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编 高亢的盛唐之音

第一章 先驱三杰

从唐王朝建立起，就不断有人想改变南朝遗风，曾在隋代写过宫体诗的虞世南就是其中一人，提出诗要“雅正”。魏徵更是具体提出了对南北朝诗“各去所短，合其两长”，主张融合南北。不仅如此，他还写了一首全然不同于前朝诗风的《述怀》，被认为“气骨高古”，启盛唐之音的先声。尽管如此，但要扭转一代诗风，谈何容易，靠少数人努力，更是不够的。其后，“江左馀风”一直在蔓延着，到上官仪那里，更有发展趋势，形成了绮错婉媚的“上官体”，沈、宋虽然在诗歌格律化上做出过重大贡献，但在诗歌内容上还存在浓重的“江左馀风”。而且他们所描写的大多数为宫廷生活或贵族官吏之间的宴游交往。到了卢、骆、刘、张时期，他们用自己的优秀诗篇极大地冲击了宫体诗，他们用“以毒攻毒”的手段，大获成功，特别是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一出，可以说是洗净南朝脂粉。张若虚虽然写下了这首被闻一多先生誉为“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的诗，但缺乏理论上的指导，没有能给人指明方向。要完成诗风的彻底革新，必须有明确的新的文学理想，自觉地倡导，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同时体现革新，只有这样才能开一代新的诗风。陈子昂、张说和张九龄三人接力赛式地努力，最终才完成了这一光荣使命。

第一节 陈子昂

陈子昂（659—700），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四川射洪）人。出身富豪之家，少时任侠使气，18岁始专心读书，21岁入长安，游太学，初试落第。24岁登进士第，后诣阙上《大周受命颂》，向武则天献媚，得武则天欢心，亲自召见，并授麟台正字，后迁右拾遗。但他为人还是比较正直，当谏官时，直言敢谏，力陈时弊，屡次上书痛斥酷吏，极谏淫刑。延载元年（694）陷冤狱，获释后随建安王武攸宜东征契丹，任参谋，决心以身报国。因直言进谏，为武攸宜所憎恶，遭打击，登蓟北楼，慷慨悲歌：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后人为之题曰《登幽州台歌》，这首诗雄浑悲壮，苍劲有力，体现了盛唐之音，成为千古名篇，是陈子昂写得最成功的一首诗。圣历元年（698）辞官回乡，仍不容于武家，权贵武三思指令射洪县令段简诬陷他，下狱死。有《陈拾遗集》传世，存诗120馀首，其中《感遇》38首是他的代表作，具体体现了他的诗风革新的主张。他的《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并序》中明确地提出了革新理论，这是他比前人进步的地方。他说：“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一昨于解三处，见明公《咏孤桐篇》，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遂洗心饰视，发挥幽郁。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他在这里打着“复古”的旗帜，行革新之实；标举“风骨”“兴寄”作为诗歌发展的方向，这是根据诗歌本身的特点提出来的，切实可行，因此容易被人接受，不像以前儒家诗教那样乏味。当然，在陈子昂的理论上，也不无偏颇，把五百年来的文坛彻底掀翻，把齐、梁以来的诗一笔抹杀，是不够客观的。因此，他自己的诗往往质胜于文。他的38首《感遇》题材广，内容丰富，气骨高古，义存兴寄，但文采不足，显得质木枯燥。让我们来具体读几首他的《感遇》吧：

