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迈向“大伦理观”的新征途

2011年1月，在离开南京大学五年半后，我又从省委组织部回到了久违的大学校园——任东南大学党委书记。刚接过这个担子，我深深地感受到一种亲切感和沉甸甸的责任感。东南大学起源于1902年的三江师范学堂，与我的本科母校同根同源，是一所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的大学。如何把这所厚重的大学建设好、发展好？如何带领全校师生员工继续追求共同的梦想？我感到肩头的责任重、压力大。好在我曾长期从事高校党务工作，并在地方党委组织部门工作多年，熟悉高校情况，对党务工作也有一定的经验，心中也还是有一些底气的。初入东南大学，我带着深厚的感情，走遍学校每一个院系和部处，努力深入到每一个基层中去，尽可能接触关心每一位群众，尽可能把党组织和学校的温暖传递给每一名师生员工。走遍校园的同时，我也努力增进对世界高水平大学的了解，通过大学女校长国际论坛和组织上安排的海外高水平交流机会，想把扎根中国大地办一流大学的梦想落到实处。

2011年4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志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提出“我国高等学校要把提高质量作为教育改革发展最核心最紧迫的任务”。通过深入学习这一重要讲话，我认识到我国高校的建设和发展已进入必须把提高质量、争创一流作为核心任务的新阶段，而现代大学，尤其是高水平大学承担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的社会职能。紧扣这几项职能，我展开一系列研究思考。我认为人才培养是高水平大学的核心使命。只有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拔尖创新人才，大学才能无愧于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经过全校范围内的深入研讨，大家对此形成了广泛共识。我们提出，将坚持卓越化、国际化、研究型的培养理念，加快构建研究型大学本科人才培养体系，加大优秀人才培养力度，努力提升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和国际化水平。2011年10月，我和时任东南大学校长易红在《中国高等教育》发表《创造“卓越化、国际化、研究型”的人才培养新境界》一文，对此进行详细阐述。

前面提到，我一直认为“课比天大”。我作为校党委书记，更是强调要坚守人才培养的根本使命，着力抓好本科教学工作。在2011年全校本科教学工作会议上，我专门引用一段话作为讲话结尾：“站在大学的讲台上，我们能够切实地理解教学是一门艺术，更是一种境界……上好一堂课容易，但一辈子上好每堂课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作为大学教师，教师是我们的职业，教学则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我发自内心地倡导，建设国际知名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要从上好每堂课开始。

由于在省委组织部的工作经历，我对区域发展的各项需求有较多了解，对高校服务区域发展的必要性有更为直观的感受。为此，我分别在中央党刊《求是》、省委党刊《群众》刊文提出，产学研合作是高等院校的一项重要使命。这既是高等院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推动高等院校事业发展的内在要求，必须从理念思路、体制机制、外力内功等方面进一步发挥优势，挖掘潜力，努力以产学研的融合激发高校在创新实践中提升自身办学水平和质量，实现服务社会、担当责任。在东南大学，为使产学研合作顺畅运营，学校制定了“市场需求牵引、企业投入保障、首席教授负责、校企联合管理”的机制，专门成立了校企管理委员会，初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合作模式。除此之外，我认为“人才强校是一流大学建设的第一战略选择”。大学之间的差距，表面上看是名气的差距，实际上是人才尤其是高层次人才的差距。因而，我在《中国高等教育》发表文章提出，要大力推进人事制度改革，着力建设有利于优秀人才大量涌现并充分发挥作用的体制机制，引进、培养和用好一大批高层次人才。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在北京召开，我有幸作为党代表参加这次盛会。在江苏代表团开放日，我还向来自各地的记者们介绍了高校在培养高素质人才方面的不懈努力，产生了比较好的反响。2013年3月开始，我参加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第53期专题研讨班，开展为期两个月的学习。在此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中共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学暨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并发表重要讲话。我亲耳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受触动。通过两个月的专题学习研讨，我对十八大精神有了全面系统的掌握，深化了对党的创新理论的理解。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这是我国由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转变必须选择的发展模式。经过认真领会，我认为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内涵式发展，必须紧紧扣住“质量、特色、结构、基础”这几个关键因素，即要从提升质量、凝练特色、优化结构、夯实基础等方面着手，努力提升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为阐释相关观点，撰写了《以内涵式发展为一流大学建设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一文，发表在《中国高等教育》2013年第7期。

2015年11月23日，我因年龄原因卸任东南大学党委书记。至此，我与诚朴求实的东大同志们朝夕相处、团结奋斗了4年11个月，这也是我在职生涯的最后阶段。虽然在东大工作时间不算太长，但我对东大事业充满着感情，对东大的师生充满感情。至今，我还担任东南大学的学术职务，经常在东南大学开会、散步等。不过，我职业生涯的结束，并不意味理论研究生涯的结束。相反，这几年里，因为有自身的观察视角和实践体验，我对伦理学以及其他领域的研究，有了不同以往的、更为深刻的认识，开启了一段新的理论研究旅程。今天，依然乐在其中。

