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明诗第六

文心雕龙 作者:(南朝梁)刘勰 著; 王志彬 译


明诗第六

【题解】

《明诗》篇是“论文叙笔”中的第一篇,主要论述对象是四言诗和五言诗,而不涉楚辞、乐府、民谣等其他诗体。从诗歌写作指导角度讲,它主要提出了以下几个观点:

首先,关于诗歌的本质特征。刘勰继承前人的“诗言志,歌永言”之说,认为诗歌是“感物言志”的,亦即表现在外物的触发后所产生的思想感情。刘勰虽未直接提出“缘情”这一概念,但在具体论述中,却把它包括进去了。

第二,关于诗歌的审美和教育作用。刘勰秉奉兴、观、群、怨和美刺之说,一方面强调“诗者,持也,持人情性”;认为诗歌应该而且可以用“无邪”的思想感情陶冶、端正人们的情思,使之具有雅正的道德观念和处世规范。另一方面他更为突出地主张诗歌要与“政序相参”,发挥“顺美匡恶”的作用。

第三,关于诗歌的基本格调。曹丕《典论·论文》中说:“诗赋欲丽”;陆机《文赋》中说:“诗缘情而绮靡”;刘勰在《定势》篇中则说:“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明诗》篇中所论的四言诗,是《诗经》的“正体”,故刘勰说它以“雅润为本”;而五言诗是稍后于“四言正体”衍变而成的,故刘勰称之为“流调”,以“清丽居宗”。这些说法虽略有异曲,但指的都是诗歌这一文体所共有的基本格调,而不是建筑在诗人个性基础上的独特风格。刘勰非常重视这种属于某一特定文体共有的基本格调,认为它是为文之“大体”、“大要”的组成部分,忽略了它,就会“失体成怪”。因而他特撰《定势》篇,强调要确定文体的基本格调。但他也并不因此把这种基本格调视为一成不变的模式,明确指出在创作实践中,它受着诗人个性特点的制约。

文心雕龙明诗第六第四,关于诗歌的文采。刘勰论文非常重视文采,认为文章和作品具有文采,理应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不可悖违的“神理之数”。但创作实践中文采的运用和表现,又是有原则和限度的。刘勰在《明诗》篇中对其文采的论述,是褒贬适度,惟务折中的,与其反对“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的意旨,也是一致的。

综观《明诗》全篇,它以“敷理以举统”为旨归,阐述了诗歌的本质特征,以及其起源和历史发展过程;相应地评论了历代诗人和作品,大致上形成了诗歌发展史纲的架构,既在继承的基础上超越了前人,又为后人对诗歌的研究和创作提供了借鉴。在龙学研究中,有学者指出“在‘选文以定篇’方面,刘氏‘选’得不够准确,评得有时也不够明确”。验之以史实,这是言之有理,不乏适例的。

《明诗》篇里有一个值得辨析的重要问题,即刘勰为什么说诗歌与“神理共契”?其因由和意义何在?《情采》篇认为文采形成的机理,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形文,即青、黄、赤、白、黑五色;二是声文,即宫、商、角、徵、羽五音;三是情文,即喜、怒、欲、惧、忧五性。五色错杂调配就成为斑斓的花纹;五音互相配合就产生了优雅的乐曲;五性抒发出来就成为优美的文章,这乃是一种神妙的自然而然的道理。《明诗》篇则认为人生来就有七种感情,有感于外物而抒发思想情感,没有不是自然而然的。对照比较《情采》和《明诗》,可以合乎逻辑地看出:“神理之数”与“莫非自然”之意是相同的,它们指的都是文章或作品得以产生的原因,只不过前者范围大一些,说的是形文、声文、情文三种情况,后者范围小一些,说的只是情文罢了。

