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拣尽寒枝

经济所来了孙冶方

1957年，孙冶方在国家统计局副局长任上，调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任所长，一开始是代所长，同时还兼着统计局副局长。孙冶方是老革命，重视理论研究，而且联系实际，追求真理，富有实干精神，作风硬朗。他不但自己搞研究，而且鼓励我们搞研究，带领大家致力于为我国经济建设和发展开拓一条理论联系实际的经济学研究之路。他很欣赏我，我也很配合他。

他刚从统计局调来经济所，当时统计局请了一位苏联统计专家索波里^[1]来中国讲学，讲的正好是我所学的国民经济平衡。孙冶方就要我作为这个系列讲座的翻译和讲材整理机构组的负责人。我正好是研究这个领域的，恐怕也是最合适的人选。国家统计局现存的这套索波里讲学教材，还是最近从我这儿要去加以复制的，十个专题分了十册，有的还很厚。

索波里不单讲平衡表，还讲理论，讲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这是非常好的，很有实际针对性，涉及整个再生产的规律。其实，孙冶方早在1956年6月就写过一篇文章《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发表在《经济研究》上。应该说，他们两人的观点是相通的。而索波里所讲的这些内容，正好也是我熟悉的，因此感到很亲切。孙冶方对这些问题很有兴趣，我们彼此也很默契。

孙冶方从统计局调到经济所之后，又调来了计委的杨坚白，从武汉大学调来董辅礽，就在1958年下半年成立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研究组，杨坚白是平衡组的组长，我和董辅礽是副组长。同时，国家统计局也建有相应的平衡处。这样我们两家就一起到河南调查粮食实际产量、消费和投资失衡状况。当时认为是消费转化为积累出了问题，题目就是孙冶方出的，他提出了许多现实问题。

1960年，我被下放到河北昌黎县中梁山与马铁庄两地农村劳动了大半年之后，9月份就被抽调回来，参加孙冶方组织的《社会主义经济论》一书的写作。1960年有两个月集中在中央党校，1961年有两个月集中在香山饭店。主要成员有我、董辅礽、孙尚清、何建章、桂世镛、赵效民。孙冶方的“八大金刚”之说便由此衍生。另外，张闻天、骆耕漠、李立三有时也会来参加讨论。

我负责撰写《经济论》的两章，一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速度的决定因素》，二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波浪式发展》。孙冶方评价《速度因素》这章是整个书稿当中写得最好的一章。

1961～1962年，平衡组还在杨坚白带领下赴辽宁、山西等省份，调查“大跃进”以来农轻重比例失调问题。调研促使我们深入思考重大的经济理论问题。

第一次学术“井喷”

为摆脱“大跃进”造成的国民经济困难，1960年9月，中央提出要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经济上出现的问题允许讨论了。

1961年春，《社会主义经济论（初稿）》写作组成员在香山参加讨论会

前排左起：孙冶方（所长）、张闻天、杨坚白、冯秉珊、骆耕漠；后排左起：何建章、赵效民、王绍飞、刘国光、董辅礽、孙尚清、桂世镛、项启源、李琮、田光、江冬、黄道南

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大量经济问题主要是违反客观经济规律造成的，这些问题的解决要求提供经济理论依据。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过去积累的理论知识一下子有了用武之地，获得广泛的实际应用，过去所学的理论自此有了可用的广阔天地。

也就是在1961～1964年那个阶段，我写就不少这方面的文章，针对现实问题，提出理论分析、论证，总结调整经验，探索发展思路。1961年发表了《关于社会主义再生产发展速度和决定因素的初步探讨》和《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波浪式运动形式》两篇论文；1962年又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对有关社会再生产问题，进行了多个侧面、不同角度的探讨。1980年出版《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一书时收集了其中的15篇。这一阶段真正从事研究写作的时间主要集中在1960年前后，被人称为“第一次学术井喷”指的就是这一时期。

有评价说《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一书是系统的科学著作，这当然是溢美之词，但是，力求把质的分析和量的分析结合起来，把抽象方法的运用和经济运动过程的具体分析结合起来，将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搞清楚，弄明白其他因素是如何通过经济因素的作用对再生产过程发生影响的，内在的这种结构体系还是有的。对于两大部类投资比例、扩大再生产速度和平均消费水平这些异常重要而复杂的问题，都尽可能地予以详细分析，阐述各种可能结合的方式，这些在当时看来还是有独到之处的。尽管是写于60年代初期，但这些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特别是对经济过程的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方法，即便到了改革开放年代，仍有现实意义。后来，东欧、日本、印度、英国有人专门研究我的再生产理论思想，把这些东西当作经济增长的模型，重新表述并画了很多图表。

