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7+2中国第一人

2014年，安纳普尔纳峰。（摄影：张梁）

“14+7+2”是什么？

“14+7+2”这组数字，在攀登者眼中有着不同寻常的诱惑力。它被称为人类登山探险的终极梦想。“14”指全世界14座海拔8000米以上的山峰，“7”指七大洲最高峰，“2”指用探险的方式徒步滑雪抵达南北极点。

天终于蒙蒙亮了。

张梁停住了攀登的脚步，在原地大口喘气。他侧头向右望去。此时，他的周围密集地分布着5座海拔8000米以上和50多座海拔7000米以上的山峰，远处的天际线镶着一层薄薄的金色，隐约之间还能看到一个尖锐峰顶的影子。那层金边好像黑暗与光明的边界，有种梦幻的美。他掏出摄像机机械地拍摄了20秒。

8000米高的雪岭雄峰之上，寒风如同冰冷的子弹一排排扫射而来，丝毫没有要停歇一会儿的样子。风速已高达41米 / 秒，接近14级超强台风的最低风速，而仅10级强风就已经能将树木连根拔起。这是张梁自攀登以来遇到的最强风，如果没有冰爪鞋抓住地面，随便一阵风都能把他刮到悬崖下。更要命的是，此时还伴随着零下30多摄氏度的严寒。张梁和队友近乎匍匐地在背风面前行。在如此恶劣的环境里，如果没有特别严密的防护，人类会即刻失温而死。

时间是2017年10月2日早晨6点。张梁站在被称为“杀人峰”的世界第九高峰南迦帕尔巴特峰上。这座山峰位于巴基斯坦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地区，绵延2450公里的喜马拉雅山脉在这里抵达了它的最西端。以张梁身处的位置为坐标，不断将镜头拉远，会发现南迦帕尔巴特主峰旁边还有4座次峰，南肩峰海拔8042米，北肩峰海拔8070米。如果镜头再拉远，从卫星云图的视角看，你会发现，地球上几大巨型山脉居然都汇聚在此—喀喇昆仑山脉、喜马拉雅山脉、兴都库什山脉都在这里交会。

整个世界，只剩下张梁和他所在的不到十人的小队伍。地球之脊上，这一行人是唯一一拨直立行走的智力生物。他们此刻是被一群高山淹没的孤绝行者。距离他们最近的人烟在百公里之外，如果发生什么事，除了他们自己，没有谁能提供帮助。

站在这屹立了亿万年的山峰之上，任谁都会感叹人类的渺小。然而天地之间，似乎又只有人类才愿意挑战自身的极限，触碰世界的极点。人类正是这样奇怪的生物，他们一面感叹自然的伟力和自身的渺小，一面又渴望在自然之中找到自己。没有挑战，也就失去了存在感。于不可能中制造可能则是终极挑战。起码，像张梁这样为数不多的攀登者，渴望在终极挑战中找到自己。

近期，张梁的目标是爬上这座被世人称为“杀人峰”的峰顶。此时，他距离主峰峰顶的垂直高差只有125米。然而在海拔8000米上的100米和平常我们所说的100米有着天差地别—且不论眼前超过80度的山体坡度，越往上，海拔每增加1000米，气温平均会降低6摄氏度，空气会变得更稀薄，人的耐受力也将接受更严峻的考验。更可怕的是，可能上一秒这众山之巅还看上去雄伟壮丽，下一秒就已经风起云涌，万分狰狞。

“南迦帕尔巴特”在南亚次大陆的乌尔都语、印地语中都是“赤裸之山”的意思。因为它光秃秃地袒露着山体，毫无遮碍。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它愿意把什么都向人袒露，至少它从不会预告危险。尽管只是世界第九高峰，但它的攀登难度却位列全世界仅有的14座8000米以上山峰中的第一梯队。在这座山峰上，攀登者不仅要应对极低温和糟糕的天气，更要挑战绵延4572米、冰岩混合的世界最大岩壁鲁泊尔岩壁。这岩壁像一座巨大的城墙抵御住想一窥究竟的人们。难还是其次，危险才是最致命的。2012年的一项数据显示，攀登南迦帕尔巴特峰的死亡率高达20.7%，位居全球8000米以上高峰中的第三。至今，这座仅被人类登顶过335次的山峰已有65人为它献出了生命。

