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一章 先驱三杰

中国诗歌发展史(套装3册) 作者:张国伟


第二编 高亢的盛唐之音

第一章 先驱三杰

从唐王朝建立起,就不断有人想改变南朝遗风,曾在隋代写过宫体诗的虞世南就是其中一人,提出诗要“雅正”。魏徵更是具体提出了对南北朝诗“各去所短,合其两长”,主张融合南北。不仅如此,他还写了一首全然不同于前朝诗风的《述怀》,被认为“气骨高古”,启盛唐之音的先声。尽管如此,但要扭转一代诗风,谈何容易,靠少数人努力,更是不够的。其后,“江左馀风”一直在蔓延着,到上官仪那里,更有发展趋势,形成了绮错婉媚的“上官体”,沈、宋虽然在诗歌格律化上做出过重大贡献,但在诗歌内容上还存在浓重的“江左馀风”。而且他们所描写的大多数为宫廷生活或贵族官吏之间的宴游交往。到了卢、骆、刘、张时期,他们用自己的优秀诗篇极大地冲击了宫体诗,他们用“以毒攻毒”的手段,大获成功,特别是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一出,可以说是洗净南朝脂粉。张若虚虽然写下了这首被闻一多先生誉为“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的诗,但缺乏理论上的指导,没有能给人指明方向。要完成诗风的彻底革新,必须有明确的新的文学理想,自觉地倡导,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同时体现革新,只有这样才能开一代新的诗风。陈子昂、张说和张九龄三人接力赛式地努力,最终才完成了这一光荣使命。

第一节 陈子昂

陈子昂(659—700),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四川射洪)人。出身富豪之家,少时任侠使气,18岁始专心读书,21岁入长安,游太学,初试落第。24岁登进士第,后诣阙上《大周受命颂》,向武则天献媚,得武则天欢心,亲自召见,并授麟台正字,后迁右拾遗。但他为人还是比较正直,当谏官时,直言敢谏,力陈时弊,屡次上书痛斥酷吏,极谏淫刑。延载元年(694)陷冤狱,获释后随建安王武攸宜东征契丹,任参谋,决心以身报国。因直言进谏,为武攸宜所憎恶,遭打击,登蓟北楼,慷慨悲歌: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后人为之题曰《登幽州台歌》,这首诗雄浑悲壮,苍劲有力,体现了盛唐之音,成为千古名篇,是陈子昂写得最成功的一首诗。圣历元年(698)辞官回乡,仍不容于武家,权贵武三思指令射洪县令段简诬陷他,下狱死。有《陈拾遗集》传世,存诗120馀首,其中《感遇》38首是他的代表作,具体体现了他的诗风革新的主张。他的《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并序》中明确地提出了革新理论,这是他比前人进步的地方。他说:“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一昨于解三处,见明公《咏孤桐篇》,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遂洗心饰视,发挥幽郁。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他在这里打着“复古”的旗帜,行革新之实;标举“风骨”“兴寄”作为诗歌发展的方向,这是根据诗歌本身的特点提出来的,切实可行,因此容易被人接受,不像以前儒家诗教那样乏味。当然,在陈子昂的理论上,也不无偏颇,把五百年来的文坛彻底掀翻,把齐、梁以来的诗一笔抹杀,是不够客观的。因此,他自己的诗往往质胜于文。他的38首《感遇》题材广,内容丰富,气骨高古,义存兴寄,但文采不足,显得质木枯燥。让我们来具体读几首他的《感遇》吧:

