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谷》解读

这是一部脍炙人口的探索人生问题的小说，也是一部东方色彩浓厚的传奇故事。伦敦约翰生博士故居的董事，曾在澳大利亚珀斯工作生活的律师伯恩先生（J.W.Byrne），说起在大学选修英国文学课时，正是这本书让他着迷，引起他进入约翰生和鲍斯威尔《约翰生传》的文学大陆，诱发了几十年从未间断的收书藏书兴趣。他现在拥有这本书罕见的第一版本和其他几十种珍贵版本，有价值连城的约翰生第四版《英文词典》和其他绝版书籍。他为成为东南亚地区最大的约翰生著作收藏家而自豪。

人有所仰，物有所值。一本书使一个人为一位作者具有一种献身事业的精神，如同用尽毕生精力为约翰生博士立传的鲍斯威尔，他每年都读它一遍，足以让人去好奇，去思考，去想象，这部作品究竟有何迷人的魅力、人生的哲学、长久的价值。也许很少人能去作这种精神财富的物力投资，玩藏书，却有许多人读书成了约翰生迷。西方现当代的文学研究者几乎不约而同地肯定，这部书是约翰生著作入门书。无疑，了解这部书的写作背景和它的思想艺术成就，确实有助于我们后来者继续地去寻找永远没有完美答案的人生幸福的真谛。这也是此书值得欣赏并跨越时空的基本原因。

为钱写作

《拉赛拉斯》（即本文所说的《幸福谷》）写在作者人生中最不幸的一个时期，令人想到他说“除了傻瓜，没有人不为钱写作”的名言，体会小说主人公认为不能从贫穷得到幸福的真实。约翰生这时50岁，人过中年，已在文坛以诗歌散文和《英文词典》享有盛名，可生活并不富有。1759年1月13日，他在伦敦接到继女信说其母亲病危，此时手头拮据。几天前，他已有辞退高夫广场（Gough Square）的租房和变卖一些家物的打算，正考虑能筹一笔钱作路费，回家乡看望母亲，负担医疗费。他即刻把手头所有的12个吉尼随信寄去。4天后，他给继女写信提到几天后能再筹措一些钱。20日，星期六，他给出版商的信提到他准备出书的计划，题目叫“生活的选择或阿比西尼亚王子的故事”，恳求在星期一晚上得到30英镑，许诺同时交出书稿。一切心急火燎。23日，当他再次给继女写信时，已得知母亲一两天前已去世，并即刻埋葬。一切没能如愿。

约翰生写作为回家探母的动机，后来不无理由地说成他为支付母亲葬礼费用而写的目的。批评家曾批评的仓促“结尾”，不能说和这突如其来的死讯无关。设身处地，即使有时间，任何作者也不太可能有心思去扩大篇幅。后人只能猜想，作者有可能比原设想的结尾更仓促地结束了全书。约翰生失去了再见母亲的机会，却留给了人间这部传世之作。他后来对雷诺爵士说，这是用一周的晚上时间写出来的，边写边发表，没来得及从头读一遍。大概指的就是上述这一段时间。

书于1759年4月19日没有属作者名正式出版。书题是《阿比西尼亚王子：一个传奇》。作者得到稿酬是100英镑，出第二版时又收到25英镑。小说出版后立即轰动。它是约翰生生前见到的自己最受欢迎的一本书，广为流传，在当时就被法国（1760）、荷兰（1760）、德国（1762）、俄国（1764）、意大利（1764）等译为其国的语言文字。1768年，首次在美国出版并附有卷首插画。有趣的是，当年出版并随即进行第二版修订之后，约翰生本人直到22年后，偶然在一辆马车上看到此书，才急切地重读它，情形如我们古代诗人李清照“今日忽阅此书，如见故人”那般。