《原道》篇对“神理之数”与“莫非自然”之说,有着哲理性更强的论述,刘勰认为“文”的属性是非常普遍的,它与天地一起产生,颜色的玄黄,形体的方圆,日月的丽天之象,山河的理地之形,都是由道而形成的文,而这里所谓的“道”,也就是“神理之数”和自然之理。《原道》篇在论及与“天地并生”的“形文”和“声文”的同时,也说到了“情文”,亦即“人文”。这就把“情文”与“声文”、“形文”一块儿都包容在自然而然的“道之文”之中了。由此再反观《明诗》篇中“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之说,就不会再难以理解诗歌与“神理共契”的含义了。

值得注意的是,刘勰把包括诗歌在内的各种“文”的产生,都归结“自然之道”,有着较深层次的思考和积极的实践意义。一是他要为自己的为文之说确定指导思想和理论根据。“道”是一种“神理”,既是自然而然的客观存在,又高深莫测、神秘而不可悖违,只有圣人才能理解它、阐释它。因此,要征圣、宗经。这就使他的“言为文之用心”有了哲理的依据。古人著书立说,总是要首先解决“立论有据”这一根本问题的。二是刘勰主张写文章要有文采,讲究对偶、声律之美,而文采则是“与天地并生”的“神理”,为文不讲究文采,就是违背了“自然之道”。三是刘勰虽然重视文采,但他又反对矫揉造作雕饰过分,繁采而寡情。

但是,刘勰的诗歌与“神理共契”之说,是有其局限性和非科学性的。一是他混淆了客观存在与主观意识,把自然界的日月、山川、动物、植物所具有的形体、色彩以及与之相关的声音,称为“道之文”,把人们“感物吟志”所写出来的文章也称为“道之文”,认为它们都是自然形成的,显然这是不科学的。形式逻辑上似乎可以推论,但实质上却把概念偷换了。二是“神理”之说带有神秘莫测的迷信色彩。

大舜云(1):“诗言志,歌永言(2)。”圣谟所析(3),义已明矣。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4),舒文载实(5),其在兹乎(6)?诗者,持也(7),持人情性;三百之蔽(8),义归“无邪”(9),持之为训(10),有符焉尔(11)

【注释】

(1)大舜:传说中父系氏族社会后期部落联盟的领袖,姚姓,有虞氏,名重华,史称虞舜。其语出伪古文《尚书·舜典》。

(2)永言:长言,指延长音节咏唱。

(3)圣谟:《尚书》有些篇章称为“谟”,其意为谋议,这里指虞舜的旨意,或曰圣训、经典。

(4)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语出《诗·大序》。

(5)舒文:铺陈文辞。载实:记载、表达真实的思想、愿望。

(6)在兹:在此,在这里,指“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7)持:持守,把握,引申为端正,使之规范。

(8)三百:指《诗经》。蔽:概括。

(9)无邪:孔子在《论语·为政》中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意谓诗三百中没有不正当的思想感情。

(10)训:训诂,解释。

(11)有符焉尔:符,符合。焉尔,代指“思无邪”。

【译文】

虞舜说:“诗是表达思想、愿望的,歌是拉长语言的音节,咏唱诗意的。”圣人的这种解析,把诗歌的含义说明了。所以说“思想、愿望蕴藏在心里的叫做志,用语言表达出来就是诗”。运用文辞表达思想、愿望,这就是诗的意义吧?诗,就是扶持、端正的意思,它可以端正人们的思想感情;《诗经》三百篇的意义,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没有邪念”,用扶持、端正人们的思想感情来解释诗歌的含义,是符合“无邪”之说的。

人禀七情(1),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昔葛天乐辞(2),《玄鸟》在曲(3);黄帝《云门》(4),理不空弦(5)。至尧有《大唐》之歌(6),舜造《南风》之诗(7),观其二文,辞达而已(8)。及大禹成功,九序惟歌(9);太康败德(10),五子咸讽(11),顺美匡恶(12),其来久矣。自商暨周,《雅》、《颂》圆备(13),四始彪炳(14),六义环深(15)。子夏监绚素之章(16),子贡悟琢磨之句(17),故商、赐二子,可与言诗。自王泽殄竭(18),风人辍采(19),春秋观志,讽诵旧章,酬酢以为宾荣(20),吐纳而成身文(21)。逮楚国讽怨(22),则《离骚》为刺。秦皇灭典(23),亦造《仙诗》。

