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我为什么编写这本书？

我这一生，自大学毕业，一直在研读鲁迅，从业余到专业，迄今五十二年。“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乐之”而阅读，是人生一大快事。我乐于研读鲁迅。研读鲁迅使我感到充实，感到痛快，感到希望。虽然，当我想写点鲁迅，却又感到没有什么话还要我来说了。

鲁迅是新文化先驱，是终身守护新文化，创造新文化，为扫荡妨害新文化成长的谬见而不遗余力、奋斗不息的一个先驱，又是新文化先驱中最富思想、最有思想业绩的一个。

新文化的滥觞，我认为是陈独秀发表于当年《新青年》的《一九一六年》。因为他提出了对于旧文化的根本挑战。他指出：“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者，三纲之说为之也。缘此而生金科玉律之道德名词，——曰忠，曰孝，曰节，——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也。人间百行，皆以自我为中心，此而丧失，他何足言？奴隶道德者，即丧失此中心，一切操行，悉非义由己起，附属他人以为功过者也。自负为一九一六年之男女青年，其各奋斗以脱离此附属品之地位，以恢复独立自主之人格！”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孔子和他的之徒安身立命的学说精魂，是儒家学说的根基，是“不可得与民变革”的根本特质。这一点，在《礼记·大传》中说得斩钉截铁：“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权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其不可得变革者则有矣，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是“三纲”的精髓。朝代可以更迭，它是“不可得与民变革”的。正是这“三纲”，自孔子以来两千多年成为我国的“正统思想”—“主流思想”—“统治思想”。挑战儒家的“正统思想”，反对儒家的“正统思想”，是新文化的立意、主旨，也是新文化提出的根据。新文化是对人的奴隶地位提出挑战、坚决反抗的文化，是呼唤人格独立的文化，是争取人成为人的文化。

在中国，现代的人的觉醒，现代的人道的诉求，兴起于晚清。鲁迅并不是最早的。鲁迅是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二十七岁的时候，在日本作《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和《破恶声论》，才提出了“根柢在人”，“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文化偏至论》）的“立人”思想，确立了“立人”思想的基础框架。但那时人们追求的是暴力革命，是用武力外抗强权，内革清廷，鲁迅提出的这一思想革命、文化革命，如“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呐喊〉自序》）。不合时宜，惟有寂寞。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皇朝，结束了绵延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制度，建立了民国。但五年过去，“五族共和”的、“民主”的政党政治混乱不堪。陈独秀有鉴于此，作《一九一六年》，一面挑战儒家“正统思想”，一面挑战“政党政治”。风云际会，第二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2月，陈独秀接着发表《文学革命论》，再一年，鲁迅发表《狂人日记》，对于儒家设计并实行了两千多年的“家族制度”的弊病，“忧愤深广”地予以暴露。新文化—新文学冲破儒家“正统思想”的牢笼，竞走于神州大地。

还是鲁迅，早在1912年7月，中华民国成立刚过半年，在《哀范君三章》中，就表达了对于政治的失望，他写道：

风雨飘摇日，余怀范爱农。华颠萎寥落，白眼看鸡虫。世味秋荼苦，人闻直道穷。奈何三月别，竟尔失畸躬！

海草国门碧，多年老异乡。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故里寒云恶，炎天凛夜长。独沈清泠水，能否涤愁肠？

把酒论当世，先生小酒人。大圜犹茗艼，微醉自沈沦。此别成终古，从兹绝绪言。故人云散尽，我亦等轻尘！

“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是异常敏锐的政治洞察力。有学者认定新文化的兴起是追求“文化解决问题”，这是没有细心考察新文化的文献，完全不顾新文化先驱者随后的分道扬镳，有的热衷政治、有的组织政党的事实的结论。

鲁迅参与新文化的建设，接续着他青年时期“立人”的思想。1918年4月发表《狂人日记》，暴露儒家的“仁义道德”的根本特质是“吃人”；呼唤“真的人”；呼吁“救救孩子！”7月发表《我之节烈观》，痛批儒家钳制与摧残妇女的“节烈观”。9月发表《随感录二十五》，暴露儒家“父为子纲”，把子女当作“福气的材料，并非将来的‘人’的萌芽”的根本特质，呼唤“因为我们中国所多的是孩子之父；所以以后是只要‘人’之父！”鲁迅和陈独秀一样，首先集中反抗的是儒家的“正统思想”，即儒家的“三纲”。