厚积薄发

时间的仓促和心情的急切躁动，几乎没有在这部似乎一气呵成的书留下任何跌宕起伏的痕迹，尽管随处可见言为心声，如因列赶回家的那些场景描写，寻求亲人安慰的抒情感叹（第12章）。这下笔千言，与作者平时写作习惯有关，更与博览群书的作者，早已非常熟悉这个东方传奇（Eastern tale）故事相连。不仅《波斯传奇》（The Persian Tales，即一千零一夜，在1704年先有法文译本，后有英文）对约翰生创作有直接启发，而且，早在牛津大学期间，他就读到葡萄牙耶稣传教士洛伯（J.Lobo）1622年到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旅行写的游记，并亲自把它从格兰德（J.L.Grand）法文本译成英文，于1735年出版；在1752年，距写这篇传奇的7年前，约翰生在《漫步者》专栏用两篇文章篇幅，描写一个叫西格（Seged）王子在快乐园里的10天生活感受。这个王子的故事，在许多关于阿比西尼亚的书里都有记载，而写到的两处细节，显然可见还参考了德国学者J.Ludolf和法国医师C.Jacques关于这方面描写的作品。11年前，汤姆逊发表的长篇寓言诗《懒惰城堡》（The Castle of Indolence），也对约翰生的构思有重要影响。然而，这些都不能遮盖约翰生作品的原创性。

这部被作者称之为“小故事书”（Little Story Book）的写作冲动，有着广泛读书和深思熟虑的基础，厚积薄发，才达到了如此炉火纯青的文境。有文史家考证，在世界文学经典名著中，这部小说不仅是写作时间最少而且是篇幅最短的一部。所以当时乃至今都一直流传，因为它有“简练、丰富和沉思的故事”，充满“包容的思想，敏锐的智慧和人性的魅力”，以及表现人类经验如此自然亲切生动的“语调和风格”。约翰生曾说过，作者祈求读者百读不厌的书，非《堂吉诃德》《鲁滨孙漂流记》《天路历程》莫属。有人说，应在这“三叶草”加上他这部传奇一叶。

东西交流的态度

自15世纪以来，为了经济扩张的需要，寻找新的空间，欧洲人远航世界，去发现新大陆，脚踏实地或动枪动炮地进入了想象中遥远的东方。不但那里的财富、宝石、贵重金属和香料对他们有诱惑，而且奇异、古怪、神秘的东方色彩和不同肤色的人群生活也让他们感到好奇。欧洲的先行者写《马可·波罗游记》，写关于阿比西尼亚和“幸福谷”的传奇，翻译阿拉伯的故事，为后来者进一步开阔了眼前的世界，同时刺激他们丰富的想象力，尤其鼓舞他们勇往直前的冒险探索精神。此时的东方，总体上说，不论伊斯兰教的东方，还是中国、印度都比欧洲较为先进。郑和7次下西洋，“舳舻千里，旌旗蔽空”，可谓“一世之雄也”。阿拉伯水手更是早已跑遍印度洋。可欧洲人的到来，不论文明古国，还是落后部落，面对外来者，他们都在用固有的观念，或拒绝或抵抗，或缺少开放的眼光或没有容纳的胸襟，不愿学习了解互通有无，结果，东方停步不前，世界终于向西方向欧洲人全面敞开了。

到18世纪，约翰生写这篇传奇故事时，欧洲已显出其兴旺富强，如日中天，无远弗届。书中主人公王子问“欧洲人靠什么变得如此强大”，诗人因列回答说，“知识总是能战胜无知的”。“为什么他们的知识比我们的多，我不知道该用什么理由来解释，除了上帝的神秘意愿。”这清楚表明约翰生也在思考古老东方的落伍问题，尽管书中写到古老埃及让这之前“所有欧洲的灿烂辉煌都黯然失色”，可这绝不是他要写这部作品的意旨。“欧洲人虽然比我们幸运，可他们并不幸福。”他思考依然是欧洲，想到的是整个人类潜在的危机，如果不是自觉地把人生经历丰富的东方人和他们的智慧作为思想参考，至少他对基督教不是唯一至高无上的信仰智慧还是十分客观头脑清醒的。他也少有其时代西方人普遍认为白种人是世界主人的思想，如笛福《鲁滨孙漂流记》（1719）这部流行小说所表现的种族优劣的色调。所以，约翰生在10年前写的长诗《人类希望的幻灭》一开篇就说，“要用远大的眼光来瞻顾人类，从中国一直到秘鲁”。尽管这句话据说是当时西方文人在新时代风气下喜欢说的一句口头禅，可这部小说作品里所一再表现出要寻找“新的生活方式”，了解“不同风俗和不同观念的人群”的热情之声，却无疑是作者自觉开放思想的反响回音。尽管“自信，自足，自满是启蒙运动前期一般人的心理状态”，而关注人生大众和人类普遍的生存方式，却是约翰生有别于自满自足的心态而热烈执着追求的一贯思想，如他所说“诗人的任务，是检验类型而不是个体”，而他所要完成的正如培根所言“观察那些强大思想对生命意义的探索”（“the observations of a strong mind operating on life”）。

