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生与启蒙运动

内容提要：18世纪启蒙运动是近现代世界革命思潮的主源流。当以“激进与保守”或“革命与反动”来划分对错、叙述黑白时，我们重视法国革命之名而忽视了其源于英国君主立宪制基本思想原则之实。本文就英法两国启蒙哲人的一般思想倾向及其区别作些介绍分析，肯定英国文学大家约翰生在启蒙运动尤其坚持英国君主立宪体制建设方面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启蒙运动启蒙哲人革命与改良激进与保守

英国文学大家约翰生的生活时期（1709～1784），恰是18世纪启蒙运动异常活跃十分热闹的年代。这个思想解放运动似乎与约翰生无关，因为几乎重要的启蒙运动专著甚至专门谈英国启蒙运动专书，也不会把约翰生当作代表人物来叙述。

约翰生与这个运动杰出思想家伏尔泰、卢梭、休谟等人直接思想交锋，倒是极易坐实其“反动”甚至“反革命”，给人留下仿佛是运动中所谓跳梁小丑角色之印象。这类黑白对错判案，自然极易造成革命国家对约翰生采取不接受不学习不宣传的态度。不提或去除其影响，自然也说不上去批判。现代文学大家1949年后囿于革命形势不能教约翰生，改造自己或保护自己，同时忽视了约翰生。

18世纪欧洲英法的启蒙运动，是指这些国家的哲学思想家作家在某方面有较为一致的共识。如他们认为，理性和科学而不是宗教能推动人类进步。他们“追求政治和学术思想上的自由，提倡科学技术，把理性推崇为思想和行为的基础”。置身于这样大环境下，约翰生主业是文学文化批评，自然与运动思潮密切联系。他做批评文化思想是一方面，而他做建设事业编词典写评传是另一面。结合他涉及理性、科学、宗教、教育的看法，面面观才能对约翰生启蒙运动思想及表现有全面了解和认知。

就这个时代出现的文化批评家、宗教怀疑者、政治改革者，按启蒙运动研究专家彼得·盖伊（Peter Gay）的说法，他们都属于“启蒙哲人”，论倾向按另一位学者乔纳森·伊斯雷尔（Jonathan Israel）的看法，这些启蒙哲人中有“激进派”和“温和派”。盖伊用两个词来概括启蒙运动特点：“批判与权力”。这恰好同样可用伊斯雷尔概括的“两派说”，来表述其两词的两面，即主“批判”者（批判权力君主专制）为激进启蒙哲人，而主“权力”者（维护权力、现有政府秩序而开展批判）则为温和或保守启蒙哲人了。英国与法国最明显体现各主一派的思想主流。约翰生自然属于英国温和保守派甚至顽固派。

本文就启蒙哲人一般思想倾向和约翰生与启蒙运动思想家的区别做些分析，肯定约翰生在启蒙思想运动的作用。

一启蒙运动状况及一般思想倾向评价

启蒙运动时期初始于1650年终于1790年，跨度140年。人物众多，学派各异，林林总总。启蒙运动研究专家伊斯雷尔分三个交替时期来研讨：早期激进启蒙（1650～1750）；中期启蒙思想争鸣（1670～1752）；末期民主启蒙（1750～1790）即法国开始的启蒙运动。

温和派主要代表有英国洛克、牛顿、休谟、亚当·斯密、伯克；德国莱布尼茨、沃尔夫、康德；法国伏尔泰、卢梭。他们主张改革、世俗、理性、科学、自然宗教，接受基督思想，同时认可笛卡尔的本体论，允许各种精神思想存在，容忍宽容异见，从旧的神学机构、封建主义、学究主义、教士权威那争取思想解放的自由。可是，这些人有个共同点，几乎不支持真正的民主，也不主张彻底废除传统形成的特权等级制度。这类思想在早中期占社会主流思潮。明白这点，可理解约翰生何以固执保守。

