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离骚》是屈原心路历程的真实写照，也是屈原文学才能的集中体现。鲁迅《汉文学史纲要·屈原及宋玉》：“《离骚》之出，其沾溉文林，既极广远，评骘之语，遂亦纷繁。”⁽¹⁾的确，《离骚》作为中国的第一首长诗，无论对中国文学创作还是对中国学术研究均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本书以《离骚》文本为研究对象，围绕研究史上有争议且有意义的九大专题（分段方法、结构模式、结构特点、时间意识、空间意识、名物的表现特点与形成机制、名物的表现手法与审美特征、“美人”形象、“灵均”形象）进行全面梳理和探索；同时，附录“《离骚》精读”，对《离骚》全篇进行新的注译与赏析，并适当吸收前人的点评，以便从中窥探屈原惊世的文学才能和悲壮的政治志向。

一、本书的选题意义与研究方法

两千余年来的中国文学史和学术史的演变与发展，已足以说明研究《离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尽管如此，但仍有必要、有责任简单说明本书选取九大专题来研究《离骚》文本的选题意义与研究方法。

（一）选题意义

第一，通过《离骚》文本研究，可以推进屈原和楚辞其他作品研究。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楚辞》：“吾以为凡为中国人者，须获有欣赏《楚辞》之能力，乃为不虚生此国。”⁽²⁾而要想获得欣赏《楚辞》之能力，就必须首先对《离骚》有一番自己的见解。倘若不先读懂《离骚》而想读懂《楚辞》其他作品，那就如同舍舟而渡海，隔林而射猎，其结果可想而知。同时，从史料上看，有关屈原的文献记载实在屈指可数。在《离骚》中，屈原真实地记录了自我独特的生活经历，强烈地抒发了自我独特的人生感受，鲜明地表现了自我独特的人格精神。而要想真正做好《离骚》文本研究，就必然要深入研究屈原和楚辞其他作品。因此，《离骚》文本研究已成为历代知识分子的自觉行为。

第二，通过《离骚》文本研究，可以界定《离骚》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何其芳《屈原和他的作品》：“在中国文学历史上，它结束了一个旧的时代，又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³⁾的确，《离骚》不仅是南北文化的集大成者，而且是后世文学的拓荒者，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地位。在屈原之前，中国文学史上从未有过像《离骚》这样鸿篇巨制的诗歌。那么，《离骚》究竟取得哪些文学成就，为后人树立了怎样的书写范式和人格模式？这些文学成就的取得，又具体受到哪些文化因素的影响？这一系列问题的解决，都有待于《离骚》文本研究。而要想真正做好《离骚》文本研究，就必然要仔细考察中国文学史的发展。因此，《离骚》文本研究成为文人志士的毕生追求。

第三，通过《离骚》文本研究，可以推动《离骚》学术史研究。屈复《楚辞新集注》：“《楚词》惟《离骚经》最难解。”⁽⁴⁾正由于此，《离骚》虽经两千余年的研究，但文本中至今仍有许多谜团无法得到诠释和破解。周建忠《楚辞考论》：“一代代的研究者都在反驳、纠正或补充前人的说法；而他们自己又受到后代或同时代人的反驳、纠正或补充，从而不断推进研究的深入，寻找‘近真的屈原’。”⁽⁵⁾那么，两千余年来，各个时代在探讨《离骚》时都提出哪些观点，取得哪些突破，争论哪些问题，存在哪些缺陷？要想真正做好《离骚》文本研究，就必然要把握《离骚》学术史的进展，否则就不太可能解决旧疑，提出新见。因此，《离骚》文本研究，成为那些不畏困难、勇于攀登者的不悔选择。

（二）研究方法

第一，采用文献学研究法。本书以《离骚》为主体，从学术史的角度出发，网罗和参考历代学者有关《离骚》的各种论著，以爬梳《离骚》文本中的字句等诠释，并深入探究屈原的创作意旨。同时，结合有关楚文化的出土文献，来佐证、强化本书的论述依据。

第二，采用社会历史研究法。本书从时代背景、文化思潮、社会环境，以及文学自身的演变进程等方面来入手，来探究屈原创作《离骚》的背景因素和内在意涵。

第三，采用传记研究法。本书主要参考《史记》《汉书》，同时结合其他经史子集，试图透过屈原的家世、经历、人格、个性，来诠释屈原在《离骚》中所表现出的创作心理和人格特质。

第四，采用文艺学研究法。本书既注重运用传统文论，又适当吸收西方文论，来着重分析《离骚》的表现手法、章法结构、人物形象、审美特征、主题旨意等方面，从而对《离骚》文本进行细读。

二、相关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概览

两千余年来，《离骚》研究始终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热点和难点。正因为是“热点”，故积累了极为丰硕的研究成果；正因为是“难点”，故引发了历代学者的不断探索。概括起来，前人的《离骚》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屈原生平、创作时地、题名意旨、错简整理、文体形态、历史渊源、文学影响、名物系统、人物体系、结构体式、时空意识、章句大义、语言特色等方面。这篇前言不可能就这些成果逐一进行考察，倘若全面评述它们，那就足以写出一部“《离骚》研究史”专著。鉴于此，本书只选择相关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进行概述。

（一）段落划分

黄恩彤《离骚分段约说》：“读《离骚》当先分段落，得其大意。”⁽⁶⁾的确，惟有弄清《离骚》段落，才能避免读它时仅见字句、名物，全然不见其前后脉络次第，才能寻得其行文之用意，性情之所在。最早认识到分段重要性的盖为朱熹，《楚辞集注·楚辞辩证》：“凡说诗者，固当句为之释，然亦但能见其句中之训诂字义而已，至于一章之内，上下相承，首尾相应之大指，自当通全章而论之，乃得其意。”⁽⁷⁾与朱子同时代的一些学者已明确将《离骚》加以分段，如林应辰《龙冈楚辞说》分《离骚》为二十段，钱杲之《离骚集传》分《离骚赋》为十四节。此后，《离骚》的分段研究油然而起，绵延不绝，至今仍是方兴未艾，呈现出多种分段方法并存的局面。对于历代学者重要专著中的有关《离骚》分段研究的成果，周建忠已从回避分段的原因、不同分段的历史、分段矛盾的原因等方面入手，做了较为全面、深入、独到的考察。⁽⁸⁾

