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赢天下 - 第一章及时回应时代关切

第一章及时回应时代关切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切肤之痛的社会问题，成为一个时代社会关注的焦点，形成一种普遍的时代社会关切，需要得到及时的抚慰和应对。大到国家兴亡，小到民生冷暖，只要形成一种普遍的社会舆论聚焦，时代社会关切就不是一件小事。对这种时代社会关切的回应速度和程度，决定着一个时代的人心向背，制约着一个政党的号召力、影响力及其合法性基础。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用鲜明的抗日救亡政治主张，及时回应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命运攸关时刻的普遍时代社会关切，用北上抗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持久战、和平民主联合政府等一系列政治策略，在抗日战争的各个历史阶段，准确把握时代精神脉搏，引领社会发展方向，从而率先赢得了广大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拥戴和信任。

中共中央进驻延安之初，古城完好，城墙雄伟，但是物资匮乏，生活清贫（1937年海伦·斯诺摄）

一一次次高举抗日救亡的大旗

在奔赴延安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群体中，他们绝大多数都是为了抗日救亡，为了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亡政治主张。他们相信，只有到延安才能享受到抗日救亡的自由。他们不堪忍受国民党政府在国土沦丧面前所表现出的搪塞敷衍态度和软弱无能行为，不能接受爱国有罪的强权专制政治逻辑。

共产党，给抗日救亡最响亮的回答

在人类历史四大文明古国中，只有中华文明传承赓续，历久弥新，形成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传统。在现代世界形势下，爱国主义永远是一面鲜艳的旗帜。任何时候，任何国度，如果爱国被判有罪，那么，做出这个判断的当政者注定要自绝于民，自取灭亡。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地及时发表宣言，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谴责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的妥协投降行径，提出以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抗日救亡，捍卫国家的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

9月20日，中共中央为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发表第一次宣言，指出“各国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是压迫中国，屠杀中国民众的万恶强盗……现在它更公开更强暴的占领中国土地，其显明的目的显然是掠夺中国，压迫中国工农革命，使中国完全变成它的殖民地，同时更积极更直接的实行进攻苏联，企图消灭全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的祖国，世界革命的大本营，及实行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太平洋帝国主义战争，实行更大规模的屠杀政策以瓜分中国”。处在战争之初，中国共产党身处江西中央苏区偏僻乡村，能够高屋建瓴地识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深远企图和险恶用心，是令人敬佩的。同时，尖锐地指斥当政者，“中国各派国民党及各派军阀根本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张学良及整个国民党在中国民众被日本强盗大屠杀的时候，高唱不抵抗主义，与和平镇静的忍耐外交，充分的表现了他们无耻的屈服，出卖民族利益的面目”。这里有阶级斗争观点，有国内革命战争中“围剿”与“反围剿”的对立立场，但是，对于国民党当局对日本侵略的不抵抗政策的揭露批判，是可以发人警醒的。宣言号召全中国工农士兵和劳苦民众，“在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推翻帝国主义统治，争取中华民族解放的利益之下实行坚决的斗争，一致反对日本强暴占领东三省，实行变帝国主义压迫中国的战争，为拥护苏维埃中国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革命战争，以解放中国”。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发展，正是沿着这个构想一步一步实现的。

9月22日，中共中央又做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向全党同志提出在此次事变中的中心任务是：“加紧的组织领导发展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胆地警醒民众的民族自觉，而引导他们到坚决无情的革命斗争上来。抓住广大群众对于国民党的失望与愤怒，而组织他们引导他们走向消灭国民党统治的斗争。”这是“反蒋抗日”政治主张的雏形。

9月30日，中共中央为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发表第二次宣言。历数两个星期以来，社会各界对于日本强占东三省的不同反应，质问国民党采取了什么态度。蒋介石的“逆来顺受”，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南京政府的“镇静外交”，以及寄希望于国际联盟“主持公道”，都是变相的投降卖国行为。“全中国的民众，必须彻底明了，要求投降帝国主义的国民党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无异向国民党引颈就戮，并且必须深刻的认识，要打倒帝国主义，必须打倒这一投降帝国主义的国民党。我们只有充分准备民众自己的力量，自动的组织起来，实行罢工，罢课，罢操，罢市，示威游行，群众大会，武装工农学生，以扩大与巩固我们自己的力量。只有依靠工农兵，学生，以及一切劳苦群众自己的力量，才能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这些言论难免偏颇，甚至有严重的极端倾向，却充分显示了在民族国家命运出现严重危机面前，中国共产党人的远见卓识和旗帜鲜明的抗日主张。虽然这些宣言和决议，当时只在党内一定范围内传达，其影响力有限，但对于我们理解共产党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的政治立场和政策走向，是有价值的。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又连续发表宣言，针对时局发展的新变化，及时做出形势判断、政策调整和任务布置。并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名义，正式宣布对日作战，“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号召全国工农兵及一切劳苦群众，在苏维埃的红旗下，一致起来积极的参加和进行革命战争，在白区各地自动武装起来，推翻反动的国民党在全中国的统治，建立全中国民众的苏维埃政权，成立工农红军，联合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被压迫民族与苏联，来实现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彻底争取中华民族真正的独立与解放。”将中日战争放在世界革命环境下，审时度势，化国内战争为民族战争，融民族战争于革命战争。

1933年1月，中共以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的名义，提出“共同抗日三条件”：“（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从发表抗日宣言，到提出团结抗日具体条件，显示出中国共产党人在民族危机面前的政治智慧和诚恳意愿。当这个意愿向社会公开发表后，国民党政权无论是漠视，还是否定，都将失去民众的拥护。

随着日本侵略中国的罪恶行径步步紧逼，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苏维埃政权在对付国民党数次军事“围剿”的严峻形势下，决定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大声疾呼：“只要进攻苏区的武装队伍接收［受］我们提出的三个条件，那我们工农红军的主力，即可在先遣队之后，全部出动，同全中国武装部队联合起来共同抗日。”虽然这里包含着在敌我对峙、敌强我弱情况下，寻找生存出路的政治策略，但是，当民族危机日渐深重，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共产党人的此番主张是顺应民意、深得民心的。

在中央红军被迫军事转移，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受通讯条件所限，中共中央未能及时得到战争形势的准确信息。远在莫斯科的中共派驻共产国际代表团，1935年发表著名的《八一宣言》，从国外传播到国内，提出建立“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的政治主张，在知识界赢得普遍认同。

近年来，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

然而最痛心的，在我们伟大民族中间，却发现着少数人面兽心的败类！蒋介石、阎锡山、张学良等卖国贼，黄郛、杨永泰、王揖唐、张群等老汉奸，数年以来，以“不抵抗”政策出卖我国领土，以“逆来顺受”的主张接受日寇一切要求，以“攘外必先安内”的武断宣传来进行内战和压迫一切反帝运动，以“十年生聚”、“十年教养”、“准备复仇”等骗人的口号来制止人民抗日救国行动，以“等待世界第二次大战来了再说”的狡计来迫使我国人民坐以待亡……

中国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认为日寇和汉奸卖国贼对我国这些行动，是中华民族的无上耻辱！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郑重宣言：我们不仅对于日寇对我国的领土侵略和内政干涉，表示激烈的反抗；就是对于日寇提出解散国民党党部和蓝衣社组织底要求，也表示坚决的抗议。在共产党及苏维埃政府看来：一切中国人的事，应由中国人自己解决，无论国民党和蓝衣社卖国殃民的罪恶如何滔天，但其应否存废问题，日寇绝无置喙的余地。

领土一省又一省地被人侵占，人民千万又千万地被人奴役，城村一处又一处地被人血洗，侨胞一批又一批地被人驱逐，一切内政外交处处被人干涉，这还能算什么国家？！这还能算什么民族？！……

因此，今当我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之时，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再一次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特再一次郑重宣言：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任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

这篇宣言感情丰沛，言辞恳切，字里行间充满着一种大义凛然、当仁不让的精神气概。在慷慨激昂、掷地有声的政治主张中，体现出善解民意、善知民情、善慰民心的政策策略，曾经传诵一时。无数青年学生和城市知识分子，通过中共地下党组织和进步书刊，得到这篇宣言，无不奔走相告，坚信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救亡的中坚力量。

国民党，六年时间不做抗日表态

自1931年9月至1937年7月，日本武装侵略中国东北、华北，企图吞并中国，亡我之心，路人皆知。国民党作为一个执政党，以及当政的中华民国政府，在此前后长达六年时间里，没有公开发表过一次抗日主张。尽管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军政要员和军事将领们，作为个人，绝大多数都有爱国之心，甚至用私人的方式，暗自记录表达着抗日救国的思想。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蒋介石正在从南京到江西“剿共”督战的船上。他很快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随即中途折回南京国民政府官邸，召开紧急会议，确定对事件处理方针：在外交上“诉诸国联”，争取国际的同情和支持，对日本施加压力，制止其侵略行为；国内加强团结，解决宁粤对立，以共赴国难；经过一定时期的忍让，做好准备，最后采取自卫行动。从其当时日记中可以看出，他慨叹内忧外患，国势衰萎，有抗日救亡之心，却思维陈旧，束手无策，一脸茫然。

9月19日日记中记载获悉事变情况，基本判断为，“是倭寇果乘粤逆叛变，内部分裂之时，而来侵略我东省矣！”对此，他无限感慨，深怀忧愤，甚至夜不能寐。

呜呼，痛哉！夫我内乱不止，叛逆既无悔祸之意，国民亦无爱国之心，社会无组织，政府不健全，如此民族，如此国家，殊不易存于今日之世界。而况天灾频仍，匪祸纠缠，国家元气衰敝已极，虽欲强起御侮，其如力不足何！

呜呼，痛哉！虽然，余所恃者，惟有一片爱国丹心，此时期知危亡在即，亦惟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拼以一身，报我总理，报我民族，报我先烈，毋忝我之所生而已。呜呼，痛哉，夫复何言！

蒋介石个人并非没有爱国之心，对于日本在中国的侵略行径，早在1928年5月，“济南惨案”发生后，其日记开篇之处时常记有“雪耻”二字，以作为自我警醒鞭策。作为个人爱国情怀与作为一个政党领袖所采取政策，对于蒋介石来说，有时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正如“济南惨案”发生后，作为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痛切万分，私下里表示：“这是中华民族最耻辱的一个纪念日！临到这个纪念日，凡是中国人，凡是我们的黄帝子孙，对于这种耻辱，是永不能忘怀的，日本种种野蛮行动简直就是禽兽，如果不谋报复，我们就不能算是中国人！我国国民政府是绝不会因为他们的压迫而对他们屈服的！”实际上，在处理该事件善后过程中，他所下达的命令却是：“须知我们报仇雪耻的敌忾心，绝不能暴露出来，要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三年过后，在对待“九一八”事变处置上，蒋介石的态度几乎如出一辙。

9月20日日记，日本侵略东北消息进一步明确，蒋介石更加忧心如焚，自称如丧考妣。

倭寇野心既已暴发，必难再改。东亚从此无宁日矣。

今日晨，召何应钦、陈铭枢、熊式辉，协商处置急变策略。

昨夜确闻沈阳、长春、营口皆被倭寇强占，心神哀痛，如丧考妣，通宵未得安寐。苟为我祖我宗之孙，则不收回东省，则永无人格矣！小子勉之！

因欲平定内乱，实现统一，终岁焦劳，迄无暇晷，以致对于外交太不注意。

卧薪尝胆，教养生聚，勾践因之霸越。忍辱负重，以求必济，是我今日之事也。

倭寇处心积虑，侵略东省，不幸今竟成为已成事实，一时殊觉无法补救。然而，如我国内果能从此团结一致，未始非转祸为福之机。

人之来侮，其根在我自侮。我苟自觉自悟，一心一德，则泱泱华夏，何惧彼幺么小夷哉！是故对于内部当更速谋团结也。

蒋介石年轻时曾经有过混迹地痞流氓的经历，后来从良向善，悔过自新，信奉基督教，每天写日记，只是做得很生硬，甚至僵化俗套，给人形式大于内容的感觉。一个国家领袖的道德修养，靠后天恶补似乎是难以达到德配天下的境界的。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最需要的是高瞻远瞩的大智慧。蒋介石在日记中反省近年来对于外交政策的忽略，但是完全是传统思维路数，缺乏应对现代世界发展变局的心胸智慧。尤其是关于内部统一与对外御侮的关系，他陷入一种非此即彼的狭隘思路，为其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荒谬政策出台，在抗战之初丧失民心，遭受天下诟病，埋下了伏笔。