激进派主要代表有荷兰斯宾诺莎；法国贝尔、狄德罗、霍尔巴赫、米拉波、拉梅特利和英裔美国思想家潘恩。他们否认所有超自然物存在，如天使、恶魔、神、魔术、圣事圣餐和上帝，要求结束特权等级，认可人类生而平等，给黑人、农奴、奴隶、妇女普遍平等权，批判君主、教士和贵族三类人的继承权，要求有宗教自由、思想表达自由、出版自由。这些激进观念，尤其提倡暴力革命，废除君主、贵族、教会权力，主张人类普遍平等友爱的主张，在1750年前属“地下思想”，受审查制度检控。这些思想提倡者受君主专制和教会的迫害，有些人被关进监狱，有些人被迫流放到国外。

在1770年后，激进启蒙哲人可以说从“地下”走到了“地上”。革命思想暴力行为得以广泛传播。历时21年的法国《百科全书》（1751～1772）编纂完成。法国沙龙、百科全书派十分活跃。他们思想集中，矛头直接批判“国王、贵族和教会”，谴责欧洲统治者“贪婪、宗教狂、残酷和不公平”，开启破旧立新的思想革命和行动革命的道路。尤其三本书［雷纳尔《历史中的两个印度》（1770）、霍尔巴赫《自然的体系》（1770）和爱尔维修《论人》（1773）］，鼓舞激励革命者斗志，其思想不但先在美国（1776）其后还在法国（1789）付诸“革命”的实践。

启蒙运动常以法国大革命作为时代结束的一个标志。这其实不是革命结束而是更激烈改造社会的革命运动开始。因为法国革命“打击出来的火光”，从欧洲散开而深入到亚洲，所谓星火燎原。

比较起来，英国一直处于保守的地位，如前提到，他们思想家要在保王之下、在“秩序”之中进行社会改良。法国大革命直接威胁英国的君主立宪政府。因此，启蒙温和派伯克，就革命党人拘禁路易十六和皇后事件，立即发表长篇书信体小册子《法国革命之感想》（Reflection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1790，第365页）进行强烈谴责。这篇他的代表作，表明英国的立场，也是启蒙哲人保守思想的精辟总结。因此他政治上被称为“近代英国保守主义的鼻祖”。

伯克从支持美洲的“自由的斗士”转为反对法国的极端“保守的代表”。这是因为，比较美国与法国，他以为“美洲革命乃是英国殖民争取其传统的应得权利之奋斗，而法国革命则是根据空想的理想而要推翻传统政制的规模，另创新局”。

其实，伯克一些关于“君主好、宗教好、秩序好”的渐进改良想法，鲍斯威尔以出版《约翰生传》、打造有“顺从”美德的约翰生形象并强调其支持这些“三好”言论来响应。比较起来，约翰生在“美国革命”独立问题上因不同意伯克意见而导致两人关系紧张不和。假若约翰生能亲眼看到“法国革命”发生，他与伯克又肯定无疑是一条战壕的战友。

启蒙思想激进或保守，到最后都以是否倡导“革命”或是“反对革命”作为判别是非标准。启蒙运动后，跟进有浪漫主义思潮。这似乎对启蒙哲人的唯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来一次大纠偏。伯克和德国浪漫派更是有力打击过启蒙激进哲人，尽管浪漫主义时期的革命精神依然鲜明有广大市场。如拜伦诗歌成为引领20世纪革命精神的火种。

革命一路走来，似未停息过。在启蒙运动评价上，一直便有左、右和自由派倾向。盖伊认为，右派认为，启蒙运动对现代的种种邪恶负有责任，并嘲笑其所谓肤浅的理性主义、愚昧乐观主义和不负责任的空想主义。他们的曲解比其要铲除的错误更肤浅、更愚昧、更不负责任。自由派和激进左派对启蒙运动的赞美虽带有漫画性质却亲切无害。“左派的天真远远抵不过右派的恶毒。”