除了专著外，还有一些学者发表了单篇论文，从不同角度来对《离骚》进行分段。从赋比兴的手法来分段，如赵沛霖《屈原对传统比兴方法的发展》（《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2期）、刘士林《论〈离骚〉的结构——中国古代戏剧的一个活化石》（《艺术百家》1998年第3期）等。从回环复沓的特点来分段，如袁行霈《论屈原诗歌的艺术美》（《文学遗产》1981年第1期）、潘祖炎《论〈离骚〉的结构美》（《绍兴师专学报》1987年第2期）、蒋国良《〈离骚〉情感结构透析》（《江苏广播电视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等。从虚实的运用来分段，如戴志钧《也谈〈离骚〉的整体结构和求女、问卜、降神问题》（《中州学刊》1987年第3期）、易重廉《关于〈离骚〉整体结构的思考》（《中国文学研究》1988年第3期）、孙绿江《〈离骚〉结构新探——兼论“美人”的文化意义》（《社科纵横》1996年第1期）、肖练武《宏旨与心路：〈离骚〉的结构艺术》（《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顾农《〈离骚〉的总体结构》（《阜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等。从情感的线索来分段，如陈湘锋《也谈〈离骚〉的结构艺术》（《鄂西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戴伟华《试论〈离骚〉的创作契机与艺术构思》（《内蒙古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赵逵夫《〈离骚〉的结构、叙事与抒情》（《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刘中黎、梅桐生《〈离骚〉结构之新探》（《贵州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等。从时空的变换来分段，如王锡三《王邦采“三段说”质疑——谈〈离骚〉的构思》（《天津师大学报》1985年第2期）、赵逵夫《〈离骚〉中的龙马同两个世界的艺术构思》（《文学评论》1992年第1期）、傅正义《〈离骚〉三辨》（《探索》2000年第2期）、黄崇浩《〈离骚〉结构的深层解析》（《云梦学刊》2005年第6期）、胡玲《从时空角度看〈离骚〉的结构及其美学特色》（《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2007年第4期）、陈绍炎《〈离骚〉的结构和修辞》（《乌蒙论坛》2008年第6期）等。从角色的转换来分段，如顾农《〈离骚〉新论》（《天津师大学报》1991年第5期）、温虎林《〈离骚〉结构解读》（《现代语文》2007年第3期）等。从祭祀的模式来分段，如汤炳正《从包山楚简看〈离骚〉的艺术构思与意象表现》（《文学遗产》1994年第2期）、过常宝《“上下求索”：一个祭祀的模式》（《文学遗产》1996年第6期）等。

（二）结构特点

关于《离骚》的结构是否具有一定的行文法则，历代学者有着不同的看法。胡应麟认为“骚复杂无伦”，《诗薮》：“骚复杂无伦，赋整蔚有序。”⁽⁹⁾而儿岛献吉郎则认为《离骚》“是有文法的”，《毛诗楚辞考》：“《离骚》的文章，好像是没有文法而实是有文法的。不仅是字有字法，句有句法，并且章有章法。篇有篇法。不仅篇章之间首尾相应。并且中腹之处有波澜，有曲折，有起伏，有断续。”⁽¹⁰⁾至今，已有很多学者参与此项研究。就学者专著而言，主要有刘勰《文心雕龙》、朱熹《楚辞集注》、王世贞《艺苑卮言》、胡应麟《诗薮》、汪瑗《楚辞集解》、陈第《屈宋古音义》、黄文焕《楚辞听直》、钱澄之《庄屈合诂》、林云铭《楚辞灯》、朱冀《离骚辩》、贺贻孙《骚筏》、李光地《离骚经注》、董国英《楚辞贯》、鲁笔《楚辞达》、刘熙载《艺概》、蒋骥《山带阁注楚辞》、朱骏声《离骚补注》、儿岛献吉郎《毛诗楚辞考》、朱自清《经典常谈》、刘永济《屈赋音注详解》、戴志钧《论骚二集》、张来芳《离骚探赜》、潘啸龙《屈原与楚辞研究》、李诚《楚辞论稿》、陈怡良《屈骚审美与修辞》等，这些专著均有论及《离骚》的结构特点。

除了专著外，还有一些学者发表单篇论文，作了具体的论述。黄求保《论〈离骚〉的结构艺术》（《屈原研究论集》，长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认为，《离骚》有三大结构特点，即“运用往返复沓的跳跃性结构”“巧妙地安排了大量的、各种不同的对比”“前半部分以直接对黑暗显示抒发忧愤愠叹为主……后半部以对非现实世界的描绘为忧愤慨叹的升华……”。戴志钧《〈离骚〉艺术辩证法三题》（《学习与探索》1984年第2期）认为，《离骚》具有三大结构特点，即“善恶美丑　对立统一”“虚实相生　阴阳对转”“真幻交织　亦神亦人”。温洪隆《〈离骚〉的结构及其它》（《华中师院学报》1984年第5期）认为，《离骚》具有三大结构特点，即以“第一人称的自述为主轴”“以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冲突为线索”“穿针引线，巧于过渡，前呼后应”，使全诗成为完整和谐的统一体。徐耀明《谈〈离骚〉的三线式结构艺术》（《荆州师专学报》1985年第1期）认为，《离骚》在艺术结构上，有三条主要线索——心理、音乐、文字形式，纵贯全诗。潘祖炎《论〈离骚〉的结构美》（《绍兴师专学报》1987年第2期）认为，《离骚》具有宏伟美、回旋往复美两大结果特点。雷宜逊《试论〈离骚〉形象的扇心结构》（《湘潭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认为，《离骚》是以抒情主人公的强烈激情为半径所构架的一个放射性的扇面形圆心结构。王锡三《谈〈离骚〉的结构艺术》（《天津师大学报》1995年第4期）认为，《离骚》具有三大结构特点，即“神龙入海　一气盘旋”“线索分明　法度森严”“重章叠句　往复回环”。刘如瑛《〈离骚〉构架的“主峰”探析》（《扬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认为，去国与恋国的矛盾冲突，是《离骚》构架的“主峰”。杨柏岭《诉说与对话：论〈离骚〉艺术运思的独特性》（《淮北煤师院学报》2001年第2期）认为，《离骚》有一个显著的结构特点，即以“女媭之婵媛兮”一节为中介，之前为显在的诉说形式，之后为显在的对话形式。吴淑玲《论庄骚结构的趋同及其艺术价值》（《郑州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认为，《离骚》具有放射式、藤萝式和平行式三大结构特点。谭思健、林素君《论〈离骚〉中“婚恋”比兴的结构功能》（《学术交流》2003年第12期）认为，“婚恋”比兴在《离骚》中几乎构成了一条贯穿全诗的结构主线。

