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孔子对“生死”问题的思考

上

一 孔子说“生死”

（一）“生”——生命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

杨伯峻译文：“子路问服事鬼神的方法。孔子道：‘活人还不能服事，怎么能去服事死人？’子路又道：‘我大胆地请问死是怎么回事。’孔子道：‘生的道理还没弄明白，怎么能够懂得死？’”（《论语译注》第113页）王按：“问事鬼神”，不仅是问“方法”，语义可包括“态度”、“看法”。译为“侍奉鬼神的事”似更妥帖。“未”，不等于“不”；还有“没”的意思。如“未雨绸缪”、“未亡人”中的“未”不能译为“不”；“未能”和“不能”有区别。这里最好译为“没能侍奉人，怎能侍奉鬼”。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为政》）

李泽厚译文：“孔子说，‘不是自己家族的鬼而去祭祀，这是谄媚。遇见正义的事情而不做，这是无勇气。’”（《论语今读》第74页）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论语·八佾》）

北京大学哲学系1970级工农兵学员译文：“祭祀祖先就象祖先真在面前，祭神就象神真在面前。孔子说：‘我如果不亲自参加祭祀，那和不祭是一样的。’”（《〈论语〉批注》第54页）

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论语·颜渊》）

北京大学哲学系1970级工农兵学员译文：“司马牛忧愁地说：‘别人都有兄弟，唯独我没有。’子夏说：‘我听说过：“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只要做事情）严肃认真而不出差错，对人恭敬而合乎周礼。那么，天下的人都是自己的兄弟了。君子何愁没有兄弟呢？’”（《〈论语〉批注》第257页）

王按：“君子敬而无失”，多家译文均指做事，惟李泽厚译为“做一个君子，严谨而不放纵”（《论语今读》第281页）。这是以怎样律己与待人来翻译这句话；而多家以做事与待人来翻译这句话。生活中，一个人律己其实就是待人，待人也就是律己，是相辅相成、一个硬币的两面。而“敬而无失”，不仅仅限于“做事”，待人也就在“做事”之中。“敬而无失”是从负面说，不违背礼数；“恭而有礼”是从正面说，要有礼数。似以不切割更妥帖。

（二）“生”——活着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

李泽厚译文：“孟懿子问如何是孝？孔子回答说，‘不要违背。’樊迟替孔子赶车，孔子对他说，‘孟懿子问我如何是孝，我回答说不要违背。’樊迟问道：‘这是什么意思？’孔子说，‘父母亲活着，按照礼制来事奉；死了，按照礼制来安葬，按照礼制来祭祀。’”（《论语今读》第54页）

子张问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诚不以富，亦祗以异。’”（《论语·颜渊》）

杨伯峻译文：“子张问如何去提高品德，辨别迷惑。孔子道：‘以忠诚信实为主，唯义是从，这就可以提高品德。爱一个人，希望他长寿；厌恶起来，恨不得他马上死去。既要他长寿，又要他短命，这便是迷惑。这样，的确对自己毫无好处，只是使人奇怪罢了。’”（《论语译注》第127页）

王按：杨先生有“注释”说：“诚不以富，亦祗以异——《诗经·小雅·我行其野篇》诗句，引在这里，很难解释。程颐说是‘错简’（别章的文句，因为书页次序错了，误在此处），但无证据。我这里姑且依朱熹《集注》的解释而意译之。”（《论语译注》第127—128页）钱穆保留“诚不以富，亦祗以异”而未翻译。李泽厚引钱穆见解，干脆将它从这一段删去。北京大学哲学系1970级工农兵学员译文为“（正如《诗》所说的：）‘即使不是嫌贫爱富，也是喜新厌旧。’”

陈子禽谓子贡曰：“子为恭也，仲尼岂贤于子乎？”子贡曰：“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论语·子张》）

北京大学哲学系1970级工农兵学员译文：“陈子禽对子贡说：‘你对仲尼太恭敬了吧，难道他真比你强吗？’子贡说：‘君子说一句话可以表现出他的聪明，说一句话也可以表现出他的不聪明，所以说话不可不慎重。我的老师是无人能比得上的，就象天不能搭着梯子爬上去一样。我的老师如治理一个国家，他要老百姓立于礼，老百姓就会立于礼；要引导老百姓，老百姓就会跟着走；要安抚老百姓，老百姓就会归顺；要发动老百姓，老百姓就会同心协力。老师他活着十分荣耀，老师死了令人十分悲哀。我怎么能赶得上老师呢？’”（《论语批注》第438页）

