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桑塔格与存在主义

20世纪西方的知识界如果少了以下三位女性，那该是多么单调的一幅图景。正是因为她们精彩纷呈的思想与学术争鸣，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1933—2004）、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1908—1986）与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被并称为西方当代最重要的女知识分子，而三者中最年轻的桑塔格也同时得到了其他两位杰出女性的高度评价。自20世纪60年代初登上美国文坛，桑塔格就一直以其独特的风格吸引着来自学界和同行的关注，赞誉和毁谤也从未离其左右，但也正因为争议不断，她从来不曾淡出公众的视野。在长达四十余年的创作生涯中，桑塔格尝试了多种文学样式，其作品包括九部论文集、四部长篇小说、一部短篇小说集、三个剧本、两个电影脚本，以及一部汇集各类文体的读本（A Susan Sontag Reader，1982）。此外，后人根据其日记和笔记还整理出版了两部日记，另有一部已在筹划之中。

桑塔格于1933年1月16日出生于纽约的曼哈顿，是家中的长女，她一直认为自己的生命是孕育于中国的，因为当时她的父母大部分时间都在中国天津经营皮毛生意。生父杰克·罗森布拉特（Jack Rosenblatt）在她5岁时便因病客死天津；母亲在她12岁时改嫁，她便随继父更姓为桑塔格。1949年春，年仅16岁的桑塔格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开始了大学生活，同年秋，转入芝加哥大学。在这里，她大一时就获得了一般学生大四时才能取得的资格——选修研究生课程；也是在这里，17岁的桑塔格嫁给了比自己年长11岁的菲利普·里夫（Philip Rieff，1922—2006）。1951年，桑塔格获学士学位，次年怀孕生子，初为人母。1953年，桑塔格在康涅狄格大学注册英语研究生，但第二年便转至哈佛大学，攻读哲学专业的研究生课程。1957年获哲学硕士学位后，她以博士候选人第一名的身份开始攻读博士学位，并得到美国大学妇女协会的奖学金资助，赴牛津大学，后又前往巴黎，继续求学。1959年，已经离异的桑塔格带上不到7岁的儿子开始在纽约奋斗，边工作边创作长篇小说《恩主》（The Benefactor，1963）。1962年，她得偿所愿，在著名的《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上发表了第一篇评论文章，这篇文章“显示出她对当代思想和文学的把握令人印象深刻，也显示了她迅速捕捉重要问题的能力”。此后，桑塔格陆续在各种重要刊物上发表文章并继续写作长篇小说。可以说，20世纪60年代是桑塔格的黄金时期，除了《恩主》之外，还出版了另一部长篇小说《死亡之匣》（Death Kit，1967）。她在这个阶段的突出成果包括《反对阐释》（“Against Interpretation”，1964）、《关于“坎普”的札记》（“Notes on‘Camp’”，1964）、《论风格》（“On Style”，1965）、《一种文化与新感受力》（“One Culture and the New Sensibility”，1965）等论文，论文集《反对阐释》（Against Interpretation and Other Essays，1966）和《激进意志的样式》（Styles of Radical Will，1969）更是囊括了她绝大部分论及文化、政治等方面的精彩之作。进入20世纪70年代，桑塔格便踏上了直至生命最后一刻的与病魔战斗的征程，她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坚持读书和写作，先后创作了《论摄影》（On Photography，1977）、《疾病的隐喻》（Illness as Metaphor，1978）、《在土星的标志下》（Under the Sign of Saturn，1980）、《艾滋病及其隐喻》（AIDS and Its Metaphors，1989）、《重点所在》（Where the Stress Falls，2001）、《关于他人的痛苦》（Regarding the Pain of Others，2003）、《同时：随笔与演说》（At the Same Time：Essays and Speeches，2007，桑塔格去世后整理出版）等，另有电影脚本《食人生番二重奏》（Duet for Cannibals，1970）、《卡尔兄弟》（Brother Carl，1989），剧本《一个帕西法尔》（A Parsifal，1991）、《床上的爱丽斯》（Alice in Bed，1993）、《海上夫人》（Lady from the Sea，1999），短篇小说集《我，及其他》（I，Etcetera，1978），短篇小说《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The Way We Live Now”，1986），以及为其奠定了小说家地位的两部长篇小说《火山情人》（The Volcano Lover，1992，又译《火山恋人》）和《在美国》（In America，2000）。

