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文研究
王锡爵的制义书写与晚明“文章之道复归词林”
安家琪
摘要：面对嘉靖末年制义“离经讲道”“奇险新诡”之弊，王锡爵在制义书写中，自觉化古文笔法而入时文，一则以儒家六经贯注文章，彰显制义文体的“雅正”；再则自音韵、词汇及语法层面模仿秦汉古文，构造“古体”，以彰显时文语体的“古雅”。与此同时，王锡爵善于以时文润色鸿业，构造波澜，并有意凸显个人识见与才学，展现出“大手笔”的文章风貌。王氏制义在晚明产生了强大的示范效应，加速了晚明“文章之道复归词林”的历史进程。
关键词：王锡爵 制义 以古文为时文 “大手笔”
作为以制义享誉当世，并于晚明政坛影响卓著的历史人物，王锡爵在文学史上是极少被提及的“失踪者”。[1]或许，内阁首辅的政治光环，多少掩盖了王氏在文学领域被注目的可能；而传统文学史书写对于“纯文学”的强调，亦挤压了王锡爵在文学领域的存在空间。尽管在古典文学研究一度聚焦于地域与家族的特定时段内，王锡爵的影响有所提升；但地域与家族文学研究在为王锡爵研究提供成熟的理论参照的同时，也意味着王锡爵研究的渐趋模式化。在明代文史研究逐步兴起而“语境”中的文学研究又逐步成为一种较有影响的学术取向之下，王锡爵及其文章书写亦成为值得进一步探讨的话题。此种探讨不仅关涉王锡爵研究的有效推进，同时也与古典文学研究的范式转型密切相关。在此意义上，对于王锡爵制义的系统考察，其目的并不仅在于由此提升王锡爵个人的文学史地位，更是尝试通过解读一位身份适恰的政治人物的制义文本，为考察一个时代颇为流行的文学样式提供具有一定学理含量的方法示例，进而追求有补于传统时代“政治与文学”研究的反思与推进。
一 “独开堂奥”：王锡爵制义的“以古文为时文”
明代科举，科目沿唐宋之旧，而取士之法则约四书五经之旨，制义为文。[2]起初制义写作“不过敷演传注，或对或散，初无定式，其单句题亦甚少”[3]；及成化之后，体式凝定，“始有八股之号”。[4]制义以“代圣人立言”[5]为鹄的，“以释经为体，以训诂为功令”[6]；因此，其立论措辞当本于六经，典重醇正，方为正体。[7]正德、嘉靖之时，制义以“古文为时文，融液经史”，为“明文之极盛”。[8]至隆庆、万历间，“离经而讲道”[9]渐成风习，制义尚“奇险新诡”[10]，故“巧密有加，而气体苶然矣”。[11]虽然，批评者的“后见之明”所具有的制作谱系与构建脉络的强势意图，往往会形成对于复杂文学生态的剪裁甚或刻意压制与隐瞒，但自明末艾南英始，“以古文为时文”业已成为后世对正德、嘉靖间制义接受的基本判断，故以此作为考量明代制义衍化的当世标尺，非为过当。“古文”与“时文”（制义）相对而称，其因语言衍化所产生的语体移位而较时文古雅典重。“以古文为时文”乃借助语言手段以提升“时文”的语体位置，并进而以文风改移士风与时气。明人制义，自成化王鏊、吴宽已渐启“古体”之风，至归有光而大盛，王锡爵的制义处此延长线上。但归氏“古文”虽号取法唐宋，然实近宋文，其“古文”之古，重在体式之散，而于中唐韩、柳所偏重的古今之别，则未多措意。唐宋古文虽共有“古文”之称，但“唐文之句短，宋文之句长”[12]，两者行文的取径与规则存有较大分异。王锡爵身处隆、万制义的变局之中，欲对治当世制义之弊，合道统与文统为一的观念标榜外，尤须自体式技法层面树立可资摹习的样板，以“典正”扬“气格”，以“古朴”针“巧密”，故其文多效先秦两汉，与归有光之途径有别。若暂置道统与文统合一的主张而不论，自技法而言，则“以古文为时文”一在融合经书之词句以入时文，以儒家六经之“雅正”对治制义文体之“奇诡”；一在借助语言手段，自音韵、词汇及语法层面模仿古文，构造“古体”，“独开堂奥”[13]，而此一点殊为要重。故下文主要围绕此问题而展开论述。
先秦时期，单音节词在汉语词汇的构成中居优势地位；西汉以降，双音节词逐渐取代单音节词而成为汉语构词的主体。[14]双音节词的衍生加快了词类分化的速度，名词、动词、形容词间的界限日趋明晰，词类活用现象渐衰。因此，王锡爵在制义书写中欲求“复古”之效，则当有意效仿秦汉文章之语汇，首先，在维持基本意义不变的前提下，在词汇的选择上，尚以单音节词取代双音节词进行意义的传达：
君之有天下，天命之也。（《惟命不于常》）[15]
受而载之，其亦有真宰存焉否？（《敢问何谓浩然之气》）[16]
“有”“受”均为以单音节词传递双音节词所表达的含义。“上古存在概念融合的词语主要有三类：修饰成分与中心成分融合、对象与动作融合、动作与结果融合。这三类融合也可理解为三类隐含，即修饰成分隐含于中心成分、对象隐含于动作（或动作隐含于对象）、动作隐含于结果。中古三类‘隐含’纷纷‘呈现’：修饰成分从中心成分中呈现出来，对象从动作（或动作从对象）中呈现出来、动作从结果中呈现出来。”[17]据此，则上古之“有”当为近世所言“拥有”之意，属于修饰成分与中心成分融合；“受”为“接受”“承受”，属于动作与结果融合。由于王锡爵所处之世距上古已远，单音节词汇在汉语衍化的漫长历史时段中已渐趋消亡，故而王氏制义中此种用法数量有限。
其次，行文中逢以形容词进行状态摹写时，或构造“单音节词+乎/然”的词汇结构；或尚叠字，在单音节词连续而重复的使用中，彰显文章的“古朴”风貌：
恒炯乎其不昧。（《瑟兮
兮者恂慄也》）[18]
无忝于成性之初，而人物之所同然者。（《唯天下至诚……其性》）[19]
生民之始具为秉彝也，岂不亦纯然赤子未雕未琢之天乎？（《质犹文也》）[20]
于是有蹇蹇匪躬之节焉。（《迩之事父远之事君》）[21]
其有熙熙乎旷世而相感者耶……其有优优乎异世而同神者耶。（《伊尹耕于有……道焉》）[22]
不同于上古汉语后期词汇的双音节化受制于意义的生产，上古汉语前期，词汇的双音节化主要受制于声律的要求。因此，双音节拍的形成多赖虚词的参与。“单音节词+乎”的结构即应此需求而生。叠字则是上古汉语单音节词为数众多、双音节词尚未盛行的表现。[23]王锡爵距上古语境已远，其在文章中构造“单音节词+乎”的结构，并使用叠字，遂不失为展现文章语体之“古拙”的有效方式。
