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风里俗

昔日的大召

大召，数百年来，一直是内蒙古地区藏传佛教的活动中心和中国北方最有名气的佛刹之一，也是呼和浩特的首座喇嘛教召庙。大召蒙古语为“伊克召”，意为“大庙”；明廷赐名“弘慈寺”，清廷赐名“无量寺”。大召始建于明朝万历七年，已有四百余年历史，是呼和浩特最早兴建的寺院。

数百年来，大召声名显赫，给其周围带来了异常的繁荣，为归化城的一处胜景。历史上的大召，门前没有今天这样开阔的广场，前后都是林立的民宅和纵横交错的胡同，所以就有了大召东夹道和西夹道等这些老呼市们最熟悉的胡同名称。

大召东夹道是条颇为迷人的巷子，在这条巷子的两侧，各色小店一字排开。一年四季、晨昏之间，窄窄的街面上人流不断、市声嘈杂。巷中那两处近乎直角的拐弯儿，使这条小巷子显得曲折幽深。

大召西夹道有和平电影院，往南财神庙巷有民众剧场，多半是演二人台的。那时呼市的二人台，曾赴各地演出，被各地的二人台剧团尊为“老团”。东北二人转的扇子舞，其实是从二人台学来的。由于晋陕方言的隔膜，二人台行之不远、二人转却大红大紫，这是始料不及的。

玉泉井就在民众剧场后面。这口井与清泉街的海窟井一样，流淌着大青山断裂带最优质的矿泉水。井水甘洌、泡茶香醇。1966年前后干涸，成为传说绝唱。

西夹道西拐路南，有王一贴膏药铺。展有老虎、人熊的标本。还有一只黑羽黄喙的八哥，会说：“王一贴，好膏药！”

大召前街和大召东夹道，是一处小市场和民间游乐场，人气很旺，每天吸引不少老百姓聚在这里。正像清代诗人王循在其《归化城》一诗中描写的那样，“小部梨园同上国，千家闹市入丰年”。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我的舅舅们每次从山西来，必去大召前闲逛。那时，大召前的商品经济大多还维持在“走西口”时的水平。笼箩社、纸扎坊、染坊、铁匠铺、木匠铺、估衣铺、膏药铺应有尽有；鞋匠、皮毛匠、旋匠、白铁匠各司其职。

大召东仓是呼和浩特历史上最繁华也是最聚人气的地方。东仓位于大召寺整体的东隅，又名菩萨庙；与之相对应的还有西仓，名为乃春庙。

当年大召东仓是一片开阔地。在这儿说书、拉洋片、变戏法、卜卦算命、捏面人、吹糖人、卖大力丸的应有尽有，每天熙来攘往、摩肩接踵、游人如织。其热闹程度和北京的天桥可有一比，所以大召东仓也被美其名曰“塞外天桥”。

大召东仓南口的西边，曾经有过一家莜面馆，专卖莜面饸饹。1958年，我在中山西路小学读书，夏天的中午，常和同学结伴，来这里吃莜面饸饹。此处的莜面饸饹非常好吃，我们吃起来不加咀嚼、不辨滋味、如风卷残云，不像现在的剥皮莜面，没了浓烈的燕麦味道。

那时的莜面饸饹一毛四一斤。汤是凉汤，盐汤里主要是些黄瓜水萝卜丝丝，又炝了点葱花。碗用的是很粗的笨碗，条案和凳子也很原始，就像电影《水浒传》里梁山好汉聚餐时使用的那种，没有油漆、斑驳陆离。很大的条案上放着一大壶醋，和一碗油炸辣椒，供食客自己取用。长凳上坐不了许多人，大多数人都站着吃，还有的人端碗蹲在外面的房檐下吃。来这里吃莜面饸饹的人络绎不绝，食客大多是穷人及走卒贩夫之类。

厨房在里面的套间，蒸莜面的锅是九勺锅。九勺锅有多大，我也说不清，只记得锅口直径就有一米多。有专职压饸饹的人，他们用的木头饸饹床子床身很长，臂杆也很长，压饸饹时，饸饹床子吱吱扭扭地响着，似乎有些吃力。伙房里热气腾腾，笼屉摞得很高；蒸熟的从上面取下来，生的不时从下面续进去。笑语喧哗，生意十分红火。

夏天，莜面馆的灶镬设在门外临街处，拉风箱的是一个残疾人，髌骨之下犹如秃桩，市井人称“秃板凳”。他的风箱拉得有板有眼，就像快板书的过门节奏，成为莜面馆的招牌和广告。吸引着往来的人们驻足观看、拍手称道。

现在大召附近所谓的古建都是近年来复建的，原先的早已拆毁，令人不免遗憾，那些真实的景物，今人只能在梦境中再现了。

姥姥家得胜堡

有诗云：

边塞得胜堡，风雨五百年。

瓦剌燃烽火，晋蒙起狼烟。

嘉靖固边墙，战鼓震九天。

隆庆五年至，罢剑士归田。

此间民生息，茶马万贾旋。

得胜堡，一处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一处长城文明、晋商文化的历史见证之所。从内蒙古丰镇往南出了得胜口一华里，就可以到达得胜堡。

得胜堡是明长城大同镇重要关隘，当年为抗击蒙古瓦剌而建。明朝收复大同后，鉴于当时蒙古军屡次寇边，大同地区人民的生命财产损失严重，于是在大同的北边大举修筑长城、增筑堡城。现存的得胜堡、得胜口、镇羌堡、四城堡，分别分布于长城南边不到三华里的狭小范围内。这样密集的城堡群，在万里长城沿线是极其罕见的，这客观地反映了当时得胜堡在边境地位之重要。遥想当年千军万马屯集于大同，战争烽火搅得天昏地暗，叹息在北国寒风中戍边的将士们“男儿莫问春好事，且把长刀向玉关”！

大同成为明代的九边重镇之一后，边墙、边堡不断增筑，驻军人数不断增加。隆庆年间兵马多达十三万人以上，号称“大同士马甲天下”，但仍不能消除边患。

隆庆五年，明王朝在得胜堡举行隆重敕封仪式，封蒙古首领俺答汗为顺义王，后又封三娘子为忠顺夫人，开放大同、宣府等地“立互市”。万历五年，又在长城沿线的新平堡、助马堡等处设十个互市点，马市数十年高度繁荣，推动了明代晋商的兴起。正如明人李杜诗中所言：“天王有道边城静，上相先谋马市开。”从此明王朝与蒙古鞑靼部落干戈化玉帛，蒙汉民族文化由此走向融合。

走近堡子湾乡得胜堡，古长城蜿蜒起伏、烽火台高耸林立，可尽收眼底。地处晋蒙“咽喉”的得胜堡，今天依旧有许多值得游人驻足观看、凝思的景致。

得胜堡始建于明嘉靖十八年，修筑时名叫“绥虏堡”，城墙最早由黄土夯筑而成；万历二年砖包，城周“三里四分，高三丈八尺”；万历三十二年七月进一步扩修，堡名改称得胜堡。现仅有砖砌券拱南关门还算完整，关门洞上有十分精巧的砖雕图案，因年久失修，雕砖已摇摇欲坠。