2004年12月28日，桑塔格与世长辞。接下来的日子里，各类讣告和悼念文章出现在各大报纸杂志和网站上，人们尚未从印度洋发生的地震海啸的哀痛之中平复下来，又不得不接受一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知识分子的陨落。美国女作家西格丽德·努涅斯（Sigrid Nunez，1951—）在回忆录中写道，对于桑塔格的去世，说得最恰当的是伊丽莎白·哈德威克（Elizabeth Hardwick，1916—2007）：“最终，想到她一个个夜晚不再能亲临‘事件现场’、舞会、歌剧院、电影院，不禁令人黯然神伤。”的确，桑塔格是一个时时刻刻乐于“亲临”的人，“无论在书斋里，还是奔波在世界各地的穷街陋巷或战争废墟上，她都不知疲倦又实实在在地维护着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价值观：信仰普遍正义，承担对弱者的责任，支持多元文化，追求国际团结”。桑塔格获得过的称谓令人目眩：有突出性别色彩的，如“文学美人”“美国文坛黑女郎”“我们非正式的文坛女盟主”“当代美国文坛的坏女孩”“文学界的美丽杀手”“坎普王后”“曼哈顿的女预言家”等等；还有五花八门的类比式的，如“美国先锋派的纳塔莉·伍德”“文学界的肯尼·基”“新潮思想中的玛丽·贝克·埃迪”“批评界的帕格尼尼”等等；而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1912—1989）则谓之“我的翻版”（The Imitation Me）。就社会责任的承担而言，她还被称为“美国公众的良心”“一个真正知识分子的标本”“当今最智慧的女人”等等。其身份也多彩多姿：文学评论家、随笔作家、小说家、专栏作家、电影脚本创作人、导演、社会活动家。而与此相对应，她的研究兴趣亦是惊人地广泛：文学、哲学、政治、文化、电影、戏剧、艺术、摄影等等。当然，她个人对其身份有所侧重和偏好，那就是作家。她认为：“一位作家首先是一位读者。我从阅读中建立标准，再通过这些标准来衡量我自己的作品，也正是根据这些标准我看到自己可悲地不足。我是从阅读——甚至早于写作——而开始成为一个群体——文学群体——的一部分的，该群体的作家中死者多于健在者。因此，阅读，以及有了标准，也就是与过去和有别于我们的东西建立关系。”她是一位贪婪而谦虚的读者，更是一位严肃而勤奋的作家，她把自己的阅读化为无穷无尽的写作资源，在一个“阅读的价值和内向的价值都受到严重挑战的时代”，几乎是固执地追寻着自己心中的文学之梦。

国内第一个指出桑塔格与存在主义的关系的应该是盛宁，他认为在20世纪的美国文学批评中，“比较自觉地接受存在主义的某些观点，并用以考察文学现象的批评家则大有人在，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比如苏珊·桑塔格”，她在《沉默的美学》（The Aesthetics of Silence）中“系统阐发她的存在主义文学观……所谓‘归于沉寂’，实际上是希望在感知和文化方面恢复到原初纯洁无瑕的状态；鼓吹‘沉寂’，实际上又反映了要求全面彻底解放的理想——艺术家从他的自身解放出来，艺术从具体的艺术作品中解放出来，从历史中解放出来，精神从物质中解放出来，思想从感性和理性的局限中解放出来”。当然，从《沉默的美学》中引申出的解读数不胜数，盛宁的理解也只是其中的一种，他从寻求解放的意义上将其与存在主义联系起来。由于其著作聚焦于大范围的20世纪的美国文论，盛宁并未就此展开进一步的论述。王予霞则认为，桑塔格以其标志性论文《反对阐释》为核心的文艺理论“集中展现了以存在主义思想为底蕴，反文化、反理性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它必将在小说创作中得到体现。文艺思想自觉指导创作实践，成为桑塔格小说创作的一个主要特色。可以说，桑塔格小说创作是其批评理论的样板，自觉体现‘形式即内容，内容化为形式’的文艺主旨”。她以《恩主》《死亡之匣》和短篇小说集《我，及其他》为例，通过文本细读，具体分析了这些作品，不过，她真正触及的不是其中的存在主义思想，而是着力表明其中所谓的后现代性的一面。

