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命运工程

敢为天下先:中国航展二十年 作者:李鸣生 著


命运工程

梁广大天生是个特立独行的人。

1988年,在一片质疑、不解甚至嘲讽声中,梁广大再次出招:由他主政的珠海市委、市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抢占发展经济制高点的战略发展计划”。这个“发展计划”,被珠海人称为“命运工程”。

所谓“命运工程”,顾名思义,指的是事关珠海发展命运的关键工程。说穿了,就是一批比修马路更为大型的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比如,修建珠海机场,修建珠海港,修建铁路,修建大水厂,修建大电厂,等等。并且,珠海市政府还对外宣称,珠海要建的这个机场,是全国最大、最先进的国际机场,其目的是为了与国际接轨。不仅如此,1989年珠海又正式对外宣称,还要修建一座直通香港的跨海大桥——伶仃洋大桥!

这次动静之大,不仅让珠海人大吃一惊,也让广州乃至全国不少人惊诧万分。于是一时间里,风声四起,众说纷纭,质疑声不绝于耳。有人说,一个小小的珠海,走还没学会呢,就想飞了,不自量力!还有人说,小小的珠海,搞什么国际机场、大港口、伶仃洋大桥,是不是吃错了药,搞晕了头哟?

当然,也有人对梁广大表示赞赏、支持,佩服他的胆略和气魄,认为他有超前意识、国际视野和敢为天下先的开创精神。然而更多的人则认为,梁广大不去考虑怎么发展经济,不去琢磨怎么赚钱,就知道花钱;花钱还不说,又弄来一批花钱的大工程;而且这一次花的钱,远比当初修马路的钱多得多!他这是不顾珠海人的死活,只想着为自己树碑立传!

于是,梁广大继“马路市长”之后,又多了一个绰号:梁大胆!

其实,梁广大的“大胆”,并非心血来潮,而是他多年来思考的结果。当初考察深圳时,他虽然确实被深圳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所感染所打动,也从深圳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和希望,但到任珠海后,当他对珠海的情况有了深入了解,这才实实在在地感到,珠海与深圳有太多的不同,太多的不可比性。尽管珠海和深圳同为特区,但深圳像个健壮的少年,珠海则像一个初生的婴儿,完全不是一个等量级。比如,深圳有大规模的资金投入,大量的人力涌进,丰富的物质储备,还有大幅度的自由开放,惊人的建设速度,等等,这些优势珠海都远不具备;加之深圳紧邻香港,香港的发达经济可直接辐射影响,深圳就更是如虎添翼。而珠海呢?虽说也紧挨着澳门,可澳门除了博彩业、娱乐业,什么产业都没有,对珠海的帮助可以说是微乎其微。而且珠海的特区面积小,最初仅有6.18平方公里,后来经过两次扩容,仍不及深圳的三分之一。所以,珠海先天条件不足、施展空间有限这一现实,就逼着梁广大必须拿出一个适合珠海自身发展的、长久远大的发展规划。

采访中,梁广大说,他与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的根本分歧在于,他们老想着小小的珠海,老是从眼前的一点小利益出发,眼睛只盯着别人怎么搞,只看别人有多少钱装进了腰包;而他想的是,珠海是国家的特区,不是珠海的特区,所以考虑问题办事情,必须要站在国家的角度,按照国家的要求搞,而不能只站在珠海的立场去想。

因此,梁广大认为,尽管路修好了,供水、供电、通信等设施也初步建起来了,但珠海要想有更大的发展,并持续性地发展下去,大型基础设施最为关键。纵观全球,但凡大的城市、大的经济区域,没有一个不具备机场、港口、铁路、高速公路等这些大型基础设施的。没有这些大型基础设施,就不成其为大城市、大经济区域。比如,没有便捷的交通,你让人家怎么来?坐汽车、火车来,还是靠两条腿走路来?人来不了,或者说不方便来,怎么投资?没有外来的投资,珠海怎么发展?即使短期内有点发展,往后的日子又怎么办?搞“命运工程”,就是站在整个珠三角西部广大经济区思考问题,就是要谋划整个南方几省的发展,而不仅仅是一个小小的珠海的发展。

梁广大曾经仔细算过一笔账:一个集装箱,从深圳发往香港,仅需三百多块;而从珠海运至香港,则必须经过中山市、顺德市、南海市、东莞市、深圳市才能转道香港,需要三千多块。单单这一笔运费,就高出十倍以上!不修路,不建桥,怎么搞?

当然,这期间也确有一些国外的大财团来珠海考察过,并打算投资一些项目,但因珠海缺乏高规格的交通能源设施,大多乘兴而来,失望而归。

梁广大清楚地记得,1984年邓小平第一次来珠海视察时,特区当时正面临着诸多的矛盾和巨大的发展阻力。比如,有人说,特区就是复辟资本主义,特区除了五星红旗以外,全都变了颜色。甚至还有人说,特区就是租界。不能再这样搞下去,要收了,不能再放了,再这样放下去,就完蛋了!在各种压力下,特区干部们的思想和手脚好像都被捆绑住了,外资来考察洽谈投资项目时,不仅不敢主动配合,甚至连外资老板也不敢接触了,害怕哪天运动一来,跳到黄河也洗不清。而就在这时,邓小平乘船从深圳来到了珠海。梁广大从码头接到邓小平后,在车上将珠海的情况向邓小平做了简单汇报。汇报时,邓小平不说话,只听,有时点点头,表情严肃。中午吃完饭,大家坐下来吃水果,他趁机请求邓小平说:“邓主席,给我们提几个字吧,鼓励一下我们!”邓小平二话不说,走上去,抓起笔,写下“珠海经济特区好”七个大字。

采访中,梁广大说,这个题词,不光是邓小平对珠海、对他们这些在特区工作的“垦荒者”的最大鼓励,同时也是对当时社会上重重非议的有力回答!