王按：“子为恭也”句，多家均指子贡对孔子的态度，钱穆甚至说是：“言子故为恭敬以尊让于师”（《论语新解》第500页）。惟李泽厚译为“你太谦虚了”，似更妥帖。盖“子为恭也”不一定专指对待孔子也。

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

李泽厚译文：“孔子说，‘志士仁人不苟全性命而损害仁，宁肯牺牲生命来完成仁。’”（《论语今读》第359页）

（三）死——不轻死

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乎！”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论语·述而》）

北京大学哲学系1970级工农兵学员译文：“孔子对颜渊说：‘用我，我就去干，不用我，我就隐藏起来，惟独我和你能够做到这样吧！’子路问孔子说：‘如果你统帅三军，那么你和谁在一起呢？’孔子说：‘空手和虎搏斗，蹚水过河，死了都不后悔的人，我不和他在一起。必须是遇事小心谨慎，善于谋划而能完成任务的人（才行）。’”（《〈论语〉批注》第145页）

王按：“临事而惧”句，多家均指出有“恐惧”意；“小心谨慎”不足以表达遇事“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恐惧态度。杨伯峻译为“恐惧谨慎”，李泽厚译为“谨慎恐惧”，更加妥帖。

子畏于匡，颜渊后。子曰：“吾以女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论语·先进》）

钱穆译文：“先生在匡被围，颜渊落在后。先生说：‘我当你已死了。’颜渊说：‘先生尚在，回哪敢轻易去死呀！’”（《论语新解》第295页）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论语·宪问》）

北京大学哲学系1970级工农兵学员译文：“子贡说：‘管仲不能算是仁人吧？桓公杀了管仲的主人公子纠，他不仅没有自杀，反而去辅佐桓公。’孔子说：‘管仲辅佐桓公，使齐国在诸侯中称霸，并使天下走上正道。老百姓到了今天还享受到他的好处。如果没有管仲，恐怕我们也要披着头发，衣襟向左开了。难道他也要象一般老百姓那样遵守小节，在小山沟中自杀也没有人知道吗？’”（《〈论语〉批注》第314—315页）

王按：“被发左衽”，李零解释最到位。他说：“‘被’同披，披头散发，衣襟向左，是夷狄的特点，华夏，是束发右衽。”

（四）死——为“道”为“仁”为“德”

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

钱穆译文：“先生说：‘人若在朝上得闻道，即便夕间死，也得了。”（《论语新解》第92页）

王按：这是一段非常有名的话，但翻译颇多不安。钱穆的译文比各家保留了“道”不译，是妥帖的；因为这个“道”是孔子所认可的“道”，并非中性的。多家将“道”译为“真理”，变成中性的，不符合孔子的原意。李泽厚翻译为“早晨体认了真理，当晚死了也行”之后，特地加了“记”，说明：“用‘真理’译‘道’，只因‘真理’已是今天日常用语，并非必指西方哲学的truth也。中国恐亦无西方那种纯客观的truth。”中国有无西方的纯客观的truth另当别论，正因为“真理”已是日常用语，更不宜这样翻译，因为更能够误导读者。还有就是“闻”字的翻译。李泽厚由于有上述特别的考量，故意译为“体认”。其余各家或不译，或译为“得知”、“听说”。这恐怕语义有点轻忽。听到“道”就可以死，太容易了。“闻”有“接受”义。“闻令”是“接受教诲”；“闻命”是“接受命令或教导”。北京大学哲学系1970级工农兵学员译文是“早晨听懂了（圣人的）道理，就是晚上（为它）死去也心甘情愿”。我不喜欢它的加字和把“道”译为“道理”，所以还是选用了钱穆的译文。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

李泽厚译文：“曾子说，‘知识分子不可以不弘大而刚毅，因为责任重大，路途遥远。将仁作为自己的责任，这不是责任重大吗？到死才能终止，这不是路途遥远吗？’”（《论语今读》第202页）

子曰：“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论语·卫灵公》）

北京大学哲学系1970级工农兵学员译文：“孔子说：‘老百姓对于仁（的需要），比对水火（的需要）更迫切。（但是）我看见过蹈水火而死的，却没有看见过实行仁而死的。’”（《〈论语〉批注》第356页）李泽厚译文：“老百姓对于‘仁’，比水、火还重要。我看见走入水火而死的人，却没见过实践‘仁’而死的。”（《论语今读》第378页）杨伯峻译文：“孔子说：‘百姓需要仁德，更急于需要水火。往水火里去，我看见因而死了的，却从没有看见践履仁德因而死了的。’”（《论语译注》第169页）钱穆译文：“先生说：‘人生有赖于仁，尤甚有赖于水火。吾只见蹈火蹈水而死了的，没见蹈仁而死的呀！’”（《论语新解》第421页）