关门南面的门洞上方镶嵌一块石匾，中央阴刻楷书“保障”二字，落款“万历丙午岁秋旦立”。字体刚健遒劲，美观大方；匾额周围的砖雕，通体用砖块磨接对缝，平贴在门洞上方。砖饰呈垂花门庭状，幔下嵌刻着荷、梅、菊、兰四种花卉，象征生活的宁静美好。砖雕最下面一层镌刻着“奔兔弯月”“瑞日祥月”“和合如意”“海晏河清”四组图案，寓意国泰民安。

门洞内东西侧墙壁各嵌有石碑一块，西墙碑风化严重，字不可辨；东墙碑字迹清晰完整，为万历三十五年八月扩修得胜堡记事碑，算起来已有五百多年了。

登上得胜堡南关门向北望，四边堡墙轮廓完整。墙外田野辽阔，墙内房舍成片。从南关门向北一条大街，穿过一座方台，四个门洞上方各嵌有一匾额：南曰“雄藩”，东曰“护国”，北曰“镇朔”，西曰“保民”。

得胜堡内的街道格局为“三大街、六小巷”。“三大街”是指一条主干大街和两条次要街道。主大街呈南北走势，宽约六米，便于传递警报信息和日常活动。主街之外，还辅修了西城墙下的铜南照壁大街和东城墙大街两条次要街道，宽度大约五米左右。除了有名称的主街和辅助街道外，堡内也有一些无名小巷，如东西走向的“六小巷”，它们横向连接三条大街。得胜堡整齐的大街小巷配合四面厚重的城墙，形成了进退自如、易守难攻的战略形势。

得胜堡原有阁楼四座，分别为南城阁、日菩萨阁、玉皇阁、神武阁。南关门外原有瓮城，瓮城向东开门。出瓮城为月城，月城向南开门，南城阁建在月城门楼之上。现在四座阁楼仅余玉皇阁，瓮城、月城均已不存，道路格局一如往昔。

城内原有大小庙宇十二座。原为清徐、交城一带的神灵狐突，造像随赴边戍守军士来此。据村里的老人回顾，往昔堡内的狐神庙香火很旺，每年五月十八狐神庙会时，附近各村的人都赶着猪羊，前来领牲、观看戏曲演出，场面甚是热闹。

行至城堡外，放眼望去阡陌纵横、景色清新，雁北长城的那种质朴天然的浑厚气息扑面而来。如今的得胜堡，虽然看不到昔日的金戈铁马和喧嚣的茶马古市，也无熙熙攘攘的游人，但素面朝天的长城毫不走样地保留着岁月的痕迹，更能让人感受到长城古朴、苍凉的魅力。

得胜堡往东一公里处，有一条河叫饮马河。因古代将士屯集守边之时，在此放牧饮马得名。每到夏天，两岸绿草如茵，环境怡人。

我的姥姥家就在得胜堡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这里还城墙完整，城楼巍峨。堡里的北面还有一座府衙，是明朝屯兵时长官的办公所在。

儿时我去姥姥家，舅舅用牛车去丰镇接我们。快到城门口时，表哥表妹们都在城墙上奔跑，欢呼雀跃地向我们招手致意。

听舅舅说，他的祖母曾告诉他，修这些城堡时每天仅辣椒面就要用去好几担，可见工程之浩繁。干戈化玉帛后，明军弃守得胜堡。至于姥爷的先人，何年何月由何处移居堡内，已无从查考，据历史学家称，乡民多为历代戍边将士遗民。

后来，得胜堡的城墙被拆了用来建小高炉、盖房、垒猪圈，阁楼、府衙因属“四旧”也被悉数拆除。昔日繁荣的明长城大同镇重要关隘——得胜堡，如今只剩下断壁残垣。堡内随处可见散落着的残砖碎瓦、石雕兽首、柱础基石等历史遗迹。

雁北多禁忌

雁北人，在日常生活中有很多的说道和礼数，大部分属于民俗，也有的是为了图个吉利和方便，比如，大年初一至初五不能扫地、不能泼水，是怕把财富倒出去。

初一到初五，忌打碎东西。为了避免把财气和福气扫走，打碎了盘碗要赶快说“岁岁（碎碎）平安”。

雁北有“初五不出门，初六不回家”的俗传，认为初五出门会带回来“穷土”。家里有人出门往往数天不扫地，忌“扫地出门，不能平安回家”之祸。

正月初六的“送穷”，是雁北一种很有特色的岁时风俗，其意就是祭送穷鬼。穷鬼，又称“穷子”，据宋代陈元靓《岁时广记》引《文宗备问》记载：“颛顼高辛时，宫中生一子，不着完衣，宫中号为穷子。其后正月晦死，宫中葬之，相谓曰‘今日送穷子’。”

相传穷鬼乃颛顼之子。他身材羸弱矮小，性喜穿破衣烂衫，喝稀饭。即使将新衣服给他，他也扯破或用火烧出洞以后才穿，因此“宫中号为穷子”。

唐代姚合《晦日送穷三首》其一云：“年年到此日，沥酒拜街中。万户千门看，无人不送穷。”

初一禁忌的事情还有：

已出嫁的女儿不可以回娘家。如果初一回娘家，会把娘家吃穷。因此只能在初二或者初三回娘家。

禁忌动刀剪，动则主凶杀或口角，会断绝仕途财路。“初一动刀和剪，口舌是非全难免。”

妇女也不得动针线，否则一年到头会和别人争吵不休或浑身会有针刺般的不舒服；生下的小孩，眼睛如同针眼一样小。

还有，早餐忌吃稀饭、荤食及药品，忌叫他人姓名催人起床、忌跟还在睡觉的人拜年、忌斧子劈木柴、忌借钱、忌向人讨债、忌洗衣、忌啼哭、忌杀生、忌说不吉利的字眼，白天不可午睡。

每逢除夕夜，雁北家家户户门前都要用大块煤炭垒“旺火”，以图全年兴旺吉利。等到午夜十二点，鞭炮齐鸣之时，将旺火点燃。点燃后，火苗从无数孔隙中喷出，既御寒，又壮观。大人孩子都要围旺火转圈，以图吉利；男女老少都要来烤火，以图“旺气冲天”。

正如清代《大同县志》所述：“元旦，家家凿炭伐薪垒垒高起，状若小浮图。及时发之，名曰旺火，即省城达达火也。”

雁北人待客，讲究茶壶嘴不能对着客人，以免有不管吃只管喝的猜疑；送礼不能送钟，因为送钟和送终谐音；晚上不梳头，梳头百日愁；小孩子不能吃鱼子，担心长大不识数；小孩子不能玩火，有晚上尿炕之虞；盖房忌讳正南正北，要稍向东偏；不能手扶门框脚踩门槛，此举是欺负户主。忌讳夜里听见猫头鹰叫、母鸡打鸣；但听见喜鹊叫，认为必有喜事到。