“杀人峰”的名号毫不夸张。几十年来，人类为了挑战这座喜马拉雅山脉最西端的山峰付出了惨重代价。早在1910年，英国人就在这片山区活动。各国登山家花了几十年时间，不但没有找到登顶的法门，还有31人为此丧生。直到1953年，奥地利登山队的赫尔曼·布尔踩在一条狭窄的山脊线上，人类才第一次登上它的峰顶。代价是惨烈的，除了登顶的布尔，其余20多名登山队员及搬运工全部在攀登中遇难。著名的意大利登山家莱因霍尔德·梅斯纳尔曾两度登顶此山，其中一次，团队在下山时遭遇雪崩，他失去了弟弟肯特·梅斯纳尔。有人曾止步于接近峰顶的位置，有人即使拼尽了最后一丝力气爬上山顶，也因力竭而再也无法下山。

这座“杀人峰”之于中国人的记忆尤为惨烈。那场震惊世界的惨案完全针对外国登山者，5名当地厨子全部幸免于难，中国队员杨春风和饶剑峰不幸被杀害。就在几个月前，张梁也曾挑战过这座山峰。2017年5月中旬。距离第一次启程攀登南迦帕尔巴特峰还有10天，张梁从家里找出一个黑色封皮的小笔记本，用来记登山流水账。这是他自攀登之初就养成的习惯，每登一座山就换一个新笔记本，本子已经攒了一大摞。他在笔记本上仔细地罗列备忘事项：签证，付登山款，买保险，准备卫星电话，提前兑换港币、美元、卢比，拷贝电影到手机……

事无巨细。装备清单写了密密麻麻7页纸，其中又细分了“徒步进大本营的装备清单”和“大本营上一号营地的装备清单”等。由于在山上饮食极不均衡，经常会引发口腔溃疡，他照例在药品清单中写上“西瓜霜”，再备注“带小镜子”—这样他就能一手拿着镜子，一手把西瓜霜准确喷到口腔溃疡的位置。

以前忘记带小镜子时，“盲喷”经常喷不准，令他十分苦恼。

5月25日，张梁拎着两个长型大包出门了。在香港机场出发时，他的行李超重，被罚款1870港币。这次超重罚款比以往任何一次都高，尽管拎着它们出门时已经预料到了这一点，但张梁仍有些心疼。因为将在山中待上两个多月，大量药物及食物不能省略。他还带了一个摄影包，里面装着他的摄影器材。他想起自己第一次登珠峰时只带了一个美能达牌胶片相机，根本拍不了什么像样的照片。那时可真的是什么都不懂。

在这次出发攀登南迦帕尔巴特峰前不久，为了提前适应高海拔，张梁又去了一次西藏，分别在珠峰大本营、海拔5800米、海拔6200米的位置各宿了一晚。在那里，远远可见珠峰顶峰巍峨，那是他8000米梦开始的地方。

6月，张梁经过杨春风遇难地，休整之后向顶峰发起冲刺。这场冲刺持续了十几个小时，却最终止步于海拔7918米的位置—登山队耗光了所有氧气，被迫撤退。在下撤的过程中，张梁甚至产生了他个人登山史上的首次幻觉。在山上出现幻觉是非常危险的情况，一旦发生，人就很容易迷失方向或不再行走，甚至可能坠入山谷。