这一段话，选录了四家译文，因为它很重要，而译文虽然语义都正确，但都增加了原文中没有的“需要”，我都觉得不够完善。其实，这一段话的意思是清楚的：仁对于老百姓比水火还重要；我见过为水火去死的，没有见过为仁去死的。翻译为什么不够完善？关键在对“水火”与“仁”，和“蹈”字的理解。“水”能淹死人，“火”能烧死人；“水火”都是可以死人的东西。孟子说：“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岂有它哉？避水火也。”（《孟子·梁惠王下》）“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为将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孟子·梁惠王下》）这是说“水火”死人的一面，把老百姓从“水火”中也即从死里拯救出来。成语“赴汤蹈火”就是不怕去死的意思。但是，“水”能活人，人没有水，比没有粮食更容易死去。“火”也能活人：这是自从发现了“火”，人类由生食改为熟食，更有利于生存、繁衍以后，人就不能离开“火”了。所以孟子又说：“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门户求水火，无弗与者，至足矣。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孟子·尽心上》）因此，孔子说“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是指“水火”能够“活人”的一面。孔子认为老百姓需要“仁”，更甚于需要“水火”。他把他的“仁”看得高于“水火”。老百姓怎么看呢？“活命”、“生存”是老百姓的第一愿望和第一需要；也是“人”的第一需要。这是本能，是天性。要老百姓澌灭“本能”、“天性”的“活命”、“生存”欲望，去迁就“仁”，老百姓是不干的。于是乎他就慨叹：“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这里有两个“蹈”字，怎么讲？怎么翻译？“蹈”有多义。其中可用于这里的，可以是“赴”的意思，“走入”的意思；也可以是“践履”的意思，“实行”的意思；也可以是“遵循”的意思。但是“赴汤蹈火”已经是成语，是不怕危险，甚至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的意思。“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不是“赴汤蹈火”的意思。逻辑地分析，理应是“我看见老百姓为了活命而去‘赴’死的”的意思；下面的比较是“我没有看见老百姓为了仁而去‘赴’死的”。这一段话不好翻译，还在于句式。它的关键是“仁”与“水火”的比较。如果用“仁”作主语，“仁之于民，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我觉得比较好懂。是不是呢？

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其斯之谓与？（《论语·季氏》）

北京大学哲学系1970级工农兵学员译文：“齐景公有四千匹马，但到他死的时候，老百姓找不出他有什么美德可称颂的。伯夷、叔齐饿死在首阳山下，但老百姓到现在还称颂他们。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论语〉批注》第379页）

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论语·微子》）

钱穆译文：“微子避而去，箕子囚为奴，比干谏而死。先生说：‘殷在那时，有三位仁人了。’”（《论语新解》第467页）

（五）死——为政可“去食”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

北京大学哲学系1970级工农兵学员译文：“子贡问怎样治理国家。孔子说：‘粮食充足，军备充足，老百姓信任统治者。’子贡说：‘如果不得不去掉一项，那么在这三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呢？’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说：‘如果不得不再去掉一项，那么在这（剩下的）两项中去掉哪一项呢？’孔子说：‘去掉粮食。自古以来人总是要死的，如果老百姓（对统治者）不信任，（国家）就立不住脚了。’”（《〈论语〉批注》第260页）

（六）死——为政与杀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

北京大学哲学系1970级工农兵学员译文：“季康子问孔子如何治理政事，说：‘如果杀掉无道的人，而成就有道的人，怎么样？’孔子说：‘您治理政事，哪里用得着杀人呢？您要是想做好事，老百姓也会跟着做好事的。君子的品德好比是风，小人的品德好比是草，风吹到草上，草就必定跟着倒。’”（《〈论语〉批注》第270页）

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论语·子路》）

李泽厚译文：“孔子说，‘好人管理国事一百年，就可以消除各种暴行，去掉死刑。’这话不错呀。”（《论语今读》第309页）

子张曰：“何谓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论语·尧曰》）

杨伯峻译文：“子张道：‘四种恶政又是什么呢？’孔子道：‘不加教育便加杀戮叫做虐；不加申诫便要成绩叫做暴；起先懈怠，突然限期叫做贼；同是给人以财物，出手悭吝，叫做小家子气。’”（《论语译注》第211页）

