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生传》介绍

人生是本大书。约翰生和鲍斯威尔的《约翰生传》，是人生大书里的篇章。他们是世界文坛史上历久弥新的一个话题，也是文人相重的一个美谈。两百多年过去了，他们的影响，尽管随时变化，高低不平，却如泉涌水出，源远流长。

约翰生和鲍斯威尔的《约翰生传》，对我们那些近现代博学中外的文学先驱者来说，不是陌生的名字。主张多读书并读好一本书的林语堂，除了推崇李渔，偏爱的就是《约翰生传》（《夏令读物》）。他甚至把约翰生与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相提并论，说这两个人，有丰富的常识，人生的智慧和坚定的判断力（《英国人与中国人》）。梁实秋在20世纪30年代以“拜服约翰生博士的教授”而为人所知，还编译出版过这部传的中文版。范存忠早年就在约翰生研究领域涉足，晚年为纪念他逝世200周年演讲撰文。朱东润曾称《约翰生传》为西方第一传，激励自己写中国第一传。钱锺书的《谈艺录》《管锥编》也一再引用约翰生的妙语好词，贯通中西文化。杨绛在《堂吉诃德》译者序引用约翰生的评说：“堂吉诃德的失望招得我们又笑他，又怜他。我们可怜他的时候，会想到自己的失望；我们笑他的时候，自己心上明白，他并不比我们更可笑。”确实，无数的中国文化人在直接或间接地接受其语言和思想的影响。由于各种历史和现实的原因，约翰生著作和鲍斯威尔的《约翰生传》未能得到经典名著那样出版且多译的待遇。

这也许不是无独有偶的现象。在“地球一村”的现代化社会，西方已开始冷落约翰生，或者说，约翰生热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正如尽管过去我们的文学前辈热爱过他，而他当下在东方受冷落，也像是不谋而合地与国际社会文化潮流相接轨。这里不是说约翰生著作和鲍斯威尔的《约翰生传》在西方经典著作的书架上已消失，也不是说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大家地位受到冲击，更不是说全球性的约翰生迷和他们的学会已不存在，而是说，高科技的现代社会，和成长中的年青一代，在疏远他们的时代。现代人的语言欣赏习惯难以接受甚至排斥他们文字的典雅。许多事，不必亲身经历。当人们对它还毫无了解的时候，它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而文化遗产，扎根在人生土壤的书，尽管会被疏远，被禁锢，被埋没，被忽视，被批判，被打倒，然而，潮退底现，水落石出，终究让人们还是要好奇地了解它的来龙去脉，知道它的源远流长。约翰生的书传是这类不怕风吹雨打日晒雨淋的书籍。最怕寂寞的约翰生，曾对那些敢到中国长城去的人的精神赞叹不已。这位文学大家，这位250年前便呼唤“要用远大的眼光来瞻顾人类，从中国一直到秘鲁”（范存忠译文）的世界公民，最终还是会看到欢迎他的长城大地。

一

读《约翰生传》，要知约翰生。

约翰生是18世纪著名的英国诗人、散文家、批评家和英语词典编纂家，也是幽默雄辩的谈话家。他唯一的小说《幸福谷》即《拉赛拉斯》足以使其赫然立于世界文坛。

约翰生于1709年9月18日出生于一个英国小城的小书商家庭。刚出世，家人怕他活不长，当天赶紧为他做了洗礼的宗教仪式。他幼年的多病，尤其视力低弱，一只眼盲，伴随他的终生。他天生聪颖好学。8岁上学，读拉丁文。19岁进入牛津大学学习法学。泛览群书，博闻强记，导师们称他为大学里读书最多的学生。

由于家庭投资生意破产，交不起学费，他在校13个月后便被迫辍学，返回家乡。在停学无事可做的日子里，他漫不经心地在父亲书店里浏览了大量的古今书籍。

尽管他满腹经纶，文采横流，还有文人前辈和朋友们的担保推荐，但在当时严格以学历衡量人的等级森严的英国社会，没有文凭，他亦无法找到一份专职的工作。连申请一份助理教师的空缺，也遭到无情拒绝。即使有幸在一所学校做校工，还受尽难言的耻辱，被迫辞工。除了文凭，还有他因疾病而残留下面部的痉挛疙瘩和特异的举止怪癖，也不同程度地妨碍他做教书工作。

面对暗淡的前途、森严的社会等级和贫困所迫的失落，约翰生立志奋斗，挑战权贵，用他的文学才能和刻苦精神来谋生立足，坚持了他生而为文的信念，直至终生。

1733年，他从出生地的小城来到大城伯明翰。最初，他的目的只是看看朋友，由此结交了一批为他后来成功助力的友人。通过一位医生的介绍，他承担了把法文《阿比西尼亚旅行记》译成英文的任务。他为此写的前言，表明他对被侵略国殖民地的同情和关注。他那一贯关注弱势群体的思想，就在这时初见端倪。他散文的思想和语言的力度也初露锋芒：“人类的自然本性，是罪恶和美德的混合物，是热情和理性的竞争。尽管造物主上帝对此无偏无爱，可却在大多数国家里以特别的偏爱求得非常的不实际而达到平衡。”

在伯明翰，约翰生在认识的朋友圈里，找到自己未来的妻子。26岁时，他和病故朋友的妻子波特太太结婚。她比他大20岁。婚后，他用妻子的钱，在靠近家乡的地方，设立私校，教授拉丁文和希腊语。尽管准备充分，仅招来几个学生。不到两年，学校赔本，只好关闭解散。1737年，为家庭的债务和生活所迫，他和他学校里的一个学生加里克来到了大都市的伦敦。在这里，他既经历城市多彩文化生活的喧闹，又品尝无名落泊贫困的辛酸。伦敦城市的广大而充实，是他创作的基地，给他文学挑战动力和源泉。从此，他成了具有城市意识的伦敦人。他自豪地说，“一个人厌倦了伦敦，也就厌倦了生活”。

到伦敦后，他应聘在爱德华·卡文主编的《绅士杂志》做助理编辑，有机会写一些匿名的散文书评。当经济上有了一些稳定的收入之后，他返回家乡完成他的悲剧《艾琳》，并把妻子接到伦敦。1738年，他发表长诗《伦敦》。这首讽刺诗，感慨伦敦大街治安的混乱无序，表达对穷文人悲惨生活的同情，倾吐诗人对政治腐败的抗议，赢得极高的评价。诗是匿名发表的。当时有诗人桂冠之称的蒲柏，在称赞它之后，急于让人帮助了解这首诗作者的情况。尽管这首诗连续三次再版，约翰生所得才10个吉尼稿费，只比他第一本译书多了5个吉尼。