上一次死里逃生的张梁四个月后又回来了。这一次，他离顶峰已只有几百米之遥。如果成功登顶，人们将会纪念他的这次攀登，他将获得中国登山界的至高荣誉。

此时张梁的脑子里没有太多杂念，他只知道，再坚持下去，攀过前面的岩石路段，然后向右侧绕行一段路，再向上，便能登顶。眼下，寒冷与疲惫包裹着这个53岁的男人。目光所及的范围内，雪白，空旷，孤寂，除了冰镐或冰爪插进雪地里发出的“咯吱”声，就只剩下他自己急促的喘气声了。有时，风会吹起浮雪拍打在氧气面罩上，好在有这层面罩遮挡，让脸不至于完全暴露在高海拔寒冷的空气中，减少几分疼痛。宽大的专业雪镜也起到了一定的遮挡作用。当然，戴雪镜的主要目的是防止可怕的雪盲。雪地对阳光的反射率可达95%，在这里看雪相当于直视太阳。紫外线会对结膜上皮和眼角膜造成损害引起炎症，如果没有防护，你会立刻流泪，畏光，眼睛感到刺痛，甚至短暂失明。对于常年登山的人来说这种伤害更可怕，因为慢性伤害会逐渐累积，造成不可逆的永久伤害。而只要得过一次雪盲，稍不注意再次患上，轻则视力衰退，重则永久失明。但登山者们依旧喜欢太阳，因为阳光的危害要比风雪温柔一万倍。阳光让眼前的路线更清晰了。朝阳也给人心里带来慰藉，甚至似乎能让人步伐更轻快一点。而在此之前，张梁几乎什么也看不清。他们一行人是凌晨1点从四号营地出发冲顶的，已经在黑暗中煎熬了一整夜。他们必须这么做。因为如果再晚点出发，他们就不可能在白天下山，那样结果可能只有一个：死。

望山跑死马。接下来的这最后一段垂直高差100多米的山路，实际攀登起来起码需要两三个小时甚至更久，因为在这样的高处，完全无法预料会出现什么样的干扰因素。

此时张梁的大脑里已经没有多余的情绪，甚至没有了思维。他向上行进的每一步都是缓慢而机械的。如果你感受过腿脚像灌了铅或者曾跑到腿软，你就能理解这种缓慢的痛苦。他只能一步，两步，三步，四步地挪动，而后停下来，握着冰镐原地站住默默缓几口气，歇一歇，再抬起腿继续，一步，两步，三步，四步……如此往复。

几名队友分散在张梁前后，他们之间的间距大约20米。为了尽可能安全，队友们身上系着绳索，彼此相连，结组攀登。这可以简单通俗地理解为大家拴在一根“救命稻草”上，一旦某位队员不慎滑坠，其他几名队员便起到“固定点”的作用，凭借彼此相连的绳索和其他队员的体重拽住滑坠的队员，阻止他继续下滑。在这山势近乎垂直的高山上，滑坠事故随时都可能发生，无保护的滑坠几乎等于死亡。

从一个遥远的视角俯视，这是一支在雪山上缓慢有序地前行的队伍。但到近处看，队员们的连接又似乎是松散的，是一个个孤立的个体，彼此之间几乎没有交流，事实上他们无力也无心交流。在这高山上，连说话都变成了一种奢侈—说话会消耗能量。每个人都在默默与自己对抗，像一场寂静无声的战斗。要攀登高峰，必须习惯保持沉默。

张梁的前方是明玛与刘永忠。明玛是夏尔巴人，一位精力充沛、技术出众的IFMGA（国际高山向导协会联盟）国际高山向导。在尼泊尔，取得同样资质的高山向导仅有几十人。但明玛的步伐看起来也不轻松。刘永忠和张梁一样来自深圳，他与张梁结伴共同攀登过几座8000米级山峰。他体能好，速度快，算很有经验，也曾几度在雪山上死里逃生。队伍中还有一名叫静雪的女队员，也是一位低调的民间登山者，除了能偶尔在登顶的新闻中看到她的名字外，便很少再有关于她的消息。她和国内另一位知名的民间登山者王静有点相似，都是身材娇小的女性。在攀登领域并不乏女性攀登者，她们看似柔弱，攀登雪山时却也极具韧性。

经过了从夜里到白天不间断地攀登，每个人都异常艰苦。尤其在岩石路段，金属材质的冰爪踩在石头上容易打滑，稍有不慎就会滑坠，必须十分小心，因而也十分耗费体力，异常艰难。张梁的做法是，尽量去踩石头间隙有雪的地方，同时寻找下一步落脚的合适位置。他必须让自己的每一步都尽量准确—在高海拔的峭壁之上，每一个多余的动作都会耗费能量。

张梁的左腿膝盖不久前因为积水肿痛在医院抽了10管积液，医生建议他好好休养不要登山，他没有听。在他看来，或者说在很多攀登者看来，积水之类的问题是职业病，不可避免，他不想因此错过机会，毕竟每年最适合攀登的时间只有这个把月，之后天气会变幻莫测，是无边的寒冷和无穷无尽的暴风雪。

