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年（庚申 民国九年）

二十八岁。

在北京大学执教。

放弃出家思想，发现世界文化文明三大体系。

春初，应少年中国学会邀请作“宗教问题讲演”。之后，在家补写讲词。先生说：“此原为一轻易事，乃不料下笔总不如意，写不数行，涂改满纸，思路窘涩，头脑紊乱，自己不禁诧讶，掷笔叹息。既静心一时，随手取《明儒学案》翻阅之。其中泰州王心斋一派素所熟悉，此时于《东崖语录》中忽看到‘百虑交锢，血气靡宁’八个字，蓦地心惊；这不是恰在对我说的话吗?这不是恰在指斥现时的我吗?顿时头皮冒汗默然自省，遂由此决然放弃出家之念。”^注52此为先生自称“第三期思想”——转变归落到儒家思想时期。^注53

在认真钻研儒家孔门思想理趣中，发现儒家与佛家对人生态度恰恰相反。《论语》一书，既以“子曰不亦乐乎”开头，而且全部《论语》都贯穿着一种和乐的人生观——一种谨慎的乐观态度。如云：“仁者乐山；知者乐水；贫而乐；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如是等等。显示出来的气氛又何等不同!先生讲：“正是由于我怀人生是苦的印度式思想，一朝发现先儒这般人生意趣，对照起来顿有新鲜之感，乃恍然识得中、印、西方文化文明之为两大派系……三大体系。”^注54

夏，梁任公、蒋百里两位先生由林宰平先生陪同到崇文门外缨子胡同先生住所访问，先生说：“以前辈而枉顾后学，这是我与两先生彼此交往之始。”^注55

秋天，先生在北京大学开始于课外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讲演，由陈政记录。先生首创东西文化比较研究法，针对当时有人认为“东方化是未进的文化，西方化是既进的文化”，“未进文化大可不必提起，单采用既进的文化好了”，以及中外人士中又有要将“东西文化调和融通，另开一种局面作为世界的新文化”论调，指出“全然不对”。先生说：“据我的看法，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都是世界的文化，中国为东方文化之发源地。”“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先生第一次提出并阐明世界文化分三大体系：一个是西洋的，一个是中国的，一个是印度的；西洋是人对物，中国是人对人，印度是人对自己。先生引证中外著名学者的有关论述，阐明中国文化为人类的贡献。

先生讲：“所谓一家文化不过是一个民族生活的种种方面。总括起来不外三方面：（一）精神生活方面，如宗教、哲学、科学、艺术等是，宗教、文艺是偏于情感的，哲学、科学是偏于理智的。（二）社会生活方面，我们对于周围的人——家族、朋友、社会、国家、世界——之间的生活方法都属于社会生活一方面，如社会组织、伦理习惯、政治制度及经济关系是。（三）物质生活方面，如饮食、起居种种享用，人类对于自然界求生存的各种是。我们人类的生活大致不外此三方面。”“人类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有三不同；人类生活中，所秉持的态度（即所以应付问题者）有三不同；因而人类文化有三期次第不同。第一问题是人对于‘物’的问题，为当前之碍者即眼前面之自然界——此其性质上为我所可得到满足者。第二问题是人对于‘人’的问题，为当前之碍者在所谓‘他心’——此其性质上为得到满足与否不由我决定者。第三问题是人对于‘自己’的问题，为当前之碍者乃还要在自己生命本身——此其性质上为绝对不能满足者。第一态度是……向前要求去，从对方下手改造客观境地以解决问题，而得满足于外者。第二态度是对于自己的意思变换调和持中；反求诸己，尽其在我，调和融洽我与对方之间……以变换主观自适于这种境地为问题之解决，而得满足于内者。第三态度……他是以取消问题为问题之解决，以根本不生要求为最上之满足。”