【注释】

(1)禀:承受,引申为禀赋,即生来具有。七情:《礼记·礼运》:“何谓七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

(2)葛天乐辞:《吕氏春秋·古乐》:“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建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禽兽之极。”葛天,传说中的远古帝王。

(3)《玄鸟》:《吕氏春秋·古乐》载,葛天氏时,有一种歌舞,要唱八首歌来伴舞,《玄鸟》是其中的第二首。玄鸟,即燕子。

(4)《云门》:歌颂黄帝的一首乐歌。

(5)空弦:只有乐曲,没有歌辞。

(6)《大唐》:相传为对唐尧禅让帝位的颂歌,载《尚书·大传》。

(7)《南风》:相传是虞舜作的诗,载《孔子家语·辩乐解》和《礼记·乐记》。实际上,《南风》与《大唐》都是后人拟作。

(8)辞达:借文辞以达意。

(9)九序:指金、木、水、火、土、谷、正德、利用、厚生九个方面的工作都有秩序,走上了正轨。

(10)太康:夏禹的孙子,是一个荒淫误国之君。

(11)五子:一说指太康之弟五观,一说指太康的五个兄弟。相传有《五子之歌》,载伪古文《尚书》,实为后人伪作。

(12)匡恶:匡正、纠正错误和丑恶。

(13)《雅》、《颂》:代指《诗经》,此处没提到风,是为了四字成句。

(14)四始:指《诗经》中的风、大雅、小雅、颂四部分。

(15)六义:《毛诗·大序》说,诗有六义,即风、雅、颂三种分类和赋、比、兴三种方法。环深:周密而深厚。环,围绕,引申为完美、周密。

(16)子夏:孔子的学生,姓卜名商。监:察看,鉴赏。绚素:指《诗经》中的“素以为绚兮”,素是白色,绚是彩色,绘画中绚与素是相互搭配的,先有洁白的底子,再施以色彩。《论语·八佾》中说,子夏从“素以为绚兮”中,理解到了做人必须有好的品质,然后才能学礼仪。

(17)子贡(前520—前456):姓端木名赐,春秋末期卫国(今河南鹤壁)人,孔子的得意门生,为“孔门十哲”之一。琢磨:指《诗经·卫风》中的“如琢如磨”,原意是比喻文雅的君子就像琢磨过的玉石。《论语·学而》中说,子贡从这里领悟到了做人不要自满和精益求精的道理。