值得一提，撰写阿比西尼亚游记的传教士，一般都有抱负，有让人皈依宗教的使命感。为此，在传教士中，新教徒或异教徒与罗马天主教徒彼此攻讦。约翰生本人信仰英国教，虽然基本站在新教徒立场一边，可是对天主教游记作者的忠实观察，依然给予肯定，并不过分指责他们传教的目的。同时他意识到，基督教能立足于阿比西尼亚，也只不过是那里全体的一个部分，非完美的部分。在作品里，诗人因列很多时候是代表世俗智慧者身份的立场说话的，反映作者眼光宏阔，不拘一格，不守一家，因此，难以说这部小说作品是在提倡某一教某一派。从伦理和实际上来说，约翰生本人是个坚守道德和执着信仰的人。人们会自然想到他在一些信念和行动上很保守狭隘，导致严格的任性、苛刻的认真和难得的幽默，可这部作品所体现的精神超出了他思想的局限性，就如同大科学家牛顿对上帝的虔诚信仰，也并没有影响他对科学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

怀疑主义时代

史家习惯称18世纪为启蒙运动时代。约翰生生前的欧洲，不仅经济繁荣富强，而且思想充满乐观主义。这是因为法国大革命前的欧洲知识分子，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对封建制度和宗教神学的思想文化革命运动。这个划时代的启蒙运动，把人的“理性”推崇为思想和行为的基础，以此撼动中世纪以来天主教会的权威和封建的君主专权制度，给人们带来光明的新希望。与此同时，怀疑主义盛行，如以休谟为代表的不可知论。这类怀疑主义看似与理性主义冤家对头，势不两立，其实，它本身也是积极的批判武器。由于过去那些不可动摇的宗教信仰，开始分崩离析，因此过去关于人类命运的现成答案，也都一律值得怀疑并要加以重新思考。怀疑本身就是对现状不满的理性认知。显然，把一个大时代贴上一个标签总是有局限的。有学者主张，与其说这个时期是“理性时代”，不如更合理地称为“怀疑论时代”。从这个角度看，政治立场不主张革命，对人类命运多持怀疑态度的约翰生，并非思想保守。同样，理性王国提倡者的伏尔泰，政治立场革命，并非思想不矛盾，如在其一些作品也持有与约翰生一样健康的怀疑主义。有研究者指出，第22章是暗讽启蒙运动首领卢梭的，对那些自然神论信仰者过分自满的乐观主义进行嘲笑。在其他章节，对卢梭所谓朴素村民具有美德而幸福的看法也多有批评。

启蒙运动思想家伏尔泰写的《老实人》，与这部作品在不同地点却几乎在同一个时间发表，用约翰生自己的话说，若实际上有能互相模仿的时间，恐怕免不了谁抄袭谁之嫌。这表明约翰生承认，他和伏尔泰有共同思想点，尽管两人政治观点很不同。正是由于两部作品同时出现如同孪生兄弟的现象，研究者自然会对它们之间的大同小异或小同大异进行比较，甚至有出版商把它们合并一书出版。当然，也有人更倾向把出走的拉赛拉斯王子与历经磨难成为国王的查第格（伏尔泰的另一部传奇故事《查第格》）做对比分析。

两篇雷同有别的故事

在阿比西尼亚，有个峰峦叠嶂、湖光山色的幸福谷。生活在这世外桃源的一位叫拉赛拉斯的王子并不满足。他想象山外有山，幸福在远方。在听了诗人因列对“外面世界”黑暗面的描述后，更有探索追求的渴望。几经周折后，他和妹妹及诗人因列，还有妹妹的女仆从幸福谷出走，经尼罗河沿岸，到开罗、金字塔、大沙漠等地，一路与各色人群交谈，了解人类的一般生存状态。他们发现本以为能找到的幸福却根本不存在，终于觉悟人们“在做出生活的选择时，忽视了生存”，为此，他们立足当前，考虑未来计划，返回到阿比西尼亚。

与拉赛拉斯不同，在德国一个男爵家里长大的“老实人”，一直受到他老师邦葛罗斯的影响，相信人生美好，世界至善。然而，老实人和他意中人男爵小姐居内贡德及其老师邦葛罗斯却遭遇一系列坎坷命运。他们颠沛流离，死里逃生，终于感到这个世界并不完善，唯有“工作可以使我们免除烦恼、纵欲和饥寒三大害处”，“种我们的园地要紧”。