在他小有成就的时候，一些学校提供他就职的机会。前提是要求他获得硕士学位。经与牛津大学和都柏林大学联系授予他学位的事，终未能如愿。同时，他也因此失去当律师的机会。伴随求职失望的痛苦，他写了几篇嘲讽当时政府无能的文章。他对汉诺威皇室也极为不恭。因此，有流传他被政府发出拘捕令的传说。

《绅士杂志》自1732年开始，就有关于国会辩论的报道。约翰生开始是为它做些编务工作，1740年到1743年接手为其写稿。他经常埋头苦干，有时在1个小时内完成3个专栏。他的这些报道，不是一般的裁剪叙述，而是双方思想交锋的提炼加工，成为人们了解国会辩论的重要文献。

在伦敦生活，他认识一位落泊潦倒的诗人理查德·萨维奇，并成为好朋友。这位放荡不羁的朋友，和约翰生至少有两个共同点，一是贫穷，二是激烈地反对现政府。他们最不幸的时刻，是因为交不起房租而被迫在大街游荡过夜。当这位诗人去世后，他在1744年匿名发表了《理查德·萨维奇传》，唤起人们对“格拉伯”（GRUB街，他后来在词典定义为诗人文化人临时群居的地方）和那里文人生活的关注。这是他的散文著作第一次引起社会的反响。5年后，写出《汤姆·琼斯》的小说家菲尔丁，称它是一部表现“人性优秀和恶劣并存的最杰出的作品”。当时仅21岁，立志要成为英国杰出画家的乔舒亚·雷偌，一口气把书读完。直到身体移动时，才感觉手臂麻木。约翰生自述写作之快，一天之内便写出了48页，也让人惊叹不已。1745年，他出版了关于莎士比亚悲剧《麦克白》诠释著作之后，便开始转向编辑《英文词典》的工作。

和他同时期到伦敦闯荡生活的加里克，比他更早扬名。这曾引起他对艺术表演家的偏见。这类嫉妒偏见，恰好是众多的约翰生为人谈论的矛盾思想和性情怪僻之一。加里克到伦敦后，把学法律的志向转向艺术表演。在1741年，他成为知名的演员。到1747年，是剧场经理。约翰生为他这个学生接管剧场后的首季演出，作了生动的历史性演讲，而早些年他写的那部长期找不到赞助商排演的悲剧《艾琳》，也得以搬上舞台，连续演出了9个晚上。

40岁后的约翰生，进入他创作的丰收时期，得到社会的公认。1749年，他的第二部长诗《人类希望的幻灭》发表。这部揭示人类悲剧普遍存在的富有哲理的长诗，也同时寄托着诗人对人类的希望，祈祷博爱、宽容和基督的信仰。这是公认的他最重要的诗作。

1752年，约翰生的妻子去世。他为此沉浸在悲痛之中。每当周年祭日，他都会提笔写下自己思念之情。鉴于有关他妻子的资料很少，后人关于他们婚姻生活的这段历史，只能推测。显然，他们的婚姻是建立在互爱互重的基础上的。从一开始，她倾听丈夫的谈话，特别为他是《漫游者》的作者而自豪；约翰生也为太太所具有的喜剧欣赏能力高兴。岁月无情。从家庭生活来说，他们并不合适。如约翰生主张高质量的饮食生活，而自己却不修边幅，房子零乱，特别让他失望的是，到他太太晚年以后，她染上嗜酒吸毒的习惯，不愿满足丈夫的生理欲望，使他过着单调的生活。从约翰生为妻子写的祈祷文，人们可在字里行间假设他们婚姻的生活；正是这些既充满爱又自责懊悔的文字，表明了约翰生的诚心实意。妻子死后，他成了孤独的人。然而，此时，他的部分时光却愉快地和朋友们在一起。在这早几年前由他倡议的一个俱乐部（Ivy Lane Club）里，他结交了不少志同道合者。

1755年，约翰生独自编辑的历时八年半的《英文词典》终于出版。这是英国文化史上里程碑式的大事。他编词典时只雇了6个助手，工作时间远远超过原计划3年完成的要求。当比较其他国家运用集体力量编词典时，他幽默地计算着说，英国人做了一件法国人要1600年才能完成的事情。这部词典在文字篇幅上无前人能及。尽管它收录的4万多个词还是少于先前的一部词典，而让它特别耀眼之处，是从上溯200多年前的英语文学里，引述了大约11.4万条语录，为词的定义作例证。实际上，他辑录的数量比所采用的要多一倍，被迫精减，用他的话说是“怕吓走了学生”。在今天，他的有趣味的词定义（如“词典家”）流传不多，而他很少的一些情绪化词义更能被人过目不忘，如“燕麦”等。从历史看，他这部词典的主要贡献，是首次大范围地从英语著作诗歌文学里引用既不乏明智又异常生动的例句注释词义，在词典学上树立了一个里程碑。“词典人约翰生”的外号和他个性化的经典释义，连同他性情中人的率直坦诚，给“约翰生迷”（Johnsonman）或“约翰生研究者”（Johnsonian）平添多少谈不完的他（她）们的这一个约翰生。

在《英语词典》的扉页上，约翰生满意地署上了硕士学位的头衔。这是牛津大学以承认他文章表现了宗教信仰和道德价值观念而授予的。后来他又分别被都柏林和牛津大学授予博士学位。他自己从内心里更喜欢人称他先生，而不是大家都一致尊敬地称他为约翰生博士。到此时，一些传记人或评论家无不真诚地说，要是他现在开办私校，岂止门庭若市。约翰生因词典出名后，对于名利，他看得很轻，淡然处之。他说，“我已经耽误了时间，以致那些我最希望让他们满意的人已不在人世，成功和失败都无意义。因此，我很冷淡，平静地待事，不因指责而有任何害怕，也不因赞扬而沾沾自喜”。在词典出版后，切斯特菲尔德伯爵出于好意，一心想弥补自己先前对词典工作不关心的疏忽，在《世界》杂志连续发表了两篇文章，诚恳赞扬和推荐词典。约翰生没有为他的热心动情，婉言词正拒绝他的所谓关心，写下一封最传世的书信。有人说，堂吉诃德消灭了西班牙的骑士精神，约翰生的信则转变了作家靠贵族富人赞助的依附地位，预告了出版商和大众读者支持文学的新时期到来。

出版词典，并没有给约翰生带来经济上的翻身。合同书上的钱，他早已先预支用完。为生活拮据所迫，在编词典期间和以后的岁月，他还要为报纸的周刊写稿糊口。1756年，他因欠租金5英镑18先令被拘捕。在出版商兼小说家塞缪尔·理查德送他6个吉尼后，他才走出牢门。在18世纪的英国，一般文人都需要有一份专门职业来以工养文，要不然就是靠办报纸或搞出版来兼顾文学。那些仅靠雇佣写稿为生的人，穷困潦倒。约翰生是这个门户里的人。他能从中崛起，同时特立独行，自由思想，为五斗米却不折腰，是今天人们要敬佩他的精神品格。可以这样说，约翰生开始以文为生的自由独立精神及其传统，影响西方文史学术，至今不衰。

