书。于是，不少臣子借以议论发挥，或有意逞才，或影射时政，乾隆帝多次降谕申诫，后来不胜其烦，于十四年干脆停掉了日讲。整整过了一个甲子，嘉庆十四年，翰林出身的通政使张鹏展重提日讲之事，颙琰不光不接受，反而大发一通批驳之词：

朕每日恭阅先朝实录，诚意列圣修齐治平之道，无不备载，典型仪式，夙夜寅承。即万几之暇，披览者亦皆经史诸书，鉴观得失，以期有裨治化。若使翰林科道日进讲义，其所撰述不过摭拾陈言，敷衍入告，无论二典三谟莫能窥其涯涘，即贾董诸儒论说亦万不能跂及。况所敷陈又未必尽出己手，若就此奖其学识，加以甄拔，恐亦未能遽得真才。行之日久，又生弊端。

他说得不无道理，也算是好学之人，然比起康熙帝的博大胸襟和恢宏气度，相隔岂止一尘！

嘉庆帝不开日讲，却照常设立日讲起居注官，这些官员没有了日讲的任务，专一负责为皇上起居作注。起居注馆，康熙九年始置，位于太和门西廊、熙和门之南，为满汉记注官侍直之所，亦增删和整理当日文稿的地方。康熙帝曾对记注官诸多不满：一是有些过于年轻，“且官职卑小，不识事之轻重”，常有遗漏；二是个别人私抄谕旨带出，行为不轨。遂下旨裁撤起居注馆，令翰林院在奏事日派五名编检以上官员侍班。几年后雍正帝上位，虽不设日讲，却恢复了起居注馆，晓谕诸官秉笔直书，“或朕有一言之过、一事之失，必据实书诸简册，朕用以自儆”。皇上可以这么说，有谁敢呐？

起居注官例为翰詹兼职，自翰林学士、詹事以下至编检，都可以备皇上挑选。偶尔有员缺，掌院学士也要临时顶上。检核《嘉庆帝起居注》，王鼎自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第一次入直、二十六日再次入直，持续担任此职至十六年底，整整四年。职责所在，不管是三大节与各类祭典，还是郊祀和出巡，起居注官总是立于皇帝右侧很近的地方，咫尺天颜，亦步亦趋，其举止仪容亦在皇上视野中。正如御前侍卫中出息了一批高级将领，起居注官中也产生了相当多的高官重臣，道光间内阁首辅如曹振镛、潘世恩、穆彰阿都做过起居注官。作为嘉道政坛的后起之秀，穆彰阿任日讲起居注官的时间，曾与王鼎有交错，却未见两人排在一班。四年里，王鼎每月数次轮直，有时两人一组，有时四人一班，有时隔四五天，有的则隔十几天，一直未曾间断。想也就是在这几年里，他以关西人的质朴稳健和办事踏实，渐渐引起了嘉庆帝的注意。

三、十年一次的大考

十七年二月，经过将近十年，再一次大考翰詹。按照通例的五六年一次，应该在十三年春天开考，可不知什么原因，找不到举行大考的记载，大约是没有考试。

翰詹大考是许多翰詹人的深心恐惧，对王鼎之类饱读诗书、才学卓异，又无财无势者，则是一个难得的表现机会。如果真的去掉一次大考，在王鼎应是小有遗憾。翰詹大考能列为一等的仅三四人，二等就是好成绩。这次又有一大批考砸的，王鼎则考得甚好：

谕内阁，此次考试翰詹各官，按其文字优劣，分为等第：一等四员，二等四十七员，三等七十员，四等四员，不入等一员。除考列二等之侍读学士王鼎、侍读穆彰阿业经升授少詹事外，其考列一等之编修徐颋着升授侍读学士，编修陈嵩庆着升授侍讲学士，编修顾莼着升授侍读，编修姚元之着升授侍讲；二等之编修彭邦畴着升授左赞善……

根据这个比例来看，这次大考阅卷甚严，处置更严。谕旨中开列了长长的处分名单，所有考在三等者几乎都被惩处，有的调出翰詹，有的降级罚俸，而在四等的大多责令休致。平日大家艳羡翰林清贵，翰詹中人也多有点优越感，到了此时，不少人才悟出翰林院的饭碗不好端。终身编修，官居七品，一考就砸的倒霉蛋，这里也有的是。唯一的“不入等”为觉罗续禄，名在玉牒的天潢贵胄，嘉庆帝没给任何关照，申令革职，踢出官场了事。