（三）时间意识

真正让“时间”成为一种自觉的诗学意识的，当归功于屈原。陈世骧《论时：屈赋发微》：“一直到屈原诗篇的出现，加上较早的庄子作为其辅助，‘时’字才到达了意指现代所谓的时间的阶段，作为一完全发展的一般性的时间概念。”⁽¹¹⁾至今，已有一些学者从不同角度来探讨《离骚》的时间意识。就学者专著而言，如王逸《楚辞章句》、洪兴祖《楚辞补注》、邱仰文《楚辞韵解》、朱冀《离骚辩》、姜亮夫《楚辞通故》、胡晓明《中国诗学之精神》、萧兵《楚辞的文化破译——一个微宏观互渗的研究》、钱志熙《唐前生命观和文学生命主题》、张红运《时空诗学》、鲁瑞菁《讽谏抒情与神话仪式——楚辞文心论》、许又方《时间的影迹——〈离骚〉晬论》、周建忠《楚辞考论》等。其中，许又方《时间的影迹——〈离骚〉晬论》是一部从时间的层面来研究《离骚》的专著，无论是在广度还是在深度，此书均取得较大的突破。全书分七章，其目录依次为：第一章，《〈离骚〉作者与叙述者的差异所引起的阅读问题》；第二章，《〈离骚〉中关于时间的字词析论》；第三章，《论〈离骚〉中的时间意识》；第四章，《论〈离骚〉中的时空焦虑》；第五章，《不死的欲念：略论“夕餐秋菊之落英”》；第六章，《永恒与失落：从神话分析论〈离骚〉“求女”的深层义涵》；第七章，《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连结：论屈原作品中的路》。许氏在论析《离骚》中关于时间字词的基础上，从“时间的发现：向死存在”“沈沦与超越”“变易与永恒”三个方面来论述《离骚》的时间意识，从“系谱：神圣与世俗的对立”“独白与疏离”“追寻、回归与落后”三个方面来论述《离骚》的时空焦虑。但由于许氏过于偏重时间本身的分析，而抛弃乃至否认屈原在其中所寄托的政治意涵，故似乎有所偏失！而鲁瑞菁在《讽谏抒情与神话仪式——楚辞文心论》中专辟一章来论析《离骚》飞天远游的时间问题，认为《离骚》除了首八句开场白及结尾乱辞外，可分为上下两章，上章是屈原对个人自然、世俗、客观之生命历程时间的长河叙述，下章是屈原对心灵、神话、主观之生命体验时间的永恒向往。⁽¹²⁾应该说，鲁氏对于下章的时间分析很富有创见，但其所谓上章其实也同样含有屈原对时间的内在生命体验，故鲁氏据此将《离骚》截然分开上下两章进行论述似乎有所不妥。

除了专著外，还有一些学者发表了单篇论文，从不同角度进行专题研究。从神话思维的角度来论述的，如于雪棠《〈离骚〉映示的时间意识及其对神话思维的承袭与超越》（《通化师院学报》1995年第3期）等。从生命意识的角度来探讨，如韦思《〈离骚〉的时间生命意识和意象型结构系统》（《怀化师专学报》1992年第4期）等。从心理学的角度来探讨，如胡鸿延《时间观念与心理效应的脉动——〈离骚〉的紧迫感》（《贵州教育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杨慧芳《从时空之维看屈原主体性精神之张扬》（《北京大学学报》国内访问学者、进修教师论文专刊，2006年）等。从表现特征的角度来探讨，如朱立新《〈楚辞〉时空意识探微》（《苏州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等。从词性的角度来探讨，如陈明富、张明丽《〈楚辞〉的时间、程度、范围副词》（《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等。从意象的角度来探讨，如周建忠《〈楚辞〉黄昏意象发微》（《云梦学刊》1995年第2期）、杨义《〈离骚〉的心灵史诗形态》（《文学遗产》1997年第6期）、陈冠梅《论楚辞的夜、时间、命运意象》（《船山学刊》2007年第1期）等。从美学的角度来探讨，如胡玲《从时空角度看〈离骚〉的结果及其美学特色》（《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2007年第4期）等。从主题学的角度来探讨，如徐红梅《〈离骚〉中的惜时主题探析》（《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等。

（四）空间意识

在《离骚》中，屈原除了流露出强烈的时间意识外，还表现出独特的空间意识。然而，学术界至今还没有系统论述《离骚》的空间意识。就学者专著而言，主要有王逸《楚辞章句》、洪兴祖《楚辞补注》、汪瑗《楚辞集解》、李陈玉《楚词笺注》、钱澄之《庄屈合诂》、张德纯《离骚节解》、方苞《离骚正义》、林云铭《楚辞灯》、朱冀《离骚辩》、王邦采《离骚汇订》、李光地《离骚经注》、屈复《楚辞新集注》、陈本礼《屈辞精义》、龚景瀚《离骚笺》、朱骏声《离骚补注》、王闿运《楚词释》、傅熊湘《离骚章义》、游国恩《楚辞论文集》、马茂元《楚辞选》、姜亮夫《楚辞今绎讲录》、萧兵《楚辞的文化破译——一个微宏观互渗的研究》、萧兵《楚辞新探》、张崇琛《楚辞文化探微》、胡晓明《中国诗学之精神》、郭建勋《辞赋文体研究》等。

除了专著外，还有少部分学者发表单篇论文。从空间的取向来论述，如廖化津《屈原打算投奔西周君的动向——〈离骚〉九州求女的生活本事》（《求索》1992年第1期）、廖化津《屈原南行考——〈屈原列传〉前段的一个大空白》（《湖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2年第1期）等。从意象的角度来论述，如周禾《〈九章〉意象探微——兼论〈九章〉与〈离骚〉之关系》（《江汉论坛》1990年第9期）等。从表现特征的角度来论述，如朱立新《〈楚辞〉时空意识探微》（《苏州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等。从文化学的角度来论述，如李炳海《楚辞所反映的东夷空间观念》（《东北师大学报》1992年第6期）、张崇琛《昆仑文化与楚辞》（《兰州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等。从神话学的角度来论述，如栗凰《论屈赋与昆仑神话的关系》（《青海社会科学》1995年第2期）、张树国、梁爱东《论屈原昆仑之游的悲剧意义》（《职大学报》2003年第1期）、姚宇亮《〈离骚〉之“昆仑”新论》（《中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宋小克《屈原对昆仑神境的构建》（《云梦学刊》2010年第1期）等。

（五）名物探究

《离骚》中存在着各式各样的名物，而这些名物既真实地再现了楚人的生活习俗，又巧妙地传达出屈原的精神面貌。因此，要想全面把握《离骚》，就自然离不开对其名物进行研究。反之，若不探究其名物，那就如同舍舟而渡海，隔林而射猎，其结果可想而知。事实上，名物研究始终是《离骚》研究的一条重要线索，从未断绝。

清代以前，《离骚》的名物研究大都以自然名物为研究重点，而相对忽略了人工名物的考证。有些书的书名甚至直接冠以“草木”二字，而仅局限于草、木两项名物的考察。最早以“草木”命名的是刘杳《楚辞草木疏》。尽管刘氏此书早已亡佚，但它却开启后代考辨《离骚》“草木”之风。至宋代，《离骚》的“草木”研究兴然而起，一时间出现吴仁杰《离骚草木疏》、林至《楚辞草木疏》、谢翱《楚辞芳草谱》等多部专著。其中，除林至《楚辞草木疏》亡佚外，其余两部均流传于世。至于比吴氏稍后的谢翱《楚辞芳草谱》，姜亮夫已对它做了较为客观的评价，《楚辞书目五种》：“略如吴仁杰《草木疏》方式。而为文极简。大要以当时通名以订之，偶引故说但极少。即《楚辞》本文，亦少见引。且有但申其用为喻义而无所考订辨说者。列楚芳亦有未尽，恐为谢氏未竟之业云。”⁽¹³⁾而吴仁杰《离骚草木疏》是现存最早的关于《楚辞》植物研究的专著，《四库全书总目》：“以其征引宏富，考辨典核，实能补王逸训诂所未及，以视陆玑之疏《毛诗》，罗愿之翼《尔雅》，可以方轨并驾，争骛后先，故博物者恒资焉。迹其赅洽，固亦考证之林也。”⁽¹⁴⁾正是由于吴氏富有开拓性的贡献，直接引发了后人对其著作加以补正和考辨，如明代屠本畯《离骚草木疏补》、清代祝德麟《吴仁杰〈离骚草木疏〉辨证》等。总体而言，清代以前的《离骚》名物研究，凭借翔实的资料和缜密的考证，基本廓清了《离骚》中大部分名物的性质和形状，使它们呈现出真实原貌；然而，其不足在于将一些名物随意比附道德，不仅曲解了名物，而且也误解了诗意。

