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风里俗

昔日的大召

大召，数百年来，一直是内蒙古地区藏传佛教的活动中心和中国北方最有名气的佛刹之一，也是呼和浩特的首座喇嘛教召庙。大召蒙古语为“伊克召”，意为“大庙”；明廷赐名“弘慈寺”，清廷赐名“无量寺”。大召始建于明朝万历七年，已有四百余年历史，是呼和浩特最早兴建的寺院。

数百年来，大召声名显赫，给其周围带来了异常的繁荣，为归化城的一处胜景。历史上的大召，门前没有今天这样开阔的广场，前后都是林立的民宅和纵横交错的胡同，所以就有了大召东夹道和西夹道等这些老呼市们最熟悉的胡同名称。

大召东夹道是条颇为迷人的巷子，在这条巷子的两侧，各色小店一字排开。一年四季、晨昏之间，窄窄的街面上人流不断、市声嘈杂。巷中那两处近乎直角的拐弯儿，使这条小巷子显得曲折幽深。

大召西夹道有和平电影院，往南财神庙巷有民众剧场，多半是演二人台的。那时呼市的二人台，曾赴各地演出，被各地的二人台剧团尊为“老团”。东北二人转的扇子舞，其实是从二人台学来的。由于晋陕方言的隔膜，二人台行之不远、二人转却大红大紫，这是始料不及的。

玉泉井就在民众剧场后面。这口井与清泉街的海窟井一样，流淌着大青山断裂带最优质的矿泉水。井水甘洌、泡茶香醇。1966年前后干涸，成为传说绝唱。

西夹道西拐路南，有王一贴膏药铺。展有老虎、人熊的标本。还有一只黑羽黄喙的八哥，会说：“王一贴，好膏药！”

大召前街和大召东夹道，是一处小市场和民间游乐场，人气很旺，每天吸引不少老百姓聚在这里。正像清代诗人王循在其《归化城》一诗中描写的那样，“小部梨园同上国，千家闹市入丰年”。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我的舅舅们每次从山西来，必去大召前闲逛。那时，大召前的商品经济大多还维持在“走西口”时的水平。笼箩社、纸扎坊、染坊、铁匠铺、木匠铺、估衣铺、膏药铺应有尽有；鞋匠、皮毛匠、旋匠、白铁匠各司其职。

大召东仓是呼和浩特历史上最繁华也是最聚人气的地方。东仓位于大召寺整体的东隅，又名菩萨庙；与之相对应的还有西仓，名为乃春庙。

当年大召东仓是一片开阔地。在这儿说书、拉洋片、变戏法、卜卦算命、捏面人、吹糖人、卖大力丸的应有尽有，每天熙来攘往、摩肩接踵、游人如织。其热闹程度和北京的天桥可有一比，所以大召东仓也被美其名曰“塞外天桥”。

大召东仓南口的西边，曾经有过一家莜面馆，专卖莜面饸饹。1958年，我在中山西路小学读书，夏天的中午，常和同学结伴，来这里吃莜面饸饹。此处的莜面饸饹非常好吃，我们吃起来不加咀嚼、不辨滋味、如风卷残云，不像现在的剥皮莜面，没了浓烈的燕麦味道。

那时的莜面饸饹一毛四一斤。汤是凉汤，盐汤里主要是些黄瓜水萝卜丝丝，又炝了点葱花。碗用的是很粗的笨碗，条案和凳子也很原始，就像电影《水浒传》里梁山好汉聚餐时使用的那种，没有油漆、斑驳陆离。很大的条案上放着一大壶醋，和一碗油炸辣椒，供食客自己取用。长凳上坐不了许多人，大多数人都站着吃，还有的人端碗蹲在外面的房檐下吃。来这里吃莜面饸饹的人络绎不绝，食客大多是穷人及走卒贩夫之类。

厨房在里面的套间，蒸莜面的锅是九勺锅。九勺锅有多大，我也说不清，只记得锅口直径就有一米多。有专职压饸饹的人，他们用的木头饸饹床子床身很长，臂杆也很长，压饸饹时，饸饹床子吱吱扭扭地响着，似乎有些吃力。伙房里热气腾腾，笼屉摞得很高；蒸熟的从上面取下来，生的不时从下面续进去。笑语喧哗，生意十分红火。

夏天，莜面馆的灶镬设在门外临街处，拉风箱的是一个残疾人，髌骨之下犹如秃桩，市井人称“秃板凳”。他的风箱拉得有板有眼，就像快板书的过门节奏，成为莜面馆的招牌和广告。吸引着往来的人们驻足观看、拍手称道。

现在大召附近所谓的古建都是近年来复建的，原先的早已拆毁，令人不免遗憾，那些真实的景物，今人只能在梦境中再现了。

姥姥家得胜堡

有诗云：

边塞得胜堡，风雨五百年。

瓦剌燃烽火，晋蒙起狼烟。

嘉靖固边墙，战鼓震九天。

隆庆五年至，罢剑士归田。

此间民生息，茶马万贾旋。

得胜堡，一处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一处长城文明、晋商文化的历史见证之所。从内蒙古丰镇往南出了得胜口一华里，就可以到达得胜堡。

得胜堡是明长城大同镇重要关隘，当年为抗击蒙古瓦剌而建。明朝收复大同后，鉴于当时蒙古军屡次寇边，大同地区人民的生命财产损失严重，于是在大同的北边大举修筑长城、增筑堡城。现存的得胜堡、得胜口、镇羌堡、四城堡，分别分布于长城南边不到三华里的狭小范围内。这样密集的城堡群，在万里长城沿线是极其罕见的，这客观地反映了当时得胜堡在边境地位之重要。遥想当年千军万马屯集于大同，战争烽火搅得天昏地暗，叹息在北国寒风中戍边的将士们“男儿莫问春好事，且把长刀向玉关”！

大同成为明代的九边重镇之一后，边墙、边堡不断增筑，驻军人数不断增加。隆庆年间兵马多达十三万人以上，号称“大同士马甲天下”，但仍不能消除边患。

隆庆五年，明王朝在得胜堡举行隆重敕封仪式，封蒙古首领俺答汗为顺义王，后又封三娘子为忠顺夫人，开放大同、宣府等地“立互市”。万历五年，又在长城沿线的新平堡、助马堡等处设十个互市点，马市数十年高度繁荣，推动了明代晋商的兴起。正如明人李杜诗中所言：“天王有道边城静，上相先谋马市开。”从此明王朝与蒙古鞑靼部落干戈化玉帛，蒙汉民族文化由此走向融合。

走近堡子湾乡得胜堡，古长城蜿蜒起伏、烽火台高耸林立，可尽收眼底。地处晋蒙“咽喉”的得胜堡，今天依旧有许多值得游人驻足观看、凝思的景致。

得胜堡始建于明嘉靖十八年，修筑时名叫“绥虏堡”，城墙最早由黄土夯筑而成；万历二年砖包，城周“三里四分，高三丈八尺”；万历三十二年七月进一步扩修，堡名改称得胜堡。现仅有砖砌券拱南关门还算完整，关门洞上有十分精巧的砖雕图案，因年久失修，雕砖已摇摇欲坠。

关门南面的门洞上方镶嵌一块石匾，中央阴刻楷书“保障”二字，落款“万历丙午岁秋旦立”。字体刚健遒劲，美观大方；匾额周围的砖雕，通体用砖块磨接对缝，平贴在门洞上方。砖饰呈垂花门庭状，幔下嵌刻着荷、梅、菊、兰四种花卉，象征生活的宁静美好。砖雕最下面一层镌刻着“奔兔弯月”“瑞日祥月”“和合如意”“海晏河清”四组图案，寓意国泰民安。

门洞内东西侧墙壁各嵌有石碑一块，西墙碑风化严重，字不可辨；东墙碑字迹清晰完整，为万历三十五年八月扩修得胜堡记事碑，算起来已有五百多年了。

登上得胜堡南关门向北望，四边堡墙轮廓完整。墙外田野辽阔，墙内房舍成片。从南关门向北一条大街，穿过一座方台，四个门洞上方各嵌有一匾额：南曰“雄藩”，东曰“护国”，北曰“镇朔”，西曰“保民”。

得胜堡内的街道格局为“三大街、六小巷”。“三大街”是指一条主干大街和两条次要街道。主大街呈南北走势，宽约六米，便于传递警报信息和日常活动。主街之外，还辅修了西城墙下的铜南照壁大街和东城墙大街两条次要街道，宽度大约五米左右。除了有名称的主街和辅助街道外，堡内也有一些无名小巷，如东西走向的“六小巷”，它们横向连接三条大街。得胜堡整齐的大街小巷配合四面厚重的城墙，形成了进退自如、易守难攻的战略形势。

得胜堡原有阁楼四座，分别为南城阁、日菩萨阁、玉皇阁、神武阁。南关门外原有瓮城，瓮城向东开门。出瓮城为月城，月城向南开门，南城阁建在月城门楼之上。现在四座阁楼仅余玉皇阁，瓮城、月城均已不存，道路格局一如往昔。

城内原有大小庙宇十二座。原为清徐、交城一带的神灵狐突，造像随赴边戍守军士来此。据村里的老人回顾，往昔堡内的狐神庙香火很旺，每年五月十八狐神庙会时，附近各村的人都赶着猪羊，前来领牲、观看戏曲演出，场面甚是热闹。

行至城堡外，放眼望去阡陌纵横、景色清新，雁北长城的那种质朴天然的浑厚气息扑面而来。如今的得胜堡，虽然看不到昔日的金戈铁马和喧嚣的茶马古市，也无熙熙攘攘的游人，但素面朝天的长城毫不走样地保留着岁月的痕迹，更能让人感受到长城古朴、苍凉的魅力。

得胜堡往东一公里处，有一条河叫饮马河。因古代将士屯集守边之时，在此放牧饮马得名。每到夏天，两岸绿草如茵，环境怡人。

我的姥姥家就在得胜堡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这里还城墙完整，城楼巍峨。堡里的北面还有一座府衙，是明朝屯兵时长官的办公所在。

儿时我去姥姥家，舅舅用牛车去丰镇接我们。快到城门口时，表哥表妹们都在城墙上奔跑，欢呼雀跃地向我们招手致意。

听舅舅说，他的祖母曾告诉他，修这些城堡时每天仅辣椒面就要用去好几担，可见工程之浩繁。干戈化玉帛后，明军弃守得胜堡。至于姥爷的先人，何年何月由何处移居堡内，已无从查考，据历史学家称，乡民多为历代戍边将士遗民。

后来，得胜堡的城墙被拆了用来建小高炉、盖房、垒猪圈，阁楼、府衙因属“四旧”也被悉数拆除。昔日繁荣的明长城大同镇重要关隘——得胜堡，如今只剩下断壁残垣。堡内随处可见散落着的残砖碎瓦、石雕兽首、柱础基石等历史遗迹。

雁北多禁忌

雁北人，在日常生活中有很多的说道和礼数，大部分属于民俗，也有的是为了图个吉利和方便，比如，大年初一至初五不能扫地、不能泼水，是怕把财富倒出去。

初一到初五，忌打碎东西。为了避免把财气和福气扫走，打碎了盘碗要赶快说“岁岁（碎碎）平安”。

雁北有“初五不出门，初六不回家”的俗传，认为初五出门会带回来“穷土”。家里有人出门往往数天不扫地，忌“扫地出门，不能平安回家”之祸。

正月初六的“送穷”，是雁北一种很有特色的岁时风俗，其意就是祭送穷鬼。穷鬼，又称“穷子”，据宋代陈元靓《岁时广记》引《文宗备问》记载：“颛顼高辛时，宫中生一子，不着完衣，宫中号为穷子。其后正月晦死，宫中葬之，相谓曰‘今日送穷子’。”

相传穷鬼乃颛顼之子。他身材羸弱矮小，性喜穿破衣烂衫，喝稀饭。即使将新衣服给他，他也扯破或用火烧出洞以后才穿，因此“宫中号为穷子”。

唐代姚合《晦日送穷三首》其一云：“年年到此日，沥酒拜街中。万户千门看，无人不送穷。”

初一禁忌的事情还有：

已出嫁的女儿不可以回娘家。如果初一回娘家，会把娘家吃穷。因此只能在初二或者初三回娘家。

禁忌动刀剪，动则主凶杀或口角，会断绝仕途财路。“初一动刀和剪，口舌是非全难免。”

妇女也不得动针线，否则一年到头会和别人争吵不休或浑身会有针刺般的不舒服；生下的小孩，眼睛如同针眼一样小。

还有，早餐忌吃稀饭、荤食及药品，忌叫他人姓名催人起床、忌跟还在睡觉的人拜年、忌斧子劈木柴、忌借钱、忌向人讨债、忌洗衣、忌啼哭、忌杀生、忌说不吉利的字眼，白天不可午睡。

每逢除夕夜，雁北家家户户门前都要用大块煤炭垒“旺火”，以图全年兴旺吉利。等到午夜十二点，鞭炮齐鸣之时，将旺火点燃。点燃后，火苗从无数孔隙中喷出，既御寒，又壮观。大人孩子都要围旺火转圈，以图吉利；男女老少都要来烤火，以图“旺气冲天”。

正如清代《大同县志》所述：“元旦，家家凿炭伐薪垒垒高起，状若小浮图。及时发之，名曰旺火，即省城达达火也。”

雁北人待客，讲究茶壶嘴不能对着客人，以免有不管吃只管喝的猜疑；送礼不能送钟，因为送钟和送终谐音；晚上不梳头，梳头百日愁；小孩子不能吃鱼子，担心长大不识数；小孩子不能玩火，有晚上尿炕之虞；盖房忌讳正南正北，要稍向东偏；不能手扶门框脚踩门槛，此举是欺负户主。忌讳夜里听见猫头鹰叫、母鸡打鸣；但听见喜鹊叫，认为必有喜事到。