这段岩石与雪混合的路线很长，在翻过了几个看似顶峰的山头后，张梁终于走到了真正的顶峰跟前。此时距离队伍出发的凌晨1点已经过了整整11个小时。

靠近雪山之巅，太阳似乎就在眼前，分外耀眼。一眼望去，南迦帕尔巴特峰的峰顶并不大，终年的积雪旁是裸露的岩石。风声在耳边依然猛烈，但天空湛蓝洁净，这是一个好天气。

“阿忠！几点了？”张梁一边冲刘永忠喊，一边迈过最后几步路。刘永忠、明玛及另外两位夏尔巴向导已经先一步到达峰顶。“喔—”没等刘永忠回答，旁边的明玛一见张梁上来，立刻直起身挥动双臂表示祝贺，他看起来状态不错。张梁挥动一下冰镐“喔”了一声以示回应。夏尔巴向导率先张开双臂拥抱张梁。接着，队员们彼此拥抱，庆祝来之不易的胜利。

“好啊！”明玛用生涩的中文对张梁说，“8000米，完了！”说罢，他与张梁击掌。他想表达的完整意思是：“全世界仅有的14座8000米级高峰，你都登完了！”

此时是当地时间12点40分，张梁成功登顶海拔8125米的南迦帕尔巴特峰。他创造了自己登山的历史，成为中国第一位完成“14座”的民间攀登者。

俯瞰山峦，众峰雄壮，云海在脚底翻滚，云雾稀薄的地方，能看到连绵不绝的喜马拉雅山脉。张梁举起摄像机，把镜头对向自己。他已摘下了氧气面罩，他的胡子上挂满了冰碴。他望了一眼天空，对着镜头说道：“历尽千辛万苦，终于登顶了南迦帕尔巴特，8125米，难度非常大的一座8000米级山峰。”这里是距离中国深圳四千多公里的巴基斯坦，没有他人想象中那样欣喜，这位站在山峰之巅的中国男人只简短而平静地陈述了这么一句后，便合上了见证历史的镜头。

张梁成功登顶南迦帕尔巴特峰。（图片提供：张梁）

1997年，中国人第一次登顶此山。二十年后，张梁也成为此山攀登者中的一员。现在他成功了。他从背包里掏出五星红旗在胸前展开，然后与天地、山峰合影—与之前每一次登顶成功后一样。

在全世界的登山者中，有很多并不是职业选手。尽管他们当中的佼佼者在登山技能上并不输职业登山者，但他们其实都另有一份本职工作。这些人被称为民间登山者，张梁就是其中之一。

身高1.76米的张梁，身体比普通人健硕许多，这让他看上去比真实身高要高出不少。他的连体羽绒服右胸上的刺绣胸牌显示了他的日常身份—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分行的一名普通员工。和我们熟悉的所有银行职员一样，张梁在位于深圳罗湖的农行深圳分行大厦里有一个普通的贴有名字的工位。上班时，他会穿着平整的衬衫和西裤，头发短齐，胡须刮净，举手投足间透着金融从业者普遍拥有的礼貌与恰当。他走路姿势端正，给人成熟稳重的印象。办公楼里的同事对他十分客气，即使是与他儿子年纪相仿的“90后”，都会习惯性地叫他一声“梁哥”，他也会客气地冲对方点点头。

张梁的这种形象非常绅士。他的礼貌始终保持着分寸感，不仅在办公室，也在除了登山以外世俗生活的各个角落。在深圳，他活得如同一个一眼看上去就很有故事的城市精英。

当然，这仅仅是张梁的一面。人迹罕至的傲峰之上的张梁与都市里的张梁形象大相径庭。起码从外形上看，山上的张梁要更粗犷一些。寒风与暴晒让他的脸色变得黝黑，有时还爆皮。每次进山之后他便不再刮胡子，他将这种无奈戏称为“蓄须运动”。一两个月与世隔绝的登山生活里，他逐渐化身为一个胡子拉碴、饱经风霜的男人，甚至有点像个纯朴的老汉。如果不是那些专业的帽子、手套和连体羽绒服，他看上去会像一个在雪山深处遁世的隐居者。你很难把这样的他和那个精致的都市形象联系起来。