参加这次大考并被贬职的，还有一位著名学者，即乾隆三十六年进士李潢。才情卓异的他早已位列卿贰，只因被邀当了和珅儿子的家庭教师，颙琰亲政后即被降为编修，上次大考在于二等前列，升为右赞善。十年后原地踏步，还是个从六品的赞善，而年已66岁，老疾兼至，勉强赴试，竟考了个三等。兀的不羞煞人也！李潢精通算学，著述宏富，曾主持江南乡试，嘉庆元年为会试副主考，亦曾任浙江和江西学政，这次又从左赞善降为编修。“谁人挽得西江水，难洗今朝一面羞”，几个月后，李潢溘然长逝。

对一向能潜心治学的王鼎来说，此次考试的结果依然很好，虽还是考列二等，却是二等第一名，引起皇上的关注。大考之前，他刚刚升任詹事府少詹事，不会再予升职，但有了皇帝的眷注，自也不愁升迁，仅过半年，王鼎就做了詹事。詹事为正三品官员，虽属闲衙冷曹，毕竟为一府之长，亦不可小觑。有趣的是，穆彰阿紧列于他之后，且同时升为少詹事，后来的道光朝，两人又在内阁和枢垣同事，也算有缘。

第五节　出任学政

清廷重视学校，重视科举，特设提督学政管理一省之教育，以学政为国家大政之一。由翰林出身的嘉道间大臣，许多都有着考取学差和提督学政的经历。如果说学差还属于一次性的使命，则学政一般任期三年，允许自带幕友，通常予以侍郎衔，或直接任为侍郎。对于多数清贫的翰林中人，应说是一步迈进小康。

一、天子的“特达之知”

嘉庆十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有旨“命詹事府詹事王鼎提督江西学政”。这是王鼎的第一次外任，也是个有些尴尬的时间：马上就是年节，上任日期例有严限，南昌距京师3245里，赶路亦须时日。这个时间比通常的学政任免和替换要晚很多，而一旦在吏部领敕，次日必须动身。王鼎自也不会延误，得悉后先安排父亲等回蒲城老家，待皇上赐见、恭聆圣训、领取敕书之后，即急急奔赴任所。

前任江西学政，为吏部左侍郎潘世恩，此次进位工部尚书。时值腊月，归心似箭，他来不及亲自与王鼎交接，将提督学政关防委托九江府教授代转，便行离任。九江是北来进入江西的第一府，德化更是靠近湖北，王鼎在正月下旬到此，郑重接印，履行了与潘世恩的交接程序。以后的30年中，二人职事相随，先后进入军机处和内阁，相处亦亲切友好。

二月初二日，王鼎抵达南昌，随即奏报接印和到任日期：

臣岐雍下士，荷蒙皇上天恩，简畀江西学政。恭请圣训后，即束装就道，于嘉庆十八年正月二十八日行至江西九江府德化县，准前任学政臣潘世恩委九江府学教授刘廷珍、德化县学教谕江华玉赍送钦颁提督江西学政关防一颗，并节次奉到书籍暨各项册卷到臣。臣谨恭设香案，望阙叩头谢恩祗受，即于二月初二日抵省任事。伏念臣学殖浅陋，由嘉庆元年二甲三名进士备员词馆，屡因大考受知，频邀恩擢，未效涓埃……臣惟有恪遵圣谕，矢慎矢公，整饬士习，厘正文风，以期仰报高厚鸿慈于万一。

上疏谢恩和报告抵任日期，是出任地方者例行公事，所用词汇亦通常套话，王鼎写来却是满含感情，说到大考受皇上奖掖识拔，更是言辞深挚，感恩之心跃然字行间。他还将沿途雨雪和青苗情况附在后面，一并奏报。嘉庆帝读后显然心情愉悦，朱批：“实力整饬士习，正文风为本。”寄望甚殷。

提督学政，由明代提学而来，然职司有较多不同，品级也有较大差别。明朝的提学副使为按察司属官，没有独立的衙门，职在正四品，若佥事则正五品。清朝的学政，通常以侍郎、京堂、翰詹、科道中进士出身人员内简用，各带原衔品级。但一般多由翰詹选任，酌给侍郎衔，为从二品大员。各省学政有专设之衙门，有密折奏事之资格，与督抚互不统属。不管是地位还是职权，都远超过前朝同行。以故明代提学，常是一些无钱无权、郁郁不得志之辈；清朝学政则多为政坛的未来之星，勤勉奋发，力图有所作为。清代的不少内阁大学士都是这条道上的过来人，如王杰曾多次出任学政，在王鼎之前任江西学政的曹振镛、潘世恩，后来都做到内阁首辅和首席军机大臣。

