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九年（己未 民国八年）

二十七岁。

是年，从“五四”运动而有新文化运动。先生既倾心东方古人之学，在精神上自感受到一种压迫，必须在自己思想上求得解决。此即研究并在北大哲学系演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由来。讲演中还提出再倡中国古人讲学之风与近代的社会运动结合为一的主张。

先生讲：“‘五四’运动是新思潮运动、新文化运动，开辟这个运动的是陈独秀和胡适，刊物叫《新青年》。”“我认为蔡元培先生萃集的各路人才中，陈独秀先生确是佼佼者。当时他是一员闯将，是影响最大，也是最能打开局面的人。……由‘五四’而开端的新思潮、新文化运动，首先打开大局面的是陈独秀，他在这个阶段的历史功绩和作用，应该充分肯定。”“胡适是从美国回来的，是当时北大最出风头的人物。他是新文化运动中提倡白话文的开创者之一，很有功绩，影响也很大。……但据我当时的交往，感到作为新文化运动之灵魂的新人生、新思想，在他身上并不完备，真正对于旧社会、旧道德的勇猛进攻，并引发开展，进而引导先进青年大刀阔斧前进的，应首推陈独秀、李大钊、周树人诸君。胡适之先生后来同他们分道扬镳，是情理之中的。”^注47先生又讲：“我在北大讲授印度哲学，与新潮流新思想相距甚远，我对新派人物的种种主张不赞同的甚多，但我并不反对提倡白话文。”“胡适极端崇拜以至迷信西方文化，又不加分析地鄙薄我们固有的民族文化，提出过全盘西化的口号。”“我们是不同的；的确根本不同。我知道我有我的精神，你们有你们的价值；凡成为一派思想的，均有其特殊面目、特殊精神。……却是各人抱各自那一点去发挥，其对于社会的尽力，在最后的成功上还是相成的——正是相需的。我并不要打倒陈独秀、胡适之而后我才得成功。……更进而言，不管他同不同，天下人自己都会找对的路。只怕不求，求则得之。不对也好，总会对的。”^注48

秋冬间，先生在李超女士追悼会讲演，说：“大家要晓得人的动作，不是知识要他动作的，是欲望与情感要他往前动作的。单指点出问题是不行的，必要他感觉着是个问题才行。指点出问题是偏知识一面的；而感觉它真是我的问题，却是情感的事。……我们的要求不是出于知识的计算，领着欲望往前；是发于知识的提醒我们情感，要我们如此作的。要求自由，不是计算自由有多大好处便宜而要求的，是感觉着不自由的不可安而要求的。我愿意大家的奋斗不出于前一种而发于后一种。奋斗而死的或者多是后一种。……”^注49

是年夏，先生忽然接到熊十力先生从天津南开中学寄来一明信片，内容大意云：“你写的《究元决疑论》，我读到了。你骂我的那些话都不错，希望有机会晤面仔细谈谈。”暑假，熊先生就从天津到了北京，住广济寺。熊先生与先生“一见如故”，彼此相交往即由此开端。从此时相过从谈学。熊先生离京时，介绍张难先先生与先生相识，以后彼此亦成了好朋友。^注50

这年，先生还结识了伍观淇（庸伯）先生。伍先生与林宰平先生相熟，托林先生约先生相会于林家，向先生问佛法。先生讲：“第一次会面谈话，殊不投契。然而我实心服其人之真切不苟，断断不肯放过，屡次访他，卒成至交。”^注51

写出《印度哲学概论》下半部，交商务印书馆出版。

是年，还发表《一个人的生活》（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三期）和《答陈嘉蔼论因明书》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