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论语·子路》）

北京大学哲学系1970级工农兵学员译文：“孔子说：‘如果不先对老百姓施行教练，便叫他们去打仗，这就叫抛弃他们。’”（《论语批注》第301页）

附录：孔子说“天命”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论语·季氏》）

北京大学哲学系1970级工农兵学员译文：“孔子说：‘君子有三怕：怕天命，怕地位高贵的人，怕圣人的话。小人不懂天命而不怕，轻视地位高贵的人，蔑视圣人的话。”（《〈论语〉批注》第372页）

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

杨伯峻译文：“孔子说：‘我想不说话了。’子贡道：‘您假若不说话，那我们传述什么呢？’孔子道：‘天说了什么呢？四季照样运行，百物照样生长，天说了什么呢？’”（《论语译注》第188页）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论语·季氏》）

北京大学哲学系1970级工农兵学员译文：“孔子说：‘生来就知道的人，是上等人；经过学习然后知道的人，是次一等的；遇到困难然后学习的人，是再次一等的；遇到困难不学习，老百姓就是这样的下等人。’”（《〈论语〉批注》第374页）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

杨伯峻译文：“孔子说：‘我不是生来就有知识的人，而是爱好古代文化，勤奋敏捷去求得来的人。’”（《论语译注》第72页）

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论语·述而》）

00李泽厚译文：“孔子说：‘上天给了我品德，桓魋能对我怎么样？’”（《论语今读》第186页）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

李泽厚译文：“孔子被囚禁在匡地，说：‘周文王已经死了，文化不就在我这里吗？如果上天真要消灭这文化，那么后人也就不会有这文化了。如果上天不愿消灭这文化，匡人又能把我怎么样？’”（《论语今读》第218页）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

李泽厚译文：“孔子说，‘我十五岁下决心学习，三十岁建立起自我，四十岁不再迷惑，五十岁认同自己的命运，六十岁自然地容受各种批评，七十岁心想作什么便作什么，却不违反礼制规矩。’”（《论语今读》第51页）杨伯峻译文：“孔子说：‘我十五岁，有志于学问；三十岁，（懂礼仪，）说话做事都有把握；四十岁，（掌握了各种知识，）不致迷惑；五十岁，得知天命；六十岁，一听别人言语，便可以分别真假，判明是非；到了七十岁，便随心所欲，任何念头不越出规矩。”（《论语译注》第12页）钱穆译文：“先生说：‘我十五岁时，始有志于学。到三十岁，能坚定自立了。到四十，我对一切道理，能通达不再有疑惑。到五十，我能知道什么是天命了。到六十，凡我一切听到的，都能明白贯通，不再感到于心有违逆。到七十，我只放任我心所欲，也不会有逾越规矩法度之处了。’”（《论语新解》第30页）北京大学哲学系1970级工农兵学员译文：“孔子说：‘我十五岁立志学习（周礼），三十岁能按周礼办事，四十岁能不（受违反周礼言行的）迷惑，五十岁懂得了天命，六十岁能顺从天命，七十岁心里怎样想就怎样做，都不会越出（周礼的）规范。’”（《〈论语〉批注》第26—27页）

王按：这一段话很重要，中国的读书人大多知道的。但怎样解读，还是有问题。这里排列四家的译文，以备比较；分析四家译文的异同，是很有趣味的。

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论语·雍也》）

北京大学哲学系1970级工农兵学员译文：“孔子拜见了南子，子路不高兴。孔子发誓说：‘我假如做了什么不正当的事的话，老天爷谴责我吧！老天爷谴责我吧！’”（《〈论语〉批注》第132页）

王按：这段话也很有名。原因在南子很美，是卫灵公夫人，史书记载她与人有染，名声不好。“子见南子”在重道德的孔子及其弟子之间，自然容易引起负面的看法。后人要揭露孔子的道貌岸然，也用它来加以奚落。这种道德批判自然也是咎由自取。翻译的关键在“予所否者”，是什么意思？“做了什么不正当的事”有点含糊：是去见本身就不正当呢，还是见她的时候有不正当的事呢？李泽厚译为“我如果做了错事”；杨伯峻译为“我假若不对的话”；钱穆译为“我所行，若有不合礼不由道的”，都同样含糊。钱穆并作了详细注解，指出历来有各种解读。李零认为“‘否’指非礼。孔子发誓说，如果我有非礼之举，就让老天抛弃我吧。”（《丧家狗——我读〈论语〉》第140页）直截了断。子路为什么“不说”？有三种可能。一是出于孔子不应该去见“这样的女人”；二是甚至连女人都不应该见，但当时有见小君的礼节；三是怀疑老师的德行。子路没有明说，也只好见仁见智了。不过从道理和心理上来推测，是颇有意味的吧？