雁北人探视亲友、病人一般不在中午、下午前往，而以清晨或上午为佳，否则系不礼貌、不义之举。老人病时忌送挂面，据说挂面代表年老久病、卧床不起。

敬祖宗的供品中要有肉制品，但供奉神灵则不能有肉制品。在供奉大仙爷时必须有鸡蛋。

卖房子，一般要留下一根柱脚做根，表示还要再建；卖牲口忌带缰绳，表示留下它还要再养。这同养儿留后同理，生生不息自在其中。

早年雁北一带农村的“开锁”，是把十二岁孩子的脐带派人送到野外高处悬挂，越高越好。这种脐带每年用红布包住缝一层，呈月牙形，十二年缝十二层；高高挂起，意味着孩子将来前程远大，有出息。

雁北婚嫁时的说道最多，异常繁复。尤其讲究“姑不娶、姨不送，妗子送到了黑圪洞，嫂嫂送到了米面瓮，姐姐送断了妹妹的命”。还有娶亲不能走回头路，新媳头天不出门。

在雁北，人们都希望生男孩子，故孕妇忌讳别人预示生女孩、忌送女孩穿用的东西。

妇女怀孕期间不能发汗，如果这样，将来的孩子会出疹；忌吃兔肉，怕生子长兔唇；不许给婴儿照镜子，认为这样会使孩子变成哑巴；妇女坐月子期间不允许吃鸡蛋，据说吃了面黄；不能上产妇的屋顶，怕踩着孩子。

生了孩子第四、第六天不准外人进产房，怕带来邪气；同样，孕妇生产后一个月内不得进别人家，俗传此时带着血身子，也会给人家带来邪气；产妇忌参加红白喜事，前者于人不好，后者于己不利。

雁北人忌讳孕妇在娘家生孩子，也忌讳夫妻在娘家同房。有俗语道：“女婿上床，家败人亡。”

雁北百姓 “搬家”讲究看天坑。他们认为“天坑”是充满凶煞、灾难的方位。如果家搬到“天坑”的方向去，轻则破财损物，重则天灾人祸。

什么是“天坑”呢？这得从“五行八卦和天干地支”说起。总之，四季的“天坑”是：“春巽、夏坤、秋乾、冬艮。”也就是说：春季搬家的方向不能是“东南”；夏季不能向“西南”；秋季不能向“西北”；冬季不能向“东北”。“搬家”必须以此调整时间，避开“天坑”。

如果你现在“搬家”的方位不是“天坑”，而要“搬家”的时候正好是“天坑”。有一个破解的办法：即提前先搬个“四条腿”的家具，加上一口锅，锅里还要有一盏灯，这些要天黑人静时进行。进了新家将灯放到锅台上，然后点火烧锅，就算搬了家。

雁北人搬家一定要吃顿炸油糕，以示庆贺。当地有句俗语：“搬家不吃糕，一年搬三遭。”搬家一般都要放炮，一来庆贺乔迁之喜，二来驱除新房邪气。

每当腊月初八，家家都要做腊八粥。雁北人有“明冬暖年黑腊八”之说，“黑腊八”指吃腊八粥时，不能等天亮，一定要趁黑吃，否则就会得红眼病。

雁北人最忌讳平日吃腊八粥。因为雁北穷苦，大多数人家办丧事出殡的早饭，吃不起油糕，就做上几大锅腊八粥来招待送葬的乡亲，故而平时吃腊八粥成为大忌。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期，得胜堡有一对青年男女相爱，但女方家长极力反对。就在结婚典礼这天早晨，新娘妈妈“别出心裁”地做了一锅腊八粥来招待亲朋。婚后未过百天，女婿在给生产队铡草时，被铡草机将一只手切掉了。这本来是一次意外事故，但人们都认为与其岳母的行为有关。

雁北有药壶不进家门的习俗。一般人很少有人去买药壶，认为这是在买病进门，故而都是借用；而拥有药壶者也乐于出借，认为这是送病出门。药壶用毕不能奉还，只等别人用时来取，这样一直借传下去。

洗澡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呼和浩特好像仅有三家公共浴池。一处在新城将军衙署附近，一处在市毛对面，还有一处好像在旧城北门附近，现在叫作浴芳池。

儿时，去浴池洗澡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只有过年时，父亲才会带我去。那时洗澡好像也就两三毛钱，不管岁数大小，澡堂里的伙计都会向你满面春风地微笑、十分殷勤地奉迎。

我破旧的小褂子一脱，伙计便会用长长的竹竿挑起，高高地悬挂在任何人都手不能及的地方。每当我的褂子在空中高高扬起，心中总是十分得意，仿佛我也是一位大人了。尽管我的衣兜里一文不名，纵然塞在何处也不会有人拾去。及至脱光衣服，腰间围上一块浴巾，拖着不合脚的“趿拉板”，踢里踏拉响声连天地向着弥漫着气雾的浴室跑去，兴奋之情达到了顶点。

池子大得很，共分成三格，一个极热，冒着丝丝缕缕的热气，池水貌似平静而泛出绿色的光泽；一个稍热；一个则温和得多。我总是在温水池里面扑腾，极热的池子里很少有人能够下去。偶有瘦骨嶙峋的老头涉足，这时旁人都会向他行注目礼，表现出十分的惊讶与赞叹。

及至年龄稍长，我偶或也敢去稍热的池子里一试身手，但那也需要有极大的勇气。须先将脚慢慢地伸进水里，然后咬牙憋气，一分分、一寸寸地缓慢进入水中。这时，我神情庄严肃穆，一动也不敢动。身体稍一抖动，溅起的水花会刺得皮肤生疼。坚持不了几分钟，我就会赶紧逃出来，皮肤被热水烫得通红，毛孔大开。这时坐在池边用毛巾在身上慢慢地推、轻轻地擦，然后再跳进温水池里，才会感到无限的舒服与畅美。

洗浴过后疲惫至极，一动也不想动，见不得丝毫的杂乱，真希望整个世界顷刻都宁静下来。

澡堂的地是腻滑的，墙皮斑驳，泛着黑绿色的光泽，空气中总是弥漫着一股霉气。

儿时，我最不喜欢的事情就是搓澡，但只要和父亲一起去洗，他就一定要给我搓。找个没人的池沿处，让我趴下，热腾腾的身子往那白瓷砖上一趴，肚皮感到冰凉。

父亲很笨，他搓澡对我是一种摧残。他总是喜欢按住一个地方反复不停地搓，一边搓还一边不停地数落我：“看你脏得就像泥猴，从你身上能搓下半簸箕泥来！”我越怕疼，他就越使劲，直到我疼得实在忍不住了，开始喊救命，他才会换个地方搓。