9月21日日记，蒋介石沿着这个思路，进一步深化了对于日本侵略行径，暂时不抵抗，实质上就是妥协外交的方针路线。

雪耻人定胜天立志养气立品修行

昨夜在回京船中，慨愤国难，又不成眠。今晨在舱中细想：团结内部，统一国中，振作精神，唤醒国民，注重外交，抵御倭寇，还我东省，以雪国耻，余之天职，责无旁贷。

下午二时到京，召会干部，商讨方略。余主张：以日本占领东省事实，先行提交国际联盟会与签订非战公约诸国。此时惟有诉诸于公理也。一面则团结国内，共赴国难，忍耐至于相当程度，乃出以自卫最后之行动。

国难当头，非常时期需要非常对策。蒋介石辗转反侧，寝食不安，疙疙瘩瘩，苦思冥想，得出的国策主张，远远不能回应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对于国土沦丧、家破人亡的焦急期盼。甚至连国民党内部高层人士，都不能相信蒋介石的政治主张。

雪耻人定胜天立志养气立品修行

上午到市党员大会，余讲至“国存与存，国亡与亡”之句，有一人讥为“言过其实”一语。余心为之碎。由此可知，人心已死，国亡无日。哀痛之至，抛碎茶杯，撕破倭本，不觉失态。余复言：我在日本炮火之中不止一次。倭寇在济南炮击机射，余实倭炮中遗留不死之身，决非夸词耳。乃益悲愤，因知爱国者多，而亡国者少，国事犹可为也。

国计民生，危难深重，作为国家元首，蒋介石表现出的是措手不及，情绪行事。在国民党内部难以统一思想认识的同时，广大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掀起的游行请愿活动，风潮涌动，声势浩大。“九一八”事变十天之后，1931年9月28日，南京中央大学学生千余人到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随后又到外交部请愿。外交部长王正廷避而不见，引起学生愤怒，冲入王的办公室，殴伤其头部。同日，上海复旦大学学生800余人到达南京，会同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等校学生到国民政府请愿。

今日中央大学学生群集外交部，猛施攻击，并打破王外长头部。而上海学生来京请愿者络绎不绝。抗日救国绝大事业，散漫狂动，何济于业。乃彼于学生，竟至如此！此间必有被反动派所主使者。爱国行动，杂有政治作用。时局严重，已临亡国惨剧。诸葛孔明有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余今于兹，既已迫近危境，万一不测，自当见危授命，终不至愧为我父母之子，我总理之徒也。决心已定，持书以遗嘱。

当天日记中，蒋介石特自立下《蒋中正遗嘱》，心里准备着自身随时有出生入死之不测。在接见学生的过程中，蒋介石多数时候都是掏心见肺、披肝沥胆地说真心话，所以学生们基本上都会“领悟而去”。

9月29日，蒋介石在南京接见上海第二次晋京请愿学生5000余人，训话一个多小时。面对群情激奋的学生，蒋介石说到动心之处，泪眼迷离，声音哽咽：“本席亦抱定与国民共同生死之决心。”请愿分散政府精力，他要求学生返校读书；如愿从军，可编入义勇队训练。当天，学生大批返沪。偶尔遇到学生当场驳难，他也会“火气过甚”，“心甚嫌恶”，甚至表现失态。

国难当头，生灵涂炭，蒋介石不无气节，但缺乏的是大智慧、大胆识、大胸怀，关键时刻拿不出一套鲜明的政治对策，以回应时代社会之关切。而这，深刻地影响了处于焦急期待中的民心所向。

青年学生，在抗日救亡旗帜下奔赴延安

救亡图存，情同水火。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中国共产党坚持高举抗日主张，中国国民党在持续六年时间里不明确表态。脾气急躁的蒋介石，在抗日救亡行动上却显得很肉头（软弱）、很拖沓。他不可能亲自对每个青年学生面对面地去解释，从而得到更广泛的理解和支持。广大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只能从政府言行上去揣度其态度立场，在焦急的等待中，他们用脚投票，最终选择了共产党。

国家，已被敌人的飞机大炮，轰炸得残缺不全；无情的火焰，已经燃烧到眉毛的尖端；而我们还在希望和平，仍然若无其事！噫！恐怕古今中外，再也找不出第二个来了吧！

从“九·一八”起，我们就知道要抵抗；我们就在呐喊“一面交涉，一面抵抗”；而且有过局部的抵抗。到了今天，敌人从沈阳杀到山海关；从山海关杀到天津、北平；我们还是只限于“知道要抵抗”，“一面交涉，一面抵抗”，“局部抵抗”。敌人就不然：他利用我们的和平交涉，侵占我们的土地，剥夺我们的主权，取缔我们的爱国运动；甚至不惜全国总动员，来消灭我们的局部抵抗。书12页（23）自然，我们拥护和平，为的是准备实力。我们若无其事，是表示信赖政府。然而，我们准备了六年的实力，难道不能抵抗华北的数千敌人么？难道连平津都不能保卫么？天哪！叫我们这样的信赖，怎样维持下去。

我们的陆军，为什么不调到前线去抵抗！北上的国军，为什么不加入二十九军作战？我们的海军，难道连制止敌舰在内河开炮的能力都没有么？传说比敌人还强的空军，为什么没有一架飞到平津的天空？为什么还要谈判？为什么不经济绝交？为什么还不释放爱国犯和政治犯？为什么不集中军队？为什么不发起民众的抗日运动？为什么不向敌人提出最后通牒？为什么不作战时准备？为什么不肃清汉奸和亲日派？为什么……一言以蔽之：不但不像抗战的样子，连抗战的准备都不像！我们贤明的政府，我们信赖的政府，何以自解？

这是一篇当时发表在成都一份不起眼的杂志上的社论短文，代表着千千万万爱国知识分子对于时事发展的疑虑困惑。他们在国民党统治的区域里得不到公开解答，甚至爱国有罪，于是就理所当然地寻找另一个爱国无罪，主张坚决抗敌的新天地。

1938年暑假，17岁的李彦贤和同学一起，从西安二中跑到泾阳县云阳镇安吴堡青训班接受战时军事训练。一个月后，他更名何方，拒绝培训班方面安排他回到二中去发展民族解放先锋队的任务，坚决要求去延安。

晚年他回忆，“老实说，我是被抗日救亡的浪潮卷到延安去的，因此对救亡运动有比较深的感受”。他认为，抗日救亡运动推动了中华民族的大觉醒，其广泛和深入的程度，大大超过了五四运动。“在中国历史上起了重要作用的一代‘三八式’干部，正是由救亡运动唤醒和推上历史舞台的。大批青年抱着吃苦和牺牲的决心，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民主，跑到延安去参加革命。当时的延安，第一举的是抗战的旗帜，第二举的是自由的旗书13（25）帜。”延安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当时很多奔赴延安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他们被吸引过来的主要原因，是为了抗日救亡。

“最简单的一点爱国心使我对国民党政府产生了反感。”

曾经以优异成绩被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同时录取，最后选择清华大学哲学系的魏蓁一，是有名的清华才女。据其清华时期的同学回忆，这是一位文静儒雅的女大学生，家境富裕，文采斐然，她积极参加北平“一二·九”运动，加入民族解放先锋队，都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爱国主义精神的自然表现。在参加学生请愿活动中，她的同学被当局政府逮捕并迫害致死。爱国怎么成为有罪，甚至丧失年轻的生命？这促使她变得激昂亢奋，最后背叛家庭，背叛那个判处爱国有罪的社会。抗战爆发后，她从家庭为她安排的塘沽至广州的轮船上脱逃下来，改名为韦君宜，投身于武汉的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1月，经组织安排，奔赴延安。

“一切失地、一切公然侵略，都以蒋介石与日本人和谈结束。报纸上公然只许说敦睦邦交，不许说抗日。”无论蒋介石个人对于抗日救亡态度如何，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北平和中国，却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下，陷入一种可怕的灰色沉默和白色恐怖，这是难以让觉醒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安身静处的。回顾这段历史，韦君宜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得出结论：

我们在街上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报纸上对于爱国运动却只字不许提。我们回到学校，愤怒充满胸膛。政府不支持爱国，只有共产党才说必须抗日，左派刊物高呼无保留地支持学生的抗日运动。愚蠢的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共同把我这样的青年推到了共产党的旗帜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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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在异族侵略，生灵涂炭的危急形势下，坚持主张抗日救亡，就是对时代社会关切的最好回应，就是得道之举。及时回应时代社会关切，使共产党赢得了民心。

“我明白了，我要爱国，必须从此全身心跟着共产党。我觉得共产党这么不顾一切苦干，看来是真的能够为人民、为祖国而牺牲一切，这是值得我一生永远跟着它走的。”这代表了当时千百万青年学生和爱国知识分子的心声。

他们由此选择了共产党，选择了延安。

二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道路

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中国共产党人高举抗日救亡旗帜，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变化，及时调整政策主张，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实践，进一步回应时代社会关切，提出主张，拿出措施。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历史合作，形成全国各党各派各方人士在抗日救亡旗帜下的团结御侮局面。

瓦窑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形成

在全国各实力派大致都有抗日意愿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凭什么号召天下，联络各派？中共与苏联的关系，带来接受军事与经济援助的可能性，成为一种可以增加军事实力的变量因素。军事硬实力，与抗日救亡政治主张及统一民族战线策略的软实力，为中国共产党人重新崛起提供了有利条件。

但是，自红军长征出发后，中共中央就失去了与共产国际及苏联的无线电报联系。直到1936年6月16日，在中断了将近两年之后，中共中央才正式恢复了与共产国际及苏联的直接电讯联络。中国共产党曾经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不仅接受其经济、军事援助，而且在组织人事、重大战略决策上都要及时汇报，接受审批指示意见。长征途中，中共中央陆续派出阎红彦、陈云、潘汉年等人从不同途径到苏联，向共产国际及苏联领导人汇报中共中央领导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的情况。与此同时，共产国际联络局、苏联国防部和苏军情报局三个机构，不断寻求与中共中央及其领导的中央红军的直接联络方式。仅在1935年下半年至1936年上半年，共产国际和苏联就连续多次派出联络员，从西伯利亚经蒙古等地潜入中国西北地区，或从欧洲转道海路经香港进入中国内地西北地区。从目前所掌握的史料看，至少有六次派遣联络员从莫斯科到中国陕北执行联络任务。

共产国际联络员们回到中国，肩负着一个重要使命，就是及时传达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精神，促使中共迅速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调整内外政策，进而组成“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实现中国各党各派的联合抗日。

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举行第七次代表大会，也是最后一次代表大会，有来自全世界65个政党的510名代表出席大会。时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书记，并在此次大会上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的季米特洛夫（1882～1949）做政治报告，大会根据这个报告精神通过《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决议》，揭露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法西斯的阶级本质，要求各国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采取联合行动，实现工人阶级的统一，并联合其他民主阶层建立反法西斯人民阵线；要求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争取建立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统一战线。

会议期间，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率先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积极响应大会精神。季米特洛夫在报告中给予充分肯定和特别支持：

我们的英勇的兄弟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提议建立极广大的反帝统一战线，与中国领土内一切真正愿意救国救民的团体及个人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中国的走狗。

我们完全赞同中国共产党底这种提议，我敢代表本大会全体代表底意见，来以全世界的革命无产阶级底名义，向中国一切苏维埃，向中国革命人民，致热烈的兄弟的敬礼。（掌声雷动，全场起立）我们向在千百次战斗中锻炼过的中国的英勇红军，致热烈的兄弟的敬礼。（掌声雷动）同时我们很诚恳地向中国人民说：我们坚决拥护你们英勇的民族解放的斗争，决意帮助你们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强盗及其中国走狗的压迫，帮助你们谋得完全的解放。（掌声雷动，全场起立，高声欢呼，继续好几分钟。各国代表一致高呼欢迎口号）

带着这份特殊荣誉和道义支持力量，共产国际联络员们冒着生命危险，含辛茹苦，在没有明确目标的情况下，穿越茫茫草原和戈壁荒漠，寻找长征行进途中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据刘英回忆，“刘长胜带来了共产国际‘七大’的几个文件……因为张浩回来传达国际‘七大’精神，全凭头脑记忆，不像文件那样周全，现在有了正式文件，就可以更充分地学习与贯彻”。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按照组织原则要求，必须严格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指示精神。

1935年11月28日，张闻天主持发布《抗日救国宣言》，公开提出，“不论任何政治派别、任何武装队伍、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类别，只要他们愿意抗日反蒋者，我们不但愿意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而且愿意更进一步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在此基础上，拟订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