兰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

幽独空林色,朱蕤冒紫茎。

迟迟白日晚,袅袅秋风生。

岁华尽摇落,芳意竟何成。

——其二

朝入云中郡,北望单于台。

胡秦何密迩,沙朔气雄哉。

藉藉天骄子,猖狂已复来。

塞垣无名将,亭堠空崔嵬。

咄嗟吾何叹,边人涂草莱。

——其三十七

上面这两首诗,前一首采用兴寄手法,抒发怀才不遇,“美人迟暮”的感慨。后一首采用直接抒议手法,写出突厥猖狂,边患严重,边民蒙难,并指明造成这状态的原因在于守边将帅无能,后来王昌龄的“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也是这个意思。宣言有了,方向也指明了,但是当时追随陈子昂的人不多,可以说他生前十分寥落。造成这原因的主要是:首先,在当时陈子昂可以说是人微言轻,缺乏感召力;其次,要扭转一代诗风,不是一朝一夕一个人说几句话可以完成的;再次,陈子昂的理论本身有偏颇;最后,陈子昂自身的创作不完美,质胜于文。他真正的好诗不多,可以说也就是一首《登幽州台歌》,其馀诗都平平,他的《感遇》显得枯燥乏味;他的创作偏于五古,虽也写了一些五律,但比起沈、宋、王、杨来,没有新的建树,影响不大,幸好他手中的接力棒很快传给了张说。虽然如此,陈子昂首创之功不可没,正如韩愈在《荐士》诗中说的:“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

第二节 张说

张说(667—731),字道济,又字说之,洛阳(今河南洛阳)人。永昌(689)时,举贤良方正,得第一,授太子校书郎,转右补阙,迁凤阁舍人,不依附武则天的男宠张易之兄弟,惹怒武则天,被流放钦州(今广西钦州)。中宗复位后,召回任兵部员外郎,遣兵部侍郎、黄门侍郎等职。睿宗景云二年(725)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监修国史。劝睿宗以太子李隆基监国。又请玄宗决策,诛杀策划谋废太子的太平公主。以功封燕国公,任中书令。因与姚崇意见不合,被排挤出朝,贬为相州(今河南安阳一带)刺史,再贬为岳州(今湖南岳阳)司马。开元九年(721)姚崇去世,他复职为宰相。翌年出任朔方军节度使。此后10年,他出将入相,屡建功勋。开元十三年(725),玄宗改丽正书院为集贤书院,扩大规模,增设学士,以时任中书令的张说兼知院事,他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坛领袖。张说是玄宗长期信任的辅弼大臣,私人关系也不错,是儿女亲家,次子张垍尚宁亲公主。张说对玄宗的文艺观点起着很大的影响,据《新唐书·文艺传》说:“玄宗好经术,群臣稍厌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气益雄浑。”他协助玄宗阻遏了专事辞藻雕饰的浮华倾向。

张说能诗擅文,他的诗各种体裁具备,五古与五律已到纯熟的境地,七绝和七律在当时尚未成熟,他运用这两种体裁,也写出了不少佳作,对这两种形式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贡献。张说尤以文章著称,他文辞俊丽,用思精密,气势宏伟,刚健朗爽,当时朝廷重要文诰多出其手,与苏颋(袭封许国公)齐名,人称“燕许大手笔”。他是唐代杰出的政治家与文学家,他一生经历多,功业多,曾“三登左右丞相,三作中书令”(张九龄《张说墓志铭》),又三遭谪贬,还三次总戎临边,屡建战功,真是内秉均衡,外膺疆寄。同时他还长期执掌“文学之任”,被誉为“当朝师表,一代词宗”(《大唐诏令》)。他为人正直,敦气节,重然诺,“喜延纳后进”(《旧唐书》本传),据《旧唐书·韦述传》载:“说重词学之士,述与张九龄、许景先、袁晖、赵冬曦、孙逖、王翰常游其门。”除此之外,他奖掖过的文学之士还有贺知章、王湾、徐坚、徐浩、徐安贞、齐瀚、王丘、裴漼、尹知章、吕向、常敬宗、崔沔、康子元、敬会真以及韦述兄弟6人、赵冬曦兄弟6人等,另外如房琯、李沁、刘晏等人后来虽非文学著称,但当时也曾以文学受知于张说。他还跟杨炯、崔融等年长文人交好。张说以自己的理论与创作,影响当时,开启盛唐诗风。据《大唐新语》卷八“文章第十八”载:“张说、徐坚同为集贤学士十馀年,好尚颇同,情契相得。时诸学士凋落者众,唯说、坚二人存焉。说手疏诸人名,与坚同观之,坚谓说曰:‘诸公昔年皆擅一时之美,敢问孰为先后?’说曰:‘李峤、崔融、薛稷、宋之问,皆如良金美玉,无施不可。富嘉谟之文,如孤峰绝岸,壁立万仞,丛云郁兴,震雷俱发,诚可畏乎!若施于廊庙,则为骇矣。阎朝隐之文,则如丽色靓妆,衣之绮绣,燕歌赵舞,观者忘忧;然类之风雅,则为俳矣。’坚又曰:‘今之后进,文辞孰贤?’说曰:‘韩休之文,有如太羹玄酒,虽雅有典则,而薄于滋味。许景先之文,有如丰肌腻体,虽秾华可爱,而乏风骨。张九龄之文,有如轻缣素练,虽济时适用,而窘于边幅。王翰之文,有如琼林玉斝,虽灿然可珍,而有玷缺。若能箴其所缺,济其所长,亦一时之秀也。’”在这里,张说生动形象地描述了10位作者不同的文章风貌,做了总体评述。对年轻作者更是肯定长处,又恳切地指出不足,提出希望。他的理论不像陈子昂那样偏颇,重质轻文,而是文质并重。