清代以后，尤其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术界彻底摆脱了传统“经学”思想的束缚，而《离骚》的名物研究也就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名物考辨，而是综合运用生物学、文艺学、民俗学、历史学、文献学、逻辑学、医药学等不同学科知识，呈现出跨学科、多维度、多元化的学术面貌，从而大大推动了《离骚》名物研究的进程。首先，表现在名物研究的范围上。在植物考证方面，学者对《离骚》中植物的形状和性质进行详细的描述，包括现实生活中的植物和神话传说中的植物，有的学者甚至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将它们与现代的植物一一对应起来，如范三畏《释〈离骚〉的“宿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4年第4期）、纪晓建《〈楚辞〉与〈山海经〉山水树木神话之互证》（《理论月刊》2006年第11期）、潘富俊《楚辞植物图鉴》等。在动物考证上，学者运用动物学知识，对动物的种类、形态、习性、功用等方面进行详细的解释，如龚维英《〈离骚〉“龙马”纵横考》（《衡阳师专学报》1989年第1期）、柯伦《〈离骚〉鸩、鸠新说》（《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4年第1期）、曹海东《〈离骚〉“鸷鸟”释义之我见》（《高等函授学报》2002年第1期）、周秉高《楚辞动物考》（《职大学报》2005年第1期）、熊焰《“鸷鸟”不是“鸷”与“鸟”》（《语文建设》2005年第2期）、彭春艳《〈离骚〉中“鸩”新解》（《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等。在人工名物考辨上，大都选择《离骚》中的某种或某类名物加以解说，如李新魁《屈原〈离骚〉“玉轪”解》（《中山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周秉高《楚辞若干器物考辨》（《职大学报》2004年第1期）、周秉高《楚辞服饰研究》（《职大学报》2008年第1期）等。其次，表现在名物研究的方法上。从文化学的角度来解读名物，如王晓秦《屈骚、巫神与宗教迷狂》（《内蒙古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颜翔林《〈离骚〉“鸟媒”民俗解》（《文史杂志》1991年第1期）、石丽君《屈赋中的原始审美意识》（《山西师大学报》1994年第1期）、范正声《巫术与象征——谈屈赋中的鸟兽草木意象》（《泰安师专学报》1995第3期）、柯伦《论屈赋香草的象征体系与巫术意识》（《湖北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周建忠《“兰”意象发微——兼释〈楚辞〉用兰意象》（《东南文化》1999年第1期）、曹胜高《论〈离骚〉的植物崇拜观念》（《青海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何炜《香草：一种意指解读》（《福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俞香顺《荷花〈楚辞〉原型意义探讨》（《云梦学刊》2003年第6期）、张秋丽《屈赋植物文化研究》（延边大学2008届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周苇凤《屈原以“鸷鸟”自比的文化分析》（《宁夏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鲁瑞菁《讽谏抒情与神话仪式——楚辞文心论》、熊良智《楚辞文化研究》等。从文艺学的角度来诠释名物，如周建忠《“椒兰”辨——兼论〈离骚〉之香草》（《许昌师专学报》1985年第4期）、黎远方《试论屈原赋中的鸟》（《河池师专学报》1987年第4期）、刘喜军《〈离骚〉香花香草与“美政”——屈原思想正义》（《贵州教育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张崇琛《博大、和谐、深邃、持久——〈离骚〉象征探微》（《固原师专学报》1994年第1期）、王增斌《从“香草美人”透视屈原的人格魅力》（《理论导刊》2006年第1期）、马钰滢《〈离骚〉“香草”意象的体系探微》（《时代人物》2008年第10期）、汪冬梅《比德于“香草美人”——试论屈原楚辞的审美意象》（《安康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安晶《从“香草美人”管窥屈原的美政理想》（《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年第10期）、黄震云《楚辞通论》等。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考辨名物，如张中一《〈离骚〉与〈九歌〉草木玉瑱疏证》（《吉安师专学报》1997年第5期）、周建忠《兰花栽种历史考述兼释〈楚辞〉之“兰”》（《云梦学刊》1998年第3期）、谭介甫《屈赋新编》等。从文献学的角度来辨析名物，当推姜亮夫为首，他在《楚辞通故》第三辑中专辟“文物部第七”“博物部第八”两部分内容，来对《楚辞》中的自然名物和人工名物逐个进行考辨，引证极为繁富和细密。从逻辑学的角度来分析名物，如陈艺鸣《〈离骚〉的可能世界——“美人香草”的模态逻辑分析》（《泰安师专学报》1999年第2期）等。从医药学的角度来考察名物，如刘克清《屈原诗作中的中草药概析》（《岳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等。总体而言，清代以后的《离骚》名物研究，在研究范围和方法上有了很大的突破，深入分析了《离骚》名物的创作心理、文化背景、人格精神及艺术特征，从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

（六）“美人”形象

真正让“美人”形象成为后代文人抒情言志的一个典型范式，毫无疑问，是从屈原开启的，其中又以《离骚》最具代表性。纵观楚辞学史，历代学者都企图通过“美人”这道大门来打开《离骚》的迷宫，透过“美人”这扇窗户来窥探屈原的心灵。就专著而言，主要有王逸《楚辞章句》、李善等《六臣注文选》、洪兴祖《楚辞补注》、朱熹《楚辞集注》、钱杲之《离骚集传》、黄文焕《楚辞听直》、李陈玉《楚词笺注》、王夫之《楚辞通释》、钱澄之《庄屈合诂》、徐文靖《管城硕记》、张德纯《离骚节解》、林云铭《楚辞灯》、朱冀《离骚辩》、王邦采《离骚汇订》、蒋骥《山带阁注楚辞》、李光地《离骚经注》、戴震《屈原赋注初稿》、戴震《屈原赋注》、胡濬源《楚辞新注求确》、刘梦鹏《屈子章句》、马其昶《屈赋微》、卫瑜章《离骚集释》、陈适《离骚研究》、蒋天枢《楚辞校释》、苏雪林《楚骚新诂》、游国恩《楚辞论文集》、金开诚《楚辞选注》、金开诚《屈原辞研究》、颜翔林《楚辞美论》、黄震云《楚辞通论》、康正果《风骚与艳情》、朱碧莲《楚辞论稿》、赵沛霖《屈赋研究论衡》、潘啸龙《屈原与楚文化》、潘啸龙《屈原与楚辞研究》、赵逵夫《屈骚探幽》、周建忠《楚辞考论》、鲁瑞菁《讽谏抒情与神话仪式——楚辞文心论》、吴旻旻《香草美人文学传统》等。