1962年1月我还参与了计委编写《国家十年计划工作》的总结工作，总结过去十年计划工作的经验，我负责起草有关积累与消费关系这个部分。

但是，到了1964年，即便是像这一类的研究工作实际上也干不成了。政治运动一开始，那些研究实际上都结束了，1965年赶上“社教”运动和“文革”动乱，所谓“井喷”也就早早地结束了。

打入另册被审查

1961年10月至1965年9月期间，经济研究所被纳入“社教运动”，我因被划入孙冶方、张闻天“反党集团”的“一伙人”而受到政治审查。

开始时是整孙冶方、杨坚白，就从杨坚白1963年的《论生产价格》那篇文章开始整。

那篇文章是他和何建章合写的。当时的《红旗》杂志组织批判这篇文章，认为这篇文章是修正主义的谬论，准备兴师问罪。批判的矛头当然不单指向杨坚白，还指向了孙冶方，因为孙冶方支持杨坚白（的观点）。杨坚白曾这样描述当时研究所里的政治形势：“1964的批孙战役，第一炮是瞄准我打响的。记得是在6月下旬的一次座谈会上，针对我的生产价格文章，以倾盆大雨般的炮火来了个突然袭击。座谈会行将结束时，孙冶方声言：‘生产价格的祸首是我孙冶方，下次会我发言，请大家批我。’冶方固然有为我开脱之意，不过他心里明白，明白人也都看得出，假如仅仅为了批判杨坚白，何必这样大动干戈。这本来就是个‘引蛇出洞’之计，果然，孙冶方赤膊上阵了。”^[2]

以后就成了“孙张反党集团”，张是指张闻天，孙就是孙冶方。1964年开始批判，说孙冶方是修正主义。到了1964年10月，康生派出70多人组成“四清”工作队，浩浩荡荡地进驻经济所，要整这个“反党集团”。批孙主要抓住两点要害，一是反对无产阶级国家统一管理经济，主张企业独立自治；二是反对按社会需要调节生产，主张利润调节生产。结论很清楚，孙冶方经济观点的实质在于“使社会主义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理论”，孙冶方因此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被公开点名批斗的著名经济学家，成了“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从此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明着批孙冶方“小小的一个经济所长，竟敢鼓吹利润挂帅”（康生语），背后要揪张闻天这个“总后台”。工作组对孙冶方的死硬态度曾有如此评价：“抗拒党和群众对他的原则批评，态度十分骄横。”让他每天打扫厕所，刷洗痰盂。

在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中，我们自然难以幸免。当然，不能直接把我们这些与孙冶方有思想瓜葛的人都打成“反党集团”，而是说成“这一伙人”，因而也受到政治审查。后来的一些经济学名家如孙尚清、桂世镛、董辅礽、何建章等也都包括在“这一伙人”当中。

1965年经济所就是整这批人。这样搞了一年多，所内的社教运动基本结束，下半年全所人员被下放到了房山周口店公社，继续到农村搞“四清”。

1966年就来“文化大革命”了，我们又回来搞运动。孙冶方、张闻天挨整，我们也被划为“黑帮”跟着陪斗，并下放到食堂劳动。

我们这些非主要分子不久就根据中央落实干部政策的精神得到解放。孙冶方则锒铛入狱，进了秦城。1965年9月先是被下放到北京城郊的房山县周口店公社大韩继大队进行劳动改造，到了1968年4月就被正式逮捕了，在秦城监狱关了整整七年，但他“一不改志，二不改行，三不改变观点”。1975年4月他“刑满释放”回到经济研究所就是这么说的。据他说，他在监狱里对《社会主义经济论》打了无数遍腹稿，为的是训练大脑记忆。出狱之后，上级部门让他写检查，他就讲“个人恩怨我从不计较，理论上的是非一定要弄清楚，符合真理的观点一个也不放弃”。