兰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

幽独空林色，朱蕤冒紫茎。

迟迟白日晚，袅袅秋风生。

岁华尽摇落，芳意竟何成。

——其二

朝入云中郡，北望单于台。

胡秦何密迩，沙朔气雄哉。

藉藉天骄子，猖狂已复来。

塞垣无名将，亭堠空崔嵬。

咄嗟吾何叹，边人涂草莱。

——其三十七

上面这两首诗，前一首采用兴寄手法，抒发怀才不遇，“美人迟暮”的感慨。后一首采用直接抒议手法，写出突厥猖狂，边患严重，边民蒙难，并指明造成这状态的原因在于守边将帅无能，后来王昌龄的“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也是这个意思。宣言有了，方向也指明了，但是当时追随陈子昂的人不多，可以说他生前十分寥落。造成这原因的主要是：首先，在当时陈子昂可以说是人微言轻，缺乏感召力；其次，要扭转一代诗风，不是一朝一夕一个人说几句话可以完成的；再次，陈子昂的理论本身有偏颇；最后，陈子昂自身的创作不完美，质胜于文。他真正的好诗不多，可以说也就是一首《登幽州台歌》，其馀诗都平平，他的《感遇》显得枯燥乏味；他的创作偏于五古，虽也写了一些五律，但比起沈、宋、王、杨来，没有新的建树，影响不大，幸好他手中的接力棒很快传给了张说。虽然如此，陈子昂首创之功不可没，正如韩愈在《荐士》诗中说的：“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

第二节 张说

张说（667—731），字道济，又字说之，洛阳（今河南洛阳）人。永昌（689）时，举贤良方正，得第一，授太子校书郎，转右补阙，迁凤阁舍人，不依附武则天的男宠张易之兄弟，惹怒武则天，被流放钦州（今广西钦州）。中宗复位后，召回任兵部员外郎，遣兵部侍郎、黄门侍郎等职。睿宗景云二年（725）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监修国史。劝睿宗以太子李隆基监国。又请玄宗决策，诛杀策划谋废太子的太平公主。以功封燕国公，任中书令。因与姚崇意见不合，被排挤出朝，贬为相州（今河南安阳一带）刺史，再贬为岳州（今湖南岳阳）司马。开元九年（721）姚崇去世，他复职为宰相。翌年出任朔方军节度使。此后10年，他出将入相，屡建功勋。开元十三年（725），玄宗改丽正书院为集贤书院，扩大规模，增设学士，以时任中书令的张说兼知院事，他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坛领袖。张说是玄宗长期信任的辅弼大臣，私人关系也不错，是儿女亲家，次子张垍尚宁亲公主。张说对玄宗的文艺观点起着很大的影响，据《新唐书·文艺传》说：“玄宗好经术，群臣稍厌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气益雄浑。”他协助玄宗阻遏了专事辞藻雕饰的浮华倾向。

张说能诗擅文，他的诗各种体裁具备，五古与五律已到纯熟的境地，七绝和七律在当时尚未成熟，他运用这两种体裁，也写出了不少佳作，对这两种形式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贡献。张说尤以文章著称，他文辞俊丽，用思精密，气势宏伟，刚健朗爽，当时朝廷重要文诰多出其手，与苏颋（袭封许国公）齐名，人称“燕许大手笔”。他是唐代杰出的政治家与文学家，他一生经历多，功业多，曾“三登左右丞相，三作中书令”（张九龄《张说墓志铭》），又三遭谪贬，还三次总戎临边，屡建战功，真是内秉均衡，外膺疆寄。同时他还长期执掌“文学之任”，被誉为“当朝师表，一代词宗”（《大唐诏令》）。他为人正直，敦气节，重然诺，“喜延纳后进”（《旧唐书》本传），据《旧唐书·韦述传》载：“说重词学之士，述与张九龄、许景先、袁晖、赵冬曦、孙逖、王翰常游其门。”除此之外，他奖掖过的文学之士还有贺知章、王湾、徐坚、徐浩、徐安贞、齐瀚、王丘、裴漼、尹知章、吕向、常敬宗、崔沔、康子元、敬会真以及韦述兄弟6人、赵冬曦兄弟6人等，另外如房琯、李沁、刘晏等人后来虽非文学著称，但当时也曾以文学受知于张说。他还跟杨炯、崔融等年长文人交好。张说以自己的理论与创作，影响当时，开启盛唐诗风。据《大唐新语》卷八“文章第十八”载：“张说、徐坚同为集贤学士十馀年，好尚颇同，情契相得。时诸学士凋落者众，唯说、坚二人存焉。说手疏诸人名，与坚同观之，坚谓说曰：‘诸公昔年皆擅一时之美，敢问孰为先后？’说曰：‘李峤、崔融、薛稷、宋之问，皆如良金美玉，无施不可。富嘉谟之文，如孤峰绝岸，壁立万仞，丛云郁兴，震雷俱发，诚可畏乎！若施于廊庙，则为骇矣。阎朝隐之文，则如丽色靓妆，衣之绮绣，燕歌赵舞，观者忘忧；然类之风雅，则为俳矣。’坚又曰：‘今之后进，文辞孰贤？’说曰：‘韩休之文，有如太羹玄酒，虽雅有典则，而薄于滋味。许景先之文，有如丰肌腻体，虽秾华可爱，而乏风骨。张九龄之文，有如轻缣素练，虽济时适用，而窘于边幅。王翰之文，有如琼林玉斝，虽灿然可珍，而有玷缺。若能箴其所缺，济其所长，亦一时之秀也。’”在这里，张说生动形象地描述了10位作者不同的文章风貌，做了总体评述。对年轻作者更是肯定长处，又恳切地指出不足，提出希望。他的理论不像陈子昂那样偏颇，重质轻文，而是文质并重。