除了专著外，还有一些学者发表了单篇论文，从不同角度进行专题研究。从美学的角度来分析，如王叔新《试论〈离骚〉“美人”、“美政”的美学意义》（《台州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谢北方、黄建荣《〈楚辞〉“美人”的生态审美》（《山花》2009年第2期）、汪冬梅《比德于“香草美人”——试论屈原楚辞中的审美意象》等。从文化学的角度来分析，如赵沛霖《〈离骚〉求女的寓意及其观念基础》（《河北学刊》1991年第1期）、梅琼林《〈离骚〉求女之构思与“巫歌”原型性恋的关系试探》（《中州学刊》1991年第3期）、梅琼林《〈离骚〉与巫风“性文化”》（《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梅琼林《〈离骚〉：男女君臣之喻及其原型追索》（《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6期）、高扬《〈离骚〉求女真义阐解及其原型寻择》（《湖北教育学院学报》1995年第2期）、杨成孚《〈离骚〉“求女”解新论》（《南开学报》1995年第5期）、罗义群《〈离骚〉“性”意蕴借以——屈赋与苗族文化比较研究之四》（《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6期）、孙绿江《〈离骚〉结构新探——兼论“美人”的文化意义》（《社科纵横》1996年第1期）、梅桐生、刘中黎《〈论〈离骚〉“求女”情节的深层文化心理》（《贵州文史丛刊》2003年第2期）、周甲辰《〈离骚〉“求女”的文化阐释》（《安康师专学报》2004年第2期）、郭令原《宓妃考索——兼论〈离骚〉中“求女”的比兴意义》（《湖南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魏红翎《关于〈离骚〉“求女”解的思考》（《成都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高勇《屈原作品中“女神”意象的解读》（《人文杂志》2010年第2期）等。从文艺学的角度来分析，如夏太生《论〈离骚〉人物性别的寓意问题——兼评游国恩先生的“楚辞女性中心说”》（《求是学刊》1987年第3期）、顾农《〈离骚〉新论》（《天津师大学报》1991年第5期）、黄灵庚《〈离骚〉“求女”新探》（《求索》1983年第3期）、廖承良《〈离骚〉“求女”说》（《求索》1992年第1期）、王文龙《〈离骚〉“求女”试解》（《盐城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4期）、李金善《〈离骚〉求女喻意何在》（《河北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王锡荣《〈离骚〉“求女”喻指发微——兼与“求君”说商榷》（《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5年第1期）、许富宏《从〈抽思〉〈思美人〉看〈离骚〉求女的喻义》（《云梦学刊》1996年第3期）、胡大雷《从屈原的人生痛苦论〈离骚〉“求女”指寓》（《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芮宁生《〈离骚〉求女失败意象辨析》（《中国文学研究》2002年第4期）、邓国光《香草·美人·琼佩》（《文学遗产》2003年第4期）、韩国良《〈离骚〉“求女”指意探微》（《西藏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等。从接受学的角度来分析，如徐习文《劳苦倦极思美人——试论〈离骚〉中“求女”的意义》（《滁州师专学报》2002年第4期）等。从逻辑学的角度来分析名物，如陈艺鸣《〈离骚〉的可能世界——“美人香草”的模态逻辑分析》（《泰安师专学报》1999年第2期）、吴惠敏《〈离骚〉“求女”喻“求君”说证微》（《安徽农业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白崇《〈离骚〉“求女”喻意之我见——兼论屈原在求女中的矛盾心态》（《中国文学研究》2002年第3期）等。从学术史的角度来分析，如潘啸龙《〈离骚〉“求女”辨》（《学术论坛》1982年第6期）、田宗文《〈离骚〉“求女”喻意之我见》（《九江师专学报》1995年第4期）、梁文勤《〈离骚〉“求女”辨》（《泰安师专学报》1997年第2期）、李伟实《〈离骚〉中求女之谜破解》（《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第1期）、鲍红《〈离骚〉“求女”喻意五说得失辨》（《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周建忠《〈离骚〉“求女”研究评议》（《东南文化》2001年第11期）、左川凤《〈离骚〉“求女”喻意研究综述》（《学语文》2002年第6期）、景圣琪《〈离骚〉三次“求女”考》（《作家杂志》2008年第2期）、李霁《屈原〈离骚〉三次“求女”补证》（《湖北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等。从历史学的角度来分析，如廖化津《屈原参与争立新王的失败纪录——〈离骚〉上下求索、三次求女的生活本事》（《江汉论坛》1988年第9期）、洪关流《“求女”新探》（《丽水师专学报》1989年第2期）、罗漫《〈离骚〉“求女”与怀王丧后——灵均“求小君”新说》（《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3期）、刘士林《〈离骚〉“求女”意象勾沉》（《江汉论坛》1997年第9期）等。

（七）“灵均”形象

屈原在《离骚》中成功地塑造了一个代表自我觉醒的“灵均”形象，从而为后人直接开启了一个崭新的表现自我、反省自我的书写模式。大体而言，古代学者主要集中灵均是否忠君爱国方面探讨，现当代学者则视野大大拓宽，讨论的范围涉及到灵均的性别、性格、人格、思想、情感、原型等方面。就学者专著而言，主要有王逸《楚辞章句》、洪兴祖《楚辞补注》、朱熹《楚辞集注》、汪瑗《楚辞集解》、黄文焕《楚辞听直》、李陈玉《楚词笺注》、王夫之《楚辞通释》、钱澄之《庄屈合诂》、张德纯《离骚节解》、林云铭《楚辞灯》、朱冀《离骚辩》、王邦采《离骚汇订》、蒋骥《山带阁注楚辞》、李光地《离骚经注》、戴震《屈原赋注》、胡濬源《楚辞新注求确》、梁启超《屈原研究》、游国恩《楚辞论文集》、郭沫若《屈原研究》、支伟成《楚辞之研究》、逯钦立《屈原离骚简论》、林庚《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魏炯若《离骚发微》、詹安泰《离骚笺疏》、戴志钧《论骚二集》、曹大中《屈原的思想与文学艺术》、郭杰《屈原新论》、刘毓庆《泽畔悲吟——屈原：历史峡谷中的永恒回响》、翟振业《离骚自我新论》、颜翔林《楚辞美论》、朱碧莲《楚辞论稿》、江立中《离骚探骊》、杨义《楚辞诗学》、赵逵夫《屈骚探幽》、周建忠《楚辞考论》、董运庭《楚辞与屈原辞再考辨》等。其中，翟振业《离骚自我新论》是一部从不同角度来综合研究《离骚》自我形象的专著，颇值得注意。翟氏认为，《离骚》“自我”应该是诗人塑造的一个艺术典型，不能把“自我”与诗人画上一个等号，更不能把《离骚》当作是诗人屈原的自述；《离骚》“自我”作为一个艺术形象，已溶化进了楚国人民的血液，是放大了的“我”。正文收入论文十四篇，即《论〈离骚〉自我形象的太阳神性——〈离骚〉是一曲以太阳为题材的悲歌》、《论〈离骚〉自我与梦的关系——兼论〈离骚〉梦的成因及梦和艺术创作的比较》、《从艺术典型看〈离骚〉自我形象》、《论〈离骚〉自我的个性——从个性特征看〈离骚〉自我》、《论〈离骚〉自我的忧患意识》、《论〈离骚〉自我的孤独感——兼论孤独感与人类文化思想》、《论〈离骚〉自我形象的思维方式》、《论〈离骚〉自我形象产生的文化母体》、《论〈离骚〉自我形象的民族性与时代性》、《论〈离骚〉自我的审美观》、《论〈离骚〉自我的义利观——兼论孔孟义利思想对〈离骚〉自我的影响》、《论〈离骚〉自我的思想体系》、《〈离骚〉自我形象的构思艺术发微》、《论〈离骚〉自我的异常心理》。