(18)王泽:指周朝王室的政绩德泽。殄(tiǎn):竭尽,灭绝。

(19)风人:指采集民间歌谣的官吏。辍采:停止采集。

(20)酬酢(zuò):指主客间的相互应对、敬酒。酬,主人劝酒。酢,客人回敬。宾荣:使客人感到荣宠、受到尊敬。

(21)身文:指自身所具有的文采。

(22)逮:到了。

(23)灭典:指秦始皇焚烧古籍。

【译文】

人有七种感情,因应外物触发而感动,有感于外物而抒发吟咏思想感情,没有不是自然而然的。从前葛天氏时的《玄鸟》就是一首有歌辞的乐曲;黄帝时的《云门》,按理也不会是没有歌辞的曲子。到了唐尧时代有《大唐》歌,虞舜也创作了《南风》诗,看这两首诗歌的文辞,都是质朴地把意思表达了出来。及至大禹治水成功,各项工作都井然有序,便受到了歌颂;而太康品德败坏,他的五个弟弟就都怨愤作歌予以讽刺劝戒,用诗歌来赞美好的纠正坏的,这是由来已久的做法。从商朝到周代,《雅》和《颂》成熟完备起来,《诗经》的“四始”辉煌多彩,“六义”也已完美而深厚了。子夏能鉴赏“素以为绚”的寓意,子贡也领悟到“如琢如磨”的内涵,所以孔子赞扬他们二人,说可以和他们谈论《诗经》了。自周朝王室的德泽衰败枯竭之后,采集民间诗歌的官吏停止了活动,春秋时代的官员在列国外交场合,为了相互观察、了解对方的思想和愿望,仍要朗诵《诗经》中的篇章,作为宾主互相酬答的礼仪,既使宾客感到荣宠,也显示出自身的文采。到了战国时的楚国,多有讽刺怨愤之情,于是便产生了《离骚》这样的讽刺之作。秦始皇虽焚毁了许多典籍,但也还是让人写出了《仙真人诗》。

汉初四言,韦孟首唱(1),匡谏之义,继轨周人。孝武爱文(2),《柏梁》列韵(3)。严、马之徒(4),属辞无方(5)。至成帝品录(6),三百余篇,朝章国采(7),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8),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9)。按《召南·行露》(10),始肇半章(11);孺子《沧浪》,亦有全曲;《暇豫》优歌(12),远见春秋;《邪径》童谣,近在成世。阅时取证(13),则五言久矣。又《古诗》佳丽(14),或称枚叔(15),其《孤竹》一篇(16),则傅毅之词(17)。比采而推,两汉之作乎?观其结体散文(18),直而不野,婉转附物(19),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20)。至于张衡《怨》篇(21),清典可味(22);《仙诗》、《缓歌》,雅有新声。

【注释】

(1)韦孟:彭城(今江苏徐州)人,西汉初年文人,曾作《讽谏诗》匡谏诸侯王楚王刘戊的荒淫无道。

(2)孝武:汉武帝刘彻的谥号。

(3)柏梁:原是一座楼台,相传汉武帝曾在此与群臣联句,成《柏梁诗》一首,因每人一句,句句押韵,故谓“列韵”。

(4)严、马:一指汉代文人严忌和司马相如;一指严忌之子严助和司马相如。

(5)属辞:即写作。

(6)成帝:汉成帝刘骜。品录:品评,辑录。

(7)朝章:朝廷文人的作品。国采:指采自全国各地的民间歌谣。

(8)遗翰:遗留下来的作品。翰,指笔,这里代指作品。

(9)李陵(?—前74):字少卿,陇西成纪(今甘肃静宁)人。汉武帝时的名将,为李广之孙,曾率军与匈奴作战,战败后投降匈奴。《文选》载有托名他写的五言体《与苏武诗》三首。班婕妤(jié yú):西汉成帝时的宫人,名不详,有五言《怨歌行》一首,后人多疑为伪作。