雁北人探视亲友、病人一般不在中午、下午前往，而以清晨或上午为佳，否则系不礼貌、不义之举。老人病时忌送挂面，据说挂面代表年老久病、卧床不起。

敬祖宗的供品中要有肉制品，但供奉神灵则不能有肉制品。在供奉大仙爷时必须有鸡蛋。

卖房子，一般要留下一根柱脚做根，表示还要再建；卖牲口忌带缰绳，表示留下它还要再养。这同养儿留后同理，生生不息自在其中。

早年雁北一带农村的“开锁”，是把十二岁孩子的脐带派人送到野外高处悬挂，越高越好。这种脐带每年用红布包住缝一层，呈月牙形，十二年缝十二层；高高挂起，意味着孩子将来前程远大，有出息。

雁北婚嫁时的说道最多，异常繁复。尤其讲究“姑不娶、姨不送，妗子送到了黑圪洞，嫂嫂送到了米面瓮，姐姐送断了妹妹的命”。还有娶亲不能走回头路，新媳头天不出门。

在雁北，人们都希望生男孩子，故孕妇忌讳别人预示生女孩、忌送女孩穿用的东西。

妇女怀孕期间不能发汗，如果这样，将来的孩子会出疹；忌吃兔肉，怕生子长兔唇；不许给婴儿照镜子，认为这样会使孩子变成哑巴；妇女坐月子期间不允许吃鸡蛋，据说吃了面黄；不能上产妇的屋顶，怕踩着孩子。

生了孩子第四、第六天不准外人进产房，怕带来邪气；同样，孕妇生产后一个月内不得进别人家，俗传此时带着血身子，也会给人家带来邪气；产妇忌参加红白喜事，前者于人不好，后者于己不利。

雁北人忌讳孕妇在娘家生孩子，也忌讳夫妻在娘家同房。有俗语道：“女婿上床，家败人亡。”

雁北百姓 “搬家”讲究看天坑。他们认为“天坑”是充满凶煞、灾难的方位。如果家搬到“天坑”的方向去，轻则破财损物，重则天灾人祸。

什么是“天坑”呢？这得从“五行八卦和天干地支”说起。总之，四季的“天坑”是：“春巽、夏坤、秋乾、冬艮。”也就是说：春季搬家的方向不能是“东南”；夏季不能向“西南”；秋季不能向“西北”；冬季不能向“东北”。“搬家”必须以此调整时间，避开“天坑”。

如果你现在“搬家”的方位不是“天坑”，而要“搬家”的时候正好是“天坑”。有一个破解的办法：即提前先搬个“四条腿”的家具，加上一口锅，锅里还要有一盏灯，这些要天黑人静时进行。进了新家将灯放到锅台上，然后点火烧锅，就算搬了家。

雁北人搬家一定要吃顿炸油糕，以示庆贺。当地有句俗语：“搬家不吃糕，一年搬三遭。”搬家一般都要放炮，一来庆贺乔迁之喜，二来驱除新房邪气。

每当腊月初八，家家都要做腊八粥。雁北人有“明冬暖年黑腊八”之说，“黑腊八”指吃腊八粥时，不能等天亮，一定要趁黑吃，否则就会得红眼病。

雁北人最忌讳平日吃腊八粥。因为雁北穷苦，大多数人家办丧事出殡的早饭，吃不起油糕，就做上几大锅腊八粥来招待送葬的乡亲，故而平时吃腊八粥成为大忌。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期，得胜堡有一对青年男女相爱，但女方家长极力反对。就在结婚典礼这天早晨，新娘妈妈“别出心裁”地做了一锅腊八粥来招待亲朋。婚后未过百天，女婿在给生产队铡草时，被铡草机将一只手切掉了。这本来是一次意外事故，但人们都认为与其岳母的行为有关。

雁北有药壶不进家门的习俗。一般人很少有人去买药壶，认为这是在买病进门，故而都是借用；而拥有药壶者也乐于出借，认为这是送病出门。药壶用毕不能奉还，只等别人用时来取，这样一直借传下去。

洗澡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呼和浩特好像仅有三家公共浴池。一处在新城将军衙署附近，一处在市毛对面，还有一处好像在旧城北门附近，现在叫作浴芳池。

儿时，去浴池洗澡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只有过年时，父亲才会带我去。那时洗澡好像也就两三毛钱，不管岁数大小，澡堂里的伙计都会向你满面春风地微笑、十分殷勤地奉迎。

我破旧的小褂子一脱，伙计便会用长长的竹竿挑起，高高地悬挂在任何人都手不能及的地方。每当我的褂子在空中高高扬起，心中总是十分得意，仿佛我也是一位大人了。尽管我的衣兜里一文不名，纵然塞在何处也不会有人拾去。及至脱光衣服，腰间围上一块浴巾，拖着不合脚的“趿拉板”，踢里踏拉响声连天地向着弥漫着气雾的浴室跑去，兴奋之情达到了顶点。

池子大得很，共分成三格，一个极热，冒着丝丝缕缕的热气，池水貌似平静而泛出绿色的光泽；一个稍热；一个则温和得多。我总是在温水池里面扑腾，极热的池子里很少有人能够下去。偶有瘦骨嶙峋的老头涉足，这时旁人都会向他行注目礼，表现出十分的惊讶与赞叹。

及至年龄稍长，我偶或也敢去稍热的池子里一试身手，但那也需要有极大的勇气。须先将脚慢慢地伸进水里，然后咬牙憋气，一分分、一寸寸地缓慢进入水中。这时，我神情庄严肃穆，一动也不敢动。身体稍一抖动，溅起的水花会刺得皮肤生疼。坚持不了几分钟，我就会赶紧逃出来，皮肤被热水烫得通红，毛孔大开。这时坐在池边用毛巾在身上慢慢地推、轻轻地擦，然后再跳进温水池里，才会感到无限的舒服与畅美。

洗浴过后疲惫至极，一动也不想动，见不得丝毫的杂乱，真希望整个世界顷刻都宁静下来。

澡堂的地是腻滑的，墙皮斑驳，泛着黑绿色的光泽，空气中总是弥漫着一股霉气。

儿时，我最不喜欢的事情就是搓澡，但只要和父亲一起去洗，他就一定要给我搓。找个没人的池沿处，让我趴下，热腾腾的身子往那白瓷砖上一趴，肚皮感到冰凉。

父亲很笨，他搓澡对我是一种摧残。他总是喜欢按住一个地方反复不停地搓，一边搓还一边不停地数落我：“看你脏得就像泥猴，从你身上能搓下半簸箕泥来！”我越怕疼，他就越使劲，直到我疼得实在忍不住了，开始喊救命，他才会换个地方搓。

被父亲反复搓过的地方“火辣辣”地疼，没被搓到的地方还很痒。而父亲总是迟迟搓不到我那发痒的地方，这时，我就会想起乡下的舅舅，用一根筷子插上一个干巴了的玉米棒子，贴着脖颈子伸进去“咔哧咔哧”地拉着；更羡慕舅舅院子里的小黑猪，可以梗着脖子在拴它的那根木头柱子上蹭痒痒。

每次搓完澡，在淋浴头下冲干净，我穿着木头“趿拉板”，呱嗒呱嗒地回到那条窄床上，拿一条浴巾围在腰上时，这次被父亲上刑一样的洗澡才算结束了。

听舅舅说：得胜堡有个人下大同洗澡，进去一看，里面的人全都光着腚，立刻就跑出去了。带他来的亲戚问咋回事，这老兄红着脸说：“咋都是红麻不溜子，就像屠宰场似的？”那亲戚扑哧一笑说：“洗澡都是这样的，穿上衣裳咋洗？”那老兄扭扭捏捏，好不容易脱掉衣服进到里面，又被吓得往外跑。亲戚问他又咋了？他瞪着眼睛吃惊地说：“里面蒸着仨，煮着俩，还有一个在剥皮呢。”哈哈！

如今，家家户户都有了卫生间、高档浴缸及电热淋浴器，豪华至极。但是，我还是觉得很难有大浴场那种氛围，那种大汗淋漓后的畅美、几欲虚脱后重返尘世的身轻体快，真仿佛灵魂再造一般。

剃头

儿时，经常能见到走村串巷的剃头师傅。标准的剃头挑子，一头是红漆长方凳，凳腿间夹置三个抽屉，上面一个是放钱的，下面两个抽屉分别放置围布、刀、剪之类的工具；挑子的另一头是个长圆笼，里面放置小煤炉，上面放一个大沿儿的黄铜盆，这样可保持水的热度。“剃头挑子一头热”即以此得名。

剃头师傅最典型的特征是，手持形似大镊子的铁制“钲子”（属古军乐器），用小棍自下向上一拨，便发出“日嗯——日嗯——”洪亮悦耳的响声。老远，听声音就知道是他们来了。

那时，街头也有剃头铺，剃头铺的陈设也很简单。洗脸的毛巾是千人共用的，还有脸盆、脸盆架、荡刀布、剃刀、推子。用剃头铺的毛巾擦脸，有一股难闻的气味，就像家里陈年搌布的味道。

在农村，新生儿都要剃满月头，可谓人生之第一剃；一个人离开这个世界，也要剃头，可算是人生最后一剃。

剃满月头时，要把剃头匠请到家里来，待若上宾。所请之人，必定是技术上乘、德艺俱佳者。剃头匠请到家里，除烧水沏茶、上烟之外，晌午还要弄点菜，喝口烧酒。人生的最后一剃，一般是不讲价的，剃头匠说多少是多少，比平日要贵得多。

听舅舅说，得胜堡有家人，穷得买不起剃刀，就用镰刀给孩子们剃头，情急生智，竟然练就了一手绝活儿。

那时，为了省钱，男孩子多的人家大多买剃刀自己剃。一次，舅舅给我剃头，拿件烂衣裳在脖子上一围，弄点温水用碱面洗了头，就用剃刀在头上刮。剃刀老旧，又不锋利，刮的时候像拔毛一样，痛得我嗷嗷直叫。我那时就怕剃头，听见剃头就往屋外跑。被捉回来强迫剃，嚎叫的声音像杀猪一样，剃到完，哭到完。

1956年，我随母亲来到呼和浩特。邻居王叔叔手艺不错，一到休息日，他就搬个凳子放在院子里，拿王婶做饭的围裙给儿子围上剃头。王叔叔的“剃头摊”一摆，邻居家的大妈们就会大着嗓门喊自己的孩子过来，让王叔叔捎带给剃剃头。王叔叔手艺好，往往按住脑袋，三下五除二就解决问题。赶上推子不快，夹头发的事时有发生，一旦薅住头发，头皮生疼。因此让男孩剃头与吃药一样，必须连威胁带利诱。那时的发型以锅盖头为主，就是边上剃了，头顶上留一层那种。我至今还保留着儿时的照片，头型都是锅盖头，一直羞于示人。

呼市从五十年代起，理发店基本上都是国营的了，有多少家没有统计过。我记得大概有以下几家：大北街有一家、中山西路人民电影院旁边有一家、新城将军衙署西头有一家、火车站南马路的照相馆旁边有一家。但是规模最大，最干净的还要数“市毛”路东二食堂楼上的理发店了。那里有六七个理发师，每天生意很忙，尤其过年的时候，要排很长时间的队。

那时，呼市人即便去理发馆也要说：“我剃头去。”其实这里的剃头已经是广义的了，包括理发。

去国营理发店剃头，算是相当奢侈了，父亲有一次去那里开洋荤花了四角多，回来叫母亲数落了半天。二食堂楼上理发店的玻璃门是半透明的，里面很宽敞。排着一溜磨盘椅，磨盘椅还可以放倒，为的是给客人刮胡子。椅子正对面的墙上是长方形的大镜子，镜子下面是一溜又窄又长的桌子，摆放着推子、剃刀等理发工具。剃头的师傅是几位大嫂，还有几个姐姐，她们都穿着白大褂，毛巾和围布也是白色的。

至今仍能想起在那里剃头时的情景：轮到我时，师傅立即取下搭在肩膀上的毛巾，利索地抽打椅子上残存的发屑，然后招呼我坐下。坐定，她习惯性地甩动围布，清脆的抖布声是开工的序曲。然后不紧不慢地给我围上围布，拿出推子点几滴润滑油，在耳边试听一下，随之节奏明快的推剪声便在耳边响起。头发被拦腰截断，飘飘洒洒地落地。围头推剪一圈儿，剃头就算完工。

那时可没啥发型，把头发剪短、剪齐就行了。男孩子后脑勺上的头发基本上都快推到顶了，是典型的锅盖头；也有爱美的小伙子，要剃分头，三七分的，将两边的头发都往后面斜斜地飞翘着；至于六七十岁的老年人，十有八九剃光头，无挂无碍，非常方便。

我长着两个招风耳，不适合理锅盖头，下面的头发剪短后，两只耳朵就显得更大。我坐在教室的第一排，课桌前正好是讲台。到了下午的时候，太阳从西边照到我头上，头的影子正好映在讲台墙上。中间一个大头，旁边两只耳朵，就好像动画片里的米老鼠一样。后面的女生老笑话我，不过，我倒是挺喜欢她的。

在我的记忆里，印象最深的剃头行头，要数剃刀和荡刀布了。那种造型别致、寒光慑人的剃刀，我家也有一把。但大人是不让玩的，就是摸摸也不行，那理由不必言说；荡刀布，因剃头师傅长年累月地荡磨剃刀，油腻发亮，竟成了龌龊孩子衣裳的代名词。

及至成年，我也开始刮脸。刮脸前，师傅将毛巾用热水浸透，热气腾腾地敷在我的脸上。须臾揭开毛巾，再用蘸了肥皂沫的胡刷，在脸上除眼睛、鼻子和嘴唇的部位细细地涂抹一遍。然后从上衣口袋取出牛角柄的剃刀，老道地在那条油光的荡刀布上，唰唰地打磨，待剃刀锋刃可鉴时才停手。我半躺在磨盘椅上，微闭双目，锋利的刀刃在我的面部缓缓地运行——利而不灼、行而不滞。最后，师傅递给我一面小圆镜子，让我看看是否满意，我只有连连道谢。