盖伊显然站在左派立场与右派交锋，不提思想输赢，其折射或反映出西方国家当今基本保持一种右倾保守为主的社会政治思想主流，所谓政治正确。

这与革命中国的情形极大不同。当马克思主义革命“造反有理”思想成为国家社会主流思想时，自然那些激进者、革命者、受迫害者成为座上宾，而那些温和甚至抵触者便不再有其地位和思想价值。这便是长期以来中国教科书忽视英国而突出法国启蒙哲人的偏颇所在。

简言之，启蒙运动年代有英国与法国两大阵营，两大思想倾向不同启蒙哲人，彼此争议互补。英国固守传统，法国大革命破坏传统，流血牺牲，双方最终还是达到一致目标，为废除专制、建立完善民主自由人权社会国家不断进步。法国狄德罗和卢梭足以代表激进启蒙哲人（伊斯雷尔把卢梭列为温和派），而英国选择温和激进启蒙哲人伯克，不如选比伯克还稍微保守的约翰生为典型。因为约翰生是这样时期最出名甚至有些“可怕”（formidable）的代表。理解约翰生，同样能深刻而不肤浅理解启蒙运动。

二约翰生与启蒙运动

约翰生在启蒙运动时代最突出表现，他是个道德作家、文学家、批评家，词典编纂者。他自称有比其他人更长时间埋头于文学而卖文为生。从28岁（1737）写作到53岁后才拿养老金（1762）。约翰生在此25年里有9年编词典，其他时间为杂志写稿写专栏。最后20年继续编辑《莎士比亚戏剧集》（1765）和出版英国《诗人评传》（1779）。这些文人写作经历，还有他政治态度、道德信仰，在英国政治的大环境下，都决定他不会是启蒙运动的急先锋。反过来，他以信仰立场、道德态度，对过于乐观或悲观的启蒙思想倾向给予辩证纠偏，保持一定距离。事后还可见其超出人类局限性的前瞻思想。

根据鲍斯威尔《约翰生传》，上面提到斯宾诺莎等7个激进启蒙哲人，约翰生言谈里几乎无涉及，因为除斯宾诺莎外，这些大都是1750年后期特别是1770年后才从“地下”冒出来。他们的思想，不受当时政府关注甚至遭受到镇压，而约翰生已步入晚年，同任何过来老年人一样，不容易接受新思想或改变固有看法。所以他不谈不屑顾这些时髦人物是很自然的。若从其一贯原则立场看，谴责其思想又是必然的。

在“温和启蒙哲人”这边10人中，约翰生几乎从未谈过德国沃尔夫和康德，仅谈过莱布尼茨；法国他熟知伏尔泰和卢梭。英国方面主要是休谟、伯克、洛克和牛顿，而未谈过亚当·斯密。这里就从《约翰生传》提到的言谈故事里，简单介绍约翰生与下面几个人的同异，见出思想差异。

（一）伏尔泰

伏尔泰与卢梭同是启蒙运动的旗手。因其有自然神倾向，比较后来有彻底不信教立场的狄德罗等思想家，他只能被概括到温和启蒙哲人一边。鲍斯威尔在见到约翰生后第二年到法国拜访过伏尔泰。言谈中，伏尔泰看到英国与法国制度不同，“你们受法制约，而法国受人制约”（You are the slaves of laws.French are the slaves of men.）。伏尔泰不承认灵魂存在，不承认世上只有一个神一个宗教，主张人人平等，“所有人一视同仁”（all mankind will be brethren）。

谈到约翰生，他说，“他是条狗，一个迷信狗。这样迷信的人毫无价值”。（He is a dog. A superstitions dog.Not worth man was ever superstitions.）当听到鲍斯威尔转述约翰生对普鲁士国王的看法，伏尔泰说他是个，“诚实的同伴”（an honest fellow）。前后两说，可见哲学家的观点有时不受立场原则约束。