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又译为“实存主义”和“生存主义”等，是20世纪西方哲学中影响最大的流派之一，其基本特点是把孤立的个人的非理性意识活动看成最真实的存在，并作为全部哲学的出发点。需要说明的是，存在主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存在主义是由许多观点不尽相同的思想家所汇合成的某种思想倾向，这些思想家在与西方传统的主流思想相比较中呈现出一致性。所谓传统的主流思想，被有些存在主义者或其研究者名之为“本质主义”，意指从西方思想史开端发展出的、在19世纪末之前占主导地位的追求事物客观“本质”、规律的思想倾向。狭义的存在主义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波伏娃和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1913—1960）等人发起的，以法国为中心进而蔓延到世界各国的一场思想运动和文学运动，认为人的问题，特别是人的尊严、价值、责任、自由和个性问题，具有首要意义。就狭义的存在主义而言，很多研究者和学界人士几乎将其与萨特画上了等号，称之为“萨特的存在主义”（Sartrean Existentialism），乔治·考特金（George Cotkin）针对存在主义在美国的深远影响如此评论道：“二战后随着萨特和法国存在主义的到来，（美国人）与存在主义的对话达到了一个狂热的巅峰。对于诸多知识分子来说，萨特的存在主义完美地捕捉到了人类的总体处境，更具体地说，捕捉到了人类在极权主义大屠杀和潜在的核灭绝的阴影中生存的现实。”在《非理性的人：存在主义哲学研究》（Irrational Man：A Study in Existential Philosophy，1958）中，威廉·巴雷特（William Barrett，1913—1992）追溯了存在主义的源头，提出萨特所代表的其实只是极为广泛的哲学的一个学派，“只是存在主义的一个极其细微的片段”。但是他又表示：“自始就唤起人们对‘存在主义’一词这种宽泛意义的关注固然十分重要，但是，要把这种意义详细贯彻到底，就将势必冲淡存在主义的特殊要旨。”正是为了避免头绪过多，概念过杂，本书的研究依托狭义的存在主义，即以萨特的思想为主要观照，同时也包含对加缪和波伏娃重要思想和理论的具体运用，围绕存在主义最重要的几个概念——存在、自由、“他者”、超越等来分析桑塔格的文学创作。

1947年，年仅14岁的桑塔格在日记中写道：

我相信：

（a）没有人格神（personal god），也没有来生；

（b）世上最令人向往的是忠实于自己的自由，即诚实；

（c）人与人之间唯一的差异在于智力；

（d）评判一个行动，唯一标准在于它使人幸福或者不幸福的最终效果；

（e）剥夺任何人的生命都是错误的；

（第“f”条和“g”条缺失）

（h）此外，我相信，一个理想的国家（除第“g”条外）应该是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政府控制公共设施、银行、矿山以及交通和艺术资助等，一笔令人安逸的（comfortable）最低薪资，扶助老弱病残。国家照顾孕妇，不区别对待婚生子和非婚生子。

早慧的桑塔格小小年纪便将目光投向了“人”的存在，开始思考很多成年人都未必会感兴趣的社会问题，一颗少年老成、胸怀天下的赤诚之心可见一斑。1948年她便开始阅读《党派评论》，并憧憬着能够向该刊物投稿。徐贲在论及存在主义在美国的情况时进行了一番考证，指出《党派评论》是当时纽约非常有名的激进知识分子刊物，它的特点是把前卫艺术与激进左派政治结合起来，打破艺术与其他题材的隔阂。而值得一提的是，萨特、波伏娃和加缪于1946年和1947年访问美国，推动了美国20世纪40年代末的存在主义热，而真正与他们进行了思想交流的是与《党派评论》来往密切的一些纽约知识分子。巴雷特当时就供职于该刊物，并担任副主编。桑塔格后来的确如愿成了《党派评论》的撰稿人，她那篇引起轰动的《关于“坎普”的札记》就是初次发表在这家刊物上的。与桑塔格本人多有接触的王予霞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她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党派评论》开始译介存在主义文学。1946年，《党派评论》刊登了萨特的《责任文学的实例》（“The Case for Responsible Literature”）的英译文章。随后又刊登了加缪的《西西弗斯神话》（“The Myth of Sisyphus”），大力介绍法国的存在主义文学，并围绕着知识分子的职责问题展开讨论。她还提到，桑塔格自1958年踏入法国之后，就完全沉浸在法国文化和先锋艺术之中，她从萨特、波伏娃、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等人身上汲取思想养料。

存在主义对桑塔格以及对美国人的影响自然不会仅仅局限于20世纪40年代末。考特金在研究存在主义在美国的产生和发展历史中，惊讶地发现：“一时间，似乎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长大成人的所有人都起而呼应法国的存在主义。‘我会戴着长长的黑手套……抽着骆驼牌香烟，阅读萨特的作品，’吸血鬼畅销小说作家安妮·赖斯（Annie Rice，1941—）如是回忆说，‘这感觉太棒了。’”考特金不由感叹“存在主义的意义、刺激和风尚改变了许多人的生活。20世纪60年代的大学生几乎人手一本翻得都卷了边的瓦尔特·考夫曼（Walter Kaufmann，1921—1980）编辑的论文集《存在主义：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到萨特》（Existentialism：From Dostoevsky to Sartre，1956）”。这样一来，存在主义成了时髦的代名词，似乎并未被严肃地对待。那么赴美宣讲存在主义的三位大家又是如何看待它的接受情况的呢？徐贲写过这样一段话：