(10)按:考察。

(11)肇:开端,开始。半章:诗章的一半、一部分。《诗经》中的《召南·行露》共三章,第二、三两章,每章六句,前半章是五言。

(12)优:倡优,古代奏乐演戏的人,此处指晋献公的倡优,名施,故译“优施”。

(13)阅:经历,经过。

(14)《古诗》:指《古诗十九首》,南朝梁萧统从传世无名氏《古诗》中选录十九首编入《文选》。

(15)枚叔:枚乘,字叔,西汉初年文人。

(16)《孤竹》:指《古诗十九首》中的《冉冉孤生竹》。

(17)傅毅(?—约90):字武仲,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人,东汉初年文人。

(18)结体:指作品形成的风格。散文:行文,敷文。

(19)附物:指对外物的贴切描绘。

(20)冠冕:古代帝王、官员的礼帽,此处引申为最为杰出的意思。

(21)张衡:字平子,东汉文人、科学家。

(22)清典:清丽典雅。

【译文】

汉朝初年的四言诗,最先是韦孟创作的,它含有匡正讽谏的意义,继承了周代诗人的轨辙。孝武帝爱好文学,曾召集群臣共作句句押韵的《柏梁诗》。而严忌、司马相如一班人,创作诗歌则没有什么定规。到汉成帝时品评辑录当时的诗歌,共有三百多首,把朝廷文人之作和各地的民间歌谣,都收集齐全了。但在这些前人遗留下的诗作中,却没有五言诗歌,因而李陵和班婕妤的五言诗就让后人怀疑了。考察《诗经》中的《召南·行露》篇,可知已开始有了半章的五言诗;儿童唱的《沧浪歌》则全首都是五言的;优施的五言《暇豫》歌,早在春秋时就出现了;而孩子们唱的《邪径谣》,则近在汉成帝时产生。经过不同时代的验证,五言诗体的由来已经很久远了。还有优美的《古诗》佳作,有人说是枚叔写的,而其中的《孤竹》篇,又有人说是傅毅的作品。比较它们的文采加以推论,或许都是两汉时的作品吧?看这些作品的风格和抒写方式,质朴而不粗野,曲折细致地描绘景物,真切地抒发怊怅之情,确实可谓五言诗中的杰作。说到张衡的《怨诗》,那也是清丽典雅,可供品味的;而他的《仙诗》、《缓歌》,典雅而又有新意。

暨建安之初(1),五言腾跃。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2),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3),狎池苑(4),述恩荣(5),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6),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7),唯取昭晰之能(8):此其所同也。及正始明道(9),诗杂仙心(10);何晏之徒(11),率多浮浅。唯嵇志清峻(12),阮旨遥深(13),故能标焉(14)。若乃应璩《百一》(15),独立不惧(16),辞谲义贞(17),亦魏之遗直也。

【注释】

(1)建安:东汉献帝年号(196—220),实由曹操执政。

(2)王、徐、应、刘:“建安七子”中的王粲、徐幹、应玚和刘桢。王粲(177—217),字仲宣,山阳郡高平(今山东微山)人,被称为“七子之冠冕”,其《七哀诗》和《登楼赋》最能代表建安文学的精神。徐幹(170—217),字伟长,北海(今山东潍坊)人。应玚(?—217),字德琏,东汉汝南南顿县(今河南项城)人,擅长作赋。刘桢(?—217),字公干,东平(今山东东平)人。

(3)怜:喜爱,爱惜。

(4)狎(xiá):亲近,此处指游赏、戏耍。

(5)恩荣:恩宠和荣耀,指曹操父子对文人们的优待。

(6)造怀:述怀,发抒情怀。指事:叙写事情。

(7)驱辞:遣辞,运用文辞。逐貌:追逐形貌,即按照事物的形貌加以描绘。

(8)昭晰:明白,清晰。

(9)正始:魏齐王曹芳的年号(240—248)。明道:阐发道家思想,使之得以传扬。

(10)仙心:指出世求仙的道家思想。

(11)何晏(?—249):字平叔,南阳宛(今河南南阳)人,正始时期的玄学家,清谈的领袖,最早写玄言诗的人。

(12)嵇:嵇康(224—263,一说223—262),字叔夜,谯郡铚县(今安徽宿州)人,“竹林七贤”之一,魏晋玄学代表人物。

(13)阮:阮籍(210—263),字嗣宗,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建安七子”之一阮瑀的儿子,与嵇康同为“竹林七贤”中的人物。