但这也是张梁人生中熠熠发光的另一面。

在过去的近20年里，张梁从国内海拔6178米的玉珠峰开始，陆续攀登了珠穆朗玛峰、道拉吉里峰、马卡鲁峰、干城章嘉峰、安纳普尔纳峰、乔戈里峰等令人望而生畏的著名8000米级山峰。到南迦帕尔巴特峰为止，他已经完成了全世界14座8000米级山峰的登顶。这个普通的男人，一名普通的银行职员，在他过去生命中三分之一的时间里，从未停止过站上山巅的脚步。

张梁并不是什么少年登山天才。他没有像登山家梅斯纳尔那样5岁就跟随父亲登山，12岁就独自一人登顶当地一座山峰的经历；也不像登山家马洛里—就是那位被问到为什么登山而说出“因为山在那里”的英国人，仿佛登山就是不需要任何理由的使命。

此前的张梁十分普通，他甚至直到36岁才遇上玉珠峰，那是他第一次邂逅海拔6000米以上的高峰。当时他还因高原反应而头痛欲裂，发誓再也不爬了。然而，他不仅继续攀登了下去，而且比很多曾经立志登山的人都更为坚持。很多人因受伤、辛劳、恐惧、家庭等各种因素放弃了，他却头也不回地登上了一个个山巅，并且不断创造个人的历史，深圳登山者的新高度，乃至中国民间登山的新历史。张梁的奇迹，是一个没有体育背景，甚至没有什么钱的普通人的奇迹。在这奇迹中，不可否认他是幸运的。虽然他是半路出家，可在十数年来险象环生的攀

登历程中，他几乎没有受过什么严重的伤，没有任何一根手指或脚趾因为冻伤而被截掉，身上也没有留下其他后遗症。全世界很多著名的登山家都长眠于雪山之上，还有很多登山家的身上留下了很多登山事故造成的伤痕，张梁却始终保持着健康、完整的身体。

或许在普通人的认知中，会花十几年时间跨过各种高山大海，一定是对冒险的热情异于常人的狂热者，感性而疯狂。但张梁不是。相反，他是冷静的，异常冷静。攀登时，他严谨，理性，甚至有些保守。他优良的身体条件很可能来自父母的遗传，敏锐的反应力则来自后天的揣摩与实践。不管怎么说，一次平安攀登可能多少要感谢好运气，但多年的平安攀登，绝非“幸运”两个字就可以简单说明。

从结果上说，成功登顶14座8000米级山峰的，在世界范围内也只有区区几十人。但对于张梁来说，意义远不止如此，因为这更意味着距他达成终极攀登目标只剩下最后一步。其实在媒体和所有熟悉张梁的人看来，登上南迦帕尔巴特峰，基本就意味着他的伟大目标已经胜券在握。而整个户外界，也都在期待张梁达成他的终极目标。

事实也正是如此。登顶南迦帕尔巴特峰8个月后的2018年夏天，张梁完成了他个人攀登极限挑战的最后一步。那是阿拉斯加时间2018年6月7日下午5点30分，他成功登顶了位于北极圈附近的海拔6194米的北美洲最高峰迪纳利峰。至此，张梁成为完成“14+7+2”这一人类攀登壮举的中国第一人、世界第二人。

“14+7+2”这组数字，在攀登者眼中有着不同寻常的诱惑力。它被称为人类登山探险的终极梦想。“14”指全世界14座海拔8000米以上的山峰，“7”指七大洲最高峰，“2”指用探险的方式徒步滑雪抵达南北极点。全世界完成了这个终极梦想的只有两个人：韩国的朴英硕和中国的张梁。朴英硕只比张梁大一岁，是一名职业登山者。因此也可以说，张梁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完成“14+7+2”的民间登山者。