从上述这两篇极相似的情节看，面对人类生活选择的困境，两者都用哲理来表达自己的道德思辨，似乎弥漫着“悲观情绪”。鲍斯威尔的解读是，伏尔泰大胆亵渎神明，渲染淘气鬼式的胜利，表现对上帝主管的不信任，而约翰生则表明那些无法令人满意的现状是暂时的，给人向往永恒的希望（《约翰生传》）。这个解读，肯定了伏尔泰的理性批判精神，同时也肯定约翰生怀疑主义的积极意义，比起简单地说，伏尔泰是“写一个政治清明，黄金遍地的奇异国土，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1982年版，第321页）更切中实际，也与那些一般认为约翰生“厌世”“缺少反抗斗争精神”的简单评说正相异趣。伏尔泰本人赞扬约翰生这部小说体现的人生哲学“热烈和可爱”，并非“讽刺”。约翰生作品编辑和评论家希尔（G.B.Hill）就两部雷同小说也有一个生动的比较看法。举第6章“飞跳”为例，伏尔泰至少会让那位飞行工匠跛脚终生，很有可能让他当场横尸。可是，约翰生却满足于给他一个灌饱水肚的下场。这表明约翰生要讽刺或挖苦也不以牺牲人为代价。激进还是温和，成为两部作品的分歧焦点；诙谐还是认真，体现它们不同创作的风格。上述横看成岭侧成峰的阅读效果，恰好表现这部小说所具有的耐人寻味的美学效果，与作者深刻的思考和没有肤浅地表现有关。

约翰生没有简单地批判现实，更多的是从人类社会的一般状态来考察，“观察人类的本性”，揭示人类理智与狂热，理想与现实，幻想与实际，问题与答案，原因与结果的纠缠矛盾和无可奈何的情形，给人提供如何对生活方式做出更切实选择的思考线索。在作品表现的任何争论话题中，都呈现表面与实际含义或含意相反相成的“反语”（Irony），如关于婚姻的利弊，世上有无真正的人生幸福。有人从悲剧理解它的深刻，有人从喜剧认识它的现实。有人把因列作为约翰生的代言人，有人看重王子与作者的联系。许多研究者主张，要从约翰生一贯的“道德思想”或虔诚立场来加以分析确定，而一些研究者认为，怀疑主义是这部作品体现的主要精神。尽管约翰生本人一贯重理性，是虔诚的基督信仰者，平时有坚定的判断力，同时人们也希望或肯定他是个能判断生活选择的大师，可小说本身没有体现出其这方面的特性或武断，留给读者更多的是见仁见智的认识空间，所谓形象大于思想。

人生重要命题

小说提出“生活的选择”的命题，应该说是人类生存的基本命题。尽管在一个时期在特定的阶段，革命或战争经常是人类生活所面临的必然选择，可在更广大的人群中和在更多的生存时间内，人类是在相对平静相对稳定中过日子的，“人类的生活到处都一样，忍受多，欢乐少”，因此，寻找幸福，这一生命意义的思索，从古到今，活着的人都会面临，都会困惑，都会无奈。

无独有偶。钱锺书那部写在抗战时期却反映人类“基本根性”（包括婚姻）的《围城》，揭示“城外的人想冲出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的人生矛盾心理，与拉赛拉斯王子逃出去又返回来，异曲同工，貌异心同，是“生活的选择”母题的一种广义延伸。解读《红楼梦》的王国维在他《红楼梦评论》中同样得出这样的结论：“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厌倦之间者。”这无疑给约翰生这部英文小说作了一个恰当的中文注解，原来“南海北海，此心同，此理同”（黄人《小说小话》）。由此可见，不论中外古今的作家，他们都关心人类自身的生活选择，都重视幸福在哪里这一生命意义问题的思索。也许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更能看出这部质问和思考生活的作品的思想光辉，看到约翰生“给人向往永恒的希望”。