(14)标:标举,出众。

(15)应璩(qú,190—252):字休琏,汝南(今属河南)人,应玚之弟。魏国末年文人。《百一》:应璩劝戒当政者之作,含百虑一失之意。

(16)不惧:指敢于讽谏而不畏惧。

(17)辞谲(jué):文辞奇异,含讽谏之意。

【译文】

到了建安时代初期,五言诗蓬勃发展。魏文帝曹丕、陈思王曹植,放开缰绳有节奏地驰骋于诗坛;王粲、徐幹、应玚、刘桢,也跟在诗歌创作的大路上竞相追逐。都喜爱清风明月,游赏清池幽苑,叙写恩宠荣耀,描述宴饮之乐,慷慨激昂地任意抒发志气,坦白直率地充分发挥才情。抒发情怀叙述事理,不追求细密的技巧,运用文辞描绘形貌,则以清楚明白为能事:这些就是他们共同的特色。到正始年间推崇道家思想,诗歌中混杂着出世求仙之心;何晏等人,大都写的是浮泛浅薄之作。只有嵇康情志清高峻拔,阮籍的立意深邃遥远,所以才能突出地标举出来。至于应璩的《百一》诗,能够卓然挺立而无所畏惧,文辞奇异而意旨纯正,也是魏代传流下来的耿直诗风。

晋世群才(1),稍入轻绮(2)。张、潘、左、陆(3),比肩诗衢(4),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5),或流靡以自妍(6):此其大略也。江左篇制(7),溺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8),崇盛忘机之谈(9)。袁、孙已下(10),虽各有雕采,而辞趣一揆(11),莫与争雄。所以景纯《仙篇》(12),挺拔而为俊矣。宋初文咏(13),体有因革(14),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15),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

【注释】

(1)晋世:此指西晋(265—420)。

(2)轻绮:轻浮绮丽,指内容不充实,只追求文采。

(3)张、潘、左、陆:指张载、张协、张亢三兄弟,潘岳、潘尼两叔侄,左思和陆机、陆云两兄弟,他们都是西晋文人。

(4)比肩:并肩,不分前后。诗衢(qú):诗坛。衢,四通八达的大路。

(5)析文:指讲究文辞的对偶和雕饰。

(6)流靡:指音韵的流畅、靡丽。自妍:自以为美。

(7)江左:江东,指长江下游一带地区,此处指偏安该地的东晋(317—420)。

(8)徇务:致力于政务。徇,从,从事。

(9)忘机:忘掉人间事务。机,机务,要事。

(10)袁、孙:袁宏、孙绰,均为东晋初的玄学诗人。

(11)一揆(kuí):一样的道理。揆,道理。

(12)景纯:即郭璞(276—324),字景纯,河东闻喜县(今山西闻喜)人,东晋初的玄言诗人,曾作《游仙诗》十四首。

(13)宋:指南朝刘宋王朝(420—479)。文咏:指诗歌。

(14)因革:继承变革。

(15)俪(lì):对偶。百字之偶:五言诗二十句一百字,指全诗都要对偶。

【译文】

晋代的诸多才士,渐趋走向轻浮绮丽之途。张载、张协、张亢、潘岳、潘尼、左思、陆机、陆云,在创作的道路上并肩竞进,文采比正始时繁富,风力比建安时柔弱;或以讲究文辞的骈偶华美为精妙,或以追求音韵的流畅而自赏:这就是此时的大概情况。东晋的诗歌创作,沉溺在老庄玄学的风气之中,嘲笑入世从政的抱负,崇尚忘掉世事的清谈。袁宏、孙绰以后的诗作,虽各有雕饰的文采,而诗的旨趣却都是谈玄说理的,没有别的诗作和它们竞争高低。所以郭璞的《游仙诗》,就显得突出而成为当时的佳作了。南朝宋代之初的诗歌,体势和格调有所继承和变革,清谈老庄之学的玄言诗退出了文坛,而山水诗开始发展起来;它讲究全诗的骈俪对偶,追求每一句诗的独特价值,内容上必定竭尽摹写景物形貌之能事,文辞上则要全力使之出新,这就是近世诗人们竞相追求的东西。