朴英硕登山生涯的开启要比张梁早许多。20世纪80年代末，他就已经开始涉足海拔六七千米的山峰。

世界选择韩国人第一个完成“14+7+2”这一艰难的目标，是时代促成的。世界各国登山热潮涌起和人才辈出的历史轨迹，与他们迅速崛起的历史时期和迈入全球化的历程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现代登山运动发源于英国等欧洲国家，殖民主义和海洋文化的熏陶让许多探险者开启了探索世界极点的旅程；而后则是在更为强盛的美国，登山探险运动普遍兴盛；到了20世纪80到90年代，韩国经济迅速腾飞，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其社会转型成功及经济快速发展刺激了社会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悄然变化。登山探险活动作为欧美国家的“舶来品”，开始在韩国民间孕育和发展。朴英硕1991年开始尝试攀登珠峰，1993年成功登顶。

登顶珠峰后，他仅用了八年两个月零六天，就以当时世界用时第二短的纪录，完成了14座8000米级山峰的攀登。如此频密地登山，也让朴英硕获得了“喜马拉雅铁人”的绰号。2005年，这位铁人成为完成“14+7+2”的世界第一人。

就像一场冥冥中已经安排好的接力游戏。正是2005年，攀登8000米级山峰才两年的张梁成功登顶珠峰，并自此开启了他的攀登人生。与韩国的情况相似，因为经济的快速发展，融入世界的程度越来越深，登山运动在中国得以快速发展。人类极限攀登的热潮，也从韩国交棒给了迅速崛起的中国。张梁所在的深圳，是中国最早一批改革开放的城市之一。这里最早用“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理念，改造了中国人的经济思想和工作行为。但这不是这座城市的全部贡献。经济特区建立以来，深圳不但吸收西方的资金、管理机制、外来人才，还成为一块吸收西方现代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海绵。无数接触西方生活方式的海归、新兴的新富阶层、中产阶级以及教育背景良好的白领，成为新生活方式的传递者。因为追求与众不同的生活诉求，他们引进了各种各样的生活玩法。

诸如滑板、公路自行车、帆船等新兴的极限运动都发端于深圳民间，然后逐渐辐射全国。户外探险和攀登运动，也是其中一例。这是一场全球化思潮作用于生活方式的改革运动。数千年的农耕文明，决定了中国人的目光多放诸内陆的平原河川，对于大山和大海的文化理解，更多的是存在于文人墨客寄情于思、言物表志的意境之中。而西方近代文化思维建筑在商业文明、海洋文化和个人主义、冒险精神的基础之上。这是和中国传统文化迥然不同的文化思维方式。但这并不意味着舶来的生活方式在中国不具备生存土壤。全球化的浪潮和文化的交融，与中国兼容并蓄和追求大同的文化内核暗合，让国人也找到了接纳海洋文化的合理性。追求个人价值和冒险精神，在改革前沿的深圳孕育成长。它不只是闪烁在民间企业家的创业经历之中，也在民间的各领域生根发芽。这个时代，每个身处其中的人，都被这一文化变局改造了。

张梁是冒险精神中国化的无数案例中的一个。他是20世纪80年代最早一批移民深圳的金融业大学生。他也跟随时代的脚步，成为民间最早一批接触户外登山运动的深圳人之一。在深圳户外圈浓郁的攀登氛围之下，张梁终究还是被拐进了登山的胡同。他不是天选之子，可这个生机勃勃的时代又似乎悄悄为他铺就了成就历史的轨迹。

尽管我们可以理解张梁那不可思议的纪录是为中国人的探险史争光，但对于个人来说，每场冒险都是以生命作为赌注，这与历史彼此成就的登山之旅，绝不是花好月圆的田园牧歌。

2011年，朴英硕在带队攀登安纳普尔纳峰的过程中不幸遇难，因此张梁是全世界“14+7+2”纪录创造者中唯一健在、健康的人类。在人类登山探险的进程中，“死亡”二字始终挥之不去，它昭示着人类勇于探索和冒险的极致成就，都来之不易。以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喜马拉雅山脉为例，它穿过中国、不丹、尼泊尔、印度及巴基斯坦等国，共有468座海拔5000米以上的山峰。多年来，它吸引了世界各地登山探险爱好者的挑战，同时也持续地给这些“冒险王”们带来威胁。2019年春，“珠峰登山季至少11人遇难”的新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广泛讨论，这个近几年最严重的山难事件迫使人类再度反思攀登8000米级山峰的一系列安全问题。一个残酷的事实是，尽管如此危险，但在8000米级山峰中，珠峰并不是攀登死亡率最高的。根据《经济学人》2012年的统计，珠峰攀登死亡率为4%，在8000米级高峰中排名倒数第四。迄今为止，攀登死亡率最高的是安纳普尔纳峰，高达34%。也正是这座安纳普尔纳峰，曾让张梁在“14+7+2”的艰辛道路上第一次萌生退意。