凡事从时间的远近看，都会有不同的结果。如果把约翰生写的长诗《人类希望的幻灭》与小说联系在一起，有人把两者关系称为诗歌的散文化或小说的诗歌化，比照当下已是理性主导观念的世界，所谓“悲观厌世”的约翰生，不但体现了对18世纪乐观主义的积极批判的斗争精神，嘲讽那些语言巨人行动矮子的哲学家和“未来引路人”，而且表明对当今理性王国大胆怀疑的卓识远见，“有成百上千的习以为常的争论，理性从来也做不了主”。理性并不能制止人类本能的疯狂，战争依然比从前更癫狂地在理性大国中存在。理性依然受人性情绪及国家民族传统文化经济利益的制约。“幻想狂热的危险”即理性的疯狂，证之于“文革”的狂热，我们这些曾经历理性的疯狂时代的人能对这些怀疑理性者又能说些什么呢。

关于“生活的选择”是个抽象的命题。如果没有具体媒介去表现它，仅具有抽象的意义，甚至不会有什么特别意味。这部小说的思想性，体现在作者精致的艺术构思和优美的语言文字，因此，才具有了它永恒的历史和文学价值。

以浪漫形式反浪漫幻想

作品的“开头”如童话般的场景，给人以浪漫的传奇和浓郁的东方色彩。在幸福谷里，“世界的千姿百态与大自然的美丽娇娆，水乳交融地融合在一起，一切都那么自然而纯真无瑕”。然而，作者没有随这个背景，展开当时流行在东方故事里的浪漫情节或意外幸运；尽管表面沿用“故事套故事”的传奇手法，却没有导致小说的悬念和刺激。不妨说，作者用浪漫的形式反浪漫。

有评论家指出，小说几乎从一开始就压制浪漫的想象，由因列给王子介绍外部世界的描述，就确定了幻象的危险，迫使读者意识到，世上不存在一种完美的幸福。本来“开头”写幸福谷的东方景物，可以继续一路下去，让故事更风光情趣，可是作者无意于此，后来也少有刻意的风景描写。如研究者发现，开罗的叙述，沙漠草地的描写，也不过是伦敦的角度，英国的现实；抑或幸福谷就是圣经伊甸园的照搬。写到尼罗河和金字塔，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文史批评家麦考莱，曾偏向地赞赏约翰生的谈话而不是他的写作，也注意到小说人物谈论牛顿的“引力定律”，探讨两人自由恋爱的结婚过程，都不可能发生在当时的东方。尽管如此，他认为，即使作家让《荷马》史诗中人物赫克托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话，只要合乎文情文理，不应责备。钱锺书把这类文心总结为“时代错乱法”，并在他小说《围城》里灵活运用。

约翰生关心的不是波斯湾和埃及，而是“普遍的人”（Men in general）。也许没有过多的假设，精雕的人物，起伏的情节和紧张的悬念，这部作品不具现代小说的特点，导致一些批评家说它是一部“缺乏构思，无结尾，不自然和无教益的传奇”。这个看法忽视了它形式与内容的重要联系。

几个人物的特性

小说大体分为王子走出山谷（1～16章），体会人间或地狱生活（17～32章）和思考不幸福的原因（33～49章）三部分，每部分16章，最后以没有结果的探索结束，戛然而止。几个旅行者，寻找幸福，精神朝拜，由外及里，由浅入深，循环往复。从城市，到牧场，从宫廷，到百姓家，不论年轻人还是隐居者，虔诚信仰者还是理智学问者，也不论是繁荣地区还是古代废墟，抑或是流动不息的尼罗河，或是坚固永垂不朽的金字塔，都成为他们叩问幸福的对象。

在途中，书中几个人物，虽无太多个性变化的发展，仍然表现出他们自己的特性。主人公王子，是个不满现状的年轻探索者。他26年都在封闭的溪谷里长大，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他不快乐，觉得自己和动物一样，原因是缺少更高追求的愿望。不幸来自无欲，却不知，有欲更增不幸。即使明知世态炎凉，他也要亲身经历，注定了他为寻找幸福要上穷碧落下黄泉，锲而不舍，终于完成精神朝圣之旅，确定自己努力方向；王子的妹妹妮可娅，幼稚聪慧，很快就在旅途中理解生活，在失去仆人的不幸中，懂得控制情绪把握理智也能避免人生的不幸的道理；落难的琵夸尔小姐，虔诚心善，不乏聪明才智；饱经风霜的诗人，是旅行者的向导也是旁观者，有点惰性，看破红尘，却懂得人心好奇，持宽容等待的态度，不时给王子们以生活的经验和思想的规劝；能工巧匠造飞行器的艺人，为女儿死去不想活下去的哲学家，滔滔不绝的智慧演说家，呼雨唤阳的疯癫天文学家，时时忧虑不安的富豪或总督，一生掠夺为乐的阿拉伯酋长，着墨不多，他们不是幸福的代表或榜样，也给人印象不浅。