有人说过这样一则法国见闻，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前夕，看到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电视上说法国人属于落伍的“老欧洲”，这人的法国朋友挖苦道，你要和美国人说“5000年文明”，他们会不知道“5000”是个多大的数字，你只有说“5000美元”，他们才能反应过来。把美国或美国人放在文化和物质二元对立的物质一端，这在法国是很普遍的想法。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萨特、波伏娃和加缪认为美国人无法真正理解存在主义，所持的就是美国人太物质主义、太乐观的理由……他们对美国人是否真正弄懂存在主义相当怀疑。

美国缺少历史重负和乐观地追求物质丰裕的状况，使萨特、波伏娃和加缪都感觉到了在这片土地上深思存在的困境并不相宜。巴雷特同样注意到了存在主义被当成了从大洋彼岸吹来的浅薄的时髦风，尽管他认为存在主义是非常重要的，是“一种能够走出学院大门进入大千世界的哲学”，因此“这对专业哲学家们本来应该是个可喜的兆头，因为它表明，如果你给普通人啃的是些看来与他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东西的话，他们还是会渴求哲学的”，可是遗憾的是“哲学家们对这个新运动却一点也不热诚”。巴雷特分析了个中原因。一方面，“存在主义的确是欧洲的表达方式，它的阴郁情调与我们美国人朝气蓬勃和乐观主义的性情格格不入……像存在主义那样讨论问题的情调，必定被美国人看做失望与挫败的征候”。而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

存在主义常常是在人们没有对之进行详细研究的情况下，就被当作激情主义或纯粹的“心理分析”，当作一种文学态度、一种战后的绝望情绪、一种虚无主义，或天知道别的什么东西而遭到拒斥。存在主义的主要论题，对英美哲学超然的庄重态度来说，恰恰是某种丑闻似的令人反感的东西。诸如焦虑、死亡、伪造自我与本真自我之间的冲突、民众的无个性、对上帝之死的体验等问题，几乎都不是分析哲学的论题。然而，它们却是人生的课题：人确实要死，人确实终生在本真与伪造自我的需求间奋斗挣扎，而且我们也确实生活在一个神经过敏、焦虑增长得很不相称的时代。

从时间上来看，桑塔格在考特金所描述的那个视存在主义为流行风尚的年代，也正是一个意气风发、求知欲强的知识青年，但是她的态度却要严肃得多。1957年，她获得哈佛大学哲学硕士学位后，继续攻读哲学博士学位，赴英国牛津大学圣安妮学院学习，师从哲学家A．J.艾尔（A．J．Ayer，1910—1989）和作家艾丽丝·默多克（Iris Murdoch，1919—1999），拟写题为《伦理的形而上学推测》的博士论文（虽然在博士资格考试中取得第一名的成绩，她后来还是放弃了博士论文的写作）。可是“对于一个研究包括法国文学在内的欧陆学生来讲，牛津显得实在陌生不过了”。于是在1958年，她毅然离开英国，负笈巴黎——她儿时的偶像居里夫人的梦想求学之地。正如传记作家们所说：“与生活在巴黎的其他美国人相比，桑塔格更深地浸润于法国思想界和电影界。像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和詹姆斯·琼斯（James Jones）这样的小说家当然也与法国作家交朋友，并从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中获益匪浅，但是，桑塔格实际上是唯一一个努力在那里讲着法国哲学家、小说家和影评人语言的美国人。”1960年，桑塔格在哥伦比亚大学宗教学系教书，在比较宗教课上，她还谈及自己在巴黎大学的经历，并与学生讨论萨特。事实上，桑塔格自欧洲学成回到美国后，从未真正远离过法国知识界，每年都要奔赴巴黎，寻找灵感。而也“正是凭借对法国先锋文艺的体察，站到了时代感受力的前沿上，从而使其批评能够凌空俯瞰美国文化发展的态势，敏锐地洞察了智性的变化。因此，迪克斯坦（Morris Dickstein）在《伊甸园之门》一书中，把桑塔格与豪（Irving Howe）视为当代美国目光最犀利的批评家”。