除了专著外，还有一些学者发表单篇论文，从不同角度来解读。从性别特征来解读，如廖化津《〈离骚〉新说——谈〈离骚〉中的主人公形象》（《船山学刊》1987年增刊第1期）、夏太生《论〈离骚〉人物性别的寓意问题——兼评游国恩先生的“楚辞女性中心说”》（《求是学刊》1987年第3期）等。从内在意涵来解读，如李金锡《论〈离骚〉中的光辉形象》（《鞍山师专学报》1984年第1期）、郭杰《论〈离骚〉的自我形象》（《北方论丛》1986年第6期）、星舟《屈原大悲剧——屈原精神形象结构分析》（《湖北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3期）、褚斌杰《〈离骚〉“正则”、“灵均”解》（《文史知识》1991年第2期）、梅琼林《原型与象征：论屈辞抒情形象的历史性误读》（《湖北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马衍《略论〈离骚〉中抒情主人公的形象》（《徐州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王悦《〈离骚〉人物形象及其蕴涵思想探析》（《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09年第9期）等。从塑造方法来解读，如江林昌《浅论〈离骚〉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杭州教育学院学报》1992年第1期）等。从审美特征来解读，如曹海东《〈离骚〉在时、空与我的关系中展现的诗人“自我”形象》（《华中师院学报》1984年第5期）、张怀荣《论〈离骚〉的形象美》（《西北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杜宏荣《论〈离骚〉中的自我形象》（《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等。

近年来，出现五篇以《离骚》为研究对象的硕士学位论文，即刘志宏《〈离骚〉“香草美人”抒情模式研究》（首都师范大学2003届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胡棋智《〈离骚〉研究》（贵州大学2006届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黄祥福《王逸〈楚辞章句〉对〈离骚〉的阐释方式》（重庆师范大学2009届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曾瑾《〈离骚〉文学经典性问题研究——以中国古代知识阶层接受解读为视角的一种考察》（江西师范大学2009届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王玉菡《从哲学阐释学看〈离骚〉英译的译者主体性》（外交学院2009届外国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前两篇属于《离骚》文本研究，而后三篇属于《离骚》学术史研究。其中，刘志宏《〈离骚〉“香草美人”抒情模式研究》从“香草”“美人”两个角度，来探讨《离骚》的抒情模式。全篇共分四章，即“研究史综述”“文本研究”“发生研究”“影响研究”。而胡棋智《〈离骚〉研究》则从结构形式、思想意蕴两个方面，来研究《离骚》。全篇共分两章，即“《离骚》的形式层：独特的对称性”“《离骚》的思想意蕴层：荒诞中的悲壮”。

综上所述，前人已从不同角度来对《离骚》进行阐释，发表了许多富有创见性的观点。而这些研究成果不仅丰富了《离骚》的研究资料，同时也拓宽了《离骚》的研究视野，从而为我们进一步研究《离骚》奠定了必要的基础。马茂元《楚辞研究集成·总序》：“历史是割不断的。任何研究工作都有它的继承性、连续性。前人步武的终极，应该是后继者发轫的起点。”⁽¹⁵⁾而面对如此欣欣向荣、蔚为大观的《离骚》研究，“如果不去检索，继承发展，也许一生的努力只能在前人的成果里兜圈子”⁽¹⁶⁾。本书在构思和撰写过程中，就直接或间接受到这些研究成果的启发和帮助。然而，仔细观察这些研究成果，它们大都专注于《离骚》的校勘、辑佚、注释，以及各种专题研究，有时论述虽深入但失于偏颇，有时论述虽全面但失于肤浅。目前，还没有一部专著或论文能够在探究《离骚》字句本义的基础上，对《离骚》进行严密、深入、系统地研究。因此，《离骚》文本研究不仅有重新检讨的必要，而且还有等待开掘的空间。

三、本书的主要内容与创新之处

本书在前人已涉及较多的课题上，力求在研究视角、研究材料上有所创新，从而提出自己的新观点。同时，本书努力挖掘前人尚未涉及或涉及较少的领域，从而起到抛砖引玉的功效。除了前言、结语、附录外，本书共设九章，来对《离骚》文本进行研究。

（一）主要内容

第一章，论《离骚》的分段方法。在《离骚》的结构探索中，分段研究始终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近年来，一些学者对前人的成果做了富有创见性、开拓性的总结，但仍不够全面，不够深入。毛庆从叙事、情志、方法三条线，梳理出明清时期的不同分法。潘啸龙则从文章学、楚辞学、民俗学、审美形态学四个方面，对近五十年来的《离骚》结构研究加以归纳和评判。本书拟重新审视有关《离骚》研究的几种具有代表性的分段方法，并指出它们的利弊得失。本书认为，历代学者对《离骚》进行分段，主要有音韵的形式、赋比兴的手法、卒章显志的体制、回环复沓的特点、虚实的运用、构篇的类型、时空的变换、角色的转换、祭祀的模式九种方法。当然，这些分段方法并不是机械的、孤立的，而是相互交叉、相互印证的。事实上，不仅同一学者有时会采取不同的分段方法，而且不同的学者有时也会在分段方法上表现出趋同性和连续性。