被父亲反复搓过的地方“火辣辣”地疼，没被搓到的地方还很痒。而父亲总是迟迟搓不到我那发痒的地方，这时，我就会想起乡下的舅舅，用一根筷子插上一个干巴了的玉米棒子，贴着脖颈子伸进去“咔哧咔哧”地拉着；更羡慕舅舅院子里的小黑猪，可以梗着脖子在拴它的那根木头柱子上蹭痒痒。

每次搓完澡，在淋浴头下冲干净，我穿着木头“趿拉板”，呱嗒呱嗒地回到那条窄床上，拿一条浴巾围在腰上时，这次被父亲上刑一样的洗澡才算结束了。

听舅舅说：得胜堡有个人下大同洗澡，进去一看，里面的人全都光着腚，立刻就跑出去了。带他来的亲戚问咋回事，这老兄红着脸说：“咋都是红麻不溜子，就像屠宰场似的？”那亲戚扑哧一笑说：“洗澡都是这样的，穿上衣裳咋洗？”那老兄扭扭捏捏，好不容易脱掉衣服进到里面，又被吓得往外跑。亲戚问他又咋了？他瞪着眼睛吃惊地说：“里面蒸着仨，煮着俩，还有一个在剥皮呢。”哈哈！

如今，家家户户都有了卫生间、高档浴缸及电热淋浴器，豪华至极。但是，我还是觉得很难有大浴场那种氛围，那种大汗淋漓后的畅美、几欲虚脱后重返尘世的身轻体快，真仿佛灵魂再造一般。

剃头

儿时，经常能见到走村串巷的剃头师傅。标准的剃头挑子，一头是红漆长方凳，凳腿间夹置三个抽屉，上面一个是放钱的，下面两个抽屉分别放置围布、刀、剪之类的工具；挑子的另一头是个长圆笼，里面放置小煤炉，上面放一个大沿儿的黄铜盆，这样可保持水的热度。“剃头挑子一头热”即以此得名。

剃头师傅最典型的特征是，手持形似大镊子的铁制“钲子”（属古军乐器），用小棍自下向上一拨，便发出“日嗯——日嗯——”洪亮悦耳的响声。老远，听声音就知道是他们来了。

那时，街头也有剃头铺，剃头铺的陈设也很简单。洗脸的毛巾是千人共用的，还有脸盆、脸盆架、荡刀布、剃刀、推子。用剃头铺的毛巾擦脸，有一股难闻的气味，就像家里陈年搌布的味道。

在农村，新生儿都要剃满月头，可谓人生之第一剃；一个人离开这个世界，也要剃头，可算是人生最后一剃。

剃满月头时，要把剃头匠请到家里来，待若上宾。所请之人，必定是技术上乘、德艺俱佳者。剃头匠请到家里，除烧水沏茶、上烟之外，晌午还要弄点菜，喝口烧酒。人生的最后一剃，一般是不讲价的，剃头匠说多少是多少，比平日要贵得多。

听舅舅说，得胜堡有家人，穷得买不起剃刀，就用镰刀给孩子们剃头，情急生智，竟然练就了一手绝活儿。

那时，为了省钱，男孩子多的人家大多买剃刀自己剃。一次，舅舅给我剃头，拿件烂衣裳在脖子上一围，弄点温水用碱面洗了头，就用剃刀在头上刮。剃刀老旧，又不锋利，刮的时候像拔毛一样，痛得我嗷嗷直叫。我那时就怕剃头，听见剃头就往屋外跑。被捉回来强迫剃，嚎叫的声音像杀猪一样，剃到完，哭到完。

1956年，我随母亲来到呼和浩特。邻居王叔叔手艺不错，一到休息日，他就搬个凳子放在院子里，拿王婶做饭的围裙给儿子围上剃头。王叔叔的“剃头摊”一摆，邻居家的大妈们就会大着嗓门喊自己的孩子过来，让王叔叔捎带给剃剃头。王叔叔手艺好，往往按住脑袋，三下五除二就解决问题。赶上推子不快，夹头发的事时有发生，一旦薅住头发，头皮生疼。因此让男孩剃头与吃药一样，必须连威胁带利诱。那时的发型以锅盖头为主，就是边上剃了，头顶上留一层那种。我至今还保留着儿时的照片，头型都是锅盖头，一直羞于示人。

呼市从五十年代起，理发店基本上都是国营的了，有多少家没有统计过。我记得大概有以下几家：大北街有一家、中山西路人民电影院旁边有一家、新城将军衙署西头有一家、火车站南马路的照相馆旁边有一家。但是规模最大，最干净的还要数“市毛”路东二食堂楼上的理发店了。那里有六七个理发师，每天生意很忙，尤其过年的时候，要排很长时间的队。

那时，呼市人即便去理发馆也要说：“我剃头去。”其实这里的剃头已经是广义的了，包括理发。

去国营理发店剃头，算是相当奢侈了，父亲有一次去那里开洋荤花了四角多，回来叫母亲数落了半天。二食堂楼上理发店的玻璃门是半透明的，里面很宽敞。排着一溜磨盘椅，磨盘椅还可以放倒，为的是给客人刮胡子。椅子正对面的墙上是长方形的大镜子，镜子下面是一溜又窄又长的桌子，摆放着推子、剃刀等理发工具。剃头的师傅是几位大嫂，还有几个姐姐，她们都穿着白大褂，毛巾和围布也是白色的。

至今仍能想起在那里剃头时的情景：轮到我时，师傅立即取下搭在肩膀上的毛巾，利索地抽打椅子上残存的发屑，然后招呼我坐下。坐定，她习惯性地甩动围布，清脆的抖布声是开工的序曲。然后不紧不慢地给我围上围布，拿出推子点几滴润滑油，在耳边试听一下，随之节奏明快的推剪声便在耳边响起。头发被拦腰截断，飘飘洒洒地落地。围头推剪一圈儿，剃头就算完工。

那时可没啥发型，把头发剪短、剪齐就行了。男孩子后脑勺上的头发基本上都快推到顶了，是典型的锅盖头；也有爱美的小伙子，要剃分头，三七分的，将两边的头发都往后面斜斜地飞翘着；至于六七十岁的老年人，十有八九剃光头，无挂无碍，非常方便。

我长着两个招风耳，不适合理锅盖头，下面的头发剪短后，两只耳朵就显得更大。我坐在教室的第一排，课桌前正好是讲台。到了下午的时候，太阳从西边照到我头上，头的影子正好映在讲台墙上。中间一个大头，旁边两只耳朵，就好像动画片里的米老鼠一样。后面的女生老笑话我，不过，我倒是挺喜欢她的。

在我的记忆里，印象最深的剃头行头，要数剃刀和荡刀布了。那种造型别致、寒光慑人的剃刀，我家也有一把。但大人是不让玩的，就是摸摸也不行，那理由不必言说；荡刀布，因剃头师傅长年累月地荡磨剃刀，油腻发亮，竟成了龌龊孩子衣裳的代名词。