1963年，桑塔格实现其作家抱负的长篇小说处女作《恩主》出版，在小说第一章的第一句赫然就是“Je rêve donc je suis”，意为“我梦故我在”，与萨特一反勒内·笛卡儿（René Descartes）强调理性思维的“我思故我在”（Je pense，donc je suis）而提出的“我××故我在”几乎是同声共气，直接触及存在。她的第二部小说《死亡之匣》可以说是《恩主》的续集或姊妹篇，由生及死，饱含着深沉凝重的哲学思辨。1971年，桑塔格在巴黎有机会与“存在主义二号”“最美丽的存在主义者”、萨特的终身伴侣波伏娃进行了密切的联系，与萨特也有过不少接触，因此，“正如1972年5月桑塔格对一位采访者所说的那样，她已成巴黎知识界的一分子了”。如果说她在这座城市头十年（1958—1968）间断性地居住时还是个局外人，是美国人中间的一个美国人而已，那么“如今她却几乎完全融入了法国人的圈子”。欧洲，尤其是法国的哲学和文学成了桑塔格取之不尽的写作题材。

在经过了风云变幻、波澜壮阔的20世纪60年代，显露出过人的批评才华之后，桑塔格已经标示出了自己在欧美知识界的醒目坐标。进入20世纪70年代，意外的身体恶疾和死亡的威胁使她更深刻地反思存在的方方面面。1978年面世的短篇小说集《我，及其他》就像一个万花筒，折射出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通过细察这些故事中形形色色的人物，王予霞认为，全书以无意义的中国之行开始，以盲目的旅行告终，首尾遥相呼应。所有人物都在做精神上的旅行，他们从无意义走向盲目，又从盲目奔向无意义，“周而复始，痛苦徘徊。桑塔格自己也一样，她的心灵旅行不过是在存在主义的‘毫无意义’的荒诞世界观中，兜售没有出口的圈子。也正是这种思想，才使她一面在狂热地宣称‘反对释义’，一面却在创作实践中反复地诉说‘毫无意义’之‘义’”。此番评论虽然点明了这部短篇小说集的存在主义内涵，但是似乎只看到了“荒诞”的一面，并且据此来推测桑塔格所做的不过是徒劳的考问。其实桑塔格如果真是止步于此，那么在公众视野中也不可能出现一位积极参与社会生活，为反对美国对越南的战争而一度被捕，甚至冒着生命危险11次前往波黑战场，在萨拉热窝与当地人民一起同呼吸、共命运的勇敢的“美国公众的良心”——桑塔格女士了，她实际上坚持得更多的是在荒诞的世界中进行一种积极的反抗。王予霞并非没有看到这一点，她同时也指出：“桑塔格的政治立场基本上还是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的人道主义价值观，这一点与萨特极为相似……可以说她是一位萨特式的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虽然也许完全是无意要说明桑塔格与萨特的相似点，但是贝尔纳-亨利·列维（Bernard-Henri Lévy，1948）记载的一件事或许比任何文字更能说明二者在被围困的萨拉热窝是并行的精神力量。在萨拉热窝，当时是波黑战争的第一年，一些波斯尼亚的大学教师们决定留在被围困的首都，而且每到星期三的晚上，冒着被塞族狙击手打死的危险，来到离战线不远处的一个地窖里，在十分虔诚的气氛中一页一页地阅读和讨论萨特的《方法问题》。列维写道：“这些萨特的信徒们，躲在地下室，冒着枪林弹雨，为了逃避死亡而读萨特的作品；他们不仅从萨特的作品中汲取思想的力量，也汲取抵抗和斗争的力量。”而此时的桑塔格亦在热情洋溢地与萨拉热窝的青年们一起在地下室排演《等待戈多》，随后冒着随时被炸弹袭击的危险公开上演，鼓舞人们在战火纷飞之中坚定信心，于荒诞而残酷的现实中顽强地“等待”明天的到来。

20世纪80年代，桑塔格在继续写作评论文章的同时，完成了《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该短篇小说立刻成为吸引公众眼球的作品，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将其列为首篇，收入《1987年美国最佳短篇小说集》出版。与此同时，桑塔格还在酝酿和着手写作剧本《床上的爱丽斯》、长篇小说《火山情人》和《在美国》，将厚重的历史感融入其中，继续表达着自己澎湃的思想激情。可以说，存在是她思考和写作的肇始而不是终结，她真正要做的是利用并丰富存在主义这个“进入大千世界的哲学”，大无畏地肩负起文学介入现实的责任。她这种立足现实的写作态度也正是人们敬佩她的原因之一，黄梅对其散文引起自己触动的评论，又何尝不是大多数读者的内心写照：