探索人类的不幸

作者主要通过人物之间见景视物或提问回答的对话形式，自然地把与人类不幸相联系的主客观方面原因，作了形象化的表现，显出作者思想的准确，构思的缜密和艺术的匠心。客观上，这个世界，没有“确定的机会”，永远在变化；主观上，人们永远怀抱希望，不能知止，尤其不固定的或无限的想象与固定的工作或有限的生命总是十分矛盾，集中关注这里，就会忽视那里，“我们得到一种，同时会失去另一种”，有得必有失，患得也患失。因此，小说在表现人类的不幸，涉及方方面面的情形：有不可避免非自己选择的生活，如王子和因列不同背景的出身；有意外突发事件发生，如哲学家的女儿去世和少女琵夸尔被抓；有不能如愿以偿的期待，如妮可娅焦虑思念等待被抓女仆的归来；幸福绝不可能从贫困中得到，也不可能因富有就得到保证，如简朴牧羊人的无知，好客总督处在“富有的危险”的不安状态；幸福既不能从愚昧无知中获得，如阿拉伯人的妇女，也不能从坚韧不拔的智者、聪明学问人或老年人中求得，如隐居者，天文学家和河边老人；由于人生“处在变化无常的状态”，不幸因人而异，即使在同屋檐下的一家人也因年龄性格观念不同而发生冲突，如对早婚晚婚不婚的讨论；这些人性本能、理智情感无处不在左右人思想行为。在作者看来，“想象的渴望”是人性本能。幻想不知足，欲望永难填。人又是他自己基本热情的牺牲品。最危险莫过于来自人本身那种堂吉诃德式的狂热，如天文学家执着的迷误，也是理性的一种变态，笔者愿把它称之为“理性的疯狂”，作为约翰生对人类社会生存状态探索而至今仍依然富有启示意义的重要思想。“想象的渴望”与“理性的疯狂”如钱币两面，人性情理混合一体。人之情理自然，需克制谨慎行为亦必然。有评论家指出，约翰生母亲的去世，他个人的悲痛或恐惧，与其说体现在死去女儿的理智演说家（18章）身上，不如说反映在精神错乱的天文学家（44～45章）或关于死后不朽讨论（48章）的描写中。

人类种种不知止的祈愿渴望，莫过于在金字塔得到最充分的体现：“这个雄伟的建筑物是人类不知足的纪念碑”。值得一提的是，当把长城与金字塔作为古代奇迹并列分谈后，约翰生给予“长城”一个实用而非幻想价值的评价，“建长城的动机很简单。它阻挡野蛮人对一个富饶和胆小国家的入侵”。这个见缝插针箴言，仿佛道出我们古代人的思维模式或文化心理结构，点中我们民族那“又自大又自卑”（鲁迅语）的死穴部分。“筑长城”成民族自信的渴望，同时又是民族自卑的疯狂，早与远古大禹“疏治水”的那个民族精神相去十万八千里。

人类的不幸，在于生命的有限。经验和理智本应给人教训，避免不幸，然而，任何经验都要经历过后才能体会，时光不能提前，“好比在欣赏春天花开的芬芳时，没人想去尝试秋天的果实”。因此，诗人不能教给王子经历，而王子要自己一切从头学起。王子的欲望明摆着正是造成他本身不幸的原因，可正是这个出游的愿望，才能给他幸福的希望和满足心理的渴望。

在这部“朝圣”（Pilgrimage）小说里，约翰生质问理性智慧者或孤独隐居者给予生活的目的和意义的可能性，提醒人们注意生活的任意和不稳定，想到自己的无知和变化，怀疑种种能够让人幸福的假定性，因为“人类思想的自然过程，不是从一种愉快到一种愉快，而是从一个希望到另一个希望”（《漫步者》），因为“幸福本身是不幸的原因”；还因为“很少人能事先选择如何生存”。即使人们开始顺利，后来也会有不测风云，只有“当时间终于到此为止，渴望不再折磨我们时，才没有人会为自己的过错而懊悔”。如果仅从上面的言辞就断定约翰生的怀疑是消极颓废的，显然，又过分地看轻或忽视了他思想的积极面。如他借不同人物的思考，同样表达实际的进取精神，强调“关注目前”，“按理性去做”，真正不幸的，莫过于让时间从自己眼前流失，“回忆过去和预言未来几乎占满了我们的空间”；他主张立足于在自己能力范围内的“努力”，随时处于“世界的洪流中”，“向比较高的权威者学习”；要意识到“生命的短促”，“只有爱和被爱，才能让自己具有美德，满足幸福”。从这个角度说，约翰生的理性精神战胜怀疑主义，道德思想同样在小说里清晰明朗。