清代江西属两江总督管辖，所领十三府多有“冲”、“繁”、“难”之称，如建昌、抚州、饶州等，还要加一个“疲”字，政事与民风皆可想见，士习亦多被诟病。还在乾隆初年，江西境内就活跃着一批专吃学校饭的混混，像是学政大人的影子，巡考的班子走哪儿，都有他们暗地里跟着，坑蒙拐骗，搅乱了考场秩序和一些试子的心。乾隆帝曾专门降谕：

近江西巡抚陈宏谋奏称：江西积棍每年尾随学臣按试各郡，假冒学臣亲戚内幕，哄诱士民营求入学，讲定谢仪若干两，一同包封，仍存士民之手，俟案出有名，方来取银。营求之人见其不先取银，以为有益无损，遂将银两付伊包封画押。棍徒豫用钱文，假作银封，临时同伙设计掩饰调换，携银潜逃，名曰掉包。迨至案出无名，士民启视银封，方知堕计，而棍徒早已远飏。在被骗者既不敢鸣官以取累，又不敢告人以贻羞，遂至此风各处多有，不能杜绝。朕思一省若是，他省亦相同，着各督抚等于学臣按试之前，将此掉包串骗之弊详明晓谕，凡有指称营求考取、将银封贮出案收取者，无论真假，立即严拿究处……

所述文字，真可与写作于此间的《红楼梦》相对读，人物和场景均极为生动。有望子成龙的父母存在，这样的骗子便不会消失，其骗术必也与时俱进。

嘉庆十一年末，多年任职刑部的金光悌出任江西巡抚，职业习惯所致，很快就发现积年悬而不决的案件甚多：巡抚衙门695起，布政使衙门268起，按察使衙门582起，盐粮各巡道65起。学政衙门因独立办案，不包括在内，也未包括各府县的积压。这么多的案件久久不结，小民有冤无处伸，健讼之徒操纵把控，社会矛盾必然激化。王鼎是一个勤勉清廉的人，又有陕西汉子的孤耿倔强，在这个地方担任学政，应有足够的定力，以及应付复杂局面的思想准备。

王鼎是以正三品的詹事抵任的，不到三个月后，一纸诏命下达，他与太常寺卿色克精额被任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仍留江西学政任”。王鼎正在东部的广信府考院巡考，接到巡抚先福转来的吏部咨文，少不得又是一番谢恩：

伏念臣材同樗植、质陋蓬心，勉勤职于文章，愿培基于学问。天庭奏赋，叠邀圣主特达之知；艺院衡文，恪遵寿寓作人之化。屡承训诲，未效涓埃……

王鼎似乎有意施展，在这里骈四俪六，但其中一句话值得注意，即“叠邀圣主特达之知”。此类话语必有来历，必是出诸皇上金口，否则可就要出大事了。

嘉庆帝何时说过王鼎为“特达之知”，目前找不到确切出处，然《清国史馆传稿》中有这样一段话：

谕曰：朕向不知汝，亦无人保荐。因阅大考、考差文字，知汝学问；屡次召见奏对，知汝品行。汝是朕特达之知。

传稿将这段话系于嘉庆十九年，应有误，当是在十七年底王鼎赴任前陛见之时。皇上这番话语意亲切，令他极为感动，一生念念不忘。

二、繁难之差

世事诚难逆料，入关之初动辄屠城、声称留发不留头的大清帝王，不过两三代，便深深爱上了汉族文化和典籍，孜孜矻矻，朝斯夕斯，用今日之标准衡量，几乎一大半可称国学大师和著名书法家。其重视学校和科举，对选任学政非常慎重，也是基于这种文化认同和尊崇。

乾隆三十九年，礼部重新增订的《钦定学政全书》由武英殿印行，明确了学政的职责范围，包括学校条规、考试场规、出题与阅卷、发榜与解卷，也包括评定优劣、约束生监、考核教官、录送科举，还要采访遗书、厘正文体、整饬士习、查禁非法出版物，堪称繁难。而到标识为冲、繁、疲、难之地任学政，有诸多意料不到的繁难之处，自不待言。是以王鼎任职的前与后，都有人在提督江西学政的位置上栽了跟头，弄得声名狼藉。