曾经听过一则有关剃头的笑话，令人捧腹：有一个徒弟学剃头，师傅教他先用剃刀在冬瓜上刮，练习浮劲。师娘叫他去干活，他“哦”地应了一声，将剃刀插在冬瓜上，转身去干活了，久而久之，养成了习惯。学习期满，徒弟正式给人剃头。这时，师娘又叫他干活，他又“哦”了一声，将剃刀插在人家的头上，转身去干活了，来剃头的人鲜血直流。这当然是个笑话，虽然剃刀划破皮肤的事情屡见不鲜，但再蹩脚的剃头匠也不会把人的头颅剖开的。

时代变了，现在的理发店和过去的剃头铺不可同日而语，店名也都改成了“美发中心”“造型机构”“染烫中心”。前几年人人开公司，有个老太太把自己的剃头铺改名为“环球开发公司”，笑倒一片人。不知何故，我却经常隐隐地怀念那些剃头匠们。他们曾经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想起他们来就有一种温暖的感觉。

照相

最早的照相是靠“影像铺”这样的店家用传统的画像方法描绘自己的容貌。当时画人叫“小照”，画亡灵为“影像”。摄影术传入中国后，人们把这两个词连起来称为“照相”。

很多人对童年照相都有种特别的情怀，它带着时间的质感始终留存在我们的记忆深处。那时的照相术，是使被摄的影像通过镜头在感光片上曝光；曝光后的感光片经冲洗加工得到呈现被摄体负像的底片；再经洗印便获得与被摄体基本一致的正像。虽然在现今这个“速食时代”，照相馆已经几乎不用胶片了，繁琐的温情再也不被关爱了，但童年的记忆像一个五彩斑斓的梦，使人留恋、使人向往。它始终带着一种奇妙的味道，在温润着我们的心。

据史料记载，归化城的第一家照相馆“锦昌照相馆”，是1910年由内地人开设的。后来随着市场的需求，“冠北照相馆”“合记照相馆”也相继开业。

1920年，归化城大北街路西成立了一家私人“豫芳照相馆”，掌柜张占鳌，不仅精通照相术，还善于经营管理。他在区内外广招摄影技术人员，照相设备全是进口的蔡司、林哈夫等器材。靠着优质的服务，照相馆越做越大。“豫芳照相馆”不仅配有德国大型木制高级座机，还增添了德国新闻外拍机，派专职人员跑外，满足了呼市大小型会议外拍的需求。1956年公私合营，张占鳌的儿子接父亲的班当了经理。1959年呼市遭受洪灾，“豫芳照相馆”因被冲毁而倒闭。

说起“豫芳照相馆”，不得不提石寄圃。石寄圃（1910—1984），字炳经，武川县哈拉门独乡土盖门大九号村人。是从归化城走出的电影艺术家。民国十二年考入归绥第一中学。高中毕业后，考入北平大学法学院。后提前离校，参加了联华公司北平厂电影训练班，半年后结业。年底进入联华上海电影制片厂学习摄影、导演，同时在上海天一电影厂参与电影工作。

民国三十五年，内战开始后，石寄圃回乡。1954年在归绥豫芳照相馆（后合并到“天一”照相服务部）工作，1976年退休，1984年 10月 13日，因胃癌逝世，终年 74岁。

记得儿时新城鼓楼西街路南有一家“春光照相馆”，那个照相馆门前的大橱窗里陈列着文艺界名流、劳动模范、战斗英雄的大幅油彩着色照片。我十分羡慕橱窗里的那些靓女俊男，每次路过都会驻足观望。这些“橱窗明星”为五六十年代灰暗色的街市平添一抹亮丽的风景。

我在“豫芳”“春光”两家照相馆里都照过相，那些照片至今保留在父母家的影集里。我儿时所有的照片都留着锅盖头，那是时代的特征。记得儿时每次照相前，父亲先要带我去剃头。那时我最恐惧的事情就是剃头，剃头匠的推子如果缺少润滑油，冷不丁就会把头发揪住，疼得我直龇牙。寒光闪闪的剃刀，在我耳根后挥舞时，我非常害怕把我的招风耳给削下来。使我更困惑的是，剃头匠为何非要紧贴头皮往上推，不留点坡度？仅头顶上留下一片乌黑的头发，犹如房檐、锅盖一般。

听父亲说，二十年代“豫芳照相馆”刚开张时，归化城里还没有电，不能利用灯光摄影。影棚里有个天窗，照相时要利用天窗射下的“天光”。如果光线太亮，就会拉起白布遮挡天窗来调整光线；如果遇上阴天，光线太弱，就用反光板增强光线。

“豫芳照相馆”的相机是一个巨大的座机，人蒙上布看镜头的那种。相机下有轱辘，测光全凭经验，变焦全靠人推。拍照前，先根据客人要几寸的，即在相机的后匣插入同等大小涂有药水的玻璃底片。这种相机在摄影史上分为干版法和湿版法，湿版法临拍摄时现涂药水，而干版法自带药水。底片是玻璃的，分薄厚两种，越厚的越贵。

我儿时，照相馆已经开始使用镁光灯。拍照的瞬间，镁光灯的镁粉被引燃，会发出耀眼的强光，同时发出“砰”的一声巨响。几乎同时，燃烧的镁粉冒出了淡蓝色的烟雾。

我很恐惧那种一次性镁光，尤其那一声巨响、一股青烟，像炸药爆炸一样，没见过的人会吓一跳。

摄影从清末进入中国，最初一直是属于达官贵人的奢侈品。那时人们非常注重拍照时的形象，照相时必定要穿上当时最流行的衣服，如西服领带、长袍马褂、旗袍等。家中曾经有不少民国时的老照片，“文革”破四旧时，都付之一炬。

影棚中有各种的布景，分别缠在一根根长长的卷轴上，上面有杭州西湖、上海外滩、北海白塔或洋房花园。典雅如古画，摩登如月份牌儿，都是请人用水粉来画的，用哪幅就展开挂好。还有些汽车和摩托车的模板，人到后面假装坐汽车或开车，拍出来跟真的一样。车灯都在闪光，十分逼真。影棚中实景也是有的。一般是怒放的鲜花置于花盆架子上，人手扶着花，拍出来很是雅致，似文人书房。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人们将进照相馆拍照视为人生一大事。过去有为新生儿过百天拍全祼照的习俗。届时，孩子坐在椅子上，由隐藏在椅子后面的父母密切地扶着小孩的后背；照相师一手捏着皮球快门，一手摇着小铃，把孩子逗笑了，灯光一闪就拍完了。我们那个时代的小男孩大多数人都有一张全祼的“百日留念照”。

那时，人们喜欢在拍照时突出自己的职业，甚至模仿工作的情景。毛纺厂的女工，下班后结伴来到照相馆，身穿围裙、手拿梭子，做着纺织的动作；医生也身着白大褂，戴着听诊器拍照；工人则身穿背带裤，臂套套袖，手拿活扳手展示英姿。摄影机“咔嚓”一声，将这一刻定格。

及至“文革”，各地的照相馆为了顺应时代潮流，纷纷改名，如东方红照相馆、朝阳照相馆、红卫照相馆等。当时因革命需要和条件局限，许多地方的照相馆还担负起了一项伟大的政治任务，那就是翻拍毛主席像，供新华书店统一销售。

那时，男女青年照相流行穿军装、戴军帽、扎皮带、戴红袖章、背军用挎包。上衣别毛主席像章、手持红宝书在胸前，都是最时髦、最自豪的做派。摄影棚里的背景也都更换成了北京天安门。

“文革”中我们照过一次“全家福”。记得照那张全家福时，摄影师一再强调不能随便眨眼睛，如果谁照瞎了，那可不是一个人的事。我自然是听话的，努力瞪着眼睛，可眨眼是瞬间的事，往往不受自己意志的控制。摄影师的头钻进镜头后的黑布里，叽里咕噜地说着话，我往往不知所措。他的头数次从黑布套中钻出来，提醒我们放松，然而照片上最不自然的人总是我。

1979年，姜昆李文华曾说过一段相声，名叫《如此照相》，说的就是“文革”时照相的故事。在那个年代里有许多照片是不许照的，比如婚纱照不许照，属于低级趣味；逆光像不许照，脸发黑象征黑暗；烫发不许照，象征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照相还必须摆出革命姿势，进门还得喊革命口号，否则也不许照相。貌似荒诞，其实是实情。

1976年，我和妻子的结婚照，是在市毛东面的“内蒙古照相”照的。那是一张双人黑白“大头照”。我俩都身穿清一色的蓝色制服，胸前别着毛主席像章，我上衣左上侧的口袋里还插着一支钢笔。我俩都没化妆，只是简单地梳理了一下头发，按照男左女右的习俗坐在一起，将头微微靠向对方。虽然表情严肃、神色木讷，这张双人“大头照”毕竟是我们青春的见证。

作为时代的特征，那时的照片上都印有照相馆的徽标，装照片及底片的小纸袋上也无不印有那个年代特有的“最高指示”，如“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这样的纸袋我至今仍有留存，已成为那个时代的印记。

珠儿粉与打仰尘

一

内蒙古西部的汉人，祖籍大多在山西，生活习俗无一不与山西同。过去，绥远人从腊八后就开始张罗年事了，通常要延续到二月二才算结束。腊月二十三小年前后，勤快的绥远人除了要刷家、打仰尘、刷锅台、油炕沿、画墙围，还要贴年画、剪窗花、写春联。另外还要准备吃喝，按绥远人的老传统要压粉、蒸糕、炸丸子、烧肉、做冻豆腐……这些都准备好了，剩下的就是扯布做新衣裳，男孩子还要缝一件主腰子。

刷家要用白土子，白土子其实就是熟石灰粉。记得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每年腊月，父亲总要去旧城买白土子，母亲每每吩咐他再买点珠儿粉。珠儿粉是球状的，大的似网球，小的也有乒乓球大小。仅用白土子是不行的，刷出来的墙不够白；都用珠儿粉虽然好，但成本似乎又太高。再说，珠儿粉的黏结力也不够，即便有白土子，仍然要熬些糨糊掺进去才会牢靠。

珠儿粉是什么？我一直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近读山西张高兄的散文，才恍然大悟，原来我们称呼了几代的珠儿粉和白垩土竟然是一回事。

在远古的海面上，漂浮着许多极小的动物和植物。其中有一种称为多胚孔的单细胞生物，这些生物的外壳是由石灰组成的。

当这些生物体死掉以后，它们极其微小的身躯沉到海底。长此以往，海底就积聚了厚厚一层贝壳。当然，这过程得花上几百万年才能完成。后来，这层东西逐渐黏结在一起并且压缩成一种松软的石灰岩，现在的人称它为白垩土。

众所周知，由于地壳的变动，往往使得那些本来在水下的土地慢慢隆起，原来在海底的白垩土层便被抬移了上来。

继而，那些松软的部分被水冲走，留下的便是一层层厚厚的白垩土，它揭示大同在远古曾经是浩瀚的海洋。

张高说：“那些年，每到夏末农闲时，人们便挑着担子，握把小锹，下河沟挖白泥。那白泥在河沟里并不白，泛着幽幽的蓝色，到晾干后才白得晃眼。人们把白泥一块块挖出来，趁湿趁软时抟成圆球，干了就像一团团雪球，攒多了就装上车拉进城里去卖。”

圆圆的雪球就像珠儿，珠儿粉是否因此得名不得而知。

五六十年代，天然的东西居多，记得刷家用的刷子也是用一种叫芒草的东西绑扎的，很松软吸水。刚买回来的刷子不好用，需要用水浸泡，经过几次使用才渐渐得心应手。据说，会刷家的人，即便穿一身黑色的新衣服，刷完家，身上依然整洁如新。如果遇上新手，不用一会儿，人就成了斑点狗了。

那时，刷家都是从上往下立刷，功夫深的人，刷完后，墙上刷痕笔直、齐整；没功夫的人，犹如笔走龙蛇，波浪起伏，成为邻居们哂笑的对象。父亲很笨，他每次刷完家，脖子里都是白泥。

二

仰尘系古汉语，属于语言的化石。至今糊顶棚在雁北及内蒙古西部仍称为打仰尘。仰尘即承尘，旧时张设在座位上方承接尘土的小帐，后泛指天花板。宋代王巩《闻见近录》：“丁晋公尝忌杨文公。文公一日诣晋公，既拜而髯拂地。晋公曰：‘内翰拜时须撇地。’文公起，视其仰尘，曰：‘相公坐处幕漫天。’时人称其敏而有理。”《醒世姻缘传》第七回：“连夜传裱褙匠糊仰尘，糊窗户。”

旧时的呼和浩特，房屋多为土木结构。天长日久烟熏火燎，屋顶积满污垢，既不美观也不卫生，打仰尘的行业就逐渐兴起了。老呼市的裱糊匠手艺高超的，多以给官宦人家装裱字画为生。裱糊技艺不佳者才在生意不景气时，招揽些糊顶棚和制作灯笼、风筝、纸制丧葬祭祀品等零活，补贴家用。

五六十年代的呼和浩特，用报纸或麻纸打仰尘几乎家家可见。仰尘多数是用木条、高粱秆、麻秆或者葵花秆做架子。也有先在墙上钉钉子，钉好钉子后，再用麻绳或铁丝在钉子之间连起来，形成网状。最好用麻绳，因为麻绳的弹性较好，同时麻绳更容易和糨糊粘在一起。然后，再用报纸或麻纸裱糊粉刷一新。