然而，历史归历史，孔子归孔子，孔子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孔子的伟大，我认为：

一、在他的思想不但传承了两千多年，历遭攻击而不衰败，不断分化而保持着根本特质，显示出惊人的生命力。

二、主要在孔子抓住了人类社会稳定的三个根本问题，即男女问题、父子问题、君臣问题，为此提出了他的处置方法。人类男女异体，为优化传宗接代，而有夫妇；有夫妇而有子女；人类群居，在家庭之外，进入社会，是各种群体的人际关系，最高即君臣。在君臣这一体系、这一本位之中，是各级“头头”。这三种根本关系如何处理？如何求得稳定？最简单的原则就是一方服从一方，不得有异议，不得有异动。于是乎“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被设计出来。这是为强者设计的方案，为权势者设计的方案。弱者一方是被压迫、被钳制、被束缚的一方，是被迫的人身依附，失去了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思想的一方。我曾经指出，这是继承动物的法则、森林的法则、“弱肉强食”的法则。但是，在两千多年前，在人类的童年、文明社会的“初级阶段”，是势所必至的。

三、孔子是一个有理想的人，“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人，在为权势者设计治国的方案之外，对于人生诸多问题提出了一些原则，可供后人借鉴，有可资借鉴的宝贵的思想在。

不过，孔子毕竟是两千五百多年前的古代的人物。他的根本性的思想已严重阻碍中国人民族性的现代化。当中国进入20世纪，人的觉醒早已是世界潮流、蔚为大观的时候，我中国人还保守着儒家的“三纲”，让大多数人没有人身自由，没有人格独立，没有思想独立，是无论如何没有道理、没有合法性的了。新文化是顺应世界潮流的产物，是合乎人情、人心、人性的文化。

新文化的诞生，快要一百年、快要一个世纪了。十年前，一股弘扬传统文化的思潮兴起，几乎席卷全中国。新文化被指责为“彻底反传统”，割断文化传统，败坏人心，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鲁迅是毁灭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罪人。这是完全违背事实、违背新文化根本特质的不实之论。一种呼唤人的觉醒，倡导人道，倡导人格独立、思想自由，寻求“理想的人性”（鲁迅语）的文化，怎么会是灭绝人道、摧毁文化的“大革命”的思想资源呢？

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一种历史悠久的文化，“传统”是单一的吗？我华夏大地，春秋战国时代，即有“百家争鸣”。到汉武帝，才强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舆论一律”。即使这样，老子的思想，庄子的思想，法家的思想，时起时伏，并未断绝，难道他们的思想遗产不算传统文化吗？佛教传入中国，经过“汉化”，汉传佛教也历经艰辛，站稳脚跟，得到发展与传承，难道不算传统文化吗？我们土生土长的道教，难道不算传统文化吗？孔子，儒家，不过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端，被统治者钦定为“正统”的一端而已，岂有他哉。“正统”之外必有“异端”；“异端”也是一种传统。把“正统”当作惟一的传统，当作“中华文化的标志”，于事实不合，于理也不安。何况倡导新文化的先驱们，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钟情的传统文化，姑不论陈独秀、胡适、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即如最严厉抨击儒家正统，“绝望于孔子和他的之徒”的鲁迅，不是也辑校了大量古籍，搜集了大量石刻拓片，撰写了《中国小说史略》吗？清朝翰林、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挽鲁迅联写着：“著述最谨严，岂徒中国小说史；遗言太沉痛，莫作空头文学家”！难道清朝的翰林，对于“国学”“儒学”，不如当今的教授、学者吗？

更有甚者。遥想当年，在国民党政府的白色恐怖下生活，翻译、创作和辑校古籍的鲁迅，高歌“曾惊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亥年残秋偶作》）。而80年代末的一场“风波”，却是“无边落木萧萧下”！少的老的识时务者，纷纷谴责新文化，特别着重谴责鲁迅“激烈”、“激进”、“极左”。一群年轻的俊杰高呼“五四是弑父！我们要弑五四！”要填补五四断裂了的中国传统文化。可惜，他们沉迷于书本，悠然于书房，完全忽视了社会的现实，忘记了文化是人们行为的规范，文化是化人的东西；文化的存在与断绝，要看现实社会人们的思想、行为。挣扎了近一百年的新文化，成功是很有限的，最大、最显著的，是用白话文代替了文言文；儒家的“三纲”，除了在大城市，即使在“首善”之都，也只在一部分人中，实行了一点“男女平等，自由恋爱”之外，我们的农村还在“初级阶段”。即使是“男女平等”，即使在大城市，对于女性的歧视，从被受胎的性别鉴定，“做掉”，到上学歧视，就业歧视，同工不同酬，还多得很。至于其他，何尝有多少实质性的改变？“必也正名乎”？新词换旧词而已矣！谈什么“断裂”？“弑”什么“新文化”！毁什么鲁迅！

而且，鲁迅是最痛恨专制的一人，最洞察专制的祸害的一人。鲁迅早年即指出：“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文化偏至论》）“群众专政”与鲁迅水火不相容。鲁迅历数各种专制的恶果是：