为不同报纸杂志，也为调解编词典工作的单调乏味，约翰生接受任务写《漫步者》（1750～1752）；后来还写有《冒险者》（1753）和《懒散者》（1757～1760）。这些散文似可笼统地用“道德文章”来概括。所谓道德指信仰人品，文章则是文采佳句。约翰生认为，作为写作人，让语言更精炼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文章应该表现“准确的思想和磨炼的文字”。他的三四百篇散文，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有嘲讽讥笑，有通情达理，有伸张正义，有民间疾苦。他的散文寓教不忘娱乐，有的还十分风趣幽默：“安静先生的主要快乐是谈话。他从不厌倦谈话和听话。谈话和听人说话对他一样重要，因为他一直想象自己在教导人或在向人学习，没有时间反省自己。可是，总有一个时间，在夜晚，他必须回家，他的朋友也要睡觉；还有一个时间，在凌晨，所有的世界都赞同不闹事。正是在这些时刻，可怜的安静先生一想到便止不住颤抖。”（No.32《懒散者》）有趣的现象是，从他那些强烈地表现了人类受挫则苦难和希望无望的心理矛盾的散文里，近现代研究者指出，尽管没有在语言上明说，约翰生的散文已在20世纪之前，非常接近预示着弗洛伊德的理论。

1759年，他年逾90岁的母亲去世。虔诚的约翰生，一直在母亲生前尽孝心，从他不宽裕的收入里寄钱给母亲，为她还债务。为了母亲的埋葬费，他向印刷商借了30英镑，偿还的抵押是他交出一部作品。这部在一周之内的夜晚完成的小说是《阿比西尼亚王子》，即更为人知的书名《拉赛拉斯》（笔者译《幸福谷》）。这是约翰生少有的以描写人物个性为主的文字。他揭示人类寻求幸福的妄想空虚。拉赛拉斯王子，不满现实生活的幸福，冒着风险，走出所居宫殿的幸福溪谷，到非洲东部的埃塞俄比亚和北部的埃及作精神旅行，寻找幸福，而所见所闻，让他异常失望，最后终于觉悟“当你在选择生活时，你忽视了生存”。这部像童话般美丽的东方传奇，实际是一部作者精神探索的自传。它的创作速度之快，无失它思想上的严谨和形式上的完美。这是约翰生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的一部最畅销的作品。这部饱含人生哲学的作品，符合18世纪读者“虚构想象中求真实感人”的欣赏口味，在欧洲和世界各地都有各种语言译本。

约翰生从来不讳言自己写作是为了钱。他说，“除了傻瓜，没有人不为钱去写作”。他还坚持，“写作为面包，谈话为愉快”。多病忧郁的他，把文学和社交看作最大的“缓和剂”（Palliative）。他的写作没有给他带来财富，谈话却赢得了朋友。他先后组织过好几个俱乐部，谈艺论文。他的社交圈子广泛，后来传记人感叹其多，说不清有多少慕文而来的朋友，聆听智慧交谈的朋友，接受慷慨帮助的朋友。他虽不富有，尽心尽力，大方解囊，超出一般人能想象的界限。他一方面是有求必应地写稿挣生活费，一方面却无偿地为朋友写序写献词写书评，尽文字之力去满足他们的需要。据当代传记作家贝茨的考证，约翰生花了很多时间到牛津大学，只是义务地帮助新任命教授钱伯斯准备法学讲稿。他只做事不张扬，连好探长短的鲍斯威尔也不知道这个秘密。显然，他的那条写作为钱的语录，只能当作一个硬币必有两面来理解。

在他为生而文的时期，有几件影响他个人的大事。

（一）1762年，53岁的他，一件从未追求和希望过的事发生了。英国王室基于他的文学成就奖给他每年300英镑的养老金。

（二）1763年，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偶然地闯进了他的生活。第一次的见面，年轻人有点失望，却很快就被他谈话如文章的精彩所吸引。两人的友谊发展愈来愈深，连婚后的妻子也开始抱怨，只有“熊”跟人走，哪有人围“熊”转。这位叫鲍斯威尔的年轻人，一开始就作谈话记录，后来还受到鼓励，尽心为他立传。1764年，约翰生在乔叔亚·雷诺的建议下，一起成立了一个享誉伦敦的文学俱乐部。9年之后，年轻的鲍斯威尔，荣幸地加入了这个名声大振的社团。

（三）1765年，约翰生被介绍认识酿酒富商思罗尔先生。主人的好客，特别受年轻活泼夫人的热心崇拜，让约翰生宾至如归，很快成了他们家庭里的一员。他在主人家的别墅有专门的房子，参加主人的贵族名流宴会，陪同主人到海外旅行，见识了他未知社会的一角。愉快之情，让他说出“没有人会在快乐里是个伪君子”。他同思罗尔夫人不即不离的暧昧关系，一直是后人猜测的话题。有学者考证，在约翰生和夫人相识的19年中，思罗尔夫人和她丈夫生育达12个之多，其中8个死于婴幼儿。夫人一直忙碌在妻子母亲家庭主妇事务中。约翰生和思罗尔夫人之间情投意合的关系，只能说是时间的联系。时间也是敌人。当思罗尔先生病逝后，夫人把爱移情到一个音乐家身上。当得知她要结婚时，约翰生恼羞成怒，写信强烈反对，然而，他很快就意识到，这桩婚姻是夫人自己的私事，请她原谅并感谢夫人多年来的热心关照。从两人的联系上，从私人互通来信看，思罗尔夫人更能走近约翰生。她后来写了恩爱抱怨真假并存的《轶事》，描写了她所认识的约翰生。无疑，它为约翰生迷添油加醋了。

（四）1767年，英国国王陛下在皇家图书馆会见了约翰生。他和国王的谈话及表现，让他的朋友感到他作为文人的自豪。他向国王表示，他要继续读书而不是写作，这是因为他已尽了作家的责任。

自从得到养老金，约翰生可以摆脱写稿的差事，不必再为一日三餐的饭食而忧虑，并且有时间和旅费到处走走，休假远行。他和鲍斯威尔出游苏格兰高地及其岛屿，与思罗尔夫妇观光威尔士北部和法国巴黎。悠闲的生活，并没有彻底打消他继续写作的念头。他在1765年完成8卷本的《莎士比亚全集》评注后，1773年出版《苏格兰西部岛屿旅行记》；1781年完成10卷本评52位诗人的《英国诗人评传》。当出版家要他写这部诗人评传时，他不希望是一部“约翰生的诗人传”，接受大家赞同的人选，当然，也加入自己喜好的5个诗人名单。他直接依据文本阅读感受而不是理论规则做出评价。如对他自己提名的一位诗人詹姆斯·汤姆森，他高度评价其诗歌《季节》，却不喜欢《自由》：“在它刚出版时，我试图读它，无法读下去。后来我再也没去读它……”当代一些研究者认为，约翰生不是前人假设的严格的新古典主义批评家。他的方法基本上属经验主义。他应被看作是20世纪倡导读文本的新批评主义之父。