仰尘不需要年年打。因漏雨而仰尘损坏，或年代久远、或白土刷的过厚仰尘不堪重负而自行撕裂，家中只好花钱雇人重新来打。由于打仰尘要用糨糊，糨糊又是用白面打的，这就给老鼠准备了美餐。每当夜深人静，老鼠就会出来，在顶棚上扑扑棱棱地乱跑，还会嘶啦嘶啦地撕下顶棚上的纸，连糨糊一起吃掉。所以，仰尘被老鼠撕成东一条子西一道子，也是仰尘不得不打的原因。有经验的匠人此时还要在糨糊里加点六六粉，作为对老鼠的惩戒。

打仰尘的时间大多在腊月。那时，呼市多数人家都有扫尘的习俗，凡破旧的顶棚都需要揭下来重裱，这也是裱糊匠们最忙碌的时候。

笤帚是打仰尘的重要工具。笤帚是用质地较软的谷子的秸秆绑扎而成，用这种材料做成的笤帚软硬适中，不容易划破棚纸。除此之外，匠人所用的工具还有糨排、裁刀等。

打仰尘最关键的就是把纸糊在预想的位置，这需要相当的功夫才行。纸上刷的糨子多了干后易开裂，少了又粘不住。刷过糨子的纸非常软，往上递送时要非常小心。下边的人要用一种 T形小杆递上去，站在梯子上负责裱糊的师傅接过纸，用鬃刷或小笤帚先顶住纸的中间，然后往四面一刷，一张纸就平整地贴在了骨架上。贴时，纸的角度很重要，一旦贴斜了，下面贴的纸会越来越斜，搞不好就得撕掉重干。那时，匠人若不能把纸糊得横平竖直、严丝合缝，雇主是不给工钱的。

对于旧时的呼市人来说，打仰尘是一件很庄重的事情。进入腊月，打仰尘的人家先要去请裱糊匠。确定匠人到来的时间后，家里人一大早就提前忙碌起来。抬桌子、抬凳子、搬家具，主要是把阻碍打仰尘的物件收拾开来。挪不动的东西，主妇为了防止裱糊匠踩坏，还会在上面铺垫上东西。

儿时，家里为了省钱，打仰尘用的都是旧报纸，报纸都是父亲从机关里拿回来的。打仰尘前我总会把喜欢的报纸挑出来，首选那些有令人振奋消息的报纸。每天早上睁开眼，看到这些黑体字的大标题，能使人亢奋一整天。仰尘经过粉刷，虽然家里亮堂了，但每天早上睁开眼只能望着光光如也的屋顶发呆。

记得 1962年腊月打仰尘时，姥姥已经病重了。姥姥在低声地呻吟，我因为小，却高兴得炕上地下乱蹦一气。现在想起来值得痛心的是，姥姥虽然重病，竟然没住过一天医院。病危回山西老家时，临上车前母亲给她静脉里推了点葡萄糖，一个月没吃饭的姥姥竟然在舅舅的搀扶下，走上了火车。八个小时的硬座，不知道她老人家是如何熬过的。

唉！

号丧

号丧是我国民间千百年来流传的一种礼俗，雁北尤甚。《孟子》曰“华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变国俗”，可见齐国时就已经有了号丧。

号丧就是面对亡人的遗体或灵柩向众人哭诉，也叫哭丧。哭丧一般是妇女们的事，在打丧鼓煞鼓后、亡人出殡时，闺女、儿媳、弟媳，及其姐妹等亲人一起大放悲声，其情其景凄楚感人。仔细品味，简直是一场哭艺比赛。

旧时，雁北女人从小就学哭。先从哭嫁开始练习，偷偷地跟着会哭的人学哭腔、学哭词。透过张张悲泪纵横的脸，听哭音，云起雪飞、动人心魄；听内容，悲壮生动、感人肺腑；听旋律，高低起伏、抑扬顿挫。

号丧通常有两种情况，一是在死者咽气至入棺之间；二是在深夜子时至寅时之间。其哭唱的内容不受限制：倾诉对死者难以割舍之情、自责对死者生前孝敬不够、哭诉自己的不幸遭遇或身世、表示自己对亡人过世的哀痛和悼念。有的哭丧是诉说、有的哭丧是歌唱，哭丧之词均即兴而来。

乡间人们对哭丧者多有评论：谁哭的表情好、谁哭的字正腔圆。哭法大多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哭诉的内容也不甚考究。虽然，哭丧人中，大多感情真挚，但不乏逢场作戏者。乡间对哭丧者有如此评价：“儿子哭，惊天动地；闺女哭，抽抽泣泣；儿媳哭，三心二意；女婿哭，叫驴放屁。”所以一般女婿不号丧。

号丧是丧葬习俗的一个重要环节，这个环节始终贯穿丧仪的全过程。家人逝世后，亲人必须要哭灵，以免亡灵寂寞。直至入土为安，为整个葬礼营造了强烈的悲情气氛。如果家中妇女不会哭或人不多，在亲人快要咽气时，本家就要请来内亲外戚，陪着孝子坐在一起，等待亲人咽气后大家一同干啼湿哭。丧礼中孝子的哭泣为“哭”、亲友的哭泣为“号”，这种哭丧形式统称为号丧。别小看了丧礼中号丧这一细节，哭声不大或悲情不浓，会被人小视，被视为丧家人气不旺或丧礼不全，族中老人甚至会指责子女不孝或为人处世不周。

雁北讲究，在为死者穿寿衣时不能哭。认为死者正在气绝之际，哭迷了路，死者的灵魂就无所归宿。或者认为泪水洒落在死者身上，会出现走尸、僵尸等不祥事故。在给死者穿好寿衣、安放停当后，开始焚化纸钱（俗称“倒身纸”“下炕纸”），用于贿赂阎王、买通小鬼，放死者灵魂附体，重回人世。

烧过纸钱以后，久久不见死者复生，于是家人便不再忍痛，男女老少呼天抢地、大放悲声、泣涕如雨、血泪盈襟，此即为号丧。

从号丧者的声音中很容易辨出远近亲疏。至亲的哭声撕心裂肺、催人泪下；内亲外戚的哭声抑扬顿挫、有板有眼、时强时弱、高低入韵；若号丧者以一种腔调来哭诉，专拣人世间最动人的言词，细数亡人生前做人做事中的礼仪仁德，但长歌当哭、干打雷不下雨，多半为丧家请来的专业号丧人。

在号丧的人群中，唯有请来的专业号丧者能深表生死离别之情，讴歌逝者的仁德风范，颂扬逝者的崇高形象，诠释世间人情冷暖、沧桑变幻，诉说逝者坎坷不平的人生经历，能让丧家亲人听得悲情顿生、泪流满面，使前来吊唁的亲朋好友丝丝入耳、伤心欲绝。

请来的专业号丧者，用唢呐把开场调一吹，全班披麻戴孝的十几号人，就全都扔下家伙，齐刷刷地向死者牌位三拜九叩，分作两三轮，哭、泣、号。看表面似乎乱作一团，但只要耐心旁观，就能看出其中的门道。比如你泣我号，相当于你休息我劳动，哭只是过渡。嗓门是他们这行的本钱，哪怕猛一声撕心裂肺，也恰到好处，不至于损伤声带。

雁北人最注重家族、家庭的团结和睦，常以哭唱者的悲恸之情、哭唱时的人数、哭唱的时长来衡量家族兴旺的程度。雁北人在重视号丧礼仪的同时，还将生育、升官、发财的愿望贯穿于号丧礼俗的始终。认为“越号越发”，以号丧来化解对死者的悲痛，以号丧来寄托对死者的哀思，以号丧来传扬死者的功绩，以号丧来凝聚活人的心力，以号丧来冀望家族的旺盛。雁北俗谚说：“男怕著文，女怕号丧。”可见号丧之技艺博大精深。

旧时的哭丧大多数发自内心。因为昔日妇女社会地位低下，一生中既受尽了生活磨难，又受到社会和家庭的歧视。这种深藏于内心深处的苦楚，一旦遇到父母或丈夫的过世，哭丧时就会联系自己的悲惨遭遇，趁机悲哭一番，以宣泄胸中的痛楚。她们的哭一般都是如泣如诉、悲悲凄凄、涕泪俱下。现代人的哭丧就不同了，特别是一些年轻妇女们，对生活的甘苦毫无感受，即使亲人过世，一般只能干号几声，甚至干号都不会，只会抽泣。为了应付场面，她们只好在灵堂里播放哀乐以代替哭丧，也有人花钱雇请专门的哭丧婆来代哭。

古人将哭分为三类：有声无泪者谓之“号”；声泪俱下者谓之“哭”；有泪无声者谓之“泣”。若以悲痛程度区分之，号为最轻、泣为最重。号丧者所号者非自己亲人，痛不彻腑，自然无泪。

《红楼梦》第一一○回：“那一个更不像样儿了……虽在那里号丧，见了奶奶姑娘们来了，他在孝幔子里头净偷着眼儿瞧人呢！”鲁迅《南腔北调集·漫与》：“所以我曾比之于‘号丧’，是送死的妙诀，是丧礼的收场。”《西游记》第三十九回：“哭有几样，若干着口喊，谓之嚎；扭搜出些眼泪而来，谓之啕。”

而香山居士听完琵琶女的一段琵琶曲，有“相逢何必曾相识，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感慨，故发出“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的悲切之辞。一个“泣”字，岂是“号”字所能比得了的。

我儿时懵懂无知，喜欢看热闹。村里人家办丧事总要挤进去看看，因此对于号丧还有些记忆。记得有人家里设个灵堂，棺材摆在中央，红烛烟雾缭绕，纸钱焚烧灰扬。只要有人来吊唁，孝子们披麻戴孝地跪在一旁。这时候，女人们就要号丧。她们既有号，也有诉，又接近于唱，唱词都是现编的，有一定的旋律。号完起身的女人好像都弱不禁风、身心俱疲。

哭丧棒是孝子在哭丧走路时作为拐杖助走之用，下葬后哭丧棒要插在坟头上。哭丧棒是用柳条做成，若夏天刚下过雨后，很容易扎根，进而在坟头正中长出一棵大树来。有句话说，“无心插柳柳成荫”，不知是否源于此。柳枝做成的哭丧棒在坟头成活长出树来，是一件很忌讳的事，村谚云：“坟上长柳，下辈儿孙丢丑。”得胜堡就有坟头长出柳树的例子，一来怪麻痹大意，离开时没有摇动；二来也怪柳枝实在是太容易成活了。

得胜堡的老人认为，出外的村人好比是天上的风筝。风筝在天上飘，谁也不知道它下一刻飘向哪里。但是村子里有一块比宅基地更牢固的属于你的地方，那就是祖坟。风筝线至穷尽处，地下大门为君开。此是你百年葬身之处，似家非家，不是家胜似家，因此名曰为“冢”。

鼓匠

山西的鼓吹乐，班社林立，遍布全省，是流布最广的一个乐种。雁北鼓吹主要分布于忻州、阳高、五台等地，是以唢呐、笙、管等吹奏乐器和锣、鼓、铙、镲等打击乐器共同组合而成的一种民乐合奏形式。

在得胜堡，红白喜事都要雇一班鼓匠来吹吹打打。红事指的是娶媳妇，白事指的是老人过世出殡，农村八十以上老人过世亦称喜丧。那个年代没有电视机，就连收音机也不是家家都有，每年二人台也是农闲时演几次。一年基本上没啥娱乐活动，看鼓匠是唯一的娱乐。尤其在村里打发老人的时候，附近三里五村的人们往往忘记白天的劳累，吃完晚饭结伴成群地来看鼓匠表演。

我从小就喜欢听鼓匠的吹打，听得如醉如痴。儿时在舅舅家，经常围在鼓匠身边，看吹、看打、看敲，看各种乐器的相互配合，看人们的起哄。那时，我总盼望村里有老人去世。一旦听到哪家老人病重的消息，孩子们不懂事，好热闹，马上一窝蜂地拥过去。

有一年，我很长时间没看上鼓匠了。一天，一个老汉在村东头的大榆树下晒太阳，我就跑过去问他：“爷爷，你啥时候死呀？”结果气得那个老汉急高蹦低地骂我：“这个小兔崽子，你盼你爷爷死了哇有甚用？我害着你们家甚事了？”

旧时雁北的鼓匠班子很多，几乎村村都有。但是有名气的，被大伙儿认可的却屈指可数。鼓匠班子的命名一般是班头的外号，譬如在堡子湾乡，在我小的时候就有“三猴”“瞎二”“白蛋”等等，当然也有直呼其名的。

要想混口饭吃没有点硬功夫是不行的。听说白蛋学鼓匠时很苦，每天早上天还没亮就起了床，一个人摸黑来到河边，呜里哇啦地吹起来。在学的过程中，双手举两个唢呐，胳膊上吊块砖头练习。三九天面对西北风吹，嘴麻、起泡、流血，有时唢呐嘴子和嘴唇冻在了一起都不知道。歇息时一拉一块皮，鲜血冒出来，用手背擦擦接着再吹。

旧社会，鼓匠被归到下九流之列，是走千里路吃百家饭的营生。雁北人把鼓匠揽活儿叫作寻门市。不管到哪寻门市，都是吹在前吃在后，永远进不了家、上不了炕。那时有句很不好听的话，叫作“王八戏子吹鼓手”。他们给人带去欢乐，却换来了一个与王八为伍的坏名声。好在鼓匠们不以为然，他们自己找乐、自己寻开心，有人就说“不管是王八水蛋，挣了钱就是好汉”。

在那严冬风雪或盛夏酷暑中，鼓匠们相互拉拽着，跌跌撞撞地在太阳落山前赶到雇主家。深冬，在破旧的棚圈内或用苫布烂席搭成的临时场地里席地而坐。中间置一火撑（铁制的圆形架子），等牛粪、羊粪之类的燃料燃烧起来，鼓匠便在烟熏火燎中吹打开来，俗语说：“冻死的鼓匠烟熏味。”