除以单音节词入文而外，词类活用同样是传递文章“古雅”之风的有效方式。上古汉语为综合性语言，词类活用现象较为常见，“以声别义”遂有“本音”与“破读音”之分。中古以降，词类分化已趋完成，词类活用已非必要；但采之入文，则可增语体古朴之貌[24]：
勿二也，勿三也。（《君子之中庸》）[25]
气非有二也。（《敢问何谓浩然之气》）[26]
举国而臣事之……君人者自处于可敬之地。（《用上敬下》）[27]
非所以语臣之义也……非所以全上下之交也。（《则君使人导之出疆》）[28]
慎独而为己之功密矣。（《瑟兮兮者恂慄也》）[29]
天命之归于人君，德基之也……仁者公之以为福，不仁者私之以为祸。（《惟命不于常》）[30]
尧舜以道帝天下。（《伊尹耕于有……道焉》）[31]
以中古之后的语法演变而言，“二”“三”“臣”“君”“语”“全”“密”“基”“公”“私”“帝”等词的运用皆为词类活用，或为名词的动词化，或为形容词、数词活用为动词。中古而下，词类活用已成为文章之“古”的一项重要标志，作为一种特殊的写作技法，词类活用“既形成区别于当时流行文体的书写风格，也提升了文本的语体层次”。[32]
中古以降，汉语语法在词序上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疑问代词宾语处于由前置向后置的发展过程中……二是否定代词宾语前置的现象进一步减少，后置逐渐成为占主导地位的词序……三是数量词内部先量后数的词序已渐趋淘汰，先数后量的词序已成为主流；而数量词组与名词组合时前附的词序正在逐渐形成规范，后附开始受到种种限制。四是标识谓语动词动作主体位置的介宾结构改变了先秦时期的词序，以置于动词之前为主……五是表示工具的介宾结构置前逐渐成为通则。”[33]古文写作当逆此衍化而行。王锡爵制义中“何愆之有”（《诗云不愆》）、“何有于有莘之尹耶”“舍是其何乐焉”（《伊尹耕于有……道焉》）、“果何为者哉”（《往见不义也》）等句，均为疑问代词宾语前置，以此展现文章语体之古朴。此外，“古文语多倒”[34]，王氏制义诸如“甚矣天命之无常而可畏也”（《惟命不于常》）、“孰与轩冕之为尊”（《往见不义也》）、“吾之议法与朝廷者”（《诗云不愆》）、“何有于有莘之尹耶”（《伊尹耕于有……道焉》）等句，皆为倒语。倒装的运用有意弱化时文常规语法成分紧密结合、诵读流畅的特点，从而彰显古文“顿挫”“古朴”的语体特征。
在句式的构造上，作为上古汉语的一种典型语法结构，“主之谓”是先秦两汉古文写作的常见形态。“主之谓”结构盛行于先秦时期，东汉而下，其在书面语中的出现频率逐渐降低。[35]因此，中古以后此结构在文章中的大量出现，当为作者对上古文法的有意效仿：
义之所不敢出也。（《反复之而不听则去》）[36]
吾昔闻鲁子之言勇矣。（《敢问何谓浩然之气》）[37]
敬即本体之守也。（《瑟兮兮者恂慄也》）[38]
吾之议法与朝廷者。（《诗云不愆》）[39]
人臣之在于其国，而人君之礼恤之者。（《则君使人导之出疆》）[40]
夫亦以德之未实，而蔽于人伪之私焉耳。（《唯天下至诚……其性》）[41]
君子之能尽道者，由德而进之于中焉。（《君子之中庸……时中》）[42]
文本中的“主之谓”结构多见于议论、感叹或发问[43]，其表层结构是以“之”字隔断主谓句中的主语与谓语，“之”的存在与否并不影响句子整体语义的传达；然而，其出现却改变了原有语句的韵律结构。“之”字的嵌入弱化了语句节奏的密合度，将原本可读作一个韵律单位的句子分割成两个节奏单位，而在句中出现明显的停顿，在降低语法成分结合之紧密度的同时，增强诵读的节奏感。《马氏文通》谓“之”字有舒缓文气之用，即指出其对语句韵律结构的改变。[44]有明一代，古文善用“之”字几为学古者之共识[45]，“主之谓”结构亦成为王锡爵制义追求复古的常规手法。
上古汉语中，书面语与口语尚未明显分途，文章语句多伴有语助成分的存在。因此，语气助词的运用亦成为衡量文章“古朴”的重要参照：“昔柳子厚论孟子善用助字，其《复杜温夫书》云：‘予谓百里奚一章，其所用助字，开阖变化，令人之意飞动。’”[46]语助成分不增加语义含量，其语法功能突出表现为通过对语气的强化，而产生特殊的诵读意味。而韵律节奏的改变，同样是语助存在的内在动因。语助的使用令语句在原有韵律结构的基础上多出至少一个节奏单位，韵律单位增多，从而出现明显的诵读停顿。此以句中语气词的使用为典型：
此其縻士不以爵禄、相士不以形声明矣。（《往见不义也》）[47]
舍是其何乐焉……岂徒得夫古人讽咏之遗音而已也？（《伊尹耕于有……道焉》）[48]
人其可以不学乎哉！（《迩之事父远之事君》）[49]
圣人德纯乎天，则天命在我矣，谁其有不尽乎？（《唯天下至诚……其性》）[50]
相对独立的韵律单位短不过一、长不过三，且以单音节词与双音节词的使用为主，是古文在韵律单位使用上的基本规则。[51]中古以降，汉语由以并列为结构主体的语言衍变成一种以主从为结构主体的语言[52]，文章句式增长，出现以句为整体、只存在一个重音成分的韵律单位。语气词的使用则打破了以句作为一个整体韵律单位的可能性，使长句内部分化为若干相对独立的节奏单位，形成先秦两汉古文诵读节奏“顿挫”的语感特点，此亦中唐韩、柳古文书写取法之所在。[53]王锡爵所处的时代属于近代汉语衍变期，其去上古已远，“文言”语法在此时已然定型，新的口语句法正逐步产生。[54]因此，其制义句中语助成分的出现，多出于改变语句诵读节奏以近先秦两汉古文风貌的考虑。王锡爵不仅能于制义书写中综合化用多种古文技法，更能自古文生长的语境之中寻获“以古文为时文”的可能，此方为其高明之所在。
二 “负天下之大手”：王锡爵“大手笔”的时文特征
王锡爵的制义在当世即有“大手笔”之称。[55]“大手笔”在两晋时期多代指“哀册谥议”之文，其后广义的朝廷公文亦被纳入“大手笔”的指称范围。[56]“大手笔”首先意味着文章写作能够润色鸿业，彰显朝廷气象，立意正大，措辞庄典，结构谨严。王锡爵《诗云不愆》一文即为润色鸿业的范本：
即诗人之论治，而得保治之道焉。（破题）