值得注意的是，他在1770年期间，写了一些引人注目而又为后人争论不休的政治宣传小册子，如《虚假的警惕》（1770）、《爱国者》（1774）、《征税不是暴政》（1775）。他的政治观基本建立在实用哲学的基础上，既不倾向国王独裁也不赞同人民革命，强烈反对战争。他认为，抽象的自由或自然的主权说，都是伪善之言。文明的国家首先要有稳定的政府，尊重法律。尽管这是基本的安全保证，但是，如果政府滥用职权，人民不能容忍，便会站起来反对暴君，并砍下他的头。他对革命的嘲讽和对平等的界说，反映他保守和激进思想并存一体的矛盾，也体现他关于人性是善恶综合一体的主张。他嘲笑理想希望的追求，却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怀疑生活，却强烈求生，恐惧死亡。他是基督的道德信奉者，却完全根据自己个人生活的信念。如果我们也有他不幸而言中的那些人性优劣的话，正是他的言行不尽一致，他的思想常常矛盾以及为之既清醒又困惑的一生，还有产生这一矛盾的人生土壤，让后人有说不完的约翰生。

约翰生性格倔强，脾气粗暴，话语犀利，嘴不饶人。这只是他性格的一面。他同情弱者，慷慨解囊，慈善待人，通情达理。他耐不得寂寞，一直与孤独斗，来访者不拒。除此之外，他的住所也是那些贫穷无地容身者之家。他搬过几次家，房子总是住满客。同在屋檐下，有来伦敦治病后来双眼全瞎的安娜·威廉姆太太；有朋友在约翰生太太死后送给他的黑人奴仆弗朗斯·巴伯；有为穷人看病的穷困的医生罗卜特·利夫特；还有他教父牧师的一个女儿德斯蒙琳太太。当两个不同性格的太太住在一起常争论时，他宽容回避。他十分礼待穷医生，对人却说他只是分享一间房子和几片面包而已。他为这位医生朋友的去世而难过，写下感人肺腑的诗句。临终前，他立遗嘱给他黑人仆人巴伯每年70英镑。由于长期的忧郁症，哮喘，水肿，还患了中风，加上老朋友的先后去世，思罗尔夫人的有意疏远，身体虚弱的他，终于在1784年12月13日倒下，享年75岁。

二

理解约翰生，要读《约翰生传》。

不用说，立言立德，约翰生在世时，便是一个杰出的作家、思想家，也很有名望，是18世纪中叶的文坛泰斗。“历史也像淘气捣乱的小孩子，爱开玩笑，捉弄人。”（钱锺书语）现在，约翰生的名誉地位，却要依赖双重的历史传统或两个形象：一个是“民间艺人”，一个是“文人作家”。

“民间艺人”，主要根据鲍斯威尔的《约翰生传》（以下简称《传》）。这是由诗人、史学家和批评家麦考莱过分强调约翰生的智慧谈话而不是他的著作本身而开始形成的。麦考莱在他那篇评克罗克1831年编辑本《传》的著名文章里强调，约翰生出名在谈话，是个常常站在错的一方的狡辩者。人人爱引用他，却没有人要读他的书。说到底，他不过是一部大书里心地不坏、色彩斑斓的生动有趣逗人怪物而已。麦考莱对《传》里的“约翰生”艺人推崇，却对写传的作者不敬。这既出于他对鲍斯威尔写《传》过程了解不多，又出于他对作者人性弱点攻击过分。他强调作者卑鄙奴性，鲁莽浅薄，醉鬼风流的一面，认为他是“无知小人”写出伟大作品。这个把“人与传”分开的评论，影响后世。

早在《传》出版之时，批评家对鲍斯威尔便多是冷嘲热讽。说他是爱管闲事的人，想靠吸引读者来出名；任何蠢人“偶然”也能写本有价值的书。如果《传》有价值，全靠“幸运”取得。鲍斯威尔本人虽感到“满意”却也没敢过高地估计自己的著作。过了40年，到《传》1831年出第11版时，编辑者引批评家麦考莱的话，称它是一部天下最出色的传记。后来人更说它是出类拔萃，超世绝伦。矫枉过正。这又开了一个喧宾夺主的先河，约翰生有名全靠《传》，“文人作家”已不存在。大有无《传》，即无约翰生之名。

然而，对《传》作者“无能”“偶然”出名的看法还在，与此同时，也为那些不满高度评价《传》者提供反驳的根据，认为它不过是一本记事的“编辑的日记”，谈不上什么传记，何论大作。靠约翰生，他才出名。更简单化的议论，说他是“无骨气的奉承者”，表现的不过是一堆“灰色的幽默”。连累而及，投鼠不忌器，对约翰生的文学大家地位也不满攻击。历史既捉弄人，又捉弄弄人的人。麦考莱也在人传荣辱与共的榜上有名。

围绕人与《传》的价值本身，世界一直没有凌晨的安静。200多年过去了，着迷的人还是那样执迷不悟，金石难开，爱屋及乌，喜欢上一切与约翰生有关的东西，有说不完的话题，而绕来绕去又离不开《传》。尤其1927年后，散失的鲍斯威尔的笔记及其当时写《传》所依据的“日记”和“手稿”在古城堡地窖里陆续地被发现整理出版后，又为老树添新枝，解开“无能小丑”如何写天才大作的悬而未决的历史疑问，让人明白，即使没有这部《传》，律师兼新闻记者鲍斯威尔那些观察细致和富有创造性的日记文稿也可让他扬名文坛。

今天的学术界，似已达成基本的共识：约翰生主要是文人作家，同时不排除他是个天才的谈话家。对鲍斯威尔描写的约翰生要尊重，阅读理解还是要集中在这位伟人自身著作上。在我们目前还没有多少约翰生原著翻译出版的环境里，《约翰生传》的先睹为快，也算是走近约翰生大陆的小路。没有这个活灵活现又生气勃勃的民间艺人导向，当下人生忙碌，难得有人想去翻翻他那些厚重的人生智慧大书。