我很钦佩孙冶方坚持真理、不畏权威、敢于突破这种精神，我在做学问上深受其影响。

知识分子接受再教育

1969年11月，我们这些人在政治上被解放出来之后不久，全体研究人员又“一锅端”地被下放到河南信阳“五七”干校劳动，要从此扎根农村。当时学部下辖各研究所都编成“连”，不再称“所”了。文学所是五连，经济所是七连，既然是“五七”干校，所以就让五连、七连最先下去。走的那天，建国门内大街5号学部所在地敲锣打鼓送别，71岁的俞平伯和75岁的许宝驯夫妇俩走在队伍最前列。

从学部所在地到北京站很近，过了长安街便是，可是，从北京赶到目的地东岳公社（东岳乡），那就远了，先坐火车到驻马店，之后换乘汽车，一路颠簸。

杨绛的《干校六记》、顾准的《息县日记》写的都是那里的情况，杨绛所说的“地图上找不到的”东岳乡这块地，处于豫南淮河北岸，距离县城（息县）很远，地方很偏，地广人稀，至今依然是交通不便。到那里之后，我们白手起家，自建营房（平房），从头学起。顾准日记中记有“巫宝三脱坯，章有义制瓦，杨坚白和泥，骆耕漠装麻，林里夫拉车”，这些人已届花甲之年，也得干体力活，但当时都认为知识分子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是思想改造所需要的。

我在食堂、豆腐坊、猪场都干过，后来还当了养猪场的场长，最多时养过二百多头猪。我们养的都是很好的丹麦猪，猪场养的猪全部卖给外贸，多半是出口，我们自己要吃肉时则要从外贸手上买中国猪。拉回来的猪要走几十里地，用自行车驮着整头猪推回来，农村的土路又不好走，很不容易。原来是几头小猪，越养越多，猪多了劳神得很。光是养猪的饲料就不得了，要卡车运、大锅煮，很多人在我那里帮忙，想起来这些事情，我很怀念。修猪圈也不大容易，猪经常拱猪圈，拱开了之后四处跑，又把它们找回来。猪屎猪尿都得收拾，不分白天黑夜，很辛苦，但不把猪伺候好，人也不得安生。

1971年春，干校又从京汉铁路东面的息县东岳公社搬迁到路西信阳所属的明港军营里，集中那儿专搞清查运动。那里的条件相对好些，交通也方便，有现成的50年代盖的大营房，用不着再自己盖房子，各连队之间不过是几排房的距离，也不用劳动了，而是清查“五一六”分子等，如在北京那样继续在乡下搞“文革”运动。

借调计委先行一步

1973年，形势稍有缓和，这时，周总理就出面打招呼说，还是回来再搞运动吧。于是乎，整个学部的人又都回了北京，还是集中搞清查，如此又搞了两年政治运动。

1964～1975年，一直在搞运动，进干校劳动，研究工作则被束之高阁。

然而到了1975年，情况有所变化。

1975年“文革”还没有结束，正是乱糟糟的时候，别人还在参加政治运动时，我们先行恢复工作，来到了计委经济研究所，参加计委这边的工作。

这是于光远的功劳，要没有于光远，我们也不能这么早地脱产搞研究。当时，于光远在国家计划委员会成立了一个经济研究所，他任所长，把薛暮桥、许涤新都请过去，还到科学院选拔学术骨干。虽然孙冶方下了大狱，但我们这“几员大将”都被借调去继续从事研究工作。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里的条件可谓得天独厚。要知道，这些人都是孙冶方“一伙人”里的成员，有孙尚清、何建章、董辅礽、桂世镛和我。

于是我们这“几员大将”被调到了计委，这又是一番新天地。学部的其他人还在继续搞运动。到了计委之后，因“四清”“文革”而中断了八年之久的研究工作又逐步恢复起来了。这段时期，我主要是参加计委综合局和研究室的合作考察调研。1976年夏、秋，我参加了计委组团调研考察国内华东数省市和罗马尼亚的工作。我又先后于1977年秋到中南数省市调研考察，1978年冬赴南斯拉夫考察。

1979年，许涤新任经济所的所长，孙冶方复出，我才调回经济所，任副所长，同时兼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1981～1982年），这也是孙冶方所倡导的，理论一定要与实践结合，深入实际，发现和解决实际当中存在的问题。同年（1979年）4月我就参加了在无锡召开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问题讨论会。就这样，我很快地投入下一个阶段火热的改革事业中。