他论诗文尊风雅、尚气势、重风骨、崇典则、讲实用,同时也不排斥华美、秀丽,重视文采,要求有韵味,文质并重,在创作中,他贯彻了这主张。即使是在一般人笔下比较枯燥呆板的应制一类诗,他有时写得也形象鲜明,生动活泼,清新流丽,颂扬得体,并无阿谀奉迎之感,如《奉和圣制同刘晃喜雨应制》:

青气含春雨,知从岱岳来。

行云避师出,洒雨待车回。

厌浥尘清道,空蒙柳映台。

最宜三五夜,晴月九重开。

这首诗从乌云酿雨,写到下雨时的景象,再想到经过一场春雨的冲刷,道路干净了,柳条泛绿了,到十五的夜晚,晴空万里,高悬着一轮满月,真是景色迷人。

张说曾三次统兵到塞北,两次使蜀,还有两次被贬外放,这几次离开京城,离开宫廷,使他呼吸到了新鲜空气,开阔了眼界,熟悉了军旅生活,体验到了边塞的艰苦,战斗的惊心动魄。被贬外放,本来并不是好事,特别是后一次,他由位极人臣的中书令一贬再贬,最后在岳州任五品以下的闲官,深切体验到了宦海沉浮、世态炎凉,同时岳州的秀丽风光陶冶了他,使他的诗风有很大转变,被认为“得山水之助”。在这时有不少好诗,显得意境开阔,气势宏伟,如《岳阳石门墨山二山相连有禅堂观天下绝境》、《同赵侍御乾湖作》、《岳州西城》、《游洞庭湖》等等。他在岳州写的诗中,尤为人赞不绝口的,却是一首小诗《送梁六自洞庭山作》:

巴陵一望洞庭秋,日见孤峰水上浮。

闻道神仙不可接,心随湖水共悠悠。

这首诗不渲染,不雕琢,即目所见,随手写来,却情韵双绝,令人心驰神往。前两句写洞庭湖和君山,开阔壮丽。湖上君山称之为孤峰,孤独之情,是诗人自身此刻的感受,送走友人,一人独自留在异乡客地,其孤一也;被逐出朝廷庙堂,流落在湖湘,其孤二也。因此,诗人此刻的心情只有一个“孤”字可说明。关于洞庭湖,有不少传说,特别是湘君湘夫人的传说,尤其令人神往,身处其境,在孤独中自然要想到她们,但是这又何其渺茫,实在是“不可接”;友人远去,也成“不可接”;友人此去入朝,九重帝居也如神仙,贬谪之臣也深感“不可接”,只有“心随湖水共悠悠”了。这一结,蕴涵无穷,这就是盛唐兴象。在当时,七绝还未成熟之时,这首诗却以独有的兴象和丰神情韵,使七言绝句“渐入盛唐矣”(胡应麟《诗薮》)。