（一）没收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财产做抗日经费。（二）没收一切卖国贼及汉奸的财产，救济灾民及难民。（三）救灾治水，安定民生。（四）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发展工商业。（五）发薪、发饷，改良工人、士兵及教职员的生活。（六）发展教育，救济失学的学生。（七）实现民主权利，释放所有的政治犯。（八）发展生产技术，救济失业的知识分子。（九）联合朝鲜、台湾、日本国内的工农及一切反日本力量，结成巩固的联盟。（十）对中国的抗日民族运动，表示同情、赞助或守善意中立的民族或国家，建立亲密友谊的关系。

这个宣言是由张闻天在瓦窑堡公开发表的，署名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实际上，此时毛泽东随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在前线指挥直罗镇战役，朱德此时还在川西长征途中。事先通过电讯联系沟通过，现在以这样的形式规格发布，就是要公开表明一种联合抗日的政治态度，表明贯彻执行共产国际决议的实际举措。

11月29日，张闻天在瓦窑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扩大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在会议总结时强调：“统一战线不只是限于宣传，要变成实际行动。例如抗日联军国防政府要真正做起来，对军阀也只有拿纲领去影响他。”“要反对主要敌人。广泛统一战线问题放在全党的前面，看我们是不是能解决这一问题。”要反对关门主义倾向，要在广大群众斗争中去争取领导权，要“教育我们的同志，灵活的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是我们党目前最中心的任务”。“只有我们的同志抛开一切教条与法宝，而投身到群众中去，领导他们的斗争，同他们的领袖进行一定条件的联合与妥协，活泼的运用下层的以至上层的统一战线，依照群众自己的政治经验，把斗争提到更高的阶段，我们才能团结最广大的群众在我们的周围，取得我们的领导权。”这个讲话对于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贯彻执行，妥善解决西北根据地错误“肃反”中刘志丹被关押逮捕事件，重新调整富农政策，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2月13日，毛泽东、周恩来从前线回到瓦窑堡，军事形势相对平缓。12月17日至25日，一次规模更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张闻天住处的窑洞里召开，集中讨论如何贯彻执行共产国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示和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八一宣言》的倡议精神。在新形势新任务面前，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做相应调整。最后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即《瓦窑堡会议决议》（以下简称《决议》）。

这个《决议》开宗明义地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东北四省之后，现在又并吞了整个华北，而且正准备并吞全中国，把全中国从各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变为日本的殖民地。这是目前时局的最基本的特点。”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大祸，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只有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汉奸卖国贼展开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日本国内的工农民众是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团结对象和有力帮手。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上的总路线是：“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是在使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的战线上去。”统一战线的基本动力，来自工人阶级与农民的积极参加。统一战线的基本力量，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坚固联盟，是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以及革命的知识分子。

《决议》特别强调，要争取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共产党应该以自己积极的彻底的正确的反日反汉奸反卖国贼的言论与行动，去取得自己在反日战线中的领导权。”“抗日反蒋”民族统一战线最广泛与最高的形式，就是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是全中国一切反日反卖国贼力量的联合战线的政权组织，也是反日反卖国贼的民族革命战争的统一领导机关。在阶级意义上说来，他是在反日反卖国贼共同目标之下的各阶级联盟。”为了适应这个形势和政策变化，苏维埃工农共和国及其中央政府宣告，把自己改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同时，调整苏维埃工农共和国的有关政策，改变到更加适合团结御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来。苏维埃不仅仅是代表工人农民的，而且是代表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基本利益，在于中国的自由、独立与统一。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及时制定和形成，与此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张闻天的努力是分不开的。遵义会议后，张闻天代替博古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曾经先后在日本东京、美国旧金山和苏联莫斯科学习和工作的经历，让他有比较开阔的视野、温和开明的民主作风。他在接待共产国际联络员时，能够很敏锐地把握来自远方的指示精神，并及时与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沟通交流，然后亲自动笔形成党的政策决议。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最初的实践结果，是与此时主持中央军事工作的毛泽东的实践精神分不开的。在指挥红军与东北军的战斗中，他敏锐地发现彼此之间的长短强弱，然后扬长避短，取强补弱，促成红军与东北军之间敌对双方的和平谈判，进而筹划成立西北大联合的军事政治组织。

西北大联合，曾经谋划的抗日愿景

在西北，红军对于东北军和国民党旁系部队，转变政策，化敌为友，逐步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一场不见硝烟的战斗正在悄悄地进行着。

这场不见硝烟的统一战线上的斗争，就是在抗日反蒋、救亡图存、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谋划西北大联合，组成“西北抗日联军”，成立“西北国防政府”。在共产国际的干预下，中共不得不放弃了这个可能导致新的国内政治军事派系斗争的宏伟计划，却促使西安事变的发生。中共中央在参与此次事变调解过程中，迅速扩大了自己在全国范围内的政治影响力和社会号召力。

1936年，在中国，在西北，注定是一个不平静的年份。

当新年的序幕徐徐拉开的时候，红军正在陕北苏区的南部地区围攻甘泉城，双方形成一种胶着状况。从武器装备来说，守城的东北军远胜于红军；从军事地理上来说，甘泉城墙虽然残破，但经过加固整修，易守难攻；从军事力量上来看，甘泉城里守军共有9个连，大约1500人，而攻城者为红十五军团第八十一师，没有机枪，没有重武器，久攻不下。在总共五个半月的围城日子里，甘泉城里物资告罄，粮食越来越少，开始时向居民借用，后来就抢。居民无法生活下去，大部分逃出城外。再后来，把将要饿死的骡马杀了连皮吃。烧饭、取暖所需柴草也没有了，“先偷着找木料烧，继而烧家具、拆窗门，逐渐发展到拆房子烧，到后来是拆无可拆，剩下的只是石条筑成的窑洞”。在通讯阻断的情况下，唯一的联系方式是飞机，包括张学良自己的座机都被派用空投食品、棉被、医药和枪支弹药，但粥少僧多，不能解决问题。飞机也空投一些来自西安方面的指示命令，但城里的具体情况无法向外汇报。先在北门里关帝庙前的小广场上，用石灰撒些简单的大字，“无粮”、“无弹”、“请派兵援”等。后来小广场地面全白了，字迹不清楚，飞机又不敢低飞，只能用锅底灰把地面涂黑，再撒白字，仍然无法保持对外联络。在解围无望、守城无期的情况下，城里守军人心惶惶，狐疑两端，不断有士兵携械叛逃出城。重大战略转机，发生在红军的喊话之后。

据当时担任东北军第一一〇师第六二九团第一营营长，困守在甘泉城里的周祖尧后来回忆，“红军每日黄昏后、拂晓前，都在南门附近不间断地对我们喊话，劝我们投降，喊得我们实在心焦。后来我们也对红军喊话，甚至野蛮地骂人，或者用射击威胁喊话的人，这也不能制止红军有力的宣传”^②。在你来我去的两军阵前口水仗中，一次红军方面喊话：“放下武器，优待你们。”

东北军方面回应：“不要骗人，放下武器，必定杀人。团长高福源被俘后，为什么被你们杀害……”

红军方面回答：“高福源还活着，没有杀他，两天后可以让他到甘泉来见你们。”

高福源（1901～1937），祖籍直隶（今河北）盐山，生于辽宁营口县马家屯村，1921年考入北平辅仁大学，辍学后进入东北讲武堂学习，深得张学良和王以哲的赏识，毕业后留在东北军，历任连长、张学良卫队营长、团长，在榆林桥战斗中被红军俘虏，带到瓦窑堡参加“白军政治学习班”，接受中共关于停止内战，一致反蒋抗日的主张。针对两军阵前喊话的情况，在前线指挥作战的红军将领彭德怀亲自约见高福源，“采取民主讨论的方式，同他谈了两天一晚”。说到甘泉围城形势，显然斗则两伤，和则两利，只有和平商谈，才能保存力量，共同反蒋抗日。据彭德怀回忆，高福源主动请缨，“他要求去被围在甘泉的一一〇师，我同意他去”。

1936年1月初的一天傍晚，高福源来到甘泉城南门外向城里喊话，东北军将领周祖尧发现有人站在高福源旁边指使，“我就约高福源到甘泉城来会谈，想骗高进城脱离红军，共谋守甘泉之策”。高福源回话，回去商量后再做决定。次日下午四时许，高福源一人右手高举白毛巾，脖子上围一条防沙白毛巾，头戴红军八角鸭舌帽，穿黑色对襟长棉袄、黑棉裤，一副老红军打扮。他来到甘泉城南门外，要求进城。东北军用麻绳把他从城墙下吊上来，周祖尧取笑他：“你变了，你不像国军了！”

高福源顺口答道：“我变了，我思想也变红了！”

大家相视而笑，算是化解了尴尬。高福源在城里住在周祖尧的营部，两天时间里，详细介绍了自己被红军俘虏后的经历和思想变化，交流了对于化解甘泉困境的对策，以及东北军处境出路等问题。高福源表示，“东北军不该打红军，过去的行为是错误的。揭穿了蒋介石促使东北军打红军是两败俱伤的阴谋。东北军今后应该与红军合作，收复东北失地，拯救东北父老于水火之中。蒋介石是假革命，用革命的口号，欺骗全国人民。安内攘外政策是‘安内’真干，‘攘外’永久不会实现，真心革命的是共产党”。他还现身说法，说明红军优待俘虏政策不虚。“他介绍了苏区人民的自由生活情况，说服了所有听话的人，解除了怕当俘虏被杀害的思想顾虑。”第四天上午，高福源仍然由东北军在吊他上城墙的地点，又把他吊下去。临行前他再次强调，今后只有与红军合作才有出路。并再三叮咛，无粮食吃，与红军商谈是会解决的，不能把东北子弟饿死在城里，更不能再打，造成流血牺牲。

高福源进出甘泉城，开启了红军与东北军之间直接来往，进行和平谈判的历史。

三天后，城外红军转送高福源给城里东北军的一封信函，具体接洽两军会谈事宜。在无法继续生存的情况下，城里守军最高长官张文清默许其营附（即副营长）郭绍宗为代表，出城与彭德怀谈判。数次交涉后，双方达成互不为敌的谅解协议：停止敌对行动，在甘泉北门外约两华里的空地上，开设集市，自由买卖，双方人员不得佩带武器进入市场，不得强买强卖。这样，既解决了守城东北军缺粮缺柴之困，又让苏区群众以粮食换得国统区法币，互相有利。

甘泉城和谈的初步成功，让高福源产生更大的愿望。据彭德怀回忆，高福源从甘泉城内回来后，“他对我说，抗日救亡大事依靠共产党和红军。红军与人民的关系，表现了共产党是真正爱国爱民。某晚，他又来我处，谈到张学良、王以哲等都要求抗日，东北军要求打回东北去是普遍的，关键在张学良。如张能了解红军的真实情况，在抗日问题上是可以合作的。我说，你就回西安去，做这件工作”。

高福源高兴极了，试探着询问：“你们真敢于放我回去吗？我若回去，一定不辜负红军对我的优待。”

彭德怀说：“你什么时候去都可以。”

高福源有些急不可待：“明早？”

没想到得到的回答是：“好吧，欢送你！”

彭德怀随即安排，给高福源200元路费，派骑兵护送至王以哲部队所设军事防线边境。

更让人始料不及的是，驻守在洛川城的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获悉后，传令马上放行。一周后，1936年1月15日，高福源带着令人吃惊的消息返回甘泉附近的红军司令部。据高福源介绍，他在洛川不仅见到王以哲，而且张学良也亲自驾机飞来与他谈话，结果不仅王以哲对于中共共同抗日的主张深表赞成，而且张学良也表示愿意亲自与中共方面的全权代表就共同抗日问题进行商谈。

彭德怀立即致电中共中央，报告这个新的重要形势进展情况。中央认为这是瓦窑堡会议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重要成果。一旦与东北军达成停战协议，整个西北形势将发生根本改变，区区一个甘泉城自然不必斤斤计较。毛泽东回电彭德怀，同意与东北军进行高层谈判，提出条件为：“全部军队停战，全力抗日讨蒋；目前各就原防互不攻击，互派代表商定停战办法；提议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请表示目前东北军可能采取之抗日讨蒋最低限度之步骤（不论是积极的或消极的）；立即交换密码。”