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

北京大学哲学系1970级工农兵学员译文：“王孙贾问道：‘（人家都说）与其奉承奥神，不如奉承灶神，这话是什么意思？’孔子说：‘不对。如果得罪了老天爷，就没有可以祈祷的地方了。（奉承谁也没有用。）’”（《〈论语〉批注》第55页）

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论语·先进》）

李泽厚译文：“颜渊死了，孔子说，‘啊，天老爷毁灭我啊，天老爷毁灭我啊。”（《论语今读》第257页）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论语·宪问》）

北京大学哲学系1970级工农兵学员译文：“孔子说：‘没有人了解我啊！’子贡说：‘怎么能说没有人了解您呢？’孔子说：‘我不埋怨天，也不责备人，下学礼乐而上达天命，了解我的只有天吧！’”（《〈论语〉批注》第326页）杨伯峻译文：“孔子叹道：‘没有人知道我呀！’子贡道：‘为什么没有人知道您呢？’孔子道：‘不怨恨天，不责备人，学习一些平常的知识，却透彻了解很高的道理。知道我的，只是天罢！’”（《论语译注》第156页）

王按：杨有注释，说明“下学而上达”古今颇有不同解释。他的译文只作参考。又引皇侃义疏：“下学，学人事；上达，达天命。我既学人事，人事有否有泰，故不尤人。上达天命，天命有穷有通，故我不怨天也。”他认为这样解读意思是贯通了，但不敢说合于孔子本意。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很值得尊敬和学习。事实上，孔子说“不怨天，不尤人”，这句话就很有怨气。李零讲得透彻：“请注意，孔子经常说，别在乎别人知不知道自己，但这段话却透露出，他对自己不为人知还是非常在乎的，而且有点酸酸的无奈。他虽说‘不怨天，不尤人’，但还是慨叹，知他者只有老天。”（《丧家狗——我读〈论语〉》第263页）对于“上达”，我怀疑是指“上达天命”；恐怕是“上达君王”吧？孔子的“下学”是为了为政，为了说动人主用他，他可以实践自己恢复东周的理想政治。可是勤勤苦苦，周游列国，不为人用。所以才有“莫我知也夫”的叹息。所以才说，“知我者其天乎！”

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病间，曰：“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且予与其死于臣之手也，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纵不得大葬，予死于道路乎？”（《论语·子罕》）

钱穆译文：“先生病得很重，子路派使先生门人作为先生的家臣，来预备丧事。先生病减了。说：‘很久了呀，由的行此诈道呀！我没有家臣，装作有家臣，这将骗谁呢？难道要骗天吗？而且我与其死在家臣们手里，还不是死在你们学生们的手里吗？我纵使不得用君卿大夫们的葬礼，难道我就死在道路上，没人来葬我吗？’”（《论语新解》第234页）北京大学哲学系1970级工农兵学员译文：“孔子病重，子路派（孔子的）门徒去作孔子的家臣，（负责料理后事。）后来孔子的病好了一些，便说：‘仲由很久以来就干这种骗人的勾当了！我明明没有家臣，却一定要装作有家臣。我骗谁呢？骗上天吗？而且我与其在家臣的侍候下死去，宁肯在你们这些学生的侍候下死去，（不更好吗？）而且我即使不能以大夫之礼来安葬，难道就会丢在路上没人埋吗？’”（《〈论语〉批注》第195页）

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论语·宪问》）

李泽厚译文：“公伯寮向季孙毁谤子路。子服景伯告诉说，‘季孙他老人家已经被公伯寮迷惑了，但我还有力量把这个坏蛋干掉。’孔子说，‘道义能够实现，是命运；不能实现，也是命运。公伯寮又能把命运怎么样？’”（《论语今读》第347页）

王按：“道”，译为“道义”，杨伯峻和北京大学哲学系1970级工农兵学员译为“主张”，都并不妥帖。“道”是个专门术语，是不可翻译的。“道”不只孔子使用，先秦诸子大多使用，虽然各家所说的“道”并不相同，恰如孔子说的“道不同不相与谋”。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道”是不好翻译的；钱穆就不翻，他的译文是：“道若将行，这是命。道若将废，亦是命。”（《论语新解》第385页）

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论语·雍也》）

北京大学哲学系1970级工农兵学员译文：“伯牛有病，孔子去探望他，从窗户外握着他的手，说：‘（看样子）要死了，这是命里注定的吧！这样的人竟会得这样的病呀，这样的人竟会得这样的病呀！’”（《〈论语〉批注》第117页）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