夫法者，治之具也，法立而能守，则于保治之道得矣。何过哉？且夫治理天下以仁，行仁以法，法之裕于治也。盖自古记之矣。（承题）
……
夫惟善保治之主，为能守法；亦惟善守法之主，为能无过。六官之典，即方册而其人存也。吾之议法与朝廷者，循是而经纶之，则朝廷正矣。九牧之政，继治世而其道同也。吾之布法于邦国者，循是而张弛之，则邦国安矣。（起股）
故《诗》之言不愆也，则守法之一效也。何也？法立于先王，而天理顺焉，人情宜焉。其在后世，但一润色间，而画一之规模，自有四达不悖者，何愆之有？《诗》之言不忘也，则守法之又一效也。何也？法立于先王，而大纲举焉，万目张焉。其在后世，但一饬新间，而精详之条理，自有咸正无缺者，何忘之有？信乎心法合而成治，作述合而保治。（中股）[57]
较之王鏊、吴宽等人的典范制义，王锡爵此文已于对偶与排句之中多间散句，“以古文之法行于排比，颇近风雅之调”[58]；倒装句式与“主之谓”句式的运用，更彰显出王氏有意效法秦汉古文之体，以提升时文的语体层次。尽管王锡爵自负雄才，为文善创变体[59]；但馆阁之作的定位，仍然令此文展现出精严的法度：“朝廷正、邦国安、天理顺、人情宜、大纲举、万目张，发挥精矣。一润色、一饰新、谨任人、持大体，补衬周矣。前提‘过’字，后挽‘愆’‘忘’，‘心’字、‘法’字、‘仁’字、‘治’字，段段提掇照应，法度严矣。一字不闲，一笔不乱，真宇宙间有数文字。”[60]而此文于破题处所点出的“保治”二字，实为当年诏书之语；王氏以“保治”为开端，将时下的“保治”政令解读为人君对“先王之法”的尊重，继而阐释善“保治”者之于家邦的重要意义，巧妙将官方政令与圣贤之法相系联，实为对当政者尊重行举的润色褒扬。故苏濬以王氏此文为“变格”——化用当年诏书之语本非题中之义，王氏此文则大开“逢迎窥伺”之习。[61]
润色鸿业而外，行文富于波澜同样是王锡爵制义“大手笔”的题中之义。王夫之言“王荆石学苏氏，止取法其语言气势，至说理处，自循正大之矩”[62]，而苏文“纵横开辟，上下变化”之势恰是其“大手笔”之特征所在。[63]王锡爵“少以雄才称，其文何淹通而多思”[64]，局大脉疏[65]，识见高阔，气力卓荦，以翻转跌宕见长。[66]此正与东坡为文“气高力雄”桴鼓相应。王氏能于嘉、隆之际，一变制义之“多肉而少骨”“多题外而少题内”[67]而为雅驯正大，亦多赖其为文善于递推说理，化生波澜。王锡爵《敢问何谓浩然之气》一文一反制义的常规结构，不用破承，以“昔孟子自言其所长，先知言而继之以养气”为发端，设“浩然者不得其状”之问难，随即将此问题具化为“‘浩然’之名于何而言”与“‘浩然’之状于何而见”。在否定“此气之内守，虚而不屈”“此其之外溢，动而愈出”“出于幻冥”及“出于迹象”四种回答后，王氏以“守气不如守理”与“养气必先养志”进一步质疑养气说，强化公孙丑发问的合理性。文末以“千古未立之名，自夫子创之，而两端未竭之诲不就夫子请之，窃恐后之学者将以异端之守气、用壮之客气，甚且为狂、为侠、为恣睢、为矫揉，一切纷纭四出之气而尽托之浩然。故愿夫子明教之也”作结，回应开篇公孙丑“浩然者不得其状”之疑问产生的缘由。[68]“气”本抽象，难以坐实，即便孟子本人亦难以准确定义“浩然之气”，故王氏采取避重就轻的诠释策略，借助类比与譬喻，将“气”置于具体场景中予以呈现。若正论此题，则文章难免理学之气，枯燥空泛，夸而不实。王氏立论并非着眼于“浩然之气”并为之作解，而是本于“敢问”予以发挥，避实就虚，以“气”之“恍惚变化”、难以具言为依托，通过设问构建另一重逆向的阐释空间，明说公孙丑因何不解“浩然之气”，暗则以否定性陈述间接阐释了“浩然之气”的特征。设为问难而以己意分解，“非惟说理透明，文字亦觉精神”。[69]而逆向解说则在使议论说理“无一句一字不是题目”[70]的同时，巧妙回避了“若论题面，一句便完”[71]导致的体制局促，“一层转一层，如入武夷九曲，愈曲愈奇”[72]，“凭空幻出无数波澜，却多是题中所有”。[73]
“大手笔”不仅意味着内容的醇厚典正与技法的开阖变化，同样标示着文章展现出的才学、识见与力量。陈名夏论王锡爵制义，谓“荆石先生之文可谓高且巨矣。才奇则雄，学富则博，思沉则厚，气足则昌。取前人之简朴张皇而恢廓之，真大家也”[74]，即道出王氏为文之高才、博学与深思。王锡爵以榜眼入仕，其对于儒家经义之熟稔自毋庸置疑。故其时文亦善本经书之语而加以发挥。《文莫吾犹》一文屡次化用《论语》、《中庸》与《易经》之语；《践其位》一文，以“虽曰”起首的三大比皆本于经书，谓之“博雅”。[75]王锡爵作文能够对经书之句信手拈来，以证己意，此亦可征其对儒家经义之熟识与深刻理解。
识见既表现为思力之深厚，亦展现为对文章内容的剪裁调度。王锡爵《用下敬上》一文，题目本于《孟子·万章下》“万章问曰：‘敢问友’”一节，而以“用下敬上，谓之贵贵；用上敬下，谓之尊贤。贵贵、尊贤其义一也”[76]为立论核心。文章以“论上下之交相敬，同归于义者也”[77]为破题，逐一破“上”“下”“敬”“义”字，是为顺破；以一句概括长题而直破四字，可谓简括。此非思深而识高之大笔力者则不能为。文章由“天”及“人”次第论证“用下敬上”与“用上敬下”之不可偏，对仗精工，思深且谨，格局宏阔而体制谨严。结句“故观贵贵尊贤，均之为义，则知挟贵挟贤，均之为非义，而君人者自处于可敬之地，毋亦慎所以敬人哉”[78]，回应破题“同归于义”之句；而“君人者自处于可敬之地”[79]一句，则显示出王锡爵之“大笔力”对文章的剪裁调度。《孟子》此节论交友，以“不挟长，不挟贵，不挟兄弟而友”为总括，自“百乘之家”而至“小国之君”再及“大国之君”的行为，由浅入深逐层阐释，而终归结为“贵贵、尊贤其义一也”。尽管孟子以“用下敬上”与“用上敬下”“其义一也”，然以“非惟百乘之家为然也，虽小国之君亦有之”而及“非惟小国之君为然也，虽大国之君亦有之”的层进递推而观之，则孟氏之论述偏重对“用上而敬下”的强调，其所论之重点在于“天子而友匹夫”。[80]王锡爵能察此几微，在阐释“上下之交相敬，同归于义”而不可偏废一端之后，以“君人者自处于可敬之地，毋亦慎所以敬人哉”[81]为结，委婉指出人君当规己而敬人，暗合《孟子》原文之要旨而不悖文题之主意。王世懋论此文曰：“大凡题中含有主意，不知者无论矣。知之而显自标榜，亦属浅中。如此题偏重敬下，只末后着一语周旋，何等大雅！”[82]充分肯定了王锡爵对文章结构的剪裁调度。俞长城“气格苍雄，识议宏卓，此真台阁文字”[83]之评，亦本于王氏思力识见之深阔高宏与台阁文字曲终奏雅的笔法。相同技法亦可于《质犹文也》一文中窥其大略。文章以“质犹文也”为论述主体，言“质”与“文”虽有本末、先后之分，然要之二者在表里、伯仲之间，而不可以污隆、优劣论之。限于体制篇幅与文旨明晰的要求，王氏所论止于“质不可离于文而独存”，对“文”之意义功能则仅以“天下无灭文之质”[84]相提点，而作不具体铺衍，展现出笔法的伸缩有度与对文章开阖走势的把握。故韩敬评此文“犹文更不推进一层，只说质不可独存，何等调度？真馆阁巨裁也”。[85]