不是“蛇尾”

比较“虎头”的开篇，“结尾”被有些评论家称之为“蛇尾”（Trailing Coda）。历来有是否“悲观厌世”（Pessimistic）的不同解读。结尾似有若无，还给读者留下想象摸索的迷宫。有人考虑它“是可忍，孰不可忍”（“most tolerable and not to be endured”），在作者死后6年，于1790年出版续书（名为Dinarbas），让书中有情人终成眷属，欢欢喜喜把家回（幸福谷）。这个以大团圆结尾的书，虽出版风行了一时，最终还是消失了。

从这个“结尾”，简单地看，王子一行最终还是选择回到阿比西尼亚，无疑，像是在否定他们探索寻找的意义。这理解为一种单向的循环往复，当然是消极悲观的。可是，认真地看，他们在寻找之后，确实不再迷惑，并且“形成”了各人的“幸福计划”，有了想干事的动机。可这些打算，如文本最后所说，他们只是“交换”意见而已，知道“他们所形成的这些希望计划难以实现”，但是，无论如何，应该行动，“等洪水退落，便返回阿比西尼亚”。他们的寻找和回归，如同道家，禅宗，新柏拉图派哲学家“每逢思辨得到结论，心灵的追求达到目的，就把‘回家’做比喻”，这是“人类思想和推理时一种实在的境界”（钱锺书《说“回家”》）。“认新为旧”。王子的回归，是走遍天下以后的回向本家，而且是回广大的阿比西尼亚地区而不是回从前那个狭隘的“幸福谷”，显然比原来丰富而且充实。因为王子早年的悲观或乐观主义已被生活经历所挫折，终于明白要抛弃不现实的幻想，立足眼前现在。

在这里，似乎可以更进一解。约翰生在蓬勃发展的西方世界，用东方人的经历作寻找幸福的叙述视角，表明他不仅意识到东方文明的存在，而且不歧视有心机地去思考“其他民族的生活方式”。这是他后来和现在一些自以为天下最文明种族的人们或种族歧视的政治家们所望尘莫及的。如果说他的这个叙述角度，折射出当时西方并不唯一精神富有，提倡欧洲要向古老智慧的东方学习，过于牵强，那么，通过王子的例子，东方也可能为普遍的人类提供某种解答幸福的真谛，则不能说不是这部传奇具有的深意所在。王子最后不走向欧洲，却返回故乡，可谓发聋振聩；同样，作者的全球化意识，代表早年先进的西方包容开放思想，反衬出东方落伍的根本，可谓针砭时弊。尽管这样解读早已超出了文本的范围，见仁见智，作者不必然，读者未必不然。

句之清英

这部文字简练、语言精粹的传奇，早已成为西方英语文学的经典名著。《约翰生传》作者鲍斯威尔称颂这部小说“展现英文本身文字的优美和力度”。同是生活在18世纪的诗人、文章家和期刊编辑亨特（L.Hunt），说到这部杰作，“作为一种庄严和雄伟的语言样板，拉赛拉斯在英文创作中可说首屈一指；我想不到有任何一部作品，含有如此深刻的反思，又是如此的真实”。现代学者考虑到百多年来文风变化后认为，约翰生行文一般很少用多音节词和烦冗的长句，而多用动词和单音词，使它文字简洁有力。这部作品呈现的慢节奏，与他散文使用长句和复句（平行或对立复句）的表达方式关系不大，而与作者采用传统的严格韵律与概要的叙述相结合的白描手法直接有关。这个今人不易读的实际状况，不应夸大，因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阅读风气。刘勰谈到好文章时说，“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文心雕龙》），可以移评这部作品。书中言简意赅的文句，早已成为警言妙语，广为引用。在这部作品里，约翰生50年来思考的一些特别问题，都从简朴凝练的句里行间流露出来，如诗歌作用（10章）、信仰朝拜（11章）、忍耐克制（18章）、隐居问题（20章）、婚姻生活（28～29章）、历史遗迹（30章）、不幸因素（41章）、想象的渴望（42章）、理性的疯狂（44章）、退休隐居（47章）等，当然，也有一些单调枯燥的议论，并非完美无缺。哈迪教授（J.P.Hardy）在他编辑的牛津版同名小说，用了360个脚注，相当原文一半多的文字篇幅，引用约翰生其他著作文字，给重要的语词作一一破解注释，令人信服地从一个角度说明，这是我们走进约翰生大陆的入门书。