次日，李克农作为中共方面全权代表，随高福源前往洛川，先后与东北军首领张学良、王以哲进行高层会谈。为了表示诚意，毛泽东电令彭德怀解除对于甘泉城的包围，并要求迅速将此消息通知李克农，以便转告东北军高层领导，显示红军实现停战的决心和行动。据李克农发回的电报称，他与张学良谈了三个小时。李克农向张学良说明了中共关于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建立国防政府，组织抗日联军等政治主张。张学良告诉李克农，南京方面同情国防政府者颇不乏人。如中共果能站在诚意方面，张愿为此奔走。近来蒋介石让他到甘肃、南京走一趟，时间大约两周，借此机会可以做些工作。如有成绩，则拟约彭德怀在延安或洛川见面，并可另外再约几位中共领导人同来谈话。但目前为保守秘密及自身环境起见，他表面仍须采取消极态度。至于东北军和红军两部，目前应各就原防以作疆界，但同意在可能范围内恢复双方区域之经济通商。

1月25日，中共以红军主要将领名义致信东北军将士，揭露蒋介石派遣东北军到西北“剿共”的阴谋，分析东北军的危险处境，指出其正确出路所在，进一步阐明抗日反蒋政治主张。

时隔半个多世纪，今天翻阅这封信，仍然会让人热血涌动，心潮澎湃。它把东北军的处境、困境与出路，放在当时中国军事政治矛盾斗争的大环境下，条分缕析，深入浅出，说理在理，说情在情。它把联合东北军进行抗日反蒋的政治主张表述得清清楚楚。字里行间，有一股大义凛然的磅礴正气，让人心明眼亮，精神振奋，斗志昂扬。

中国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对于有抗日光荣历史的东北军，是极端爱护的，对于他的发展前途，是非常关心的。因此，我们不揣冒昧，敢为东北军的领导者与将士们贡献一点意见。中国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是愿意与任何抗日的武装队伍联合起来，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去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的。我们愿意首先同东北军来共同实现这一主张，为全中国人民抗日的先锋。素闻东北军将士均是深明大义的爱国志士，定能抛开过去的一切疑虑误会，来首先响应苏维埃政府与红军的抗日号召。在四万万同胞中，甘心作日本帝国主义的孝子顺孙，甘心作亡国奴的，除了极少数的汉奸卖国贼外是没有的。只要我们登高一呼，我们相信，响应我们的不是十万、百万的中国人，而是几千万、几万万的中国人。拿四万万中国同胞的人力、财力、武力、智力是一定会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中国无力抗日”，是蒋介石辈汉奸卖国贼欺骗中国人民、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强盗们的口号，而不是我们有数千年历史的黄帝子孙的口号。我们是中国人，要为中国的独立解放奋斗到底！救中国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责任！

言为心声，词为意表。没有高远的理想和崇高的精神，是写不出如此纵横捭阖、文采飞扬的文字来的。据张学良秘书郭维城晚年回忆，这封信说出了东北军广大官兵的心里话，自“九一八”事变离开东北五年来，从来没有人为东北军说一句公道话，从来没有人公开地说东北的丢失是东北军执行了蒋介石的命令。此信对张学良影响很大，让每一个有良心的东北军人佩服，让每一个有志气的中华儿女拥护。

张学良、王以哲等东北军上层很快接受红军停战主张，是与他们的处境困难密切相关的。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江西苏区出发进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同年11月，红二十五军也从鄂豫皖苏区被迫实现战略转移，进入陕北。1935年1月，蒋介石撤销鄂豫皖“剿总”，改设“武昌行营”，任命张学良为主任。1935年9月，红二十五军和中央红军先后到达陕甘地区，在原陕北苏区基础上，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蒋介石又决定在西北建立“剿匪总部”，以防止红军继续北上与苏联红军联手。于是，东北军受命尾随红军进入陕北驻防。孰料入陕三个月，东北军连续在劳山战役、榆林桥战役和直罗镇战役三次战斗中，被歼灭两个师、两个团和一个营，实际损失相当于三个主力师的兵力，并且两位师长、两位参谋、六位团长或死或俘，这在东北军作战历史上是少有的。这些将士都是东北子弟兵，跟随张学良从东北撤退进关，南征北战，发誓要打回老家去，收复失地，回归家园。现在转入陕甘“剿匪”，与红军主力部队继续打仗，而置民族敌人入侵于不顾，显然是一条同室操戈、两败俱伤的死路。

三个月，三次战役，三个师，这样打仗让东北军官兵望而却步，这样“剿匪”让张学良犹豫重重，这样牺牲让每一个有爱国心的红军和东北军都觉得悲痛、伤心、愤懑。

1935年底，张学良到南京参加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临行前特别嘱咐驻守陕北延安、洛川的王以哲，驻守陇东庆阳、合水的董英斌，原地待命，就地整训，不得随意与红军作战。在京期间，张学良按照“剿共”损失部队优先予以补充的规定，提出军队补充和给予阵亡师长每人发给10万元特恤的请求，却遭到驳回。南京政府军政部下令撤销东北军损失的一〇九、一一〇师番号，停发军饷，不同意对于阵亡师长的特恤请求。张学良感慨万端：我张某人混得连十万块钱都不值了？

两会期间，张学良数次飞往上海，拜会爱国民主人士，听取意见建议。在“平房监狱”，杜重远为他分析国内外形势和西北军政格局，坦率建言：只有抗日，东北军才有前途，你个人也可以有荣誉。在大部分东北军都集结在西北的情况下，应该改变过去东北军的做法，下决心走联合抗日的道路，把共产党红军、陕西杨虎城、新疆盛世才的力量都联合起来，集中在抗日的旗帜下。如果把这些力量都能联合起来，合作抗日，形成一个西北的抗日联合局面，然后再去推动全国抗日大联合，前途就是非常可观的了。

1936年初，张学良回到西安，在爽快答应飞赴洛川与红军代表会谈之前，他意外地接待了来自上海的神秘使者周继吾。此人手持南京政府行政院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亲笔签署的“西北经济专员”委任状，石破天惊地对张学良说：我是来向你借飞机到红区去的。此人真实身份是上海圣彼得教堂牧师董健吾，中共地下党员，是受宋庆龄、宋子文委派，到陕北接通上海共产党组织与中共中央的联系，转达国民党与中共谈判的愿望。为了途中安全，特自签署了一张委任状。张学良电话南京方面，证实了董健吾所持委任状的真实性，由此发现南京政府高层正在做着和自己一样的事情。于是，他加快了与中共和红军方面的交往速度。

1936年4月9日，周恩来、李克农与张学良、王以哲四人，分别代表中共中央与东北军高层，在肤施（延安）城里基督教堂进行秘密会谈。此次高层谈判主要围绕中共预先拟定的五个问题进行：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问题；全国红军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敌迈进问题；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具体步骤及其政纲问题；联合苏联及先派代表赴莫斯科问题；贵我双方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问题。会谈从4月9日傍晚开始，持续到10日凌晨结束。张学良完全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意组成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同意双方通商，希望打通与苏联的联络；赞成红军主力集中河北，但坚持认为红军在山西恐怕难以立足。

成为双方谈判焦点的，是如何对待抗日统一战线中蒋介石的问题。张学良明确表示：“蒋介石现在歧路上，虽不会彻底抗战，但有可能争取与其合作。目前他（张学良自己，引者注）尚做不到反蒋，如蒋降日，当离开蒋；在张公开抗日之前，不能不接受蒋介石的命令，进驻苏区。”周恩来表示：关于对蒋介石的政策中共中央已有考虑，愿意将张学良的意见带回去慎重研究。但强调说：法西斯主义是反共反人民的，没有群众基础。要收复东北，没有广泛的群众参加是不可能的。稍后，周恩来致信张学良，“坐谈竟夜，快慰平生。归语诸同志并电前方，咸服先生肝胆照人，诚抗日大幸。……为抗日固足惜蒋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蒋氏。为抗日战线计，为东北军前途计，先生当有以准备之也”。很显然，这是委婉地回答谈判中关于统一战线如何处理蒋介石的问题。

谈判中周恩来提出双方互派代表留驻人员，张学良非常干脆地说：“你们派多少人来，我都欢迎。我一个也不派，我派一个人出去，身边就没人了。”这样，直接促成了西安七贤庄中共地下交通站的落成。随后相应改名为红军联络处、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在西安以合法身份公开承办医疗卫生用品采购、人员接待转移等任务。

这次会谈虽然没有解决所有问题，但是成果显著，促使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向前跨越一大步。谈判双方都留下深刻印象，为以后的进一步交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4月27日，刘鼎用隐语致信周恩来，报告张学良酝酿一个“不小的计划”，“他已开始‘爱□’、‘抗□’活动，开始向内外活动。将使大老板无法公然反对，同时预备着，更预备着和大老板打一架也可以……”这里的“大老板”，就是暗指蒋介石。“爱□”、“抗□”，就是“爱国”、“抗日”。这些都意味着张学良已经动心起念，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破釜沉舟，坚持抗日。

4月28日，鉴于东征在山西境内受到阎锡山部队和中央军汤恩伯部队的步步紧逼，红军不得不班师回陕。5月初，红军全部撤回陕北，进入东北军防地，还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惊恐：汤恩伯所率中央军也有渡过黄河，追剿红军，挤压东北军的可能。在这种危急情况下，张学良通过刘鼎向中共高层提出再次面谈的请求。

1936年5月12日至13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肤施城外的川口举行第二次秘密会谈。这次会谈的核心问题，是关于“西北大联合”计划，即红军与东北军联合行动，抗日反蒋，以兰州为大本营，夺取宁夏、甘北，接通新疆、外蒙，组成西北抗日联军，成立西北国防政府，与苏联结成联盟，以走向全国国防政府，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6月初，广东国民党将领陈济棠与广西国民党将领李宗仁发动“两广事变”，中共中央决定联系张学良，加快“西北大联合”行动步伐，策应西南事变形势发展。“为了策应两广及华北的局面，西北的发动决定提早。发动的时机拟在两个月内。发动的部署以接近苏联与解决西北蒋介石力量为原则，大体以红军一方面军经于甘北，二、四方面军经于甘南，以东北军一部入兰州，解决朱绍良，并控制兰州到哈密要道。因黄河的障碍，在结冰以前红军没有办法出至黄河以西或以北，因此只能使用东北军。西北国防政府应以兰州为中心，此政府主席及抗日联军总司令推张学良，我们则任其副。”

但是，张学良没有马上回应，而是更加关注中共与苏联方面的联系。作为东北军的最高统帅，是几十万大军的当家人，他必须认真考虑一旦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摊牌，脱离南京政府，如何解决军饷、武器、弹药问题。在焦急的等待中，张学良通过刘鼎提出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意愿，并希望派专人加以训练。此间，中共中央派红军参谋长叶剑英作为红军正式代表，常驻西安，从事联络、协调、帮扶工作。

对于张学良的入党要求，中共中央给予高度重视，准备同意发展其加入中国共产党，及时向共产国际电报请示。出乎意料的是，共产国际回复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明确指出，不能同意中共中央根据张学良要求准备发展其入党的提议。“你们的报告中甚至还说要接纳张学良加入共产党。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维护党的队伍的纯洁性与党的团结。”中共中央接到共产国际的指令后，没有如实告知张学良，所以张学良仍然积极努力，并利用自己参加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的机会，先后在南京会见苏联驻中国大使馆武官、大使，在上海拜访苏联领事馆总领事，谋求苏联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合作和援助。与此同时，中共方面仍然保持与张学良的密切联系，回避入党问题，坚持推动“西北国防政府计划”。对此，有研究者认为，“平心而论，张学良的要求入党，其实未必真的带有多少意识形态上的理由和理想政治目的，它更多地恐怕只是出于他对于中共的某种信服，特别是服从于他争取苏联同情与支持的现实目的罢了”。申请加入共产党，在张学良来说，不一定是出于真正的人生信仰，更多的可能性是某种政治手段。

此间，张学良给予经济困难中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诸多物资援助和武器弹药支持，包括1936年6月资助安排毛泽东之子毛岸英、毛岸青兄弟从香港出国，经巴黎到莫斯科学习。

中共中央及时修正并逐步调整了自己的方针策略，放弃“抗日反蒋”口号，提出“逼蒋抗日”口号。共产党致信国民党中央说：“我们赞助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赞助召集由普选权选举出来的国会，拥护全国人民和抗日军队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拥护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我们宣布：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建立之时，苏维埃区域即可成为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苏区人民的代表，将参加全中国的国会，并在苏区实行与全中国一样的民主制度。”这是共产党向国民党提出的公开挑战，也是共产党向全国人民提出的公开承诺。在民族危机面前，政党与政党之间竞争的是话语权，是民心向背。共产党对党内同志说：“在全国人民面前，我们应表现出我们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坚决主张者，是全国各党、各派（蒋介石国民党也在内）抗日统一战线的组织者与领导者。这种态度最能争取广大抗日人民的同情与拥护，在国民党区域中也便利于我们的活动。”这有斗争策略考虑，更有立场原则选择。

