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年（庚戌 宣统二年）

十八岁。

由于注意时局，所以每日报纸如当地之《北京日报》、《顺天时报》、《帝国日报》等，外埠之《申报》、《新闻报》、《时报》等，都是先生每天必不可少的读物。立宪派之《国风报》（旬刊或半月刊?在日本发行），革命派之上海《民主报》（日报），按期收阅。《国风报》上以谈国会制度、责任内阁制度、选举制度、预算制度等文章为多；梁任公一派人隐然居于指导地位，即以《国风报》为其机关报。先生当时对此运动亦颇热心，并且学习了近代国家法制上许多知识。革命派的出版物，不如立宪派的容易到手。然先生亦得到一些。有《立宪派与革命派之论战》一厚册，是将梁任公和胡汉民（展堂）、汪精卫等争论中国应行革命共和抑行君主立宪的许多文章，搜集起来合印的；先生反复读之甚熟。其他有些宣传品主于煽动排满感情的，他不喜欢读。因此“谈起时局来，我都很清楚，不像一个普通中学生”。

对先生当时的政治思想影响较大的，是另一位朋友——甄元熙，字亮甫，广东台山县人。这年（一九一○年）甄君从广州、上海来到北京。年纪约长先生一两岁，与先生同班，是插班进来的。甄君“似先与革命派有关系”，同样是对时局积极底，“不久成了很好朋友。但彼此政见不大相同”。甄君当然是一革命派，先生只热心政治改造，而不同情排满。在政治改造上，先生又以英国式政治为理想，否认君主国体、民主国体在政治改造上有什么等差不同。此即后来辛亥革命中，康有为所唱“虚君共和论”。在政治改造运动上，先生认为可以用种种手段，而莫妙于俄国虚无党人的暗杀办法。先生说：“这些理论和主张，不待言是从立宪派得来的；然一点一滴皆经过我的往复思考，并非一种学舌。……后来清廷一天一天失去人心，许多立宪派人皆转而为革命派，我亦是这样。”^注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