文章的力量在词汇层面表现为反义对举，王氏长于在大与小、多与少、轻与重、弱与强的对比中展现力量的悬殊与张力，营造气势。
利之得小，义之失大，以小得易大失，此贪夫之所徇，而节士之所羞也。节士之所羞也，不有矜一介而不取、渺万钟而不屑乎？（《疑思问忿》）[86]
宫黝之养勇，孟施舍之养勇，岂不亦磊落奇伟、浩然无敌于天下……蹶者之动志，趋者之动志，岂不亦恍惚变化、浩然充满于一身！（《敢问何谓浩然之气》）[87]
“一介”对“万钟”，此为少与多、轻与重的对举；“天下”对“一身”，此为大与小、强与弱的对举。力量对比形成的落差与张力使文势富于波澜，开阖跌宕，并由此而形成强大的弹性与冲击感。自句法层面而言，则首先表现为运用“夫……且夫”句式强化语气。
夫仁、义、礼、智，皆所得于天之定分也……且夫一天下之遇者兴也，统天下之兴者心也。（《君子所性仁》）[88]
夫尚行则实胜而无愧于文矣……且夫古之学者文行出于一，今之学者文行出于二。（《文莫吾犹》）[89]
夫德，所以凝道也……且夫中庸之道，乃斯人日囿于其中而不能至者也。（《君子之中庸》）[90]
夫法者，治之具也……且夫治天下以仁，行仁以法。（《诗云不愆》）[91]
王氏承题句多用此句式，而制义中“夫……且夫”句式的盛行即在嘉靖、万历时期。此前则多以“盖”“夫”引出承题句。“夫……且夫”既标志着论述内容的增多及语句的增长，同时也在递推关系的说理中展示了语气的强化。王锡爵制义中力量的展现，复体现为反问句、感叹句与倒装句的使用。
敢谓无闻于外也，而一息所容肆乎？（《所谓其诚》）[92]
岂所以重吾手足之情者乎……岂所以保吾手足之安者乎？（《则君使人导之出疆》）[93]
何莫非因先王之定位，而继述之哉！（《践其位》）[94]
诗人又安道其见闻之所不及哉！而奈之何□莫之行也！（《诗云两我》）[95]
甚矣，行之难也！（《文莫吾犹》）[96]
何愆之有？（《诗云不愆》）[97]
反问句与倒装句均为常态句式的变体，其在文章中的出现，一则基于调节句式单一所导致的行文单调的考虑；再则缘于强调内容与强化情感的需要，制造语脉关节，以形成诵读的紧促感，挺立文势。感叹句的基本作用同样系对语气情感的强化，并由此而形成感发人心的力量。王锡爵制义中对反问句、感叹句与倒装句的运用，强化了议论说理的冲击力。
三 王氏制义对晚明“文章之道复归词林”的影响
王锡爵的制义在当世即为世人称赏，“嘉靖之季，文多靡矣。王文肃、沈文靖二公以大笔力起而振之，隆、万以来，文质彬彬”。[98]时有陈氏，“其人者狂敏强博，素以文倔强，亦勉作薄语，曰：‘吾文除太仓王元驭，李老稍架一枪’”。[99]王锡爵的制义不仅在晚明士子的心目中具有难以撼动的文学地位，更对“江左三大家”之一的吴伟业影响深远。
辛未会试同考，得士二十有一人。是年榜元为吴伟业，世通家也。填榜只余第二第一尚有推敲。首揆周讳延儒偶思吴卷为太仓人，系余同里，因招余，首问家世以及年貌文望，余一一答之甚悉。且云：“行文直似王文肃公。”首揆喜，大声遍语同考，更首肯文肃公一语，于是遂定吴卷为第一。[100]
李继贞“行文直似王文肃公”一语，令吴伟业高中会元，自此步入“学而优则仕”的政途；对作为典范的王锡爵制义的有意效仿，改变了吴伟业的生命轨迹。而王氏致仕后为课孙所撰之程文，则成为万历以降士子应试所效法的范本：“辛丑之役，余泊淮上，一仪部持闱卷寄先君，语溪且移书云：‘滔滔莽莽之意胜，即遇不过得魁，以彼其才，何所不到？不若稍加剪裁……学才养兼到，一览跃如，如荆石相公者足矣。’越明年，就仪部问艺，余每构一篇，摇手不可，徐语之曰：‘君何不阅《课孙稿》？试览《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无一句一字不是题目，今人能之否？’”[101]学者由王氏之文，而悟才学、修养兼备之理。王锡爵于嘉靖文多颓靡之际，以雄沉高古之笔力格调起而振之，遂成就隆庆、万历文章之彬彬大美。王氏时文亦以古朴雄健的风貌，而成为嘉靖末期时文由靡弱复归雅正的风标。
每叹我朝制义，自太原王文肃独辟一法门，绝无寒酸气。[102]
麟经自王文肃崛起，独开堂奥，其子辰玉有隽才，度无可参笔研者。[103]
胡维霖所谓“独辟一法门，绝无寒酸气”者，即指王锡爵在时文写作中，既着力于为文章之“正体”，有意化用古文之句法及语法，并援儒家六经之语入时文，以扭转时文写作体俗格卑之状[104]；又善于构造波澜，穷极腾挪变化之势，“削涤卑琐，振挈高华，有驾鸾凤、捕虬豹之势，而天窍自发，神理自标，上不为古人束，下不为今人徇，所谓‘竖立三界’”。[105]在正、嘉以降制义写作日趋“平淡”而无开新之机的背景之下[106]，王锡爵论文力倡风骨挺立以求新变；以“王、霸”而论，则近乎“霸”。
盛集近王，中集近霸。王之道，正大和平；霸之道，幽深奇诡。隆、万，中集也。然癸未以前，王之余气；己丑之后，霸之司权。盖自太仓先生主试，力求峭刻之文，石篑因之，遂变风气。是故丙戌者，王、霸升降之会也。[107]