随着中共统一战线工作全面展开，形势一片向好。在陕北，1936年8月19日，中共中央主持召开全国哥老会代表大会，到会各山堂会员千余人，会期七天，通过《中华江湖抗日救国简章》，宣布成立“中华江湖抗日救国会”和“中华江湖抗日救国军”，确立行动宗旨为“中华英雄大聚会，团结一致救中国，民主共和求解放，联合战线争独立”。在山西，中共代表彭雪枫、朱蕴山、张友渔、杨秀峰等人分别游说阎锡山，大获成功，1936年9月18日成立“牺牲救国同盟会”，以守土抗战为号召，阎锡山表示赞同中共提出的抗日主张，愿意推动南京政府抗日。在北平，中共代表南汉宸、谢晋生等成功接近傅作义，促使傅作义同意欢迎红军入绥抗战。在西南，中共代表李允生（冯雪峰）等人与刘湘取得联系，并让其表态，只要苏联之路可走，就决定加入西北大联盟。在广西，中共代表云广英、宣侠父、胡鄂公等人，与两广实力派李济深、李宗仁等签署合作协议。在南京，中共代表已经把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做到南京政府内部，取得宋子文、孔祥熙、李石曾、张静江等一批国民党元老的基本认同。

1936年12月3日，蒋介石再次来西安督战。12月9日，西安学生举行纪念“一二·九”运动周年大游行，向省政府和住在临潼的蒋介石请愿，要求军队开赴前线实行抗日。张学良面对群情激奋的学生，想到抗日的艰难曲折，百感交集，声泪俱下，明确表示自己决不做走狗或汉奸，誓死收复东北。当晚，张学良再赴临潼，向蒋介石陈词抗日，却遭到责骂。后来他回忆说，“学生走向临潼后，我不顾一切利害，挺身而出，幸而把学生劝回来，而蒋委员长却怪我没有武力弹压，而且竟公开明说是他叫警察开枪，假如学生再向前进，他便下令用机关枪打！我们的机关枪是打中国人的吗？我们的机关枪是打学生的吗？蒋委员长有了以上两种表示，杨主任，其他西北将领和我本人，就都断定了他的主张是绝不能轻易改变了”。在多次苦苦进谏蒋介石毫无效果的情况下，张学良联合杨虎城及其十七路军，在临潼华清池蒋介石住处，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一举扣留了前来督战“剿共”的蒋介石及其全部随行人员。

西安事变，中共走上前台协调各方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当天，张学良、杨虎城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立即召开救国会议等八项主张。同时，张学良致电毛泽东、周恩来：“蒋之反革命面目已毕现，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并望红军全部集中于环县一带，以便共同行动，以防胡（宗南）敌北进。”这时已经从瓦窑堡迁移到保安的中共中央，立即活跃起来，紧急商讨对策。

尽管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指示精神，积极主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对于近十年来革命斗争的直接敌人蒋介石被友军扣留，共产党方面领导人，特别是在军事斗争一线的领导者，还是喜不自禁。“1936年12月12日，张、杨活捉蒋介石的消息通过无线电波传到保安的时候，不用说，是人心大快，大快人心。”黎明时收到电报，上午保安城就出现不寻常的活跃情景。“这个消息像闪电一般传遍了整个地区，人们高兴得手舞足蹈，因为蒋介石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最痛恨的人，他指使人严刑拷打和屠杀了数万工农革命群众，国内战争中有数十万人丧失了生命，而他又是内战的主犯和罪魁祸首。”大家聚集在毛泽东的窑洞里，议论纷纷：“蒋介石也有今日！”“张学良确实干得不错！”“现在还有甚么别的话好说，先将那些家伙杀了再说。”在组织原则与个体情感、理性决策与感性经验之间，革命队伍首先表现出的是一次巨大的情绪释放。

中共中央在确认事变真相后，以毛泽东、周恩来的名义回电张学良，提醒加强军事部署，建议紧急调集东北军主力至西安、平凉一线，调集第十七路军至西安、临潼一线，红军担任钳制陕甘中央军任务。安排周恩来拟赴张学良处协商大计。并且，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书记处，通报事变情报，报告处理意见，希望借此组织抗日联军、成立国防政府，请求国际舆论支持和苏联军事经济援助。

当天晚上，在保安的干部战士和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举行大型集会。毛泽东首先发表演讲，认为清算和公审出卖中华民族利益的叛徒蒋介石的时候到了，只有对他进行清算，才能为全国一致抗日开辟道路；必须要求南京政府立即停止一切内战，特别是反对红军的内战，以及立即停止对共产党员的迫害；必须举行关于建立有东北军总指挥张学良将军，陕西省主席、国民党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将军，共产党代表和国民党地区抗日组织代表参加的联合政府的会谈；必须动员整个民族和全国一切武装力量，反对日本及其在国民党中的帮凶。朱德、周恩来等也在集会上发表讲话。

12月13日上午，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讨论对西安事变的对策问题。毛泽东做主题发言，充分肯定该事变具有抗日反卖国贼的革命意义，它把我们从牢狱的情况下解放出来，有历史功绩，应该拥护。其实蒋介石最近的立场严格说来还是中间性的，并非投降的或亲日的，可惜的是他在“剿共”这一点上还是站在日本方面的。既然事变已经发生，“在我们的观点，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因此，目前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是否在西安成立全国政府问题，需要考虑，但设法使东北军、十七路军不仅在政治上与我们一致，而且使他们在组织上与我们一致，这是要下大力去做的工作。

由于国民党中央军已逼近潼关，战争一触即发，周恩来提议：“在军事上我们要准备打，但在政治上不与南京政府对立。”要在实际工作中起领导作用，深入发动群众，以群众团体名义欢迎各方代表去西安参加救国会议。中共要公开走上政治舞台，同时不放弃地下党的艰苦工作。

张闻天态度更加温和，观点也更加明确：“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实际是政权形式）。把西安抓得很紧，发动群众威逼南京。改组南京政府口号并不坏。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进攻。”关键是要尽量争取时间，巩固自己的部队，把西安、兰州控制在我们手里，打通与苏联的通道，努力实现共产党登上合法政治舞台的目标。

朱德、张国焘、博古等也在会上发言。会议最后没有形成明确一致的方针决定，在随后发出的不同电讯和指令中，可以明显感觉到出自张闻天或毛泽东之手笔的不同态度和语气。

“元凶被逮，溥海同快。……宜即逮捕或驱逐部队中法西［斯］分子，对全军举行广大深入的政治动员，向全体官兵宣布蒋氏卖国残民罪状，政治上团结全军。此着是最紧急任务之一。”这是12月13日，毛泽东拟稿，以毛泽东、周恩来名义发给张学良的电文，态度倾向一目了然。与此同时，在保安油印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用显著的位置、巨大的篇幅、欣喜的语言，声援张学良的爱国义举，揭露蒋介石“十年反革命，五年卖国贼”的罪恶，宣传把蒋介石交给人民公审、裁决，虽百死也不足以赎其罪恶于万一的主张。

12月15日（或16日），张闻天在红军大学做政治报告，讲西安事变发生原因和我们应采取的方针对策。据听过报告的赵发生回忆：在报告之前，大家的心情是要把蒋介石抓到陕北来处决，而张闻天的报告则是在分析形势的基础上，向大家讲为什么不能杀蒋介石的道理。

在南京方面对西安事变做出强烈反应之后，何应钦出任“讨逆军”总司令指挥大军由潼关向西安迅速推进，中央军飞机轮番轰炸潼关至西安沿线地区，中共方面希望出现的局面难以成真。毛泽东致电张学良，建议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以守为攻，红军主力迂回敌后直取郑州，威逼南京，只有给蒋系中央军严厉打击后，国内各派才好胁迫南京方面抗日。这种超乎常人想象力的战略思维，充分显示了毛泽东惊人的军事才能和政治谋略。但是，张学良没有接受这个建议，中共党内军事指挥将领们也不十分赞成这个计划。

促使中共中央对于西安事变处置态度和主张趋于一致的重要因素，是来自共产国际的指令。12月16日，中共中央收到共产国际书记处电报，但因译码技术问题，未能全部译出。该电主要内容是：“张学良的行动不论他的意图如何，客观上只能损害把中国人民的力量团结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并会鼓励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这无异于给“审蒋”、“除蒋”主张者迎面泼来一盆冷水。共产国际书记处来电没有及时翻译出来，次日中央又收到潘汉年发来的介绍苏联新闻媒体观点的电文，对西安事变持基本否定态度。尽管他们相信这可能是苏联政府对外公开宣传的一种外交手段，但是莫斯科的这种态度主张对中共的方针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

12月18日，中共中央就西安事变处置问题再次致电国民党中央，放弃了15日通电中要求“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公审蒋介石的主张，而是在坚持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承认红军与东北军及十七路军的抗日要求、停止一切内战、释放一切政治犯、实现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等五项原则基础上，同意保证蒋介石的安全和自由。“本党相信，如贵党能实现上项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当亦不成问题，否则糜烂横政，民族生存与贵党生命均将为贵党错误的政策而断送干净也。”中共在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影响下，态度和主张已经发生改变，趋向一致于张闻天所持观点。

12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西安事变发生后的形势与任务的指示中，对于此次事变意义的认识有了改变。在坚持认为“这次发动是为了要抗日救国而产生的，是要以西北的抗日统一战线去推动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开始”基础上，增加了第二点内容，“但是因为这一发动采取了多少军事阴谋的方式，扣留了南京最高负责人蒋介石及其主要将领，以致把南京置于西安的敌对地位，而造成了对于中国民族极端危险的新的大规模内战的可能。因此，这一发动又妨害了全国反日力量的团结”。这种既肯定又否定的观点认识，是党内不同意见的整合，也是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不同意见的整合。从文本形态分析，显然是出于张闻天的手笔，是以张闻天等人的观点为基础，融合了毛泽东等人的意见，显示了党在矛盾中求统一、在斗争中谋发展的精神。

根据这样的方针和口径，事变后即前往西安的周恩来全力配合张学良、杨虎城，展开了与蒋介石的代表宋子文和宋美龄的谈判。最终，在双方相互妥协的基础上，这场危机得以妥善化解，中共放弃“西北大联合”计划，蒋介石答应停止“剿共”，国共两党在团结抗日的旗帜下再度走上合作之路。中国共产党以公开合法的身份，逐步活跃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政治舞台上。

西安事变发生后，东北军从陕北撤防，将肤施城让给红军。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从保安迁移至此，沿用中共地下党组织此前对其的称谓“延安”。

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抗战时期对国民党的“五条政策建议”和共产党的“四项保证”，即停止一切内战，保障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召集各党各派各军代表会议，迅速完成对日抗战准备工作，改善民生；保证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政府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的指导，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政策、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纲领。这是借会议之机，督促国民党方面执行西安事变后所达成的协议精神。

蒋介石在南京召开的此次会议上，也表示了停止武力“剿共”，正式重开国共合作谈判的态度，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此后，周恩来在南京、杭州、西安等地同国民党代表以及蒋介石本人多次谈判，一直到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国民政府国防会议上才算完全达成合作协议。

三关于抗日持久战的科学论述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强势入侵，中国共产党人高举抗日救亡的旗帜，高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号召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妥善解决西安事变，给危难中的民族国运点燃了一盏希望的明灯。但是，面对强敌压境，敌强我弱的军事形势，中国抗日的前途是什么，中国抗日救亡的胜利路径是什么，仍然是时代社会普遍关心而不得其解的问题。对此，中国共产党人智慧地提出抗日持久战的军事战略方针，再一次以自己的理想信念主张及时回应时代社会之关切。

最初的论证

持久战，是对战争长期性的一种认识。关于抗日持久战的论述，就目前所能掌握的文献资料来看，最初是瓦窑堡会议上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指示精神，决定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认真考虑在新的民族战争中，选择什么路径，经历什么阶段，达到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胜利目标，党内分管军事工作的毛泽东提出持久战观点。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分析讨论华北事变后国内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军事战略等一系列问题。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张浩传达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精神，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12月23日，毛泽东在会上做关于抗日军事战略问题报告，认为“在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的形势下，在中国红军及其他革命武装力量的现状之下，党的军事策略即战略方针”，应该是在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总任务之下，“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要正确估计敌我力量，积极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猛烈扩大红军。在作战指挥原则上，强调坚持游击战，“反对只‘打’不‘走’的拼命主义，又要打，又要走，自然走是为了打的。战争方式的游击性，即没有固定战线，这是由于技术条件落后而决定的中国红军作战的特点，也正是过去军事指导的长处”；坚持运动战，“反对‘不让寸土’的保守主义的阵地战，主力红军大踏步进退是不可避免的、需要的”；坚持持久战，“战略的持久战，战役的速决战，反对战役持久战，反对‘拼消耗’”。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拿战略方针去指导战役战术方针，把今天联结到明天，把小的联结到大的，把局部联结到全体”。游击战、运动战、持久战，具有高度的军事辩证法。这是胸怀大志、脚踏实地、清醒务实的革命乐观主义态度和实践理性精神，是一种在黑暗微芒中发现一点亮光，并顽强不屈地把光芒变成光明的意志品质。