一个月后,中央特区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明确肯定了办特区四个窗口的作用,并明确指出,特区放得不够,不仅不收,而且还要再扩大到十四个沿海城市;同时强调,改革开放不能受“左”的思想影响!会上的梁广大备受鼓舞,办特区的信心更足了。

采访中,梁广大说:“我当时是把大型基础设施当作珠海的命运工程来抓的。我如果只站在珠海的角度来考虑珠海,珠海就没有必要建机场、港口、铁路等这批基础工程。一个小小的珠海,你搞那么大的工程干吗?但是,珠海是个特区,是国家的经济特区,它担负着国家探索改革开放试办特区的重任,我们就不能以珠海论珠海,而要跳出珠海论珠海。应该按小平同志指示的办,没有经济、没有资金,也要自己闯出一条血路来。所以当时珠海的几大工程建设都是立足于市场经济,建大机场、大港口、大电厂、大水厂、伶仃洋大桥、铁路等大型基础设施的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对外开放,走向国际,吸收外来投资。”

这就有了“命运工程”的推出和实施。

而修建机场,则是“命运工程”的重中之重。

其实,修建机场也不是什么新鲜话题。早在特区建设之初的1983年,珠海市委、市政府就向广东省委提交了请示报告,要求修建珠海机场。之后,珠海市委、市政府与国家民航局中南管理局合作建了直升机场;不久,澳门政府主动表示,愿与珠海合建机场。

据珠海外事部门档案资料显示,澳门政府政务司马文佳和澳门经济财政暨旅游政务司孟智,曾于1985年4月17日、1985年6月29日和1986年2月13日,先后三次与珠海市政府、珠海机场签订了筹建备忘录;而澳门档案资料则称,早在1979年12月,澳门政府就经港澳办会同有关部门,向国务院提出过建设国际机场一事。

1986年,外交部根据珠海和澳门的共同要求,向国家主要领导人汇报了珠澳合建机场一事。之后,澳葡当局花费了两年多时间对机场的可行性问题进行研究,但最后还是没有结果。

时间转眼到了1988年。珠海市委、市政府见与澳门共建机场一事难以推进,再度立项,提出独自建设一座具有国际水平的现代化机场。

珠海这么一个小地方,已经有了一个机场,为什么还要再建一个国际机场?这是当时很多人甚至包括一些专家都很不理解的问题。

采访中,梁广大说,这是他们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做出的决定。但这个决定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经过了广泛的调查研究提出的可行性方案。因为珠江西岸经济尽管当时比不上东岸,但经济发展还是比较快的。以高速公路一个小时计算,珠海、中山、江门等市覆盖人口接近一千五百多万,何况江门又是重要侨乡,国内进出澳门人口连年大幅增加。所以,建国际机场的条件还是具备的。

很快,珠海机场的选址和论证工作同步展开。

但选址工作并不顺利。广州民航局首先提出,在珠海香洲湾境内修建机场,建设跑道。可梁广大等珠海市领导则认为,香洲湾选址在市中心,飞机的起飞降落都要经过市区,对市区居民的生活影响太大,此方案不可行。后来,又把地点选在了金鼎镇下栅。此地虽地表环境好,但净空环境不好,周边多有山脉,对飞机的起飞降落会有影响。再后来,又想到了上冲检查站外的坦洲方向。但这个地方由于淤泥淤积层太深,施工成本太高,加上附近村庄多、村民多,最终也被舍弃。

而就在珠海机场选址之时,澳门方面再度提出合建机场的意愿,并委托“赌王”何鸿燊前来珠海与梁广大等人洽谈。经过何鸿燊先后三次到珠海磋商,双方最终达成一致意见,认为合建机场既可以节约成本,又能充分发挥机场作用,不失为一种最佳选择。后来,通过再次调研选址,双方最终将合建机场的地点确定在小横琴岛。

除此之外,双方还就具体事项做出约定:各自出钱修建一条通道、一座桥;各自境内按各自法律条规管理,不收土地费。澳门方面由何鸿燊从博彩业拿钱,珠海方的钱则从日本高尔夫球场借六千万美元。

为考察珠澳合作机场项目,当时的国家相关领导、民航总局领导、民航中南管理局领导等,还专门乘坐直升机,在澳门氹仔东面海域填海建机场的位置,低空盘旋了两圈。

会议上,时任新华社澳门分社社长李耀其表示,澳葡当局对中方给出的三个条件有看法。换句话说,澳门方感到中方给出的这三个合作条件制约太大,难以合作:一、澳门方面跟外国签航空协议时,需报中方批准;二、飞机进入中国领空时,要向中方报告;三、机场只能民用,不能军用。

采访中,梁广大说:“当时听了澳门方的意见,我感到非常遗憾,但又无可奈何。因为夹在中间的我,无论中方提出的这三个条件是否合理,我梁广大都无法左右;而澳葡当局不肯接受这三个条件,我又强求不得,也强求不了。所以,最后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大伙散伙。”

于是,珠澳合建机场一事,再度搁浅。

事情走到这一步,珠海机场就只有珠海自己来建了。而且不管用哪种方式,都必须要建起来!

这一来,原定在小横琴岛建机场的方案不得不废弃,机场的选址工作只有另起炉灶,重新开始。

最终,经专家们再三考察调研,新建机场的地点确定在了一个叫三灶岛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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