他论诗文尊风雅、尚气势、重风骨、崇典则、讲实用，同时也不排斥华美、秀丽，重视文采，要求有韵味，文质并重，在创作中，他贯彻了这主张。即使是在一般人笔下比较枯燥呆板的应制一类诗，他有时写得也形象鲜明，生动活泼，清新流丽，颂扬得体，并无阿谀奉迎之感，如《奉和圣制同刘晃喜雨应制》：

青气含春雨，知从岱岳来。

行云避师出，洒雨待车回。

厌浥尘清道，空蒙柳映台。

最宜三五夜，晴月九重开。

这首诗从乌云酿雨，写到下雨时的景象，再想到经过一场春雨的冲刷，道路干净了，柳条泛绿了，到十五的夜晚，晴空万里，高悬着一轮满月，真是景色迷人。

张说曾三次统兵到塞北，两次使蜀，还有两次被贬外放，这几次离开京城，离开宫廷，使他呼吸到了新鲜空气，开阔了眼界，熟悉了军旅生活，体验到了边塞的艰苦，战斗的惊心动魄。被贬外放，本来并不是好事，特别是后一次，他由位极人臣的中书令一贬再贬，最后在岳州任五品以下的闲官，深切体验到了宦海沉浮、世态炎凉，同时岳州的秀丽风光陶冶了他，使他的诗风有很大转变，被认为“得山水之助”。在这时有不少好诗，显得意境开阔，气势宏伟，如《岳阳石门墨山二山相连有禅堂观天下绝境》、《同赵侍御乾湖作》、《岳州西城》、《游洞庭湖》等等。他在岳州写的诗中，尤为人赞不绝口的，却是一首小诗《送梁六自洞庭山作》：

巴陵一望洞庭秋，日见孤峰水上浮。

闻道神仙不可接，心随湖水共悠悠。

这首诗不渲染，不雕琢，即目所见，随手写来，却情韵双绝，令人心驰神往。前两句写洞庭湖和君山，开阔壮丽。湖上君山称之为孤峰，孤独之情，是诗人自身此刻的感受，送走友人，一人独自留在异乡客地，其孤一也；被逐出朝廷庙堂，流落在湖湘，其孤二也。因此，诗人此刻的心情只有一个“孤”字可说明。关于洞庭湖，有不少传说，特别是湘君湘夫人的传说，尤其令人神往，身处其境，在孤独中自然要想到她们，但是这又何其渺茫，实在是“不可接”；友人远去，也成“不可接”；友人此去入朝，九重帝居也如神仙，贬谪之臣也深感“不可接”，只有“心随湖水共悠悠”了。这一结，蕴涵无穷，这就是盛唐兴象。在当时，七绝还未成熟之时，这首诗却以独有的兴象和丰神情韵，使七言绝句“渐入盛唐矣”（胡应麟《诗薮》）。

五绝在那时比较成熟，像虞世南的《蝉》、上官仪的《入朝洛堤步月》、宋之问的《渡汉江》、骆宾王的《于易水送人》、王勃的《山中》等都是相当出色的五言绝句。但这些绝句的特色崇尚质朴真率，浑然天成，“只是陈、隋遗响”（胡应麟《诗薮》内编）。而张说的《蜀道后期》显然不同于初唐绝句：