主持会议的张闻天充分肯定了毛泽东报告中所阐述的红军作战指挥上的基本原则，促使会议根据毛泽东发言精神，通过《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

中国古代兵家一般多忌旷日持久的战争，主张速战速决。只有很少的案例，是反其道而行之，以持久战来疲惫、消耗对方，尔后击败之。毛泽东在思考中国抗日战争发展问题时，创造性地提出持久战观念，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坚持正义立场，战略上采用持久战的方针，通过长期的作战，逐步削弱敌人，转劣势为优势，变被动为主动，最后赢得战争的胜利。这是他对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开展革命工作长期性的认识，也是对工农红军斗争经验的精辟总结，更是对抗日战争新形势新问题的具体分析和睿智见识。

中共中央从瓦窑堡搬迁到保安，1936年7月，毛泽东在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时，再次阐述了中国抗日战争要经过较长时期的战略观念。“战争的前期，我们要避免一切大的决战，要先用运动战逐渐地破坏敌人军队的精神和战斗力。”整个战争时期，要充分发挥游击战优势，“中国农民有很大的潜力，只要组织和指挥得当，能使日本军队一天忙碌二十四小时，使之疲于奔命”。到战争后期，才发起“对于日本的占领地进行阵地的攻击”。“这样，日本在中国抗战的长期消耗下，它的经济行将崩溃；在无数战争的消磨中，它的士气行将颓靡。中国方面，则抗战的潜力一天一天地奔腾高涨，大批的革命民众不断地倾注到前线去，为自由而战争。”这里因为语言翻译的关系，虽然没有使用“持久战”概念，但是其对于抗日战争发展阶段和战略思想的论述，放在中日两国军事、政治、经济对比，以及国际国内环境下进行全面考虑，显得更加周到成熟。

进入延安后，朱德用自己直接指挥红军战斗的经验，进一步思考着抗日持久战的战略思想。1937年4月12日，朱德在延安举行的西北青年救国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指出：“据我们的经验与估计来看，抗日战争不是一年半载与一两次战争就能解决的。战争的时间必会长久，战线必定会很宽。那么，我们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就是预备军的动员如何，预备军的组织如何。”所谓“预备军”，就是后来的边区“自卫军”，全民皆兵。为了做长期战争的胜利准备，他强调“首先应争取民主制度的实现”，同时，“必须改善群众的生活，才能增强抗日的力量”。这不是一个单独的“持久战”概念问题，而是坚持抗日战争的政治经济方针路线问题。

为了总结国内战争经验，迎接即将到来的民族革命战争，1937年6月12日，中央军委特设军事研究委员会，“其重要任务在于研究对日抗战、目前军事教育、国内战争经验教训各项问题，并拟具体意见提交执行机关”。该委员会由朱德、毛泽东、林彪、萧劲光、李德五人组成，朱德为主任。“当我们由内战进入抗战时，面对着的敌人是日本军队，我们便不固执内战的经验，而是加以必要的改变和提高，充分研究敌情来下决心，来决定战法。”抗日持久战，就是这个军事研究委员会的主要研究题目和重要研究成果。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战争形势更加危急，国共合作步伐加快，中共方面加紧对日军事战略研究。7月26日，朱德撰文《实行对日抗战》，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日本经济、军事上的各种弱点，指出“日本并不是可怕的魔鬼”，“恐日病”是严重的错误，让步、妥协与退避是亡国灭种的自杀政策；团结抗战是中国唯一的出路，“最后的胜利是我们中国的”。“摆在我们面前的唯一问题是抗战，抗战到最后的胜利！但是抗战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件，也许有着超过我们想象之外的困难，它将是一个持久的艰苦的抗战。这需要我们动员与集中全中国一切人力、智力、财力与物力以赴之！”8月11日，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在南京出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谈话会，明确指出：“抗日战争在战略上是持久的防御战，在战术上则应采取攻势。在正面集中兵力太多，必然要受损失，必须到敌人的侧翼活动。敌人作战离不开交通线，我们则应离开交通线，进行运动战，在运动中杀伤敌人。在抗战中发动民众甚为重要，在战区应由下而上及由上而下把民众组织起来。游击战是抗战中的重要因素，游击队在敌后积极活动，敌人就不得不派兵守卫其后方，这就牵制了它的大量兵力。”同时强调，“抗战开始以后，应当根绝各种和平妥协言行，坚持持久抗战”。由此可知，中共方面对于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已经有了比较全面系统的认识。

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洛川冯家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研究新形势下党的政治、军事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集中研究抗日战争的军事问题。会议首先由毛泽东做军事问题和国共关系问题的报告，全面分析抗战中的形势、任务和战略方针，指出抗日战争的持久性。“我们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最基本的方针是持久战。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创造根据地；钳制和相机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战略支援任务）；保存和扩大红军；争取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毛泽东在发言中突出强调，红军参加抗战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对此，会议上争议较大。张闻天发言中极力支持毛泽东抗日持久战观点，提出“我们总的方针是使政府的抗战发展为全民族的抗战，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但这是一个艰苦、持久、变化很多的斗争过程”。在全民动员，发动组织民众抗战中，争取抗战领导权。“抗日是持久战，即使部分妥协发生也仍是持久战，所以要尽量扩大我们的力量，至少要保存我们的力量。”在每一个具体战斗中，正如做买卖，“赚钱则来，不赚钱不干”。会议决定重新调整中央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浩、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等11人组成，毛泽东为书记（实际上称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即副主席）。毛泽东关于抗日持久战的论述，成为会议通过的决议内容。

洛川会议召开当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正式任命朱德、彭德怀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副总指挥，表明国共合作进入实质性阶段。8月25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出关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命令。9月11日，八路军按战斗序列改称第十八集团军。

红军改编八路军后，将直接开赴抗日前线，参加对日作战。洛川会议上，关于抗日持久战的战略战术问题，虽然形成决议，但在党内和八路军高层认识上仍然存在着疑惑。张闻天、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等相继发表文章，论述抗日持久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条件、方针等问题。其中，张闻天为纪念“九一八”事变六周年所写的文章最为突出。他认为这次中日战争是一次决定两国未来命运的“决死战争”，“因此中日战争谁胜谁负的问题，是不能在短时期内最后解决的。中日两国的战争，将带有持久的性质”。从中日两国国情分析入手，他得出的结论是：“日本帝国主义从速战速决转变到持久战将是不得已的与被逼的。而中国，则必须用持久战以战胜日本。因为这种持久战对于日本非常不利，而对于中国却是有利的。中日战争愈持久，则日本国内的矛盾愈益尖锐化，日本方面的困难愈益增加。这就是造成了中国战胜日本的有利条件。”中日战争不是一城一地的争夺，而是两个国家之间的生死较量。论述战争发展的趋势，需要对宏观社会历史的准确把握，对民族未来的坚定信心。

1936年初，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高级顾问的蒋百里，负责制订中日战争国防计划，也提出抗日战争持久战观点，并影响了蒋介石。他认为中日战争不可避免，战争的最后结局如何？“感谢我们的祖先，中国有地大、人众的两个优越条件，不打则已，打起来就得运用拖的哲学，拖到东西战争合流，我们转弱为强，把敌人拖垮而后已。”1936年底，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部秉承蒋介石的意图，在主持拟订《民国二十六年度作战计划》（甲案）中，第一次正式将持久战写入国防作战计划，并将作战指导要领表述为：抗日战争“虽守势作战，而随时应发挥攻击精神，挫折敌之企图，以达成国军之目的；于不得已，实行持久战，逐次消耗敌军战斗力，乘机转移攻势”。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蒋百里公开出版发行军事论集《国防论》，扉页上题写着：“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其中详细阐述对日持久战的全部过程和预期计划。抗战爆发后，1937年8月，他在上海接待到访的梁漱溟时说：“打不了，也要打；打败了就退，退了还是打；五年、八年、十年总坚持打下去；不论打到什么天地，穷尽输光不要紧，千千万万就是不要向他（指日寇）妥协，最后胜利定规是我们的。”他认为，抗日战争在整体战略上，是先退却，后相持，最后反攻的三阶段。只有打持久战，中国才有办法，这样可以切断日本人的供应线，日本人没办法再打下去了。他坚信，最后中国一定会胜利的。同年8月20日，国民政府以军事大本营名义颁发《国军作战指导计划》，再次明确提出：全国抗战以达成“持久战”为作战指导之基础主旨。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国共双方将领们在思考抗战的方向、路径和战略问题时，很多人都提到过战争长期性、抗日持久战等观点，关心战争胜败，关注民族命运。

毛泽东的擘画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做长篇演讲《论持久战》，最后的结论是：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

这是抗战一周年到来之际，毛泽东在对中国抗日战争进行10个月以来经验教训总结的基础上，全面阐述对于这场战争性质与影响的思想认识、对于其过程与结果的分析判断，代表中国共产党对全国人民普遍关心的抗日战争发展前途问题做出明确的表态。它给予人们的是清醒理性的判断、严肃缜密的逻辑、通俗易懂的语言，以及不畏艰险、勇于承担、敢于胜利的坚定信心。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尤其是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之后，日本侵略军在华北长驱直入，在华东的上海、南京步步进逼，国民党将领总体上表现出的软弱和不抵抗消极行为，以及淞沪抗战中虽然殊死抵抗但终究国土沦丧的悲惨结局，带来国内民心不振，“亡国论”情绪一度甚嚣尘上。可是，1937年9月，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在平型关成功伏击日军最精锐的部队板垣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辎重大队和第六兵站汽车队，歼敌近千人，取得自抗战爆发以来中国军队第一场完全胜利的战役。1938年3月至4月，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调集64个师约60万人，在徐州地区成功阻击侵入华北和华东的日军企图南北会合的战略阴谋，以牺牲一倍于敌人的代价，歼敌1万多人，粉碎了日本新式陆军建立以来战无不胜的神话。半年不到，捷报时传，国内舆论一反过去的悲观情绪，战争“速胜论”情绪顿然高亢起来。在延安，在中共党内，也有对战争持两种极端观点者。对抗日战争持不同的认识观点，直接影响到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以及对于抗日根据地各种制度政策的执行态度。为了彻底批驳“亡国论”和“速胜论”的错误认识，摆脱消极情绪和急躁情绪对于革命工作的干扰，把全军全党的思想认识统一到“持久抗战”“夺取抗战最后胜利”的轨道上来，并为持久抗战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毛泽东决定写一篇论持久抗战的大文章。

毛泽东在查阅大量资料的基础上，拟订了一个详细的写作提纲，然后就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进入集中写作阶段。最后，终于在9天的时间里，完成了这部近5万字的理论著述。

据当时担任毛泽东警卫员的翟作军回忆，毛泽东坐在凤凰山麓窑洞里的书桌边，白天映着窑洞窗户透过的阳光，夜晚借助微弱的烛光，潜心写作。最初两天两夜没有睡觉，还一个劲地伏案疾书。实在写得太累太困的时候，才叫警卫员进来给他打盆水洗洗脸，清醒清醒，或者到院子里转一转，要不就躺在躺椅上闭上眼养一会儿神，又继续写。饭吃得很少，脸色也不好看。大家生怕主席累病了，便在值班时加倍注意，见缝插针地劝主席多休息，但实际上不起任何作用。

这时，贺子珍已离开延安去了苏联，江青还没有进入中央军委办公室工作，毛泽东的日常生活完全由警卫员照顾。

大约第三天，又轮到翟作军值班。正是夜幕降临时分，他照例走进毛泽东的窑洞里，点燃两支蜡烛，分别置于写字桌两端。他故意把点蜡的动作放慢一些，打算趁机劝说主席休息。可是跟往常许多时候一样，毛泽东的眼睛一下都没有离开过纸和笔。他只好一声不响地退了出来。半夜光景，到了毛泽东该吃饭的时间，他把热气腾腾的饭菜端到桌边，提醒主席趁热吃下，然后睡会儿觉。毛泽东答应着，手中的笔仍不停地写着。见此情景，翟作军进一步恳求主席吃完饭早点休息。毛泽东抬起头看了翟作军一眼，微笑着说：“好，等一会儿就睡。”