鲍斯威尔是个什么人，为什么要写传，成为今天读这部百年老《传》需要了解的一个背景。

詹姆斯·鲍斯威尔，1740年10月29日生于苏格兰爱丁堡的一个中等富裕人家。这一年，约翰生31岁，还在世上默默无闻地埋头写作。鲍斯威尔父亲与约翰生是同龄人，是个律师，1754年成为法官，后授予他所出生地奥慈里克伯爵，一个没有世袭但可以传给他后代大儿子詹姆斯的荣誉称号。他是个严肃的长老教会员和辉格党人，而英国国教信仰者约翰生，更倾向于保皇的托利党。两人都固执刚毅果断。他们见过一次面。那是在1773年，鲍斯威尔和约翰生一起旅游苏格兰高地快结束时，到了其家乡奥慈里克。两人因政治观念不同有过很不愉快的争吵。鲍斯威尔父亲对儿子领来这位笨拙的“老牧师”看不顺眼，既不喜欢“畜生”，更把儿子日记看作“罪恶的记录”，而约翰生却对鲍斯威尔的家族产生极大兴趣，因为它可上溯到1504年，有历史的人文传统。殊不知，正是这个传统及其压力，导致鲍斯威尔与父亲间代沟的思想矛盾冲突。

鲍斯威尔父亲一直希望后继有人，光宗耀祖，很早就让他读书，在家请私塾老师授课，希望他将来成为律师，接替家乡领地。而他这位有些羞怯忧郁，圆胖个子矮的儿子，却性格随和，思想开放，自由不拘，常与爱叨叨、古怪严厉和守家立业的父亲不和，到了青年时期，矛盾更明显地表现出来其叛逆祖训。

从15到19岁，鲍斯威尔在爱丁堡学院学习，接受独立自主的社会生活锻炼，发展对社交和文学的爱好。他狂热和犹豫不决的个性伴随他终生。一直严密监管督学的父亲，想制止他的散漫习气，便让他转学到比较传统的格拉斯哥大学。当时尚未成名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大学教他修辞学。然而，他的独立精神有增无减，不顾当时天主教徒不能进入律师行的禁忌。当父亲得知他要信天主教后，赶紧强迫他回家。借此机会，他去了向往已久的伦敦。

1760年初到伦敦后，他很快就接受了罗马天主教，放弃律师，想当一个僧侣。在听了同乡劝说后，他改变了这个信仰，倾向于自由思想。大都市，生活丰富多彩。他放荡无拘，召妓往来，风流倜傥。他想以申请参加陆军护卫队为理由定居伦敦，父亲得知后到城里劝阻他，最后拒绝为他交费，迫使他在伦敦3个月后返回家乡。他又回到爱丁堡学习。偶然写些诗歌散文自娱，依旧和任何愿与他交往的女人混日子。他甘心拿一年100英镑的津贴而放弃在父亲死后能继承的产业权。父亲忧心忡忡，担心家族领地无人接班。可是，在1762年7月30日，他通过了法学的考试。父亲喜出望外，渴望其接班，开始让步，而他却得寸进尺，把津贴讨到200英镑一年。于同年11月15日又到了他认为“充满活力和欢乐”的伦敦。

先结交名人，后让自己成为名作家。这是鲍斯威尔早年为自己立下的两个人生大志。此时，他22岁，虽虚荣心多于尊严，狂妄而不骄傲，执着追求名誉，同时注意观察了解其他人的个性行为和言谈。他广交朋友的习惯也带到伦敦，并勤写日记练笔。由于他的“日记”，人们能了解他在伦敦9个月里各种四处串联的社交活动：找能见到的各类名人文人；与同龄人在酒吧谈理想抱负；到剧场看戏，模仿牛叫让观众喝彩；见同乡被欺，跳到凳上举拳助威；上教堂目的是想找女人而结果深受信仰教育；逛妓女街，从女演员那里染上淋病。他这些写在日记内跳跃不定的青春斑点，恰与约翰生在城里孤独单调的写作生活形成鲜明对比。尽管读者比较有兴趣这时的他远胜过于约翰生，而正是要见到这个“孤独”的约翰生，才是鲍斯威尔到伦敦的努力所在，愿望所求，大志所得。正是这些观察细致、描写具体、个性鲜明的日记，无疑为他后来写约翰生磨了墨，使《传》绝非“偶然”。

伦敦生活开阔眼界。阅读约翰生的精辟文章，听到流传的奇谈怪论，让他越来越急切地想见这位伟人。明知这位“巨人”对苏格兰人出言不逊，还是到处托人求见。大约等了5个月，1763年5月16日，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不期然地在朋友戴维的书店见到了约翰生。《传》里写的这第一次见面，已比原始日记更有逼真度。增写的一些形容词，达到生动传神效果而不损害它的文字真实。显然，《传》非“日记”。

这时生活单调的约翰生，已人到中年，很有名气，人称《词典》、《漫步者》（散文）、《拉赛拉斯》（小说）的作者。他接受英王室每年300英镑的养老金。由于对这个初次见面性急强求的青年人的看法有所改变，见面3个月后，约翰生便不在乎这个外向活跃有点浮夸的鲍斯威尔，高兴地与他一起乘马车旅行到哈威慈，送他去荷兰留学。告别的场景描写，表明他们似父子情深的一对忘年交。

鲍斯威尔在荷兰乌得勒支继续学法律。这两年半在国外，鲍斯威尔经历过当时社会流行的教育旅行。到过德国、瑞士、意大利和法国，走访伏尔泰和卢梭等名人。在罗马，和一个自由开放聪明的女子有恋情关系。他还去了科西嘉，见到坚持独立自由的爱国领导人保利将军。后来他据此经历写出非常成功的《科西嘉游记》。1766年2月，据说是送卢梭的情妇回英格兰。他向这个女人求爱没有成功。此时尽管多少有些压抑感，他却很自信开朗，知道约翰生的住址后，便直奔过去，受到约翰生的“拥抱欢迎”。此时约翰生正忙于编莎士比亚全集和组织文学俱乐部。

短暂停留之后，鲍斯威尔返回苏格兰。通过考试，在律师事务所得到一份工作。1769年11月，他和一个文雅虚弱的表妹结婚。此时，鲍斯威尔因出版《科西嘉游记》一举成名。这部介绍科西嘉历史，反映当地领导人争取独立的反抗活动及叙述他1765年旅行经历的书，销路很好，马上有荷兰文、法文、德文和意大利文的翻译版本。该书似乎受卢梭的很大影响，因为卢梭曾被反叛的领导人邀请去写科西嘉宪法，终未完成。

直到约翰生去世，鲍斯威尔和约翰生有20多年断断续续的交往。这是他在《传》里写得最详细的部分，活现了一个年老而悠闲的约翰生，给后人留下了一个跃然纸上、谈吐自然的艺人形象。而他自己的生活在书里却几乎没有涉及。他在苏格兰过的是另一种生活。起初，他兢兢业业，事业上虽没有如自己希望的那样大发展，也小有成就。当选过律师组织协会的代表。他与父亲的紧张关系始终没得到改善，特别让他不满的是，还在他欧洲大陆旅行时，母亲去世，父亲马上便娶了妻子，几乎与他自己的婚姻大约在同一时期。1782年，父亲去世。他接受家乡领地的爵位，开始对单调的律师工作产生厌倦，之后对家族房产的管理也不十分尽心。