客心争日月，来往预期程。

秋风不相待，先至洛阳城。

这是张说使蜀时思念家乡之作，对此历来赞不绝口。这首诗构思巧妙，一个“争”字贯穿全诗，客心与日月“争”，可见归心之切；秋风复与客心“争”，秋风抢先，以见“后期”之恨，又反衬出归心急切。这首诗完全符合元代人杨载在《诗法家数》中说的“绝句之法要婉曲回环，删芜就简，句绝而意不绝，多以第三句为主，而第四句发之……工夫全在第三句，若于此转变得好，则第四句如顺流之舟矣”。在五、七言绝句方面，张说这两首诗实开盛唐之先声。

张说在使蜀与贬谪岳州时，写了不少山水诗，如五律《过蜀道山》：

我行春三月，山中百花开。

披林入峭蒨，攀磴陟崔嵬。

白云半峰起，清江出峡来。

谁知高深意，缅邈心幽哉。

还有五言排律《岳州作》、《游洞庭湖》等，都写景如画，五古《游洞庭湖湘》则透露出一股哀婉之情，七古《同赵侍御乾湖作》则更是境界开阔，气象宏大，慷慨悲凉、豪放沉郁兼而有之，中间有大量对偶句，开七言排律之先声：

江南湖水咽山川，春江溢入共湖连。

气色纷沦横罩海，波涛鼓怒上漫天。

鳞宗壳族嬉为府，弋叟罛师利焉聚。

欹帆侧柁弄风口，赴险临深绕湾浦。

一湾一浦怅邅回，千曲千溠恍迷哉。

乍见灵妃含笑往，复闻游女怨歌来。

暑来寒往运洄洑，潭生水落移陵谷。

云间坠翮散泥沙，波上浮槎栖树木。

昨暮飞霜下北津，今朝行雁度南滨。

处处沟洚清源竭，年年旧苇白头新。

天地盈虚尚难保，人间倚伏何须道。

秋月皛皛泛澄澜，冬景青青步纤草。

念君宿昔观物变，安得踌蹰不衰老。

张说曾三次总戎临边，出镇过幽州、并州，写了不少边塞诗，表达了他为国安边、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吐露了他“剑舞轻离别，歌酣忘苦辛。从来思博望，许国不谋身”（《将赴朔方应制》）的慷慨豪情，这些边塞诗中，尤为出色的有：

凉风吹夜雨，萧瑟动寒林。

正有高堂宴，能忘迟暮心。

军中宜剑舞，塞上重笳音。

不作边城将，谁知恩遇深。

——《幽州夜饮》

去岁荆南梅似雪，今年蓟北雪如梅。

共知人事何常定，且喜年华去复来。

边镇戍歌连夜动，京城燎火彻明开。

遥遥西向长安日，愿上南山寿一杯。

——《幽州新岁作》

去年六月西河西，今年六月北河北。

沙场碛路何为尔，重气轻生知许国。

人生在世能几时，壮年征战发如丝。

会待安边报明主，作颂封山也未迟。

——《巡边在河北作》

这三首边塞诗各具特色，第一首五律，起得挺拔，接下来颔联却透出了迟暮的悲凉；颈联却又一转显示守边将士的豪迈；尾联“不作边城将，谁知恩遇深”寓意深沉，结得十分深婉。第二首七律，首联轮回以梅雪两个意象，显出了强烈的对比；颔联悲中有喜；颈联又是一个强烈对比；尾联表明自己身在边塞；心存魏阙。第三首七古，前两句写出转战边疆；中间四句，慷慨激昂，直抒“轻生许国”的豪情，不辞毕生征战的壮志；最后写出“安边报主”的赤诚。由此，我们不能不说张说的边塞诗对盛唐的边塞诗起到了推动作用，以写《凉州词》驰名的王翰曾游其门下。

张说还写了不少咏史诗，吟咏各种杰出人物，对历史上的樊姬、商山四皓和庾信等都深表仰慕之忱。对当代的一些功名显赫的人物，他也直接讴歌，他的组诗《五君咏》采用一人一首的形式，对5位著名前辈逐一讴歌，后来杜甫的《八哀诗》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其启发。在咏史诗中，他最著名的、被认为是这方面代表作的是《邺都引》：