五十四年九月，江西学政翁方纲即将任满，奏报发现考生手头有一种小本讲章，刻印经书语录、常见题目、应试策略等等，颇便于夹带进场。他派下人密查，找到临场售卖之人，又跟踪查到建昌一带的书坊，加以禁止。大约是要对三年工作来一番总结，他还上奏“江西士子积习甚多，于岁考知所儆惕，而科考则渐就懈弛”，引起乾隆帝的关注。岁考，亦称岁试，为各省学政到任第一年巡回所属的例行考试，既决定童生的生员资格，又判别在读生员、增廪生的优劣，选拔贡生，关系一个读书人的前程命运，故被格外重视。而科考，则在学政任期的第二年，考试那些要参加乡试的生员，列在一二三等者，方才给予参试许可。为何竟会不重视呢？大约在于岁考所定优生，基本已获得乡试资格，对于再考，自然失去了兴趣。翁方纲提议：在科试之年编造名册，详细登录，凡不来考试，或考试不合格者，“将其报优扣除，仍将原报之教官查办”。乾隆帝很赞赏他的做法，同时认为此类陋习必非江西所独有，谕令各地下大力气整顿。

王鼎任前陛见时，嘉庆帝的训词仍是“整饬士习，厘正文风”，上引两次谢恩折上的朱批基本相同，都是关乎士习和文风。可知忽忽二十余年过去，整个社会士习文风的状况，并无根本改观。

清朝沿承明代科举体制，以子、午、卯、酉年秋八月举行乡试，丑、未、辰、戌年春会试。而各省学政，通例于乡试后开始调换，前后任的交接在十一月间完成。比常规做法，王鼎的任命晚了一年多，大约是调潘世恩回朝重用，临时要选一个去替代，嘉庆帝在备选名单中钦点了王鼎。是以潘世恩闻命匆匆赶回，连交接学政关防之类，都委托属下代办。

做事踏实是王鼎的一贯风格，到任后仅20天，等所邀幕友陆续到齐，他便从省城起身，依次按试各府。此先潘世恩已举行过岁考，他所做的就是科考。学政案临某地，是有一套规定动作的：抵达后先与教官生员见面，次日往明伦堂讲书，然后才是考试。王鼎做过日讲起居注官，对登台讲课自然不惧，但谒见、讲课、点名、开考、阅卷，一地接着一地顺序而行，也是辛苦得很。再加上最后的发落，对优生要表彰鼓励，考得差的也应指教劝勉。每一府学生员约百余名，加上所属州学、县学，人数当有二三百甚至更多，一拨拨问询谈话，真的会很累。他还要借此机会，对诸生“恭绎皇上训示，敬谨宣扬，谆切教诫，俾各知砥砺自爱，仍严饬各教职勤加督课”。此间人士很快就发现，新任学政是一个实力任事、一板一眼的人。

接下来考试中，也发现了个别作弊行为。待全省岁试考完之后，王鼎奏报：“嗣科试广信府属生童，文风尚优，士习亦颇端谨，惟取进广丰县第一名童生沈玙，铅山县第四名童生朱淳、第十名童生丁铭，复试日文理与原卷不符。随即扣除更换，将该童生与原认廪保发交提调官严讯，照例办理。此外，应试生童均极安静。”既能整体上镇得住场子，使各地考试能顺利完成，又对作弊考生绝不通融，断然予以除名。王鼎奏折不多，对士习学风从不擅加指责，讲的是具体事，措辞皆平实可信。折后多数附记雨雪、青苗和粮价信息，为巡考途中所亲见，很能对上嘉庆帝的路数。

一轮岁考过后，回到省里再“校阅通省月课试卷”，“罗试十四府州属遗才生监”，又会同巡抚“复试验看通省新取选拔生员”，将所有获准参加乡试的生员造册，并移交巡抚审核。短短时间内，王鼎将半路接手的事情办理得停停妥妥，这之后，便进入癸酉科乡试时间。该年江西正考官为吏部侍郎秀堃，副考官为刑部主事蒋云宽，二人中进士比王鼎仅晚一二届，皆有翰林经历，应较为熟悉。以乡试所考生员皆由学政确定，为防止请托，例不许学政介入乡试，考官与学政也不做密切接触。此科江西乡试进行顺利，对新学政的严格认真，也有了较高评价。当年底，巡抚先福在例行奏闻中，称赞王鼎“关防严密，去取公明，士论均皆翕服”。