俞长城将王锡爵在丙戌会试中对“峭刻”之文的推崇视为明代制义文风由正大和平转向幽深奇诡的开始，尽管俞氏对隆、万以降的制义不以为然，但仍然肯定了王锡爵在明代制义史上的重要作用。正、嘉时期为制义极盛之际，然而盛极难继，步入高峰的制义写作亦逐渐彰显出因循蹈袭之弊。在制义“衰懦雷同”而难再出新的局面之下，王锡爵对“峭刻”文风的推重，为制义写作开拓了另一重可能的空间；而明代中后期，民生、士风、吏治、边防等痼疾日渐凸显，以理财、纲纪、靖边等社会问题为主旨的策问屡见于殿试之中。[108]冲夷平和的文风已难再适应对时弊的回应。由是，王锡爵一变此前制义书写本于唐顺之的“冲夷浑厚”之调，而代之以“雄沉高古，气盖一世”[109]之格，不啻为扭转时文之风的先行者，更昭示了其以文章为用、试图化解危机、挽救时局的努力。尽管王氏之文偶有“太露筋骨，或太用识见”[110]之嫌，然其开新之举与济世之念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之下，功莫大焉。隆、万而下，“四方识与不识，言制义必趋太原郡邑，望风彬彬”[111]，王锡爵已然为时人目之为时文主盟。[112]
王锡爵任翰林馆师期间，能严格督促庶吉士进学写作；阁师对庶吉士文章写作的培养，不仅仅是文学理念的传递，更是在对文章写作之“正体”的践行中，为士子树立典范：“太仓稿中局大而脉疏，会墨亦然。独其式士诸程精当不刊，令人起敬。”[113]尽管王锡爵在时文写作中，有意化用六经文意，以提升时文的文体层次；但作为考官为国选士，其亦能兼容并包，而以“经世”为旨归。
丙戌，王荆石老师主试，谓不必避二氏百家，且要求真才为世用。故是科得人为多。[114]
明兴迨今，太平盛理如日方中，皇上绍隆棫朴，弘振典谟，久道之化且日融月浃，士当其扶舆元气尽泻之时，势不得不日趋于文……故臣今者相士，神识藻采，无所偏遗，间亦颇参诸子二氏微言不诡于六籍者，惟剽猎雕缋无取焉。[115]
王锡爵能够清楚意识到时代变化对文章风格的影响，因而，其于士子程文的评定标准较为宽泛，但凡不违背六经，即便参以老庄佛禅之语，亦无可厚非。作为政治人物，王锡爵更注重文学书写对于政治生活的意义，“扬榷时务”而非“摅写性灵”[116]，方是政治文学的核心价值。由是，其论馆课之文，亦多以补救时弊为准则。[117]王锡爵“以古文为时文”的制义创作，对于促成万历初年文柄由郎署重归馆阁、明文体备法圆、彬彬为盛的局面不无助益。[118]其与申时行、余有丁作为壬戌三鼎甲，亦因善为古文、促使“翰苑之文，骤驰三代两京”[119]，而成为隆、万以降馆阁文学中兴的先驱。[120]钱士升论及万历文柄之上移，言“往者文章之权原在馆阁，后稍旁落，正、嘉以前，诸曹大夫暨草泽布衣之雄，能文章登坛坫者，好凌出词林上。显皇帝时，化休而融昌，士大夫读中秘书者，麟翔凤集，前唱后喁，文摹两京，诗宗初盛，而文章之权于是复归馆阁矣”。[121]以此而言，王锡爵于万历时期“文章之道复归词林”不无助力。
四 结语
王锡爵由翰林馆臣而及内阁首辅，其文章写作既是主流文风形成的重要助援，又是官方文学理念得以推广的参与力量。面对嘉靖末年制义写作“离经讲道”“奇险新诡”之弊，王锡爵在制义书写中，自觉化古文笔法而入时文，一则以儒家六经贯注文章，彰显制义文体之“雅正”；再则自词汇及语法层面模仿秦汉古文，构造“古体”，以彰显时文语体之“古雅”。此外，王锡爵的时文善于润色鸿业，构造波澜，并有意凸显个人识见与才学，展现出“大手笔”的文章风貌。王氏制义在晚明产生了强大的示范效应，加速了晚明“文章之道复归词林”的历史进程。
作者简介
安家琪，女，博士后，黑龙江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明清文学研究。
[1]王锡爵（1534～1610），字元驭，号荆石，太仓人，明万历首辅，谥文肃。参见程穆衡《王锡爵传》，《娄东耆旧传》卷五，载江庆柏主编《江苏人物传记丛刊》，广陵书社，2011，第429页。
[2]（清）张廷玉等：《选举二》，《明史》卷七十，中华书局，1974，第1693页。
[3]（明）顾炎武：《日知录集释》，黄汝成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第951页。
[4]（清）戴名世：《庆历文读本序》，《戴名世集》卷四，王树民编校，中华书局，2000，第92页。
[5]（清）戴熙：《汪虚谷制义序》，《习苦斋集》古文卷一，清同治五年张曜刻本，第21页。
[6]（明）陈懿典：《朱沈两进士丁甲同门稿序》，《陈学士先生初集》卷三，明万历刻本，第42页。
[7]参见罗时进《文学社会学：明清诗文研究的问题与视角》，中华书局，2017，第185～190页。
[8]（清）方苞编《钦定四书文·原书凡例》，王同舟、李澜校注，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第1页。
[9]（明）何良俊：《经三》，《四友斋丛说》卷三，中华书局，1997，第22页。
[10]（明）王在晋：《正体裁》，《越镌》卷十七，明万历三十九年刻本，第7页。
[11]（清）方苞编《钦定四书文·原书凡例》，王同舟、李澜校注，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第1页。
[12]（清）查慎行：《曝书亭集序》，载朱彝尊《曝书亭集》，世界书局，1937年影印本，第5页。
[13]（明）朱国桢：《省堂张公墓志铭》，《朱文肃公集》不分卷，清抄本。
[14]骆晓平：《魏晋六朝汉语词汇双音化倾向三题》，载王云路、方一新主编《中古汉语研究》，商务印书馆，2000，第52页。
[15]（明）王锡爵：《惟命不于常》，载（清）陈名夏《国朝大家制义》卷十四《王荆石先生文》，明刻本。
[16]（明）王锡爵：《敢问何谓浩然之气》，载（清）俞长城《名家制义六十一家·王荆石稿》，清抄本。
[17]胡敕瑞：《从隐含到呈现（上）——试论中古词汇的一个本质变化》，载林焘主编《语言学论丛》第三十一辑，商务印书馆，2005，第21页。
[18]（明）王锡爵：《瑟兮
兮者恂慄也》，载（清）俞长城《名家制义六十一家·王荆石稿》，清抄本。