君不见魏武草创争天禄，群雄睚眦相驰逐。

昼携壮士破坚阵，夜接词人赋华屋。

都邑缭绕西山阳，桑榆汗漫漳河曲。

城郭为虚人代改，但有西园明月在。

邺傍高冢多贵臣，娥眉曼睩共灰尘。

试上铜台歌舞处，唯有秋风愁杀人。

这首诗写得豪放悲壮，借古喻今，用缅怀古人的壮举伟业来为自己的理想怀抱写照。论者以为“比起初唐卢、骆等人的歌行，此诗变铺陈为简洁凝练，意象更见集中，以气运词的飞跃力量也更为充沛”。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集》中对这首诗评说：“声调渐响，去王杨卢骆体远矣。”这是说，这首诗明显不同于初唐四杰的歌行体，而是已接近盛唐歌行体的风格。事实也是如此，当我们在读这首诗时，会自然而然想到李白的歌行体。

张说对盛唐诗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从内容到形式，从体裁到风格，都哺育了盛唐诗人。开元十九年（731）张说逝世，接力棒传到了由他赏识提携的张九龄手中。

第三节 张九龄

张九龄（678—740），字子寿，一名博物，韶州曲江（今广东韶关）人。自幼聪颖，7岁能文。神功元年（697）举进士，后又以“道侔伊吕科”策高第，历任左拾遗、中书舍人、秘书少监、集贤院学士等职，于开元二十一年（733）授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次年迁中书令（中书省的最高职位）。他是玄宗朝极有声誉的宰相，是开元盛世最后一个名相。他为人正直，在朝直言敢谏，举贤授能，卓有政绩。著名奸相李林甫受到玄宗重用后，妒九龄才能，忌其正直，竭力排挤，开元二十五年（737）张九龄被罢相，贬为荆州长史。九龄罢相，标志着“开元之治”宣告结束。苏轼在《张九龄不肯用张守珪、牛仙客》一文中说：“唐开元之末，大臣守正不回，唯张九龄一人。九龄既已忤旨罢相，明皇不复闻其过，以致禄山之乱。”可见张九龄罢相后，朝中再也没有“守正不回”坚持原则的大臣了，奸佞得势，唐代的开明政治从此完结。因此不少历史学家把张九龄看成是盛唐最后一名贤明宰相。张九龄任宰相时，曾预言安禄山必反，主张早除祸患，玄宗不听。后来安禄山果反，玄宗在避居西蜀时，悔不听九龄之劝，时常泣下，曾遣使去韶州祭奠，并厚币恤其家属。

在文学方面，张说去世后，张九龄成了实际领袖。他工诗能文，名重一时，张说尝誉之为“后出词人之冠”。他的文章与人格，对文士有着双重影响，王维、孟浩然等盛唐著名诗人都跟他友好，并受过他的奖掖。他的诗，词采清丽、温润淡雅。被贬谪后，诗风趋于质朴遒劲，雄浑刚健。他的代表作是《感遇》12首，由此他常被人与陈子昂并称，沈德潜在《说诗晬语》中说：“射洪、曲江，起衰中立，此为胜、广云。”这里充分肯定了他们在诗歌领域里的革命作用，把他们比作陈胜、吴广。他的《感遇》12首是远继阮籍，近承陈子昂而又有所发展的佳作，让我们来具体看几首：