这里先肯定，约翰生坚定信教的立场和“虔诚”态度，导致他常情绪上对所有不信教者的不满，自然神者的伏尔泰也属其中。他骂过伏尔泰“坏蛋”（villain），算作对其“迷信狗”的回骂。

关于社会等级制度，约翰生赞同“顺从”而不是人人平等。这与伏尔泰启蒙思想家有根本区别。伏尔泰看到英国不同于法国的制度。他的思想要破法国君王“人治”，连累而及也对英国君主立宪“法治”有冲击。

除原则立场外，约翰生与伏尔泰在文学批评鉴赏及表现方式也有分歧。约翰生在其莎士比亚戏剧集“前言”，公开批评伏尔泰的小心眼挑剔，是“悟性低的狭隘批评”（there are the petty criticisms of petty wits），没有展示莎剧“人心”这面的美丽思想。他概括伏尔泰如小报记者佛雷隆（Freron）那样有“睿智却缺少文学”。提到卢梭是“坏蛋”，他说分不清他们两人有何不同。晚年约翰生谈到当时很少有人愿意去读曾经时髦的伏尔泰书。

在一些场合下，约翰生肯定伏尔泰是个好叙述者，坚持原则统一。介绍英国历史比休谟早。法国国民满意他的献身政治热情，把心交给别人。约翰生乐于提到自己与伏尔泰同样敢于质疑伪书信的真实与否。（Ganganelli’s letter or Macpherson’s book）他说，《老实人》是部给力的小说，拒绝一个乐观的王国。自己出版小说《幸福谷》与《老实人》在同一个时期，若不细读，有互相抄袭的嫌疑。

若伏尔泰代表作是《老实人》而约翰生是《幸福谷》，其品位不同，高下互见。有人比喻，《老实人》不幸来自外部，而《幸福谷》内部；阅读伏尔泰是“淡啤酒”讥讽痛快，而约翰生“白兰地”内在深沉。写《老实人》作者应是25岁而《幸福谷》需要65岁。其实，伏尔泰此时比约翰生还要大15岁，而约翰生50岁。受革命思潮影响，《老实人》比《幸福谷》的影响力和普及程度一直在中国教科书上区别巨大。鲁迅不接受《幸福谷》的“幻想”看法，也属排斥其部分思想资源。

（二）卢梭

约翰生对卢梭情绪最大，不说他是最糟糕的人，直接称他“无赖”，应把他拉出这个社会杀了。他直言，有三四个国家驱逐他，而法国保护他真可耻。他认为，卢梭关于人类不平等的说法是个时髦话题。

就卢梭看法而言，“人的财富、地位不重要，能力最重要”，约翰生在与鲍斯威尔谈论中加以反驳说，若人往森林走靠能力，这样说是真实的。可在文明社会，彼此要互相依赖。幸福还要靠人的善良观念。在文明社会，外部条件让我们受尊重，如穿好衣服被人看得起。这体现约翰生要秩序的稳定和社会的协调。

约翰生觉得，卢梭所有的悖论如同孩子们的渴望新奇并被其所引领。这包括卢梭贬低财产而崇拜法律，因为法律可以为财富辩护。约翰生认为，这些时髦过后，现在很少人读卢梭。当然，约翰生去世后不知，更多人崇拜敬仰卢梭。他与卢梭在中国地位无法比肩。

在另一个场合，约翰生拿卢梭做比喻，说卢梭知道自己在说错话，坚持到底，而有些人说错却不知道自己说错。

特米尔（Temmer）在其专著《约翰生与三个异教者：卢梭、伏尔泰、狄德罗》提到，比较三人，约翰生喜欢卢梭胜于伏尔泰。约翰生养猫（Hodge）而卢梭养狗（Sultan，最早一条叫Achate）。

卢梭从小未受系统性教育，有过流浪底层经历，与约翰生类似。因而，约翰生情感上应较接近卢梭。突出的例子是，他的《忏悔录》与约翰生写个人自“传”有关。尽管彼此信仰教条不同，而呻吟却一致。