[19]（明）王锡爵：《唯天下至诚……其性》，载（清）陈名夏《国朝大家制义》卷十四《王荆石先生文》，明刻本。
[20]（明）王锡爵：《质犹文也》，载（清）陈名夏《国朝大家制义》卷十四《王荆石先生文》，明刻本。
[21]（明）王锡爵：《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载陈名夏《国朝大家制义》卷十四《王荆石先生文》，明刻本。
[22]（明）王锡爵：《伊尹耕于有……道焉》，载（清）陈名夏《国朝大家制义》卷十四《王荆石先生文》，明刻本。
[23]冯胜利：《韵律系统的改变与二言诗体的消亡》，载《汉语韵律诗体学论稿》，商务印书馆，2015，第115～143页。
[24]安家琪、刘顺：《中唐韩柳古文书写的可能与规则及其限度——以语体为视角》，《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第45～57页。
[25]（明）王锡爵：《君子之中庸》，载（清）俞长城《名家制义六十一家·王荆石稿》，清抄本。
[26]（明）王锡爵：《敢问何谓浩然之气》，载（清）俞长城《名家制义六十一家·王荆石稿》，清抄本。
[27]（明）王锡爵：《用上敬下》，载（清）俞长城《名家制义六十一家·王荆石稿》，清抄本。
[28]（明）王锡爵：《则君使人导之出疆》，载（清）俞长城《名家制义六十一家·王荆石稿》，清抄本。
[29]（明）王锡爵：《瑟兮兮者恂慄也》，载（清）俞长城《名家制义六十一家·王荆石稿》，清抄本。
[30]（明）王锡爵：《惟命不于常》，载（清）陈名夏《国朝大家制义》卷十四《王荆石先生文》，明刻本。
[31]（明）王锡爵：《伊尹耕于有……道焉》，载（清）陈名夏《国朝大家制义》卷十四《王荆石先生文》，明刻本。
[32]刘顺：《语言演变及语体完形与“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33]柳士镇：《试论中古语法的历史地位》，载《汉语史学报》第二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第54～61页。
[34]（明）杨慎：《古文倒语》，《升庵集》卷五十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27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第446页。
[35]王洪君：《汉语表自指的名词化标记“之”的消失》，载《语言学论丛》第十四辑，商务印书馆，1987，第154～196页。
[36]（明）王锡爵：《反复之而不听则去》，载（清）俞长城《名家制义六十一家·王荆石稿》，清抄本。
[37]（明）王锡爵：《敢问何谓浩然之气》，载（清）俞长城《名家制义六十一家·王荆石稿》，清抄本。
[38]（明）王锡爵：《瑟兮兮者恂慄也》，载（清）俞长城《名家制义六十一家·王荆石稿》，清抄本。
[39]（明）王锡爵：《诗云不愆》，载（清）俞长城《名家制义六十一家·王荆石稿》，清抄本。
[40]（明）王锡爵：《则君使人导之出疆》，载（清）俞长城《名家制义六十一家·王荆石稿》，清抄本。
[41]（明）王锡爵：《唯天下至诚……其性》，载（清）陈名夏《国朝大家制义》卷十四《王荆石先生文》，明刻本。
[42]（明）王锡爵：《君子之中庸……时中》，载（清）陈名夏《国朝大家制义》卷十四《王荆石先生文》，明刻本。
[43]﹝日﹞大西克也：《秦汉以前古汉语语法中的“主之谓”结构及其历史演变》，载高思曼、何乐士主编《第一届国际先秦语法研讨会论文集》，岳麓书社，1994；魏培泉：《先秦主谓间的助词“之”的分布与演变》，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1本第3份，2000。
[44]（清）马建忠：《马氏文通校注》，章锡琛校注，商务印书馆，1988，第318～320页。
[45]（明）杨慎：《古文用之字》，《升庵集》卷五十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27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第446页。
[46]（清）吴曾祺：《涵芬楼文谈·炼字第十四》，杨承祖点校，台湾商务印书馆，1998，第38页。
[47]（明）王锡爵：《往见不义也》，载（清）陈名夏《国朝大家制义》卷十四《王荆石先生文》，明刻本。
[48]（明）王锡爵：《伊尹耕于有……道焉》，载（清）陈名夏《国朝大家制义》卷十四《王荆石先生文》，明刻本。
[49]（明）王锡爵：《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载（清）陈名夏《国朝大家制义》卷十四《王荆石先生文》，明刻本。
[50]（明）王锡爵：《唯天下至诚……其性》，载（清）陈名夏《国朝大家制义》卷十四《王荆石先生文》，明刻本。
[51]安家琪、刘顺：《中唐韩柳古文书写的可能与规则及其限度——以语体为视角》，《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52]杨荣祥：《“而”在上古汉语语法系统中的重要地位》，载《汉语史学报》第十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第110～119页；梅广：《迎接一个考证学和语言学结合的汉语语法史研究的新局面》，载何大安主编《古今通塞：汉语的历史与发展》，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3，第28～29页。
[53]（清）查慎行：《曝书亭集序》：“唐之文奇，宋之文雅，唐文之句短，宋文之句长。唐人以诡卓顿挫为工，宋人以文从字顺为至。”（清）朱彝尊：《曝书亭集》，世界书局，1937，第5页。