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

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

谁知林栖者，闻风坐相悦。

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

——其一

孤鸿海上来，池潢不敢顾。

侧见双翠鸟，巢在三珠树。

矫矫珍木巅，得无金丸惧。

美服患人指，高明逼神恶。

今我游冥冥，弋者何所慕。

——其四

江南有丹橘，经冬犹绿林。

岂伊地气暖，自有岁寒心。

可以荐嘉客，奈何阻重深！

运命唯所遇，循环不可寻。

徒言树桃李，此木岂无阴？

——其七

这几首诗在清代蘅塘退士孙洙编选的《唐诗三百首》中，被置于卷首（次序略有不同），从而一向为人熟知。这几首诗全用比兴手法，托物言志，因此弥觉委婉蕴藉。第一首以芬芳的春兰秋桂喻贤者，他们的行为都出于本性，并非为了取悦于人，以此显示其高洁品格。引诗的第二首，以孤鸿喻贤者，以翠鸟喻奸佞小人。翠鸟虽依托于珍木高枝，得意忘形，岂不知猎人的金弹已在身后。孤鸿遨游于茫茫太空之中，远离利害，因此也就无所畏惧。第三首用屈原《橘颂》之意，强调丹橘常绿并非得益于“地气暖”，而是“自有岁寒心”，是由坚贞的本质决定的。当时诗人因守正不阿，遭到小人妒忌，被排挤出朝廷，自有一腔愤懑之情郁结于心，同时看到当时奸佞把持朝政，日趋腐败黑暗，自己无力挽狂澜于将倒，更是痛心疾首，因此诗风渐趋沉郁。他的《感遇》虽说与陈子昂一脉相承，但在风格上的差异也是明显的，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集》中说：“陈正字起衰而诗品始正，张曲江继续而诗品乃醇。”还说：“正字古奥，曲江蕴藉。”陈子昂的《感遇》模仿前人的痕迹较重，由于“古奥”，因此在语言上也显得比较质木。张九龄的《感遇》不像陈子昂直抒胸臆，而是采用比兴，“出于《骚》”，寄托大多不着痕迹不露圭角，语言圆润清新，风格温雅醇厚，颇具沉郁深情。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陈子昂尚在“盛唐之音”的门外徘徊，张说已经跨进门槛了，而张九龄则已进入室内，他的诗风更多直接影响着盛唐名家。张九龄的影响是多方面，首先，他以一代名相的威望与文坛领袖的尊严影响着广大士子；其次，他在创作上也很有成就，在表现手法上，张说多直抒胸臆，而张九龄以兴寄为主，显得委婉蕴藉，比张说更进一步洋溢着盛唐气象，呈现盛唐风格；再次，他跟不少诗人关系密切，如王维、孟浩然等，都是盛唐诗人中的佼佼者。

张九龄跟张说一样写了不少优秀的山水诗，例如：

疾风江上起，鼓怒扬烟埃。

白昼晦如夕，洪涛声若雷。

投林鸟铩羽，入浦鱼曝鳃。

瓦飞屋且发，帆快樯已摧。

不知天地气，何为此喧豗。

——《江上遇疾风》

万丈洪泉落，迢迢半紫氛。

奔飞流杂树，洒落出重云。

日照虹蜺似，天清风雨闻。

灵山多秀色，空水共氤氲。

——《湖口望庐山瀑布泉》

这二首诗落笔惊奇，气势宏大，神采飞动，意境雄浑，显示出他胸襟开阔，感情激昂，抱负远大，豪情满怀，读后令人激情澎湃，神旺气壮，不禁想到李白、杜甫的山水诗。但是张九龄更多的山水诗却是另一副面目，如果前两首可称为豪放的话，那么他的大多数山水诗可称之为婉约。他常用清淡的笔墨来描山绘水，把自己一种恬淡、雅静的情趣融进里边，构成清新幽远的意境，韵味醇厚。如：