及至成年，我也开始刮脸。刮脸前，师傅将毛巾用热水浸透，热气腾腾地敷在我的脸上。须臾揭开毛巾，再用蘸了肥皂沫的胡刷，在脸上除眼睛、鼻子和嘴唇的部位细细地涂抹一遍。然后从上衣口袋取出牛角柄的剃刀，老道地在那条油光的荡刀布上，唰唰地打磨，待剃刀锋刃可鉴时才停手。我半躺在磨盘椅上，微闭双目，锋利的刀刃在我的面部缓缓地运行——利而不灼、行而不滞。最后，师傅递给我一面小圆镜子，让我看看是否满意，我只有连连道谢。

曾经听过一则有关剃头的笑话，令人捧腹：有一个徒弟学剃头，师傅教他先用剃刀在冬瓜上刮，练习浮劲。师娘叫他去干活，他“哦”地应了一声，将剃刀插在冬瓜上，转身去干活了，久而久之，养成了习惯。学习期满，徒弟正式给人剃头。这时，师娘又叫他干活，他又“哦”了一声，将剃刀插在人家的头上，转身去干活了，来剃头的人鲜血直流。这当然是个笑话，虽然剃刀划破皮肤的事情屡见不鲜，但再蹩脚的剃头匠也不会把人的头颅剖开的。

时代变了，现在的理发店和过去的剃头铺不可同日而语，店名也都改成了“美发中心”“造型机构”“染烫中心”。前几年人人开公司，有个老太太把自己的剃头铺改名为“环球开发公司”，笑倒一片人。不知何故，我却经常隐隐地怀念那些剃头匠们。他们曾经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想起他们来就有一种温暖的感觉。

照相

最早的照相是靠“影像铺”这样的店家用传统的画像方法描绘自己的容貌。当时画人叫“小照”，画亡灵为“影像”。摄影术传入中国后，人们把这两个词连起来称为“照相”。

很多人对童年照相都有种特别的情怀，它带着时间的质感始终留存在我们的记忆深处。那时的照相术，是使被摄的影像通过镜头在感光片上曝光；曝光后的感光片经冲洗加工得到呈现被摄体负像的底片；再经洗印便获得与被摄体基本一致的正像。虽然在现今这个“速食时代”，照相馆已经几乎不用胶片了，繁琐的温情再也不被关爱了，但童年的记忆像一个五彩斑斓的梦，使人留恋、使人向往。它始终带着一种奇妙的味道，在温润着我们的心。

据史料记载，归化城的第一家照相馆“锦昌照相馆”，是1910年由内地人开设的。后来随着市场的需求，“冠北照相馆”“合记照相馆”也相继开业。

1920年，归化城大北街路西成立了一家私人“豫芳照相馆”，掌柜张占鳌，不仅精通照相术，还善于经营管理。他在区内外广招摄影技术人员，照相设备全是进口的蔡司、林哈夫等器材。靠着优质的服务，照相馆越做越大。“豫芳照相馆”不仅配有德国大型木制高级座机，还增添了德国新闻外拍机，派专职人员跑外，满足了呼市大小型会议外拍的需求。1956年公私合营，张占鳌的儿子接父亲的班当了经理。1959年呼市遭受洪灾，“豫芳照相馆”因被冲毁而倒闭。

说起“豫芳照相馆”，不得不提石寄圃。石寄圃（1910—1984），字炳经，武川县哈拉门独乡土盖门大九号村人。是从归化城走出的电影艺术家。民国十二年考入归绥第一中学。高中毕业后，考入北平大学法学院。后提前离校，参加了联华公司北平厂电影训练班，半年后结业。年底进入联华上海电影制片厂学习摄影、导演，同时在上海天一电影厂参与电影工作。

民国三十五年，内战开始后，石寄圃回乡。1954年在归绥豫芳照相馆（后合并到“天一”照相服务部）工作，1976年退休，1984年 10月 13日，因胃癌逝世，终年 74岁。

记得儿时新城鼓楼西街路南有一家“春光照相馆”，那个照相馆门前的大橱窗里陈列着文艺界名流、劳动模范、战斗英雄的大幅油彩着色照片。我十分羡慕橱窗里的那些靓女俊男，每次路过都会驻足观望。这些“橱窗明星”为五六十年代灰暗色的街市平添一抹亮丽的风景。

我在“豫芳”“春光”两家照相馆里都照过相，那些照片至今保留在父母家的影集里。我儿时所有的照片都留着锅盖头，那是时代的特征。记得儿时每次照相前，父亲先要带我去剃头。那时我最恐惧的事情就是剃头，剃头匠的推子如果缺少润滑油，冷不丁就会把头发揪住，疼得我直龇牙。寒光闪闪的剃刀，在我耳根后挥舞时，我非常害怕把我的招风耳给削下来。使我更困惑的是，剃头匠为何非要紧贴头皮往上推，不留点坡度？仅头顶上留下一片乌黑的头发，犹如房檐、锅盖一般。

听父亲说，二十年代“豫芳照相馆”刚开张时，归化城里还没有电，不能利用灯光摄影。影棚里有个天窗，照相时要利用天窗射下的“天光”。如果光线太亮，就会拉起白布遮挡天窗来调整光线；如果遇上阴天，光线太弱，就用反光板增强光线。

“豫芳照相馆”的相机是一个巨大的座机，人蒙上布看镜头的那种。相机下有轱辘，测光全凭经验，变焦全靠人推。拍照前，先根据客人要几寸的，即在相机的后匣插入同等大小涂有药水的玻璃底片。这种相机在摄影史上分为干版法和湿版法，湿版法临拍摄时现涂药水，而干版法自带药水。底片是玻璃的，分薄厚两种，越厚的越贵。

我儿时，照相馆已经开始使用镁光灯。拍照的瞬间，镁光灯的镁粉被引燃，会发出耀眼的强光，同时发出“砰”的一声巨响。几乎同时，燃烧的镁粉冒出了淡蓝色的烟雾。

我很恐惧那种一次性镁光，尤其那一声巨响、一股青烟，像炸药爆炸一样，没见过的人会吓一跳。

摄影从清末进入中国，最初一直是属于达官贵人的奢侈品。那时人们非常注重拍照时的形象，照相时必定要穿上当时最流行的衣服，如西服领带、长袍马褂、旗袍等。家中曾经有不少民国时的老照片，“文革”破四旧时，都付之一炬。