在约翰生去世后，他的精神更加空虚，每况愈下。1786年，他被英格兰律师协会接受而移居伦敦，满以为可在政治前途上有大发展。1788年，他求助于一个名人伯爵想因此能在政界崭露头角，而伯爵待他时冷时热。不到3年后，他因不满官场的黑暗而辞职。当有人提议他为议员时，伯爵坚决反对并说他是个“醉鬼，只会胡说八道”。他曾代表家乡地区参加议会选举，得不到大多数人的支持。他终于放弃这些希望无成的企求，情形颇像他的伟人在《拉赛拉斯》里描写的那个王子。

此时他对业务并不专心，更多考虑如何写《传》。尽管鲍斯威尔以自己的方式爱妻子，婚姻生活却因他的神经质和情绪不稳定而受影响。他妻子的健康状况不好，经常流产。7个孩子有两个早死。1788年后，妻子开始吐血，而他酗酒越来越多，经常赌博，到妓院，半夜不归。自责自谴，情绪波动，精神异常。妻子因健康状况想回家乡疗养，而他却为写好《传》不愿离开伦敦。1789年，当他在出差的途中，妻子去世。这之后，他的健康因酗酒和性病日益恶化。在伦敦租的公寓里，他无所事事，孤独寂寞，穷困潦倒，情绪低沉。一切事看来全无希望了。追求的名誉、财富和自我个性都如烟消云散，飘无定所。只有一件事让他还有一点生活的活力，支持他所说的继续地“发现约翰生大陆”，直到他去世，这就是他集中精力努力完成这部书，后来人看起来很有生活热情和充满信仰的“约翰生传”，似乎文学能补偿他生活的不足、精神的空虚。

鲍斯威尔要结识名人和当名作家的志向抱负，使他很早就有记日记的习惯。他似乎有新闻记者的天生才能，提问敏锐，求索不止。在遇见约翰生后，他更加重视了这些自我表现的形式。1768年，他问约翰生，他死后能否发表其信件。约翰生回答说，“我死了，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1772年，他在日记表明要写一部传记，“我还没告诉他，也不知道是否要告诉他”。当他问约翰生要素材时，得到积极的支持，“他没有反对我的好奇心”。在交往阶段，鲍斯威尔主要是整理日记。他把短小的言谈话语，无论晚上或第二天早上发生的事，都按日期归类在一起。这时还没有多少人赞同其计划。1777年，蒙伯多伯爵撰文提出过要写约翰生，因为人们对这位优秀的拉丁文学者很陌生。此时，社交圈内的一些人劝他。这些都让他想到有必要写传。1780年，他决定写个草稿，把所要用文件资料集中到一起称“材料类”。当代人从发现的这些保留下来的“材料类”和“日记”里，不难看出，他是很认真收集记录和整理这些谈话的。如他有时在吃饭前的半个小时，尽快记下谈话，生怕忘掉这些只言片语，担心美好的印象时过境迁，朦胧模糊。尽管他在爱丁堡生活，为到伦敦见面谈话不方便而常感苦恼无奈。可是，只要有机会，他又随时忘不了去见约翰生。就这样，30年，日积月累，慢慢地奠下了《传》的基础。

1784年，鲍斯威尔在爱丁堡听到约翰生去世的消息。就在约翰生下葬前一周，出版商要他整理400页的谈话录。准备翌年2月出版。他考虑的是，这些“庞大多样的材料”要整理，只有“深思熟虑地写出来”，才能公正地对得起自己和传主。他的认真负责的态度，和抢先出版回忆录的时尚不吻合。当然，他不是不知道自己要面临至少两个强手的竞争。

霍金斯早在鲍斯威尔出生的1740年就认识约翰生。起初是约翰生周日聚会的朋友，后被介绍到其文学俱乐部。只是在一次与人争吵后脱离俱乐部，留下怨恨。霍金斯勤奋努力，建立起很高的名誉地位。他是约翰生遗嘱执行人之一。现代学者认为，他比鲍斯威尔更有资历写传。鲍斯威尔是在1773年认识霍金斯的，俩人相处关系一般。霍金斯的《约翰生传》出版后，受到好评，而批评者，主要来自文学俱乐部里的一些人。这些人说它“失实，丑化，离题，拼凑”。然而，批评缺乏基本根据。这些情绪化的批评，多少有催促激励当时已在写《传》的鲍斯威尔不要动摇。

另一个为约翰生写传的作者是皮奥齐夫人。她活泼聪明，喜欢读书，比霍金斯文笔好。尽管她与鲍斯威尔同龄，比他认识约翰生稍晚些，但她和约翰生联系更经常频繁，关系非同寻常。1781年，在她丈夫思罗尔死后，夫人担心约翰生的“怪癖，不良习惯，依赖她”，于1784年再婚，离开伦敦居住在意大利。她的婚事引起俱乐部的人包括鲍斯威尔在内对她的反感。1786年，她以虽说是无稽之谈可又风趣幽默还能捕风捉影的“轶事”为题，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她眼中的约翰生。这部既“片断”“无结构”又表现日常生活的“好仇人”的书很畅销。一出版便卖完。1788年，她又出版与约翰生的《通信录》。关于约翰生书的热销，表明当时读者对约翰生其人其事关心的热情。

鲍斯威尔在1784年着手写传后，发现自己虽有大量的谈话笔记，却对约翰生前53年的生活不清楚。在看了当时一本关于约翰生生平事迹的汇编书后受启发，他亲自到约翰生家乡采访，找人谈话，掌握第一手材料。他不敢马虎。有时为搞“准确一个日期”，跑遍“半个伦敦”。在写书过程中，他得到律师兼编辑马隆先生的一再鼓励支持，这些包括后来校读初稿，修订再版。如果没有马隆，后来人恐怕无缘读到这部《传》。

1785年夏，鲍斯威尔先把他和约翰生同行的《赫布里底群岛游记》整理出版，以约翰生为中心来叙述，删去自己观察的部分。该书虽立即受到读者欢迎，他却并未因此解脱释怀。自他第一次出书《科西嘉游记》成功，29岁闻名欧洲，时间又过了17年。当年大有前途的青年“科西嘉”已成“狂躁不安情绪压抑”的中年鲍斯威尔。就在该书出版几个月后，他突然神经质地无法安心写作。即使1786年3月，皮奥齐夫人的《轶事》出版，也刺激不起他的情绪。他时常醉酒寻欢。6月，马隆给他出点子，按时间来安排整理材料，让他面对大量的素材能更有效地进行取舍。7月9日，他开始整天闭门不出，只吃简单的饭菜，专心致志地写作。听说霍金斯的书马上要出版，他以后来居上为理由，安慰自己，强调以质取胜，“从他的错误中得到好处”。放慢的真正原因，是他不能有效地处理大量的材料，同时又不放弃继续寻找新资料的努力。此时，他妻子的去世和搬迁新址，也使他的情绪不安。然而，他没有放弃，执意坚持，因为约翰生的话时刻响在耳边：“一个人如果意志顽强，他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写作。”“没有努力的写作，等同阅读没有愉快。”