应该说，从调离南京大学至今，我对伦理学研究的兴趣并没有减弱，一直坚持写作发表相关基础理论方面的文章。比如，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我不仅在践行核心价值体系推进高水平大学建设、当代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追求等方面撰写了多篇理论文章，而且聚焦“爱国”这个核心价值，组织编写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爱国篇》一书，对爱国的文化起源、价值原理以及爱国价值观的践行培养等方面进行细致梳理分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更倾向于关注伦理学研究中的宏观叙述，尝试从更高的站位、更宽的视野去审视伦理道德问题，推动伦理学研究突破传统研究框架，进而步入新的境界。这样的研究，就是我所谓的“大伦理观”。“大伦理观”之“大”，就在于更大的研究格局、更大的研究视域，跳出伦理学分析观察伦理问题，穿过狭隘的伦理道德命题和学术概念之争，进入深层次的伦理关怀层面，探索道德发展的基础支撑和根本动力。这样的转型拓展，既契合我个人的志趣，也具有较大的应用价值。

早在投身伦理学研究之初，我就体会到，无论搞什么研究，归根到底都是要落到人民利益上。伦理学的最高境界，必然是最大限度地造福最广大人民利益。但这样的认识，一直没有形成系统的论述。直到写完《十八大报告的伦理意蕴》一文，才有了这种“大伦理观”视角的首次尝试。作为十八大代表，我在现场听报告时，切实感受到一种伦理道德力量，一下子激活了浸润于心的伦理情愫。根据我的统计，全场38次掌声出现在伦理道德的话语上，每当道德的力量充分展示的时候，掌声就响起来。可以说，在人民渴求伦理道德发挥更大作用之时，十八大报告呈现了丰富的伦理意蕴和切实的伦理关怀。这种资源，难道不值得我们深入开采挖掘吗？相关思考一直萦绕于心，并逐渐成熟成型。十八大结束后不久，我就动笔开始撰写文章，从四个方面展现十八大报告的伦理意蕴，并认为十八大报告是我国伦理道德发展的纲领性文件。这四个方面分别是：以人为本、人民主体的大伦理观；知行合一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文明价值观；执政党科学化建设的党德价值观。该文在《道德与文明》2013年第1期发表后，在伦理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反响。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正是深有感触、有感而发、不吐不快。

紧接着，我和南京大学郭良婧一起完成《“中国梦”的伦理意蕴、表征及构建路径分析》一文，围绕这一话题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同样产生较好的反响。发表在《伦理学研究》2013年第5期的《走向世界的中国伦理》一文，把伦理学研究放置在更为宽宏的视域进行审视和探讨。我在文中说，只有世界接纳和接受了中国伦理，才真正接受中国哲学、中国文化以及中国文明。在走向世界的学术进程中，中国伦理走向世界具有深刻的文化先锋意义。文章认为，要开创中国伦理走向世界的“学术丝绸之路”，中国伦理作为中国文明的“文化丝绸”，对当今世界文明具有不可或缺的文化资源意义。这篇文章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伦理学》2013年第8期全文转载。

2016年7月，我写作完成《全面从严治党的伦理向度》一文，发表于《光明日报》。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2015年，我组织编写《“四个全面”研究丛书：全面从严治党篇》，对相关内容形成较为全面系统的理解认识。我越来越深地发现，全面从严治党要求中蕴含着深厚的伦理向度和伦理价值。特别是新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为每一个党员和领导干部确立了立德修身、遵纪守法的规范性要求，着眼于自律与他律统一，为全面从严治党注入了深厚的伦理意涵，突出彰显了全面从严治党的道德高度与法纪底线。我在文中提出，要把握全面从严治党的伦理精神，深化全面从严治党的伦理实践，锻造全面从严治党的伦理主体，以此深化对全面从严治党的分析研究。此外，我还围绕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等问题发表了系列文章，从多个维度全面阐释这一重要观点。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原则与基本方略。从伦理学视角看，这一重要思想鲜明地彰显了“人民为大”的至善伦理，是一种“大”伦理观。鉴于此，我和东南大学青年教师孙会娟一起撰写《以人民为中心的大伦理观及其意义》一文，发表在《道德与文明》2018年第3期。该文认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大伦理观在内涵上全面覆盖了经济—民生、政治—行政、文化—文艺、生态—环境等伦理诸领域，从根本上决定着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各方面，在实践上则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道德建设提供了根本的指引。

当然，由于“以人民为中心”是一个极具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的研究命题，近年来我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红旗文稿》《学习时报》等报刊发表了系列文章，对其内涵、价值、意义、路径等问题作了全面系统的研究，有的文章产生了很大反响。我认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是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目的、根本动力、根本方法、根本价值的深刻探索。这一重要思想不仅限于经济发展领域，也涉及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党建、军队、外交等各个方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部实践的中心内容、整体要求。为了澄清一些模糊认识，我提出要正确处理“三对关系”，即以人民为中心和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关系；以人民为中心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的关系；以人民为中心和坚持党的领导的关系。这一观点被多家媒体转载，产生广泛影响。围绕与此相关的“共享发展”理念，我也同样花了大量时间进行研究，发表了多篇文章。

回看我这些年的研究，实际上已经超出“大伦理观”的研究范围了，逐渐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聚焦，组织开展全方位、系列性的理论宣传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擘画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战略与宏伟蓝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引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和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思想旗帜与行动指南，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进入新时代，宣传阐释好新思想，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是我们作为理论工作者应当肩负起的时代责任。为此，东南大学于2015年11月成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研究院，并让我领衔担任院长。作为江苏省首批重点打造的9个高端智库之一，研究院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政府决策及时提供理论参考、战略谋划与对策建议，担负起高端思想库和智囊团的使命。2014年9月至今，我还受聘为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主任，组织开展全省层面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特别是聚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出更多有深度、有温度的精品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