影棚中有各种的布景，分别缠在一根根长长的卷轴上，上面有杭州西湖、上海外滩、北海白塔或洋房花园。典雅如古画，摩登如月份牌儿，都是请人用水粉来画的，用哪幅就展开挂好。还有些汽车和摩托车的模板，人到后面假装坐汽车或开车，拍出来跟真的一样。车灯都在闪光，十分逼真。影棚中实景也是有的。一般是怒放的鲜花置于花盆架子上，人手扶着花，拍出来很是雅致，似文人书房。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人们将进照相馆拍照视为人生一大事。过去有为新生儿过百天拍全祼照的习俗。届时，孩子坐在椅子上，由隐藏在椅子后面的父母密切地扶着小孩的后背；照相师一手捏着皮球快门，一手摇着小铃，把孩子逗笑了，灯光一闪就拍完了。我们那个时代的小男孩大多数人都有一张全祼的“百日留念照”。

那时，人们喜欢在拍照时突出自己的职业，甚至模仿工作的情景。毛纺厂的女工，下班后结伴来到照相馆，身穿围裙、手拿梭子，做着纺织的动作；医生也身着白大褂，戴着听诊器拍照；工人则身穿背带裤，臂套套袖，手拿活扳手展示英姿。摄影机“咔嚓”一声，将这一刻定格。

及至“文革”，各地的照相馆为了顺应时代潮流，纷纷改名，如东方红照相馆、朝阳照相馆、红卫照相馆等。当时因革命需要和条件局限，许多地方的照相馆还担负起了一项伟大的政治任务，那就是翻拍毛主席像，供新华书店统一销售。

那时，男女青年照相流行穿军装、戴军帽、扎皮带、戴红袖章、背军用挎包。上衣别毛主席像章、手持红宝书在胸前，都是最时髦、最自豪的做派。摄影棚里的背景也都更换成了北京天安门。

“文革”中我们照过一次“全家福”。记得照那张全家福时，摄影师一再强调不能随便眨眼睛，如果谁照瞎了，那可不是一个人的事。我自然是听话的，努力瞪着眼睛，可眨眼是瞬间的事，往往不受自己意志的控制。摄影师的头钻进镜头后的黑布里，叽里咕噜地说着话，我往往不知所措。他的头数次从黑布套中钻出来，提醒我们放松，然而照片上最不自然的人总是我。

1979年，姜昆李文华曾说过一段相声，名叫《如此照相》，说的就是“文革”时照相的故事。在那个年代里有许多照片是不许照的，比如婚纱照不许照，属于低级趣味；逆光像不许照，脸发黑象征黑暗；烫发不许照，象征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照相还必须摆出革命姿势，进门还得喊革命口号，否则也不许照相。貌似荒诞，其实是实情。

1976年，我和妻子的结婚照，是在市毛东面的“内蒙古照相”照的。那是一张双人黑白“大头照”。我俩都身穿清一色的蓝色制服，胸前别着毛主席像章，我上衣左上侧的口袋里还插着一支钢笔。我俩都没化妆，只是简单地梳理了一下头发，按照男左女右的习俗坐在一起，将头微微靠向对方。虽然表情严肃、神色木讷，这张双人“大头照”毕竟是我们青春的见证。

作为时代的特征，那时的照片上都印有照相馆的徽标，装照片及底片的小纸袋上也无不印有那个年代特有的“最高指示”，如“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这样的纸袋我至今仍有留存，已成为那个时代的印记。

珠儿粉与打仰尘

一

内蒙古西部的汉人，祖籍大多在山西，生活习俗无一不与山西同。过去，绥远人从腊八后就开始张罗年事了，通常要延续到二月二才算结束。腊月二十三小年前后，勤快的绥远人除了要刷家、打仰尘、刷锅台、油炕沿、画墙围，还要贴年画、剪窗花、写春联。另外还要准备吃喝，按绥远人的老传统要压粉、蒸糕、炸丸子、烧肉、做冻豆腐……这些都准备好了，剩下的就是扯布做新衣裳，男孩子还要缝一件主腰子。

刷家要用白土子，白土子其实就是熟石灰粉。记得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每年腊月，父亲总要去旧城买白土子，母亲每每吩咐他再买点珠儿粉。珠儿粉是球状的，大的似网球，小的也有乒乓球大小。仅用白土子是不行的，刷出来的墙不够白；都用珠儿粉虽然好，但成本似乎又太高。再说，珠儿粉的黏结力也不够，即便有白土子，仍然要熬些糨糊掺进去才会牢靠。

珠儿粉是什么？我一直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近读山西张高兄的散文，才恍然大悟，原来我们称呼了几代的珠儿粉和白垩土竟然是一回事。

在远古的海面上，漂浮着许多极小的动物和植物。其中有一种称为多胚孔的单细胞生物，这些生物的外壳是由石灰组成的。

当这些生物体死掉以后，它们极其微小的身躯沉到海底。长此以往，海底就积聚了厚厚一层贝壳。当然，这过程得花上几百万年才能完成。后来，这层东西逐渐黏结在一起并且压缩成一种松软的石灰岩，现在的人称它为白垩土。

众所周知，由于地壳的变动，往往使得那些本来在水下的土地慢慢隆起，原来在海底的白垩土层便被抬移了上来。

继而，那些松软的部分被水冲走，留下的便是一层层厚厚的白垩土，它揭示大同在远古曾经是浩瀚的海洋。

张高说：“那些年，每到夏末农闲时，人们便挑着担子，握把小锹，下河沟挖白泥。那白泥在河沟里并不白，泛着幽幽的蓝色，到晾干后才白得晃眼。人们把白泥一块块挖出来，趁湿趁软时抟成圆球，干了就像一团团雪球，攒多了就装上车拉进城里去卖。”

圆圆的雪球就像珠儿，珠儿粉是否因此得名不得而知。

五六十年代，天然的东西居多，记得刷家用的刷子也是用一种叫芒草的东西绑扎的，很松软吸水。刚买回来的刷子不好用，需要用水浸泡，经过几次使用才渐渐得心应手。据说，会刷家的人，即便穿一身黑色的新衣服，刷完家，身上依然整洁如新。如果遇上新手，不用一会儿，人就成了斑点狗了。

那时，刷家都是从上往下立刷，功夫深的人，刷完后，墙上刷痕笔直、齐整；没功夫的人，犹如笔走龙蛇，波浪起伏，成为邻居们哂笑的对象。父亲很笨，他每次刷完家，脖子里都是白泥。

二

仰尘系古汉语，属于语言的化石。至今糊顶棚在雁北及内蒙古西部仍称为打仰尘。仰尘即承尘，旧时张设在座位上方承接尘土的小帐，后泛指天花板。宋代王巩《闻见近录》：“丁晋公尝忌杨文公。文公一日诣晋公，既拜而髯拂地。晋公曰：‘内翰拜时须撇地。’文公起，视其仰尘，曰：‘相公坐处幕漫天。’时人称其敏而有理。”《醒世姻缘传》第七回：“连夜传裱褙匠糊仰尘，糊窗户。”

旧时的呼和浩特，房屋多为土木结构。天长日久烟熏火燎，屋顶积满污垢，既不美观也不卫生，打仰尘的行业就逐渐兴起了。老呼市的裱糊匠手艺高超的，多以给官宦人家装裱字画为生。裱糊技艺不佳者才在生意不景气时，招揽些糊顶棚和制作灯笼、风筝、纸制丧葬祭祀品等零活，补贴家用。