喜爱桑塔格散文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她的作品总是画出一个一个问号，引发读者的思索。她不是象牙塔里的学者。从她的作品不难看出她四十多年的写作一直与社会的现状和发展纠结在一起，对美国乃至欧洲社会内部外部的很多问题做了尖锐、直白的评论……对我来说，桑塔格的见解和分析，不论是谈文学文化还是评时事政治，也不论我由衷赞服还是难以认同，都能引起惊叹，触发思考。她不仅仅通过写作不断地探讨问题，引导甚至逼迫读者进一步思索，而且以自己一生活动构成触目的“桑塔格现象”，发人深省。

桑塔格的散文如此，她的虚构作品亦然。走进她的虚构世界，就像她“走近阿尔托”那样，我们走近的是一座坚实的“文化丰碑”。她立足于哲学思辨，扎根于存在主义的精神土壤，以美国为主要的写作背景，对美国社会的人、事、物进行了深刻的观察和剖析，或委婉或犀利地予以了批判，以入世之心，积极地介入到社会生活中。

纵观桑塔格一生的创作，虽然表面上看来内容庞杂，形式多样，但是她对虚构作品的关注却贯穿始终。1967年桑塔格在引起批评界震动的文集《反对阐释》的英国版自序中表明，自己最钟情的依然是虚构创作。这个立场始终未加改变，例如在谈及1992年出版的《火山情人》时，桑塔格毫不掩饰自己重拾小说题材的喜悦之情，称自己在写作时“深陷其中，就像漫游仙境的爱丽斯”。而在完成最后一部小说《在美国》之后，这位勤于笔耕的作家向媒体表示她将继续开始下一部小说的写作，人物和题材都已基本确定，遗憾的是病魔使得这一计划提前终止。她认为“在虚构作品里可以采用多重视点，能让不同的人物有不同的感受，展示不同的情感或价值观”，有更大的发挥空间。虽然桑塔格自己看重作为小说家的身份，但是评论界总是不约而同地将视线投向她的批评论著，甚至有人认为她的专长就在于此。然而，如果我们对作家自己的声音充耳不闻，不将研究焦点进行适度的调试，那么我们至少将无法了解桑塔格留给后世的精神遗产的全貌。

本书的主体部分一共分为四章。

第一章以桑塔格20世纪60年代的两部长篇小说《恩主》和《死亡之匣》为研究对象，结合时代特征与作者本人的创作背景分析其中包含的对存在的深刻思考。在《恩主》中，桑塔格将自欺归结为存在的一种状态，依托不可靠叙述，借由扑朔迷离的梦境刻画出一个自欺者的形象，既揭示了她对自欺的理解，也表露了她对自己的一种嘲讽。《死亡之匣》里的主人公企图了结自己荒诞孤独的生命历程，但在死亡的临界状态，他将死亡恐惧寄托于血腥的想象，以谋杀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来证明“我在”。其实在一个孤独的个体自杀与谋杀背后，还隐藏着一个宏大的时代叙事，即美国与越南之间的那场战争以及由此带来的大规模屠杀。桑塔格以个人行为的荒诞为书写对象，矛头却直指战争的恐怖与荒唐，由此为小说镌刻下深深的时代烙印。在这两部早期的小说中，桑塔格除了深切关注人类的存在状态之外，还赋予写作另一重意义：宣告自己的存在，将“我写作故我存在”的口号付诸了实践。

第二章聚焦于桑塔格的短篇小说集《我，及其他》，并将中文版选入的《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包含其中，剖析桑塔格在不同时期对存在主义的一个核心概念——“自由”的不同理解和表达。发表于20世纪60年代的《假人》和《美国魂》分别从带着时代特色的新兴“复制”技术和妇女解放运动出发，寓言式地描述了两个颇具典型意义的中产阶级男女主人公在自主选择中踏上的自由之路。前者戏说了现代都市人“强说愁”式的精神困惑，后者则反思了妇女解放运动中的“性解放”的误区。桑塔格写于20世纪70年代的《杰基尔医生》是对《化身博士》的改写，刻画了一个在战争的阴影中无所归依的现代人，为追求所谓的自由而求助于神秘的力量，甚至愿意变身为邪恶的人，以恶行来寻求救赎。主人公的自由征程之所以徒劳无功，是因为人不可能享有不具任何道德约束力的自由。直视个人的处境，理解自由的限制，自由其实并非遥不可及。《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是桑塔格在20世纪80年代艾滋病开始为人所知并谈“艾”色变之时发表的一部短篇小说，不可避免地镌刻着鲜明的时代印记，探讨了自由与责任的关系，并与其后的《艾滋病及其隐喻》相互呼应。在放浪形骸地享受所谓的自由后，小说中的人们不得不吞咽下这种不负责任的自由的苦果，但与此同时，他们又战胜了内心的恐惧，勇于承担责任，以温情化解疾病带来的各种心理危机，迈向了真正的成熟。