1787年，霍金斯写的《约翰生传》3月正式出版。6月再版。他受到警告，若再不交稿，出版界可能不会对约翰生的书再感兴趣，况且，他这部要花2个吉尼的厚书没人会买。在此境况下，迫使鲍斯威尔登广告，向读者保证自己的书比其他人写的更有价值，也攻击其他已经上市的传记。广告词引发争议。一些对约翰生本不感兴趣的人，倒是对他与皮奥齐夫人和霍金斯几个写传人之间的私事热心起来。1788年，他似乎要中止写作。马隆仍耐心地给予默默的支持。1789年3月，他终于完成初稿，其后又修改了几个月。1790年1月开始印刷后，鲍斯威尔仍不断地删来改去。后人核对从麦拉哈地城堡内发现的原手稿，发现他最后时刻还在文字上精心加工。出版前，他曾考虑到自费出版，结果是向朋友借钱出书。

1791年5月16日，英国传记史上最伟大的一天到来了。首印两卷本《传》发行量为1750本。两年内不断重印。他不但还清借贷，还赢利600英镑。1798年出的第二版修订本，只有他生前作的一些修改。1799年5月，马隆负责第三版修订本。其被后人看作这部书的标准文本。

当《传》出版后，读者好评如潮，朋友赞不绝口。鲍斯威尔向王室大臣写信听取他们的评价，得知国王说，这是“他读过的一本最有趣的书”。此时此刻，是他最后一次满足于追求的成果和自负的荣耀心。岁月无情。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旧习未改，自我放纵。人们怕接近他，是因为他酗酒无常，还担心谈话被一一记录下来。他绘声绘色的人物工笔，赢得后人用他的姓来泛指为友人写传记的人。“鲍斯威尔”这个姓氏，同时成为英文词典里传记人的一个专门代名词。如果约翰生地下有知，在其词典，他会为这个不仅要做一个“严肃的、有责任感的、有信仰的人”而且最终要做“他自己的人”（His own man）会写下什么有趣味的定义。

1793年6月，他从一酒馆返回家的路上，遇到恶棍打劫，头破血流，躺倒在地。一个看城门的老人扶他回家。卧床数星期。老病交加，时间无情。他于1795年5月19日去世，终年55岁。这个年龄比他第一次见到的约翰生大不了许多。1790年，他认为，《传》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最关心最要命的大事。只要《传》完成，他便死而无憾了。如果说，约翰生用自己的作品表现出他是一个文学大家，一个幽默风趣谈话家的约翰生却因鲍斯威尔这部《传》而家喻户晓，流芳百世。

三

认识人生，不可不识约翰生和《约翰生传》。

约翰生和鲍斯威尔都生活在一个远离我们今天的社会，以他们丰富的经历和特别的人格力量，走完了自己的旅途，留给人类他们自由思想的光辉，他们个性怪僻的弱点，他们生活智慧的结晶。约翰生和《传》的魅力没有消失，实在是因为他们的人生，和我们的生活还没有完全脱离。“莎剧是人生的一面镜子。”约翰生这句脍炙人口的名言，完全可以移评他的书他的传，他们从人生而不仅仅从书本里给后人诸多有益的生活启迪。

从《传》的写作看，它反映我们人生最宝贵的友谊和人类最执着的追求精神。他们父辈悬殊的年龄，形成一个最动人的忘年交故事。两人执着雷同而成就各异。近人考证，像是个老朋友，能把约翰生写得有板有眼的鲍斯威尔，虽然和他的伟人认识的时间有21年，可两人在一起的全部时间只有300天。苏格兰高地旅行的101天，是最长也是最亲密无间的接触，其他在一起的时间难得有长达1个月，不是每年都见面，有时好几年根本就没见面来往。显然，这部《传》成功有比时间更重要的因素。他的好奇不懈，坚持不渝，热情不止的创作态度，让他不但能够日积月累记下一本本日记，而且排除各种困惑烦恼，终于以毕生的精力，为人类记录了他那个时代最杰出的文人形象，谱写下人生友情的美好篇章。

鲍斯威尔一直向约翰生学写传记的艺术。约翰生很早就开始写传并在晚年完成了一部集大成的诗人传。用约翰生的话说，是让人们了解诗人与生活的态度，提供人性的光辉和弱点。而鲍斯威尔写《传》的目的也是如此，让人全面了解哲学家道德家文学家约翰生的普通一生。鲍斯威尔的勤奋和认真，单就写传方面而言，比其老师更突出。他那数十年如一日一丝不苟地记录写作的方式，在当代传记作家里实属罕见，也不是约翰生的习惯。两人写传的不同，可以用“工笔”和“写意”来比喻。鲍斯威尔立意用“佛兰芒人的绘画”法（Flemish picture），细致地描写人物的言行举止，忠实于生活情景。他的《传》既有鸡毛蒜皮的小事如“加工橘皮”“数步子”的观察，又有重要严肃的大事如约翰生对当时政治事件，对王室战争的议论，更有他自己不同于传主的异议提问和敏锐思考。凭着机智，他引出约翰生一段段妙趣横生的人生答案。在一段段的问答对话中，他的表现如同动物解剖学家，随时都不放过任何疑点，一问再问，穷追不舍，直到让约翰生恼火，不去理他那些所谓“为什么牛尾巴长”的问题。他的《传》还采用一种近似舞台的导演方式，让人物在不同场合自由表现，如安排“与威尔克斯的见面”，悬念伏笔，渐近高潮，增加全书的生动性。他对自己的弱点、对约翰生待他的粗暴以及对其他人的嗜好怪癖，不闪烁其词，正面自嘲解疑。正是注意到逼真传神，他笔下人物自然生动亲切。这部《传》不仅文献价值连城，记录和保留了他同时代人的活动资料，如文学俱乐部成员和其他与约翰生同时代的人和事，更杰出的特色是为谈话大家约翰生写真。

这部《传》的特点，一是保留和集中了约翰生零散的具有人生见识的锦言妙语。这些谈话，有朋友的口述，书信的往来，更多是作者的亲耳聆听。这也是作者为什么用全书5/6的篇幅记他与约翰生见面后的20多年的生活场面。他在收集语录方面，几乎是有言必录，因此，读者可从多方面地见到思考奇特，观察敏捷，想象丰富的约翰生。无论生死男女，茶酒饮食，还是读书教育，人际交往的谈论，妙语连珠，精彩绝伦。这些对人生对事物对天地的许多看法，从生活从人性直接的观察中得到，以其特有的方式说出来，既深刻睿智，又回味无穷。就拿他反对平等和维护等级制来说，他主张有等级区别，平等不是人人一样，而是彼此尊重，人与人应有私人利益的相互不侵犯。这依然是人们今天理解什么是民主平等概念要考虑的基本问题。