一班鼓匠通常由七八人组成。班内由两个人吹唢呐，其余人打击鼓、钹、锣等。吹唢呐的大部分眼睛失明，人称瞎子。吹唢呐两个人还分为捏上眼儿、捏下眼儿。捏上眼儿的人起主导作用，吹啥内容由他决定；捏下眼儿的在行业内叫拉踏，意思是跟着吹就行。娶媳妇要吹“将军令”，为的是热闹喜庆；给老人送终时，要吹“苦伶仃”，吹得凄凉悲戚。

鼓匠吹在先吃在后。头一天夜里对台到凌晨四五点；第二天烧纸，熬红眼还要继续吹。后半夜歇息时，一般东家都是把鼓匠安排在本村光棍人家睡。家冷炕凉没法睡，凉完前心凉后背。晚上没铺没盖时，几个人扯一张被窝盖。

白事有两种，分为三天鼓、昼夜鼓及对台鼓。三天鼓，比如今天下午来，明天烧纸，后天早晨吹得把老人下葬完事；昼夜鼓就是烧纸当天来第二天走，等于一个白天加一夜所以叫昼夜鼓；对台鼓就是有钱人家雇两班鼓匠，让他们比着吹。

晚上人多时，一定要进行对台鼓。对台鼓时，鼓匠吹的最经典的就是“捉老虎”。“捉老虎”就是锣鼓叫阵，两个吹唢呐的把唢呐杆、唢呐碗拔下来来回交替耍。

鼓匠班子都有绝招，最普通的就是“抹碗子”，谁不会“抹碗子”就别想在这个行当里混。碗子就是唢呐最外的那个喇叭口，吹唢呐的在一种特别快的节奏中，把唢呐大卸八块，直到把那碗子拿在手中，仍然要一刻不停地对着嘴吹。而且要用唢呐上的哨子、杆子和喇叭分别吹出各种不同风格的声调来。在演奏过程中，鼓匠与看热闹的，形成了一个气场。叫好声不断，鼓乐声飞扬，常常高潮迭起。

两班鼓匠一旦对起了台，就互不相让。这个刚落那个骤起，吹的人满头大汗，看的人喜笑颜开，完完全全是一个吹塌天、乐翻天。

后来，鼓匠的地位节节攀升，鼓匠的曲目也与时俱进。记得吹“青松岭”时，要比哪班吹的马叫和马蹄声更精彩逼真。“文革”前常吹“逛新城”“挂红灯”，其余就是二人台。观众最嚷嚷的是“干磨电”，“干磨电”就是两班鼓匠，四个唢呐干吹。在我的记忆里，吹唢呐的都是瞎子，以自己稚嫩的想法以为只有瞎子才能当鼓匠。有时候孩子们淘气说想当鼓匠，大人就说，那就快把眼揉瞎去哇。后来才知道那个年代眼睛正常的人都在生产队挣工分，眼睛残疾不能劳动的才去学鼓匠。

鼓匠原本是附和庆祝、热闹的气氛的，只在甜蜜喜庆的婚礼或是福寿双全的喜丧中出现。不知为啥后来婚礼时不大请鼓匠了，而丧事却将其发扬光大。但凡有老人去世，不问寿数，请鼓匠是儿女保全脸面必需的开销。

好久没回故乡了。听说改革开放后，农村的鼓匠班子也进入新时代，配上了合成电子琴、架子鼓，出现了以唱为主以吹为辅的格局。汽车打开马槽做成的临时舞台，男女对唱，霓虹闪烁。因此，人们流传一句话——九十年代不一样，鼓匠不吹全凭唱；八十年代比弓箭，鼓匠就吹干磨电。再也看不到童年鼓匠的情景，一切都成了尘封的记忆。

过去的鼓匠，如今都叫艺术家了。表姐的大女婿在内蒙古广播电视艺术团吹黑管，妗妗们不知道啥叫黑管，只说爱花的闺女嫁给一个鼓匠。天地玄黄，许多事情都颠倒过来了。

人老了就会怀旧。如今，我夜半失眠时，耳边总会响起故乡那或哀婉得催人泪下，或激越得让人兴奋的高高低低的唢呐声。

而当年的那些鼓匠已成历史，我是再也见不到了。

粉坊

得胜堡的粉坊是用拆除的古堡城砖搭建起来的。这里平常闲置，是麻雀和老鼠的乐园。我儿时常在里面藏埋埋玩，记得阳光从窗口泻入时，在幽暗的、弥漫着陈旧气息的空间形成一道光柱，尘埃在光柱中飞扬。

深秋的得胜堡，原本绿意盎然。在秋风掠来荡去中，不经意间便裸露出了粗砺和苍黄。当山药蛋的藤蔓被霜打蔫了，常年闲置的粉坊便骤然骚动和热闹起来，一下子涌入的粉匠给这里又带来鲜活的生气。

粉坊是为全村人制作粉条的公共作坊。每至深秋，这里总是水气弥漫、笑语喧哗。粉匠们脚穿水靴、身着围裙，拉磨的拉磨、滤浆的滤浆、装缸的装缸、和面的和面、漏粉的漏粉、晾晒的晾晒，整个流水作业一条龙。

洗山药，可不像我们居家过日子那种洗法，成吨的山药，上哪找那么大的容器？粉坊的院子里有一块水泥抹就的场地，将山药铺在地上，两个人不停地用锹翻，一个人担来井水一桶桶往上泼，直到肉眼看着差不多干净就行了。一群女人或蹲或坐在被水冲洗干净的山药堆旁，不停地持刀切山药。拳头大的山药蛋顷刻间变成了碎块，堆满了洗衣盆、大铁锅。

粉坊里的大石磨是用一头小毛驴拉的。那头小毛驴毛黑亮亮的，犹如缎子一般。大概怕小毛驴转圈久了会头晕，所以要用眼罩把它的眼睛蒙上，只留一线余光能看到地面就行了。小毛驴若感到边上没人管，就会停住脚步偷懒。等人扯着嗓子吆喝一声，或在它屁股上捣一拳，小毛驴立马就会加快脚步拉起来。

儿时，我曾帮大人往磨盘上堆过山药，因此对磨粉的印象非常深刻。牵驴拉磨的老汉一边往磨眼儿里推山药，一边用水舀子往里添水。有时磨出的浆液发黄，无疑是山药没洗干净，但老汉说：“没事，不干不净吃了没病！”

接下来是滤浆。有两个人把磨出来的半稀不干的浆液往挂起来的大纱布上倒，一个人扶着纱布架不停地晃动，更细的粉浆就哗哗地流进了下面的缸里。接满一缸，再换一缸。纱布里会剩下许多粗糙的渣滓，滤浆的师傅说：“这可是好东西，要留着喂猪。”

缸里的液体经过一宿的沉淀，顶上是黄黄的水，底下则是淀粉了。由两个有力气的人把缸倾斜着倒出上面的水，再把里面的粉面子掏出，放到一个大案子上。然后把发酵好的酸浆倒入和匀，一坨坨用纱布盖严，再发酵一宿，转天就可以和面漏粉了。

和面绝对是技术活，根据需要，好几种面要和得软硬不同：漏细粉，面则软些；漏粗粉或宽粉，面则硬些。

和面要搁明矾，否则粉条入锅就会化汤。明矾一直是油条、粉条等食品的添加剂。听说现在国家有新规定，食品加工不许使用明矾了，说是吃多了会造成痴呆。然而雁北人都是吃粉条长大的，到死脑筋都很活泛。

漏粉属关键环节，须由大粉匠亲自操刀。大灶上，一大锅水早已烧得沸腾，锅上面吊着一把大孔漏勺。先把和好的粉面揪一团撂到漏勺里。大粉匠威武地坐在大灶台上，左手持瓢、右手曲起四指，拇指靠拢，形成半个空拳，然后以每秒两下的节奏拍击瓢里的面。那力度不大不小，“啪、啪、啪、啪”，跟大人打孩子屁股差不多，于是几十根玉白色的粉条就会从勺孔中挂下来。漏勺提得越高，粉条就拉得越细，揉好的粉团，可以拉出很长很细的粉条。

生粉条垂到下面的开水锅里，不一会儿就变成半透明的熟粉丝在水中漂了起来，此时就要抓紧用笊篱把粉条捞进凉水缸中降温。旁边的几个人纷纷搭手，将捞出来的粉条一绺一绺地挂到一段长约六十公分的竹竿上晾晒。等到晒干，就是晶莹透亮的干粉丝了。

得胜堡粉房的大把头姓王，六十来岁，是个五保户。他个子不高，一对三角眼总是很瘆人的。听说他以前在口外当过傅作义的兵，后来绥远和平起义后回到了老家。他以前在部队里做过粉条，因此很有经验。

每年漏粉时节，王五保就坐在炕沿上指挥，看谁干的不带劲，瞪起三角眼就骂，有点大把头的腔调。王五保每天能挣二十个工分，平常一个壮劳力才十分。但他手里存不住半毛钱，有点钱全塞给村东头王寡妇了。

王五保手艺的关键是在粉面里下明矾，以及监控那冲洗过滤山药糊糊流下来的“过包水”。漏粉前，当大锅水烧开，众师傅们捋起袖子围着一个直径一米的大瓦盆。王五保就像冲藕粉似的舀起一瓢滚烫的开水往瓦盆的稀淀粉里哗地一浇，有人就会拿一根木棍使劲搅拌，这就叫“勾芡”。这时候王五保便神秘兮兮地抓一把明矾往大瓦盆的芡里一撒，然后再往大瓦盆逐渐加淀粉，众粉匠们便用拳头转圈使劲地往匀里揉，直到满盆揉匀为止。

几口大缸的水要放一两天。王五保总是神神秘秘地用手蘸点尝尝，老乡们不知所以然，以为秘诀就在其中。后来我才明白，“过包水”里含山药残渣的有机成分，放几天发酵后呈微酸性，对山药糊糊起分离作用，能增加出粉率。但发酵过劲会破坏淀粉的分子结构，漏出的粉条易断，不抗煮。因此王五保要时时观察“过包水”发酵的程度。但他不说破，谁也搞不清。

粉坊外面的空地上，竖着一些一人多高的木头架子，架子上挂满了白花花刚漏下来的粉条。阳光下，闪着亮亮的光。孩子们时常会假装着从晾粉架下过，趁大人们不注意，偷偷撕下一两把粉条，装进衣裳口袋里，迅速逃离，然后跑到院外去分享。刚漏下来的粉条还没有干透，吃起来软硬正好，还有一丝淡淡的香味。遗憾的是，生产队漏粉，也就那么短暂的二三十天，上架的粉条就算入库了，账上有数；没上架的，粉匠可以随便吃。所以在漏粉时，粉匠们总要偷偷藏起一些粉条，第二天从家里带点辣椒酱和醋，就能吃酸辣粉了。队长也常常睁一眼闭一眼。

午间休息，是外人最羡慕粉匠的时候，因为他们可以大大方方地吃上一顿不用花钱的粉条宴了。大粉匠抡了一上午胳膊，够累的，此时靠在炕梢闭目养神去了。伙计们就抓一把和好的粉面，用手往大锅里挤小粉疙瘩。小粉疙瘩一头粗一头细，小指甲盖儿般大小，流到锅里像老鼠崽一般。所以大家就不约而同地称之为“粉耗子”。

“粉耗子”出锅，一人盛一大碗。拌上当地的农家大酱，那滋味儿简直是一绝！记得我第一次吃“粉耗子”时，感觉有点酸、又有点咸，又滑腻、又筋道，不小心就直接滑进喉咙里了。

“粉耗子”是最不容易消化的，尤其是在人多抢食的时候，忙得顾不上嚼。有一次我吃得过多，肚胀得快要爆炸了，直到后半夜，舅舅还拉着我在院子里转圈呢！

唉，得胜堡的粉坊，真让人难忘！

劁猪

劁者，阉也。劁猪，顾名思义，就是阉割猪的睾丸或卵巢，是一种去势手术。据考证，劁猪在东汉就有了，这种神奇的古传妙法，据说得自当年华佗高超外科手术的真传。当年的劁猪匠，扛一副挑、拿一把刀，走乡串户，吃百家饭，大有古代侠客行走江湖之神韵。明太祖朱元璋所云：“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断是非根。”算得上是对劁猪匠最形象贴切的定义了。

猪不劁不胖，缘于猪不劁心不静。所谓饱暖思淫欲，猪虽牲畜，亦有所需。而一旦劁了，那猪就不一样了，春天心不荡漾、夏天胸不燥热、秋天意蕴悠扬、冬日闲情逸致……总之，猪劁了，心静了，气顺了，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自然也就白白胖胖了！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五舅他们生产队是个“邮票队”，意即一个工分只能分到八分钱左右。因为手头没钱，眼看表哥岁数大了还定不下亲来。有心把表姐早点出聘，给他换一门亲回来，但表姐说死说活也不肯往村里嫁。五舅整天唉声叹气，干着急没办法。然而“愚者千虑必有一得”，一天，得胜堡来了一个劁猪匠，五舅有幸目睹了劁猪的全过程。在小猪撕心裂肺的嚎叫声中，劁猪匠抓住小猪后腿，摁倒在地，左脚用力，半跪在小猪身上，右脚用力支撑地面，拿出劁猪刀，麻利地用右手持刀对准左手捏起的卵子，轻划两下，伴随声嘶力竭的哀嚎，两个像去了外壳的荔枝果似的肉蛋蛋，就落在了劁猪匠事先准备好的麻纸上。整个手术过程只需四五分钟。（此处我描述的系劁公猪的方法，母猪稍微复杂一点：找到卵巢部位，取下口中衔着的小刀，开一小口，两手使劲挤压，那团蚯蚓状的东西便从腹中出来。用小刀轻轻一划，扔掉便成。）