第二章，论《离骚》的结构模式。自宋以来，学术界对《离骚》的结构层次研究投入了大量的心血，打过不少的“官司”，但至今仍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似乎已成为一个千古难解之谜。究其主要原因是，学者们未能先深入探析和准确把握《离骚》的结构模式。本书认为，《离骚》的结构模式并非单一，而是按照特定的文学惯例与代码，组合成各自不同而又相互依存的书写模式，即《离骚》有“序乱”“对话”“行动”“回抱”四种结构模式。根据这四种结构模式，本书又将《离骚》分为五大部分：自“帝高阳”至“道夫先路”为“序”，自“昔三后”至“余心可惩”为第一段，自“女媭”至“与此终古”为第二段，自“索藑茅”至“顾而不行”为第三段，自“乱曰”至末尾为“乱”。全篇围绕“不吾知”的主题，进行了两次“对话”，两次“行动”。第一次是人世间的对话，第二次是神巫间的对话。每次“对话”都是在两个对立性的人物间进行，但又安排一个不置可否的旁听者；他们的对话并不是面对面的言语层次上的直接对话，而是在于传话式的精神层次上的间接对话；同时，每次对话后均穿插屈原的自念之词，以抒发其缱绻恻怛不能自已之深情。同时，每次“对话”后各采取一次“行动”，两次“行动”目的皆为“求女”。第一次为在楚求女行动，第二次是去楚求女行动。如果说“对话”是屈原身陷精神困境的真实写照，那么“行动”则是他摆脱现实困境的真实记录。如果说“对话”是屈原宣泄情感的途径，那么“行动”则是他实现理想的尝试。“求女”也就是“求知音”，具体而言，就包括“上求贤君”和“下求贤臣”两方面的内容。可以说，这四种不同的结构模式一方面是屈原自觉借鉴和吸收巫歌形式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他为了表达情感的需要而精心构思的结果。

第三章，论《离骚》的结构特点。长期以来，一直有人认为《离骚》的结构杂乱无章，反复无常，殊乏镕裁。然而，《离骚》的结构特点虽不能以一般文章规矩准之，但若反复寻绎，多所参证，便知屈原当日如何精心构思，看似行文无法，实则自有周密法度之存在，自有清晰脉络之潜伏。本书认为，《离骚》在结构上具有承转得体、复沓有致、虚实相济三大特点，显示出高超的艺术技巧。首先，在承转方面，主要表现为关联法、补笔法、过渡法三种承接方法，表现为部分否定、全部否定两种转折形式。其次，在复沓方面，主要有语词复沓、句式复沓、情节复沓三种复沓类型，起到穷尽物貌、调整节奏、深化主旨的功效。最后，在虚实方面，大致可分为前实后虚、前虚后实两种形式。所谓前实后虚，是指前面部分为实写，后面部分为虚写，其特点是前重后轻。如第一大段。而所谓前虚后实，是指前面部分为虚写，后面部分为实写，其特点是前重后轻。这种虚实法在第二大段、第三大段中各出现两次，共计四次，每运用一次就构成一个章节。

第四章，《离骚》的时间意识。在《离骚》中，屈原对时间就表现出异样的敏感和独特的体验。尽管已有一些学者从不同角度来探讨《离骚》的时间意识，但总体上看，对于《离骚》的时间意识究竟是运用怎样的表达方式，以及流露什么样的表现内涵，缺乏系统、严密的论证。本书认为，在《离骚》中，带有时间性的词语十分丰富，但它们都错落有致地被安排在不同的位置上。如果不是屈原事先对时间有一个鲜明的意识，有一个总体的把握，这样的一种安排就是不可能的。归纳起来，《离骚》时间意识的表达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通过时间名词、时间副词以示表层时间，另一种是通过自然物象的变化、活动空间的转换以示潜层时间。当屈原发现理想与现实发生冲突时，他就情不自禁地既怀想起过去，又想象着未来，两者都具有对现在进行否定和改造的倾向。概括起来，《离骚》时间意识的表现内涵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通过回忆过去来表现“时不我遇”的失落感，另一种是通过想象未来来表现“时不我与”的忧患感。为了摆脱“时不我遇”的困境，屈原采取了向古人（重华）陈词、与古人（彭咸）为伴的两种对抗方式。同时，为了摆脱“时不我与”的困境，屈原采取了延长自身寿命、干预时间流逝两种对抗方式。正是在对时间的对抗中，屈原展现出自己饱经沧桑的人生经历，表达了自己饱含血泪的生命情绪。

第五章，论《离骚》的空间意识。在《离骚》中，屈原运用了一些引人注目的空间意象，但已不再简单地描绘物理的、实体的空间，而是游心太玄，俯仰自得，大胆地虚拟出心理的、抽象的空间，从而表现出独特的空间意识。对此，一些学者已有所认识，但从总体上看，他们往往只注重考察虚拟的昆仑空间，而相对忽视分析现实的楚国空间，且未能深入探索屈原空间取向的缘由。本书认为，在《离骚》中，屈原构筑出两种不同的空间：故土与乐土。如果说故土是世俗的空间，那么乐土就是神话的空间。如果说“故土”是屈原生活的现实世界，那么“乐土”就是屈原神游的精神家园。两种空间的并立共存，充分显示了屈原在政治道路、情感意向上的矛盾冲突和进退抉择。可以说，《离骚》中的“门”是隔断故土与乐土两个空间的节点，而“路”则是沟通故土与乐土两个空间的桥梁。在神话思维的作用下，屈原将自己的特定情感通过空间方位的特殊取向表现出来。屈原在《离骚》中就对南方和西方表现出极其热烈而深厚的感情，其中以西方尤为突出。而屈原的这种空间取向根源来自《易经》，因为《易经》所谓前往西、南方向有利于“得朋”的说法，正与屈原前往南方、西方寻求知音的美好期待相符合。如果说南方的取向反映屈原企图在故土寻求知音，那么西方的取向则代表他意欲在乐土寻求知音。

第六章，论《离骚》名物的表现特点与形成机制。由于古今变化、地域不同、方言差异、文字异写、今昔异名等诸种原因，造成《离骚》中许多名物的本来面目与真实意涵已无法被人准确认知。因此，历代学者都很重视《离骚》的名物研究。但从总体上看，前辈学者大都局限于研究自然名物，尤其是香草，而相对忽视研究人工名物，即使部分学者对人工名物有所研究，但也多为考辨单个名物，而未能从整体上把握《离骚》名物的表现特点与形成机制。本书认为，屈原在结撰《离骚》中的名物时，不是呆板地、随意地罗列和堆砌，而是灵活地、精心地选择和编排，从而使其呈现出多样性、地域性、神异性、对立性、实用性五大表现特点。从多样性来看，合计75种名物，其中植物类名物32种，动物类名物13种，冠服类名物8种，车驾类名物8种，饮食类名物6种，木工类名物8种。从地域性来看，黄伯思所谓“名楚物”的观点实有道理，而周秉高所谓“长佩”即“长剑”的看法也为确解。从神异性来看，龙和马当属不同的动物，前者是屈原从神话传说中拿来的可在天空飞腾的具有神异本领的动物，而后者则是屈原从现实生活中借来的只在陆地上行走的具有实际用途的动物。从对立性来看，香物计有江离、芷、兰、木兰、宿莽、椒、菌桂、蕙、茝、荃、留夷、揭车、杜衡、菊、薜荔、胡、绳、芰、荷、茹、藑茅、筳篿22种，臭物计有、菉、葹、茅、艾、萧、榝7种；善物计有马（骐骥）、鸷鸟、玉虬、鹥、鸾鸟、凤凰、飞龙、蛟龙、象9种，恶物计有封狐、鸩、鸠、鹈4种。从实用性来看，藑茅和筳篿属于两种不同的卜筮工具，而“说操筑于傅岩”中的“筑”为名词“筑杵”而非动词“捣”，是工匠使用的一种工具。这些表现特点的形成，主要是由自然环境、楚地民俗、人格象征三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七章，论《离骚》名物的表现手法与审美特征。对于《离骚》名物的表现手法，传统学者大多运用赋、比、兴概念来分析，而现当代一些学者则不再简单沿用传统的比、兴的说法，大胆借鉴西方理论的“象征”概念。本书认为，研究《离骚》名物的表现手法，自然不应抛弃《诗经》赋、比、兴的传统说法，因为《离骚》明显受到《诗经》赋、比、兴的影响。然而，《离骚》名物的赋、比、兴的表现手法不只是对《诗经》的简单继承，而是富有创造性的发展，主要有纯赋法、纯比法、纯兴法、赋中兼比法四种表现手法。从纯赋法来看，《离骚》主要有运用单一名物的纯赋法、运用同类名物的纯赋法两类。从纯比法来看，《离骚》主要有运用单一名物的纯比法、运用同类名物的纯比法、运用异类名物的纯比法三类。从纯兴法来看，《离骚》仅有一处，即“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从赋中兼比法来看，《离骚》主要有实有其事的赋中兼比法、虚无其事的赋中兼比法两类。通过这些表现手法的具体考察，本书还纠正、补充了前人的观点。可以说，《离骚》名物之所以能永放光彩，就在于屈原成功地运用了各种表现手法，而使其名物呈现出绮丽美、动态美、深婉美、悲凄美四种审美特征。