第三章研究的是桑塔格20世纪90年代的小说《火山情人》和剧本《床上的爱丽斯》，以“他者”作为解读的切入点。《火山情人》虽以男性为标题主人公，但真正关注的却是在男性的影响之下作为“他者”的几位女性人物。桑塔格在传统历史小说的叙事基础上进行了大胆的创新，让这些无法自我言说的“他者”在小说里发出了自己死后的声音，这是她们的生存之辩，也是她们倾诉出的生存之痛。在剧本《床上的爱丽斯》中，桑塔格戏仿《爱丽斯漫游奇境记》虚构了一场疯狂的茶会，邀请几位具有代表性的女性前来参加，试图表达女性遭受性别压迫的愤怒之情，但这场茶会最终不过流于一场空谈。女主角爱丽斯将自己囚禁于室，卧床不起，与一个入室行窃的夜贼展开言语的交锋，在想象中大获全胜，但是所谓想象的胜利只是女主人公掩盖其无力抗争的事实，性别反抗也仅仅停留于意识层面。在这两部作品中上演了一幕幕精彩的“他者”故事，然而遗憾的是，我们从中只看到了作为“他者”的女性群像，而没有看到一个团结起来共同奋斗的女性群体。

第四章具体研究桑塔格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在美国》。在这部以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为蓝本的作品中，超越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着眼点。桑塔格将女性、戏剧和美国这三个她热衷的元素结合起来，分别从自我重塑、发现美国和写作中时空的自由转换等方面延续了她对“他者”问题的持久关注，宏观地回答了在新旧世界的冲突中，如何寻求调和途径的问题，也表明了她追求写作的积极意义、借由笔下人生而超越自我的立场。在桑塔格看来，作家还应该是一个时空旅行者，能够自如地在历史与现实中穿梭，以史为鉴，关注现实问题。

本书在结论部分指出，桑塔格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思索存在，探讨自由，书写“他者”，畅谈超越，坚持文学的社会功能和文学家的社会职责，是一个视“介入”为己任的入世的知识分子。她在不同阶段创作的虚构作品远非象牙塔里的遁世想象，而是时刻关注社会现实的结果。不妨说，她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她对存在主义的深刻认识，将这种“能够走出学院大门进入大千世界的哲学”贯彻到行动与写作之中。她不乏谬误之处，但她始终坚守着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重视并绝对捍卫精神生活，是当之无愧的知识分子的典范。