劁好后，劁猪匠在猪的伤口处涂上一把黑黑的柴草灰，或用猪毛把切口贴住。也有的劁猪匠却将这一步也省略了，将他那双血糊糊的手在猪毛上一捋，留下那个血糊糊的窟窿，让人顿生哀怜之意。

也许是嚎叫的小猪破坏了情绪，劁猪匠总是累得满头大汗，腿微微发抖。当他一抬脚，小猪立即起身，慌不择路，夺命而逃。

劁下来的猪睾丸，有的被劁猪匠顺手拿了去，积少成多，成为一碗滋补的下酒菜。有的被主人要了去，放在笼屉里蒸熟，给男人吃，说可补肾壮阳。

我曾在村里吃过一回烤小猪睾丸。舅舅把猪睾丸扔在灶镬的炭火里烤，熟了就一点也不臊气了。闻起来香香的，吃起来粉粉的，真是一道美味。

心有灵犀一点通。五舅自从那天看完人家劁猪，一下子就迷上了这个营生。不打麻药、不缝伤口，几毛钱一下子就到手了，世界上还有比这来钱更快的营生？他有心让表哥也挣这份钱，但苦于学艺无门。人们常说“同行是冤家”，有哪个劁猪匠肯把这门绝技传给外人呢？教给你，他喝西北风去呀！

五舅这个人你别看没文化，但为人胆大心细，是个“一条道走到黑”的人，只要认准了，就绝不回头。一天，又从村外来了一个劁猪师傅，五舅借口帮忙，帮这家捉，帮那家逮，瞪大眼睛瞅人家的动作和要领，并默记在心。他又花钱让村里的铁匠打了一把劁猪刀，那把刀呈三角形，有半个鸭蛋大小，顶尖和两个边是锋利的刃口。

五舅好几次想拿自己家的猪仔试试，但妗妗坚决不让，怕他给割坏了。一天，他在地头的粪坑里看到了一头小猪仔，不知是谁家的，淹死在这里。五舅见了，心中窃喜，不顾脏和臭，找了个钉耙打捞了上来，在河边洗净后提回家去。

到家后，五舅把表哥叫到了跟前，拿出自己定做的劁猪刀，让表哥跟他学着劁。表哥嫌脏说啥也不肯动手，五舅火冒三丈，狠狠扇了他一记耳光：“你个败家子，老子是为了谁？”妗妗也慌忙劝说表哥，表哥这才极不情愿地拿起了那把刀。父子俩摸摸索索，直到把个小猪割了个乱七八糟，才算摸准了位置，品住了要领。

从第二年春天起，表哥就敢在自家的猪仔身上动刀了。后来又在村里免费给一些胆大、信得过他的人劁。一回生、两回熟，苍天不负有心人，表哥终于无师自通。我想这也算一个自学成才的“光辉范例”吧！

推碾子

有诗云：

毛粮成米面，碾砣擦碾盘。

富家把驴套，穷人抱碾杆。

不顾头发晕，哪管身流汗。

可怜农家人，从没好茶饭。

记得儿时姥姥曾经让我猜过一个谜语：“石头山木头域，走一天出不去”，这谜底便是推碾子。姥姥多次告诉我，她的老祖宗是如何舂米，她说：“你们这些娃娃真幸福，有碾子了。老古时，米都是用碓臼舂的，活活累死人呀。”

长期住在大城市的人，特别是现在的孩子们，很少有人知道碾子了，不才在此权作介绍：石碾分上下两部分。下面的叫碾盘、上面的叫碾砣（碾轱辘）。碾砣固定在碾框上，碾框是用硬木打成的架子，四边形。碾砣两头的中央有两个向里凹的小圆坑，里面固定着一个小铁碗儿，叫碾脐。碾框的对应位置固定着两个圆形铁棒，与碾脐相对，凹凸相合，能自由转动。碾框的一端有孔，固定在碾管芯上，碾管芯是固定在碾盘正中央的金属圆柱。

这一切组合就绪，再安上碾棍，这盘石碾就可以使用了。碾棍是两根一米左右的木棍，分别插在碾框两端，呈对角线分布。

当逆时针推动碾棍，碾砣转动，石碾就开始工作了。

制作碾子的材料，大多是花岗岩。这种石料质地细密、美观、坚硬、耐磨。使用的时间长了，如果碾盘和碾砣的表面磨平了，碾轧东西的速度慢了，这时，请石匠在上面再次凿些细沟，还可以继续使用。

谷子、糜子、黍子等带壳的粮食，就是在碾子和碾盘的转动压轧中，除去外壳，变成小米、糜米、黄米，这个过程就叫碾米。

在得胜堡东北角堡墙脚下，早年有座官衙，从我记事起官衙就塌毁了。在官衙遗址的东北旮旯里，有一座碾房。碾房不大，四面是土墙，房顶覆瓦。每到秋天新谷收获后，这里的碾子就闲不住了。一盘石碾要供数十户人家使用，忙碌的程度可想而知。每逢此时，有的人夜里一两点就起来占碾子。占碾子的形式各有不同，有的放个筐，有的放个小笸箩，有的放个簸箕。时间长了，人们对每家的标记都烂熟于心，一般不会出错。一进腊月，抢碾子的事经常发生。吵起架来你推我搡、剑拔弩张，急高蹦低地互相指着鼻子喊爹骂娘，就像公鸡斗架一般。

推碾子，既是受苦的活儿，也有较高的技术含量。边推碾子、边扫碾盘、边添新粮，随时观察粮食的变化。掌控得不好，不是碾不净谷壳，就是碾碎了米仁。用簸箕簸谷糠，也需要用力均匀、簸动适当。其技术要领，不是三下两下就能掌握的。

推碾子时，两个人一前一后地推着碾棍。另一人手拿着笤帚，扫那些挤轧到碾台边上的粮食。人一圈又一圈地推，碾砣一圈一圈地轧。粮食放厚了碾得粗，放薄了就碾得细。碾碎了的粮食还需要一遍一遍地过筛，不时地用手指触摸检查米粒碾轧的程度，直到完全脱壳为止。

雁北多禁忌，无论大人和孩子，都不能在碾房里大小便；也不允许坐在碾盘上休息；女人在经期也不允许进入碾房。谁违反了这些规矩，就要受到责罚。一位嫁到得胜堡不久的寡妇，有一次洗完红主腰子晾在了碾子上，一下子犯了众怒，乡亲们非要让她离开村子不可。最后，经过众人调解，她用碱水把碾盘洗了两遍，在众目睽睽之下，磕头求饶了事。

村民们都认为石碾是有生命、有灵性的。谁家生了娃娃，都不忘在碾盘上挂个红布条。传说，石碾是青龙。春节时，人们不忘用一条红纸写上“青龙大吉”四个字，贴在碾管芯上。记得得胜堡的一位私塾先生，每年都给碾房和磨房写对联，一副是“推移皆有准，圆转恰如环”；另一副是“乾坤有力资旋转，牛马无知悯苦辛”。横批是“青龙永驻”。

少年时，我曾经帮大人推碾子，因而深知推碾子碨磨，是所有家务事中最苦重的营生。尤其冬天的早晨，嘴里呵出的气变成了白雾。手摸住冰凉的碾杆，立刻就想着缩回到袖筒里。回味着刚刚离开的热炕头热被窝，推着推着就打起了瞌睡。我还在黑夜里推过碾子，一盏昏黄的煤油灯照着一张张满是灰尘的脸。一圈两圈、一簸箕两簸箕，我们就这样推着、数着。最后下来满头满身粉尘，骨架子就像散了一样。回家不洗脸不脱衣服，倒头便睡。

现在看来，让那些天生好动的娃娃们，重负之下围着碾道绕圈儿，简直就是一种折磨。但那时没办法，要想吃米，就只有帮大人推碾子，不推不行。

至今忘不了姥姥缠着一双小脚，颤巍巍地围着碾盘用笤帚扫米的情景。她老人家没活到电碾出现的一天，否则不知会如何感叹呢！

今天再让孩子们猜那“石头山木头域”的谜语，肯定打死也猜不到。甚至会觉得“走一天，出不去”像庄稼人凑近电灯点烟一样可笑。猜不到谜底也好，可笑也好，那毕竟是一段历史，是一段漫长的不容忘却的历史。

盘炕

在雁北，盖新房都要盘炕。盘炕之前先要脱大坯，大坯就是炕板子。脱大坯先要挖土，得胜堡外御河边上的土地特粘锹，几锹下去汗就上来了。脱大坯光黏土不行，还要掺黄土和沙子，比例要适中，要不日头一晒就变裂子了。和泥更累，先在小山一样的土堆中间挖个坑，灌满水，撒上大橪，大橪就是铡碎后的麦秆麦秸。为了把泥与橪和匀，先用二齿耙捯。一遍一遍地捯，然后两脚上去踩，一脚下去没过了膝盖，甚至到了腿根。两脚不停地交换，直到把泥踩得像和好的面一样。此时人泥合一，像上帝初创时的亚当与夏娃。

脱坯其实很简单，就是找一块平整的场地。把一个正方形的木框坯模摆好，然后把饧到了的泥铲进坯模里，再在泥里摆上几根木棍作为加强筋。泥一定要塞实、塞严、塞匀，坯面一定要刮平。如果鼓出个包来，炕不平，晚上咋睡？

说慢做快，其实真脱起来一气呵成。最爽的一道工序就是，两手猛然往起一抬，瞬间提起坯模。但见一块齐棱齐角、平平整整的大坯，就这样诞生了。

数天后，大坯基本干透了。然后把大坯集中在一起，两横两竖地摞起来。再在坯垛顶上苫上草帘子，就等着秋高气爽那最佳的盘炕季节到来。

盘炕是一门非常艰深的手艺，涉及建筑学、材料学、燃烧学、热力学、流体力学等诸多的学科领域。在炕和灶台的连接处，我们当地称之为“嗓子眼”的地方，就是双曲线造型的。现在火力发电厂的冷却塔外形采用的就是双曲线，至此，你才知道老祖宗传下来的炕，还有这么深奥的学问吧。

过去的手艺人盘炕全凭经验。比如，嗓子眼留得小了，没风天时抽力小，烟气就排不出去；嗓子眼留得大了，有风天时，炕内抽力大，烟火都抽进炕内，锅暂且开不了，做不成饭。

如果炕内冷墙部分单薄，保温不好，冬季冷墙就会上霜、挂冰，热量损失很大；同样，如果冷墙抹得不严，走风漏气也不会好烧。

炕面不平，上面可以用泥找平。但烟气接触炕板子底面时流动的阻力就大，影响分烟和排烟速度，又直接影响炕面的传热效果。

炕内的迎火砖和迎风砖摆放不当，也会造成炕内排烟阻力大，造成排烟不畅，增大炕头与炕梢的温差。

另外，如果“炕洞”“狗窝”“落灰坑”太深，炕内就会积存大量的冷空气。灶镬点火时，炕内的冷空气与热烟气就会形成热交换，产生涡流，致使灶镬不好烧。

用来做炕沿的木料很讲究。一条炕沿，最好用一块整的木料。木料必须直溜，没有疤结，没有横茬，宽度与厚度都要适度。最好的炕沿是枣木的，没有枣木水曲柳也行，只有穷人家才会用杨木或松木。

雁北人常说的一句话是“手艺人艺习人，吃不上就捉哄人”。如果得罪了盘炕师傅，不用怎么坑害你，只给你炕洞子里头摆上一块土坷垃，似堵非堵。三个月后，你家的灶镬就开始倒烟，莜面十几分钟还蒸不熟，因此盘炕师傅一定要招待好。

记得有一次五舅家盘炕，饭菜那个丰盛呀，我从来都没有见过。那张油光黑亮的榆木方桌上的两个大海碗里，白白的豆腐炖着白白的肥膘猪肉；黄澄澄的油炸糕堆满了盘；粉条拌绿豆芽里面还有瘦肉和豆腐丝。尤其那盆粉汤上面还漂浮着黄黄的胡麻油花和绿绿的葱花，真是馋死人不偿命。最恨人的是大碗里一丝一缕的热气四散开来，专往我鼻子里钻，我就用两只小手直往鼻子里紧搂。

那个师傅也太可恨了，谱大去了，全然不理一旁眼巴巴看着的我，滋拉一口酒，吧嗒一口菜。五舅频频给他夹菜，他没完没了地滋润啊！不过那位大侠真不白吃，炕盘得真好烧。

后来听五舅说，得胜堡有一家人盘炕时没招待好那位师傅，炕盘完，生起火来直倒烟，家里烟棚雾罩地就像在熏耗子。第二天晌午又叫来重新招待，吃饱喝足后，这家伙还在炕上睡了一觉。睡醒后，他又上了房，让东家给他递上一瓢凉水，往烟囱里一灌，立马烟气喷涌而出，灶镬里的火苗舔着锅底，欢快地叫着，锅里的水即刻就响了。

五舅说，其实是这家伙在砌烟道时做了鬼，在里面铺了一张麻纸。水一灌进去，麻纸一破，烟气自然通畅了。五舅由此推理到以前的地主，他说：你不给长工吃好，他能给你好好干？吃亏的还是东家。

在得胜堡，除了盖房垒墙、开山挖渠之外，最累的营生就数打炕了。一般土炕用个两三年，最多四五年就要打。打炕就是清烟灰，换炕板子。农村做饭大多烧柴草，炕洞子里积累了大量的烟灰。时间久了，烟不能顺利从炕下面的烟道通过，就会影响做饭和取暖，所以必须适时把炕洞子里的烟灰掏干净。炕面日久天长也会变形和开裂，烟从裂纹处冒出，所以过几年也得拆了换新的。

打炕是个苦差事。打炕前要先把家具行李铺盖苫严实。当你把炕板子揭开时，一股热浪腾空而起，整个家里充满了烟尘，呛得气也喘不过来。等把炕拆完打扫干净，再看拆炕人，全身上下早已乌黑，好像刚从煤矿出来的下井工人。