中国计量经济学的摇篮

在经济所的环境中，对我的思想、研究触动和影响最大的人，恐怕要数孙冶方了。

前面已述，孙冶方是1958年到经济所，先是代理所长，后来当所长。跟他直接接触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接待索波里来访，第二件事情是在经济所要设三个组，其中之一就是国民经济平衡组（也就是现在的宏观经济研究室）让我们来筹备，杨坚白从计委世界经济研究所调来做组长，我和董辅礽做副组长。后来我在孙冶方身边做学术秘书，兼任平衡组副组长，我们一起接触了很多事情，我还跟孙冶方一道出国。1958年12月，我跟随孙冶方到布拉格，参加在捷克斯洛伐克召开的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学术协作会议。1959年1～2月，我继续陪同孙冶方、勇龙桂访问苏联作学术交流，为期一个多月，参观访问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三个城市。这也是一段比较重要的经历。从东欧访问回国之后，我协助孙冶方起草了长篇《访苏报告》，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苏联理论经济学和数量经济学的发展状况，整理、订正了几份访问资料，有苏联科学院经济、哲学、法学学部主任涅姆钦诺夫院士关于在经济学中运用数学方法问题的谈话纪要；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代理所长加托夫斯基教授关于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的谈话纪要；关于投资效果问题的全苏科学界讨论会的一些情况；苏联科学院“价值委员会的工作计划纲要”介绍；“投入产出法”的应用范围及其发展的一些主要方向；等等。

我国计量经济学就是从这时起步。上述资料包含大量重要信息，虽然当时没有公开发表，只有较少的人看到过，但它的影响是积极的，孙冶方回来之后就组建了数量经济小组，其中有乌家培、张守一等人。后来数量经济小组逐步发展扩大成了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改革开放以后，在80年代初，美国克莱因教授带了一个经济学家代表团来中国，在颐和园办数量经济学习班，我那时负责管理这件事情。这些教授很辛苦，夏天很热，那时还没有空调，只能靠电扇吹，我至今记得他们。我们创立计量经济这门学科，改革开放以前主要吸收苏联经验，改革开放以后又吸收了美国的经验。这些我都参与了，推动我国开展数量经济研究和数量经济学科的发展。但是，后来由于工作的原因自己没有再从事这方面的研究。

90年代，在我的支持和帮助下，数量所申领了“总理基金”，进行经济形势分析和趋势预测研究，为宏观决策提供参考。这是一项长期研究项目，从1990年开始，每年春秋两季向社会发布《经济蓝皮书》，作为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影响也是越来越大。

值得感恩的人与事

回顾过去，除了前述与陈岱荪、徐毓楠、孙冶方、薛暮桥、于光远等人的交往事例之外，巫宝三对我也有较大影响。解放之初，解放军刚刚占领南京城，那时我很年轻，巫先生教我如何搞调查研究，怎么样调查、怎么样写调查报告，从南京城市手工业调查开始，那段时间他对我帮助很大。

巫宝三是国内少有的研究国民收入的专家，他知道我出国的事，建议我学国民经济平衡表。苏联计划经济最重要的手段是国民经济平衡表，最重要的理论方法是国民经济平衡，巫宝三指导我选择这个研究领域。

再一位是杨坚白同志，他是我的年长同事。他从国家计委世界经济研究室主任调任学部经济所平衡组组长，我任副组长，我们一起参加国家计委调查，到辽宁、河南、山西调查，他擅长调查研究，这些调研正逢“大跃进”之后三年恢复初期，感受很深，对我后来研究社会再生产的理论都很有影响，能够与实际紧密联系起来，在方法上对我有很大帮助，对此，我印象很深。

年纪大了爱回首往事，免不了想起与这些先师交往的故事。我在经济学领域的成长，是与上述这些我敬爱的老师陈岱荪、徐毓楠、孙冶方、薛暮桥、于光远、巫宝三、杨坚白等人的教导和帮助分不开的。

1964年，刘国光在厦门讲学期间，与杨坚白、厦门大学钱伯海在鼓浪屿

自左至右：杨坚白、刘国光和厦门大学钱伯海

[1] 时任苏联中央统计局国民经济平衡司司长。

[2] 《杨坚白选集》，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