翟作军考虑到不便多打搅主席，便走了出来。大约过了一顿饭的工夫，他估计主席该吃完饭了，想去把碗筷收拾一下，好让主席睡觉。谁知他推开门一看，主席还在聚精会神地写着，放在桌子边上的饭菜一动没动，只是不冒热气了。

翟作军觉得自己很失败，工作没有做好。他悄悄地把饭菜端出来放在火上热了热，又给主席送过去，“主席，您吃饭吧，天冷，一会儿就凉了。”

“啊，我还没有吃饭？”毛泽东抬起头，看看眼前的饭菜，好像想起什么，应和道：“好，就吃就吃。”

翟作军走了出来，有意多等一会儿，心想这一回主席总该把饭吃了。哪知道进去一看，饭菜还是没动，主席还在埋头写作。“那专心劲儿，就好像把整个身心都投到那支笔上去了。我过去看他，他根本就没发觉。我一阵心酸难受，说不清是啥滋味。眼前这种情况，进去打搅主席显然是不合适的，我只好又回到自己的屋子里。”天快亮的时分，警卫员再次来到主席屋里看，见主席还在写，饭仍然一动没动。

毛泽东就这样连着五六天茶饭不思地写着稿子，睡觉时间短到不能再短。慢慢地，“两只眼睛布满了红丝，宽阔的面颊明显地消瘦下来，颧骨凸了出来，脸上浮起一层淡淡的黑釉；饭吃得更少了”。天天看着主席废寝忘食艰苦写作而致使身体日渐衰弱下去的状况，警卫班几个人的心里都火烧火燎的，为毛主席的身体健康十分担心和焦急，可又没有什么好的法子能让毛主席注意适当休息。

到了第七天，又轮到翟作军值班。他发现主席还是不肯休息，继续在写。当时虽然已是春天，陕北的天气还是比较冷的，夜间坐久了，窑洞里的寒气会从脚底一点点地爬上膝盖，爬上身子。警卫员们为了让主席御寒，弄了盆炭火搁在他的脚边，又想起硬板凳坐着累，就到饲养员那里找了条当马垫子用的毛巾毯给主席垫在椅子上。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翟作军忽然听到主席在叫：“警卫员，你来一下！”

翟作军赶紧向主席窑洞里走去，忽然闻到一股破布烂棉花的焦煳味儿，估计是什么东西烧着了。快步走进去一看，只见主席正微弯着身子在脱棉鞋，两只脚上还微微地冒青烟呢。原来是主席的棉鞋烤着了。警卫员赶快过去伸手帮主席把脚上的鞋脱下来，随手用暖壶的水往鞋上一浇，火灭了，焦煳味儿直冲鼻子。主席的一双棉鞋烧破了好几处，棉花都露了出来。棉鞋是没法穿了，当晚只好把主席的单鞋找来让他换上。

“怎么搞的，我一点也没有觉得就烧着了。”毛泽东两眼看着那双烧坏了的棉鞋，一边说，一边哈哈大笑起来。

警卫战士们也跟着笑了起来，心想，要不是火烧痛了主席的脚，主席怕还不知道鞋烧了呢。“主席，您该睡睡了。您不休息，把大家都急坏了。”机灵的翟作军趁势抓住这个机会，劝主席休息。

“好，好，你们先睡，我等一会儿就睡。”毛泽东还是那句搪塞的老话，说完，又埋头写起来，就像刚才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

过了不多久，警卫员们发现主席屋里的灯果然灭了，知道主席已经躺下，心里不由得一阵轻松。又过了一会儿，翟作军还是有点放心不下，想看看主席是不是真的已经睡着了，便轻轻走了过去。只见主席正侧身躺着，用手在不停地捶自己的腰。见到小翟进来，问道：“你们晚上睡得着吗？”

“睡得着，还睡不够呢！”

“唉，还是年轻人好啊，没心事。我就不如你们，我时常睡不着。”

接下来的一天，毛泽东就病倒了。症状主要为头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医生过来仔细检查一番后，说没有别的病，主要是劳累过度和精神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状态所导致的。医生给毛泽东开了些药，一再劝说毛泽东要注意好好休息。毛泽东吃了药，休息了一天。但是心里总是惦念着文章的事，还没有等病全好，就又坐到写字桌前，全神贯注地继续写起来。

大概写到第八九天的半夜，毛泽东把翟作军叫去，交给他一卷用报纸卷好的文稿，让他过延河送到清凉山下解放社去。翟作军拿好纸卷，反身回屋子带上枪，就直奔清凉山跑去。一路上，他高兴地想着：这回好了，主席可以好好休息休息了。

过了两三天，解放社送来校样。毛泽东拿到手以后，就手不释卷，不舍昼夜，反反复复地修改起来。

不久，解放社给毛泽东送来一叠小册子，封面上写着《论持久战》。毛泽东拿到后，瘦削的脸上露出了微笑。他吩咐翟作军立即把这些书分送给中央几位首长看，请大家提提意见，准备再做进一步的修改。

解放社油印的《论持久战》数量有限，尽管大家争相传看，仍然有许多干部看不到，特别是在前线的干部。于是，毛泽东同意在1938年7月1日出版的《解放》周刊第43、44期合刊——抗战周年暨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七周年纪念专刊上发表。同时，在该期套红印刷的杂志封面上，刊载毛泽东题词手迹：“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最后胜利必然是中国的。”在首篇位置发表的毛泽东《论持久战》标题下，有一个很长的副标题：“论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与最后胜利为什么是中国的及怎样进行持久战与怎样争取最后胜利。”文章初次发表时，每个段落前标有序号，共计120个自然段。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是为了回应时代社会关切，给予或悲观或急躁的时代情绪一份理性思考的答卷。既当仁不让，道义担当，又循循善诱，娓娓道来，鞭辟入里，以理服人。其中，对于抗日战争经历三个阶段的论述，即敌之战略进攻与我之战略防御、敌之战略保守与我之准备反攻、我之战略反攻与敌之战略退却，成为战争发展进程的科学预言。他明确提出人民战争思想，“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与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与人心的对比”，“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只要中国结成抗日统一战线，让国内和国际上更多的人站在中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立场上，就一定能够促使战争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改变。鉴于在整个抗日阵营中的力量和地位，他再次强调八路军的战略方针，“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在敌后抗日根据地，放手发动群众，武装群众，融兵于民，亦民亦兵，“兵民是胜利之本”。这些闪耀着智慧光芒的军事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斗争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对中国抗日战争形势和发展规律的科学分析和理性认识。在党内高层充分肯定和鼓励下，毛泽东同意解放社正式出版小册子，不仅在抗日根据地公开发行，而且也在国民党统治区发行。

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走抗日统一战线的道路，最后的胜利一定是中国的！

这个影响了一个时代的精神信念，随着毛泽东的集大成之作《论持久战》的广泛发行传播，在全国爱国民众和一切关心支持中国人民抗日的国际友人当中，逐渐深入人心，得到普遍的认同，并获得高度评价。

鼓舞人心的传播

毛泽东《论持久战》的出版发行传播，是一个鼓舞人心的过程。

首先，在延安革命队伍里和国统区广大爱国青年中产生了热烈的反响和广泛认同。陈云听过毛泽东演讲后，极力鼓励毛泽东写成文章。《论持久战》写成后送到解放社印刷厂印制成征求意见稿，陈云又建议向革命队伍和国统区广泛传播。1938年底从山东流亡到武汉的爱国青年赵俪生，正赶上日本侵略者的飞机开始轰炸武汉。“我们坐在轮渡的甲板上从报童手里买过《新华日报》，一个字一个字细读上面三版连载的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了。”文章廓清了笼罩在国人心头对于这场战争的种种疑惑和猜想，放弃幻想，拿起武器，投笔从戎，才是民族解放的正路。

其次，在国民党高层领导人中也产生了很大震动，其抗日持久战的基本观点得到广泛的认同。时任国民党最高统帅部副总参谋长的白崇禧，从周恩来那里得知《论持久战》的内容，他赞同毛泽东的观点，佩服毛泽东的分析，认为这是一部抗战军事巨著，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因而，他积极向国民党最高统帅蒋介石推荐。在蒋介石的认可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同时，在征得周恩来的同意后，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名义通令全国，把《论持久战》列入全国抗战的指导思想。随后，白崇禧命令从广西选拔干部赴衡阳参加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学员，认真学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直到晚年，白崇禧在回顾历史时，对于抗日战争的描述，依然沿用抗日持久战的分析框架，认为战争经历过消耗战、持久战、反攻战三个时期，经过八年之艰苦奋斗，终于获得最后胜利。

据曾经以中共地下党身份担任蒋经国赣南时期“私人秘书”的余致浚回忆，1940年初的一个傍晚，在蒋经国办公室里，大家一边喝着咖啡一边谈论着新近从抗日前线传来的信息，“蒋经国突然把谈锋转到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了。平时我们谈话从来不涉及有关中共领导方面的问题，而蒋现在却主动提出来，我们自然是仔细聆听。他对《论持久战》十分佩服。他说，文章对于抗日战争的形势、战争发展的几个阶段、战争形式的运用，以及战争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困难和问题，分析得十分深刻，有很大的预见性和说服力，读了叫人万分信服”。蒋经国还说，他已阅读过七八遍了，有时间还要下功夫去钻研。

也有开始不屑一顾，但是事实面前改变观点，诚恳接受持久战观点的。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的陈诚，当周恩来向他介绍《论持久战》的基本思想，并送给他一本《论持久战》单行本时，他认为这是毛泽东在故意炒作，很不以为然。1938年10月，武汉失守，长沙沦陷，抗战形势的发展确如毛泽东所预见的那样，陈诚才意识到抗战的艰巨性、复杂性和持久性，于是重新拿起《论持久战》仔细研读。他被毛泽东的精辟分析和科学预见折服，并结合战例在该书页眉上写了许多批注，并特地邀请周恩来到湖南衡山为军官训练班学员讲授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备问题》。这本写有批注的《论持久战》单行本，至今还存放在台北的陈诚私人图书馆。

再次，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诸多西方军事将领，都高度赞赏毛泽东《论持久战》中的观点。《论持久战》公开出版后，中共中央决定尽快翻译成英文传播到国外去，让世界上更多的国家和人民了解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性、艰巨性和长期性。经过中共地下党组织慎重考虑，先是安排时任《大公报》驻美记者杨刚在上海翻译成英文。杨刚取得美国作家项美丽（EmilyHahn，1905～1997）的支持，顺利翻译成英文，并在邵洵美主编的杂志《自由谭》英文版上连续刊载。邵洵美在为之所写的编者按中推荐《论持久战》一书，说此书是“人人能了解，人人能欣赏，万人传颂，中外欣赏”的作品。文章连载后，立即引起广泛关注。地下党组织又通过宋庆龄联系到爱泼斯坦，请他对英文译本进行审定。毛泽东得知后，特意为英文本写了序言《抗战与外援的关系》，“上海的朋友在将我的《论持久战》翻成英文本，我听了当然是高兴的，因为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他希望通过这个英译本的发行，“能在英语各国间唤起若干的同情，为了中国的利益，也为了世界的利益”。邵洵美赶紧把这篇序言翻译成英文（一说是杨刚翻译的），列在单行本前边，在上海印制《论持久战》32开英文单行本500册，然后通过秘密途径，迅速分送到在上海的外国领事馆、新闻机构和知名外籍人士。

《论持久战》英文本在海外发行后，得到了国际上的积极响应和高度评价。据说，丘吉尔、罗斯福的案头，都放着《论持久战》英文本，斯大林的案头则放着他专门请人翻译成俄文的《论持久战》文稿。一位外国记者读了《论持久战》后评论说：“《论持久战》发表后，不管中国人对共产主义的看法怎样，不管他们所代表的是谁，大部分中国人现在都承认毛泽东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和国际的因素，并且无误地描述了未来的一般轮廓。”

作为美国派驻中国担任中国战区司令员的史迪威将军，只看了一遍《论持久战》，就认定这是一部“绝妙的教科书”，他更清楚地认识到八路军、新四军与日军浴血奋战，在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地位和作用，认定抗战的最后胜利一定属于中国。他建议美国政府加快对华援助，向中共提供有限数量的武器装备，一定会加快胜利的到来。