旧炕板子是很好的肥料，人们绝不会丢掉。把旧炕板子粉碎，在下雨前洒到地里，炕肥借雨水力量，很快就被庄稼吸收了。

关于老家的炕还有太多的故事，有太多的爱和温暖蕴藏其中。火炕凝聚着亲人无尽的爱，讲述着家乡最美的故事。

得胜堡是我的故乡，我总想写点东西给这个曾经养育过我的地方。自己虽有艾青对故土的深沉大爱，却无沈从文清新隽永的笔端，只好细数碎念记忆的片段了。

擀毡

昔日雁北人都睡土炕，炕上大多铺的是用高粱秸编的席子，只有有钱人家才能铺得起炕毡。炕毡都是农村的毡匠用手工制作的，结实耐用、隔热耐潮、冬暖夏凉、御寒祛病。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得胜堡还有人家不但擀不起一条炕毡，炕上就连席子也没有，全家人只有一条破被子，晚上就直接睡在土炕上。

土改前，姥姥家在得胜堡属于大户人家。姥爷每隔四五年就会叫来毡匠，擀几条新炕毡。那时五个舅舅还没分家，擀好的炕毡一家一条。

史料记载，擀毡技艺最早产生于草原游牧民族。元代，多民族在大同地区聚居。当地原住民见蒙古人用毡作褥，非常实用，就主动向他们学习。从此，擀毡技艺在雁北扎根，也出现了专门从事这一行业的毡匠。

擀毡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说来易、做时难。一条炕毡制成需手脚并用，完成弹毛、铺毛、喷水、喷油、撒豆面、铺毛、卷毡、捆毡帘、擀帘子、解帘子压边、洗毡、整形、晒毡等十三道工序，无论哪道工序都马虎不得。

弹羊毛是擀毡的第一道工序，生羊毛铺好后，毡匠用一张两米长的大弓，左手握着弓背、右手操着拨子，上下拨动弓弦。随着弓弦的颤动，羊毛被弓弦弹得疏松白净，如同棉絮一般。弓弦在颤动时发出“咣当、咣当”的响声，这响声深沉、浑厚，虽然单调，却也铿锵有力、苍凉悲壮。

羊毛弹好后，一层层均匀地铺在竹帘子上，用水喷湿后平整。然后还要喷麻油、撒豆面，以增加羊毛纤维之间的紧密度。打理平整后将帘子卷成圆柱形，再用绳子捆紧，浇上热水，踩在脚下来回滚动，这就是擀毡。

擀毡一般最少得两个人，只有数人紧密配合，步调一致、用力均匀地滚动，才能使羊毛充分黏合、结构致密。其间还要打开整理，拉展四角，压好边子，再次放入竹帘中，进行第二次滚动。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滚动，直到羊毛充分黏合，毛毡边界整齐为止。最后经反复清洗，一条炕毡就做成了。

旧社会有句话说，种地的是穷人、经商的是富人、做官的是贵人、饿不死的是匠人。那时，毡匠、皮匠、鞋匠、铁匠、木匠这些靠手艺吃饭的人被称为“五匠”。“五匠”给谁家做营生都要被奉为上宾，把家里最好吃的东西拿出来招待。“手艺人艺习人，吃不上就哄人。”听舅舅说，那年一个毡匠给他擀毡，一早妗妗给鸡剁菜，毡匠直以为是在给他剁肉馅包饺子，干起活来非常欢实。近午，看到妗妗给他端上桌的是烩酸菜、谷面窝窝，驴脸拉得好长。后来，那条炕毡没几年就磨烂了，妗妗才后悔没给人家吃好。

那时雁北有句民谚：“咣当咣，三斤羊毛一裤裆。”意即弹羊毛的弓发出“咣当、咣当”的响声，羊毛飞得到处都是，无孔不入，就连裤裆里都有了。因此“木匠走了想三天，毡匠走了骂三天”。

说起擀毡，还有一件趣事：表哥儿时头发有些自来卷。农村人没有洗头的习惯，头油重、风沙大、出汗多，头发自然就擀了毡。一次，表哥的头发很长了，就是不愿意去剃。舅舅最后放出狠话，要是再不去剃，他就要亲自动手，用剪子给他铰。舅舅以前给他铰过，跟狗啃过似的，绝对是灾难性后果。

那天，剃头师傅刀笨，还要贴着头皮下家伙，连刮带薅，犹如上刑。表哥疼得不堪忍受，恨不得冲剃头匠大喊一声“你杀了我哇”！表哥回到家中，面对镜子才知道自己成了个鲁智深，心情难过得无以复加。他看啥都不顺眼，摔摔打打，郁闷得要死。妗妗一边假惺惺地安慰他，一边憋不住地笑，我和表姐也笑到岔气。

毛毡是目前人类历史记载中最古老的非编织性织品，距今至少有八千年的历史。它利用羊毛上的鳞片遇热张开竖起，经过外力的挤压、搓捣，相互纠结，且紧密地收缩在一起毡化的特点制作而成。在显微镜下观看，人的头发上也有鳞片，遇热出汗，鳞片自然也会张开，相互纠结毡化，这时你纵有天大的本事也无法梳理清楚了。以前生活条件不好，难免头发擀毡。眼下，除了流浪汉，再也见不到头发擀毡的人了。

搂柴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得胜堡的孩子们秋冬季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搂柴禾”。这个活又叫作“拾柴禾”，细微差别在于使用工具的不同。在雁北，用镐头刨挖收割后庄稼的根，叫拾柴禾，而用筢子敛拾柴草须叶则称搂柴禾。搂柴禾的主要工具是筢子，按制作材质和个头的不同又分为小竹筢和大铁筢两种。

白石老人曾画过好多幅竹筢，其中一幅题诗曰：“似爪不似龙与鹰，搜枯爬烂七钱轻。入山不取丝毫碧，遇草如梳鬓发青。遍地松针衡岳路，半林枫叶麓山亭。儿童相聚常嬉戏，并欲争骑竹马行。”

那时收秋后，生产队里按工分分到各家各户的粮食不够吃，按人头分配的庄稼秸秆也不够烧。因此不但玉米秆子要全部割倒打捆拉回家，连剩下的玉米茬子也都要用镐刨出来。即便如此，烧柴仍然不够。常言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然而雁北还有一难，叫“无柴之炊”。遇到连阴雨天，许多家庭由于没柴烧，一天只能吃一顿热饭。人们看见可供填充灶底之物，眼睛都会发绿。

雁北的冬天，寒风呼啸、大雪纷飞。全村百十户没有一家生火炉的，人们都像冬眠一样蜷缩在稍微有点温度的火炕上。搂下的柴禾只用来烧水做饭，舍不得取暖。多烧一把柴草，都要被人骂“败家子”！

为了生火做饭，家家户户都要搂柴。雁北农村的半大小子们不吃闲饭，搂柴主要是他们的营生。记得村里和我这样大小的孩子，每至秋天，放学后，不用大人吩咐就主动背起柴筐拿着筢子去搂柴。一筢子一筢子地把柴筐搂满，直至冒出尖来，然后用绳子拦好系紧背回家。从秋搂到冬、从冬搂到春，一天三顿饭，灶镬的血盆大口不知要吞下多少东西。尽管不停地搂，做饭省着用，冬季炕凉也舍不得多烧一把，家里的柴禾垛始终高不起来。

那些年的秋天，我也常和表妹一起去搂柴禾，后面还跟一个叫小月的邻居姑娘。记得姥姥每天天不亮就把我们叫起来，临走塞给我一块窝头、一块咸菜疙瘩，又酸又凉，我不想拿，姥姥说，拿上哇，饿的时候可以啃一口。

那时，每天清晨，我俩起来抹把脸，就去喊小月。初秋的早晨天很凉，我们一人背一个柴筐借着月光往村外走。到了地里，趁着太阳还没升起，我们就开始搂。几张筢子一齐下地，那就成了一部大合唱，又像一首叫人热血沸腾的进行曲。“唰唰唰”，划破了寂静的黎明，惊醒了沉睡的布谷，显得那么清脆、那么富有节奏，远比今天舞台上的什么“嘻唰唰”中听。

柴草多时，拉着筢子走不了几步，就拉不动了。看着满筢子的麦秆和杂草，心中充满了喜悦。停下来“卸载”时，用一根木棍儿轻敲筢子齿儿，麦秆和杂草便会纷纷飘落下来。然后用手掬住，轻轻地放进筐里。

等太阳升起时，我们已经搂得差不多了。这时又饿又渴，我们就开始吃带的干粮，然后到御河边去喝水。如果有几个男孩子凑成堆儿，大伙就去地里搜寻漏收的山药蛋。一旦找到，各人就从自己搂的柴禾中取出几把，架上烧将起来。山药蛋烟熏火燎，烧得半生不熟，心急的娃娃拿出来在石头上擦一擦，或者在衣襟上蹭一蹭，外皮的黑灰还没擦净就开始吃了。热热的、甜甜的，味道好像还不错。

等到吃饱喝足，我们就开始捆柴，捆好后装进筐里，背着往家里走。尽管柴筐沉重，柴禾遮挡了头都，我们仍一路欢歌笑语，因为这些柴禾足够中午一顿饭用的了。

有时，我也和表哥去搂柴。表哥为显示自己搂得柴多，柴禾常常不压实，筐底用几根硬点的柴棍儿支撑起来。回到家中把虚虚空空的柴筐往院子中央一放，高声叫嚷：“妈，我搂回柴禾啦！”那真比扛个泰山来家还要张扬。这时的妗妗不论手头多忙，都要停下来，极具夸张地赞赏一句：“哎哟，看额们孩子搂了这么多柴禾，能把一只屎壳郎烧黑了！”表哥不知这赞语的戏谑性，总觉得受了巨大鼓舞，于是自动请缨：“妈，吃了饭我还去搂！”不过一旦妗妗发现表哥在捣鬼，奖励就变为惩罚：“枪崩货，再要是搂不满一筐就别吃饭！”

小孩子在沟边路旁搂的柴禾不禁烧，塞在灶镬内只听“哄”的一声就没了。不过冬天在屋内烤火最适宜，堆一堆在地当中，一根火柴就能点起腾腾大火。立时红光满屋，角角落落都暖融融的。美中不足的是，灰屑也随之在屋内飞舞。然而农家土房，谁在乎这些呢！

一次，一辆拖拉机来村里收麦秆，拖拉机突突突地开走时，有不少麦秆散落在地上。记得姥姥常跟我说过：“出去别光顾着玩，看见能烧火的东西就捡回来。”我马上想到了：这个能烧火！于是赶紧蹲在地上拾掇麦秆，不一会，我就抱着满满一大抱麦秆，满头大汗地回家了。

到家后，没想到姥姥说：“这玩意不禁烧，没用！”我不信，做饭时，把所有的麦秆都塞进灶镬里。果然，我的全部心血随着忽地一把大火，转眼就烧没了，真令人失望。

记得八十年代初，我回得胜堡省亲。四妗妗还讲起我儿时的笑话：那年秋天，小孩子们到生产队的打谷场边玩耍，大人们就把黄豆粒、玉米棒什么的塞进他们的衣兜，那些聪明的孩子就飞快跑回家，掏出来再回到场里，如是几番也能够给家里增添可观的粮食。这种事我干不来，妗妗也往我兜里装粮食并示意也像别人家孩子那样，可我却不吱声更不动，非得等她把这些“赃物”掏出来才肯离开。不知道在妗妗眼里，我自幼诚实还是愚钝。

民间关于搂柴禾的串话非常多，比如：“个人的筢子上柴禾”，意思是谁也靠不住，要靠自己；“搂柴禾打兔子”，意思捎带；“扁担搂柴”形容管得宽；“男人是那筢筢，女人是那匣匣”，形容夫妻一心一意勤俭度日。还有，得胜堡的新媳妇过门，婆婆往往攥住手细瞅，见粗指大掌的，就说：“唉，穷命，搂柴禾的料。”

数十年的变化天翻地覆，现在雁北农村也烧上了沼气。烧水做饭，“啪”地就点着了，连火柴都不用，蓝色火苗就在炉灶上跳跃。一次去博物馆参观，看见了昔日的大筢，既熟悉又亲切，勾起了我许多童年的回忆。是它锻造了我孩童时代坚韧、坚毅、坚强的品质，也是它在时时提醒我，别忘了过去的苦难，要珍惜今天的甜蜜。怎能忘记呢？我魂牵梦萦的柴筐、大筢！

拾粪

“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祖辈生活在农村的人们，打小就懂得这个道理。没有粪肥的滋润，什么样的庄稼，也长不出好秧苗，没有好收成。

拾粪，是一桩比剜青更艰辛的活计。阳春三月，草长莺飞，绿意都是一夜间的事，满地都是青草可供你割，根本不需要起早贪黑。而拾粪就不同了——“砍柴趁早，拾粪要巧”。拾粪这种活，没准头，早不得、晚不得。太早，猪牛鸡羊还没起圈，满村转悠，也不见得能拾到一两块；太晚，早被别人拾得精光。所以拾粪这项劳动，一不需要技巧，二不用力气，就是要把握时机。