江林多秀发，云日复相鲜。

征路那逢此，春心益渺然。

兴来只自得，佳气莫能传。

薄暮津亭下，馀花满客船。

——《春江晚景》

遥夜人何在，澄潭月里行。

悠悠天宇旷，切切故乡情。

外物寂无扰，中流淡自清。

念归林叶换，愁坐露华生。

犹有汀洲鹤，宵分乍一鸣。

——《西江夜行》

落日催行舫，逶迤洲渚间。

虽云有物役，乘此更休闲。

暝色生前浦，清晖发近山。

中流澹容与，唯爱鸟飞还。

——《自湘水南行》

征鞍穷郢路，归棹入湘流。

望鸟唯贪疾，闻猿亦罢愁。

两边枫作岸，数处橘为洲。

却记从来意，翻疑梦里游。

——《初入湘中有喜》

乘夕棹归舟，缘源路转幽。

月明看岭树，风静听溪流。

岚气船间入，霜华衣上浮。

猿声虽此夜，不是别家愁。

——《耒阳溪夜行》

这几首诗写景如画，有的几乎全篇写景，融情入景，清幽、恬淡、柔美、蕴藉，截然不同于前边看到的二首，邢昉在《唐风定》中评《自湘水南行》一诗说：“闲淡幽远，王孟一派，曲江开之。”其实这里引的五首诗都可以用“闲淡幽远”来评论，所以胡应麟在《诗薮·内编》着眼于总体来说：“唐初承袭梁、隋，陈子昂独开古雅之源，张子寿首创清淡之派。盛唐继起，孟浩然、王维、储光羲、常建、韦应物，本曲江之清淡，而益以风神者也。”

张九龄跟张说一样，他们的山水诗已跳出了六朝那种模山范水的圈子，而是寓情于景，情景交融，写山水诗不是为了给山水画像，而是为了传达自己的感情，因此他们的山水诗形象生动，或气势宏大，境界开阔，神采飞扬；或闲淡幽远，清新柔美，恬静蕴藉。盛唐李、杜得其豪雄奇险，王、孟得其清淡幽远。最后，让我们再读一读张九龄的一首名作《望月怀远》：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

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

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

这首诗起势雄浑博大，涵盖天地，结尾蕴藉含蓄，情韵悠远。全诗展现澄澈柔美的夜景，深挚绵远的情思，情景交融，浑然一体，自然流畅，韵味无穷，令人赞叹不绝。

南北朝以前无题画诗，直到南北朝后期，由梁入魏，后又仕周的庾信写了《咏画屏风诗》25首，总算有了开头，但这25首诗写得都比较简单，涉及山水的很少，张九龄写了一首《题山水画障》，洋洋洒洒24行，开创了题山水画的先例，而且在这里，他还表达了自己的艺术追求，即“言象会自泯，意色聊自宣”（《题画山水障》），重在象外之象，言外之意；赞扬“良工适我愿”，做到以形写神，画画是用来表达情意，题画诗当然也是借形传神，无疑为山水画和题山水画的诗指明了方向。李白、杜甫继承了这一精神，并加以发扬光大，使题画诗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张九龄还写了不少咏物诗，著名的有《咏燕》、《庭梅咏》等，这些诗摆脱了对所咏之物精工细雕、绘形绘色的刻画，而是妙用比兴，重在有所寄托，这对后代的咏物诗也产生了不小影响。

第四节 盛唐之音兴盛的历程

大唐帝国的建立，结束了400年的南北分裂与社会动乱，唐太宗的“贞观之治”，把人们长期以来所向往的封建社会的理想政治变成了现实。人们在欢欣之馀，不免对数百年来历史进行反思，深入思考历来的利害关系，认为自齐、梁以来的几代君主“偏尚淫丽之文”，“无救乱亡之祸”（《陈书·后主本纪》），牢记这深刻教训，因此把革除浮靡文风作为革新政治的一项重要内容提到了日程上来。但改革后的诗文应该是怎样的，大家在认识上并不很清楚，而且也不一致，有一部分人求救于儒家诗教，把六朝以来的诗文一律否定。但枯燥的用儒学来说教的诗文是不受欢迎的，没有出路的。针对杜淹、薛收笼统提出“糠秕魏晋”和齐梁的主张，太宗的重臣魏徵主张将江左的清绮文采与河朔的贞刚气质结合起来，“合其两长”（《隋书·文学传序》）。应该说这主张是比较正确的。话虽这么说，但他仅仅从辞采上着眼，看到了二者的不同，没有从精神实质上来区分二者，更没有能从精神实质上来对建安文学与齐梁文学加以区分，因此显得笼统、模糊，令人难以把握其尺度。后来虽然有不少诗人在创作上做出了很大努力，特别是张若虚用清绮的文采展现了博大宽广的意境，情韵悠扬，可以说是做到了尽善尽美，但是理论问题仍然没有解决，缺乏明确的目标。