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局。

三、幕友名单与经济账

比起总督和巡抚衙门，学政衙门要小得多，主要由书吏和幕友两部分组成。书吏无官职俸禄，但由国家提供薪酬食费，对于各省学政衙门中书吏，乾隆时明确规定为八人，至于江西，似乎要少一些。幕友，全称“阅文幕友”，由学政本人邀请，以在考试时帮助阅改试卷。早期对此要求不严，有的学政为了简便，也为了省钱，往往在此地考过，挑几位优等考生带往下一考点阅卷，乡里乡亲，很容易出现徇情作弊。雍正十二年议准：不许在视学之省选聘幕友，若是临近省份，相距必须在500里之外。至于幕友资格，只提出“学问优长、操守廉洁”，这是一个很高的标准，也有些朦胧含混。

幕友的薪酬食费，是要学政从养廉银中开销的。每位大约多少？也是千差万别。林则徐曾为福建巡抚张师诚之幕僚，每年约得200多两酬金。张师诚为两朝资深大员，则徐声名已起，又有一笔好字，或偏高一些，然低也不会差太多。有些学政吝惜资费，尽量少选幕友，不得已而延长阅卷时间，弄得怨声载道。乾隆帝曾痛斥学政减省阅文幕友，以至于考过十余天还不发榜，大量生员聚集滋事，申明各省学政幕友不得少于五六人。也有学政多从家乡亲友中选人入幕，一来彼此熟悉，二则肥水不流外人田。如王杰的孙子王笃任四川学政时，六名幕友皆陕西籍，其中五人均来自韩城。虽不算违规，还是受到道光皇帝斥责，认为幕友尽是同乡，容易引起物议，若再出现通同作弊，更难以稽察，命他赶紧换人。

只要不违反几条硬性规定，选什么人入幕、选几位，概由学政自行决定，且不要求奏知。其实皇上亦非放任不管，而是将核查之责交给了所在督抚。当时的两江总督为百龄，常驻江宁，责任便落在江西巡抚先福身上。四月二十五日，即王鼎抵任两个多月后，先福上奏：

兹江西学政王鼎于本年二月到任，随即考试南康、九江等府属。据各府提调密禀，称该学政考试生童场规严肃、去取公允、舆论翕服等情，奴才复加体访无异。幕中延友八人，足资校阅，并无办理周章之处。

是可知各考场那些忙忙碌碌的提调官，也有着监督和密报的任务，一旦考场出现徇私舞弊和考生骚乱，便可以层层上报，迅速上达天听。先福根据收集来的信息，对王鼎做出较高评价，寄望殷切的嘉庆帝，阅后必也长舒一口气。先前颇有几个被他看好的大员，一旦到了地方，有的作威作福、需索无穷，整出许多事端来，要不就是束手无策，没有实际掌控和操作能力，弄得皇上也只好降谕自责。王鼎的开局不错，没有让他失望。

先福的密折还附了一份清单，详列王鼎所延幕友姓名籍贯：

谭忠岳　浙江仁和县举人

王嘉名　山东临清州举人

沈玉芹　浙江湖州府学生员

冯　　山东临清州举人

王梁曾　顺天大兴县进士

董　辰　浙江富阳县贡生

王之谦　陕西蒲城县举人

王益谦　陕西蒲城县举人

这份名单也有错讹，将唯一一位进士的名字写错，害得笔者找了半天，原来是“王榘曾”，嘉庆十三年三甲进士。最后的两位来自蒲城，为亲兄弟，亦王鼎本家堂兄弟，后来也先后出仕，有令誉：之谦，嘉庆九年举人，做到安陆知府；益谦，嘉庆十三年举人，任职福建多县，曾做过林则徐家乡侯官的知县，与则徐交谊颇深。应该说，王鼎既看重他们的学问人品，也尽量创造条件，使之观摩历练，为日后的主持一方行政奠定了基础。

学政属于“特派之员，职任较重”，品级虽低于督抚，但不受其管辖，有独立奏事之权。清廷设置地方大吏，职责权限多有重合交叉，让总督、巡抚、驻防将军等互相监督，再加上一个学政，令其专管学校和考试等，也监督地方有无私弊，及时向皇上密奏。同时，每年也令巡抚报告学政的表现，给出评语。思虑不可谓不周，却也低估了臣下的生存智慧和协调能力。学政一般为初任，到地方人地生疏，对方面大员自是尊重有加；而督抚知这些翰林文士前程无可限量，在此不过三年，亦乐得相处友好。