五六十年代的呼和浩特，用报纸或麻纸打仰尘几乎家家可见。仰尘多数是用木条、高粱秆、麻秆或者葵花秆做架子。也有先在墙上钉钉子，钉好钉子后，再用麻绳或铁丝在钉子之间连起来，形成网状。最好用麻绳，因为麻绳的弹性较好，同时麻绳更容易和糨糊粘在一起。然后，再用报纸或麻纸裱糊粉刷一新。

仰尘不需要年年打。因漏雨而仰尘损坏，或年代久远、或白土刷的过厚仰尘不堪重负而自行撕裂，家中只好花钱雇人重新来打。由于打仰尘要用糨糊，糨糊又是用白面打的，这就给老鼠准备了美餐。每当夜深人静，老鼠就会出来，在顶棚上扑扑棱棱地乱跑，还会嘶啦嘶啦地撕下顶棚上的纸，连糨糊一起吃掉。所以，仰尘被老鼠撕成东一条子西一道子，也是仰尘不得不打的原因。有经验的匠人此时还要在糨糊里加点六六粉，作为对老鼠的惩戒。

打仰尘的时间大多在腊月。那时，呼市多数人家都有扫尘的习俗，凡破旧的顶棚都需要揭下来重裱，这也是裱糊匠们最忙碌的时候。

笤帚是打仰尘的重要工具。笤帚是用质地较软的谷子的秸秆绑扎而成，用这种材料做成的笤帚软硬适中，不容易划破棚纸。除此之外，匠人所用的工具还有糨排、裁刀等。

打仰尘最关键的就是把纸糊在预想的位置，这需要相当的功夫才行。纸上刷的糨子多了干后易开裂，少了又粘不住。刷过糨子的纸非常软，往上递送时要非常小心。下边的人要用一种 T形小杆递上去，站在梯子上负责裱糊的师傅接过纸，用鬃刷或小笤帚先顶住纸的中间，然后往四面一刷，一张纸就平整地贴在了骨架上。贴时，纸的角度很重要，一旦贴斜了，下面贴的纸会越来越斜，搞不好就得撕掉重干。那时，匠人若不能把纸糊得横平竖直、严丝合缝，雇主是不给工钱的。

对于旧时的呼市人来说，打仰尘是一件很庄重的事情。进入腊月，打仰尘的人家先要去请裱糊匠。确定匠人到来的时间后，家里人一大早就提前忙碌起来。抬桌子、抬凳子、搬家具，主要是把阻碍打仰尘的物件收拾开来。挪不动的东西，主妇为了防止裱糊匠踩坏，还会在上面铺垫上东西。

儿时，家里为了省钱，打仰尘用的都是旧报纸，报纸都是父亲从机关里拿回来的。打仰尘前我总会把喜欢的报纸挑出来，首选那些有令人振奋消息的报纸。每天早上睁开眼，看到这些黑体字的大标题，能使人亢奋一整天。仰尘经过粉刷，虽然家里亮堂了，但每天早上睁开眼只能望着光光如也的屋顶发呆。

记得 1962年腊月打仰尘时，姥姥已经病重了。姥姥在低声地呻吟，我因为小，却高兴得炕上地下乱蹦一气。现在想起来值得痛心的是，姥姥虽然重病，竟然没住过一天医院。病危回山西老家时，临上车前母亲给她静脉里推了点葡萄糖，一个月没吃饭的姥姥竟然在舅舅的搀扶下，走上了火车。八个小时的硬座，不知道她老人家是如何熬过的。

唉！

号丧

号丧是我国民间千百年来流传的一种礼俗，雁北尤甚。《孟子》曰“华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变国俗”，可见齐国时就已经有了号丧。

号丧就是面对亡人的遗体或灵柩向众人哭诉，也叫哭丧。哭丧一般是妇女们的事，在打丧鼓煞鼓后、亡人出殡时，闺女、儿媳、弟媳，及其姐妹等亲人一起大放悲声，其情其景凄楚感人。仔细品味，简直是一场哭艺比赛。

旧时，雁北女人从小就学哭。先从哭嫁开始练习，偷偷地跟着会哭的人学哭腔、学哭词。透过张张悲泪纵横的脸，听哭音，云起雪飞、动人心魄；听内容，悲壮生动、感人肺腑；听旋律，高低起伏、抑扬顿挫。

号丧通常有两种情况，一是在死者咽气至入棺之间；二是在深夜子时至寅时之间。其哭唱的内容不受限制：倾诉对死者难以割舍之情、自责对死者生前孝敬不够、哭诉自己的不幸遭遇或身世、表示自己对亡人过世的哀痛和悼念。有的哭丧是诉说、有的哭丧是歌唱，哭丧之词均即兴而来。

乡间人们对哭丧者多有评论：谁哭的表情好、谁哭的字正腔圆。哭法大多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哭诉的内容也不甚考究。虽然，哭丧人中，大多感情真挚，但不乏逢场作戏者。乡间对哭丧者有如此评价：“儿子哭，惊天动地；闺女哭，抽抽泣泣；儿媳哭，三心二意；女婿哭，叫驴放屁。”所以一般女婿不号丧。

号丧是丧葬习俗的一个重要环节，这个环节始终贯穿丧仪的全过程。家人逝世后，亲人必须要哭灵，以免亡灵寂寞。直至入土为安，为整个葬礼营造了强烈的悲情气氛。如果家中妇女不会哭或人不多，在亲人快要咽气时，本家就要请来内亲外戚，陪着孝子坐在一起，等待亲人咽气后大家一同干啼湿哭。丧礼中孝子的哭泣为“哭”、亲友的哭泣为“号”，这种哭丧形式统称为号丧。别小看了丧礼中号丧这一细节，哭声不大或悲情不浓，会被人小视，被视为丧家人气不旺或丧礼不全，族中老人甚至会指责子女不孝或为人处世不周。

雁北讲究，在为死者穿寿衣时不能哭。认为死者正在气绝之际，哭迷了路，死者的灵魂就无所归宿。或者认为泪水洒落在死者身上，会出现走尸、僵尸等不祥事故。在给死者穿好寿衣、安放停当后，开始焚化纸钱（俗称“倒身纸”“下炕纸”），用于贿赂阎王、买通小鬼，放死者灵魂附体，重回人世。

烧过纸钱以后，久久不见死者复生，于是家人便不再忍痛，男女老少呼天抢地、大放悲声、泣涕如雨、血泪盈襟，此即为号丧。

从号丧者的声音中很容易辨出远近亲疏。至亲的哭声撕心裂肺、催人泪下；内亲外戚的哭声抑扬顿挫、有板有眼、时强时弱、高低入韵；若号丧者以一种腔调来哭诉，专拣人世间最动人的言词，细数亡人生前做人做事中的礼仪仁德，但长歌当哭、干打雷不下雨，多半为丧家请来的专业号丧人。