此外，在共产国际领导层，《论持久战》思想受到高度关注，并进一步肯定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经验把握。1938年6月，毛泽东希望武汉《新华日报》转载《论持久战》，曾一度遭到王明的拒绝。王明认为毛泽东《论持久战》的观点存在原则性错误，转交共产国际书记处。时任共产国际总书记兼管中国事务的季米特洛夫，在收到王明的信函后，仔细阅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认为毛泽东对战争形势和策略分析得很精辟。同时，季米特洛夫从中共代表团团长任弼时那里了解到，毛泽东正逐渐成为中共事实上的意见领袖，中国共产党认真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系统提出抗日持久战理论，领导抗日根据地人民进行顽强的斗争。1938年6月11日，季米特洛夫主持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中共代表报告决议案》，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他们在复杂和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灵活地转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上，建立起国共两党新的合作，团结其民族的力量，去反对日本的侵略。季米特洛夫还把任弼时汇报的中国情况转告斯大林，引起斯大林对毛泽东的重视。同年7月，季米特洛夫在同王稼祥、任弼时谈话时，明确指出：“应该告诉大家，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去竞争当领导人了。”季米特洛夫还亲自撰文，给予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以高度评价，称：“有史以来，还没有人把军事问题、战争问题说得这样透彻过，《论持久战》是一本划时代的著作。”

1938年7月6日，在中国抗战一周年前夕，苏共中央《真理报》在头版位置刊登毛泽东和朱德的照片，表明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支持，使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袖地位得到确认。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日本军政学界，《论持久战》还为战争对手所折服。原日军大本营参谋、陆军中佐山崎重三郎说：“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堪称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的游击战。它是一种全民总动员的攻势战略，把百万帝国陆军弄得团团转……在中国打败了日本人。”东京大学教授近藤邦康通过研究中日战争策略，公开宣称：“我很佩服《论持久战》。日本被中国打败是当然的，这样非常好的战略著作在日本是没有的。日本物资方面和科学技术方面都优于中国，武器优越于中国，但没有这样的以哲学为基础的宏远战略眼光，日本没有。日本的军队是速决战，中国的战略是持久战，结果，日本被中国的持久战打败了。”

无论是当时，还是以后，毛泽东的《论持久战》都是一部经典。它既是毛泽东个人智慧的创造发现，又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总结提升。其公开发表传播的过程，是引起广泛价值认同，激发抗战胜利信心的光明历程。

《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1931年9月20日），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427、428、429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12月版。
《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1931年9月22日），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446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12月版。
《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第二次宣言》（1931年9月30日），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451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12月版。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战争宣言》（1932年4月15日），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第178～179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12月版。
《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1933年1月17日），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第446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12月版。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1934年7月15日），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第325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3月版。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1935年8月1日），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第483～485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3月版。
1930年11月，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上，蒋介石希望通过《训政时期约法》，设置总统，置五院院长于总统之下，遭到国民党元老、行政院院长胡汉民的坚决反对。会后，两人围绕制定约法问题继续争吵并展开争夺国民会议代表席位的斗争。1931年2月，蒋介石悍然武力扣押胡汉民，激起国民党内反蒋派的强烈反弹。在反对独裁的口号下，以两广（广东、广西）实力派陈济棠、李宗仁的武力为依托，于1931年5月28日在广州成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与蒋介石的南京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分庭抗礼，史称“宁粤对立”。
《蒋介石日记》（1931年9月19日），见曾景忠编注《蒋介石家书日记文墨选录》，第206～207页，北京：团结出版社，2010年1月版。
1928年4月，蒋介石率领第二次北伐节节胜利，很快就攻入山东省。日本以保护侨民为名，派兵进驻济南、青岛及胶济铁路沿线。5月1日，国民革命军克复济南，日军却于5月3日派兵侵入中国政府所设的山东交涉署，将交涉员蔡公时割去耳鼻，然后枪杀，将交涉署职员全部杀害，并肆意焚掠屠杀，酿成“济南惨案”。其中中国官民被焚杀死亡者达1.7万余人，受伤者2000余人，被俘者5000余人。
http://baike．baidu．com/view/35713．htm
《蒋介石日记》（1931年9月20日），见曾景忠编注《蒋介石家书日记文墨选录》，第207页，北京：团结出版社，2010年1月版。
《蒋介石日记》（1931年9月21日），见曾景忠编注《蒋介石家书日记文墨选录》，第207页，北京：团结出版社，2010年1月版。
《蒋介石日记》（1931年9月22日），见曾景忠编注《蒋介石家书日记文墨选录》，第208页，北京：团结出版社，2010年1月版。
《蒋介石日记》（1931年9月28日），见曾景忠编注《蒋介石家书日记文墨选录》，第210页，北京：团结出版社，2010年1月版。
参见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上册，第211页，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5月版。
车耀先：《政府何以自解？！》，《图存》周刊（蓉），第3期（1937年7月），转引自胡绩伟《青春岁月——胡绩伟自述》，第76～77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版。
何方：《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何方自述》上卷，第39～40页，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7年9月版。
③ 韦君宜：《思痛录》，第2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5月版。
韦君宜：《思痛录》，第5页，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版。
参见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第114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8月第2版。
［保］季米特洛夫：《法西斯主义底进攻与共产国际为工人阶级底反法西斯主义的统一而斗争的任务》（1935年8月2日），《季米特洛夫文集》，第136页，解放社，1950年8月东北版。
刘英：《刘英自述》，第1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10月版。
1935年7月30日，康生作为中共派驻共产国际代表之一，在讨论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报告的发言中表态：“我们向第七次代表大会保证，中国共产党将继续顽强地、不屈不挠地进行斗争，以便不愧为布尔什维克国际的一个支部。”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31～1937）第17卷，第155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9月版。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1935年11月28日），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第588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3月版。
张闻天：《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策略》（1935年11月29日），《张闻天文集》第2卷，第21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7月版。
洛甫（张闻天）：《拥护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抗日救国宣言》（1935年12月1日），《斗争》（中共西北中央局），第76期（1935年12月5日出版）。
《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1935年12月25日），《斗争》（中共西北中央局），第81期（1936年1月14日出版）。
② 周祖尧：《甘泉被困记》，见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第25、27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12月版。
彭德怀：《彭德怀自述》，第20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
周祖尧：《高福源在榆林桥被俘以后》，见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第17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12月版。
周祖尧：《高福源在榆林桥被俘以后》，见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第17、18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12月版。
彭德怀：《彭德怀自述》，第20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
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36年1月15日），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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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1936年1月25日），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6～7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10月版。
郭维城回忆材料，1985年4月。转引自张德良、周毅主编《东北军史》，第322～323页，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12月版。
毛泽东、彭德怀回复王以哲、张学良电（1936年2月6日），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311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
据刘鼎晚年回忆，这次延安会谈中，张学良提出“联蒋抗日”主张。“蒋有民族情绪，在国民党中领导力量最强，据他回国后两年观察，蒋可能抗日……蒋介石是在歧路上，他错在‘攘外必先安内’，把这错误政策扭过来，就可以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做到这些不容易，要做艰苦工作。共产党在外面逼，他在里面劝，内外夹攻，定能扭转过来。”见张魁堂《刘鼎在张学良那里工作的时候》（二），《党的文献》（京），1988年第3期。杨奎松研究认为，这个回忆缺乏历史文献依据。此次谈判中，中共方面是故意回避蒋介石这个敏感问题；证以谈判后的来往电文，中共在此后相当长时间里仍然坚持“抗日反蒋”。见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第79～80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8月第2版。
周恩来致张学良信（1936年4月22日），《周恩来书信选集》，第87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1月版。
转引自张友坤、钱进等编著《张学良年谱》（修订版），第685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2月版。
中央书记处致王明、康生电（1936年6月16日）。转引自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第113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8月第2版。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电报》（1936年8月15日），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31～1937）第17卷，第466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9月版。
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第121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8月第2版。
参见张友坤《张学良在物资、财政上对陕北红军的援助》，《炎黄春秋》（京），2011年第6期。
《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1936年8月25日），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78～79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10月版。
《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1936年9月1日），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85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10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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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友坤、钱进等编著：《张学良年谱》（修订版），第798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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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第230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9月版。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第330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1月版。
［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第230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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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闻天：《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1936年12月13日），《张闻天文集》第2卷，第198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7月版。
毛泽东、周恩来致张学良电（1936年12月13日），《文献与研究》（京），1986年第6期。
赵发生接受张闻天选集传记组同志谈话记录，1983年9月29日。见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上卷，第396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8月版。
［保］季米特洛夫：《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1936年12月16日），第50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版。
1936年12月14日苏联《真理报》社论《中国发生事变》中指出：“南京政府当务之急是要努力谋求中国的统一，使处于分裂状态的各个地区联合起来，团结全中国人民同外国侵略者作斗争。可是，反动势力在中国人民的敌人的代理人唆使下，竭力破坏这种努力。毫无疑问，张学良部队举行兵变的原因，应当从不惜利用一切手段帮助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奴役中国的事业的那些亲日分子的阴谋活动中去寻找。臭名昭著的日本走狗汪精卫的名字同陕西省发生的张学良兵变紧密相连，这也绝非偶然。”把张学良与汪精卫相提并论，这是从苏联国家利益立场来看问题，也透露出共产国际书记处观点的复杂性。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31～1937）第17卷，第406～407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9月版。
《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1936年12月15日），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109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10月版。
《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1936年12月18日），《文献与研究》（京），1986年第6期。
《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1936年12月19日），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110～111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10月版。
《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1937年2月10日），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135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10月版。
毛泽东：《关于战略方针和作战指挥的基本原则》（1936年12月23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381、3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就作者鄙闻陋见所及，“持久”二字，最早见之于战国时期《吴起兵法·料敌》：“然则一军之中，必有虎贲之士，力轻扛鼎，足轻戎马，搴旗取将，必有能者。若此之等，选而别之，爱而贵之，是谓军命。其有工用五兵，材力健疾，志在吞敌者，必加其爵列，可以决胜。厚其妻子，劝赏畏罚。此坚陈之士，可与持久。能审料此，可以击倍。”这里的“持久”，是指将领厚爱有特殊才能的兵士，和他们一起长期作战，还没有用于战略战术概念。
《朱德将军讲演》（1937年4月），见《西北青年第一次救国代表大会文献》（油印件），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1937年4月编印。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传》，第3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8月版。
朱德：《论解放区战场》，《朱德选集》，第16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
朱德：《实行对日抗战》，《解放》周刊（延安）第1卷，第12期（1937年7月26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第16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上卷，第488、489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8月版。
洛甫（张闻天）：《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持久性》，《解放》周刊（延安）第1卷，第17期（1937年9月25日）。
陶菊隐：《蒋百里传》，第13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2月版。
梁漱溟：《忆蒋百里先生》，《梁漱溟全集》第7卷，第600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版。
据平型关战役亲历者，时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工兵连战士陈绍清回忆，这是一场没有俘虏的战斗，“想抓个活的，抓不到。抓到了，他就用脚踢，用嘴咬你的脖子，最后只能是一个一个都杀掉，砍掉了”。参见《我的抗战：300位亲历者口述历史》，第31页，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年11月版。
翟作军：《毛主席写〈论持久战〉的时候》，《在毛主席身边》，第11～12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59年6月版。
翟作军：《毛主席写〈论持久战〉的时候》，《在毛主席身边》，第14～16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59年6月版。
毛泽东：《论持久战》（1938年6月），《解放》周刊（延安）第43、44期合刊（1938年7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收入《毛泽东选集》第2卷时，文字略有出入。
赵俪生：《篱槿堂自叙》，第5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0月版。
程思远：《政坛回忆》，第119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
参见《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上册，第131～132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年6月第3版。
葛娴：《蒋经国的共产党员秘书余致浚》，《炎黄春秋》（京），2005年第12期。
王岚：《毛泽东称他们：上海的朋友——〈论持久战〉英译始末》，《档案春秋》（沪），2008年第6期。
毛泽东：《抗战与外援的关系——〈论持久战〉英译本序言》（1939年1月），《八路军军政杂志》（延安）第1卷，第2期（1939年2月）。
王岚：《毛泽东称他们：上海的朋友——〈论持久战〉英译始末》，《档案春秋》（沪），2008年第6期。
参见《抗日游击战：战争史上的奇观》，《解放军报》（京），2007年7月7日。
参见郭德宏编：《王明年谱》，第412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3月版。
力砚：《家宴——任弼时与季米特洛夫》，见薛但丁、魏丹编《任弼时》，第289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版。
徐则浩编著：《王稼祥年谱》，第190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12月版。
转引自李克勤《〈论持久战〉：抗战的最高战略方针》，http://jixuie．home．news．cn/blog/a/01010002E05A0AED1C037DA5．html。
外国人评价毛泽东，http://bbs．news.163．com/bbs/shishi/104180411．html。又见刘继兴《〈论持久战〉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d1c5ff0100fsnr．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