鲍斯威尔写《约翰生传》深受卢梭书的影响。卢梭生活不稳定，迁居日内瓦，而约翰生一生相对安定在英国。两人个性原则不同，如卢梭的浪漫气息难为成熟稳定的约翰生所欣赏。卢梭本人与伏尔泰、狄德罗、约翰生从朋友到反目为仇，也注定其个性倔强和晚年生活不幸。

约翰生对卢梭的政治理论不感兴趣，却对其写生活方面作品肯定，尤其他遵循希腊作家普鲁塔克写《亚历山大传》原则，“我们意图不是写历史，而是写生活”。约翰生后来写《诗人评传》也突出诗人的生活或生活对诗人的影响。这点他们相通。

鲍斯威尔访问卢梭时谈到过约翰生。卢梭回答说，他不会去打扰他的原则。要见他只是怕被他“抓伤”。对英国体制，卢梭认为，你们英国就是为自由而形成的。这与伏尔泰介绍宣传英国体制看法类似。法国启蒙思想家本要改变法国专制而非否定英国体制的初心，因激进言行而改变，成为引领世界破旧立新甚至共产主义国家实践的革命榜样。

顺便提到另一个启蒙哲人狄德罗。特米尔研究约翰生与狄德罗，主要通过其作品联系分析。狄德罗写怪诞音乐家《拉谟的侄儿》与约翰生写犯罪作家《萨维奇传》在主题思想立意方面近似。狄德罗的风格不带讽刺，写实在真人（actual person）。黑格尔认为这个侄儿有现代的“发展精神”。约翰生与狄德罗从未有过任何思想交锋，不同于约翰生与伏尔泰和卢梭彼此互相攻讦。狄德罗曾发表对“萨维奇”的书评，不知何故，却完全不提书作者的名字。

特米尔是法国研究者，其书对英国约翰生研究整体上过分指责伏尔泰、卢梭的偏见看法有批评。希望他这个彼此作品对比研究，有助于了解他们之间思想存在并非绝对黑白的关系。这让我想到中国研究仅关注称赞伏尔泰、卢梭，根本不谈约翰生，也不听英国对法国革命的批评，因为革命激进思想压倒一切。法国替他们启蒙哲人叫屈，而中国根本不理睬英国，正可为法国撑腰。国情决定研究人物或思想的取舍。

（三）休谟

休谟是苏格兰哲学家，提倡“不可知论”，思想成分有怀疑主义和自然主义。尤其以史学著作《英格兰史》闻名。当时批判宗教是个很大罪名，因而他《人性论》等书隐瞒名字，以免受迫害，死后才公开或出版。这也说明他的更大影响是在他去世和法国大革命发生之后。

生前因被怀疑是个无神论者，谋职工作常受干扰。他的思想在法国居留期间得到伏尔泰和卢梭推崇。鲍斯威尔与休谟是苏格兰同乡，联系较多。去世前一周拜访过他，并听他亲口说“死后有来生”理论最不合理。

鲍斯威尔在其《约翰生传》提到休谟有22处。约翰生对他看法主要有几个方面。（1）政治上，尽管与自己想法很相似，约翰生不认可休谟的政治原则。提到他同样是个托利党人，他认为纯属偶然。休谟传达过这样的话，为恢复主教在国会有完全的权力，约翰生愿意站在大炮前捍卫。这个看法显然与后来国家“政教分离”原则有抵触。（2）宗教上，批评休谟无原则，虚荣。有时直说厌恶他。约翰生说，休谟反对基督的想法在其未写前他已过脑思考过。人们应记住，一个体制建立在积极有效的基础上，少数部分的反对不应动摇它。人的思想是极有限的，不能接受一个事物所有方面，因而会对其提出反对意见。因而，相互反对的意见或完全“占满空间”或留出“空白空间”，两者之中必有一方真实。（3）偏见上，约翰生认为休谟不会先写历史，如果伏尔泰没有写历史在他前面。休谟的风格不是英语，结构是法语。对休谟收集苏格兰特色英语表示质疑。