在号丧的人群中，唯有请来的专业号丧者能深表生死离别之情，讴歌逝者的仁德风范，颂扬逝者的崇高形象，诠释世间人情冷暖、沧桑变幻，诉说逝者坎坷不平的人生经历，能让丧家亲人听得悲情顿生、泪流满面，使前来吊唁的亲朋好友丝丝入耳、伤心欲绝。

请来的专业号丧者，用唢呐把开场调一吹，全班披麻戴孝的十几号人，就全都扔下家伙，齐刷刷地向死者牌位三拜九叩，分作两三轮，哭、泣、号。看表面似乎乱作一团，但只要耐心旁观，就能看出其中的门道。比如你泣我号，相当于你休息我劳动，哭只是过渡。嗓门是他们这行的本钱，哪怕猛一声撕心裂肺，也恰到好处，不至于损伤声带。

雁北人最注重家族、家庭的团结和睦，常以哭唱者的悲恸之情、哭唱时的人数、哭唱的时长来衡量家族兴旺的程度。雁北人在重视号丧礼仪的同时，还将生育、升官、发财的愿望贯穿于号丧礼俗的始终。认为“越号越发”，以号丧来化解对死者的悲痛，以号丧来寄托对死者的哀思，以号丧来传扬死者的功绩，以号丧来凝聚活人的心力，以号丧来冀望家族的旺盛。雁北俗谚说：“男怕著文，女怕号丧。”可见号丧之技艺博大精深。

旧时的哭丧大多数发自内心。因为昔日妇女社会地位低下，一生中既受尽了生活磨难，又受到社会和家庭的歧视。这种深藏于内心深处的苦楚，一旦遇到父母或丈夫的过世，哭丧时就会联系自己的悲惨遭遇，趁机悲哭一番，以宣泄胸中的痛楚。她们的哭一般都是如泣如诉、悲悲凄凄、涕泪俱下。现代人的哭丧就不同了，特别是一些年轻妇女们，对生活的甘苦毫无感受，即使亲人过世，一般只能干号几声，甚至干号都不会，只会抽泣。为了应付场面，她们只好在灵堂里播放哀乐以代替哭丧，也有人花钱雇请专门的哭丧婆来代哭。

古人将哭分为三类：有声无泪者谓之“号”；声泪俱下者谓之“哭”；有泪无声者谓之“泣”。若以悲痛程度区分之，号为最轻、泣为最重。号丧者所号者非自己亲人，痛不彻腑，自然无泪。

《红楼梦》第一一○回：“那一个更不像样儿了……虽在那里号丧，见了奶奶姑娘们来了，他在孝幔子里头净偷着眼儿瞧人呢！”鲁迅《南腔北调集·漫与》：“所以我曾比之于‘号丧’，是送死的妙诀，是丧礼的收场。”《西游记》第三十九回：“哭有几样，若干着口喊，谓之嚎；扭搜出些眼泪而来，谓之啕。”

而香山居士听完琵琶女的一段琵琶曲，有“相逢何必曾相识，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感慨，故发出“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的悲切之辞。一个“泣”字，岂是“号”字所能比得了的。

我儿时懵懂无知，喜欢看热闹。村里人家办丧事总要挤进去看看，因此对于号丧还有些记忆。记得有人家里设个灵堂，棺材摆在中央，红烛烟雾缭绕，纸钱焚烧灰扬。只要有人来吊唁，孝子们披麻戴孝地跪在一旁。这时候，女人们就要号丧。她们既有号，也有诉，又接近于唱，唱词都是现编的，有一定的旋律。号完起身的女人好像都弱不禁风、身心俱疲。

哭丧棒是孝子在哭丧走路时作为拐杖助走之用，下葬后哭丧棒要插在坟头上。哭丧棒是用柳条做成，若夏天刚下过雨后，很容易扎根，进而在坟头正中长出一棵大树来。有句话说，“无心插柳柳成荫”，不知是否源于此。柳枝做成的哭丧棒在坟头成活长出树来，是一件很忌讳的事，村谚云：“坟上长柳，下辈儿孙丢丑。”得胜堡就有坟头长出柳树的例子，一来怪麻痹大意，离开时没有摇动；二来也怪柳枝实在是太容易成活了。

得胜堡的老人认为，出外的村人好比是天上的风筝。风筝在天上飘，谁也不知道它下一刻飘向哪里。但是村子里有一块比宅基地更牢固的属于你的地方，那就是祖坟。风筝线至穷尽处，地下大门为君开。此是你百年葬身之处，似家非家，不是家胜似家，因此名曰为“冢”。

鼓匠

山西的鼓吹乐，班社林立，遍布全省，是流布最广的一个乐种。雁北鼓吹主要分布于忻州、阳高、五台等地，是以唢呐、笙、管等吹奏乐器和锣、鼓、铙、镲等打击乐器共同组合而成的一种民乐合奏形式。

在得胜堡，红白喜事都要雇一班鼓匠来吹吹打打。红事指的是娶媳妇，白事指的是老人过世出殡，农村八十以上老人过世亦称喜丧。那个年代没有电视机，就连收音机也不是家家都有，每年二人台也是农闲时演几次。一年基本上没啥娱乐活动，看鼓匠是唯一的娱乐。尤其在村里打发老人的时候，附近三里五村的人们往往忘记白天的劳累，吃完晚饭结伴成群地来看鼓匠表演。

我从小就喜欢听鼓匠的吹打，听得如醉如痴。儿时在舅舅家，经常围在鼓匠身边，看吹、看打、看敲，看各种乐器的相互配合，看人们的起哄。那时，我总盼望村里有老人去世。一旦听到哪家老人病重的消息，孩子们不懂事，好热闹，马上一窝蜂地拥过去。

有一年，我很长时间没看上鼓匠了。一天，一个老汉在村东头的大榆树下晒太阳，我就跑过去问他：“爷爷，你啥时候死呀？”结果气得那个老汉急高蹦低地骂我：“这个小兔崽子，你盼你爷爷死了哇有甚用？我害着你们家甚事了？”

旧时雁北的鼓匠班子很多，几乎村村都有。但是有名气的，被大伙儿认可的却屈指可数。鼓匠班子的命名一般是班头的外号，譬如在堡子湾乡，在我小的时候就有“三猴”“瞎二”“白蛋”等等，当然也有直呼其名的。

要想混口饭吃没有点硬功夫是不行的。听说白蛋学鼓匠时很苦，每天早上天还没亮就起了床，一个人摸黑来到河边，呜里哇啦地吹起来。在学的过程中，双手举两个唢呐，胳膊上吊块砖头练习。三九天面对西北风吹，嘴麻、起泡、流血，有时唢呐嘴子和嘴唇冻在了一起都不知道。歇息时一拉一块皮，鲜血冒出来，用手背擦擦接着再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