二是描述约翰生方方面面的特性和怪癖，如他的懒散的生活习惯和脾气粗暴的个性，他矛盾的思想和多彩的人性。他虽然在政治上很保守并反对革命，但又憎恨腐败无能的政府，非常同情弱势群体百姓；他支持英对美殖民地征税和他反对奴隶制一样热情；他嘲讽思想激进的辉格党，或固执偏见地反对苏格兰，又和许多辉格党人或苏格兰人交朋友。在《传》里，他果断的言谈，率直的评论，如主张鞭打督促学生学习，反对战争，厌恶美国，攻击戏剧家，主张道德秩序，同情妓女，给黑人自由权利等，都给人留下鲜明的个性和难忘的印象。

三是凸现他伟大的人格。约翰生坚持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仁慈慷慨，宽容忍让，通情达理，善待朋友。他还表现出对宗教的极端虔诚，处处以道德苛求自己。讲诚信，容不得虚伪作假，特别一生中对伪君子给予毫不留情的揭露。

正是全方位的视角，随时随地的观察，“普通人”约翰生的神态容貌和个中性情，跃然纸上，栩栩如生。

如果上述特点是《传》的特色所在，也几乎同时是弱点的根据，所以读《传》人，依据作者不厌其烦描写的细节，容易判断它不过表现一个粗心拖拉和怪癖混乱的悠闲老人。根据约翰生保守的偏见和顽强的道德观念，不难判断他是时代的落伍者。就其最好的效果而言，因为它的音容笑貌生动自然，让人更重视《传》里所表现约翰生这个老人的慵懒气质，敏锐才识和舌毒不饶人等烦琐轶事，使我们常常失去了真正理性的约翰生。不必说，鲍斯威尔在这部自称完全忠实生活的书里，也有为尊者讳的做法，如尽量回避不利于传主婚姻生活的文字，多少回避他在食色性方面的某些极端行为。他关于婚姻浪漫幸福的描述和同一时期传记作者霍金斯提供的悲剧画面，让人不得不去作平衡的思考，想到尽信书不如无书。

这部《传》的瑕瑜互见，也是传人传主人性品格既有光辉又有暗淡的真实写照，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人生经验，学习的生活智慧。这部把一个时代（18世纪）一个地点（英国文坛）两个杰出人物（传人传主）结合在一起的传，经住了时间的考验，不愧为18世纪传记文学的上乘之作，早列入而至今依然是英语文学的经典作品。

这部《传》生动再现了一个思想敏锐、博学睿智、谈话率直和幽默风趣的文人形象，并保留了大量的约翰生的快言妙语。《牛津名言词典》收录约翰生336条语录，其中有227条来自《传》。《英国百科全书》条目里有这样的评说，约翰生也许是继莎士比亚之后最广为人知的文学大家。他的锦言妙语也是自今在文化出版界最广为人引用的。无须说，约翰生的各种言谈，被广泛引用，也包括误用，甚至有人有意捏造。而他的一些愚昧的偏见，武断的评论，不排除在适当的语境中有被恰到理解的好处。对所有人，超越时空，约翰生如同让人尽兴把玩的可偏可向旋转四面的魔方游戏（Fair Game）。这也许是约翰生语言思想体现人生经验的生命力所在。不奇怪，写探险小说《金银岛》闻名的作家史蒂文森说，要“把这部传当圣经每天读一点，直到死那天”。智慧聪明的语言学家乔伊特爱不释手，说自己至少读过它50遍。

现代的伟大诗人时常会让古代的诗人复活。1944年，20世纪最杰出的一位文学大家艾略特以《批评家和诗人约翰生》为名发表著名演讲，对18世纪的约翰生作了新时期的历史评价。他认为，对约翰生《诗人传》做出无人可比的结论，既不应该把约翰生拔高到顶峰，或悲叹社会进化使这样的评价不可能，也不应把它看作仅仅与我们现实实际问题无关的一些奇文。研究过去历史的价值，是让我们知道自己，认识我们的局限，让我们更了解今天现实生活的世界。这态度也同样适用于我们今天解读《约翰生传》。艾略特还说，检验约翰生的批评思想，要了解18世纪的背景，要研究约翰生其人，不要从“轶事”中而要从他的著作中从他的宗教和政治观点上去认识他。艾略特的言下之意，显然含有不满《约翰生传》的那种传奇魅力，一部足以让人止步便以为走近约翰生的书。我以为，如果我们不把《传》与他的著作分割开来阅读的话，正是这部从观察人生写出来的传，确实有助于我们了解约翰生的时代和人生哲学，读懂他的著作。

《约翰生传》的出版，看似寻常却艰辛，凝聚着作者的热爱、志向、努力和奋斗，是一个时代人生的经历经验。这部含金量丰富的人生大书，蕴含深沉的传人传主的人生哲学，也应属于我们时代人的财富。在人生旅途，“生活必须经历之后才能被理解”。约翰生还说，“西班牙谚语：要带东方财富回家的人，自己必须首先拥有这些财富”，旅行也一样：拥有知识的人，才能带智慧回来。

约翰生的书传在西方图书馆可说不知凡几。鲍斯威尔《约翰生传》版本也多不胜数。自1791年首次出版以来，1799年由马隆编辑出版最后的定本。根据这个版本，后来有希尔（Hill）和鲍威尔（Powell）先后编辑注释并合称的公认版本。后人还根据1799年或希尔-鲍威尔版本各取所需，产生或原著浓缩改写或原著删节的无数大小规模选本注释本，以方便读者阅读了解。英国企鹅出版公司英语丛书1979年出版了一个精选简本。近十几年来，似乎没有再见出新的版本，似也表明暂时满足当代西方读者的需要。这个选本，基本保留原著行文风格，对原文收辑的书信诗文和作者过多的议论文字作了删除。本书译文参考这个原著删节本，根据1952年英国百科全书出版公司出版的“西方名著”里的第44册传文全本，对有些删节过简，或有些文字如给伯爵的著名书信应该保留，补充并扩大了篇幅。在编辑上，注重原著的书写特点，如按年月或交代材料来源出处的叙说方式；由于约翰生的谈话是原著的特色所在，特别摘出一些言简意赅的句子标在页边加以突出。译文尽力体现原书风貌。一本原著的全译本，也许能更全面地了解鲍斯威尔的约翰生，而这个只在原著文字基础上删节而无改写的译本，若能起到初识约翰生或能有承前启后的作用，也就达到本书的效果和译者的希望了。

2004年11月6日于珀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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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笔者译《约翰生传》“译者序”，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