在人生的旅途上，让我们记住约翰生在他散文《冒险者》中说过的一段话：“有些过错失误必须给予全部原谅，因为我们都是人。然而，不管怎么说，我们眼前追求完美无缺是合情合理的；尽管我们知道绝不可能达到，却总是要朝着这方面去努力。”（Some deficiency must be forgiven all，because all are men；… It is，however，reasonable to have perfection in our eye；that we may always advance towards it，though we know it never can be reached. No.85）“若是你轻信那些想象的流言，急切地追求希望的幻影，若是你期待少年的许诺会在成年中实现，相信今天的遗憾能在明天弥补，请听我说阿比西尼亚王子拉赛拉斯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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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小说自出版后，据统计，世界各地有近500个版本出版，迄今算来，几乎平均每年有两种版本出版或重印，可见广为流行的程度。可近几十年的情况，如同断代或退潮一般，需求剧减，出版减少，特别处在电书信息时代，西方年青一代读书习惯和欣赏风气大变，无法再引起对这本200多年前出版的小书或其他古典名著的阅读兴趣。除此之外，由于许多词意变化，句式演变和那个时代作者特有的表达方式，这部书使母语的人读起来缺少流畅的阅读快感。阅读的困难，对第二外语的人是双重的。译者尽可能表现这个类似古文今译的中文本，把古书现代阅读落实在纸上，是否忠实原著值得探讨；原文简练无过多的修饰词，译者给予不少添枝加叶，在中文里传达到什么程度才算不失人们印象中经典名著应有的文采，如文字质朴的安徒生童话，在各国的翻译中都无一例外地添加了浓厚的文学色彩，也值得磋商。祈望读者大家不吝指教。本书采用1759年约翰生修订过的第二版，参考1902年Hannaford和1988年Hardy编辑本和其他版本译出。为阅读理解方便，书目和小标题根据内容做了一些改动。一些需注释的词语尽可能直接体现在译文中。对一些精彩文句给予中英对照标示，供相互参考或引用对证。附录的伯恩先生收藏的书目，尽管是部分，也已展示出这部传奇的出版简史，还应能使我们多少体会启示后来人的第一个约翰生迷为什么对这本书独有钟情：“若每年不读它一遍，我会深感遗憾。”（Boswell：“I am not satisfied if a year passes without my having read it through.”）

最后，我要感谢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在出版《约翰生传》后仍继续支持出版约翰生作品，所以才有这部《幸福谷》与读者见面。藏书家伯恩先生允许我参观和借阅他的约翰生著作藏书，提供书目，在此特别感谢他的帮助。妻子王萍把译稿看过两遍以上，“摩玩舒卷，指摘疵病”，使“字画完整”，“手泽如新”（借用李清照《金石录后序》语），同时她也喜欢上这部书，并想摘抄警句，为“后世好古博雅者之戒云”，因此，我没有约翰生无知己分享成书的感慨，有十分感激并把此书献给她的心意。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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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nson，Bertrand.H（ed）（1952）Samuel Johnson’s Rasselas，Poems and Selected Prose，Wayne C.Bo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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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year，Louis.E，Rasselas’s Journey from Amhara to Cairo Viewed from Arabia，in Wahba，Magdi（ed）（1959）Bicentenary Essays on Rasselas，21-29.

Greene，Donald（ed）（1984）Samuel Johnson，The Oxford Authors，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annaford，Justin（ed）（1902）Rasselas Prince of Abissinia，Greening&Co.，Ltd，Lon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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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re，John Robert Rasselas in Retrospect，in Wahba，Magdi（ed）（1959）Bicentenary Essays on Rasselas，8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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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ard，Nedd Zadig and Rasselas Considered，in Wahba，Magdi（ed）（1959）Bicentenary Essays on Rasselas，111-121.

（原载《幸福谷——拉赛拉斯王子的故事》“译者序”，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