就连被誉为“登山皇帝”“当代最伟大的登山家之一”的莱因霍尔德·梅斯纳尔，在后来的回忆录里也是这样说的：“我所有的成功都不值得我骄傲，值得我骄傲的只有一件事，我活下来了。”也正是他，在1986年率先完成14座8000米级高峰的攀登，成为实现这一壮举的世界第一人，并刺激了更多登山家将“完成14座8000米”设为心中的目标。如今，“14+7+2”更是这一目标的进一步衍生，这是人类登山探险的标志性高度，勇士们从未停止攀登的步伐。

那18年间，张梁共进行了36次攀登，登顶雪山25座，遇到4次重大山难，9次放弃冲顶，12名队友遇难，数次死里逃生。

不必讳言，绝大多数人根本无法接受哪怕一次这样的可怕经历。张梁作为一个普通人，为什么要选择完成这样充满恐惧与危险的挑战？难道他对登山探险甚至塑造人类极限挑战的历史有某种超越生死考验的执念吗？心理学家或许认为有些人具备某种英雄人格，但从张梁身上似乎看不出有这种人格的痕迹。事实上，每个登山者对登山的人生诉求不尽相同，有时候他们并不把自己当作英雄，他们追求更多的是对自身的重塑。戴维·罗伯茨在《犹豫的时刻》里对此的理解是：“登山的魅力就在于它使人际关系变得更加单纯，个人交情被淡化，沟通协作得以加强，就如同战争，其他因素取代人际关系本身。而探险充满神奇的吸引力，它所蕴含的那种坚忍不拔和无拘无束的随性生活理念，是对我们

文化中固有的追求舒适与安逸生活态度的一味解药。它标志着一种年少轻狂式的拒绝，拒绝怨天尤人、拒绝意志薄弱、拒绝复杂的人际系、拒绝所有的弱点、拒绝缓慢而乏味的生活。”

托马斯·霍恩宾的态度更为直接，他说他自己也很好奇，他艰难跋涉是否只是为了印证一个事实：“我能找到自己丢失的某些东西。”

张梁像是两位登山家的态度集合体。

登山之前他还是一个朝九晚五的职工，一个渴望随性生活的普通人，年少的贫穷与大起大落的过往曾让他丢失许多欢乐，但登山带给了他不必理会世俗的机会，让他足以变得更强更决绝。

面对高峰，然后翻越过去。

这是所有普通人的人生解药。

2017年的10月2日，南迦帕尔巴特峰，属于张梁的登顶时刻。这是张梁登山人生的一个重要节点，它给予张梁一个普通人的奇迹。

但张梁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举动。他登顶后与以往一样，展国旗，展农行旗，然后录下视频。他没有哭泣，也没有激昂亢奋。相比成功登顶这座山峰对他的非凡意义，他的表现显得过于平静。后来再提及攀登过的8000米级山峰，他也没有强调过南迦帕尔巴特峰对自己的人生是如何关键。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坦承：“14+7+2”并非他一开始就种在心中的梦想，他从未去想过这件事，甚至在已经攀登过好几座8000米级山峰后，他还没听说过“14+7+2”这个概念。直到有一天时任万科董事会主席王石提醒了他，他才隐约地看到了这个方向。

张梁登山探险“14+7+2”全纪录。（本插图设计参考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分行《登峰造极》）

他的心中，有另一座意义特殊的山峰。对于他来说，“14”这个数字更重要的意义并不是代表14座8000米级高峰。它意味着一个巧合。

登顶南迦帕尔巴特这最后一座8000米级高峰后，张梁想起十多年前的珠穆朗玛峰。

正是14年前的2003年，张梁第一次挑战了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这座举世闻名的雪山是张梁攀登8000米级山峰的起点，这座神山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

这世界可怕的不是不给普通人机会，而是给了机会却在关键时刻送上一记绝望的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