[54]参见孙锡信主编《中古近代汉语语法研究述要》（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第二编《近代汉语语法研究》的相关论述。
[55]“惟公（按：沈一贯）与王文肃公文魁海内，藻振词林，均负天下之大手；致位卿亚，终养遗荣，均负天下之大美；遭时遇主，起家爰立，均负天下之大望；当青宫危疑之际，一恿出讲，一赞册立，均负天下之大功；迨其末年，一再召而被阻，一将去而丛言，虽逃虚屏迹，哓哓未已，均负天下之大谤。”（明）蔡献臣：《海道祭沈蛟门相公文》，《清白堂稿》卷十六，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第811页。宋羽皇评王锡爵《事君能致其身》一文曰：“凡一股自有一股之变化，真大手笔。”（清）俞长城：《名家制义六十一家·王荆石稿》，清抄本。
[56]参见曲景毅《唐代“大手笔”作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第5～6页。
[57]（明）王锡爵：《诗云不愆》，载陈名夏《国朝大家制义》卷十四《王荆石先生文》，明刻本。
[58]（明）王锡爵：《君子所性仁》，载陈名夏《国朝大家制义》卷十四《王荆石先生文》，明刻本。
[59]（明）王锡爵：《诗云不愆》，载（清）俞长城《名家制义六十一家·王荆石稿》，清抄本。
[60]（明）王锡爵：《诗云不愆》，载（清）俞长城《名家制义六十一家·王荆石稿》，清抄本。
[61]（清）梁章钜：《制义丛话》卷十一，载陈水云等校注《梁章钜科举文献二种校注》，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第266页。
[62]（清）王夫之：《薑斋诗话笺注》，戴鸿森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247页。
[63]四川大学中文系唐宋文学研究室：《苏轼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04，第932页。
[64]（明）陈名夏：《王荆石先生制义序》，《国朝大家制义》卷十四《王荆石先生文》，明刻本。
[65]俞长城评王锡爵《用下敬上》一文曰：“太仓稿中局大而脉疏，会墨亦然。独其式士诸程精当不刊，令人起敬。前辈宦成之后，学问更进，是可师也。”参见（清）俞长城《名家制义六十一家·王荆石稿》，清抄本。
[66]俞长城评王锡爵《反复之而不听则去》一文曰：“踌躇跌宕，一往情深。”又评《用下敬上》一文曰：“气格苍雄，识议宏卓，此真台阁文字。”参见（清）俞长城《名家制义六十一家·王荆石稿》，清抄本。
[67]（明）蔡献臣：《蒋仲旭〈伐檀草〉序》，《清白堂稿》卷五，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第168页。
[68]上引《敢问何谓浩然之气》一文的相关内容，参见（明）王锡爵《敢问何谓浩然之气》，俞长城《名家制义六十一家·王荆石稿》，清抄本。
[69]（明）归有光：《归震川先生论文章体则》，载王水照主编《历代文话》第二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第1729页。
[70]（明）陈仁锡：《王文肃课孙稿序》，《无梦园遗集》卷三，明崇祯八年刻本。
[71]（明）马世奇评《敢问何谓浩然之气》，载（清）俞长城《名家制义六十一家·王荆石稿》，清抄本。
[72]（明）马世奇评《敢问何谓浩然之气》，载（清）俞长城《名家制义六十一家·王荆石稿》，清抄本。
[73]（清）俞长城评《敢问何谓浩然之气》，载（清）俞长城《名家制义六十一家·王荆石稿》，清抄本。
[74]（清）俞长城：《题王荆石稿》，载（清）俞长城《名家制义六十一家》，清抄本。
[75]（清）陈名夏：《国朝大家制义》卷十四《王荆石稿·践其位》，明刻本。
[76]（汉）赵岐注，孙奭疏《孟子注疏》，载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277页。
[77]（明）王锡爵：《用上敬下》，载（清）俞长城《名家制义六十一家·王荆石稿》，清抄本。
[78]（明）王锡爵：《用上敬下》，载（清）俞长城《名家制义六十一家·王荆石稿》，清抄本。
[79]（明）王锡爵：《用上敬下》，载（清）俞长城《名家制义六十一家·王荆石稿》，清抄本。
[80]上引《孟子·万章下》的相关内容，参见（汉）赵岐注，孙奭疏《孟子注疏》，载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276～277页。
[81]上引《用上敬下》一文的相关内容，参见（明）王锡爵《用上敬下》，载（清）俞长城《名家制义六十一家·王荆石稿》，清抄本。
[82]（明）王世懋评《用下敬上》，载（清）俞长城《名家制义六十一家·王荆石稿》，清抄本。
[83]（清）俞长城评《用下敬上》，载（清）俞长城《名家制义六十一家·王荆石稿》，清抄本。
[84]上引《质犹文也》一文的相关内容，参见（明）王锡爵《质犹文也》，载俞长城《名家制义六十一家·王荆石稿》，清抄本。
[85]（明）韩敬评《用下敬上》，载（清）俞长城《名家制义六十一家·王荆石稿》，清抄本。
[86]（明）王锡爵：《疑思问忿》，载（清）俞长城《名家制义六十一家·王荆石稿》，清抄本。
[87]（明）王锡爵：《敢问何谓浩然之气》，载（清）俞长城《名家制义六十一家·王荆石稿》，清抄本。
[88]（明）王锡爵：《君子所性仁》，载（清）陈名夏《国朝大家制义》卷十四《王荆石先生文》，明刻本。
[89]（明）王锡爵：《文莫吾犹》，载（清）俞长城《名家制义六十一家·王荆石稿》，清抄本。
[90]（明）王锡爵：《君子之中庸》，载（清）陈名夏《国朝大家制义》卷十四《王荆石先生文》，明刻本。
[91]（明）王锡爵：《诗云不愆》，载（清）俞长城《名家制义六十一家·王荆石稿》，清抄本。