一般说来，提督学政是不携带眷属的，八位幕友、数名书吏，加上轿夫和家仆，便是王鼎的一班人马。江西学政每年的养廉银为3500两，八位幕友的酬金工食用去一小半，王鼎生性朴实节俭，剩下的也足够开销。加上还有棚费、红案银两，巡考各府亦有工食和粮米供给，虽不能与督抚相比，也算是一项肥差。王鼎家世清素，入仕后在翰詹拮据度日，三年提督学政，总算扫除了经济上的欠债。

四、初识林则徐

王鼎与林则徐的第一次人生交会，应是在江西。

林则徐为嘉庆十六年二甲第四名进士，入庶常馆读书，王鼎已是侍读学士，当会听说有一位文笔清新、书法精妙的新科进士。次年春，王鼎列大考二等第一名，一向关注时政的林则徐应也印象深刻。但则徐入馆未久即告假还乡，很长时间内待在老家，当他再次入馆学习时，王鼎已然出京赴任。由此可知，两人大约不会有过往的机会。

二十一年闰六月，林则徐被钦点江西副主考，主考官为吴其彦。其彦比王鼎晚一科中式，留翰林任职亦步其后尘，现为詹事府詹事，异乡相见，当倍觉亲切。然三年一届的乡试，也是对提督学政教育成效的一次大检验，科举体制森严，试前和秋闱期间，大家都尽量回避见面。据林则徐日记，八月初六日，江西巡抚钱臻主持入帘宴，王鼎与一众地方官出席作陪，大家都是端正持重之士，瓜田李下，想来不会交流太多。

午饭后，吴、林二位即乘轿往贡院，与14位帘官（同知2人，知县12人）相见，接下来是掣定房签、命题刷卷。江西是一个科举大省，通例每届乡试中额为94人，以“每举人一名，录送科举八十名”计，入闱考生应是7520人，若加上副榜加取之数，应不少于1万名考生。则徐记载每场刷印题纸11000张，三场考试，试卷就有3万多份，阅卷是一个巨大工作量。两位主考都还年轻，与当地选来的帘官挑灯夜战，从十四日开始直到月底，总算阅改一遍。然后是交换审读，检数核查、分别去取，再将拟取之卷发交各方比较“笔气”，即核对三场试卷是否出诸一人。吴其彦与林则徐极为认真，对各房初选的1000余卷“逐卷墨笔圆点到底，分篇详批”，“九月朔后又穷六昼夜之力，遍搜落卷九千余本，逐本加点”，看看有没有遗漏。则徐就发现一卷极佳，“诧为异才，亟拔之”。

至九月初九日，江西丙子科乡试正式揭晓，舆论谓之“清榜”，这是对主考的良好评价，也是对学政业绩的最大认可。揭晓前夜，钱臻及司道官进入贡院大红门，同在玉清堂观看誊榜，王鼎仍不能到场；当日一早发榜后，“客来纷纷，应接不暇”，王鼎则未来。林则徐在日记中写道：

初九日乙卯，晴。丑刻送榜出红门，入内补睡。晨起客来纷纷，应接不暇。上午同美存前辈出门拜客，访询舆论，均谓此次所录清贫绩学者甚多，谓之“清榜”。又闻解元极敦内行，乡里称为孝子，诚可谓行称其言者矣，为之快然。是午在王学使署中吃面。

出门访客，主要是去拜访王鼎。乡试已毕，青年隽才得有出头之日，舆论大大赞扬，主考官放心，也是王鼎到江西后的开心时刻。他的生活本来就简朴，以素来喜爱的家乡面来招待客人，也给林则徐留下深刻印象，特加一笔，注明是在署中“吃面”。

