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年（己酉 宣统元年）

十七岁。

寄宿校中。对自己思想情况，有这样的记述：“溟年十四五以讫十八九间，留心时事，向志事功，读新会梁氏所为《新民说》、《德育鉴》，辄为日记以自勉励，读广智书局印行《三名臣书牍》、《三星使书牍》，独慕胡文忠、郭筠仙，每称道其语。公（父亲）喜曰：‘何其肖我少年时所为也。’为书以嘉之，锡字曰‘肖吾’——是己酉春间事，溟时年十七岁。”^注20

对人生问题开始烦闷。^注21从利害之分析追问，而转入何谓苦乐之研索，归结到人生唯是苦之认识，于是遽亦倾向印度出世思想，十七岁曾拒绝母亲议婚。先生说：“然在当时，感受中国问题的刺激和我对中国问题的热心，又远过于人生问题。同时在人生上，既以事功为尚，亦加重这倾向。”^注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