一般天蒙蒙亮，听到鸡叫二遍，村子有了动静，此时打个哈欠，揉揉惺忪的眼皮子，就到了起身拾粪的时候了。

一年四季，最怕冬天拾粪。被窝暖烘烘的，谁想出来？若不咬牙硬挺，怕是一转眼，又迷糊过去了。有人说拾粪有瘾，纯属鬼嚼，不是为了吃饱肚子，哪个人愿意凌晨起身？

农村人一般冬天不洗脸，早晨洗脸出门，皮肤皴得不行。再说一出门就灰土扬尘，洗它何用？摸黑从墙旮旯抄起粪筐、粪铲，借着月色开门，朝村口走去就是了。

此时，大街小巷，早已鸡鸣狗叫、猪牛羊云集、欢叫连连。

偶有几个人，影影绰绰的，想必也是起早拾粪的同行了。

拾粪多少，很大程度上要靠运气。因此拾粪的都是单打独斗，分头行动，还没见过一群人约好一起出去拾粪的。不期然两个拾粪的遇上了，也会心照不宣地选择不同方向，各自走开。

拾粪也有选择。猪粪太稀，颜色也不好，一片灰黑，会糊到箩头上面，不拾；鸡粪量少，拾鸡粪太耽误工夫，不拾；羊粪看上去很美，圆圆的黑色小球，我们称为羊粪蛋，确也如同蛋蛋一般可爱，既干爽，又不臭，肥力还好，可惜太小。一群羊走过后，看上去满街都是羊粪蛋儿，但要捡拾起来，实在太费事，只好割爱。

从丰镇到大同有一条油路，下大同拉炭的马车、牛车都要从得胜堡经过。如果是农历下半月，有月亮，车倌夜半出发，鸡叫时就到了新荣区炭窑上。便见灯笼火把、人欢马叫，内蒙古来的胶轮马车争先恐后地开始装炭。有的头一天下来迟，没有买到炭，就住在村里的车马大店，第二天赶早装车出发。也有一些马车头天已经装好了炭，鸡叫就从车马大店起程了。蹄声哒哒、铜铃清脆，因此把握马车经过的时辰非常重要。

那些大牲畜们拉车，跑远路，耗体力，就会把屎拉在大路上。大牲畜拉出的屎块大、分量重，一坨有几斤到十几斤不等。对拾粪者来说，这就是福音、财富。运气好的，遇上几坨，算是烧高香了，不大会就能拾满一筐。弄回家，还能再打个来回。有这等好事，自然对村里的鸡屎鸭粪不屑一顾了。

大牲畜粪中，马粪量最大，牛粪坨最大，骡子粪与马粪相近，驴粪量最小。马粪的形状像中等偏小的山药蛋，黄色，稍松散，拾起来方便。牛不仅个大体壮，拉的屎也与它的体型相匹配。牛粪外形呈宝塔状，分上下几层，色黄，质地较松软。拾的时候，最好用铁锨抄底，连土带粪一锅端。驴粪形状最小，色黑，接近正圆的网球，而且质地紧凑，外皮较硬，光滑，用一般的粪叉是拾不起来的，需要用手捡。不要小看驴粪蛋，老人们常说：一颗驴粪蛋，到秋天就是一碗糜米饭。

儿时听舅舅说，以前，干驴粪蛋可以下大同卖钱。干驴粪蛋城里人又叫“夜”，两枚铜子，可买一包。因包装精美，不知就里的人，常误以为是什么好吃的糕点。因为驴是直肠子动物，其粪蛋表面光滑里边粗糙，晒干后，无任何异味，可供市内大户人家冬天放入铜火炉内着取暖。那时有经济头脑的乡下人，专拾完整的驴粪蛋，晒干后用粗火纸按份包好，挑到城里出售赚钱。

有心急的拾粪人，看见牲口翘起尾巴便驻足等待。当一圪蛋一圪蛋金黄色的粪蛋从屁股眼里滚出来，不等落到地上，就一阵你夺我抢，拾到自己的粪筐里。有更聪明的、更胆大的，直接把粪筐靠在骡马的屁眼上，好让粪蛋直接滚落进粪筐里。

拾粪最高兴的时候，就是忽然遇见了粪盘。所谓粪盘，就是牛群或马群集体休息的地方。牛和马吃饱后就卧在一块儿，休息好后，还会站起来统一大小便，粪盘就是这样形成的。常年拾粪，碰见粪盘没有几回。一旦遇见，兴奋得不得了，就像发现新大陆一样。粪盘归为己有，那收获是大大的。碰见粪盘后，自己就不亲自捡拾了，而是大步流星地跑回家，叫家人推小车来拉。

冬天拾粪太寒苦，脖子使劲缩在领子里，双手互插于袖筒里。怀里搂着粪叉子粪筐，佝偻着腰，一副猥琐的样子。在风里、雪里，必须有视死如归的决心。

但冬天拾粪也有好处，大牲畜的粪便形状不错，也不臭。特别是严冬，这些粪蛋蛋被冻硬以后，拾到箩头里哗啦啦响，如同金色的卵石。相比夏天，虽然暖和，但身上的汗臭和粪臭味搅在一起非常难闻。遇到湿牛粪，往往弄得满身满鞋都是。

冬天拾粪最令人烦恼的是，常常等你赶去的时候，拉出的屎早已冻结成屎橛子，让风吹得死硬死硬的，得铲好几下。遇到大坨的，就不叫拾了，简直就是刨，手疼胳膊酸，恨得跺着脚亲娘祖奶奶乱骂一通。

冬天拾粪的人顾不上吃早饭。一般早上从家走时，拿个玉茭面窝头揣在怀里。有时走得远了，到中午也赶不回来。吃干粮时，拿出来一看，窝头变成铁疙瘩，根本咬不动。这时拾粪的人就找些高粱秆和干树枝，用火柴点着，就可以坐在火堆旁边烤火边烤干粮。如果从家出来时带颗山药蛋，用烧红的柴火埋住，一会儿就烤好了。在严冬的野外能吃到烫嘴的山药蛋，简直是一种享受。

拾粪的人常用装备是：一只红柳箩头，拴上两截绳子。背在身后，和现在小学生双肩包一模一样。用粪叉把粪铲起来，反手往后一扬，粪蛋蛋就撂进了箩头里了。如果路上有一长串粪蛋蛋，就把箩头放下，提着往里拾；如果路上的粪蛋蛋很多，一下拾不完，就赶紧把箩头扔在路边，拿着粪叉匆匆忙忙地把粪蛋蛋扒拉成一小堆一小堆，以防后面有人赶上来拾去。扒拉下就算是占住了，回头再仔细收拾。

记得有一次，我在出村的路上，发现一坨热气腾腾的牛粪，顿生喜悦，可惜没有箩头，回家取又怕别人拾走，手足无措，非常着急。忽然，我情急生智，捧上几捧泥土把牛粪掩藏，然后飞快地回家取来箩头背回了那坨牛粪。到家后，姥姥看见我如此懂事，脸上露出了喜悦的笑容。

姥姥说，如果遇到粪便，没带箩头，可以用石块把粪便圈起来，以示有主，别人见状便不再捡拾，此规则在雁北已成定俗。

说来有人不信，那时得胜堡的庄稼人，在外面有了便意，再憋也会往自留地里跑。人天生是自私的。那时，大牲畜的粪便都用在集体的大田里；鸡鸭猪狗的，则用到自留地里了。因为鸡鸭猪狗粪更具肥力。

那时，每个生产队都有个大的化粪池。化粪池呈长方形，宽有七八米，长二三十米。拾到的各种粪便，都要扔在里面，然后加水加土，沤着。

记得有一年冬天，队长他爹想拉屎，穿着拖到脚脖子的灰大氅来到粪池边。到底是年龄大了，正努力着呢，平衡没把握好，身子一仰，扑哧，四仰八叉就跌了进去。等捞上来，简直就是一个粪人，臭了大半个村庄。抬回家，脱光了，架起火，烤人烤大衣。围观的人站下一院，说甚的都有。

拾山药

拾，字典的解释是：捡，从地上拿起。此处特指农村秋收后，去别人的地里捡拾人家失落的庄稼。秋收再仔细、认真，丢落也在所难免，因此给了穷人捡拾的机会。拾山药，就是挖掘埋在地里失落的山药。

拾山药很难，难拾为什么还要拾呢？饥饿使然。那时的大人小孩每天喝一肚子稀粥，一跑起来肚里咣当咣当地响。贫困让人们惜米如金，自然不肯放过星星点点的遗落。星星点点是什么概念？像襁褓里孩子睾丸大小的山药雏儿都不放过，拾回家，洗干净，不管蒸煮，都能果腹。

有时，刚收完山药的地里，有许多被浮土掩埋的山药蛋，用脚踢踢土，就可能踢出一颗来。或者经过一夜细雨，山药蛋被雨淋了出来，这叫“露明山药”，这时去拾山药才是真正的“拾”。

将挖过山药蛋的坑再套挖一遍，转圈搜寻坑里漏网的山药蛋，发现的机会就多，自然收获颇丰。

到最后，山药地一块一块地被秋耕了，耕地的人自然顺便将土里翻出来的山药蛋拾走。此后的拾山药就是用锄头漫无目的地满地乱挖了。

经过多少次的搜刮，土里的山药蛋日渐稀少。这时偶尔挖出酒盅大的一个来，也会如获至宝；要是挖出一颗拳头大小的山药蛋，那就欢呼雀跃了。偶尔一铲下去，只听“咔嚓”一声，大叫一声不好，好端端的一颗大山药被铲烂了，更是心痛得不得了。

拾山药的过程是这样的：起早贪黑，背了筐、拿了锹，挑选一块“风水宝地”。脱掉外衣，手中吐口唾沫，插锹入土、脚踏深翻。一二三四、二二三四……无限重复。找不见山药很正常，只管埋头苦翻；有了山药是惊喜，常常擤一下鼻涕，手心中吐口唾沫再挖，希望惊喜继续。

拾山药要有耐心，因为毕竟是从已经收完的地里寻找遗漏的东西。每拾一颗山药需要很长的时间，有时甚至刨遍一片地，也不一定能拾到。农村人有经验，会判断，专找别人没挖过的地方拾。城里初来乍到的知青就无此眼力，在别人已多次拾翻过的地里瞎刨，终将一无所获、无功而返。

拾山药全凭运气，也贵在坚持。有时，你在一片地里挖了老半天两手空空，扫兴而去。但你刚走，就有别人来到这里接着挖，他却一爪子下去就刨出颗山药来。

儿时，得胜堡秋收后，我和表哥常常去拾山药。一肩背筐，一手提着比自己高得多的铁锹，选择一块看似别人没拾过山药的地，就开始一锹一锹地翻了。若是表哥翻出颗大山药蛋，我会眼气得不行，促使我一锹也不肯放弃，更加认真仔细地搜寻起来。

拾山药是个力气活，只一会儿工夫就气喘吁吁、满头大汗。但是，因为是捡拾，所以也不着急，这块地里不多，就挪到另一块地里去。

记得有一年，已经过了白露，竟然下了一场大雨。御河水溢，顺着地里的渠道漫到了大田里。玉米不影响收成，但山药地却连蔓子也埋了。水退下去后，淤泥有一尺多厚，根本找不见山药蛋的苗子了。队长放话，谁能刨出来，山药蛋就归谁。这一下，山药地里像炸了窝。男女老少、大人孩子，锄头铁锹板镢齐上阵。掘开一尺多深的泥土，将深埋于泥水里的山药蛋全刨了出来。那次，只要不断地掘开泥土，就有黄灿灿的山药蛋滚出来，半天就装满了一大帆布口袋。那是记忆中拾得最多的一次，那时我还背不动一口袋山药蛋。

最难忘的野外盛宴是烧山药。用小锄在田边挖一个三面临土的坑，把柴火点着放在里面，等到没有明火时，找几块不太大的山药放进去，用炭火蒙好，上面再掩上土，等到下工的时候，山药就熟透了，又香又甜。

烧山药得用硬一点的柴禾，软柴是烧不透山药的，但可以用来烧蚂蚱。我们经常分头去逮一些蚂蚱来，先用“谷谷友”把它串起来（记住不能串嘴，串嘴它就会把“谷谷友”咬断跑掉，得串它的脖子）。然后逐一揪掉脑袋，把内脏也拖出来，并在每只蚂蚱的腹腔内塞入一颗黄豆。

一切就绪，我们就开始点火，用小棍子叉起来烤。烤的时候不要离火太近，那样会把蚂蚱烤焦、把蚂蚱的腿烤掉。随着时间的流逝，蚂蚱由绿变红，一股清香直透心扉，等到蚂蚱全部变成深红色时就算烤好了。蚂蚱再小也是肉，咀嚼起来唇齿留香，那味道现在想起来还满口生津。

深秋，大人看见孩子们无事可做，仍然打发他们去已经刨过山药的地里去拾翻。然而，此时只能拾到一些小毛毛根，和伤了镐的小山药块。人不能吃，但可以用来喂猪。反正圈里的猪正饿得嗷嗷叫，地里也没草了，总不能眼瞅着让它们饿死吧。

山药是得胜堡人整个冬季的主食：焖山药、蒸山药、煮山药、烩山药、烤山药，熬山药粥、炒山药丝丝、蒸山药片片、熘山药丸丸，那时社员的肚子里全是山药。

许多人吃山药吃得“烧心”，又吃不起药，只好到商店买些苏打粉暂缓症状。苏打粉凭票供应，得胜堡有一位五十多岁患了胃溃疡的男人，当年下大同买小苏打时，营业员说：票呢？他眨眨眼说：“农村人，没有。”营业员瞟他一眼说：“没有？不卖！”他好话说尽也不行，最后，干脆趴到柜台上大口大口地吐酸水，作践得营业员不得不卖给他一包。

忽一日，得胜堡土地承包，家家户户的山药突然堆成了山。至此，拾山药才真正成为历史，从人们的生活中彻底消失了。然而，回忆起来仍不胜唏嘘。

后记

捡拾地里遗失的农作物古已有之，白居易在《观刈麦》一诗中曾对贫妇人抱子拾麦穗有过精细的描写：“复有贫妇人，抱子在其旁。右手秉遗穗，左臂悬敝筐。听其相顾言，闻者为悲伤。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

听老年人讲，旧时的雁北乡间，大户人家秋收，一般也不将地里的庄稼收获殆尽，总有残余，便于穷苦人捡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