钱穆译文：“子贡说：‘先生讲诗书礼乐，是可以听到的。先生讲性与天道，是难得听到的了。’”（《论语新解》第122页）杨伯峻译文：“子贡说：‘老师关于文献方面的学问，我们听得到；老师关于天性和天道的言论，我们听不到。’”（《论语译注》第47页）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论语·子罕》）

钱穆译文：“先生平日少言利，只赞同命与仁。”（《论语新解》第220页）

北京大学哲学系1970级工农兵学员译文：“孔子很少谈到利益，却赞成天命和仁德。”（《论语批注》第185页）李泽厚译文：“孔子很少讲利。许命，许仁。”（《论语今读》第213页）杨伯峻译文：“孔子很少（主动）谈到功利、命运和仁德。”（《论语译注》第86页）

王按：这段话的解读，有重大歧义。其实只要统计一下《论语》谈“利”、“命”和“仁”的次数并加以分析，就可以解决。《论语》谈到“利”十次，其中作“利益”讲的六次。谈到“命”的二十四次，其中作“命运”讲的十次。谈到“仁”的一百零九次。可见孔子谈“命”与“仁”比“利”都多，怎么能说“很少谈到”呢？尤其是，孔子是重“义”而轻“利”，信“命”而倡导“仁”的，这种态度，足可以让学生感受到“子罕言利，与命与仁”的事实。从文献中寻求内证，是理解文献本意的必要且重要的方法。

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论语·子罕》）

北京大学哲学系1970级工农兵学员译文：“太宰问子贡：‘孔夫子是位圣人吧？为什么这样多才多艺呢？’子贡说：‘这本是上天让他成为圣人，而且使他多才多艺。’孔子听到后说：‘太宰怎么会了解我呢？我少年时由于低贱，所以会干许多卑贱的技艺。真正的君子会有这样多的技艺吗？是不会多的。’”（《〈论语〉批注》第189—190页）

仪封人请见，曰：“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从者见之。出曰：“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论语·八佾》）

北京大学哲学系1970级工农兵学员译文：“仪这个地方的长官请求见孔子，说：‘凡是君子到这里来，我没有不能见的。’随从孔子的学生带他去见了孔子。他出来后（对孔子的学生们）说：‘你们何必害怕没有官做呢？天下无道已经很久了，上天必将以孔子为圣人来号令天下。’”（《论语批注》第64页）

王按：“仪”，李泽厚直译为“开封”，这里没有译出，但在“注释”中说在河南兰考县境内。杨伯峻认为，“仪，地名，有人说当在今日开封市内，未必可靠。”（《论语译注》第33页）又：“封人”，李泽厚认为是“小官”，多家以为是“镇守边疆的官”，乃至“长官”。

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论语·泰伯》）

北京大学哲学系1970级工农兵学员译文：“孔子说：‘真伟大呀！尧这样的君主。多么崇高啊！只有天是最高大的，只有尧才能效法天。他的（恩德）多么广大呀！老百姓真不知道怎样称赞他。他的功绩多么崇高呀！他的典章制度多么光辉呀！’”（《〈论语〉批注》第182页）

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论语·尧曰》）

李泽厚的译文：“尧说，‘啊！你，舜！上天的使命已落到你的身上了，要好好把握那中庸之道。如果天下老百姓贫穷困难，那你的地位也就完结了。’”（《论语今读》第448页）

二 问题与解读

孔子对“生死”问题的思考，今天来研读，在理解上存在三个问题。

第一个，孔子为什么没有直接回答子路问怎样事奉“鬼”和“敢问死”的问题？“敢问死”恐怕又有两种含义：生物性的死亡问题和人死亡之后怎么样的问题，即有没有“鬼”的问题。孔子为什么不直接回答，而强调“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是因为要强调现实世界的人事，强调学生要注重“事人”和“知生”呢，还是自己也不知道，或自己不便吐露心声，即像鲁迅理解的那样：孔子是不信鬼神的，又不愿意在鬼神信仰旺盛的时代直接表示反对？鲁迅的原话是这样说的：

孔丘先生确是伟大，生在巫鬼势力如此旺盛的时代，偏不肯随俗谈鬼神；但可惜太聪明了，“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只用他修《春秋》的照例手段以两个“如”字略寓“俏皮刻薄”之意，使人一时莫明其妙，看不出他肚皮里的反对来。他肯对子路赌咒，却不肯对鬼神宣战，因为一宣战就不和平，易犯骂人——虽然不过骂鬼——之罪，即不免有《衡论》（见一月份《晨报副镌》）作家TY先生似的好人，会替鬼神来奚落他道：为名乎？骂人不能得名。为利乎？骂人不能得利。想引诱女人乎？又不能将蚩尤的脸子印在文章上。何乐而为之也欤？