故铺观列代(1),而情变之数可监(2);撮举同异(3),而纲领之要可明矣。若夫四言正体(4),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5),则清丽居宗;华实异用(6),唯才所安(7)。故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润,茂先凝其清(8),景阳振其丽(9);兼善则子建、仲宣,偏美则太冲、公幹(10)。然诗有恒裁(11),思无定位,随性适分,鲜能圆通(12)。若妙识所难,其易也将至;忽之为易,其难也方来。至于三六杂言(13),则出自篇什(14);离合之发(15),则萌于图谶(16);回文所兴(17),则道原为始(18);联句共韵,则《柏梁》余制。巨细或殊,情理同致,总归诗囿(19),故不繁云。

【注释】

(1)铺观:全面观察。

(2)数:规律。

(3)撮举:归纳,列举。

(4)正体:正统体制。

(5)流调:变调,变体,指五言诗是由四言诗演变而来的流行体。

(6)华实:华丽,朴实。

(7)所安:所决定。

(8)茂先:张华之字。

(9)景阳:张协之字。

(10)太冲:左思之字。

(11)恒裁:固定不变的体裁格式。

(12)圆通:全面通晓。

(13)三六杂言:指三言诗、六言诗、杂言诗;杂言诗中每句的字数不固定。

(14)篇什:指《诗经》,因其中的《雅》、《颂》,每十篇为“什”,故曰“篇什”。

(15)离合:指离合诗体,亦即拆字诗。

(16)图谶(chèn):古代迷信的一种隐语,预言人间吉凶祸福,多用拆字方法组成。

(17)回文:指回文诗体,是一种可以倒着念的诗。

(18)道原:人名,生平未详,有人疑为南朝宋代的贺道庆,不确。

(19)诗囿:诗歌苑囿,即诗歌所包括的范围。

【译文】

因此综观各代诗歌,即可看出文情变化的规律;归纳列举出它们的异同,诗歌创作的原则和要领也就明白了。说到四言诗的正统体制,是以典雅温润为其根本,五言诗流变的基本格调,则以清新华丽为其主宗;华丽与朴实有着不同的作用,全靠诗人的才情来决定。所以张衡获得了它的雅正,嵇康含纳了它的温润,张华凝聚了它的清新,张协发扬了它的华丽;而兼备雅润清丽之美的则是曹植和王粲,只偏长于某一方面的是左思和刘桢。然而诗歌有其特定的体裁格式,人们的思想感情却没有固定不变的模式,只能随着各人的情性选择适合自己天分的体势和格调,很少有能够全面通晓各种诗歌之美的。如果能够深刻认识诗歌创作的困难,那创作中就会有顺利之机迎面而来;而忽视困难把它看得很容易,那创作中的困难也就接踵而至了。至于三言、六言、杂言三种诗体,也都是源于《诗经》;离合诗的兴起,萌发于预言吉凶祸福的“图谶”;回文诗的产生,始于一个名字叫做道原的人;用一个韵的联句诗,则是《柏梁诗》传下来的体制。这些诗体纵然大小不同,而其所表现的诗歌创作的情理却是一致的,它们都包括在诗歌范围之内,所以就不再详细论述了。

赞曰:民生而志,咏歌所含。兴发皇世(1),风流“二南”(2)。神理共契(3),政序相参(4)。英华弥缛(5),万代永耽(6)

【注释】

(1)皇世:指远古的伏羲、神农、黄帝三皇之世。

(2)风流:流风余韵,指诗歌的广泛影响。二南:《诗经》中的“周南”、“召南”,此处借以代指《诗经》中的十五国风。

(3)神理:神妙的自然之理。刘勰认为包括诗歌在内的“文”,起源于“自然之道”。

(4)政序:政教秩序。

(5)弥缛:日益繁多,更加繁富。弥,更加。

(6)耽(dān):沉溺,入迷。

【译文】

综括而言:人生来就赋有情志,是诗歌所包含的内容。诗歌产生在三皇时代,其风韵流播在“二南”地区。它的产生和发展与“神理”相契合,并参与政教秩序之中。精美的诗歌日益繁富,千秋万代的人都沉浸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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