“虽人之感触问题，采取态度，初不必依其次第，亦不必适相当；而依其次第适当以进者，实为合乎天然顺序，得其常理。人类当第一问题之下，持第一态度走去，即成就得其第一期文化；而自然引入第二问题，转到第二态度，成就其第二期文化；又自然引入第三问题，转到第三态度，成就其第三期文化。以其所由树立盖从人类过去历史文化反复参证而得。”“古希腊人之人生盖类属第一态度，其文化即发于此；古中国人之人生盖属第二态度，其文化即发于此；古印度人之人生盖属第三态度，其文化即发于此。总之，所谓世界三大系文化者，盖皆有其三不同之人生态度为根本。”“然综观人类文化至于今日，实尚在第一问题之下……中国、印度则均失序不合，其所成就既别有在。近世之西洋人乃重新认取第一态度而固持之，遂开人类文化新纪元，大有成就；迄于最近未来，殆将完成所谓第一期文化。……第二问题自然引入，人类必将重新认取第二态度，而完成所谓第二期文化。”“西洋的欧洲文艺复兴发展起来的近代文明，主要是认识自然，征服自然，利用自然。”“西方文化的三大特异彩色：（一）征服自然之异彩；（二）科学方法的异彩；（三）德谟克拉西（民主）的异彩。现在的物质文明是很高很高了。”“而此三方面中，东方化都不及西方化。”“中国的文明不是在对物质方面，而在人对人的关系方面。”对西洋文明，先生用八个字来说：“个人本位，自我中心。”“注意国家的权利，个人自由。中国不是这样，中国人是讲孝、悌、慈、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讲伦理。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互以对方为重，这就叫伦理。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每个人认识的是重自己的义务，而不是讲自己的权利。印度是人对自己，人对自己的生命。佛教对人生是否定的，不是肯定的。天道轮回，是印度一般的信念。而儒家是肯定人生的，儒家是学派，不是宗教。”“中国文化自很古时候到后来，自然也有几个重要的变动——如封建郡县之变，然而总可以说自始至终没有大变。这前后差不多的文化，似乎中间以孔子作个枢纽；孔子以前的中国文化差不多都收在孔子手里；孔子以后的中国文化又差不多都由孔子那里出来。孔子的六艺：诗、书、易、礼、乐、春秋——后世谓之六经——都是古帝经世出治之迹。”“孔子教人就是‘求仁’，人类所有的一切诸德……概无不出自孔子所谓‘仁’，所以一个‘仁’就将种种美德都可代表了。”“蔡孑民《中国伦理学史》说：‘孔子所说的仁乃是绕摄诸德完成人格之名。’这话甚是。”“他与其他大宗教对于人生有同样伟大作用”，“一是孝弟的提倡，一是礼乐的实施”。“他要让人作他那种富情感的生活，自然要从情感发端的地方下手了。”“《论语》上‘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一句话已把孔家的思想说出。只须培养得一点孝弟的本能，则其对于社会、世界、人类，都不必教他什么规矩，自然没有不好的了。”“孔子两眼只看人的情感，因为孔子着重之点完全在此。……我们人原是受本能直觉的支配。”“礼乐不是别的，是专门作用于情感的。”“但孔子的礼乐都是特异于一切他人之礼乐，因为他有特殊的形而上学张本，他不但使人富于情感，尤其特别使人情感调和得中。你看《乐记》上说得多么好，教你读了心里都是和乐悦美的!有如：‘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之常，应感起物而动，然后心求（术）行焉。是故志微噍杀之音作，而民思忧；嘽喈慢易繁文简节之音作，而民康乐；粗厉猛起奋末广贲之音作，而民刚毅；廉直劲正庄诚之音作，而民肃静（敬）；宽裕内（肉）好顺成和动之音作，而民慈爱；流辟邪散狄成涤滥之音作，而民淫乱。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数，制之礼义，合生气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阳而不散，阴而不密，刚气不怒，柔气不慑，四畅交于中而发作于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夺也。’又：‘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又：‘致乐以治心者也。致礼以治躬，则庄敬；庄敬则严威。心中斯须不和不乐，而鄙诈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须不庄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故曰致礼乐之道，举而错之天下无难矣。’这几段话皆其最美的，而到了那没有斯须不和不乐的地步，便是孔子的‘中’与‘仁’了。”“而在礼之中又特别着重于祭礼，亦其特异之点；所谓‘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顺之至也，祭其是欤?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是也。大约情欲要分界限是没有的，然大概可以说情感是对已过与现在；欲望是对现在与未来；所以启诱情感，要在追念往事；提倡欲望，便在希慕未来。祭礼之所以重，无非永人念旧之情。《祭统》篇‘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于心也’，表示启诱情感，何等真切!他把别的宗教之拜神变成祭祖，这样郑重的做去，使轻浮虚飘的人生，凭空添了千钧的重量，意味绵绵，维系得十分牢韧!凡宗教效用，他无不具有，而一般宗教荒谬不通种种毛病，他都没有，此其高明过人远矣。”先生在阐述孔子所谓的“仁”、性善的道理，不计较利害的态度以及伦理与礼法等后指出：“孔子的那种精神似宗教非宗教，非艺术亦艺术，与西洋晚近生命派的哲学有些相似。”先生甚赞克鲁泡特金、倭铿等的哲学见解。先生指出：“我们虽不能说现在经济将以如何步骤而得改正，但其必得改正而无疑，且非甚远之事。……但其要必归于合理，以社会为本性，分配为本位是一定的，这样一来就致人类文化要有一根本变革；由第一路向改变为第二路向，亦即由西洋态度改变为中国态度。”

先生指出：“西洋人自秉持为我向前的态度，其精神上怎样使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生了罅隙……其人对人分别界限之清，计较之重，一个个的分裂、对抗、竞争，虽家人父子也少相依相亲之意……人处在这样冷漠寡欢，干枯乏味的宇宙中，将情趣斩伐的净尽，真是难过得要死！”

先生并引证中外著名学者的论述，阐明中国文化对人类的贡献。指出：“现今西方思想界已鲜明地要求改变他们从来人生态度；而且他们要求趋向之所指就是中国的路，孔家的路。”

先生最后指出：“质而言之，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复兴。”“人类生活只有三大根本态度……由三大根本态度演为各别不同的三大系文化。”“无所谓谁家的好坏，都是对人类有很大的贡献。”“人类文化之初都不能不走第一路，中国人自也这样，却他不待把这条路走完，便中途拐弯到第二路上来；把以后要走到的提前走了，成为人类文化的早熟。”^注56

演讲时还提出再倡中国古人讲学之风与近代的社会运动结合为一的主张。

暑期到南京内学院访问欧阳竟无先生并介绍熊十力先生到内院学习。熊先生即“问佛法于欧阳先生”，一住三年。^注57

发表《唯识述义》第一册，由北大出版部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