鲍斯威尔提到休谟反对神奇信仰，其理由是可能见证人会有误会或说假话，而非神奇本身是真的。约翰生回答，证明神奇的困难，应让我们对相信它们保持警惕。尽管上帝已让自然根据某种固定法则运行，因而这样的认识不是没有理由，即上帝会取消这些法则，以便为人类建立一个高级制度。现在基督教是最受益的制度。它在黑暗和怀疑面前带给我们光明和肯定。我们有很强的事实支持基督的神奇。

在某一场合，约翰生批驳休谟反对“神奇”的说法。他说休谟要把这个命题简单化是对的，可是基督教不仅仅揭示“神奇”存在，还有“预言”和“教义”，只有与之联系才证实“神奇”生效。

约翰生相信“预感奇迹”之类故事。在旅行苏格兰路上一再提到这个民间早就流传的预见性迷信。这个神迹问题是他与休谟最大的纠结。

信仰问题，常决定约翰生与其他启蒙思想家不同。对异教徒，他愿抢先用清洁烟囱工具打倒他们。

休谟有“人人都同等幸福”的看法，如小姐穿新礼服在舞会上跳舞，将军头戴胜利军人勋章，演说家在集会成功演讲，他们都同等幸福。约翰生反驳说，休谟从未认真读过《新约》。这所有幸福是同等幸福的观念是不真实的。农民与哲学家也许同样满足却不一定同等幸福。幸福包含有多样可接受的意识。农民没有与哲学家同等幸福的这种能力。

在约翰生看来，人依据自己的能力得到幸福就好。就如同大杯小杯不可能盛水量同等一样。这是约翰生对启蒙运动一味强调“人人平等”的不同声音。若当时“噪音”，现在看应是“和音”，再民主自由体制，也不可能人人无差别地平等同一幸福。

就休谟谈“死后的事”，约翰生说他不是疯子就是骗子。若他告诉你，把手放到蜡烛火苗上不会有痛感，你会相信他。人死了，就会放弃他的所有。休谟死后所以不会有什么遗憾震惊，因为他不读《圣经》。在晚年，谈到休谟的异教书肯定很少人要读，约翰生说，所有异教作家会沉没忘却，因为他们个人联系和新奇的炫耀已过时。尽管现在还有些蠢人认为自己比他们有智慧，能重新让他们引人注目。

小结

考虑启蒙运动的大时代背景，如果上述三位启蒙思想家，约翰生与他们在宗教信仰、人人平等和幸福观念看法有分歧，他还是在文学上与他们寻求自由思想有一致。至于与激进启蒙哲人，他不赞同废宗教、废等级制，暴力革命，比较保守，可在黑人、农奴、奴隶和妇女问题上，有比他们同样进步的思想甚至够激进行为。在主张废除死刑方面的思想，不说激进启蒙哲人未有人宣传，就在当代也是敏锐的前卫思考。

约翰生在妇女问题上，言论如双刃剑。持公允评价多于偏见，提倡妇女接受教育，自尊自爱。他反对英国和欧洲殖民地对待当地土著人的野蛮行为。他平等对待黑人仆人巴伯，死后留给他遗产，连他老朋友霍金斯都觉得不可思议，责备其过于“时髦”。

人人平等是时髦话题，约翰生认为其会过时，而他却以具体行动表现对待黑人的平等，善待他的仆人，不与这个“时髦”在实际上有大分歧。在这点上，其他激进启蒙哲人尚无这个具体行为做法。由此可见，他这方面也应算是身体力行的“激进”启蒙思想家。

在教育和普及文化知识，提高理性自觉，克服愚昧行为，倡导自由讨论，他做的不比启蒙哲人少，如编词典、校莎士比亚戏剧集、写诗人传。他的小说《幸福谷》与伏尔泰小说《老实人》一样，在启蒙运动时期起到抛弃幻想、启迪思想、容忍宽容的作用。