孔丘先生是深通世故的老先生，大约除脸子付印问题以外，还有深心，犯不上来做明目张胆的破坏者，所以只是不谈，而决不骂，于是乎俨然成为中国的圣人，道大，无所不包故也。

（《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如果是这样，那么，孔子是不信鬼和神的，是自己知道而不便明明白白教给学生，冲淡或消解当时的信仰鬼神的风气。但是孔子的真意是不是这样，我还是有点怀疑。因为孔子还说过这样的话：“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这仅仅是“为礼而礼”，徒有“礼”的空洞形式呢，还是同时认为人死以后，会成为“鬼”，活动在另外的一个空间？“礼”是一种文化，它理应由人生前死后的“事实”决定的，决不会无中生有，或相反。孔子又说：“非其鬼而祭之，谄也。”“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前者固然是批评滥祭，见鬼就祭，乱攀关系的歪风，但是，是根本否定鬼的存在呢，还是肯定鬼是存在的，是应该祭的，只是不能滥祭呢？后一句，似乎也不能肯定就是表示“反对”，只是用了非常规的笔法；好像也可以表达一种严肃、庄重、认真的态度。可以是如果举行祭祀，就要像祭祀对象就在眼前一样。有如当年总结出来的大庆作风中的“四个一样”，其一是“领导在场和领导不在场干工作一个样”：鬼和神是看不见的，所以要强调一种“就在眼前”的诚恳的祭祀态度。因之，自己不参加的祭祀，就是没祭祀；不能搞派代表那一套。要之：孔子信不信鬼，信不信神，在解读他的原话的时候，不是毫无疑义的，是可以有多种解读的。

第二个，孔子的“生死观”是不是“天命论”的？一句关键的话：“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是孔子的弟子听来的。他听谁说的？虽然，古人如王充、朱熹、刘宝楠都是“盖闻之夫子”，是听孔子说的；今人如钱穆、李泽厚也说是听孔子说的。但也可以有疑问。《论语注疏》就认为是：“子夏，商名。谦，故云‘商闻之矣’。”自然，还可以是听别的人说的；甚至是一个成语、俗语。“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今天依然活在人们的口头，深深扎根在许多人的心里。是不是在孔子之前，就像今天一样，已经流行呢？

自然，如果这是孔子的话，最简洁明了不过，可以一语断定孔子的“生死观”是“天命论”的。既然它可以有不是孔子的话的解读，就必须有其他证据，来辨析孔子的“生死观”的内涵和性质。特别是当今举国弘扬传统文化、礼拜孔子、复兴“儒学”，那种在大庭广众面前公然宣讲“认命”、“知足常乐”、“安贫乐道”的心灵鸡汤的教授、学者，将“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论语·阳货》）中的“女子”，解读为“你们小子”，“小人”解读为“小孩子”的时代，对于“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版权既然本来就有异议，那么，它所表达的语义和实质意义更有辨析的必要了。

事实是研究问题的依据和出发点。价值判断是第二步，而且是建立在事实的根基上的。然而，事实是一种复杂的现象，特别是人文和社会科学中的事实。它不但有个别、个体和多数和普遍性的区别，即使在个别、个体本身也还有常态与变态的区别。对于文本的研究，解读又是一个问题。而解读是理解文本内涵的第一步。不过，孔子的“天命论”的“生死观”，并不仅仅系于“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这惟一的一句话。孔子自信自己“五十而知天命”，可见“天命”是存在于孔子身外的一种东西。孔子认为，“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同样表达了“天命”的客观存在。不仅仅这样，孔子认为自己的“生死”、“命运”决定于“天”：“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甚至“道”的通行与湮灭也决定于“天”：“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这类肯定“天命”的存在，认为“天命”对人的决定作用的谈话还多。自然，也有有争议的文本。如：“子罕言利与命与仁。”我将四家的译文都罗列出来了，可见学者的解读比较一致。其实，如果把其中的“与”解读为“和”，译作“孔子很少谈利和性和仁”的话，有一个根本的矛盾是无法解开的，就是“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观念，谈得不是很少，而是很多。所以从逻辑上看，理应是：“孔子罕言利”；而“与性”，“与仁”。总之，全面阅读孔子关于“生死观”和“天命论”的言论，他是持有“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观念的。