陈子昂举起“复古”的旗帜，在“复古”的口号下进行革新，并有了明确的目标，提倡风雅兴寄，强调“汉魏风骨”，突出“建安作者”。他认为，汉魏风骨就是要在诗里寄托匡时济世的人生理想，只有这样，诗歌的风雅传统才不仅能恢复，而且还能发扬光大。他就这样第一次把建安风骨和齐梁文风从精神实质上加以区分开来，而且还把风雅比兴和建安精神统一起来，从理论上明确了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问题。但陈子昂在理论上也出现了偏颇，把建安以后五百年的作品一笔抹杀，无视齐梁以后诗歌艺术的发展，对华美文采一概否定，因此他在创作上也就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质木无文，二是模仿的痕迹太深。正如叶燮在《原诗·内篇上》所说的：“子昂古诗，尚蹈袭汉魏蹊径，竟有全似阮籍《咏怀》之作者，失自家体段。”“失自家身段”，这对作品来说，是致命的缺点，可见陈子昂在创作上不算很成功，因此在当时诗坛上影响也不很大。幸好有两位实力派人物继起，才使这场革新运动不仅得以继续下去，而且彻底改变了诗风，开启了盛唐之音，那就是张说和张九龄。

张说与张九龄都是开元时的名相，都为人正直，重气节，喜延纳后进，奖拔寒素，提倡风雅，是盛唐文人所敬仰的文宗和时哲，对当时的诗风影响最大最直接。张说也提倡风骨、风雅，但他的见解显然比陈子昂通达和全面，主张文质并重，并鼓励多样化的内容和风格。他指示的道路比陈子昂指示的宽广得多、明丽得多。他勾勒出了他理想中的艺术风貌，即“奇情新拔”、“天然壮丽”的风格和“属词丰美，得中和之气”的旨趣相结合，这在后来为盛唐诗人的艺术实践所体现。他在《巡边在河北作》中说的“重气轻生知许国”的精神是他诗歌的风骨所在，这也成为盛唐之音的最强音。张说曾出将入相，以其一生的文治武功所充实的创作实践来弘扬建安精神，为盛唐诗人做出了表率，他诗中表现出来的建功立业的王霸之气正是盛唐气象的核心。张九龄是张说最出色的继承人，在政治上同样追求王霸之业，在文学上寻求革新之路。张九龄虽然继张说之后成为文坛领袖，同时也贵为中书令，但执政时间不长，政治主张还没有彻底实现就被有名的奸相李林甫排挤出朝，而且看到从此朝政日非，自己却回天无力，不能总高唱“感恩身既许，激节胆犹尝”（《饯王尚书出边》），贬谪荆州后，可以说“轻生许国”都无门了，只有叹息“宦成名不立，志存岁已驰”、“怃然忧成老，空尔白头吟”（《在郡怀秋》），感悟到要灵活应对，应时而变：“道家贵至柔，儒生何固穷；终始行一意，无乃过愚公。”（《杂诗》五首之五）因而产生了乘时而起，功成身退的想法：“当须报恩已，终尔谢尘缁”（《使还都湘东作》），“避世辞轩冕，逢时解薜萝”（《商洛山行怀古》）；更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想法：“时哉苟不达，取乐遂吾情”《南还湘水言怀》，“雄图不足问，唯想事风流”（《经江宁览旧迹至玄武湖》）。这一思想对盛唐诗人影响很大，李白、王维、孟浩然等常流露这种思想。张九龄作为盛唐诗风先驱中的最后一人，他既继承了陈子昂与张说的诗风革新思想，又对他们的偏颇进行了纠正。他纠正了陈子昂的质木无文，略嫌枯燥之弊；也改变了张说“诗率意多拙”（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五）的不足，因此胡震亨说“独曲江诸作，含清拔于绮绘之中，寓神俊于庄严之内……同时燕许皆莫及”（同前，卷十）。张九龄作为开元盛世的最后一名贤相，其人品为人敬仰，其思想深深陶冶着盛唐诗人，而其诗文也为人所赞美，他的诗“独能超出一格”，为王、孟奠基，为李、杜开先。在曲江诗中，王、孟得其清淡，李白得其自然，杜甫得其沉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