据林则徐记载，该科虽未见“奇才”，然颇有“清才”，由于阅卷公正严谨，当地士子较优者多被取中——

揭晓（重阳日）后询之士论，则素日知名者已十居八九。省崖先生之所赏识，除拔、优、副贡外，科岁列一等者中式五十六人，故外间无疵议焉。

在素称士习浇薄的江西地面上，王鼎耕耘了四年，交出了这样一份答卷，也属不易。

拜会和吃面之行，则徐皆跟从吴其彦前往。三人皆翰林中人，亦皆称翰林俊彦。就在乡试阅卷期间，以王鼎转任吏部左侍郎的谕旨到达南昌，与右侍郎的列衔不同，左侍郎是要回京任职、主持日常部务的，前程自可想见。乡试的结果这么好，也使王鼎深感欣慰，毕竟在这里待了近四年，还有什么比造就一批有用之才更值得高兴呢！当日匆忙，王鼎邀请二人后天来家中吃晚饭，宾主尽欢，一直聊到深夜。其彦和则徐离开南昌时到学政衙门辞行，王鼎又留他们午饭。这是二主考在南昌的最后一餐，然后与众人在滕王阁话别，登舟而去。我们注意到林则徐日记中对王鼎的称呼：先曰学使、王学使，继称王定九先生、王省崖学使，日渐亲切。此为两人的第一次密切接触，应都留下了美好印象。

清代法网甚密，每届乡试过后，例行磨勘试卷，将考卷全部解送礼部，组织京堂和翰詹科道官员进行复核，规定很严：

乾隆二十五年议准：嗣后中式举子，如经磨勘出文理荒谬、例应斥革者，除将主考官照例议处外，仍令该学政将原取科举之卷解部，交与原派大臣复勘。如亦系荒谬，将该学政照主考例议处。

到了这个阶段，主考官与学政也捆绑在一起，共同承担责任。该科江西乡试出了一点儿问题：一名叫高炳驯的考卷因添注涂改过多，被罚停一科。更大的遗憾，是被一致看好的解元欧阳焕章，不仅未能连捷进士，终身亦未博得一第。倒是被林则徐搜落卷搜出的周仲墀，后来考中道光三年进士，改庶吉士，也进了翰林院。

清代帝王重视学校和科举，与重视人才相表里。其也发现科举之途担搁耗费了许多良材，想出种种补救办法，要求学政察举人才即其一。雍正四年谕旨：

朕思各省学政奉命课士，黜劣举优，系其专责。嗣后学政三年任满，将生员中实在人品端方、有猷有为有守之士，大省举四五人，小省二人，送部引见，朕亲加考试，酌量擢用……学政巡历各府三年之久，日与士子相亲，考文察行，不得谓不知，但能虚公衡鉴，所举必得其人。且风声所树，凡读书士子必皆鼓舞振兴，力学敦行，求为有用之儒，于士习人材大有裨益。该学政其各实心奉行，毋得苟且塞责。

皇帝求贤若渴，然学臣操作甚难：优秀人才多由科举晋身，其落榜或隐逸者，一旦荐举，若不入皇上法眼，麻烦便随之而来。后来改为三年一荐，迨至乾隆三十四年，谕令“照选拔贡生之例，会同该督抚一体考核”，极大地减轻了学政的压力。八月下旬，乡试尚在阅卷时，王鼎已用两天时间考选优贡，然后是汇录武生参试名册，一切都办理得有条不紊，方才向皇上奏报。