第三个，孔子心中一种很深的感慨，非常值得反思，非常值得研究。就是：“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和这类似的还有：“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子曰：‘已矣乎！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孔子一生焦唇敝舌倡导“仁”，倡导“德”，弟子三千，贤者七十，周游列国，说动人主，到头来深深感到失望。他认为“朝闻道，夕死可矣”，可人们偏偏不听，或做不到。为什么？老百姓可以蹈水火而死，没有蹈仁而死的，显然，“水火”关乎生死，活命是根本，是首选；而“仁”，是学说，是教义，是意识形态，是理想，它必须服从于当前的“生死”和永恒的“生死”问题。一个人，或少数人，可以不要性命，为“仁”去死，要众多人，全体民众都为“仁”去死，都“朝闻道，夕死可矣”，是不可能的事。尤其是宁愿“去食”而要“信”，作为执政者，只有“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四人帮”之流才有这样荒唐的思想，作为民众，无论是个体，还是多数，除了着迷的和变态的人，是不会这样选择的。事实上，即使倡导这样干的人，如果真遭遇“死亡威胁”，他自己也是选择“先”活命的；不过事后他有“说词”，即他的不择手段的不能“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是为了“实现理想”，是为了“事业最后的成功”之类。他大权在握，身为教主，没有人敢去质问他。鲁迅讥讽孔子：“子路先生确是勇士，但他因为‘吾闻君子死冠不免’，于是‘结缨而死’，我总觉得有点迂。掉了一顶帽子，又有何妨呢，却看得这么郑重，实在是上了仲尼先生的当了。仲尼先生自己‘厄于陈蔡’，却并不饿死，真是滑得可观。子路先生倘若不信他的胡说，披头散发的战起来，也许不至于死的罢。但这种散发的战法，也就是属于我所谓‘壕堑战’的。”（《两地书·四》）现代的大人物也有这样的。“一将成名万骨枯”，成为枯骨的都是冲锋陷阵的“兵卒”，也就是老百姓，“将”是在“二线”，越是高级的“将”，越在远离战壕的“工事”里；至于“帅”，是“运筹帷幄，决战千里之外”的。

三 孔子“生死观”的根本特质

孔子对“生死”问题是重视的，他的思考内容也是比较丰富的。《论语》一万多字，谈到生命、活着的“生”超过十次，谈到“死”三十多次，涉及生前死后相当多的方面。重要的是三点：一是天命论的生死观；二是为政与生死的关系；三是对于生死的终极价值的认定。这第三点即“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朝闻道，夕死可矣”，是孔子生死观的根本特质。为什么？

天命论是孔子时代的普遍观念。距离孔子生活的时代越远，越是盛行天命论，它非孔子的独创。虽然比孔子小八十三岁的墨子已经作《非命》批驳天命论，但墨子却又作《明鬼》肯定鬼的存在，认为鬼对现实生活起到了重要作用。所以，不必苛求于孔子。鲁迅认为：“盖凡论往古人文，加之轩轾，必取他种人与是相当之时劫，相度其所能至而较量之，决论之出，斯近正耳。”（《科学史教篇》）毕竟孔子当时，天命论盛行着；非天命论虽然兴起，不但既不普及，又没有确凿的证明。何况，迄今为止的人间世，人的愿望与现实之间有太多的未知事物，有太多的困惑，不得已寻求一点“预测”的心理安慰，无可奈何地相信“天命”、“命运”，希望得到什么“保佑”，实在是不能厚非的事；自然，知识者恐怕要开明一点，不能再装神弄鬼、信神信鬼了吧？他有现代知识，理应明白物理，承担道义。宣誓信仰无神论的，又求神拜佛，这所谓“信仰危机”，其实是精神崩溃、思想腐败。在两千多年之前，孔子重视“生”，即使信鬼，但“敬鬼神而远之”，已经相当不错了。

孔子反对为政以杀，赞扬“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的名言，是他的“仁者爱人”、“为政以德”的根本思想派生出来的。惟有他的志士仁人、君子乃至老百姓，都应该为他的“道”，为他的“仁”，为他的“德”，为他的“信”，而活着，而死去，显示出他对“生死”思考的独创，是他这一思考的根本特质。这是他对人的生命的终极价值的认定。

孔子的这一生死观根本特质，有两个问题值得研究。第一个是：人的生命价值是什么？人的生命的终极价值又是什么？这种终极价值是无条件的吗？是绝对的吗？第二个是：孔子的“道”、“仁”、“德”、“信”，是非利害优劣功过又如何？孔子的学说、思想，值得仁人志士、君子乃至老百姓为之牺牲生命吗？这个问题极大，也超出了我的这篇文章规定的范围，姑不论。我只想说一句：反对的不必说。赞成的，特别是信奉的，不要说有谁为了孔子的学说牺牲自己的生命，甘愿去死的，就是像孔子称赞的贤者：“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在学者、教授、衮衮诸公中今天也一人难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