[92]（明）王锡爵：《所谓其诚》，载（清）俞长城《名家制义六十一家·王荆石稿》，清抄本。
[93]（明）王锡爵：《则君使人导之出疆》，载（清）俞长城《名家制义六十一家·王荆石稿》，清抄本。
[94]（明）王锡爵：《践其位》，载（清）陈名夏《国朝大家制义》卷十四《王荆石先生文》，明刻本。
[95]（明）王锡爵：《诗云两我》，载（清）陈名夏《国朝大家制义》卷十四《王荆石先生文》，明刻本。
[96]（明）王锡爵：《文莫吾犹》，载（清）俞长城《名家制义六十一家·王荆石稿》，清抄本。
[97]（明）王锡爵：《诗云不愆》，载（清）俞长城《名家制义六十一家·王荆石稿》，清抄本。
[98]（明）蔡献臣：《雨殷熊进士新义序》，《清白堂稿》卷五，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第159页。
[99]（明）罗明祖：《李龙屏先生文集序》，《罗纹山先生全集》卷二，《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84册，北京出版社，1998，第68页。
[100]（明）李继贞：《萍槎年谱》，载吴伟业《吴梅村全集》（附录二），李学颖集评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第1433页。
[101]（明）陈仁锡：《王文肃课孙稿序》，《无梦园遗集》卷三，明崇祯八年刻本，第12页。
[102]（明）胡维霖：《答高安蔡贲服父母》，《胡维霖集·白云洞汇稿》卷四，明崇祯刻本，第8页。
[103]（明）朱国桢：《省堂张公墓志铭》，《朱文肃公集》不分卷，清抄本。
[104]陈名夏评王锡爵《君子所性仁》一文曰：“以古文之法行于排比，实始韩子《原毁》，再见《送李愿叙》。前后宜疏宕行以灏气，不拘于对偶。中幅宜用两意承起处发挥，又当为结束地，亦单行，亦双接，亦单收，方合古文。先辈工此者，独有鹿门、震川两家。荆石理题文，颇近风雅之调，而用之字句太多，遂流为时人表体矣。”（明）陈名夏：《国朝大家制义》卷十四《王荆石先生文》，明刻本。王锡爵颇能察此古体之法，而其“用之字句太多”，亦是中古以降语言演化渐趋口语的形势使然。
[105]（明）冯时可：《王文肃公传》，载王锡爵《王文肃公文集》卷五十五，《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7册，北京出版社，1998，第408页。
[106]（清）梁章钜：《制义丛话》卷十二，载陈水云等校注《梁章钜科举文献二种校注》，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第280页。
[107]（清）梁章钜：《制义丛话》卷五，载陈水云等校注《梁章钜科举文献二种校注》，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第100～101页。
[108]参见陈文新《明代文学与科举文化生态》（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第四章的相关论述。
[109]（明）陈懿典：《与友人评历科会元》，《陈学士先生初集》卷三十四，明万历刻本，第8页。
[110]（清）梁章钜：《制义丛话》卷十二，载陈水云等校注《梁章钜科举文献二种校注》，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第280页。
[111]（明）张溥：《王文肃课孙稿序》，载《七录斋诗文合集·古文近稿》卷一，台湾伟文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77，第44页。
[112]（明）陈懿典：《祭太仓王阁师》，《陈学士先生初集》卷十九，明万历刻本，第2～3页。
[113]（明）陈名夏：《国朝大家制义》卷十四，《王荆石稿·用下敬上》，明刻本。
[114]（明）袁黄：《游艺塾续文规》卷五，明万历三十年刻本，第21页。
[115]（明）王锡爵：《丙戌会试录序》，《王文肃公文集》卷二，《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7册，北京出版社，1998，第45～46页。
[116]（明）王锡爵：《经世宏辞序》，《增定国朝馆课经世宏辞》，《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18册，齐鲁书社，2001，第148页。
[117]（明）王锡爵、陆翀之辑《皇明馆课经世宏辞续集》，《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92册，北京出版社，1998，第583～584、597页。
[118]（清）戴名世：《庆历文读本序》，《南山集》卷四，王树民编校，中华书局，2000，第106页。
[119]（明）李维桢：《〈申文定集〉序》，《大泌山房集》卷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50册，齐鲁书社，1997，第513页。
[120]参见郑礼炬《明代洪武至正德年间的翰林院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第十章第三节的相关论述；另见闫勖、孙敏强《“文章之道”如何“复归词林”——论明代嘉隆之际的馆阁文学》，《浙江社会科学》2016年第9期，第108～114页。
[121]（明）钱士升：《丛篠园集序》，《赐余堂集》卷三，清乾隆四年钱佳刻本，第1页。另参见（明）黄道周《〈姚文毅公集〉序》，《黄道周集》卷二十一，翟奎凤等整理，中华书局，2017，第8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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