简言之，约翰生写作的大量作品，在认识论上，如怀疑主义、辩证主义、理性判断、可能性方面都与启蒙运动思想家一样，提供创新的思维范式。他特别重视虔诚原则顺从秩序，自然属于推进英国君主立宪制度不断完善改进的部分思想资源。与其说“反动”不如说有其可肯定的进步意义。

（原载“澳华文学网”，2017年）

Stuart Brown（1996）（ed），Routledge History of Philosophy（Vol.5）.此书有中文版高新民等译《英国哲学和启蒙时代》。
科贝特（W.Cobbett）有批评这“老不死的家伙”说法，引文见笔者译《人的局限性——约翰生作品集》序第13页。
参看笔者《国外约翰生学概况》，蔡田明译《传记奇葩》，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3年版，第142页注1.又见Tian Ming Cai，“Xin Jin Huo Chuan”：Johnsonians in China，Published in Johnsonian News letter，September 2013，pp.5-10。
朱光潜撰写“启蒙运动”条目，《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2年版，第852页。
Peter Gay（1967），The Enlightenment：An Interpretation the Rise of Modern Paganism（v.i），W.W.Norton & Company.此书有中文版刘北成译《启蒙时代》。
Jonathan Israel（2001），Radical Enlightenment：Philosophy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ity 1650-1750；（2006）Enlightenment Contested：Philosophy，Modernity，and the Emancipation of Man 1670-1752；（2012），Democratic Enlightenment：Philosophy，Revolution，and Human Rights 1750-1790，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ook Reviews by Carey McIntosh，in Johnsonian News Letter，No.1，March 2016，pp.53-62.
一般理解为朱光潜所说“启蒙运动先从法国开始”，见“启蒙运动”条目，《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
Jonathan Israel，Book Reviews by Carey McIntosh，in Johnsonian News Letter，No.1，March 2016，pp.53-62.
参看梁实秋《英国文学史》，新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785页，789～790页。
参看梁实秋《英国文学史》，新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789～790页。
参看梁实秋《英国文学史》，第1002～1024页。
见盖伊《启蒙时代》前言。
参看David Womersley（ed）（2008）James Boswell’s The Life of Samuel Johnson，Penguin Books.简称“鲍约传”。
“鲍约传”文本提到伯克71条，休谟22条，伏尔泰17条，牛顿7条，卢梭5条，洛克5条，莱布尼茨2条。
参看Stuart Andrews，Boswell，Rousseau and Voltaire，published in History Today，Volume 28 Issue 8，8August，1978，[www.historytoday.com]，accessed on 25 November 2016.“鲍约传”文本注释有伏尔泰17条。
Mark J.Temmer（1988）Samuel Johnson & Three Infidels：Rousseau，Voltaire，Diderot，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参看笔者《在幸福谷寻找幸福》，《北京晚报》2006年7月14日。
“鲍约传”文本注释提到卢梭5条。
朱光潜介绍，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等曾居留英国，与英国经验派哲学家洛克和休谟结下友谊，欣赏英国的三权分立和议会民主制。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第825页。
李强《三百年诞辰话卢梭》（《中国科学报》2012年8月3日）一文对中国接受卢梭的历史现状有分析。卢梭的“契约”或“公意”，曾视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最好药方，现被自由派解读为“集体自由而不是个人自由”，与当代极权主义理论联系。
“鲍约传”文本注释提到休谟有22条。
Fred Parker，“We are perpetually moralists”：Johnson and moral philosophy，in Clingham and Smallwood（ed）（2009）Samuel Johnson after 300 Year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约翰生1751年4月20日在其《漫步者》发表论废除死刑文章。参看笔者译《人的局限性》，第77页。
OM Brack（ed）（2009）Hawkins'The Life of Samuel Johns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