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最高苏维埃！”

其实，更多的难题还在后头。

首届航展的日期一旦确定后，所有的工作犹如箭在弦上。当时，指挥小组设在珠海市政府大楼的一层楼里，每天晚上航展指挥小组的人员都要集中在一起，汇总工作，解决难点，当天的问题，绝不拖到第二天。在办公室近三十米长的走廊里，两边的墙壁上还贴满了各式各样的图表，航展筹备工作的所有进程都展现在这些图表上：X轴代表时间，Y轴代表事件。每天，筹务工作的每一步推进，都要在图表上标示出来。这些满墙的图表，用周本辉的话来说，就像当年他们老家的生产队长每天派工劳动时画的表格一样。

但是，活动越大，鸡毛蒜皮的小事也就越多。比如，开幕式时，军乐怎么奏？国旗怎么摆？红旗怎么插？等等。这些问题，每天都要绞尽脑汁，费尽周折。而指挥小组里，又集中了各类人才，有学外语的，有学经贸的，有懂军事的，有懂科技的。人多嘴多，主意也多，每每遇到问题，尽管大家目标一致，却常常争论不休，意见相左。有的事情，争论是可以的，争论了问题也就解决了；但有的事情，争论了半天，谁也拿不定主意，谁也做不了主，只有今天汇报这个，明天请示那个，结果汇报来请示去，时间耽搁了，最后还没个结果。

而这一时期的工作又非常紧张，紧张到常人无法想象的地步，用周本辉的话来说，“紧张得头皮都要裂开了，头发都要竖起来了！”怎么办呢？值此关键时刻，和梁广大一样只要结果不要过程的周本辉便挺身而出，大声说道：“别吵了，也别请示了，我就是最高苏维埃，这事我做主，就这么定了，出了问题我负责！”

“我就是最高苏维埃”，此话一出，犹如定海神针，凡是犹豫不决、决而不断甚至某些扯淡的事情，很快就被搞定了，既省略了诸多烦琐程序，又提高了工作效率。

采访中，周本辉说：“说实话，虽然我说‘我是最高苏维埃’，其实我对自己拍板的事情也没有绝对把握。但由于当时好多事都没有一个标准，只能谁的资历高，谁说了算。你想想啊，航展都倒计时了，还为一些小事情今天找这个汇报，明天找那个请示，汇报来请示去，事情到头来怎么弄啊？所以我说‘我就是最高苏维埃’，也是被逼上梁山啊！后来想起这事来，也有些后怕。不过我们当年那种玩命的精神，想起来也是另一种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