第八章，论《离骚》的“美人”形象。《离骚》中的“美人”是屈原重点书写的对象，也是屈原爱慕和寻求的对象。在她的身上，屈原赋予了自己特有的政治寓意。但对“美人”形象的理解，学术界至今仍是异说蜂起，莫衷一是，让人如入云里雾里。本书认为，《离骚》中的“美人”不是指自我，也不是兼指自我和他者，而是独指他者。在《离骚》中，屈原为了更好地认识自我，提升自我，便有意识地塑造一个贯穿全篇始终的他者——“美人”形象，并将自我放在与他者的矛盾中进行书写。乍看起来，“美人”似乎没有什么明显的性别特征。但从全篇的“求女”章节可知，“美人”当为美丽的女子，并且在她的身上，屈原赋予了自己特有的政治寓意。屈原所求的美女因身份地位的不同，而分为上女和下女，前者代表国君，后者代表贤臣。屈原之所以不厌其烦地书写宓妃、佚女、二姚三个女子，是因为她们各自代表着楚国的三类不同人物，即宓妃喻指隐逸之士、佚女喻指仕于他国之士、二姚喻指待用之士。而屈原之所以能成功地塑造出《离骚》“美人”形象，主要是因为他受到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南方的巫术文化，一是北方的中原文化。可以说，真正让“美人”形象成为后代文人抒情言志的一个典型范式，是从屈原开启的。

第九章，论《离骚》的“灵均”形象。在《离骚》中，屈原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极具个性的抒情主人公形象——“灵均”形象，他以“第一人称”——自我的口吻和身份出现，真实地记录了自我独特的生活经历，强烈地抒发了自我独特的人生感受，鲜明地表现了自我独特的人格精神。对此，前人已从不同角度来加以阐发，但几乎都没有从“灵均”形象的塑造背景出发来探究屈原的内心世界。本书认为，“灵均”形象的塑造背景，主要体现在国家危机、社会思潮、政治困境、身体焦虑四个方面。“灵均”形象，不仅仅是一个哭己不幸的失意者形象，而且还是一个歌己不屈的反抗者形象。他之所以要“哭己不幸”，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拥有如此美好的才能和品德，却偏偏遇到昏庸的楚王和谗佞的党人，而使自己陷入“不吾知”的政治困境。他之所以要“歌己不屈”，是因为他深感惟有反抗不幸，生命之花才能常青不凋，生命之光才能常亮不熄。于是，他打算采取隐逸、求女、自沉三种反抗方式，以坚守自己的美好人格。隐逸乃屈原反抗不幸的一种无奈的选择，但他又不忍心就此放弃理想而汩没于滔滔之人世。于是，他决定采取求女行动，以求得理解、支持自己美政理想的知音，他们要么是明君，要么是贤臣，来摆脱自己孤独不幸的命运。这是反抗不幸的最佳途径。但最终他既没有在楚国求得知音，又不愿去他国寻求知音。在一切可能成为不可能之后，屈原觉得与其被侮辱、被损害地活着，不如持守道义、坚守理想地死去，来为自己的不幸命运做最后的反抗。只有当这两种形象共同存在时，他才是屈原自我形象的完整投影。如果说前者形象引发了后世文人对屈原的不幸遭遇产生共鸣与同情，那么后者形象才真正引起了后世文人对屈原的不屈精神产生崇拜和追求。

（二）创新之处

第一，新领域的拓展。近年来，楚辞论著较侧重于作品背景、文化、影响、传播等外部研究，而对于文本内部本身研究却有所忽视，本书则选择屈原代表性的作品《离骚》文本内部作为研究对象，拓展了《离骚》的研究领域，故此选题颇有价值。

第二，新材料的收集。本书综合运用文献学、情报学和现代信息检索技术全方位搜集相关文献资料，对《离骚》研究现状有着充分了解，故能对比分析，归类抽绎，既借鉴，又正讹，体现出较强的整合能力。

第三，新体系的构建。本书通过多层面的学术探索，围绕《离骚》研究史上有争议而又有意义的九个难点，即分段方法、结构模式、结构特点、时间意识、空间意识、名物的表现特点与形成机制、名物的表现手法与审美特征、“美人”形象、“灵均”形象，进行全面的梳理、综合的分析和深入的探究，言之有据，探之有理，继承中每有创新，突破传统《离骚》研究的既有模式，从而建构出《离骚》研究的新体系。

(1)鲁迅：《汉文学史纲要》，《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84页。

(2)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663页。

(3)何其芳：《屈原和他的作品》，《楚辞研究论文集》，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第70页。

(4)［清］屈复：《楚辞新集注》，《续修四库全书》，第130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07页。

(5)周建忠：《楚辞考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34页。

(6)［清］黄恩彤：《离骚分段约说》，《楚辞文献丛刊》，第67册，黄灵庚主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版，第7页。

(7)［宋］朱熹：《楚辞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74页。

(8)周建忠：《〈楚辞〉层次结构研究——以〈离骚〉为例》，《云梦学刊》2005年第2期，第28—37页。

(9)［明］胡应麟：《诗薮》，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6页。

(10)（日）儿岛献吉郎：《毛诗楚辞考》，隋树森译述，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90页。

(11)陈世骧：《论时：屈赋发微》，《中国古典文学比较研究》，叶维廉主编，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7年版，第102页。

(12)鲁瑞菁：《楚辞文心论》，里仁书局2002年版，第307—341页。

(13)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350页。

(14)［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268页。

(15)马茂元：《楚辞研究集成·总序》，《楚辞注释》，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页。

(16)周建忠：《楚辞与楚辞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