约翰弥耳说：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我们却天下太平，连冷嘲也没有。我想：暴君的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愚民的专制使人们变成死相。大家渐渐死下去，而自己反以为卫道有效，这才渐近于正经的活人。（《忽然想到（五至六）》）

约翰穆勒说：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而他竟不知道共和使人们变成沉默。（《小杂感》）

更何况，鲁迅在回应对他的批判中阐释他的革命观，是：“再则他们，尤其是成仿吾先生，将革命使一般人理解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的文化，鲁迅的思想，鲁迅的左翼文学思想，能够导致“文化大革命”吗？谁是中国文化的“民族罪人”？扪心自问吧！

为了检视鲁迅和孔子这两位汉族伟大思想家的思想的根本特质，为了探查“弘扬传统文化”的底细，我决心编写这本书。我之所以敢于以《鲁迅与孔子》为书名，是因为我发现，孔子的伟大，在掌握着人际关系中君臣、父子、夫妇的三个根本关系，在人际关系中定位人的社会地位，规范人的社会生活。孔子的这三种关系，是封闭性的，家长制的，服从性的，抹杀个性、扭曲人性的，甚至于达到“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父要子亡不得不亡”，男的随意三妻四妾，休妻，而女性只能“从一而终”，守寡，乃至殉夫的地步。

而鲁迅的伟大在“立人”，为“立人”掌握着人一要生存并不是苟活，二要温饱并不是奢侈，三要发展并不是放纵；在以人的每个个体的生存为本位，然后在人际关系中定位人的社会地位、社会生活，发展个性。而且，生存、温饱和发展，是开放性的，有最广阔的自主性的选择空间，独立的，平等的，最切合人性与人情；“不是苟活”，“不是奢侈”，“不是放纵”，在更高的层次追求“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见《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追求“理想的人性”。

正是在人的“生存、温饱、发展”这样三个根本问题上，鲁迅与孔子，有充分的可比性。而且，对于人的这三个根本问题的思考、思想，才是文化的根基；才显示出思想的根本特质。

于是，我斗胆做了。

我为什么这样编写这本书？

第一，我要把资料一一呈现在读者面前，请读者自己阅读原资料，自己思索，自己判断。研究问题不能从原则出发，从预设的结论出发，从自己的好恶出发，只能从事实出发，从资料出发，公开全部资料最有利于和读者交流。

第二，我要请读者看看鲁迅对于人生的根本问题到底说了什么？孔子又说了什么？有比较才能鉴别。“比较是医治受骗的好方子。”（鲁迅《随便翻翻》）

第三，我严重怀疑当今的明星教授大讲特讲的《论语》。我记得鲁迅的意见，他说：“清朝的考据家有人说过，‘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妄行校改。我以为这之后，则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今人标点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乱点一通，佛头着粪：这是古书的水火兵虫以外的三大厄。”（《病后杂谈之余》）我的怀疑是：当今明星教授大讲《论语》而《论语》亡。我要请出四位大家的《论语》译文，和明星教授所讲的来比较比较。

第四，对于我国还有的数目吓人的文盲，我无能为力。虽然，据说，高中生有所谓“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的头痛经，但是，他们被裹胁在“国学”的热潮中，我恳望他们在应试教育中的偷闲时，为清醒自己的头脑，翻翻这本书，看看前辈学者关于《论语》的译文，看看鲁迅关于我们“当务之急”的意见。已经从中学、从大学、从研究生毕业的青年朋友，在谋生的余暇，也翻翻这本书，想想当今之世的社会。毕竟是年轻的一代又一代，肩负着中国的希望。

我的期待

孔子当今在中国的复活，并且不是“乘桴浮于海”，不是只有一个“由”跟随着他，而是乘风破浪，举国护驾，落户世界各国，似乎真的要在彼岸开建“中华文化标志城”的样子了。然而，孔子的核心思想不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吗？那个预言21世纪是我中华文化的世纪的长者，不是明确坦承“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吗？既然“三纲”是中华文化的“定义”，我期待今天的国学家不要“王顾左右而言他”，而直截了当地阐释这“三纲”的内涵、意义、作用，对谁有利，为什么今天还是治国的宝典，国家的“软实力”？为什么世界各国将会信奉孔子，并改弦易辙实行孔子和他的之徒的“三纲”？

我期待青年朋友，想想孔子和他的之徒的“三纲”，想想鲁迅向青年建议的当下的三个当务之急，冷静地想一想：在当今之世，什么是可以信奉的？什么对于我们自己的生存和成长有益、有利？

我期待读者给我指教和批评。凡是有以教我者，我都感激，不胜感激之至。

王得后

2009年8月5日星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