1.  汉娜·阿伦特曾对桑塔格的处女作《恩主》毫不吝惜地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她给出版人回信说：“我刚看完桑塔格小姐的这部长篇，感觉写得不是一般的好。我表示真诚的祝贺！你可能是发现了一个大作家。当然，她非常有创新性，她已经学会运用其与法国文学相一致的创新风格。这很好。我尤其佩服她能做到前后严丝合缝，她决不让其幻想‘跑野马’，她是怎么能够从梦里提炼出一个真实的故事的……我高兴极了！我很乐意去参加首发式。”至于西蒙娜·德·波伏娃，在桑塔格1971年逗留巴黎期间，由于赏识这位后起之秀，她将自己的电影制作权无偿地给了桑塔格，从而“表明了后者新的身份”，也就是“像其他欧洲国家一样，法国欢迎作家……当导演，而这正是桑塔格所企盼的身份”。当时的桑塔格正在向电影界进军，虽然影片最后并未拍成，但波伏娃的支持给了她巨大的支持和鼓励。详见：ROLLYSON C，PADDOCK L．The Making of an Icon[M]．New York：W．W．Norton，2000．译文参考罗利森，帕多克．铸就偶像：苏珊·桑塔格传[M]．姚君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89，184.
2.  此处及下文中所说的20世纪60年代，是表示通常意义上的纪年，而非美国历史上被称为“The Sixties”（本书中统一表述为“六十年代”）的一个特定的年代。前者始于1960年，止于1969年；而后者的上下限学界仍有不少纷争，比较统一的观点是始于1960年肯尼迪总统上台，终于1974年尼克松总统辞职。具体参见：斯泰格沃德．六十年代与现代美国的终结[M]．周朗，新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导言1；郑春生．拯救与批判：马尔库塞与六十年代美国学生运动[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350-351.
3.  罗利森，帕多克．铸就偶像：苏珊·桑塔格传[M]．姚君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82.
4.  努涅斯．永远的苏珊：回忆苏珊·桑塔格[M]．阿垚，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63.
5.  刘禹．美国著名文艺评论家苏珊·桑塔格逝世[EB/OL]．新华网，2005-01-11[2012-03-03]．http：//news.xinhuanet.com/herald/2005-01/11/content 2443878.htm.
6.  Natalie Wood（1938—1981），美国影视演员。
7.  Kenny G.（1956—），美国音乐家。
8.  Mary Baker Eddy（1821—1910），基督教科学运动的发起人。
9.  Niccolo Paganini（1782—1840），意大利小提琴/吉他演奏家、作曲家。
10.  桑塔格．同时：随笔与演说[M]．黄灿然，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184.
11.  桑塔格．同时：随笔与演说[M]．黄灿然，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213.
12.  盛宁．二十世纪美国文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144.
13.  其他两个译法是“归于沉寂的美学”和“静默之美学”，但在近年的桑塔格研究中，“沉默的美学”出现的频率略高一些。
14.  盛宁．二十世纪美国文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145.
15.  王予霞．苏珊·桑塔格纵论[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124.
16.  李均．存在主义文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2.
17.  庞元正，丁冬红．当代西方社会发展理论新词典[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42-44．该词典梳理了存在主义的源头、历史沿革以及主要代表人物和思想。
18.  COTKIN G．Existential America[M]．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3：7.
19.  巴雷特．非理性的人：存在主义哲学研究[M]．段德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18.
20.  巴雷特．非理性的人：存在主义哲学研究[M]．段德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22.
21.  SONTAG S．Reborn：Journals and Notebooks 1947—1963[M]．New York：Farrar，Straus，Giroux，2008：3．译文参见：桑塔格．重生：苏珊·桑塔格日记与笔记（1947—1963）[M]．姚君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1.
22.  详见：徐贲．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125.
23.  详见：王予霞．苏珊·桑塔格与当代美国左翼文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128.
24.  详见：王予霞．苏珊·桑塔格与当代美国左翼文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218.
25.  COTKIN G．Existential America[M]．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3：1.
26.  COTKIN G．Existential America[M]．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3：1.
27.  徐贲．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123.
28.  巴雷特．非理性的人：存在主义哲学研究[M]．段德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9.
29.  巴雷特．非理性的人：存在主义哲学研究[M]．段德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9.
30.  巴雷特．非理性的人：存在主义哲学研究[M]．段德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9.
31.  巴雷特．非理性的人：存在主义哲学研究[M]．段德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10-11.
32.  巴雷特．非理性的人：存在主义哲学研究[M]．段德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9.
33.  默多克的早期作品深受萨特存在主义的影响，继1953年第一本哲学著作也是首次向英伦思想界介绍欧陆的存在主义思潮的《萨特：浪漫的理性主义者》（Sartre：Romantic Rationalist）之后，此时她正在创作一部存在主义色彩浓厚的小说——《沙堡》（The Sandcastle，1957）。参见：许建．于无声处觅弦音：从《沙堡》看艾丽丝·默多克的另一种自由[J]．外国文学评论，2010，（3）：84-93.
34.  罗利森，帕多克．铸就偶像：苏珊·桑塔格传[M]．姚君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51.
35.  罗利森，帕多克．铸就偶像：苏珊·桑塔格传[M]．姚君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59.
36.  王予霞．苏珊·桑塔格与当代美国左翼文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218-219.
37.  罗利森，帕多克．铸就偶像：苏珊·桑塔格传[M]．姚君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183.
38.  罗利森，帕多克．铸就偶像：苏珊·桑塔格传[M]．姚君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184.
39.  王予霞．苏珊·桑塔格纵论[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185.
40.  王予霞．苏珊·桑塔格纵论[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68.
41.  列维．萨特的世纪：哲学研究[M]．闫素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序7.
42.  黄梅．桑塔格与《沉默的美学》（桑塔格散文选前言）[EB/OL]．人民网《读书》频道，2006-09-08[2012-09-15]．http：//book.people.com.cn/GB/69839/70769/70792/4796531.html.
43.  桑塔格于1973年写作了长篇论文《走近阿尔托》（Approaching Artaud），具体论述法国戏剧理论家、演员、诗人、“残酷戏剧”（Theatre of Cruelty）的发起人安托南·阿尔托（Antonin Artaud，1896—1948）。
44.  桑塔格．在土星的标志下[M]．姚君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70.
45.  ROLLYSON C．Reading Susan Sontag：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Her Work[M]．Chicago：Ivan R．Dee，Publisher，2001：162.
46.  BROTHERS C．Educating the Heart[J]．Meanjin，2004，63（1）：73-86.