就在吴、林二人离开不久，王鼎也告别江西，踏上返回京师的路。

《清仁宗实录》卷一〇〇，嘉庆七年七月辛未。
《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七册，嘉庆七年七月十六日。
《清仁宗实录》卷一〇九，嘉庆八年闰二月乙酉。
朱批奏折：颜检，奏为原任大学士王杰蒙恩准休驰驿回籍途经保定札知前途地方官妥为护送事，嘉庆八年三月十一日。
录副奏折：祖之望，奏报遵旨差家人前往韩城问候还乡原任大学士王杰事，嘉庆八年四月二十一日。
刘墉：《刘文清公遗集》卷一三，惺园相国予告将旋次石君前辈韵赋送。
朱批奏折：王杰，奏为刍议川匪业已剿峻不必复有用兵之名事，嘉庆九年八月九日。
《清仁宗实录》卷一三九，嘉庆十年正月乙未。
朱批奏折：朱珪，奏为惊闻太上皇帝龙驭上升恭请圣安事，嘉庆四年正月十七日。
《清高宗实录》卷一九三六，乾隆五十七年二月癸丑。
《清仁宗实录》卷七三，嘉庆五年八月己巳。
朱锡经：《南崖府君年谱》卷上，清嘉庆间刻本。
《清史稿校注》卷二〇四，疆臣年表一。
《清史稿校注》卷一二三，职官三。
《清仁宗实录》卷一〇三，嘉庆七年九月癸酉。
《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七册，嘉庆七年十月初五日。
《清仁宗实录》卷一〇四，嘉庆七年十月己未。
《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七册，嘉庆七年十一月初三日。
《清仁宗实录》卷一〇五，嘉庆七年十一月庚寅。
昭梿：《啸亭杂录》卷四，吉制府之死。
录副奏折：瑚图礼，奏报两广总督吉庆病故日期并署理总督印务事，嘉庆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录副奏折：瑚图礼，奏报两广总督吉庆病重自戕情形事，嘉庆七年十二月初九日。
朱批奏折：那彦成，奏为遵旨查复两广总督吉庆死情密奏事，嘉庆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本小节引文除已注明者，均见此折。
录副奏折：方维甸、杨遇春，奏报宁陕新兵滋事经过及入山查看情形事，嘉庆十一年七月初十日。
李元度：《杨勤勇公事略》，见于《续碑传集》卷四八。
袁枚：《神道碑》，见于《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一七五，疆臣二十七·方观成。
张维屏：《听松庐诗话》：“方恪敏公诗有云：‘造膝几人容抱子，眷怀昨岁诏迎医。’自注云：‘携耆儿至御前，蒙亲解佩囊以赐，又蒙恩命御医为耆儿种痘。’大臣幼子，仰荷天慈高厚至此，即史书记载中亦为罕睹。”
《清仁宗实录》卷一二四，嘉庆八年十二月辛巳。
《清仁宗实录》卷一六四，嘉庆十一年七月辛酉。
《清仁宗实录》卷一六五，嘉庆十一年八月甲辰。
魏源：《圣武记》卷八，嘉庆宁陕兵变记。
《清仁宗实录》卷一六四，嘉庆十一年七月己未。
《圣武记》卷八，嘉庆宁陕兵变记。
《清仁宗实录》卷一七一，嘉庆十一年十一月壬申。
录副奏折：全保、方维甸，奏报访查苏勒芳阿游栋云所带西安满营官兵遇匪逃散情形事，嘉庆十一年十二月初九日。
以上本小节引文未出注者，均见《清仁宗实录》卷一六九，嘉庆十一年十月己丑。
《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十一册，嘉庆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圣武记》卷八，嘉庆宁陕兵变记。
《清仁宗实录》卷二一〇，嘉庆十四年四月戊申。
《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十四册，嘉庆十四年正月二十五日。
《清会典事例》卷二一，吏部五·官制·詹事府。
《清会典事例》卷一〇四七，翰林院四·典礼。本小节引文除另行注明者，均见此卷。
《清会典事例》卷一〇五五，起居注一·职掌。
《清仁宗实录》卷二五四，嘉庆十七年二月甲寅。
《清仁宗实录》卷二六四，嘉庆十七年十二月壬子。
据林则徐“丙子日记”中所记程期，去时走了一个半月，回程则用了36天。冬天应更难行，王鼎必在元旦前离京，方可于二月二日抵达。
朱批奏折：王鼎，奏报到任接印日期事，嘉庆十八年二月初二日。
《大清会典事例》卷三六八，礼部七九·学校三。
《清仁宗实录》卷二六八，嘉庆十八年四月己亥。
朱批奏折：王鼎，奏为奉旨补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仍留江西学政之任谢恩事，嘉庆十八年五月初六日。
《大清会典事例》卷三八三，礼部九四·学校一八。
朱批奏折：王鼎，奏为五月以前考过南康等府情形事，嘉庆十八年五月初六日。
朱批奏折：王鼎，奏为接办通省科试全竣情形事，嘉庆十八年八月十二日。
朱批奏折：先福，奏为查明江西学政王鼎考试无弊事，嘉庆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钦定学政全书》卷一六，学政关防：“乾隆三十二年议准：学政衙门书吏，按照定额八名招募，充当应役。”
朱批奏折：先福，奏为查明江西学政王鼎幕友名数及考试声名事，嘉庆十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朱批奏折：先福奏折附片，“呈学政王鼎所延幕友姓名籍贯清单”，嘉庆十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大清会典事例》卷五一，吏部三五·学政开列。
《钦定学政全书》卷三六，录送科举。
《林则徐全集》第九册，丙子日记，九月初六日。
《林则徐全集》第九册，丙子日记，九月初九日。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致沈维□。
《钦定学政全书》卷三六，录送科举。
《大清会典事例》卷七五，吏部五九·除授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