五绝在那时比较成熟,像虞世南的《蝉》、上官仪的《入朝洛堤步月》、宋之问的《渡汉江》、骆宾王的《于易水送人》、王勃的《山中》等都是相当出色的五言绝句。但这些绝句的特色崇尚质朴真率,浑然天成,“只是陈、隋遗响”(胡应麟《诗薮》内编)。而张说的《蜀道后期》显然不同于初唐绝句:

客心争日月,来往预期程。

秋风不相待,先至洛阳城。

这是张说使蜀时思念家乡之作,对此历来赞不绝口。这首诗构思巧妙,一个“争”字贯穿全诗,客心与日月“争”,可见归心之切;秋风复与客心“争”,秋风抢先,以见“后期”之恨,又反衬出归心急切。这首诗完全符合元代人杨载在《诗法家数》中说的“绝句之法要婉曲回环,删芜就简,句绝而意不绝,多以第三句为主,而第四句发之……工夫全在第三句,若于此转变得好,则第四句如顺流之舟矣”。在五、七言绝句方面,张说这两首诗实开盛唐之先声。

张说在使蜀与贬谪岳州时,写了不少山水诗,如五律《过蜀道山》:

我行春三月,山中百花开。

披林入峭蒨,攀磴陟崔嵬。

白云半峰起,清江出峡来。

谁知高深意,缅邈心幽哉。

还有五言排律《岳州作》、《游洞庭湖》等,都写景如画,五古《游洞庭湖湘》则透露出一股哀婉之情,七古《同赵侍御乾湖作》则更是境界开阔,气象宏大,慷慨悲凉、豪放沉郁兼而有之,中间有大量对偶句,开七言排律之先声:

江南湖水咽山川,春江溢入共湖连。

气色纷沦横罩海,波涛鼓怒上漫天。

鳞宗壳族嬉为府,弋叟罛师利焉聚。

欹帆侧柁弄风口,赴险临深绕湾浦。

一湾一浦怅邅回,千曲千溠恍迷哉。

乍见灵妃含笑往,复闻游女怨歌来。

暑来寒往运洄洑,潭生水落移陵谷。

云间坠翮散泥沙,波上浮槎栖树木。

昨暮飞霜下北津,今朝行雁度南滨。

处处沟洚清源竭,年年旧苇白头新。

天地盈虚尚难保,人间倚伏何须道。

秋月皛皛泛澄澜,冬景青青步纤草。

念君宿昔观物变,安得踌蹰不衰老。

张说曾三次总戎临边,出镇过幽州、并州,写了不少边塞诗,表达了他为国安边、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吐露了他“剑舞轻离别,歌酣忘苦辛。从来思博望,许国不谋身”(《将赴朔方应制》)的慷慨豪情,这些边塞诗中,尤为出色的有:

凉风吹夜雨,萧瑟动寒林。

正有高堂宴,能忘迟暮心。

军中宜剑舞,塞上重笳音。

不作边城将,谁知恩遇深。

——《幽州夜饮》

去岁荆南梅似雪,今年蓟北雪如梅。

共知人事何常定,且喜年华去复来。

边镇戍歌连夜动,京城燎火彻明开。

遥遥西向长安日,愿上南山寿一杯。

——《幽州新岁作》

去年六月西河西,今年六月北河北。

沙场碛路何为尔,重气轻生知许国。

人生在世能几时,壮年征战发如丝。

会待安边报明主,作颂封山也未迟。

——《巡边在河北作》

这三首边塞诗各具特色,第一首五律,起得挺拔,接下来颔联却透出了迟暮的悲凉;颈联却又一转显示守边将士的豪迈;尾联“不作边城将,谁知恩遇深”寓意深沉,结得十分深婉。第二首七律,首联轮回以梅雪两个意象,显出了强烈的对比;颔联悲中有喜;颈联又是一个强烈对比;尾联表明自己身在边塞;心存魏阙。第三首七古,前两句写出转战边疆;中间四句,慷慨激昂,直抒“轻生许国”的豪情,不辞毕生征战的壮志;最后写出“安边报主”的赤诚。由此,我们不能不说张说的边塞诗对盛唐的边塞诗起到了推动作用,以写《凉州词》驰名的王翰曾游其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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